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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家口陷落看中共
作者：刘乃光〔张开〕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刘乃光，号称彭述之的大弟子，彭述之一方政治顺口溜的背诵狂，读者的老熟人了。本文内容围绕解放战争初期张家口陷落而展开，批中共对蒋帮政权过于妥协，在他的其它文字里已多有重复。我这里也不谈了。
值得关注的点，至少有一个：1945年以后，国民党一度认为自己优势太大了，应该通吃国家主导权，分权给其他党派是傻白甜行为。本文也认为45-46年间，国民党抓紧时间准备了，中共貌似被动了，地盘越来越小。这恐怕也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政治观察者的真实看法。最近20多年，国内关于1945-47年间社会政治演变的研究，进展较大，但从工人阶级角度分析文献、探讨社会革命话题的严肃研究，目前基本是空白，这其中就包括了：国民党这个干啥啥不行、统治第一名的秩序捍卫优等生，是如何从貌似赢面很大，迅速转入力量衰竭的？它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秩序，在那段时间里，出了什么状况？
正当人们幻想经过上层的协商谈判，和马歇尔的和平斡旋去解决国共间纷争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即利用这幻想顺利地准备好进攻「解放区」了。它从占领长春、打通东北的铁路线开始，便以压倒的优势逐渐攻夺了「解放区」大部份的重要据点，克服了中共支配下的许多主要区域（如中原区、苏北、皖北、山东、山西、河南和热河等「解放区」）。据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十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中承认：政府军队九月来已占领了「解放区」一〇七座城市，五千多村庄。随着淮阴、承德这些战略要地之失夺，最近连他们誓要「战至最后一人」的张家口也被攻下了。张家口是「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失掉它就等于失掉冀察热绥及晋北间的联系，使平绥及津浦线得以打通，进而威胁哈尔滨。它的失守不但在军事战略上发生严重的影响，而且予中共乃至民主运动以精神上莫大的打击。这是一个悲惨的失败！但为什么会这样地失败，失败的教训究竟在那里呢？每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必须用冷静的头脑去分析和接受这教训，以领导民主运动避免下一次的失败，而不应用眼泪甚至自杀去伴送它。
首先，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奇曾经说过，军事是政治的延长；这句有名的话是列宁在「战争论」笔记中备加赞扬其正确性的。它昭示我们：进步的政治可助长军事的优势。假如进行战争的政策正确，能够真正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末，获得了利益的人民将会牺牲一切来护卫这战争，甚至对方的兵士也会被吸引而掉转枪头去反对他们的反动领导者的。法国大革命中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之坚决拥护拿破仑对外国的战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时工农誓死抵抗各国的围攻和白军的内战——都是历史上很好的先例。假如当时没有那些进步而澈底的社会上经济上的立法，则这两个新生的制度都是无法抵御强大敌人的攻击和战胜的。
在今天的中国，内战的一方——中共的军队之抵抗政府军队，固然是反映农民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不满，要求一种民主政治的改革，而且在一部份农村方面进行着某种的土地改良政策，姑不论这种改良是如何的微弱而不澈底，但它仍然是进步的，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但我们并不仅仅以这一点改良为满足，因为它是那么的不够，不足以连结起全国极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使一切城乡的同盟者都团结一致地誓死反抗敌人，瓦解敌人。这弱点对中共的军事行动是致命的。对于这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检视，然后才能明白人们将一切失败责任全部推在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点上是否正确。
中共自从抗战开始即取消了土地革命后，对贫苦佃农的让步，一直都只限于二五减租方面，而这种减租减息又是以保证缴租缴息为「互惠条件」的（它常常自夸曾费了无数气力才把拒绝交租的「过火行为」遏抑了下去）。抗战结束后，由于国内军事形势对中共的日益不利，加上农民不断要求土地的压力，才迫使它不能不稍为看风转舵，没收一些汉奸地主等的土地给农民。关于这种转变的被迫情形，据本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最近在中国考察」的「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该报介绍语）罗辛格的「中国的土地改革」一文说：
刘少奇与笔者谈话……「我们在战后并不要改变我们的政策，但是几百万农民纷纷起来要求土地改革」……
毛泽东特别说明：「在有些地方农民采行行动极速，因此共产党反落在后面」。同时刘的谈话又为我提供了运动的一点侧面资料，「许多共产党人出身地主阶级，他们的土地也被农民们所占。」他说共产党当局正劝告农民凡对抗战有贡献的地主，慷慨一点。
但即使是被迫的分配土地，一般说来也是不损害地主的「所有权」的。九月二十日文汇报的北平通讯中，曾这样报导「解放区」分配土地的情形说：
在乡村中，每一个人可以领到三亩田，他们对自己的三亩田有「耕种权」，耕种权可以出售……地主们仍将他们以前的地契拿在手中……他们还有土地「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仍可随时出售……现在乡间田地每亩约可售三十万元，这价钱并不比国民党辖区的价目低多少（甚至还要高些），所以地主也还满意。
这篇通讯的作者综合平津各报所载政府在收复区所拟推行的土地办法后，做结论说：「果然这几项办法都能好好实行，则实际上与中共时代（即指国军收复前的「解放区」——光）并没有什么大分别」。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今天在「解放区」中实行的政策，是企图代表农村各阶层利益的。而农村中的阶层又是那么的复杂，因而反映各阶层利益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它的领导机关操纵在富农的手中，整个说来是维护富农而牺牲贫农利益的。这和过去在山上建立苏维埃时代表贫农反对富农的政策恰恰相反。文汇报特派员重野的「哈尔滨归来」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一部份地主（除了恶霸被清算斗争的外）在调整租佃的关系上，还保留着很大的收益，这种温和而非暴力的政策，绝不是江西时代的作风」。（见九月三十日该报）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中共正式公布的土地改革法令，但根据文汇报及其他报章杂志上见到的那些零星报导，再证之以中共有名理论家华西园（华岗）在中国农业协会第八届年会中的报告，上引的话大体上可说是真实可靠的，与中共的一贯政策相符合的。它现时与抗战期间的政策一样，在乡村和城市都害怕而且反对别人提及「阶级斗争」四个字。（虽然内战本身已经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了！）它一心一意只在倡行阶级合作，因为它的目标是要联合各阶级共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正因如此，它对于下层工农群众改良生活的要求大都认为「过火」，必须加以遏抑，而劝诱他们对地主富农以至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让步。所以今天在农民普遍要求土地的强大压力下虽然被迫要对他们让步，结果还只是非常缓和的，不普遍和不澈底的；它还不敢无报偿的完全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只将某一部份汉奸或恶霸的土地耕种权分给农民。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农民分得这种耕种权呢？我们不知道。但这种不澈底的调和政策得不到全国大多数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却是可想而知道的。
中共固然没有以澈底的土地改革去团结一切贫苦农民的力量，同时也没有以真正的民主政纲去连结起全国民众的利益，以争取普选的国民会议之实现去联合一切城乡劳苦大众，共同抵抗美式配备的政府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它过去是，现在也还是纯粹为着自己的代表名额、统治区域和军队数量等问题，在和国民党讨价还价。对于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即使毫未经过民主方式选派代表，毫不代表全国民众的意志，毫无解决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一切都可以不管，只要国民党从绝大多数的指定代表中多让一部份名额出来，它便愿意参加了。因为它所要争取的只是「联合政府」，而不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后一口号虽然曾经昙花一现地给人们提出过来，但马上又被收进口袋里了。
可是，历史——特别是近一年来「协商」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共企图经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联合政府，不幸反而给国民党以战略时间，充分准备停当，然后无情地进攻「解放区」。什么停战协定、政协决议，都只是备战的幌子而已。现在，失掉许多重要据点之后，人们仿佛已恍然大悟，连呼「上当」了。但教训虽然异常新鲜，而协商的覆辙还是要重蹈一遍的。事实上，它的代表周恩来又已赴南京谈判了。
国民党政府在攻陷张家口同时，发布了下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的法令。这一方面显然是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共，把中间的「民主派」拉到自己方面来，进而在国民大会中正式通过「敉平内乱」的「民意」。中共在政治上被孤立起来，军事上又遭逢不断的大打击，「解放区」更加缩小而且陷于被隔离的包围中，不但难于像从前那样扬言要另行召开解放区的国民大会，而且愈来愈走投无路了。他们今天虽然又在强调和希望美英苏三国共同调解国共间的纷争。但这三方的「友邦」都相继发表声明否认这种帮助和调解。即使这希望成为事实，也只是在这两党原有的严重矛盾之外再加上国际间纠纷的因素，结果，经过表面上缓和的暗中酝酿之后，不久仍将爆发更尖锐的纷争而已。
共产党既然不能代替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也不能完全征服共产党，国共两党以至「友邦」都无力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因为各方面的利益冲突都是无法调和的），唯一有力量而且有权利解决的只有全国人民大众自己。而要全国民众起来解决一切问题，则只有用普通选举推选出来的国民会议，才能真正连结起全国民众的利益，唤起其政治觉醒，集中其意志与力量，去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如国共的纷争、「耕者有其田」、关税自主权、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如果抛开这唯一正确之路而去另寻「捷径」，幻想奇迹，以为和平地经过协商调解便可成立联合政府，那结果只能一步步推到无可挽回的失败深渊吧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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