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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崩溃与改革币制
作者：竹云龙〔籍云龙〕 来源：《新声》1948年第11期
（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来，商谈了一年的美贷，仍未蒙美国金融寡头垂允，依赖外债支持国内军事的政府，一年余来不断挣扎于经济总崩溃的边缘；一九四七年虽屡次以行政手段处理经济危机，但危机非但未能稍减，反而越来越严重。一九四六年年底的物价与黄金的涨风，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实施“紧急措施”时暂告一段落，但不二月物价又继续上涨；八月公布“经济改革方案”，也空空地闹了一场，留下一些永远办不到也无意办理的决议案（如征用国外存款，征收财产税，没收贪官污吏财产……）。十一十二月涨风更凶，政府又被迫公布“经济戡乱”法令，但这个政令的时效仅有十天，物价又以更疯狂的姿态上涨。“阳关”前后，为时不过十天，物价上涨一倍左右！这种涨风不但威胁工人和小职员，更威胁政府本身的存在，迫使政府允许按指数发给公务员的薪水。但是，一切事后编制的指数，总追不上物价，更何况编制的方法太不合理，因而在物价空前飞涨的时期，人心惶惶，怨言四起。邮电及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停止以后，公用事业涨价的成数惊人，此种迫不得已的“高物价政策”，显示当局已失去任何控制经济危机的能力，只能坐视经济崩溃的发展。
经济崩溃表现于纸币之空前的发行与物价的追随上涨，如此，不但“薪水阶级”不能生存，生产事业不能活动（因为代表资本的货币已完全失去其机能和社会信用），就是最新式的印刷机也不能担负如此繁重的大量发行工作了！最致命的，还是后方的经济崩溃不可免的要影响军队的战力，迫使当局叫出“七分经济三分军事”的呼声。可是“经济戡乱”不能以枪弹解决的，所以最后，政府被迫重提改革币制和向美借款问题了。
与官方有关的报纸（申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正言报……）一致主张火速改革币制，他们把改革币制手段描写成无比的魔术一样，以为中国币制一经改革，经济危机会自然克服。以往态度较为审慎的大公报，此次已不反对改革币制，仅提出几点“忠告”而已。从“舆论”来看，更从事实分析，现政府已下了决心，希望以改革币制的手段来谋取短暂的稳定。
（二）
以什么东西作为改革币制的经济基础呢？现政府所有的，已不足以应付危机，而稳定新币的准备金（如黄金白银等），却正是政府所缺乏的。国内既没有新币的基金，当然只能求之于国外，而国外可求的地方还只有美国。
自从一九四七年王宠惠秘密要求十亿美元借款遭马歇尔拒绝后，中国政府“自力更生”几个月，结果越来越不能制止经济崩溃的趋势，此次派遣1946年黄金涨风的主角贝祖贻带了改革币制方案去美国，显然准备一方面接受更苛刻的条件，但同时也必然以政治军事危机威胁美国要求借款，美国为了维持远东未来战争中的盟国（目前经济侵略的目的地），虽然明知“弄不好”，但不得不依照一贯政策支持中国现政府，勿使它为经济危机所吞没。按照目前的形势估计，美贷之有实现希望，问题仅在数目。三亿？六亿？十亿？……？
许久以来，不少与政府有关的“经济专家”或“名流学者”都主张改革币制，但意见仍不一致，有的主张金本位，有的银本位，有的虚金本位，有的干脆主张加入美元集团与美元订立一定兑换率。当然，最后一种办法是人们所朝思暮想的，但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人们绝难相信美国会肯答应且承认中国的新币有稳固的定量价值，因而轻易允许与中国的新币“联姻”。
另一方面，未来美国贷给中国的新借款，数目是不会很大的，即令贷与相当大的数目，（如六亿元，或十亿元），也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的根本危机，——日趋破产与赤贫化；正相反：中国越是倚求外力，越是向殖民地发展，经济危机益发变成结构性的死症。
现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属于在朝执政党既定的“国策”，而这个执政党几十年来总是与帝国主义结了不解缘，抗战时期前门拒狼、后门引虎，以至弄成今日行将总崩溃的危局。在这危局鞭策下，当局显然已露“不择手段、但求目的”的窘态，其对改革币制的希望，仅仅在取得暂时的经济稳定；从官方经济学家的口气猜度，如果取得六亿美元新贷款，可以发行一种新纸币（大约是久已传闻的“孙币”），其基金可供政府一年的支出。我们已不难想象他们的结论：一年之中军事胜利可以挽救一切危机了。
（三）
如果站在严正的立场上来研究改革币制问题，首先，我们应当观察：中国是否具备了改革币制并稳定货币的诸种社会条件。第二、改革币制既为“复兴经济”的手段之一，改制后中国有无经济复兴或繁荣的客观环境。
改革币制的主要目的是：以新的优质通货代替流行的恶劣通货，使物价稳定，使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减少投机行为以及其它非常的因素，使社会生活中有一定的极少变动的价值尺度，使全社会的生活能正常化。目前华南以港币为一切经济行为价值尺度，上海一带则以美元或黄金未尺度，“法币”虽有“国法”作担保，终于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被挤入劣等货币的地位，失去价值尺度的社会机能了。这已是一年多来的事实！“法币”之“破产”，主要原因是国家收支不相平衡被迫滥发无准备金纸币的结果。因此，改制的首要社会条件，就是新币的基金。其次，国库的收支必定有新办法使其平衡。第三、国际贸易的巨额入超及走私必须有新办法使其完全停止。第四、国内的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须有整个的统盘计划，彼此调剂相均衡。
中国目下有没有这四种改革币制的社会条件呢？一种也没有！连第一点起码条件也没有，如果美贷无着，发行新币仅仅是对人民的新的掠夺而已。
再观察实际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我们更看不到中国有任何复兴的可能。美贷既是有条件的“买卖”，则中国今后将变成美国工业的倾销市场和原料的供给地区，我国农业早已破败的惨不忍赌，工业在美货倾销的前两年中已摇摇欲垂，如果一旦美贷实现后改革币制，不但一般囤积性或投机性商人将无法生存，而工业也必然在“开放国际贸易、减低关税壁垒”的打击之下渐渐地倒下去。尤其是一个军费支出占全支出额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家，一个被贪污腐化的官僚制度瘫痪了的国家，一个战火十年未熄目前更处处烽烟的国家，实在没有经济繁荣的客观条件，因为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耗蚀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部生产力，阻止且破坏了扩大再生产的一切可能。
（四）
独立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基本条件，反之，中国现政府的经济政策，一面求美贷取得暂时稳定，一面寄全部希望于无出路的国内战争上。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改革币制不过是人民所遭遇的几百种灾祸中之一种，发行新币，充其量也只能暂时延缓最后崩溃的时间。但是，如果一切客观条件并未变更，则旧的危机将以更新的姿态出现，到那时，通货膨胀将以高过今日几倍的速度向“无量数”的边际飞去。不脱离帝国主义的支配，不停止破坏国民经济的内战，中国实在无法避免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币制改革虽然可能发生临时的“强心作用”，却包含了更深刻且严重的危险因素。历史从来不饶恕一个错误的罪行的！
感谢 帕夏、李星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