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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第三方面”
——评施复亮与平心二先生的争论
作者:翟光〔刘家良〕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对内战期间两名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之间的“理论”争执进行了分析。虽然这两名政客的理论“分歧”在内战和社会激烈变化的背景下,实在显得有些可笑,像是一出在自娱自乐的滑稽剧,但事实上,现在正有很多很多被逐渐显露出来的阶级斗争而唤醒的所谓“左派”“左人”,在从翼赞现有秩序的粪坑中出来,而掉入这些资产阶级政客理论的另一个粪坑:把改良视为一种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把进步视为革命。他们个人的想法如何“进步”自然是不重要,但这种思潮也切实地反映了一些事情:阶级斗争对所有人来说正在从被掩饰,被故意忽视的事情变为无法用花言巧语来避开的事实。
阶级斗争既然已经显露出来,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各种势力就必然要想出理论来理解它,来向群众解释它,甚至于像赌徒一样去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而对于已经许久没有直面过阶级斗争的“赌徒”们来说,想要利用阶级斗争就只能从前人那里取经了。而民国的改良主义的经历便成为他们理解的“符合国情”的“革命”方式。(而他们和内战期间的改良主义者一样,也没有胆子和能力去直接从利维坦(蒋记)眼皮底下去参与阶级斗争乃至取得工人的支持)。
回到本文,文中又是基本一点没提这些改良主义者是否取得了什么群众的支持,而只有对他们理论上可笑的错误的嘲讽和对他们的阶级立场的分析。文中说:“……的理论不过是抄袭“新民主主义”和“橄榄论”而已”。理论上可能确实是这样,但这些改良派有中共对农民那样大的掌控力吗?有经历长期武装割据和反复摇摆锻炼出来的一帮出色的“进步”官僚吗?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些改良主义者提出的空中楼阁对他们根本没有吸引力,因为如果能改良的话,国民党早就拿改良来收买中共了,这些改良主义者所幻想的“议会政治”在动荡的内战时期也是根本无法被军头和大财阀所接受的。
而这些,也是现在某些“左人”们所面临的“困局”——没人需要收买他们,他们获取筹码的渠道也已经被堵死了。现在他们如果想要吃点残渣剩饭,那就只能去丢下“革命”的外套,去踏踏实实地做秩序的狗腿子了。而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生活也必然强迫所有“左派”选边站,要么倒向“进步”的反革命势力,要么……。
李星按:解放战争中期以前,资产阶级反对派一直妄图让共产党替他们扫清分享权力的道路。本文反映的,是当时这一政治现象的某个瞬间。文中对施复亮等人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思路,进行了分析,对21世纪的中国工人,有一定启发意义。
当然,作为彭述之一方的刊物,文章结尾照例“群众在寻找新的领导,需要一个新党(我挺合适)”。
再论“第三方面”
最近关于“第三方面”或“中间派”的问题,又引起争论,主角是施复亮与平心两位先生,他们特别声明这一争论是站在共同的政治营垒内的,所以他们称此为“对内的批评工作”。这一争论之值得我们注意,并不在于他们所争论的政治内容具有什么价值,而是在于他们在争论过程中所暴露的真面目:一个是忠实的“中间派”,另一个是掩掩饰饰,装模作样的小资产阶级论客。关于这一点,现在让我们耐心的指出。
一.施复亮先生的政治
施复亮先生在他连续发表的“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与“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已毫无掩饰的把他的政治理想表露出来。他认为他的“中间派路线”的政纲具有三个主要的内容:第一,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它“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第二,“建设新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还“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联合工人贫农和左翼党派“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但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至于实现这个政纲的政治基础就是笼统括入“中间阶层”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施先生这种政治理论丝毫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他只是简单地把过去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内所发挥的“理想”改头换面的重背一遍吧了。他的先辈早就认定要在中国实现一种“全民政治”或反特权阶级的百分之百“民主政治”。而且早就认定要“发展资本主义”而革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并“和平地”转变到“社会主义”或甚至“共产主义”中去。至于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观察,孙中山先生也照样认为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民族资本家应该联合工农,国民党应该联合共产党去反对“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及“土豪劣绅”。
这种政治理想能否由民族资本家联合工农或国共合作来实施,过去二十余年来的历史事实已明确的答复过了,而其不能实现的原因,我们在“论第三方面”文中(见本刊第十一二期合刊)也已大致上明确的指出过了,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复我们已说过的话,而只是指出这一点:原先施先生之在“第三方面”队伍中,或更正确地说,他之在“左派”队伍中提出这种要求独立的论调出来,也就是要求“民族”资产阶级自觉地重新掌握“左派”的领导权,他之要求不要“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就含有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要求小资产阶级“独立”起来,而是要求“民族”资产阶级“独立”于“左派”之外,这才是施先生在“中间派”的烟幕弹之下所隐藏着的主要动机,不管他本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恰在这个问题上,他引起“左派”论客——平心先生的一种“喜剧式的误会”,展开了这次论争。这个论争仅仅是在一个更黯淡的背景中,过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论争的延长而已;一个主张“民族”资本家联合工农,对“共产党”不能做无原则的迁就;一个主张把公式倒置一下,让工农联合“民族”资本家,幻想长期的联合,永久的联合,不主张提出“独立”这一类不详的字眼,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帮助“敌人”了,哪个敌人?——“买办资产阶级”!
二.施复亮先生眼中的“中共”
施复亮先生为了保护他的“中间路线”,他竭力指出三条路线,即“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右翼党派所走的反动路线”,“代表工人贫农的左翼党派所走的革命路线”和他自己的“改良的政治路线”。施先生在这里表明得非常清楚。他是站在“民族”资本家或“中小工商业家”的立场上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以及“跟左翼党派合作”,但仅仅在这一条件之下:即,工农及其政党放弃“暴力革命”而服从“民族资产阶级”(施先生又称之为“中间派”)的“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路线”。假如工农采取“暴力革命”,则“民族资产阶级很少有参加的可能”。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施先生把这次“共产党”的纯军事抵抗也称之为“暴力革命”,加以“善意”的批评,希望“浪子回头”,回到“民族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和平的”温床中;同时也顺便地贬责一下“官僚”资本家,称他们一切的反动政策将要(甚至已经)迫使“左派”走向“暴力革命”。施先生之这样做当然不是表示他没有认识“共产党”,不是的,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至少已超出一切“左派”之上了,他承认“目前中共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政党,并不是以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为基础的政党。”他甚至承认“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即近代工厂工人),绝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或小生产制下的农民。中共能够同意政协路线的客观原因,就在这里。”而施先生称赞中共的“领导者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正确的认识”的也就在这里。但尽管如此,施先生仍然称目前中共的武装抵抗为他所不赞成的“暴力革命”,甚至仍然怀着一种半忧惧,半阿谀的口吻称“中共”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历史任务”,他之这样做显然是反映一切国际资产阶级的心理:下意识地把国共的战争与美苏未来的战争连接起来,“尽管各国的共产党已走了妥协甚至自顾叛卖的‘中间路线’,但他们与莫斯科仍有连接;又尽管莫斯科的官僚已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种种让步,甚至已扼杀了十月革命的一切传统,但国有财产仍然保留!”这就是一切资产阶级的心理,从丘吉尔到施先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施先生就是从这种心理出发,主张“不可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而且不管“中共”如何妥协,如何已堕落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仍旧不放心它的苏联“背景”,它的“理论上”(口头上!)的“革命”!事实上,全部施先生的政治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害怕革命到死的反映!
三.平心先生的“民主与反民主”学说
我们弄清楚施复亮先生的政治立场与“阶级基础”之后,我们转而注意他的论敌——平心先生。从这位先生的全般理论(假如称得上理论的话!)看来,他无疑是以施复亮先生所称的“左翼”或“革命的”“左翼”而出现的,他那篇《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的非常冗长而又繁琐不堪的万言书,已标明他是站在“左翼”的立场来批评他所“敬仰的师长之一”的了。但不幸,这位“左翼”作家的论据却充满矛盾和混乱,至少缺乏他的“师长”那种忠实和明确的“阶级”立场。
首先,平心先生也承认,“第三方面”形成的阶级根源除了一般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饱受外资压迫与封建束缚的中等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点,他与他的“师长”没有不同的地方,所不同的,就是施复亮先生站在明确的“民族”资本家立场上,提出一个政纲出来,而他的学生——平心先生却认为“民族”资本家“还表现犹豫与动摇,不能成为第三方面的中坚力量”这个意思是说,“民族”资本家还没有坚定下来,还不大敢信任“左翼”,施复亮先生立即教训他说,“正因为如此,中共应该彻底放弃武装和任何‘暴力革命’,让同盟者‘民族’资本家镇定下来”。
“但是”,平心先生争辩道,“在国内两大政党,反应社会阶级的剧烈化,而进行残酷战争的今天,政治势力的两极化是必然的趋势。”为了证明“中间路线”之不可能,这位平心先生竟迫得偶然把久已藏起来的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半生不熟地搬出来,他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证明“中间阶层”(包括“中间”民族资本家?!)已日趋“两极化”和“没落”。但是,这位先生却从这个不可辩驳的大前提生硬地得出一个非常可笑的机会主义结论:“欧美各国中间党派”“比较战前进步”了,中国的中间党派自然也跟着进步起来,因而全世界(包括中国)便自然只有民主与反民主的对立,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对立,前者已淹没了后者了!结论出色地推翻了前提!因为整个世界的阶级关系按照平心先生的大前提所指出的,应该是中间阶级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间民族资产阶级”趋向于大资产阶级,而下层小资产阶级则跟着工人阶级走,那么,天然的结论就是:在国际上,工人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去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迫切了;在中国,则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小资产阶级才能实现它的民主改革的愿望。但平心先生的结论却证明目前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层小资产阶级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候,而是工人阶级应该拖着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与各种自由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甚至“国民党的进步力量”或“民主派”或“民主运动中的宿将老兵”结成“比之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革命战线规模更大的民主联合阵线。”而这个“联合战线”,假如我们的记忆不错的话,就是一九二七年悲剧的根源。平心先生声明这一次需要一个规模更大的“联合战线”,那么,未来的悲剧将必然也是“规模更大的”。
为什么呢?我们记得在前一次联合战线,甚至在“抗日”的“联合战线”当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坚决地掌握了领导权,中共则总是慷慨地为了顾全“联合”把领导权让给他,这一次,“规模更大的民主联合战线”尚未形成,但施先生已无误的提出首先确保“民族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独立性(读作“领导权”)!平心先生全部理论的背叛性就在这里:他一方面不否认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亦即阶级斗争的激化),另一方面却认为目前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斗争仍是“进步”或“民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联合工农与“反动”的资本家地主相对抗的“民主斗争时代”,这是引导中国民众走向一九二五——二七年覆辙的捷径。但平心先生的理论不是独创的,他只不过抄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橄榄论”而已,而后者的理论则直接继承一九二五——二七年,史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的“四个阶级联盟”学说,假如追源溯本,则“四个阶级联盟”学说的真正创立者自然是孟什维克。目前距离“更大规模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成立期尚远,平心先生还有充分的时间贬责“民族”资本家“犹豫与动摇,不能成为第三方面的中坚力量”,但他的“师长”施复亮先生却毫不“犹豫”,毫不“动摇”的提出应该首先将“领导权”让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路线!好一个“师长”,好一个“学生”!此事之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恰好就在于一个永远“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政客——暧昧苟且的小人物不能不“敬仰”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师长”。
四.中共的政纲就是“中间派”的政纲
但最有讽刺意义的事情还在这里:施复亮先生替“民族”资本家提出的一个政纲不仅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符合,而且与毛泽东全部“新民主主义”路线也没有出入。正因为如此,平心先生没有,也不能够替“左翼”提出一个独立政纲来对抗施先生的政纲,他只能拿“民主与反民主”“两条道路”“两极分化”之类的空洞而又模糊的字眼来抹去“中间路线”,他不知道,施先生划出的三条路线:反动,革命,改良,是完全合乎“民族”资本家的标准的,他之所谓“反动”是指“官僚买办大地主”的“反动”,他之所谓“革命”是指“工农”的“社会革命”,他之所谓“改良”是指企图避免彻底改革的“折衷”政策或“中间路线”。平心先生仿佛以“工农革命家”的资格冒然出来指责施先生的“中间路线”走不通,在这一点上,他活该遭逢他的“师长”的更多斥责!问题不在于名次的争论,而在政治的内容,你赞成“政协决议”么?这就是我的“中间路线”。而且还有一连串的历史的事实证明:“在北伐以前及北伐时期,中共曾经支持过国民党左派(即整个政治战线上的中间派)的中间路线;在去年十一月以前,中共也曾经支持过中间性的政协路线。”还有,还有,在经济政策上,中共更作了极大的让步: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奖励民营企业,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实行劳资合作,并停止没收土地。在政治上也作了原则性的让步,即放弃苏维埃制度,承认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这些都是证明中共倾向的中间路线,无意坚持独特的左翼路线。”这真是一针见血,真是透彻的“对内批评”。(我们只有一点不敢苟同的,就是施先生认为“中共”仅仅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才支持“政协路线”,事实上内战发生后,中共还在继续支持“政协”和“联合政府”路线。)平心先生仿佛还以为站在“革命路线”上批评“师长”的“中间路线”,但他的“师长”却毫不留情的戳穿他的假装的立场:你们“左翼”的路线,(甚至你们的“民主联合战线”)就是我的“中间路线”呀!所不同的是我,施复亮,坦白地承认“民族”资本家在中间路线中的“独立性”,而你们则羞答答地尚以“左”的姿态半推半就而已。
施复亮先生说,目前只有“反动”和“革命”,“改良”,三条路,平心先生说: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条路。施先生立即给他的学生指点说:“你的民主路线就是改良路线,而改良路线的别名就是中间路线”。“师长”敢说“中共无意坚持”“革命路线”,学生不敢说:“中共倾向中间路线。”这就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与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分别。
五.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施先生的“新调”除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独立要求”的压力之外,还含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他还曲折地反映着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工人阶级对内战厌倦,对统治者憎恨,对“左翼”领导者的妥协无能开始失望,因而强烈地要求新出路的倾向——一种进步的中派主义倾向。无论施复亮,无论平心,他们的“政治路线”的最后的目的就是企图把这种倾向纳入“民族”资产阶级的狭小河床中,维护私有财产的“民主联合战线”或“中间路线”中。这才是中国危机的真正所在——从一九二五——二七年到现在。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推开这些历史障碍物,揭破他们的欺骗,把摸索第三条道路的民众引向历史的正当出路上去,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切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促成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新的革命党,目前中国正需要这个党。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一日
感谢 萨马斯特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