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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讨论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4期
李星按：本文是彭述之一方为“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做的解答。关于彭等人一方为何这个口号，以前的录入分析也提醒过读者，这是他为了吸引学生，做的实用主义选择。现在看来，彭述之想要吸引的学生，大致有排斥国共两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对具体的阶级斗争没太大热情，从而容易接受“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斗争”等等特征。
就本文来说，我想指出一点：俄国在05-17年间，立宪会议这类口号能吸引很多人，包括在1917年，农民行动起来以后，吸引农民，是因为帝俄的统治框架一直未变，反体制的各种能量保持积蓄，并在“选票”这个方向上形成了一个最广泛的共识。40年代的中华民国显然不是这个状况。
编者先生：
我是一个北大学生，同时也是贵刊忠实的读者。在北方，我感觉得整个杂志界都是非常沉闷与浅薄。除了一些把「内乱」「统一」「共匪」等字眼一个个硬嵌入句子中去的文章以外；留下的便只有那些充满着标榜华莱士的「超新政」，「政协路线」，「联合政府」的呓语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开始苦闷，失望，一种潜伏着的命运观不自觉地控制了我的思想。当一次次地想起中国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与缺乏一条新生的坦途时，我回答自己说：「这是命运的悲剧」！但是这种病态继续不久，一个出色的医师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这个思想上的毒瘤割掉了。这医师就是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所发现的你们的《青年与妇女》。从那时起，我就变成贵刊的长期读者了。不管上海与北平是被摆布得如何遥远，思想上的契合却使我把心中的那双手伸向你们。我敢说，在中国目前的思想界上，只有你们的理论是最深刻最正确的。如果中国思想界上犹有一盏明灯，那这明灯应该是属于你们。你们不但指出了当前中国政治腐恶的根源及其出路，指出了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症结及其救治的方式，而且还指出华莱士的虚伪，联合政府的幻想，国共和谈失败的根因，中共的军事冒险与政治投机，……这一切霹雳般的议论，不仅震倒了一切伪装的人，同时也暴露了一个强奸马克思主义的恶毒阴谋。可惜能够接受你们的理论的人太少了，以致今日群魔依旧乱舞，反动势力仍是那么猖狂。不过，我虽然大体接受贵刊的思想，但也还有使我难于索解的地方。例如贵刊每当分析国内问题时（像如何停止内战，解救经济危机等等）最后总是提出一个口号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说只有它才能解决问题。这就有点难懂了！现在让我对这个口号的疑问提出几点来：
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似乎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改变政制的问题，在现政府统治下，要想召开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恐怕统治者绝难允许。即使它表面上允许了，但由于它有的是钱与势，它可以操纵选举，这样一来，所谓普选也者，不过是名存而实亡罢了。既然「普选」已失去了普选的真谛，那么，更何谈「全权」？
二、召开这样的国民会议既然困难重重，即使形式上召开了，又极易受统治阶级操纵，那么接着使我们怀疑的自然是召开后能否「解决一切问题」了。
三、一般群众（至少是我所接触到的圈子内）现时都不能接受这个口号。他们要求的或是「联合政府」，或是「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二者之间去选择呢？如果一味的捧住「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究竟在这口号提出后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和接受呢；
四、据我想来，你们提出这口号或许是因为要把握所谓「民主阶段」。等到革命的主观力量完全成熟后是要提出更明显的口号来的，如俄国革命时的情形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我却怀疑，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否可作为我们的指针，还是问题。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果然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并因此引致了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当群众掌握政权的时候，立宪会议被放进历史博物院里去了。既然俄国革命证明了立宪会议并没有能解决，那末，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点教训去告诉中国群众，叫他们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呢？
以上是我积聚了一个长时间与经过多次思索而仍旧不了解的问题，请你们绝不要误会我是在有意为难你们。我实在是本着认真和严肃的精神在追求真理，希望你们给我以满意的答覆，藉以消除我的疑难。敬祝
撰安！ 读者曼青谨启 六月十日
曼青先生：
读了来函，对本志的立场既备致赞许，并承告北方杂志界的一些现象，我们很是兴奋！你对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所提出的一些疑问，我们不但绝不误会你「是在有意为难我们」，而且很感佩你这种「追求真理」的「认真和严肃的精神」！在我们方面，绝无任何成见，其唯一的目的「在追求真理」，希望以「真理」来澈底改造我们这个国家的无比混乱和腐恶制度，并进而改造整个世界，让全人类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因此，我们对于真理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愿意同任何追求它的人不厌求详地来讨论的。而且我们坚决相信：「真理愈见讨论，便愈见明显」。反之，凡是拒绝别人提出疑问，害怕同别人讨论的，一定是自己站在真理的反面，故往往流于专横式武断。不过，现时确有不少自称前进的人物，甚至自称革命的党派（如克里姆宫所指挥的各国共党），就十分害怕别人向他们提出疑问来质问他们。他们的教条是：「只许捧，不许问」。如果你敢于冒险向他们提出疑问，要求讨论，他们不是摆出教训的态度，说你是学院派或怀疑主义，就是学着反动统治者的态度，给你戴上一个什么流派或什么匪的帽子。而我们是深恶痛恨这种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的作风的。这不过是就便表明我们对于「追求真理」所一贯采取的态度。现在让我们来解答你所提出的一些疑问吧。
你说「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似乎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但事实上恰好相反，在现时大家要求民主，大喊民主口号的情形底下，只有这个口号才是最具体，最实际，最具有民主的内容的。因为这口号内所标明的「普选」，就是指凡在十八或二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民，不分年龄，性别，均得以不记名投票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到国民会议里去，以表达他们的意向和要求；同时，所谓「全权」，就是指这样地由人民普选出来的国民会议，必须具有全部权力讨论和解决国家当前一切的重大问题，连澈底改组政府的问题在内。假如不谈民主改革则已，如果要谈民主改革，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的能统摄一切的总的政治口号。而这样的总的政治口号，在现时便只能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因为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将全国人民大众的愿望，意志和力量集合并集中起来，以最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家当前亟待解决的民主任务（如对外完全独立，土地归农民，八小时工作制，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权等），以及国共的内战和其他的重要（如经济）问题等。因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如果一旦实现了，到那时人民大众一定已经团结起来，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这样，军事专政必趋瓦解，国共间的纠纷自会受到合理的裁判而获得解决。到那时，你所谓「根本改变政制的问题」，也就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澈底解决了，至少离澈底解决的路很近了。
至于你说，「在现政府统治下，要想召开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恐怕统治者绝难允许」。这是毫无问题的。不但这样的国民会议绝难被允许，就是现时某些党派所主张的「政协路线」又何尝得到允许呢！这里的问题，不是「统治者允许」与否的问题，而是人民大众能否为实现此种国民会议起而积极斗争的问题。如果民众不积极起来斗争，任何统治者总是不会自动允许，自动进行真正的改革的。倘使民众起来积极奋斗了，统治者主观上虽十分不愿「允许」，但在群众力量的压力之下，却不得不表示退让，不得不允许召开较民主的国民会议，或进行某种民主的改革。假如民众已积极起来斗争，统治者还要顽强抗拒，绝不让步，到这时进一步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方法，自会从民众及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中提出来。也只有到这时候，民主议会的解决方式才能真正为群众武力的解决所代替。但在达到这一步之前，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总是一个号召人民大众走向政治舞台，动员人民大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主要的口号。这是有以往一切历史可资凭证的。俄国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经常总是以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或主要的政治口号去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直到二月革命之后，即布尔塞维克已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作为主要政治口号之后，立宪会议虽被降为辅助的政治口号，但它在政治鼓动上仍然起了重大的作用。
不错，你已提到：「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指针，还是疑问」。当然，我们绝不是拜物主义者，像现时一般所谓「苏联之友」或克里姆宫所指挥的徒党一样，凡是苏俄的东西都是绝对好的，尤其是史大林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天经地义。相反地，我们对于克里姆宫官僚独裁对内对外的全部荒谬政策，都是不断地加以指责的。但关于列宁领导俄国工农走向十月胜利的基本路线，基本教训，却应特别予以注意，从它们认真学习，以为我们的借镜或指针。而立宪会议在俄国一般民主解放运动，以及工农解放运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无疑地是值得我们借镜，可以作为我们的指针的。
至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能否解决问题」，如果从力学的机械的观点来看，是很难说定的。但如果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却不难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说，这样的国民会议，如果「实现」了，它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能实现，当然谈不到解决问题。但却不能因此便否认它对于解决问题之重大的助力。相反地，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只有从现时起，积极地，坚定地，勇敢地，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提到人民大众之前，以此去号召他们，鼓动他们起来为实现这一口号而斗争，让他们在这一口号之下活动起来，团结起来参加政治生活，走上政治舞台，实行干涉政治。同时，并以这样的会议去对抗统治者的军事专政，暴露其一切虚伪的民主的「国民大会」（即所谓以「钱与势」「操纵选举」所召开的「形式上允许」的国民会议）。纵令这样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不能解决问题，但在这种运动之下，及由于这种运动的帮助，离开真正解决问题的时间也就逼近了。俄国由「二月」走近「十月」，就是最好的经验。你说「俄国革命证明了立宪会议并没有解决问题」，但你恰好忽视了正因为有立宪会议的长期鼓动，并最后在群众面前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客对此会议的召集表示故意怠工，才迫使群众走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来解决问题的道路。因此，从客观上说来，俄国的立宪会议口号虽然没有直接解决问题，但它却大大地推进了加速了真正走向解决问题的道路，即间接地帮助解决了问题。只有这样来了解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对于解决问题的作用，才是正确的。
你又说：「一般群众……现时都不能接受这个口号。他们要求的是「联合政府，或「」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二者之间选择呢？你这段话，只有小部份是多少合乎事实的。就是说，现时有一部份群众在中共领导下是在「要求联合政府」，可是现时人们所要求的「联合政府」，不但全是上层的拉拢，不能体现真正的民主，而且即令实现了，也绝对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战前法国和西班牙曾经一度实现过的「人民阵线政府」（即联合政府），以及战后在法意等国成立的「联合政府」所表现之无能，就是铁一般的教训。至于「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假如「一般群众」都「要求」的话，那我们将首先举起双手赞成。但事实上，这一口号尚未被提出来，更不要说一般群众在要求的话了。无疑地这一口号将来是一定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但这还是将来的事，它在现时至少只能有宣传的意义。今天要想号召民众起来参加政治斗争，来干涉政治，宣传的口号是绝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日常的总的政治鼓动口号，——这口号，除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外，实在再找不出任何别的适当的口号来。假如你能找得出更好更适当的口号的话，我们是愿意接受的。但我们相信，你是找不出来的。
最后，我们希望你特别注意的是：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的提出，绝非根据我们主观的愿意与否，而是完全由于客观的需要决定的，这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在西方先进的国家中，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便已成了一切民族民主改革运动的中心口号（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大会，美国独立运动中的大陆会议，迄至俄国的立宪会议等）。在现今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里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及中国等迟延未决的民族民主的改革运动中，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也仍然是主要的政治鼓动口号。这口号与民族独立，土地归农民，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连结起来，便构成为「过渡纲领」。这纲领不但可以推进民族民主的改革运动向前迈进，而且可以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绝对必须的桥梁。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仅仅是所有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中最民主最急进和最具有革命内容的一个口号而已。
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的传统，对于西方革命运动的经验又颇隔膜，再加各种自称民主的党派又忙于上层勾结，害怕遵循最民主的方法去号召民众起来参加斗争，所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至今尚被忽视，尚未为民众所了解。但我们十分相信：如果中国民族民主的运动再往前进展，这一口号一定会被民众所接受并为之而起而积极奋斗的。因为一个政治口号，只要为客观的情势所需要，它便迟早定会获得群众的拥护，形成推进改革运动的力量的。因为篇幅所限，我们的解答未免简略。倘使你尚有疑问时，请往后提出来，我们将同你作进一步的讨论。
编者 六月廿四日
感谢 雪球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