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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有否前途问题的讨论？
作者： 来源：《新声》1948年第4-5期
李星按：本文是关于民国资本主义本质的一篇普及性的解答，写的中规中矩。有趣的是，开头写到某经理不信“新民主主义”，说解放军要打来就逃去香港。资产阶级确实是这样的，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很准，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常常比精读《资本论》的左翼知识分子要透彻许多。）
编者先生：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起因是这样的：我服务于本市某小工厂，不久以前，我们的经理先生接到一件印刷品，是中共方面寄来的，因为我和经理有一点亲戚关系，所以他给我看了。里面说的，是介绍他们对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于是才使我联想到在书本什么志上常常看到的「民族资本」这个名词。记得有很多人说，民主同盟的份子，是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利益的，而中共在这里又说愿意保护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毛泽东也曾说过，他们非但不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欢迎中国的资本主义。照这样说来，好像中国的民族资本将来会有一个繁荣的时期似的。
但是我却不敢相信，因为我在目前这种强弱兼并的世界里，我国处处被外人所牵制，要想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国的科学与技术又处处落后，农民太穷，怎么可能呢？况且，尽管中共口头说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可是资本家们总是不信任他们，对他们并没有好感。像我们那位经理他就说过，假如是上海危急了，他就要搬到华南或香港去的。这岂不是更加不可能么？
所以，我想提出几个问题来，请先生解答：
1．「民族资本」的意义怎样？
2．中国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
3．别的国家或者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阶级？
4．如果有，那么它是怎样繁荣起来的？
5．我国的「民族资本」有没有前途？
6．中共或民盟能不能保护它的发展？
7．中共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与他的工农政策会不会矛盾？
8．我们应该怎么办？
上面几个问题虽然很幼稚，但是我想您是不会见笑我的。希望能够详细替我解答，那是不胜感激的。此请
撰安
读者余学勤咨
学勤先生： 你所提出关于「中国的民族资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没有前途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走上西方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获得解答了，那你所提出的其他的问题，即令不加解释，也就自然会明白的。
事实上，在你提出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已将问题否定了，就是说，你自己已不相信「中国的民族资本将来会有一个繁荣的时期了」。不过因为你所根据的理由尚嫌不充分，或者是你尚不能合理解释，所以你自己还有所怀疑。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来帮着加一番解释吧。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即民族资本）之能够在西欧先进国家（如英、法等）获得自由的发展，是有它们客观的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及时地扫除了封建势力，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因为只有在这些基本条件下，所谓民族资本才不致遭到阻碍，才能获得保障而自由活动和自由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之在美国获得特别充分的发展，更是由于美国根本就没有封建势力，而且早在资本主义开始时期就完成了民族独立与统一。反之，凡是一个未曾解决土地问题和完成民族独立与统一的国家或民族，其民族资本是绝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因而其经济必然是落后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绝对不可否认的历史规律。
我们中国既远未解决土地问题，又没有完成民族独立，所以民族资本便处处受到阻碍，这就是说，由于土地问题未曾获得解决，农民陷于异常的贫困，国内市场便异常狭小；由于民族未曾获得独立，国家的经济命脉一直操在帝国主义手里，对外贸易便无法获得自由——在这种情形下，民族资本还有什么活动和发展的余地呢？中国社会经济之所以陷于长期的停滞与痉挛的状态，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土地问题未曾解决和民族未曾独立之前，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是谈不到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澈底改变现时的半殖民地地位，从根摧毁封建的残余势力，中国的民族资本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但现在的问题在这里：谁来担当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呢？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土地问题与民族独立两大任务大抵都是由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农民的帮助而完成的。但二十世纪的中国却正处于整个资本主义已趋没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出生过迟了，当历史迫使他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之时，他后面已有一个强壮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曾在一九二五——二七年表现过惊人的作用，它一旦站起来必然立即可以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而且最令「民族」资本家心惊胆战的，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一开始就与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合流。它固然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外国资本的侵略很不舒服，有时迫得要反抗一下，但它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威胁感到更大的恐怖，所以在严重关头它宁可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联合起来镇压本国的工农，这就命定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永远不能担当自己的历史任务。
「民族」资本家这种软弱和反动的态度当然是有其物质根源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从买办官僚资本中孕育出来的，它迟至一九一四——一七年第一次大战期间在第一次得到发展的机会，所以它的基础非常脆弱，譬如在上海，所有中国的「民族」工业直至今天还不得不依赖于一间外国的电力公司来发动马达，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象征，表明中国的「民族资本」在金融和重工业两方面都要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支配，而且不得不依赖于它。在这种卑屈的状态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当然更谈不到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亦即解决「民族」资本的市场问题。恰恰相反，他还不得不依赖于对农村底残酷的封建式的剥削来积累他的资本，农村的高利贷、地主、富农、商人往往是四位一体的，他们替城市资本家担当了农村的放债者、商品推销人，和原料购买者。另一方面，为抵抗外国底商品的竞争，「民族」资本因为无力购置新式机器，便只好尽情向劳动力方面榨取，以半饥饿的工资购买十小时以上的劳力。所以「民族」资本家总是具有双重的性格，总是带着买办性质的。在中国性质并没有「纯净」的买办阶级，也没有「纯净」的「民族」资本家，因为当「民族」资本家被迫而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时，他就戴上「民族」的头衔；当他受了工农的威胁，本能地与帝国主义勾结时，他就是「买办」的。要靠这一阶级来澈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当然是欺人的幻想。中国「民族」生产力的澈底解放只有待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完成，这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解放」问题与土地问题已不能在没落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来解决了，这些过迟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只有与目下迫近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连结起来才可思议。
中共（连同其附庸「民主同盟」）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中国问题孤立的来看，他们始终否认中国经济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一环，而把前者底落后的「民族」性或特殊性加以夸大，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机械地对立的「半封建制度」。从这一错误前提出发，他们便进一步创造「民族」资本与「买办」（「官僚」）资本及「封建残余」关系底机械的对立，亦即把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双重性格加以机械的划分，创造一个纯净的美化了的「民族」资本家来完成「国民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三民主义共和国」（一九三七——四六），或今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照毛泽东的离奇看法，在世界资本主义普遍没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烂熟的背景中，中国仍然有「民族」资本发展的灿烂前途，「民族」资本家仍然能够担当建设这一片乌托邦式资本主义「绿洲」的任务，这不是唐吉诃德式的幻梦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的更详尽的批评，请你最好去参阅本刊二卷十一期纪芬先生的「新的幻想与新的灾难」以及二卷十二期镜微先生对中共土地法大纲的批评。你所问的最后几个问题，这两位先生都已解答得很完满了，所以我不打算重覆，请你原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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