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第一部 在西伯利亚的农村中 奥尧克村坐落在雅库梯大路上——这是一条通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古老的道路。这条大路一直从奥尧克村穿了过去，把这村子分隔为两半。 在上世纪末，奥尧克村在西伯利亚的流刑犯与苦役犯中间是很出名的。从亚列山大罗夫中央劳役监狱，和从伊尔库茨克监狱中迁移到辽远的雅库梯边境去的一批批囚犯们，都被指定在这村子里可以得到第一次休息。 奥尧克在那时候已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在它的许多房子上面，高高耸立着一座石造的教堂的白色的钟楼。离教堂不远，有一所陈旧倾斜的、灰色的学校建筑物。而在学校对面的一所房子上，却挂着一块上面写有“酒栈”几个金字的招牌。 这个酒栈的承租人是波塔普·伊里奇·普鲁沙克。他是一个很机灵的胖子，有一双肥满的小眼睛，待人接物总是显出很殷勤、很甜蜜的样子。酒是在两家酒店里出卖的：一家开设在上半村的村边；另一家开设在下半村里。每逢节日，农民们在教堂里做完弥撒，就直接从“神堂”四散跑到各个酒店。那时候在村里的唯一消遣就是上酒店。 我出生在奥尧克村，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我的回忆首先就和雅库梯大路、和那一批批的流刑犯联在一起。一听到有囚犯走近村子，我们这些小孩就一窝蜂地迎着囚犯奔上去。我们的妈妈和奶奶也都带着小包儿从家里跑出来。等到流刑犯们走近村子，停下来休息时，女人们就拿薄饼和面包圈分发给他们，并把酸酒分给他们喝。 这是古老西伯利亚的传统。民间把囚犯们叫做“不幸的人”。每个人都认为有责任帮助他们。 孩子们胆怯好奇地瞅着那些躺在路边、满身灰尘的疲倦的人们。囚犯们默默地咀嚼着面包。兵士们凭靠在上着刺刀的步枪上，包围着囚犯，也在啃着坚硬的黑面包，从耳杯里喝着水。 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关心那些上着镣铐的囚犯。我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暴徒”，我们一边 瞅着那些带着镣铐的人，一边互相低语着：“瞧，这才是真正的首领，并且有……”等到这批休息后的囚犯再往前走时，我们大家总成群地一直送他们到村边去。 离我们村子七俄里的地方是席尔陀夫卡邮站。那里有一座很大的两层楼建筑物，周围围着很高的木造的墙壁。这是兵站地。前往雅库梯的一批批流刑犯都要在这儿逗留一整天——整整休息一昼夜。押送的兵士也要休息一昼夜，在这时候，就由当地的农民来代替他们做看守人。 在这种看守人里边也有我的爸爸在内。有时他把我也带了去。 在白天，我们小孩子就成群结队、提心吊胆地在兵站周围徘徊，细瞧着由粗木头做成的墙壁，它们竟是那么地高，连在它后面的两层楼兵站建筑物的屋顶也看不见。在墙壁后面经久不息地发出响声。听见锁链铛铛地作响。我们充满了好奇心和恐怖倾听着这种声音。当墙内的吵闹声加强了时，传来了一种尖叫，咒骂，——我们这时吓慌了，就跑向火堆，这时用棍子武装着的我们的爸爸，正在火堆旁边走来走去。 到了夜里。我们就离不开火堆。多树脂的木柴发出强烈的火焰，红光照耀着粗木头的围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神秘和可怕。 火堆一堆堆隔得那么近，仿佛形成了一个环绕着兵站的不断的火环似的。农民们撑着棍子，站在火堆中间，大概，他们也怀着不下于我们孩子们的恐怖，望着那被深红色的亮光所照着的墙壁。西伯利亚人在外表上看来是很威严的，他们不怕一个人到森林里去猎熊，但是在这里，他们却胆小起来了。 假使看到有一个囚犯爬到墙头上来，那末所有这些“威严的守卫队”，就都会带着棍子四散溜跑…… 到了黎明的时候，农民们又变得快活起来。他们吵闹地咳嗽着，互相呼唤着，抽着烟。火堆烧完了。在早晨的空气中，散布着浓烈的乡下的烟草气味。 在席尔陀夫卡兵站上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件，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有一批囚犯沿着大路向我们的村子走近来。像平常一样，孩子们首先跑到村边去迎接他们。 最先在道路上看见的是滚滚的灰尘，然后是闪耀的枪刺，听到了镣铐的响声，接着出现了第一排囚犯。太阳猛烈地照射着。囚徒们由于疲惫不堪颠簸着。但是这一次在村边上并没听到喊休息的口令。流刑犯们被紧紧地挤在兵士的圈子当中，忧郁沉寂地走过了村子。 席尔陀夫卡兵站事先曾被指定要加强农民分队。所以几十辆驾着双马的马车载着农民守卫队赶过了那批囚犯。父亲把我也带了去。 好像平常一样，我们就被安置在围墙周围。 不久囚犯们到来了。很多的囚犯都困惫得倒在地上。押送队的军官对兵士们叫嚷着什么，用手枪恫吓着囚犯们。囚犯们也叫嚷着。有一个囚犯举起手来，并开始对其余的囚犯们高声地说着话。 军官发出简短的口令；兵士们举起枪来——就开了一排枪。那个讲话的囚犯和另外几个人都跌倒了。 囚犯们激动起来，但是仍旧留在原来的地方。发出了第二次口令，——又开了第二排枪。囚犯们支持不住了，互相推挤着，向兵站的大门口冲去，在地上留着几个受伤的和三个被杀的囚犯。 所有守卫的农民都离开自己的岗位，溜跑了。我和父亲也逃跑了。等到心定下来回到兵站时，大门已经上了锁。受伤的已被抬到围墙里面去。三个被杀的躺在那里，用蓆子遮盖着。 第二天在席尔陀夫卡运到了很多镣铐。开始给囚犯们带上了镣铐。有一个上了手铐和脚镣的囚犯，让他坐在马车上。把他用铁链锁在车子后面，往回转运到苦役监牢里去了。 后来很久才知道，这个被上了镣铐的囚犯，就是大学生马丁·尼柯拉也维奇·里雅陀夫。他以后是一个出名的布尔什维克。 队伍继续向前行进。农民守卫队回到了村里来。 沉重的困惑和不安，很久地磨折着我们这些小孩子。我们离开大人秘密地聚在一起，悄悄地谈着，回想起这种镇压的景象就使我们惊骇。 奥尧克——是一个农业的乡镇。春天和夏天农民们忙于农事，而冬天则去干运输。从伊尔库茨克运了茶叶和中国丝钢到托姆斯克去。从托姆斯克——把布疋，沙糖和别的商品运回来，这些商品是商人符托罗夫、库赫杰陵及其他商人从俄国中心运到西伯利亚来的。他们也把俄国的商品运到远东和恰克图——给中国和蒙古市场运输商品，而同时也到勒拿河和齐迦洛伏城里——给大森林的矿山运输商品。 夏天在西伯利亚是很短促的。农民一定要在三个月中间赶完播种，开垦休耕地，从七月半起就要开始割草，而从八月半起就要收获了。 对于冬季的播种的期限特别来得短。延迟三四天，就可能受到早降的初霜而减少收成。 西伯利亚的夏天虽然很短，但是十分炎热；谷物生长得很快。在炎热的西伯利亚做工是很苦的： 暑热使人困倦，加之又有蚊蚋和牛虻——西伯利亚人叫它们为“可恶的小虫”，——侵袭着人和家畜。收获在八月半开始，有时候从八月二十号开始，常常要到冰天雪地的十月才能结束。 庄稼收好之后，就到了节日。于是就办理着婚礼，热闹地庆贺着圣诞节。酒栈承租人普鲁沙克和酒店老板们都大发其财……在圣诞节不断地发生打架，常常要打死了人才完结。 过了圣诞节之稜，农民们就出门干运输去了。 运输的事情，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天的条件之下？是极端困难的。只有结实强壮的西伯利亚农民，才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吹雪和使人毁灭的大风雪之下远征成千俄里的路程。运货夫穿长毡靴或半统毡靴，穿狗皮或是羊皮外套，那要根据他们的财产而定，他们一边拍着两只毛茸茸的无指手套，一边跟在那沉重的二输运货马车旁边走着，当道路转到山上去时？他们就推着马车，帮助看马匹。在冬天那个时候，沿西伯利亚大路那些宽敞的旅馆里，总是住满着马车夫们。旅馆主人按照和赶车包工头们预先说定的价格一定储藏着很多的饲料，还有烧酒储存。 农民们给了马一些饲料，就走进了小屋；主人拿着杯子，和四分之一瓶的酒？在门旁欢迎着赶车夫。农民们抖掉身上的雪，扔掉皮外套，从胡子上扯下冰柱，虔诚地划了划十字，就从主人手中接过一杯烧酒，一口喝光。然后走近女主人。 “你好，老板娘！请给我暖一暖，冷极了……” “欢迎，”女主人施礼说。“请来尝一尝热腾腾的白菜汤吧。大概，你们都很辛苦啦？” 在桌上已摆好一只盛着热腾腾的白菜汤的琉璃瓦的大汤盆，从汤盆中蒸发出了甘美的香气。大家吃得很多。喝了很多的茶，然后就成排地躺在地板上。 大清早，农民们喝完茶，把马驾好，大家又在白雪上赶着车子，伸展着一条黑带似的长列出发前进了。 在干运输业的一般富裕的农民和中农，他们都有两三匹马。贫农的马匹却要向富农租借。 我们家里很穷。父亲有一匹马，一头牛，一对猪。母亲饲养着鹤和鹅。我们有三俄亩土地；两俄亩播种着作物，一俄亩在休耕期中。我们积欠着许多租税，欠公营商店很多账款，因为我家曾向那里赊欠过做种子的谷物。父亲还欠了富农的债款。自己的粮食只够吃到春天。 我们的小房子很旧，它仿佛是对谁鞠着躬似的弯向一边，就此呆着了。我母亲很爱清洁：她常常洗擦地板，并在它上面撒上了黄沙。在窗台上陈设着花。在前室的角落里陈列着发黑的圣像。冬夜，我们全家都坐在火炉旁边，在火炉里燃烧着多树脂的木柴。火炉照亮了也烘暖了小屋。在火上煮着晚饭。 我父亲年青时不爱经营庄稼。他的青春是在大森林的金矿上度过的，他把全部工资都喝掉了。常常饿着肚子光着身板回家来。 爸爸在家住上一年半载，——又到大森林里去了！他在矿山上得了风湿症和酒癖。 大的几个儿子是母亲一个人抚养大的。当她给我长兄葛利高莱娶亲时，生活就过得比较轻松了。 但是我家不久又遭到了不幸。葛利高莱运送两个旅客到伊尔库茨克去；这两个旅客却在树林里杀死了他，把马赶走了。 留下我们四个：大姐彼拉盖依，她后面是娜达丽亚，在娜达丽亚后面是斯杰潘，在他后面就是我。 我那时才两岁。父亲还在大森林里流浪。冬天姐姐们就上城里去做女佣。和母亲一起留在家的只有斯杰潘和我。 母亲亲自耕种土地，播种谷物。当她上田里去时，把我和斯杰潘留在家里。斯杰潘看守着家，并和我玩耍。母亲晚上回来了，她就料理着家务，并喂养已经饿了一天的我们。等到我们自己家里的粮食吃完时，母亲就到富有的邻居那里去借那烘好的大圆块面包，说好将来以做工偿还。我们像乌鸦一样向面包伸着手，母亲给了我们每人一片，就坐在长凳上哭了很久。 父亲回到家里来时，生活开始好转一点。母亲就不大哭，斯杰潘也开始去上学了。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陪审员是乡村的主要长官。他们一身总揽本区内法庭和警察的政权。农民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陪审员大多是任命退伍的大尉担任。我们这里的陪审员也是这样一个退伍的大尉。他嗜酒如命，常常驾着老百姓的三套马的车子，在本区里各处乱跑。很少做事情；只偶尔参加乡村的裁判工作和发配犯人到省城的监牢里去。为了不能偿还欠债，或为了农民不交纳赋税，按照陪审员的决定，就要受到鞭笞的处分，然后没收他家里的最后的牲口。因为欠款的人总是乡村里的贫农，所以遭受拷打的多半也是贫农。 乡政权完全操纵在陪审员手里：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撤换村长和乡长；甚至可以逮捕这个或那个人。乡长们说他掌握着“生杀大权”，所以在陪审员治下的村人都极力设法使陪审员能够“满意”。 那时候的乡长就是我们村里的富农达尼洛·叶高罗维奇·达尼洛夫采夫。乡长家有成群的马放在草原上，他有几百亩土地，这些土地都是雇农给他耕种的，家务是达尼洛夫采夫的儿子们经管的，他自己却干着“协会的”事务，并已当了几年乡长了。 在村里还有两个大富农：托耳斯季柯夫·米哈依洛与阿尔杰米夫·伊凡。托耳斯季柯夫拥有很多的土地，并兼营着商业。他自认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并设法和省城里的官员们结识。有一半同村人都不能偿还他的债务。不但是贫农，就连中农也感受到他的压力。农民们说： “米哈依洛的爪子一钩住你——你就脱不开……” 伊凡·阿尔杰米夫只经营着农业。他很奸猾：他不会把债务人抢光。因此他周围的老主顾要比别的富人来得多，贫农对他比较相信。借他的钱不用利息——用做工来偿还。这就保证了他在夏天农忙时的劳动力。 陪审员在这些大富农家里大吃大喝。他们灌醉了上司，就假借着他的名义做各种各样不法的事情。 另外紧紧勾结的一伙，就是以“酒栈”主波塔普·伊里奇·普鲁沙克（农民们把他叫做普鲁西克）为首的酒店老板们。 没有给这些大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抢光的贫农的财物，就由酒店老板来抢走。为了“半瓶”白酒，为了“一小杯”烧酒就要给他们拿去衣服，半统毡靴，马轭和车输——无论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都要。 酒栈和酒店算是属于我们村子的农民们的——为协会所有。这些店铺一年一度地用大拍卖方式招揽着赁“主”。 这种大拍卖是这样进行的。在圣·伊里亚节，做完弥撒之稜，普鲁西克从地下室拖出了一桶烧酒，把它放在院子当中，并敞开着酒栈的大门。农民这时从教堂里走出来。圣·伊里亚节平常总是暖和而晴朗的。普鲁西克穿着新的长靴和绸的礼服，脱下头上的制帽，鞠着躬，请农民们为了“圣·伊里亚节”喝一杯。农民们预觉到喝酒的滋味，欣快地和普鲁西克问好。 “这是什么，波塔普·伊里奇，是庆祝令尊的命名日吗？” “请你们尽量随便吃吧。不要嫌恶……” 农民们摸摸胡子，好像是给波塔普赐恩惠似的，走近桶子。普鲁西克就在农民们身边周旋着，拼命招待得更周到一些。他的绸短外衣的燕尾膨胀着，并露出了装饰着一条银链子的圆肚子。 “喝吧，可尊敬的！我是欢喜诚心诚意款待人的。多么好的日子：又晴朗，又暖和……节日。喝吧，喝吧：我喜欢大家都喝得痛痛快快。不够再来一小桶……。” 佣人又拿来了一桶。 “喝吧，信奉正教的！是一个多好的节日啊，上帝……多好的节日呵！” 激动的酒店老板，用红手帕拭着发汗的脸孔。 农民们密密地围住酒桶。喝着酒，大家都有点儿醉醺醺了。当院子的上空充满着模糊的醉汉的叫嚣时，波塔普把空酒桶底向上倒过来，他就站立在桶底上，脱下制帽，转身对农民们说： “协会里的诸公，请原谅，我招待得不周到。尽我财产所有，随便喝多少都可以……请你们不要生气。” “我们不会生气的，波塔普·伊里奇，我们会支持你的。”“协会诸公”亲密地回答说。 此后大家四散到各酒店里去。在那里又是这样地重复着，只是招待得比较节省罢了。 年轻的小伙子是不被招待的，因为他们在集会上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喝完酒后，农民们就到乡里去参加大拍卖。 从城里通常总是来了许多竞争者，希望能把酒栈和酒店承租过来。大拍卖是乡长主持的。他预先指定了一种租钱，城里来的人又加了债钱，酒店老板们却默不作声。波塔普也不作声。当价钱抬到谁也不能再加时，乡长就转身对着农民说：“喂，怎么样，协会诸公，到底租给谁呢？” 从人堆里发出了声音：“租给波塔普·伊里奇！租给波塔普！” 集会上一致地响应着说：“租给波塔普！租给波塔普！” 这时波塔普从人堆里走了出来，走上了台阶，脱下帽子向大会鞠了一躬，当大家静默下来时，普鲁西克整整自己的礼服，向大会说： “假使协会诸公的心意已经如此，那我只好遵命了。我对最后的价钱再加上一个铜子。” 乡长举起手来，提出问题： “租给波塔普，怎么样？” “租给波塔普！租给波塔普！”农民们异口同声地叫着。 “喏，大家既然这样，那就租给波塔普了。” 普鲁西克拿出钱包，马上把租金付清。然后再鞠了一躬，感谢大会对他的信任。农民们叫道： “波塔普，当你用水冲淡酒精时，水不要用得太多呀！” 大家高兴地大笑着。 随后按照这样的程序，出租了酒店。城里来的竞争者失望地走了。 大拍卖之后，酒店中的酒宴恢复了。不过现在喝酒却已经要付钱了。酒店老板严厉地叱喝着喝醉的农民们。其中有很多“协会诸公”，就在这样的夜里，赤着脚转回家去。 ※ ※ ※ 一八八八年遇到了旱灾。谷物不是给太阳晒死，就给蝗虫吃光。很多甚至连种子也捞不回来。我家也是颗粒无收。粮食一点也没有。父亲到阿尔杰米夫那儿去，向他磕头。但是那一个却挥着手说： “太迟啦，米峆依洛·葛利高莱维奇，我全部都已分完，只留下一点种子。” 因此只好去向托耳斯季柯夫恳求： “救我一下吧，米峆依洛·依格那托维奇，到收获时还你。” “为什么会没有呢，我来救助你。你要多少？” “最好能有十普特。” “五普特，不能再多了。三卢布一普特。” “你要天打雷劈呢，伊格那狄奇！原只要一个半卢布呀！” “我是借给你的……” 父亲拿了五普特。他把粮食留给我们和母亲，而他自己就带着马匹上城里去了。 “至少，可以养活我自己和马。”他说。 在下一年又遇到年成不好。父亲不能归还托耳斯季柯夫的债务。到第三年去还给他十五卢布。 托耳斯季柯夫说： “你要给我三十卢布，米峆依洛·葛利高莱维奇。” “你这是什么话？我只向你拿了五普特粮食。说好一普特三卢布……” “要加上利息哪，米哈依洛·葛利高莱维奇：你借去两年才来偿还.....” 父亲就走开了，并没有把账还掉。托耳斯季柯夫就去控告他。乡长把父亲叫到大会上去。 “什么，米哈依洛·葛利高莱维奇，托耳斯季柯夫的账你不还吗？他已来控告你。” “他要我还的借款，并不是按照从前说定的数目。” “我是根据法律要求的，我是不会抢夺人家的。”托耳斯季柯夫回答。 “大概，你们可以和平解决吧？你愿意还账吗？”乡长问道。 “要三十卢布我不还，达尼洛·叶高罗维奇，我没有钱。” “那么，让我提到大会上去解决。大会怎样决定，就怎样办。” 在星期日，农民们做完弥撒之后，就都来开大会。 托耳斯季柯夫请求说： “叫他偿还吧。不过，假使他不能还？那我准备再等待一两年……但是要叫他给我一俄亩土地，还要给我一个看牛的小孩当作利息。” 有一些农民提出抗议： “你怎么啦，你想要把农民迫进棺材吗？哪里见过这样的事情，为了五普特粮食，却要还三十卢布，还要加上一俄亩土地，和一个小孩子。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答应呢？” 会上不满地吵闹起来：“这是不对的！你要拿出良心！” 乡长在等侍着，等到抗议静下来时、然后转向大会说： “喂、怎么样，农民们，要米哈候洛怎么办呢：对于托耳斯季柯夫关于土地和小孩的要求，你们满意吗？也许，就由协会来代还这笔债务吗？” 事情转变得真出于农民意料之外。乡长故意使他们受到挫折。 原来，如果拒绝了托耳斯季柯夫的要求，那末他们自己就要代米哈依洛还账。 替人家还账是谁也不愿意的。大会又喧闹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代人家还账呢！我们自己的债务也数不尽呀！” 父亲声明说： “不准你侮辱人，要协会来替我还账！把我家所有的东西都给土豪拿去吧！” 他把帽子摔在地上，就离开了大会。 在乡长的压力之下，大会终于满足了富农的要求。 托耳斯季柯夫的长工来接斯杰潘了。母亲哭着，父亲愠怒地不作声。我恐怖地躲进小屋的角落里，就从那里向外望着，斯杰潘从母亲那里拿了一个小包里，爬上了半盖的四轮马车。长工鞭策着马，马就拖着车子从院子里飞跑出去。家里变得又寂静又空虚，好像死过人一样。只留下我和父亲母亲在一块了。 父亲喝得很多。自从儿子被带走后，他差不多没有清醒过。凡是可以在酒店里换酒喝的一切东西都从家里拖走了。母亲想要开导他，他却就用东西投掷她，殴打她。母亲拖着我的手往外逃，逃到邻居那儿去。父亲在她后面扔着插着花的花瓶、碗盏，凡是可以抓到手的一切东西。 我的教父，派魏耳·伊凡诺维奇·柯马罗夫，是我们村里的一个铁匠，他和我父亲很要好，而在那时候他又是我父亲所容许走近自己的唯一的人。当父亲没有恢復理智时，派魏耳·伊凡诺维奇就来看他，跟他坐在一起。这时我和母亲才回到家里来。 春天我害猩红热。呼吸感到很困难；在我的喉咙里好像撒满了沙子似的。甚至喝水也感到疼痛。手和足的关节都肿了起来。母亲请来一位女巫。她在炉子前面的一勺水上面，唸唸有词地，把一块炭火抛在勺子里，然后在口里喝了一口水，喷在我的脸上，不过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老大婆又拿了一个什么小包儿，把它挂在我的颈脖上。拿炭在我的额上绘了一个十字。但是这样也毫无用处。病更加厉害起来。请来了一位神甫。他在神像前唸了一回祈祷词，并给我圣餐吃，我很困难地把它吞下去。但是这样也毫无用处。于是才决定去请医生。 医生的姓我还记得：是叫希派柯夫斯基，名字和父称，可惜我已经忘记了。不知他为了什么，从波兰被流放到我们奥尧克村里来。他的生活不像大家一样，他不到教堂里去的，也不让神甫来看他。他吃番茄，这东西我们认为是不乾净的、虽然他自己也喝得丧失了意识，他都要骂那些喝醉酒的农民。他所以要骂女人们，就因为她们要请女巫用方术来害孩子。不论何时去请他，他总是随请随到病人那儿去。 医生骂父亲和母亲，因为去请他太迟了。 “野蛮人！”他叱责他们。“你们要杀害孩子！” 他把我头颈上女巫挂的驱邪符扯下来，把它摔在脏水盆里。然后叫我用一种溶液漱洗着喉咙，又用什么涂着它，并给了一种吃的药剂，他吩咐以后不准再让女巫走近我。 医生的太太开始上我家来。有一天她拿给我一些白的乾面包和一个鹅蛋。她吩咐把乾面包先放在热牛奶里侵软，把鹅蛋食熟了给我吃。等到医生太太走了时，母亲告诉我说，现在正是四旬斋 A，吃蛋是罪过的。她答应在復活节把它食熟了给我吃。乾面包放在水里侵软了。我很烦恼。医生太太曾来访问我几次。我的病开始好过来。四旬斋结束了，到了復活节。母亲把蛋食好了，并给我牛奶喝。 春天来了。到了圣·尼古拉春节那一天，全村人做完了谢恩祈祷之后，就都到田野上去播种谷物。我和父亲也到我们的田地里去。父亲拿了復活节的圣饼，把它扎在袋角里，随后再把种子倒进袋里，振在肩上，取了一小把种子，就开始把它撒在田上。我跟着父亲走。我俩一块儿耙着地。父亲让我骑在马上，而他自己却扶住缰绳牵着马走。我就这样开始学习耙地。 母亲在菜园里忙碌地工作：栽培着捲心菜、黄瓜、胡萝卜、萝卜、烟叶。烟叶是拿到城里市场上出卖的。在我们菜园里生长着很多的花？特别是复瓣的罂粟花和华丽的菊花。 哥哥斯杰潘在这时候给托耳斯季柯夫牧羊。他伤着风，湿淋淋地在坏天气中沿着泥泞的草地，沿着权木丛徘徊着。他常常在小丘之间的什么地方疲倦地睡着了。于是羊群在晚上就没有牧人自己回过来就随着叫声走去。老头让他坐在自己的一肩上，把他掮到农庄上去，拿热茶给他喝，安置他睡觉，第二天哥哥又赶着羊到牧场去，他就这样一天天地放牧着。有老长工的照顾，对于这个给人做苦工的孩子的命运，终算好了一点。 A復活节前的四十日之斋期--译者。家去了。托耳斯季柯夫的长工跑去寻找失踪的孩子。年老的长工沿着草原来回地叫喊着。斯杰潘醒 到了一八九○年。我很想去上学。我羡慕地看着孩子们手里拿着书本从学校里跑出来，快乐地各自回家。我对母亲说，我也要去上学。 “把鼻涕拭掉！哪会有你这种学生……” “我要去上学。”我固执地重复着。 “走开！” 我决定无论如何要钻进学校里去。我在学校窗子下面徘徊了很久，向它里面瞧着，但是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我登上了台阶。拿住门上的把手。门无声息地给我打开了，于是我就胆怯地走进了外室，在窗子旁边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门房，他正在修补着什么，他并没有听到我走进去。在挂衣架上挂着学生的衣服。从教室里传来老师的声音。我脱下帽子，想挂到衣架上去，但是不敢去挂。教室的门微微开着，我悄悄溜了进去，坐在后面的课桌上。老师站在教室的黑板旁边，在写着什么，并解说着，把小手指指给大家看。他转过身来，看见了我。 “你是从哪儿来的，孩子？” 我害怕了，就往外室逃跑。 “站住，站住！你到哪儿去？”老师叫着。门房在外室里拦住了我，把我推回了教室。 “这是彼特卡，他是我们库里庚人！”坐在前面课桌上的孩子们叫道。 老师走近我。我又想夺门逃跑。但是在门口站着门房。 “喂，你说，你为什么上这兄来？” 老师亲切地微笑着说。我把两手放在背后，伸长着头颈，拼命把视钱避开了老师。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想唸书吗？” “我想唸…….”我含糊地哼声地说。 孩子们都盯住我看，嘲笑着。我真后悔跑到学校里来。 “你想唸书吗？”老师又继续追问我。 “我想…….”我哼声地说，更加发慌了。 “谁叫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 “原来这样，你既然来了--就在这儿学习吧。” 老师领我坐在前面的课桌上，亲切地推了推我说： “坐在这儿吧，你用心看着听着。” 我一直坐在教室里上完了课，我羡慕地瞅着孩子们在黑板上写着什么，并讲解着。 当我回到家里时，母亲查问我： “你上哪儿去啦？坏孩子，你怎么牲口圈也忘记打扫了！” “我上学校里唸书去啦！”我骄傲地对母亲解释。 “唸书？”母亲奇怪地说。“谁会容许你进学校里去？” “老师。” “老师？这多么不幸！你真的想唸书吗？” 父亲进来了。 “你瞧，我的亲爱的：我寻找他，他都坐在学校里呢。成了一个新学生。” “没有爸爸妈妈的许可？就要想做读书人！应该揍你。”父亲假装严厉地责怪着。 “我是问过母亲的……” “啊哈，你这东西……本来我以为你是这样……可是他却就窜到那边去啦！并且就穿着这样脏的衬衫闯到学校里去！……” 父亲笑了起来。 “喏，既然他自己安排好了，那就让他去唸书吧。” 我很高兴。我拿了皮袄就跑去打扫牲口圈。 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他管理学校既不太宽？也不太严。很少有人罚跪。那时候在学校里原是有拷打的风气的，可是他都对谁也没有打过一次。那怕就是这样，但在教室里的纪律和秩序还是很好。 宗教的歌曲是由助祭教的。在上唱歌课时，经常来参加的有普鲁西克和村里有名的流刑犯神笛。这是一个醉汉，依靠他自己的出色声调一向被教堂养活着。他有浓黑的胡子，而头却是光秃的。当他唱歌时，仰脸朝天，伸长着两片嘴唇捲成了一个管子。因此他被人家叫做神笛。 神笛站在合唱团席的最前面，用男高音唱着。他“带领着”合唱队。普鲁西克站在他的旁边。把两手叠在肚子上，他拖长了尖细的声音唱着。 在学校里我和尼基希卡很要好，他是流刑犯铁匠谢魏利扬的儿子。我和尼基希卡同坐一张课桌。我们互相帮着做习题，互相帮着提示，因此我们常被处罚站在角落里。 谢魏利扬的铁铺是很宽敞高大的。除了铁砧之外，在靠墙那儿还有一座锉工的工作台。靠柱子那儿还有一架固定的钻孔的车床。在工作台旁靠窗子摆着一架脚踏的车床。当尼基希卡的父亲磨着什么东西时，尼基希卡就帮着他，和父亲一同踏着踏脚板。谢魏利扬不但像我的教父一样，能做马蹄铁、车输用的钉子和铁箍，还会焊茶炊，修理和做新的锁，修理枪，修理缝衣机。在铁铺的四壁上挂满着各种各样的工具。 谢魏利扬本人是一个又高又瘦、驼背的农民。他有一些稀疏坚硬的胡子，钩形的鼻子,头发用带子扎缚着，在他那低垂的眉毛下面，有两只乌黑的眼睛。当谢魏利扬站在熊熊烈火的熔炉前面时，在我看来，就活像一尊神官。我总是胆怯地走进铁铺里去，不管我怎样想去抚摸一下工具，但我还是极力和门保持得更近一些。 当谢魏利扬喝醉时，那就变得更加阴沉了。于是大家就都怕他。“会用刀刺你们呢，”农民们说。但是，又对谢魏利扬尊敬地补充说：“他是一个严正的农民，他有一双万能的手。” 尼基希卡也像他父亲一样地阴沉，但是我和他却很要好，我们常常一同去参加孩子的打架。我和尼基希卡总是爱闯事的，并且在打架之后、常常打破了鼻子回到家里去。 冬天过去了。来了温暖的春天。自桦树开始发芽。牲畜来到了田野。农民们准备播种。富农扎哈罗夫从兹鲍尔基村来找我的父亲。 “米哈依洛·葛利高莱维奇。我是有困难来找你的。请你给我一个孩子来帮我夏天耙地。我给你十五戈比一天。” 父亲已经拒绝了他，但是母亲坚决主张：认为这样对家里有极大帮助。 “让他去吧，十五戈比一天，钱也不算少了。并且叫特卡又可以在那边过活……” 父亲同意母亲说的道理。扎哈罗夫就在这一天把我带走。 扎哈罗夫有八匹马，几头牛，很多的土地，雇有两个长工，一个女工。在割草和收获庄稼时期还要雇短工。 当我和主人到了农庄时，长工们已在那儿耕完了地，播好了种。他们又到别一处农庄上去了。 耙地就开始了。把两匹马套在两架耙上。我骑在前面的马背上，而主人就把另一匹马缚在耙上。这样立刻就变成了双耙。主人把马缚在耙上后，把手一挥说： “喂，彼特鲁哈。上帝保佑你，走吧！” 我们每天从早晨四点钟起，就开始耙地。到中午我非常困惫地从马背上爬下来，立刻躺倒在热腾腾的地上，主人卸下马，给它们燕麦吃。接着我们就坐下来吃午饭，午饭是由马铃薯和几小块猪肉做成的羹汤。我们就直接从提锅里吃着。当我用匙捞到一小块肉时，主人立刻用自己的勺子把它拨 下去，一面说：“你还小，不能吃很多的肉。”但有时候还是给我捞到一小块肉。那时候，主人就严厉地盯住我，用勺子敲着提锅。吃过午饭，我又骑上马，一直到很晚还不得下来。 中午热得怪难受。给小蚊子糊住了眼睛。马蝇把马叮出血来，于是它们就用脚踢着自己的肚子，抽动着身子，摇摆着头。我又疲倦又难受，真想哭。 我就骑在马上喝茶。主人给了我一片加盐的黑面包，和一木碗热茶。直到大阳下山时，我们才把地耙完。我自己已爬不下马。主人把我扶下马来。他把马卸下，于是我们就坐下来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就到夜间放马的牧场上去——饲马。 大家从各处农庄集合到夜间牧马的牧场上。燃烧着火堆，把马匹放牧在草原上，避免了可恶小虫的侵扰。农民们聚集在火堆旁边。老头子们已躺下睡觉，年轻人在唱着歌儿。 有一次，只有我主人一个人来到夜间牧马的牧场上。农民们坐在火堆旁边，对他叫道： “扎哈罗夫，你把彼特鲁希卡藏到哪兄去了呀？” 扎哈罗夫回头一看：既没有我，也没有马，我并没有骑着马跟在他后面。 “呵哈，我的妈呀！这是怎么搞的呀？” 主人急忙跑了回去。他在半路上找到了我。我因为太疲倦，在马背上睡着了，后来，我就和代替鞍子的毛毡一起跌落在地上，甚至我也没有跌醒过来。聪明的马就在我近旁吃着草。 “你真是个傻瓜！”主人责备我说。为的使我不再跌下来，就让我也骑着他的马。当扎哈罗夫把我带到了屯宿地点时，农民们责备他说： “不是自己的小孩！你就这样不爱惜……” “没有关系，就会过惯的。”主人回答。 我在扎峆罗夫那儿工作了半个夏天。“过惯了”，但是却给蚊子咬得整个脸孔都肿了起来，眼睛也看不见了。 差不多替扎哈罗夫做了两个月工，他给了我三个卢布，当母亲提出抗议时，他又加了一个卢布。 甚至就是他加了之后，也还不是按照十五戈比一天算的，而只有十戈比一天。 “你剋扣工钱，你专会欺悔人！”母亲责备着富农。 “你说什么！……要知道在休息日他是不做工的。还加上下雨天：也要养活他。这有什么可以抱怨呢！我是真心的……你这老大娘，别抱怨……” ※ ※ ※ 村里有一种传闻，说来了新上司。前任的长官——陪审员——好像被撒消了。 真的，陪审员和他自己的家属一起乘了三套马的车子，上城里去了。在他的后面有几辆两轮运货马车运载着他的财物。 新的官员有一种新的官衔：“农民的长官”。 乡村的“政治家们”认为在新长官治下，生活将会过得轻快一点：农民的长官将要施行新法规。 至于这种新法规是怎么样的，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得很清楚。而怀疑派则说：“辣山药萝卜不会甜的；那个要剥皮，这一个也是要剥皮的。” 农民的长官到来之后，跟着又来了一个调解法官。这样代替一个长官——陪审员——就来了两个。 新来的长官，是一个年轻的、急躁的人，好像他是真正想要认真做事情似的。在大会上他说： “鞭笞拷问，我认为是一种野蛮的遗毒，所以我要把它废除。” 关于野蛮两字农民们都听不懂，而关于废除拷打他们却不相信。 “那是骗人的。”他们认定说。 接着农民的长官宣布，关于过去陪审员任内一切违法措施，他都要把它们废除，而农民们的申诉和声明他都要亲自加以审查。 农民发问说： “那末，关于欠款和赋税怎么样呢？将要减轻吗？” 长官稍为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决地回答说； “欠款应该交付，赋税也要缴纳。” “我们明自了……”农民们回答。 和新官会谈的结果，并不能使农民们满意。 “长官，他总是长官。”他们作出了一个简短的结论。 尽管有这种怀疑态度，但是申诉书还是从村子里各个地方向长官递上来。贫农们企望达到减轻困难。我的父亲也递上了这样的申诉：他请求强制托耳斯季柯夫归还他的儿子和土地。 申诉是我们的医生写的。他对“新长官”怀着很大的期望。 “你懂吗，老头子，要知道这是一种新潮流，是对古老的半农奴制度的破坏。” 父亲只是摇着手： “那边可有什么新的？……拯救小孩子要紧。” 长官受理了父亲的申诉。他查明白了，托耳斯季柯夫把哥哥扣留了三年是不合法的，光是用我们的土地来偿还债务已有得多。托耳斯季柯夫按照命令把儿子和土地还给父亲。长官告诉我父亲，说可以向托耳斯季柯夫起诉。但是父亲决定遵照聪明的规则：“不跟富人打官司。”既然归还了儿子和土地，并且解除了债务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新长官罢免了乡长。选了一个新的——一个顺从的奸滑的傢伙，就是我的主人扎哈罗夫·彼特尔·杰米陀维奇。扎峆罗夫拼命想和长官步调一致，但在背后他却咕哝着： “是个浮躁的老爷。很快就会过惯的。” “新潮流”果然推进得并不远。关于欠款和赋税这种对农民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过问一下。赋税——建设道路、运送兵士和囚犯以及其他许多义务——的重担加在中农和贫农身上。赋税的徵收是按照每农户平均摊派的。富农有十来匹做工的马，每星期一次或两次供给一匹马并不感到困难。 但是中农，要从自己二三匹马里面供给一匹马，这在经济上就不免感受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耕种的季节。而贫农只有一匹马，要把它从工作中拉开去时，那简直是叫他们忍受灾难了。 连农民长官本人也认定自己的活动毫无成效，因此他的满腔热忱就渐渐冷却，对于处理事情也就关始马虎起来。奸猾的乡长扎哈罗夫就乘机把政权攫在自己的手里。 医生从我生病时起，就常到我家来走动。他提议叫我哥哥去做种痘人员，并且他可以负责把种痘技术教他： “你有这种专门技术，就可以得到六个卢布一月的薪水。” 种疸人员的职业，并不需要经常不断的服务：只是有时候需要走遍村庄给小孩们种痘。父亲和母亲同意了。六个卢布在我们窘困的家庭经济中说来，是有很大帮助的。 ※ ※ ※ 到了一八九一年。大姐彼拉盖伊出婚了。到收获时期，二姐娜达丽亚从城里回到家中。她给了父亲十五卢布。父亲拿十八卢布买了第二匹马。 生活比较好转一点。我们寒酸的小屋已显得安适可亲。父亲也振作起来、开始喝得少了。 天刚亮，父亲就把双马套在运货马车上，把干草扔在车上。娜达丽亚、斯杰潘和我，还是半睡不醒地倒在干草上面。在清凉的早晨，驾着车子到田野上去是很愉快的。接着我们三人就收割着麦子，父亲在田界上喂饲着马，预备着午饭、茶，把麦束堆成堆。在晚霞照对之下、我们离开了田野，疲怠地、重又坐上了运货马车。 母亲快乐地迎接我们，关切地招待我们晚膳。 收获完了。把谷物收藏在干草堆里。娜达丽亚又回到城里去了。 我到学校里去读完最后一学年。 我们村里的医生，发生了一种妄想——想认我为儿子。他来找我母亲。 “请你把儿子给我，让他来当我的兄子。” 母亲吃惊地向他摇手说： “不，不，老爷！你好容易救了一个，你却想把另一个……” “呵哈，你这古怪的女人！他是来做我的儿子的呀。我将要让他唸书，给他衣服穿……” 斯杰潘已经长大。他和父亲一起操作家里的工作。我在家里是没有事可做的。母亲坚持得并不长久，她终于给医生说服。她同意了。 我到医生家里去是很愿意的。很快就住熟了。我乘着马车带桶去打泉水，照料乳牛，在厨房里帮助佣人。在空闲的时候，当医生不在时，我就溜到他的书房里去。在那儿他收藏着很多的图书。医生不止一次碰见我在他的书房里唸书。 “你爱好书吗？这是很好的。兄弟，你爱它吧：从它里面你可以知道得很多。不过你要有选择地读，不要随便地读。” 医生亲自把书选择给我读。因此我读了马依——利达，尤里亚·魏尔那，普希金的童话，大尉的女儿。我想像普加乔夫是非常魁伟有力的。他的被补，加被带上镣铐，关在囚笼里，然后处以四解之刑，使我震惊不止。我读了耿利哈·先凯维奇的火与剑，波斯波里塔亚的演说。扎格洛巴和墦·伏洛箕耶夫斯基在我想来是强有力的英雄。我还读了米茨凯维奇的立陶宛的最后的侵袭以及其他很的书。 医生很有耐心地教我习惯于看书。 他对待我像对待儿子一样。但是他的太太却不喜爱我。她对我很严厉,并叫我为脏儿子。真的， 她这种称呼是有理由的：我常常要侵犯她那盛着果酱的瓶子，将自己的五指放到里面去。 医生不喜欢我的旧皮袄，他抉定使我穿得很体面。给我做了灰色的短外衣，灰色的裤子，灰色的皮大衣，买了一双皮鞋和一顶羔皮帽子。 我穿了新衣服到学校里去。我的同学们就嘲笑我说： “贵族子弟！贵族子弟！” 他们不让我进去。他们这种嘲弄竟使我气得跑回家来，我把所有的新衣服都扔掉，重又穿上自已的旧衣服。并对医生申明，我再不穿新衣服了。 “你为什么不穿呢？啊哈，你这野蛮人！” “孩子们都嘲笑我是贵族子弟……” 医生开始哈哈大笑，但是当我断然拒绝穿新衣服时，他严厉地命令我穿上它。我都坚持不穿。我拿了自己的旧衣服，爬上了干草棚，扔掉了“贵族的”衣服，穿起自己的衣服逃回家了。我以后再没有回到医生那儿去过。 母亲已经很衰老，视力也已很差。她不能够忘怀葛利高莱的死亡：她常常长久地哭泣着。我又不能不替富农扎哈罗夫去做工了。 我在扎哈罗夫那儿耙了三个春天的地。在第四个春天我断然拒绝了，并对母亲说： “我再也不给扎哈罗夫去耙地了。” “什么，你将要到街上去赶狗吗？”母亲怒叱我。 “跟小孩子还有什么讲头。”父亲支持着她。 我对父亲不敢违拗。当扎峆罗夫的长工驾着车子来接我时，我就顺从地同他一起坐着车走了。在路上我想，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可痛恶的奴役。“设法引起冲突，让他来打我，那末就可以逃回家了。” 我打定了主意。 “你来啦，耙地的人！”扎哈罗夫欢迎我说。 我卸下马，长工把马勒塞给我。 “你跑上草原去找几匹马来。再骑着马上农庄去吧。” 没有办法引起冲突。我垂头丧气到草原上去找马去了。到底给我想到了办法。我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把它在手里旋转着，然后猛力向自己的额上一敲。我的额上马上肿起一个凸块？从伤口里涌出血来，开始感到那么剧痛，我当真哭叫着跑回家来。母亲一看见血就吃惊地尖叫： “呵呀，你这是给谁打的。是给马踢的吗？” “是给东家拿石头砸的。”我哭着说。 母亲马上猜到这是撒谎。 “你怎么啦，你想吃鞭子吗？哀唉？你这坏孩子，仍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去！” “我不去……”我抽搐地哭着。母亲拿了鞭子想抽我。我逃开了。母亲跑来追我。但是突然间她停了下来，并用手遮着眼睛。她把手伸向前面，像瞎子似地走向台阶。她摸索地走着，摇摇晃晃，并轻轻地重复着说： “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她走到台阶，摸着踏级，就坐在上面。用手遮住脸孔，开始哀哭起来。然后含着泪开始悲哀地哽咽。我觉得四面八方都降下沉重的黑暗似的。心剧痛着，充满着忧郁。母亲是想起了死去的儿子，还是在跟快要消失的视力告别呢，还是因为对我的反抗，威到自己的无力而悲痛？……我挨近了篱笆，恐惧地瞧着她。我想跑向她，紧紧抱住她，但是我还是没有移动。固执地沉默着。 父亲来了。他瞅了瞅我，接着瞅瞅母亲。他什么也不说。小心地把她扶起来，把她扶进小屋里去。 只留下我一个人——感到困惑，对母亲充满同情。我觉得好像是我惹起她的大不幸。父亲出来了，瞅瞅我，并且出于意外地亲切地说： “你去把马勒拿还给他，就转回家来。” 我这才想到手上的马勒，这是长工给我的。我遽然离开原地向扎哈罗夫家飞跑。跑到了他的大门口，把马勒扔进围墙里面去，就用更快的脚步飞跑回去。母亲亲切地接待我，颤抖着手抚摸我的乱蓬蓬的头发，并且说： “好吧。你住在家里。我们总要设法过下去。”她把我的头紧抱在她的怀里，又哭了起来，并轻轻说：“大概我也看你看不久了……” 在这个春天我就住在家里，帮着父亲在田野上工作。我高兴地把着自己的土地，而并不是富农的士地。 一八九四年，我读完了乡村学校。得到了学校的毕业证书，因为成绩优良，学校并奖给我一本鲁滨逊漂流记。 ※ ※ ※ 经济破产，家庭衰落了。我是两老所能依靠的最后一个了。不久父亲就把我送到城里去谋生。只有两老留在家里。 我们的房子倒败了。它的墙壁变黑了，可是过去母亲曾经那样细心地洗擦着它。敞棚的草盖腐烂陷落了。在院子里只孤零零地站着一匹沮丧的瘦马。在小屋里很少点灯。 两老在昏暗中孤寂地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