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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再讨论
来源：《新声》1948年9-10期
编者先生：关于前此请教社会性质问题的一封信，承您恳切而公开地答覆，对于这一问题可说已获得了个较为明确的观念，并大体上认定您的指示是正确的，尤其是您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之那种驳斥，更叫我心折。可是还有一些问题觉得不甚了然。这自然是由于我的社会科学的根柢太差，同时对于西方史，特别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及其当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很少研究，以致我不能依照先生的指示来「举一反三」。因此特将底下几个不甚了然的疑问写出来，再一次麻烦您：
（一）先生说：「秦以后二千年，中国社会经济在本质上很少改变，差不多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或一进一退的循环圈里，……」我对于秦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十分模糊。但记得在翦伯赞先生著的某一篇文章里曾看到他说过秦以后的社会经济仍然是有发展的，虽然每次农民暴动都打击了那种发展，但社会经济仍然是断断续续地向前进的。未知先生对翦先生这种见解有何解释？
（二）先生认为「要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根据现代社会科学，必须观察中国现时究以何种经济占支配地位。」这观点我完全同意，因为只有根据这才不致流于机械。但先生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实际情形，似乎尚未指出充分的证据，因此还不免令人怀疑。
（三）先生指示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我是相信的，因为我到过许多乡村，如浙东各县确是如此。但剥削的方法仍然是封建式的。例如，在地租方面始终还是实物地租占优势，有些地方甚至还残留着劳役地租。由于这种情形，更由于我国的农民人口占全人口绝大多数，所以人们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前资本主义性的或至少是半封建性的。
前面这几个疑问，也许在先生看来觉得很幼稚或烦琐，但对于我们这些后进的青年们，尤其是对于我，倒是很不容易明白的问题。希望先生在可能范围内再度予以指教吧！
读者吴世明
十一月廿日
世明先生：你这次向我们提出来的「几个疑问」，不但不能算「幼稚或烦琐」，而且对于进一步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社会性质是很有帮助的。因此也是我们乐于同你再度进行讨论的。不过，由于我们的篇幅十分有限，对于你这次提出来的疑问仍然只能给以简单，解答，这是首先得向你及其他的读者们道歉的。
（一）我们说「秦以后二千年，中国社会经济在本质上很少改变……」并不是说秦以后二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毫无发展，只是说它在『「本质上」』「很少改变」而已。所谓「本质」是指那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而言。中国自秦直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入之前，这二千余年中间，无论在城市和乡村的生产方式上，无疑地都是很少改变的，即没有超过「手工业生产方式」的范围的。这一点，我想只要稍微懂得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人们都不会否认。但除了这种「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本质」「很少改变」之外，建立在这手工业生产方式上的经济本身无疑地是有某种程度的发展的（如城市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农耕的深入，商业的发展，货币的广泛使用等等）。但这种「发展」只是「量」的方面，而始终没有进到「质」的「改变」。至于你说翦伯赞先生「说过秦以后社会经济仍然是有发展的」，不知翦先生所指的「发展」是属于「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若指的是「量」的方面，那和我们所说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如果指的是「质」的方面，那就未免错误了！
（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实际情形」，我们因为篇幅所限，确乎不会「指出充分的证据」。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信箱」内，就是现在也还是无法指出充分的证据。但你既然提到这一层，我们便不得不指出几个要点来请你注意。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骨干是机器化的工业、交通及大规模的银行业。机器化的工业在中国固然还很落后，但人们绝对无法否认，它确乎已经压倒旧式的手工业生产了。例如纺纱和织布（这是人民大众必需品的重要部份），虽然在我们的乡村甚至某些偏僻的小市镇里还存在着纯粹的手纺机和手织布机。但就整个中国看来，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民所用的纱布是属于机器生产的了。而且就是那些手织布机所用的棉纱，也绝大多数是由机器生产的，纯粹手纺的棉纱，只能占极不重要的补助地位。由此可充分证明：机器生产的纱布，在所有纱布的生产中是占着绝对的支配地位的。其他如绸缎、呢绒等更是如此。此外，以生产工具来说，我们的农村所用的农具及各小城市中所用的手工工具，虽然大多数还是手工制造的，但它们的主要原料如钢铁，却几乎全是现代的机器生产品（不用说，这种钢铁绝大部份是由外国输入的，但这是另一问题）。从交通方面说，我们的乡村和各城市虽还保留着庞大数量的帆船、手车、甚至人挑的事实，可是铁路、轮船、汽车、乃至飞机等，在全国旅客及主要物品运输上所起的支配作用，也是绝对无可否认的。至于新式银行业在全国工商业及财政等经济关系上导演的决定作用更是无须说明的了。假如你能将中国的现代工业，交通和银行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我们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上所占有的支配地位的「实际情形」，耐心地详细地加以考察，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支配地位」这一断语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三）你说「商品化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新式机械化的生产方法上面的。」这话如果就城市的工业经济说是对的，但以此来衡量农村经济那就不正确了。因为农村经济的新式机械化，只有在高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才有可能。就是在过渡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里，农业的机械化也往往远落在城市工业的机械化之后。即以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来说，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整个世纪中间，虽然工业的机械化一步一步地前进，且已达到了高度的发展，但在它的农业方面却一般地还停滞在手工业生产的状态里。这里的原因，考茨基在他的「土地问题」一书中已说得非常清楚。简单一句话说，由于农村自然条件的涣散性和传统习惯的保守性种种障碍，农业的机械化是最不容易实现的。所以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初期发展的阶段里，农业方面总是绝少应用机械的。如就整个的资本主义来说，只有到十九世纪末机器才开始被运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因此，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农村是否资本主义化，绝不应以那个国家的农业是否机械化来作标准。因为以机械化作标准，即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英国，以及同一世纪八十年代前的法德等国，都不能说它们的农村经济是资本主义化的了。所以衡量农村经济是否资本主义化，只须看它的土地及其生产物是否商品化就够了。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转让一般是不自由的，农业生产物一般是自给自足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一切都可自由买卖，土地自不能例外。又由于工业生产完全是为了市场，且需要大量的原料和食粮等，因而就迫着农业生产（如原料及食粮的生产）不能不放弃自给自足而趋于商品化了。假如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说，生产物的商品化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之表现。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结构是以「商品」为其最基本的组织细胞的。「资本论」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从分析商品开始，其原因即在于此。
倘使我们前面所陈说的是正确的，而同时你又承认「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是事实，则我们在上次覆信中以「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我们已有了相当数量的工矿，交通和银行等现代产业」配合着来断定「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性的」，那就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了。但我得重复一句，我们的资本主义还是很落后的。
（四）「在地租方面，始终还是实物地租占优势，有些地方甚至还残留着劳役地租」。这当然是事实。而且在这种地租中间保留着封建式的剥削性，也是毫无疑义的。但要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社会的性质也是「前资本主义的或至少是半封建性的」，那就未免大错而特错了！让我们试问：在「前资本主义或半封建的社会」中，能有像现时的上海、天津、武汉、沈阳、青岛及无锡等许多大工商业城市的存在吗？能有像平汉、粤汉、津浦、京沪、沪杭、平沈……上万公里的铁路交错于国中吗？能有几千百只轮船航行于海港和内河吗？能有上十万辆汽车和几十百架飞机来往于地上和天空吗？能有像中国、交通、中央及中农等那样垄断性的大金融机关和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那样庞大的商业托拉斯吗？能有像四大家族那样的财富集中吗？难道以上这些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吗？事实上，就我国某些工矿、百货公司和银行等之规模和技术言，就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言，就财富之集中言，不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已是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之表征了。但假如人们只抓住这一方面而忘记其他方面，特别是农村方面之落后性，也可以作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金融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荒谬结论来的！（据我们知道，事实上确已有一位荒唐先生在作出这种荒谬的结论了！）
但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是非常之错综复杂的，这乃是「综合发展」的结果。它一方面尚保存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沉淀物，如陈旧的土地制度、封建式的剥削、手工业的生产、迟笨的交通工具（如帆船、手车及肩舆等）乃至游牧经济等等。但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中最高度发展的成果，如大规模的工厂、百货公司和银行等的组织及其技术，现代化的铁路、公路和邮电等交通工具，最新式的建筑物，乃至无线电、自动电话及飞机等等。这在西方先进国家原是数百年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却于短短几十年内便把它们移植过来了。正因此，东方的落后国家，像沙俄、印度和我们中国，其社会经济结构便与西方先进国家含有不同的特别错综复杂的性质了。也正因此，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只有从这种「综合发展」的观点上出发才有获得正确结论的可能。这就是说，必须把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最落后的东西和从西方先进国家移植过来的最进步的东西加以分析、比较和综合的考察，看其中究以何者占优势或支配地位，然后作出社会性质的结论来。只是片面地抓住最落后的或最进步的东西来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是机械的，因而是错误的，甚至荒谬的。
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的社会经济不管怎样落后还是资本主义因素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是城市工商业关系支配农业关系的经济，因而中国社会的性质一般说是资本主义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它的落后，我们必须有激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同时由于它的资本主义性，我们有可能从激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如民族独立与土地改革等）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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