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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

金戈

来源:《新声》1948年第2期


  本文是彭述之一方的机关刊物,对抗战胜利后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所作的粗陋总结。除了一些政治套话式的分析,有趣的地方有:
  ……那些“左倾”的工运专家便像浇着冷水,……埋怨中国工人人数太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在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甚至拿公教人员的生活来与工人比较,责难工人生活过于优渥。
  ……作为进攻当权集团的工具。他们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冻结生活指数是政府干出来的,资本家也不同意”,因此他们居然向资本家讨好,自动声明在指数解冻之后,不拿罢工期的工资。
  ……与九国情报局成立的同一个九月,上海法商电车的工潮被早熟的摘下来了。这还只是盲动政策的开始,法电的工潮就成为这种盲动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第二个牺牲品,乃是“申九惨案”。
  这些指责的对象,是朱学范的工运组织以及中共地下党。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考虑到文章所写的是一个公开的阶级运动,而不是密室政治,大致的真实性还是有保证的。申九罢工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间的联系,过去没想到,看到本文,真有点一拍脑门的冲动。
  总的来说,这篇总结相当粗陋,目标显然不是帮助上海工人总结经验,而是指责朱学范的半官方劳工组织、中共地下党,而结论自然是“他们不行,大家听我指挥!”当然,上海工人也不可能看了这么一篇文字就排队去听托派指挥了。那么,写这么一篇的实质目的是啥?就是巩固已有的追随者,反复复读“他们是不行的!”而上海工人及其斗争,在这个复读机的操作中,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不行”而必须亮相的道具。
  同时期,王凡西对朱学范“劳动协会”的战后活动,说的就比较全面,指出劳协为了树立改良主义运动威信,在上海一度积极协助工人行动,赢得了部分信任。
  要害不在于对劳协是捧还是骂,要害是,如果一个人、一群人、一股力量,真的想协助工人行动而不是把工人当作自己的道具/工具,那么至少要正视现实,要尽量向工人说出事实。这是与工人共同斗争的第一步。这是一个态度,阶级本位的态度。缺少这样的态度,无论“竞争对手”如朱学范或地下党的错误有多少,也无论多么起劲批判他们的错误,都不能让自己更接近工人阶级的斗争。

(李星)



  中国工人,以近代无产阶级的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已经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此后经过省港海员罢工,京汉路的“二七”惨案,运动的血压,直向上升,纳入“五卅”的巨流,爆发成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仅仅因为这次革命被一个最坏的机会主义路线领导着,以致完全失败下来。工人运动的命运,本身就是中国革命的命运,跟着革命的失败,运动也就陷入长期沉寂的状态。

  今天,在另一个新的大战之后,中国工人运动,重又复兴起来,可是这次复兴起来的运动,其基础和上次再也不是相同的了。第一次大战之后的工人运动,是产生在中国资本主义勃发期,而这次战后的运动,却产生在这个制度垂死的挣扎上。就革命的客观条件而言,它非仅比以前更为成熟,而且烂熟得几乎蒂落,很能够允许工人阶级获得更大的胜利。只是可惜,工人阶级仍旧被昨天那个错误路线重覆的领导着,以致运动发展,经过许多不必要的曲折历程。正是这个历程,翻译成今日运动的危机。一些落后的人们,往往因此发生宿命的悲观,以为运动已经“稍纵即逝”,其实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我们根据三年来的运动历史,加以客观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悲观”,而是“危机”,指出这个危机,乃是克服危机的唯一道路。

  现在让我拿战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加以简略的分析吧!

从半真空的缺口中迸发出来


  战后工人运动的复兴,是产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统治,依照它的目的,只能给中国工人群众带来更大的祸害和破产,使他们从白粳的生活降低到仅能拿苞米糊来苟全性命。生活的逼迫,曾经引起他们零星的反抗,但是工人运动的发展,往往不是以生活贫困的深度来决定,而是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那时,他们还在强大的日帝法西斯式的刺刀统治之下,要想顺利地昂起头来,是比较困难些的。

  只当一九四五年九月“同盟国”战胜日帝的时候,这个刺刀统治才突然崩塌下来,接替它的新统治,还远在后方。固然这两个新旧统治者根据他们相同的阶级立场,由前者委托后者代行维持秩序,换句话说,抑压群众力量的掀起,但是无用,这一措施毕竟不能避免在日帝占领区里,于新旧交替的短时间内,形成政治半真空的状态。工人阶级积压已久的斗争情绪,于是便从这个缺口迸发出来,好像一阵山洪,泛滥在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东北的工业基础,不是被苏联史大林官僚劫挟而去,使东北工人阶级的力量解体,那末战后工人运动的复兴必定还要惊人和可观哩!

三大胜利果实


  工人运动的初期斗争,以要求遣散费开始。当时所有敌伪工厂,因战败而停工,使工人们立刻失去工作,所以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很快的,这个要求便扩张到中国资本家的工厂里,改作胜利奖金的名称出现。围绕着这二个主要要求,工人阶级便自动的团结起来,产生崭新的工会组织,工会的领导层,都是经过群众民主选举出来的,因此他们最能代表群众意志,而勇敢的站在群众前锋,进行不屈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大多得到胜利。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战争相彷佛,胜利的军队,即使日进一里,也能给士兵带来很大的鼓励,这些零星斗争的胜利,同样的也给工人阶级以极大的兴奋,彼此跟踵而起,形成了巨大的罢工浪潮。

  中国统治阶级当它重返统治之初,摆在它面前的就是这个自然形成的火一般的局面。它的统治力量在工人阶级庞大力量对比之下,无疑的居于劣势地位,何况他们的经济基础,比日帝更为脆弱,接收的工业不能马上全部恢复,通货膨胀,继承了伪钞的速度扶摇直上,一切经济危机的破绽,在“胜利”的基础上更暴露得透澈,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在中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上,果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但是很快的被国共所发动的战争引起的更深经济危机所抵消。于是从战后半真空的政治局面中爆发出来的工人运动,生长在这种危机的泥土上,斗争的箭头非常合于逻辑的一致指着生活费用和物价脱节的问题,逼得统治阶级穷于应付,不得不宣布依照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的制度。

  工人运动在这初期,获得了三大胜利的果实:罢工权,组织工会权,和生活指数。

  当运动还处在经济斗争的阶段,工人阶级单凭自己自发的团结力量,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不过经济斗争所得的胜利,如果不能与政治斗争相连接,跨上更高阶段,那么胜利的果实绝对无法长久保持,所以运动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更迫切的需要一个正确领导。

自从“他们”来了之后


  不幸得很,那些自命领导工人阶级的党派,如朱学范,民主同盟和史太林派之流,这时合唱着劳资合作的牧歌,进入工人队伍,把工人阶级的四肢用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缧线束缚起来。我们可以说,在他们还没有插入领导的时候,工人阶级自发斗争所走的道路,大体上还较正确些,不过幼稚罢了。自从他们来了之后,使工人阶级重复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历史,很快的给运动带来失败的祸根。一九四六年送马叙伦等到南京请愿的“六二三”游行,就是这种祸根的植土典礼。这次游行,凡参加过行列的工人都还记得,行列果然是兴奋的,但是除了精神的兴奋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原来他们不过是把工人阶级当作阿斗看待,抬出来壮壮声势而已。这种游行,对于他们的请愿帮助得很少,可是给工人阶级的伤害,却就够大了。因为他们的失败,代统治阶级开辟一条“攻势”的道路,工人阶级随着请愿的失败,同时遭受“攻势”的袭击;前进的工人份子被逮捕了,自动组织的工会被改组了,罢工的行为被宣布为非法了,好多已得的胜利果实,被部份的收回去了。这是战得工人运动第一次步上曲折的道路。

  自从经过这次挫折,那些“左倾”的工运专家便像浇着冷水,马上将背脊朝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完全抹煞工人阶级过去的光荣功绩和伟大的力量,埋怨中国工人人数太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在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甚至拿公教人员的生活来与工人比较,责难工人生活过于优渥。他们全不懂得工人阶级人数果然比农民少,但是在经济的领域里,依旧是决定的力量。他们全不懂得,工人阶级的生活之所以要比公教人员优渥,那正是工人阶级初期斗争的战利品呢!

  正当他们在自已给运动造成的挫折上如此这般悲观的时候,新的工人斗争又在更深刻的经济危机中酝酿。统治阶级当时为了挽救他们的危机,曾经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把危机的重负往工人阶级身上一推,冻结了生活指数,可是这种措施,仅仅只能有三个月的命运,新的生活费用与物价的疯狂脱节,重又把工人运动唤召回来,汇成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斗争,逼得统治阶级慌忙将生活指数部份解冻。这次斗争是工人阶级自然成熟的斗争,史太林派只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他们的政策,正介于右右摇摆之间。一方面还唱着劳资合作的论调,另一方面,因为内战进行得相常火炽,已经把他们联合政府的迷梦打得粉碎,所以他们尽量利用运动的力量,作为进攻当权集团的工具。他们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冻结生活指数是政府干出来的,资本家也不同意”,因此他们居然向资本家讨好,自动声明在指数解冻之后,不拿罢工期的工资。好像指数解冻之后资方无须拿出更多工资似的,好像当权者是超阶级的集团似的。在这种左右摇摆的政策之下,以致运动缺乏一个正确的领导,不能顺利地再行向上发展。

“奇迹”代替了埋怨


  去年九月间,苏联在欧洲成立了九国情报局,日丹诺夫正面发表与美国对抗的宣言。由此,就充份的表示了史太林的政策已经决定的,从机会主义向左摇摆,在全世界采取盲动主义的路线,来一个“新的第三时期”。中国史太林派的政策是跟着史大林的总轴心旋转的,因此也同样的从极右的一端跳到极左的一端,以为昨天还值得埋怨的工人运动,可以在地球上绕太阳一转的时间内马上会出现奇迹似的,不顾工人斗争的情绪,和准备条件的成熟与否,盲目的凭着主观的要求,硬生生的把它拉出斗争舞台,企图把工人运动变成帮助农民战争的辅助工具。结果给工人阶级招来不断的打击,和无谓的牺牲。

  时间的相同,在这里绝对不是“偶合”。与九国情报局成立的同一个九月,上海法商电车的工潮被早熟的摘下来了。这还只是盲动政策的开始,法电的工潮就成为这种盲动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第二个牺牲品,乃是“申九惨案”。

  我并不抹杀,法电与申九工潮中所提的要求,的确是工人群众的要求,不过工人的要求之爆发为斗争,必定要经过自觉的成熟阶段,只有如此,斗争才能成为全体工人的愿望,才能有更充分的准备,也只有如此,运动的爆发,才能操更多的胜券。史太林派完全不懂得这点,他们所懂得的,乃是上级机关的命令,不是群众的情绪和准备,只是自己私党的要求,不是工人群众的利益。于是稍一茁长的工人情绪,就被手淫般的浪费掉了。最后招致了工会的“整理”,前进份子的大量逮捕,成为今天元气斫伤的局面。

脱离罪恶的黑手


  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这样论断:这个挫折就是反动时期的开始,不是的,这个挫折完全是错误领导的结果,它只能是暂时性的。因为就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看来,它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同样的不可能有一个相当的重新稳定的时期,所以工人运动的潜力,当然还是存在着。下面的事实便足以证明这点:罢工虽然被再三禁止了,但是怠工、饿工、懒工、勤工等等仍旧被默许。最近两路局的罢工,更带讽刺地撕破罢工的禁令,生活指数虽然部份冻结,但是到底还不敢立即根本取消这个制度。最近他们企图藉扩大配给品的名义,变相降低生活指数,经研究之后,马上自承不能扩大实行,宣布作罢;“整理”之后的工会,虽然完全在当权者的控制之下,但也不能不设法伪装民主,拉拢群众。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只要危机存在一夭,只要工人阶级还未遭到致命的打击,那么,运动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它可能在新的各种因素凑合之下,重新爆发。

  现在最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在猜测运动究竟会不会到来,问题乃在迅速脱离史太林派这错误领导的罪恶黑手,找寻一个正确的领导。



感谢 吴季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