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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开幕的前前后后
作者：刘乃光〔张开〕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前奏曲
今年十月十一日，政府刚刚夺取了张家口，便立即于翌日宣布一月后（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的法令，以此表明政府要乘军事大获胜利的余威，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共，分化和拉拢所谓「中立的第三方面」。以后政府就加紧地积极地进行召开的准备，明令「遴选」新地区的以及十年前所圈定或指派而现已缺出的代表名额。到了大会即将召开之前夕，对各国使馆的请柬也已经发出了；只因「第三方面」还在讨价还价和半推半就之中，于是「以三天为约」，延至十五日揭幕，这样才在深夜最后一句钟把请柬收回。但三天限期已到，中共方面虽然为了国大代表四分之一的否决权和中共民盟十四名国府委员等条件，使第三方面的调解宣告失败。结果，国大终于在十五日正式揭幕了！「社会贤达」大半在揭幕前报了到，青年党则在揭幕礼中提出了一百名的代表名单，获得了「中国第三大党」的称誉。而为了等待民主社会党的「考虑」结果，国大休会了两天，继而续开了几天的预备会；于是民社党的四十名代表名单，也由他的党魁张君劢提出了。
不过，「社会贤达」、青年党和一部份民社党员的参加，仍丝毫不能使人觉得这个「国大」的性质已经有了改变。固然，不用我们多说人们也会明白：所有的「人民代表」都不是产生自真正民主的普选基础上，而是由当权的政党所一手「公布」的，甚至这种「公布」连过去青、民两党是共同协商好的决议也破坏了。但后两者居然半推半就地被拉去「凑热闹」，替这个「国大」蒙上少许的「民主」彩色，那它们又怎样解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也许是无话可说，青年党宣传部长便发表了这样的几句话吧：「功罪是非，见仁见智，唯有听诸当代贤豪及后世史家之公断」。既然幕已揭开，密锣繁鼓已把这些「民主合唱家」吸引了去，那我们也跟着去看看热闹吧！
但在观看正式讨论议程之前，首先且让我们瞥看一下大会的一般现象吧。自然，有些人难免对这大会拟想得很美丽：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四百多优秀代表济济一堂，会场的安全和设备又特别的周密和完善；而大会开销将达一千亿元，每一代表除了由大会致送特别费五十万元以外，每天又可领到数万元的公费，（他们的点心费后来被移作救济下关难民，竟达五千万元左右，）那一定很热烈，很有秩序了！但据各报的报导，事实往往并不如此。会场中最流行的现象是：上午看报，下午瞌睡。不然，便是嘘嘘声、呼骂声、鼓掌声加以敲地板声「蔚成大观」。即路透社记者在十一月廿七日的电讯中也说：「开会时各代表之表情，亦殊不同。有吸烟者，甚至有瞌睡者，昨日开会时，有一排上竟有五人瞌睡」。「此外对出席代表之减少，亦多有失望」。因此，难怪大会揭幕后第三天，美国的纽约时报便说这大会是「在阴暗而且失望之气氛中」举行的了。
第一幕之风波
据政府之决定，这次国大的作用只是制宪，即简单地批准政府所提出的五五宪草修正案（这修正部份根据协商的决议），以准备下次国大召开时选举总统和行宪。它从十一月十五日揭幕起，到本文执笔时还未结束，展期已经四次了。在十二月八日以前，是「广泛讨论」这宪草的第一阶段，往后则进入分组审查以至综合审查阶段，至十八日又重开全体大会，加以通过而准备告一结束。
在第一阶段中，广泛讨论的焦点在于：国大组织的权限，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以及基本国策应分章或合并等重要问题。而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则是国内少数民族的要求自治。
关于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如满、蒙、回、藏、苗、徭等族），很早以前便存在了，大汉族主义对它们的压迫常常引起很大的纠纷和叛乱。（如去年的伊宁事件便是显例）。这次国大「广泛讨论」时最先将它提出的是内蒙的国大代表团。据他们宣称：他们「已接获内蒙来电，嘱立即退出国大，以示抗议政府或国民党之未将任何内蒙自治的规定列入宪草」。他们中之一人表示：「吾人将带泪退出国大」……。据解释称：今蒙古人之支持共产主义者，已有百分之七十，由于不满中央之故，倾向此一主义者当再见增加。（路透社南京十一月廿七日电）他们在列举了许多不平等待遇的事实以后，便提出几点具体的要求，如各民族一律平等，聚居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对于国大代表的产生，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等，盟旗应与省厅有同等权利；旗为地方自治的单位；以及立法委员卅名监察委员十七名等等。跟着新疆代表也发表了意见：「新疆所要求者系自治而非独立。中华民国已成贪官污吏集团，新省所引起的问题，过去应由贪官污吏负责」，「现在则由国民大会负责了」。……这种不超越地方自治范围的合理要求，原是最起码的。既然人们在宪草修正案第八条中规定无种族之分，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拒绝。不然，便要像他们在招待会后对记者所说的一样：「余等来京，系敲祖国之门。倘祖国之门不开，内蒙自将走入另一道门」。可是，主张大汉族主义的人们，却仍然以「蒙汉两族杂居通婚，血液合为一体」之类的「理由」来反对，仿佛只有这些人才有权利向外国的压迫者要求自由和平等，而国内的少数民族则天然应该受自己统治也似的！这证明人们口头上所标榜的「民主」和「平等」，是多么的不值钱了。
和这一自治要求提出同时，荣获出席国大的几个妇女代表也提出争取男女平等的要求（如要求国大女代表人数至少应占总数百分之二；立法、监察委员也占百分之二；妇女在职业上应有平等待遇；准许妇女参加行政、司法两院及政府其他高级机构等）。这当然只是一种点缀式的戏剧性的表演，不但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对一般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没有什么补助，这是不难测知的。因为历史久已证明：不依赖广大妇女为基础、发动他们起来争取自由平等而只靠上层拉拢的「妇女领袖」，最多也不过替她们个人解决了「出路」而已。
此外，一度引起会场风波的事件，便是一部份代表对秘书处的不满质询。原因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数及人选问题，依法应由主席团提交大会决定，而秘书处已先将名单交由中央社发表。代表们认为不合手续，蔑视大会，于是大起质询，甚至提议罢免秘书长。本来代表已经由政府「遴选」，资格审查不审查也是一样的了。但由于一些代表提议：「代表都是十年前的代表，谁都不敢担保这十年内，有些人做了一些漂亮的什么戏法」，因此提出「审查」问题来。不幸主持人连这种表面敷衍的耐性也没有，就自行决定名单而且先交中央社发表了。这虽然是一件小小的插话，但也暴露了大会的一点「民主作风」的。因此使我们中途停下来顺笔一提，倒不见得「多余」吧！
异军崛起的「反对派」
大会经六次会议后，广泛讨论宣告结束，代表们对宪草的提案，加上广泛讨论时的口头或书面意见共计八百多起，便交由八小组分别审查。当这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时，一个「实力强大」的「反对派」是明显地露头角了。所谓「反对派」原来大多数只是当权党的党员，不同的仅在于这派人大都是十年前花了无限心血争取到的「民选代表」而来自各僻远地方，这个「反对派」的前身就是「国大代表联谊会」，听说目前约有三百多人，以姓孔的党员为首，在开幕前后便已集议组织「国民大会党」了。他们从预备会开始，便对宪草修正案采取反对的意见，认它是迁就协商的各党派而忽略了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坚持恢复五五的宪草。这个「反对派」的气焰在分组审查会议中达到了最跋扈的程度。它与所谓「修改」派联合起来，居然把重要的章则都修改了：青年党坚持的「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治民有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的原文意见，被修正通过为「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的职权扩大为「中华民国国民行使政权之最高机关」；而「迁都北平」的意见也通过了。
这一幕扮演出来，马上引起民社党的声明，以退出国大相要挟；而青年党也作出同样的表示（但加上「必要时」三字）。这样形成的外表上的僵局，于是由最高的领导者出面解围了。一顿纪念周训话，两三顿的聚餐，再加上一道手谕（合众社十三日南京电：「据今日此间官方报纸载称：蒋主席曾下手谕，命令以陈立夫为首长之国民党组织部指示国民党在国大之代表遵循下列各点：……三、对宪草修正案之修改，愈少愈好」。）由此，戏又转换了另一幕。综合审查委员会又将「反对派」的意见，修改成「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国大职权也重新缩小了。但为了赢得「反对派」的合作，另方面又决定将代表任期延长至下届的代表产生时止，（修正了此次国大开幕代表任务即告终了的原来决定，）以示让步。于是，「反对派」像昙花一现似地不作声了。
这一幕是非常紧张的，但这也许是当权政党为表现国大的民主性而由一些党员出来制造一个高峰，以免会议过于单调而平凡吧！
争民主的场面
争民主的歌手们参加了国大大合唱队以后，固然出现过许多伟大动人的场面（如一开始时「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不愿补行宣誓典礼，认为誓词强迫他们「接受孙中山之意志」；以及读「总理遗嘱」时各代表起立而民社党代表则独坐不动等，装出他们「独立」的姿态；）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那恐怕要算宪草还原时的刹那间了，据文汇报南京十二月十八日专电称：……「陈诚等卅七人连署……主张维持宪法草案，即仍将第一条条文定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陈氏当宣布青年党代表陈启夫曾因此条而吐血。报告毕即掀起激烈的争辩，民社党蒋匀田起立发言要求不付表决，立即通过维持原案。渠发言时声泪俱下，辞毕即拂袖而去。陈启夫继之发言谓，「青年党之参加国大，系毅然决然协助政府及国民党。……深盼诸代表要顾到此宪法，至少要为其他党派所能勉强接受」」。经过这种有声有色的恳切陈词后，果然把第一条原提案通过，于是他们都表示满意，仿佛团体的称号上并列有六个「民」字便是真正的民主了！
事实上，像这次所提出的宪法草案，再由如此这般地产生出来的「代表」所批准，它将是什么样的宪法，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即使不等最后三读和公布出来，任何明眼人也就会了然的。关于这，我们在本刊以前各期中已经指出过，毋需重复赘言了。但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徐傅霖代表民社党声明时称：「一党制宪，要我等前来何用」？（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专电）那又何必要前去呢？而且，青年党解释「我们青年党所争的并不是为青年党本身，而是为了国大，为了国民党」。又称：「我们青年党参加国大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十二月十八日大公报专电）。这又为的什么呢？
要答覆这个「谜」，我们暂且撇开酝酿已久而呼声最高的参加改组政府事不说，看看下面的电讯吧：
据今日京市某晚报载称：「记首顷由有关方面获悉，国民党为扶植友党每月津贴青年党党费四千万元」。（文汇报南京十二月十六日专电）
左舜生前天在招待会上，有人问他：「青年党的党费从何而来」，他答曰：「从中华民国找来。」……国民党的钱从那里来的呢？当然也是从中华民国找来的。（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
各记者问至民社党党员若干及党费来源时，渠（民社党金侯城）以「不胜其烦」四字为答。（文汇报十六日南京专电）
益世晚报今日载称：据未证实消息，国民大会闭会前，国民党曾以国币四十亿元津贴青年党，该党领袖之一李璜分得四亿元，李氏正以该款创办闽南渔业公司，另外国民党每月津贴该党党费四千万元。又民社党方面，国民党亦曾一次补助八亿元」。（文汇报十七日南京专电）
人们能够简单地说这些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谣言吗？我们相信：将国大开会期中它们的言行配合起来，是可以得出较可信的结论来的。
不绝如缕的余音
今天，国大虽还没有正式闭幕，但已显然成了尾声，不日就可结束了。政府在国大中展开的政治攻势，争取了青年党和大部份民社党及「社会贤达」，闭幕后它又将怎样呢？在召开国大之前，政府虽曾下了一道停战令，但相映着国大会场的密锣繁鼓，各地的战火也燃烧得更炽烈了。虽然如此，政府还不断声明政治商谈之门并未关闭；中共方面也留下一部份人员在京从事联络，而且对于召开传说已久的解放区人民大会以对抗目前的国大的企图，也不断地加以否认。这证明今后各方面都有恢复和谈的可能，而绝不像文汇报在国大开幕时所强调的：「和谈已成历史名词」，「一年来人民所热烈拥护的政协轨道，从今天是拆除了」。事实上，政府今天的企图是很明显的：在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而闭幕之后，便要用改组政府的口实去极力拉拢和加压力于民盟的一部份领袖，以便经过这个「第三方面」去迫使中共接受它的「建议」；如果中共拒不让步，则再度分化第三方面之后，便发动「五个月击溃中共的军事」行动。据今日（廿二日）文汇报载称，「民盟领袖章伯钧，罗隆基昨晨联袂返沪……罗氏离京前曾与马歇尔、张群、邵力子、董必武、王炳南等频频接触，彼暗示和谈或有恢复可能，且除共方外，其他方面已在为恢复和谈而酝酿中……」。同时对于询及拉拢参加国大和政府一事，他也不加否认，而只说：「那不过是对民盟的一种分化而已。」另方面，他又表示对杜鲁门日前的声明「颇有兴趣，认为是美苏关系好转，美国有意解决中国问题之表现」，「倘此声明提早发表，人们对美国之责难当不如今日之甚」。人们对美国的希望，今天又渐渐死灰复燃了！
可是，人们绝不应忘记了一个最新鲜的教训。仅仅在十天之前，文汇报载联合社省二院八日电称：
「中共宣传主任陆定一……称：「吾人原以美国为友，并以为美国亦认吾人为友。吾人且信美国政府能信守其对华政策之声明，并以此为美国人民之个性。吾人以为仅有希特勒之徒及其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不顾信义，绝不相信美国政府亦然。今始恍然大悟，吾人对美信念亦属错误」。」
难道这种错误是偶然的吗？只是某些个人而不是整个党的路线错误吗？过去人们自信并且号召民众们相信：经过「和平天使」（人们当时的欢迎字眼）马歇尔的斡旋，经过上层的拉拢和商谈，便可成立协议，成立联合政府去解决中国的纷争和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经过阶级合作去和平地独立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不幸这种主观的幻想不但不能代替客观的事实，反而给后者所粉碎了。国军在协商的挡箭牌掩护下准备停妥，愈来愈多地攻占了「解放区」的重要城市；阶级力量的消长，使表面上签了字的政协决议，也给这次国大的召开撕毁了。这证明人们只靠上层拉拢所得的一纸协定，而不争取澈底的民主要求，结果总逃不出幻灭一途的。
在解决中国时局的问题上，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所显露的阶级意识，显然比中国那些卑劣的小资产者底阶级意识还要清楚得多的。据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如果共党有真正之土地政策，而控制政府之右翼集团一味迷信武力，则虽保守而墨守传统习惯之中国农民，亦将为共产主义所吸引。」（十一月廿一日美国新闻社华盛顿电）。这几句非常中肯的话，不幸再次从失败的反面证明其为正确了。中共直至目前为止，还只在一部份「解放区」中实行不澈底的、部份的、因人而施的、甚至发行土地债券来收买的改良政策，但不愿采取真正澈底的革命政策。（关于这，请参阅本刊第八期「从张家口陷落看中共」一文）国大闭幕后，中共仍然走过去的旧路，还是改向纽约先驱论坛报所指出的那条路呢？在大致相同的条件底下，历史将会重演一遍。不愿和不能从过去学取经验教训的人，是绝对无法前进一步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二日
感谢 雪球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