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亚列山大罗夫斯克中央监狱 很大的砖造的房屋。有一时期这儿是伏特加酒制造厂，而现在却是中央监狱，挤满着很多穿灰色短上衣、脚上带着沉重的锁链的人们。那镶着黑框的克阔窗子上，有着生镑的铁槛。牢房的门是有格孔的。每间牢房关着二十至五十名囚犯。 单人牢房的佈置很特别，窗子是朝狭窄的小院子开的。窗子很小，就开在天花板下面。单人牢房听不见值班的看守在狭窄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它的面积很狭小，地是水门汀的。在狭窄的小房间里有一张钉死在墙上的架床，一张小桌子，一只方凳和一只经常摆着的牢房用的粪桶。门上包钉着铁。 在门上有一个“小圆窗”，看守们的无所不看的眼睛常常在“小圆窗”里出现。 中央监狱的四周是石头的墙壁。在围墙的角落上建造了瞭望臺给哨兵守望。围墙外面耸然矗立着一座红色的砖造的教堂。在山上木头造的流刑监狱发着黑色。周围是密佈着白桦和松林的山岭。 中央监狱坐落在深谷里，就在很大的亚列山大罗夫斯克村边。 这就是“死屋”吗？是的。不过这只是中央监狱的外貌而已。至于朵思陀耶夫斯基和雅古鲍维奇时代的监狱却早已归入传说的领域中去了。从前关在监狱里主要的是刑事犯，他们处在领导的地位。他们里面奋起反对不公平的人是很少的。寥寥无几的政治犯处在刑事犯群众当中，简直像沧海 一粟似地消失了。 自从一九○五年革命之后，监狱急剧地改变了。囚犯们开始提出抗议，激怒起来了。 在监狱里开始响着革命的歌曲：
新的监狱，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战斗的、不可调和的俄罗斯。新的囚犯把监狱变成了紧张的政治斗争的中心。 国内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事变立即反映到监狱里来。而监狱中的情形，也影响着国内广大群众的情绪：在监狱中虐待和杀害政治犯，激起了无产阶级中心的愤慨而造成了罢工和示威运劝。 革命斗争和外面的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尼尔庆斯克监狱中有几个政治犯，为了表示反对狱卒的恶习和别的暴行而自杀的悲剧，马上得到全俄罗斯各地的反应。连纳惨案所引起的革命运动的高潮，迫使沙皇政府停止监狱中的血腥压制。 ※ ※ ※ 中央监狱所有牢房的门上总是上着锁。犯人们到厕所里去也不准许，因此都使用牢房里用的粪桶。这种粪桶是用一只大桶锯成两半，再配上一个结实的盖子做成的。在牢房里不准高声谈话和唱歌，不过这只由看守的叱喝来制止；你即使违反，却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惩罚。 囚犯在早晨六点钟进行点名。点完名后，牢房中输流担任的清洁员们就穿好了衣服。看守打开了门。有的就把粪桶搬出去，有的拿手桶到厨房里去打开水，更有的去拿面包。牢房的值日打开了通风小窗，打扫着地。在进行打扫的时候，每个囚犯都各自捲起了被褥，在板床上坐着。打扫完后，有些人坐在桌子边，但大多数却在板床上喝着茶。 喝完早茶之后，大家就写信啦，看书啦，修补衣服啦，有的人却在按摩着夜里发肿的两腿。在作坊做工的就去上工了。留在牢房里的，多半都是监狱管理人不准他们到作坊里去做工的长期流刑犯。 接着就被领出去散步。牢房打开了，于是它的居民们就高兴地喧闹着，镣铐哗啦哗啦在走廊里滚鸣着，为的要在一昼夜间呼吸十五分钟的新鲜空气。 但是看守却就发出了叫声： “散步完啦！” 囚犯们懒洋洋地、不愿意地一个跟着一个拖着灰色的身子从院子里向自己那又窒息又潮湿的牢房走去。 于是重又读着、写着，或者就在桌子和板床之间那块很狭窄的地方乱跑着。 数学小组在板床上放着一块黑板，在做着公式。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看守把门打开。 “去拿肉！” 牢房的值日就到厨房里去。肉拿来了。牢房的组长就按照牢房的人数把肉切成很小的小块。为了要把每一块切得均匀，为了要每块脂肪的分量相等，就得非常细心，竭尽一切力量来进行这种很复杂的手续。这时有几十只飢饿的眼睛炯炯地监视着组长。 手续完毕了，他就下命令： “大家把肉拿去！” 每人拿了一块，马上就都吃了。只有少数更有自制力的人，才把肉留到午饭吃。 十二点钟吃午饭。组长在各个汤盆里倒着“白菜伤”——在水里加上分量很少的白菜和浮油，这也是要平均分配的。有时候拿来了豌豆汤。在其中照常密密地浮着虫蛆。组长先把虫蛆拣除干净，然后才倒汤。 吃过午饭后，值日把手桶洗好，就去拿开水。爱喝茶的人就坐着喝茶。到五点钟，工匠们从作坊里回来了，在走廊里发出了喧闹。但是牢房的门砰地关上了，接着就又寂然无声。晚上六点钟听到了口令：“去拿晚饭！” 晚饭是用荞麦屑煮的很稀的粥。大家都很不喜欢它，差不多都很厌恶地吃着。 七点钟收拾牢房。拿出牢房里的粪桶。吃完晚饭后洗好手桶。拿来了开水。收拾完了。 “排队点名！” 门锁轰响着，门打开了。副监狱长，有时候是看守长，来点着名，记录着。用鎚子敲敲窗槛，有时候检查一下镣铐。看守重又高喊着： “做祷告！” 政治犯各自回到自己的板床上去。刑事犯却就唱起了“我们的天父”。在做祷告时看守们脱下帽子站在走廊里。 到九点钟，发出最后的口令： “躺下睡觉！” 下一天又是这样重复着。每天，每星期，每年都是这样重复着。 不上作坊去做工的政治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不大单调，就研究着语言、数学，阅读着用特别的方法传递到中央监狱里来的剪报，争论着迫切的政治问题。 政治犯组织了一个艺术工场，画家们就在那儿琢磨着监狱中的草图，而别的能手却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玩具。从艺术工场把消息传播到所有各个政治犯牢房里去。图书馆也是由政治犯管理的，因此它能不断地补充着新出的书籍，甚至是不合法的书籍。 和管理人说好，短期的政治犯有可能加入“自由连队”，住到中央监狱外面去做短工——种菜或割草。为了得到出去工作这种优待，一定要以集体担保为先决条件。出去工作的人还要亲自给管理人说“老实话”，决不逃走。这种手续关联到政治犯的整个集体，因此就把那些想要逃跑的人的道路堵塞了。这一切引起了我们集体中的意见分歧。 管理人把更严格的制度加在刑事犯身上，但是他们在监狱内部却享有很大的可能和权利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操堂、面包铺、厨房、洗衣房——这一切都是由刑事犯来服务的。 在监狱的囚犯中，特出地划分成几个彼此互不相关的集团：政治犯、刑事犯和“走狗”。在政治犯集团下面，又分成了三个小集团：为了政治罪行而被判罪的政治犯集团；“反正分子”——这种政治犯也是为了政治罪行而被判罪的，但是他们却已呈请皇上赦罪。这是一些悔罪的人，在政治犯集体里是不接收他们的，所以他们就过着单独生活。无政府主义者集团，他们是拒绝接受集体的法规的，也过着单独的生活。在军事服役中犯了刑事罪行的兵士们却不跟刑事犯们一起而过着单独的生活。 给他们分配在两间特别牢房里。“走狗”集团是由奸细组成的，他们在政治或者刑事案件中告密和出卖自己的同谋者，同时还有赌输了却不偿还赌债的赌犯。在“走狗”中间往往有人害怕自己同案审理或者同牢房的人要对他报復，并且这种人，政治犯是不准他们进到自己牢房里来的，像对叛徒一样。 政治犯集体有自己的法规。集体的领导权被抓在社会革命党人叶·姆·季莫费耶夫的手中。他引导集体对那些用残酷的制度和屈辱的压制来反对政治犯的管理人走调和主义的路线。 由于季莫费耶夫的劝告，使集体中大多数人都拒绝参加那以憎恨和蔑视来对付监狱总管理处处长谢缅特柯夫斯基，对付这个准备要来访问监狱的刽子手的革命的示威运动。只有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一小组政治犯对这种决定提出抗议，并且对于谢缅特柯夫斯基的态度保留自由行动。 集体的组长领导着组长委员会——政治牢房的组长小组。除了组长委员会之外，集体还选出了裁决集体成员中间所发生的争执的自己的法官。法官的决定对于全体成员都有约束力，只有整个集体的决议才能把它改变。同时还有接收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审查那些希望加入集体的政治犯的申请书，还有检察委员会，监察集体的财政支出。图书馆委员会给政治犯们增添最新的书籍和报纸。除了牢房的组长之外，还选出政治犯的代表和管理人谈判；他也参加组长委员会。政治犯集体代表被指定担任炊事组长，为了要使食品质量提高，并使管理人把食品全部发给，不让人家偷窃，他就要加以监督。 法规和惯例调节着集体内部的相互关系。按照法规，凡是“因为反对现存政治和经济的压迫制度做斗争”而落到监狱里来的革命家，不管他们的党籍怎样，都可以作为集体的成员。 在集体内的每个有组织的小组，都承认“在不达反法规的范围之内，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内部的生活”。 没有损害自己名誉的革命者可以加入集体。集体对于损害自己名誉的人物的态度，法规上给予这样的规定：“凡是呈请赦罪或者减轻自己刑罚的人，如果他是党员，那就完全不能接受加入集体，如果是非党员，那末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在集体的影响之下，判定他们已经恢復了自己的名誉的时候，才可以接受他们。” 法规条文规定了集体的领导对于管理人的态度。有时这种情形就成为集体内部的斗争对象。布尔什维克要求这种对侍管理人的态度，成为培养革命的不可和解的集体的榜样。他们反对任何妥协。 但是大多数的囚犯对管理人都有着某种妥协的倾向。 集体的政策决定于它的政党的成份，在集体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佔了多数。跟着他们走的是波兰社会党、崩得（全犹太社会民主联合会）分子、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在集体中却形成了少数。大部分被捕的布尔什维克，都还被关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央监狱里，其中很多还没有到达亚列山大罗夫斯克中央监狱。布尔什维克小组（八个人）是被关在第十四号牢房；另有十个同志却被分散在其他牢房里。 无政府主义者小组过着离群索居的单独生活。他们大吹大擂着自己的“不可和解的革命”，但是他们都终于不曾和管理人冲突过一次。原来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些爱吵爱嚷、爱说空话，并和自己的集体相对抗的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