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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能创造奇迹吗？
作者：纪芬〔刘家良〕 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纪芬，即彭述之一方的主要干部刘家良。本文的写作背景，是1948年国统区经济崩溃之际，发行新币和控制经济秩序遭到失败。作者的分析详细周到，唯一的问题，大概就是对工人阶级反抗的乐观估计。这一估计被事实证明不准确。
考虑到本文作者是彭述之一方的，乐观调子也就可以理解了，要不断的让己方队伍有盼头……
币制改革能创造奇迹吗？
八月十九日政府正式颁布所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这项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实行喧腾已久的「货币改革」。事实上，这一种「紧急」措施，不仅久已不出人民所料，而且也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远在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曾在中国的沦陷区中发行储备票，以二对一的比率，把中国旧法币收兑了去。抗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则又以二百对一的比率用旧法币来兑回储备券。这一次政府用新的通货单位——金圆券，以一对三百万的比率来收兑旧法币，只不过规模更大，比率更创空前的纪录吧了。
也许政府的代言人将向我们指出：这次的新通货是有充分的准备金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空的，因为任何「通货」总有它的虚拟的准备金，而政府也不难开列清单，向人民证明它的「准备金」十分充足，横竖这种准备金是不能兑现的。比如这一次金圆券的准备金，据政府开列的清单看来，国营事业的股票（即有价证券）竟占百分之六十，而中央银行的账面资产，所谓「外汇资产」则占百分之四十。这种准备金的虚拟性质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国营事业（其实仅是一部分）的股票或中央银行的外汇都是无法兑现的「不动」产。
（一）通货危机是一种历史性的
其实，当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放弃金本位，又当如像美国这样金银准备金充沛的资本主义王国，也发生通货危机的时候，一个落后国家希望靠「充足」的「准备金」来维持它的通货，不仅是幻想，而且还是妄想。在这里，迫使我们要牵涉到经济学的常识问题。本来通货只是一种交换价值的符号，它的稳定是以生产和交换的和谐和正常的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和交换愈扩大，通货流通的速度和幅度同比例的增大，则它的「价值」愈趋稳定，其机能也愈趋正常，反之，市场愈趋狭小，交换愈趋呆滞，则通货逐渐失去平衡，发生膨胀现象。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阶段，虽然在经济繁荣与恐慌之间，通货发生了周期的摇摆，但一般的说来，它还是健全的，这一点在英国的金本位制中表现得最清楚。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金本位制——这一有力的通货制度的杠杆也折断了。世界市场的恒久狭隘化与剧烈的竞争造成资本主义世界一种崩溃性的经济危机，膨胀的速度以几何级数增加起来。这一点最清晰的反映在像中国这样落后而又脆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世界恐慌的打击，中国在工业和农业两方面，早就陷于萎缩的状态，这反过来就造成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愈来愈惊人的出超，结果，在国际贸易的总结算中，中国政府把全部白银都牺牲掉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白银国有」政策的历史意义。
八年的抗战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内战已把中国的生产力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国内市场已残破不堪。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中国对外的天文数字的巨额欠债只有靠两种方式来弥补：一种是饮鸩止渴式的向美借款；另一种是杀鸡取蛋式的经过国家垄断等方法去搜括外汇。但现在两者都证明已告失败了。第一种方式已遭逢了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障碍；一方面，美国现在只能用全力埋首于欧洲；她对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和无能已告失望，虽然她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的军事行动，延长他们的生存；但除非中国资产阶级能完全服服贴贴地屈服于美国的绝对指挥之下，除非中国完全卖给美国，她是不愿意拿大量金钱来填补那永无效果的内战的。最后一种方式也已到了山穷水尽：所谓「国营事业」的垄断，固然已顺利地排挤了许多中小的工商业家，替政府争得一点盈余，但其中大部分利益却落入几个「官僚资本」的大「豪门」中，造成资产阶级内部的严重的离心倾向。政府喧嚷已久的征用国外存款、征收富人财产税或特捐，都只是徒然在资产阶级内部引起一种相互推诿，互相暴露的喜剧吧了。
（二）新币能造成奇迹吗？
所谓「金圆券」政策就是在这个四面碰壁的危急关头中拿出来的应急办法，它的历史背景是黯淡的，它的直接动机是创造奇迹，连官家报纸，大公报也迫得称之为「最后一张王牌」。但尽管如此，政府却有系统地企图在人民的脑海中造成一个印象：以为这次币制改革是可以使人民恢复到战前的稳定生活的。这种荒诞的宣传，其主要目的显然是在利用人民对于战前生活的强烈憧憬。但只须一个很短的期间，人民便立即明白，维持战前那种相对稳定的通货的物质基础——国家生产力已永远崩坏了。
政府假定用来稳定金圆券的三种方法就是「黄金国有」、「冻结工资」和「禁止涨价」。不幸这三种办法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行政手段，而国内外许多例子都证明靠行政手段来干涉商品市场，特别是一个残破不堪的市场，只能产生更恶劣的后果。这些绝望的行政者忘记了一件小事：商品市场有其自身的法则，除非把旧社会加以全般的改造，否则支配这个社会的法则是无法改变的，无论当局的「震怒」也好，警察的恐怖手段也好，都不足以变更市场法则的影响。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货币只是交换价值的符号，那末，假如我们离开交换和生产的两个行程来谈稳定币值，显然是自欺欺人。稍为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战争是破坏生产力的最有力的工具，它流干了农村壮丁的血，它蹂躏了农村的生产，破坏和缩小了国内的市场，它致命地打击了民族工业，它无底止地消耗了国民财富（包括外汇），它全般地扰乱了社会的平衡——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状况。在生产和交换两个行程被严重地阻害和日趋狭小的条件之下，原有流通于市场的货币也增加空前的变态的流通速度，不断被大量排斥于流通过程之外，变成一种威胁性的游资，而政府为了弥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赤字空洞，又迫得卷入恶性的周期通货滥发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近来通货膨胀空前恶化的客观根源。那末，假如一切条件不变，政府用一种虚拟的新货币单位来收兑原有的旧币，也只能说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走上了一条足以造成更大灾难的道路，数字的魔术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仿佛为了预防这一点，政府下令「禁止涨价」，规定一切物价不能超过「八.一九」的限度，其实这也只是「冻结」币值的同义语的反覆吧了。
（三）冻结物价的前提——「冻结工资」
假如物价或者物价的符号——币值能靠一纸法令可以冻结，过去统治力更强的日帝就应该更有理由奏凯了，而统治力更无比强梁的华尔街主人也就不必为美国的物价高涨而焦急了。显然的，即使颁布这项命令的政府也十分明白这点浅显的真理，但它仍然去追求那个虚无漂缈的奇迹，其中自有一种无可掩饰的动机存在。
从政府法令本身所列举的手段看来，它强制冻结物价，特别是冻结上海物价的主要动机，便是企图在短期内用一定量的虚拟币值尽量搜括市场上残存的黄金、白银、和外币，藉以解救政府的军事预算的燃眉之急。这个物价或币值的「稳定」期间愈长久，则政府对这种「外汇泉源」的搜括也愈充分，这是一种最后的「杀鸡取蛋」的手段。但怎样去延长这个「稳定」的期间呢？唯一的办法仍然不出这一社会学的常识：「冻结工资」，取消「按照物价增加工资的制度」，即，最后还是牺牲工人阶级及一般贫苦小市民的利益来挽救一个腐朽入骨的政制。
（四）新的危机在发展中
现在距离新的法令的颁布已有一个多月，我们已有更充足的材料来判断这一法令的价值了。政府之用全力控制上海市场，主要的原因就在上海是一个「外汇的贮水池」，此外，政府还有一个幻想，以为控制上海市场则足以间接控制全国市场。但一个多月的过程证明：政府除了在上海搜括了一亿余美元（包括黄金）之外，它的政策已遭逢一种非常险恶的危机的威胁，这种威胁是从两方面来的：第一，政府为了防止物资和资金的逃避，已迫得于法令颁布之翌日禁止上海物资的转运出口，这一着把上海与全国各地的经济纽带完全割断了，结果一方面准备了上海粮食和原料恐慌的基础，另一方面则鼓励了各地工业品价格的自动上涨。第二，正因为政府致全力于上海市场，结果各地物价的上涨并没有受到严重的障碍，凡是政府统治力最弱的地方，物价的上涨更采取肆无忌惮的挑衅方式。则这种几乎不可遏止趋势压迫之下，上海市场也开始动摇了，这种动摇的象征最初也出现在政府控制最弱也最不注意的边缘上：日用品尤其是食用类、装饰品、房地产、股票黑市等。食用品（蔬菜类）的零售价格上涨反映农村的抵抗，其他如房地产之类的涨价则反映变相的资金逃避。此外还有一更带威胁性的危机在扩大着：上海及附近一般民营工厂（如纱厂、布厂、绸厂等）甚至一部分商店都在原料（或来货）缺乏与不敷成本的藉口之下，实行减工或全部停工，这是资本家实行消极抵抗的办法。
这许多因素综合起来，证明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迅速加强他们对于「新货币政策」的不信任，他们已用各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抵御一种变相的劫掠，而在这许多方式之中，最残酷的便是把损失尽量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所谓停工或减工也就是使工人阶级在「工资冻结」之外再蒙受失业或半失业的打击。
（五）「金圆券」所隐蔽的社会意义及其前途
我们如果把「新货币政策」实施一个多月来的成绩加以总结，可以得出一个无可否认的结论：这个政策的首要牺牲者是工人阶级，其次是一般小市民（包括公教人员）；他们不但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甚至还被剥夺了为吃饭而斗争的权利（罢工权）；在资产阶级内部，则这个政策只是加剧了中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没落过程，使他们不仅失去了市场，而且还丧失了保护资产的手段。唯一获得利益的是直接控制政府的官僚大资产阶级，他们除了为政府搜括一笔经费之外，还利用特殊的地位干一般人民所不能干的事情：如预先抛售股票、用低价大量收买港币等。
从这个社会学的结论出发，我们对政府的新政策的前途，也大致可以相当准确的预测出来：它不是在解决或缓和社会的矛盾，而是在把它们积累和扩大到一个毁灭性的爆发点上，不久的将来，一旦涨价的浪潮淹没了上海的时候，则活的商品——劳动力的活的代表——工人阶级将最后而又最不可抗拒地起来抗争，围绕这一斗争周围，一般贫苦的小市民也势必抬起头来争取起码的生存权利，而在这一火热的空气中，资产阶级的信心将更形丧失，内部的倾轨将更加激烈——在行将沉没的大船中每一个人都为了挽救自己而存心把别人推到海中去，虽然这也并不证明他真的能平安得救。这就是「新币政策」的社会意义——企图用一张新纸币来弥缝社会的崩解，无异企图用一把扫帚来阻挡大海的狂潮，两者同样是属于人类幻想中的神话。
十月一日
（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到现在不到几天，想不到我们预言的危机竟在上海市场以如此迅速的速率暴露出来：从上海市场一直蔓延到京沪、沪杭一带的抢购货物风潮，宛如排山倒海的趋势爆发着。另一方面，仿佛为了火上加油，行政院却连续决定增加货物税和停止公用事业贴补的办法来弥补赤字公债，结果首先引起烟草业的加价，把「八.一九」限价的土堤掘开了一个缺口。这些事实证明消费者，甚至连资产阶级自己对新币从就没有多大信任，正因为如此，企图靠这种虚拟的纸币来搜购黄金及外币才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政府为了弥补收支的不平衡便只好急忙寻求上述的两项解救办法，这一来，把「币制改革」完全变成一场短促的幻梦，物价的威胁又如巨魔一样威胁着一般消费者，引起他们「重货不重币」的自保本能。现在据说，在新的威胁之下，当局已下令暂停上述两项办法的实施，但政府的收支如何平衡呢？只有一个老办法：增发纸币，实际上政府就未企图终止过这个办法的实行。据最初的预算，至九月底止政府发出金圆券是五亿，但实际上已超过九亿，亦即在短短的期间内，市场上突然增加九亿大票：因为它不是用来收兑旧币，而是用来购买黄金，外币及弥补赤字的。总而言之，我们仍然认为人们无法造成奇迹。
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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