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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批评苏联、共党、左派人士与联合阵线的讨论
作者：李永健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3期
李星按：本文主要内容是彭述之一方解释自己的政治态度，为何既批判执政的国民党又批判与国民党对立的中共，以及为何批判苏联。
本文的解释，是比较弱的。举孙文和列宁的历史先例证明自己的正确，但并没有具体解释自己的批判，为何就类似于这两个先例。事实上，从彭等人的诸多文字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共的批评常常抹杀了后者与执政者阶级对立的一面，而且就在本文中，就自相矛盾地一面断言中共在红军时代“专事军事冒险”，一面又说红军时代确实进行了土地革命。这种拙劣的文字把戏，不值得多说。
值得一说的，是“正确的批评”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且不论彭述之是如何拉虎皮做大旗，列宁当初的论战为何产生了影响？1920年代初，列宁为何无法阻止工人国家的举步蹒跚？1905和1917年托洛茨基的文字，为何能推动工人行动？他在30年代的诸多分析，为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影响为零？
关于批评苏联，共党，左派人士与联合阵线的讨论
编辑先生：
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我还有一颗年青的心，它靠一种年青时的理想所培养，还不断在跳跃着，更不断在燃起我的求知欲。正由于这种求知欲的驱使，才令我意外从报摊上不受人注意的一角发现了贵刊。从名称上看来，虽然仿佛是与我无缘的；但稍微翻看一下，我却显然给一种新鲜的论调吸引住。这虽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但从那时起，我便愈来愈注意起贵刊来了！
为了经济条件的限制，使我不能辅购第九期以前的贵刊来阅读。可是，光从最近五期的文章中，就已经够使我了解：贵刊是具有一种与目下流行着的刊物不同的观点的。对于这种独立的观点，我大体上都能同意；而对于中国现时各党派以至国际关系的分析和批判，我也认为十分客观而深刻。不过，当我每次读完贵刊对于中共及“左派人士”等的评论后，虽然根据我目击一九二五——二七年及近年来的两次“国共合作”破产的痛苦经验，觉得很有道理，但仍不免发生一种怀疑：贵刊一面批评当权政党，一面又批评中共及“左派人士”；一面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一面又不以苏联当局的行径为然；但中共既然已经变成为改良主义的政党，今天却领导着一支农民军队在抵抗国民党的进攻，而那些“左派人士”也在以“争取民主”相号召；同时苏联也是一个工人国家。像贵刊这样对双方加以如实的批评，那会不会有利于当权政党及各帝国主义，以遂其反动企图；反之，为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实现，我们应否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不管其中有何种弱点也不公开加以指责呢？
上述的怀疑，我始终觉得很难下一结论，我周围的朋友中虽然也有赞否两种意见，但都不能提出充分的论据来释疑。因此使我试行写这封信给贵刊，如蒙详加解答，那就无限感激了！此致
思想解放的敬礼！
读者李永健上 五月十一日
永健先生：
读了来函后，我们首先应向你道谢！因为像来函中对本志态度这样坦率，具体而亲切地提出疑问，让我们获得一个机会来确切解答并表示我们的意见的，实在难得。以前也曾有人指责本志的态度是什么“平列态度”，就是说，人们认为本志对当权党和共产党，对美国和苏联，都加以批评，是取的“平列态度”，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不对，却没有明白告诉我们，以至无从解答。先生这次既已承认本志的态度是“独立”的，“对双方”的“批评”是“如实的”，问题只在于：（一）“会不会有利于当权党及帝国主义以遂其反动企图”；（二）“为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实现，我们应否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不管其中有何弱点也不加以指责呢？”像这样的提出问题，是实在而且具体的。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解答吧：
在解答第一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要请先生注意的是：你既承认我们对“双方的批评”都是“如实的”，这就等于说，我们的批评是反映了客观的事实，符合于客观的真理，我们的态度是严正的科学的了。加入我们这个推断不错，则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说，凡是“反应客观事实”，“符合客观真理”的，只能有利于进步的革命的事业，任何反动势力都是“利用”不了的。因为任何反动势力都是害怕面对着客观真实，不顾客观真理，因而与之背道而驰的。单从这一点，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可以说已在原则上给了一条答案了。
当然，在具体的事实上是颇为复杂的。因此我们还得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先以我国的历史事实作例吧。在辛亥革命前，确切点说，在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不但猛烈地攻击了满清政府，而且严厉地批评了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以致引起民报与新民业报间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因而当时便有不少好心好意的人们，认为同盟会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康梁，特别是梁启超在新民业报上所发表的思想，如刻毒地攻击西太后派的腐败，坚持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等等总算是“进步的”，至少是不坏的，同盟会的民报不应那样无情地抨击他，以至为“仇者所快”，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有利于”当时当权的西太后派，为她“所利用，以遂其反动企图”去了。但往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当时同盟会单只攻击满清政府，不坚决批评梁启超那种似是而非的君主立宪论，以民主共和国去对抗君主立宪，让那种立宪论在群众中继续活的支配的影响（在民报出版前，梁氏的思想和主张确是支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那么，推翻满清政府的辛亥革命是绝不会发生的，至多不过再重演几次戊戌政变式的悲剧而已。因为梁启超的新民业报，表面上虽激烈地攻击了当权的西太后派，但他的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论，对当时的中国不但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是一个障碍物，是在群众中散布幻想，在客观上帮助满清政府延长其反动统治。所以当时民报之批评梁启超派的思想，不但没有为反动派所利用，反面是在革命道路上肃清了一个最严重的思想上的障碍物，加速地结束了满清反动的统治。
如果认为上面的举例还不够充分，现在再让我们从国外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看。大家知道，在俄国自一九零三年以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经常是攻击沙皇政府，而同时又批评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特别是抨击孟什维克派的思想和主张的。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列宁一方攻击当权的立宪民主党，一方对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批评更是无情和激烈。因此，在当时某些庸俗的调和主义者（如著名的考茨基）便认为列宁的批评，尤其是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的严厉批评是不对的，就是说，是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以遂其反动企图”的。但假如没有列宁对于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对孟什维克的严厉批评，让它们在工农群众中继续保持其支配的影响，试问怎能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呢？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表面上虽声明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企图，但在实际上却是尽量与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立宪民主党谋取妥协，建立“联合政府”，以抑制工农的迫切要求（如面包，和平与土地等），阻止革命往前发展。假如当时没有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在群众面前严厉地批评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种种投机主张，种种妥协幻想，把群众从他们的蒙混下解脱出来，则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不但绝不会走上“十月”的道路，而且不可免地要倒退到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哥尼洛夫的暴动正是代表这一倾向），甚至回到沙皇的复辟方面去的。
像上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但由此已足够说明站在正确的观点上，批评任何在野派别的，甚至是号称“左派”的错误思想和投机行动的，只能有利于进步的革命的事业，绝不会为反动派所利用以遂其反动企图的。相反地，如果对于错误的思想和投机的行动（不管挂的什么招牌）不及时予以批评和揭露，放任它们去蒙混群众，引导群众走向迷途，那才是在客观上真正帮助反动派以遂其反动企图哩。最近二十余年来，各国共党所导演的悲剧就完全如此。中国“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及近年来的两次“国共合作”破产的痛苦经验”既为你所“目击”，我们无须多说。即以一九三六——三八年的西班牙革命来说吧。当时西班牙共党与社会党及资产阶级的共和党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但共党对于后两党的妥协与反动政策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变本加厉地助长了它们，以反对革命的左派和群众。所以结果仅仅是帮助了弗朗哥的胜利。一九三六年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失败，也全是如此。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形，正在重演以前的故事，如果不及时获得纠正，其惨败将是不可免的！
关于中共，你既承认它“已经变成为改良主义的政党”，那就是说，你已承认它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了。实际上，这个党早已变成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混合物。它有时专干军事冒险（在江西时代），有时偏向于政治投机（在抗战中），有时则二者双管齐下（战后），以至迷惑了群众，把群众引导到了不断失败和无谓牺牲的深渊。至于你说它“今天却引导着一支农民军在抵抗国民党的进攻”，这当然是事实。但中共今天领导的农民军，并不是真正为着解放农民，而只是将“农民军”当做政治投机的资本，以此来向当权党讨价还价罢了。例如农民（所谓“耕者有其田”）。但中共对于农民解放的这一根本问题确是变化无常的：它在江西时代，曾坚持并实行了没收土地归农民的主张；但后来为了和当权党“合作”，便又将它放弃了，而仅以“二五减租”为限；最近半年余来，由于“合作”的破裂，于是又把早已放弃的土地革命提出来，在某些“解放区”内开始部分地实施了；——这还不是明显地暴露出：把农民的土地改革问题，当做一种政治投机的筹码来向当权党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了吗？！而且，要真正解放农民，绝不是靠组织“农民军”可以达到目的的。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如果城市的工人阶级不取得决定的胜利，不获得支配一切的权力，农民是绝得不到真正解放的。中共最根本的，也是致命的错误，就在于它离开城市工人阶级而专事依靠农民，依靠农民武装，企图以此达到它的“成功”，但实际上只是遭受不断的失败，而且是徒然牺牲农民群众的极度悲惨的失败，以往的事实是如此，将来亦绝不会例外的。中共的“联合政府”路线，是年来叫的最响的。但这也不过是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老机会主义路线，这早已由俄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这次大战前西班牙革命失败的惨苦教训，充分证明了只是一种幻想，只是一条绞绳，我们这里无须多事解说了。
至于说到“左派人士也在争取民主”，好像就不应该批评他们。其实现时所谓左派人士所提倡的民主，固然一部分是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其中的领导层多半是想藉“民主”做跳板来爬上政治舞台，以遂其私图的。最新鲜的事实是：民社党和青年党的领袖及某些“社会贤达”们，在不久以前都是“也在争取民主”，并常常与现时的“左派人士”，乃至与中共领袖们在一起互相讨论，互相提携的。但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不是曾经“争取民主”的“人士”又变成了反民主的支持者了吗！我们认为真正“争取民主”，便必须对“左派人士”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加以批判，让民众的眼睛看得清楚，同时也叫野心家们不敢随便欺骗人民，利用人民来遂其私图，来替反动势力服务。
你说“苏联也还是一个工人国家”，但这话必须加以解释才不致引起误会。如果就苏联的财产制仍然为公有制，经济仍然为计划经济这一方面来说，是进步的，是工人的。但就它的政治制度，就它那纯粹官僚的波拿巴式独裁，就它那没有任何民主的格别乌的统治来说，却是反动的，非工人的。所以现时的苏联，可以说是双重性的，是一个堕落了的病态的工人国家。正因此，苏联在国内及国外的政策上，都表现了它的双重性。在国内，一方在十月革命创建的财产国有基础上继续进行计划经济，这是仍然含有进步意义的；但另方面，官僚们彻底消灭了由十月革命所创立的一切民主制（如工会，苏维埃及党内的民主制），用格别乌残酷地压制工农群众，用“清党肃军”割除了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及一切革命份子，任意享受各种特权，这就完全是反动的了。在国外，苏联仍以计划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经济，以军事保卫帝国主义的进攻（如纳粹德国的进攻），这都是含有进步意义的；但同时，克里姆宫主人为了要同任何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妥协，不惜放弃世界革命，不惜命令各国共产党投机取巧，对一切革命者造谣，迫害，甚至谋杀，......这一切都暴露了其彻底的反动性。这情形在战后便显得更尖锐，例如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各国，它一方容许农民没收土地，赞成某些工业国有化；但另方面却又横暴地抢劫当地的财物，搬移工业设备，要求战争赔款，抑制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苏联当局在我国东北所表现的行为更是野蛮而令人不可忍受：它在雅尔塔会议上竟要求恢复反动透顶的沙皇在中国所攫取的特权，占领旅顺，共管大连及铁路干线之后，又进而将东北的重要工业设备及物资囊括以去，致使东北的工业趋于毁灭，几十百万工人完全失业，陷于饥饿死亡；——想苏联当局这类抢掠和反动的政策，如果不加以批评和揭露，必然要被且事实上已经被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利用来打击苏联，并作为将来进攻的主要口实的。因此，我们认为“如实地”批评苏联，不但不会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恰好相反，而是最有利于真正保卫苏联的。因为要真正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必须批评克里姆宫官僚们有害于这种财产制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行为。最后说来，如果苏联的官僚独裁制不被清除，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是绝难长久保存下去的。今天美帝国主义只毫无顾忌地加紧准备反苏战争，便已明白地预告这一危险的临近了！
我们前面说的这样多，但还是只限于解答你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过经过前面一番颇为详细的解说之后，你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等于附带地答复了。因此，我们这里只须补充两点：（一）“为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实现”，“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是绝对必须的。但在“联合”阵线当中，对于任何“进步力量”的“弱点”都必须向群众加以“指责”。而这种“指责”不但不会为反动势力所“利用”，而且只有帮助团结真正的进步力量向前迈进，这正是辩证的逻辑。（二）联合阵线，绝不能只限于上层领袖们的共同谈判，主要在于联合群众去行动。假如必要时需要上层谈判的话，也必须坚持立场，把握原则，尤其必须保持在联合行动中的批评自由。如果随便就拉拢，对于联合阵线中的同路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予以及时的批评，那绝不是什么联合阵线，只能算是相互勾结的投机行为而已。
编者 五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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