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六月

52．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星期三

　　上周我都在伍德塞德参加纠察，虽说是这样，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有谁在认真地进行纠察。我猜他们派我们去那里，只是为了不让我们碍他们的事，因为我们大都不被允许进入陶洛。明天我还要出庭，希望判决下来后我就可以恢复自由身，回到陶洛参加行动了。我们只是在踢足球，晒太阳。老实说，能够呼吸新鲜空气，把皮肤晒黑，感觉还挺不错的。

　　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胜利也好，失败也罢，我都不回矿场了。我还没把这个决定告诉凯丝，打算等到罢工结束后再跟她讲。我会在其它地方另找工作，况且凯丝干得很好，所以我的工资少一点也无所谓。

　　上周发生在奥格里夫的事，说明在这次罢工中，仍有战斗要打，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们丢到伍德塞德这种地方来，如果把我们派到其它地方，我们完全可以改变局势。一想到我们分会的领导，我马上就能想到“酒囊饭袋”！

53．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星期四

　　从工人团结的角度来看，今天非常令人失望，我头一次坐了牢，虽然只有短短几个钟头。

　　我们有六十八人在主教—奥克兰裁判法院受审，我们的案子都跟过去几个月里在陶洛的纠察活动有关。最先出庭的是在四月被捕的那批人，他们是在迪尔尼斯跟鲍勃·克雷议员一起被捕的。迪尔尼斯是陶洛一个露天矿场的入口。我是在英克曼^[1]被抓的，那里是通往同一个露天矿场的另一个入口，不过更大一些。

　　被带上法庭的有十二个人，第一个人再次被判处保释，但保释条件却变了，以前的保释条件是“不得进入迪尔尼斯方圆两英里内”，现在变成了“不得进入以陶洛为圆心、半径两英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纠察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英克曼进行纠察了，因为那里离迪尔尼斯刚好是两英里多一点，但离陶洛不到两英里。这个改动在法庭上引起了怒吼，裁判官宣布休庭15分钟，让纠察队员跟自己的律师商量。

　　我们在外面开了群众大会，商量对策，因为有六个纠察队员说他们不接受新的保释条件。一个律师警告说，不接受保释就得坐牢，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家决定要团结一致，如果有一个人要坐牢，那么大家都要一起坐牢。我们一起进入法庭，表明自己的立场。

　　默顿矿场^[2]的弗兰克·达菲（Frank Duffy）第一个站起来，他拒绝接受新的保释条件：“我不接受。我宁愿坐牢！”女裁判官判他在达拉姆监狱监禁七天，他下来时赢得了纠察队员的热烈掌声。接下来的五个人，包括维斯托矿场的基斯·斯穆尔特和约翰·汉布尔（John Humble）也都仿效了他的榜样。不幸的是，另外六个人却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接受了新的保释条件。其中一个还是维斯托分会的会员代表，他说自己“在外面更有用”。真是可笑！还有一个维斯托纠察队员，叫斯蒂夫·奥利弗（Steve Oliver），他也想拒绝，但裁判官对他说，他的保释是无条件的，所以他没有什么可拒绝的。我们全都笑了起来，气氛缓和了一点。前面的人开了坏头之后，接下来一个又一个人接受了新的保释条件。我决定坚持原则，选择坐牢，希望能让抗议重回正轨。

　　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走上前，站在裁判官面前，裁判官指控我犯有“阻碍道路交通”的罪名，并提出了跟以前一样的保释条件。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它们侵犯了我的公民自由，妨碍了我在一个自由国家随意旅行的权利。”纠察队员们大声叫好，给我鼓劲，但裁判官发火了，扬言要清场。她劝我跟律师商量一下，重新考虑考虑。我拒绝了，她就说那没办法了，就判你七天监禁吧。我下来时，高举拳头，纠察队员们向我高声欢呼。

　　法庭里有几十个警察，显然是为了预防不测。警察搜了我的身，拿走了我不多的财物，然后把我关进一间牢房里，里面已经关了六个人。他们问我，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次抗议看来搞不成了。我们坐在牢房里，大骂我们的同伴没有骨气、不守诺言，宣泄自己的怒气和失望。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一个人有勇气加入我们，他说没有别人了，法庭里的人都走光了。他还跟我们说，维尔毛斯有个纠察队员，叫鲍勃·罗布森（Bob Robson），是群众行动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给泰恩蒂斯电视台^[3]打了电话，说这里有特大新闻，叫他们快点过来。他还给自己找借口，说自己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所以不能参加抗议。我们听了都气坏了，因为我们也都有老婆孩子，但我们还是愿意站出来抗议。我们人这么多，要是人人都能说到做到，法院根本奈何不了我们。谁知道呢。

　　我们的律师来了，劝我们改变心意，但我们拒绝了，我们说他一点用场都派不上。他气冲冲地走了。下一个来劝我们的是达拉姆地区执委会的一个委员。他说，他能理解前面六个工友的做法，因为他们的保释条件变了，但我和另一个人太愚蠢了。弗兰克·达菲说，可惜另外六十个人没有像我们一样蠢，不然我们早就赢得了胜利。团结就是力量。他也走了，我们就坐下来消磨时间。

　　我们全都上了手铐，被押上一辆很长的囚车，里面分成了好几个单人囚室。我往窗外望去，看见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开始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有些后悔。我觉得，好像我不是被判处七天监禁，而是被判处终身监禁一样，但我以前从来没去过监狱，更不用说坐牢了！

　　在达拉姆监狱里，我们被脱光衣服，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搜了一遍，然后他们又叫我们岔开双腿，以跨立的姿势站在两张长凳上面，让他们用手电筒检查屁股。这完全是在侮辱人。接着他们把我们带到接待区，我们被一个一个地叫出去，接受讯问。我的情绪恢复了一点，当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故意大喊“斯特莱克”（罢工）！让狱警都笑了起来。在问到宗教信仰时，为了取乐，我说我信佛。基斯·斯穆尔特被我逗乐了。狱警没有笑，他说，“小子，等会你就乐不起来了”。于是我闭嘴了，然后他问我职业是什么，我说“矿工”。他就说，“是前矿工。你现在是女王陛下的囚犯。”

　　我们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靠墙的长凳，墙上写满了监规。我正在读监规的时候，有人喊我的名字，然后我就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另一个狱警走进来，说我已经被释放了，叫我签字认领财物。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却叫我别磨蹭了，牢里有几百个人巴不得跟我换一换呢。

　　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一位妇女递给我一张保释证，叫我签字。我拒绝了，要求见律师。我问为什么我能获释，她说不知道，催我快点签字。我再次拒绝了，要求见律师。她也恼火了，说我出去后想见谁都行。最后我还是签了字，但我感到很内疚，因为我让其他狱友失望了。我被带出了监狱，只见外面阳光明媚，他们还给我发了1.64英镑，大概是路费。我去了红馆^[4]，走进达拉姆地区执委会的办公楼，有人把我带进吉米·因斯基普（Jimmy Inskip）的办公室。吉米以前也在维斯托当矿工，他见了我，吓了一大跳，问我是不是越狱了。我对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放出来的。他给律师打了电话，但他们也不知道，不过他们说会查一下。吉米给了我3英镑，让我坐公车回家。

　　我到家时，凯丝的情绪十分低落，她说她还要上班，可是她太担心我了，精神都要崩溃了。我安慰她说，罢工很快就会结束。但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因为一点结束的迹象都见不着。今天真他妈操蛋！！！

54．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星期天

　　我们去了唐卡斯特，参加了一个矿工大会，参加的人不是社工党党员，就是党的亲密支持者。我们维斯托去了5个人：加里·马歇尔、基斯·斯穆尔特、我、伊恩·理查森（Ian Richardson）和约翰·拉姆尼（John Rumney），伊恩和约翰年纪要小一些，他们曾跟我们一起参加纠察，也买过我们的报纸。他们对政治很有兴趣，但对核武器、议会民主之类的问题还很模糊。

　　由于路上爆胎，我们迟到了，但没迟多久。所有煤田都派了代表参加，只有威尔士没派人，那边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见到了伊恩·米切尔和斯蒂夫·哈米尔，这让我很高兴。这个会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我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跟工会官僚有矛盾的人，其他地区也有人提出了跟纠察有关的问题。斯蒂夫·哈米尔说必须在奥格里夫加强纠察，他还说，约克郡地区主席杰克·泰勒^[5]故意破坏大规模纠察，泰勒明知诺丁汉那边有大批警力，还是要把人派去那边，这完全是浪费人力。另一个工友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说，咱们应该去谢菲尔德，到矿工工会全国总部门口示威，叫他们注意这一点。斯蒂夫说，咱们别浪费时间去跟工会干部纠缠，要在群众中间自己组织纠察队。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到钢铁厂进行纠察，比如雷文斯克雷格、斯坎索普、雷德卡和兰文^[6]这几个地方。咱们得回到矿场去，宣传这个主意，否则咱们就别想赢。咱们得动真格地反击保守党，因为大家好像已经开始自满了。这个会开得棒极了，就算它没有什么效果，至少它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

　　回家路上，我们跟伊恩和约翰聊起了这次会议，加里讲得很有说服力，因为他已经入了党。伊恩还跟我说，有个会员代表在散播谣言，说我前几天选择坐牢，是因为这样就能摆脱“伪造”的罪名。老天啊，这些王八蛋就是要把我往死里整，我真他妈烦死了！

　　基斯也跟我说，我被放出来，是因为我的罪名是“阻碍道路交通”，这根本够不上坐牢。其他人的罪名都是“阻碍警察执法”，上诉之后，他们在第二天全都获释了。

55．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受辱的一天！分会委员会叫我过去，当面解释我“伪造”分会书记签名的事。他们先是叫我在委员会办公室外面等着，我等了足足二十分钟，在等待的时候，我紧张得肠胃都绞了起来，不住地猜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他们总算喊我进去了，在整个委员会面前，书记再次强调了我的罪过有多么严重，绝不能轻饶，一定要重重处分。简直就像袋鼠法庭^[7]，我觉得，我还没进门，他们就已经做出了判决。我一五一十地解释了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还指出，那封信里完全没有出现我的名字或地址，所以我根本不可能从中谋取私利。我只是想帮工会筹钱。

　　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汤米·维尔森对我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把我吓坏了。他指责我企图推翻分会委员会，还用“疯狂的宣传”来毒害会员们的思想。他大骂社工党，骂我是社工党的傀儡，是他们的“奸细”。如果他不是那么声色俱厉的话，这些指控还挺可笑的。他们叫我到外面去，等他们做出决定。这帮混账又让我等了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担惊受怕。太可怕了！

　　他们叫我进去，站在他们面前，听取判决：达拉姆执委会将会受理我的“不当侵占”案子，可能会导致我被矿工工会开除！汤米·维尔森真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另外，我还要交出为工会筹款的授权书，以后不得参加工会的筹款活动。我惊呆了！现在还没缓过劲来！走之前我交给他们一张120英镑的支票，让他们转交分会，那是柯林·巴克^[8]在曼彻斯特交给我的，我还嘲讽了他们一句：你们现在恐怕不想收我弄来的钱吧。汤米·维尔森大吼一声“留着它擦屁股吧”，但斯雷特更有风度一些，他感谢了我，还说他对我作践自己感到很可惜。

　　我下定决心了，工会，社工党，我全都受够了！我干嘛要出头？我就应该待在家里，多陪陪凯丝和女儿们。我尽职尽责，可换来的是什么？我感到，我完完全全被孤立、被背叛了，我再也不会让自己被孤立、被背叛了。几个同志打电话给我，叫我参加明天的分会大会，我才不去呢。我巴巴跑过去，不是正合那帮混蛋的意吗？老实说，我觉得太丢脸了！

56．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三

　　今天真是太神奇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我对罢工的信心，我对一同参加纠察的工友们的信任，一下子全都恢复了。下午朋友们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就连分会主席都叫他们别打了，因为他要亲自给我打电话。最后他在下午5点15分打了过来，当他告诉我决定已经做出的时候，看着他那个难受的样子，简直爽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的：今天工友们参加完早上的纠察后，在哈顿矿工福利社（Harton Miners Welfare）新开张的食堂里吃饭，加里·马歇尔趁机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正在吃的东西，还有前几周吃的东西，都是用他跟我募捐到的钱买的。然后他问大家：有谁能举出我行为不端的例子，哪怕一个也好；接着他又向大家讲了我对罢工的贡献。他把分会委员会冤枉我的事讲给大家听，最后他呼吁大家都到阿姆斯特朗会堂去参加分会大会，替我说话。他说，因为我是社工党党员，所以遭到了打击报复。

　　纠察队员全都上了车，成群结队地出发，沿着斯坦霍普路（Stanhope Road）行驶，阻断了交通，不停地按喇叭，发出巨大的噪音。他们冲进阿姆斯特朗会堂，直奔主席台。他们发现干部们正在宣读会议记录，便要求从头宣读一遍。举行了表决，赢了，从头宣读会议记录。念到涉及我的那部分时，加里跳出来，要求撤销对我的全部指控，大家马上附和他，但在举行表决之前，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提案：不把我的案子交给达拉姆执委会处理，但我仍不能参加筹款活动，还要吃个警告，以观后效。这个提案几乎一致通过，主席台上的干部们显然对此很不高兴。气死这帮混账了！然后又通过了一个提案，给妇女后援团拨款3000英镑，这让干部们更加恼火了。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遭到了大多数会员的反对，轻易就被驳回了。纠察队员大获全胜，因为他们头一次发现，他们——基层群众——能够做出决定，而不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所谓“领袖”。

　　知道今天这些事之后，我痛快极了，刚成立的社工党南泰恩塞德^[9]支部正好要在南希尔兹的北东酒吧（North Eastern Pub）开会，我就顺路过去了。这个支部是从纽卡斯尔支部分出来的，因为纽卡斯尔支部人太多了，有些人都不积极参加活动。我们对前途非常乐观，特别是菲尔·特纳，几个月前镇上只有他一个党员。现在又多了五个党员，全是维斯托的矿工，将来很有可能继续扩大。会开得很棒，因为大家都在传今天的事，特别是加里，我们的信心越来越足，确信社工党的思想能在实践中派上用场。

　　凯丝又生气了，我猜是因为她以为我不参加工会的活动，就能多陪陪她了。但是，她知道我的指控被撤销后，也放心了。真是美妙的一天！

57．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四

　　今早去伍德塞德纠察，还是跟以往一样无聊，但纠察队员们都对昨天的事感到得意洋洋，不停地祝贺我。我只好跟他们说，我啥都没干，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卖掉了27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还向大家指出，斯卡吉尔号召大家到奥格里夫参加纠察。既然我们能迫使分会撤销对我的指控，那我们也能迫使分会派我们去奥格里夫。

　　保尔·福特在《每日镜报》上公布了一些文件，捅出了大新闻：这些文件表明，撒切尔要求英国铁道公司^[10]的头头们必须向铁路工人做出一切必要的让步，以免发生公开对抗。我骄傲地告诉纠察队员们，保尔是社工党党员。

58．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今天我们在纽卡斯尔参加了游行和集会，但有件事很让我失望：保尔·福特错过了支持我们的大好良机。

　　我们在阿姆斯特朗会堂乘上两辆由运输工会提供的双层大客车，两辆车都坐满了人，不光是纠察队员，还有妇女后援团和儿童。我们在纽卡斯尔市民中心^[11]会合，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来了很多人。能见到东北所有分会的旗帜，还有不少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旗帜。社工党还插了好多标语牌，一面写着“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12]，另一面写着“矿工必胜”。我看见有人把贴在标语牌上的“社会主义工人”给撕掉，这让我很生气，这些人怎么这么幼稚？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还是工会官僚和工党议员，后面跟着各个分会。这次游行很重要，因为它能向纽卡斯尔群众展示我们获得的支援有多么强大，但是，没有号召发动二十四小时罢工，这让我很失望。在等待游行队伍出发的时候，我跟一个诺森伯兰矿工聊了起来，我说必须派人到奥格里夫和钢铁厂去参加纠察。没想到他却说，我们不该派人去钢铁厂纠察，因为这样会害钢铁工人失业，我们无权这么做。我解释说，如果钢铁工人支持我们，他们的饭碗就会更加安全，要是我们输了，保守党就会关停至少一家钢铁厂。我还指出，我们应该派人去奥格里夫纠察，因为英国钢铁公司不守承诺，不支持矿工工会了，要是我们就这样放过它，保守党就会更加自信，就会从矿场里运出煤矿。他似乎被我说服了，买了一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还答应在周一参加纠察的时候劝说他的同伴。这证明了只要我们耐心解释，就能说服人。

　　游行队伍出发了，我们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妇女后援团的姑娘们趁机募捐。我对参加的人数感到不太满意，只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只有我原先预计的一半。加里叫我们也去帮忙募捐，因为天气太热，姑娘们很累。

　　我们进了摩尔镇^[13]的利泽斯公园，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我们都累坏了，坐下来时心满意足。有个纠察队员走过来，对我们说，他听说汤米·维尔森那帮人要揍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的人。然后汤米马上带着一个狗腿子出现了，叫加里过去谈谈。加里警惕地站起来，迈了几步。我听见维尔森扬言要打断加里的腿，因为他“帮那个下贱的狗赤匪逃脱了惩罚”。维尔森气冲冲地走开了，加里回来时浑身发抖，这当然不能怪他，因为维尔森是个大块头。我们马上叫来几个纠察队员，把刚才的事讲给他们听，万一维尔森真的要打，就跟他们打，但我们心里还是挺怕的。幸好没出什么事，保尔·福特上台讲话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福特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矿工，因为他爆了撒切尔和铁路工人的料。他讲得非常好，号召大家到奥格里夫和钢铁厂去参加纠察。他批评金诺克没有大胆支持矿工，批评矿工工会没有建立一个集中的纠察组织。只有一件事他没有说，那就是他是社工党党员，如果他说了，对加里和我这样因为参加社工党和叫卖党报而遭到打击报复的人，会很有帮助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让我们有点失望，但他的演讲还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他应得的。

　　接下来讲话的是米克·麦克加希^[14]，但跟福特一比，他讲得糟透了，只会空喊口号，什么“绝不退让”。他在雷文斯克雷格不就退让了吗？他以前确实是个敢打敢拼的战士，现在他还在吃老本，但他的战斗性已经跌到跟伦·穆瑞^[15]一个水平了！

　　之后我原本是有机会在酒吧里当面批评保尔·福特的，但我没有。我真该批评他的！

　　在费里布里奇发电厂外面又死了一个纠察队员，真是悲剧，跟这起悲剧相比，今天发生的其它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们现在绝不能退让，因为已经有两个工友献出了生命。没有什么能比逝去的生命更重要。

59．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我在南希尔兹国王路（King Street）卖报，卖出了37份。这鼓舞了我的信心，这说明人们是愿意听我们的主张的。

60．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天

　　下午接到个电话，说明天凌晨三点有两辆客车要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我猜是去奥格里夫，但谁都说不准。凯丝很生气，叫我多陪陪她和女儿们。她当然是对的，但我又能怎么做呢？我实在脱不开身。

61．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事，我也不想再经历第二次！很吓人，同时又很刺激，我身上有几处擦伤，几根骨头现在还在疼，它们都可以作证！真是难以置信。

　　凌晨一点半，我从家里出来，走了五英里，来到阿姆斯特朗会堂。天气变得很舒服，既温暖又闷热，感觉很兴奋。我在斯坦霍普路遇到了乔·亨弗里斯和洛尔·卡尔维特（Lol Calvert），然后我们边走边聊。洛尔说咱们准是要去奥格里夫，因为他昨晚无意间听见两个会员代表讲起这事。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开车送了我们一程，他说目的地确实是奥格里夫，还说他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和经费。他还说，斯卡吉尔应当跟国煤谈判而不是号召举行大规模纠察，因为这样只会导致暴力冲突。我提到了索尔特利大门，但他好像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们每人都领到了8英镑的纠察补贴，两辆客车都坐满了人。有几个座位是空的，但我想这是因为出发时间是凌晨三点，实在定得太早了。大多数工友都抓紧时间打盹，可以睡上一两个钟头，但我非常兴奋，跟加里和基斯聊了起来，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都觉得，过去四个半月都没搞过什么像样的行动，现在终于要动点真格的了，这是很好的，没准能刺激一些人干点正事，这正是罢工需要的。

　　刚过六点，我们到了谢菲尔德；快到谢菲尔德的时候碰上了几辆客车，起初我们以为是上面坐的是纠察队员，超车的时候才发现是几百头蠢猪，他们正在赶往奥格里夫。原先我们接到通知说要在矿工工会总部门外集合，但是，等我们赶到时，却发现那里一片漆黑，大门紧闭。然后又来了五辆客车，上面坐着从苏格兰赶过来的纠察队员，接着又来了几辆客车，搭着达拉姆几个分会的人。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有人用扩音器喊了几声，于是大家就排好队伍，向奥格里夫前进，因为客车都已经开去停车场了。

　　我们一行有几百人，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高速公路上行军，队伍前头飘扬着苏格兰几个分会的旗帜，场面一定很壮观。警察已经封锁了公路，但我们没理睬他们，我们唱着歌儿，勇敢地继续前进。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因为蠢猪只有几头，这是我们没料到的，但我们恐怕要走老远的路了。走近一段交流道时，我们看见前面有几辆客车排成一列，还以为是纠察队员，突然，蠢猪们从客车里冲出来，从两边夹击我们的队伍，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马上反应过来，先是停下脚步，然后用不同的速度跑起来，耐力最好的工友们已经跑了起来，引诱蠢猪追他们。很快我们就分散开了，有很长一段路没有完全警察看守。我们走到另一条交流道，这里被蠢猪们封锁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停下脚步。我觉得很庆幸，因为我累坏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在原地等了二十分钟，然后就连最慢的工友也赶上来了，这时我们发现，蠢猪们把我们的路全给堵死了，这下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们继续动身，从工厂下班的工人向我们欢呼，被我们造成的交通堵塞困住的人们也按喇叭，表示支持我们。最后我们挤到了左边一条乡间小路上，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很窄的步行路，只能让三个人并排走。我们走到一座铁路上方的天桥时，终于看到了奥格里夫。

　　远处有好几家焦炭厂，烧着约克郡的煤炭，喷着浓烟。一道黑色的警戒线穿过了前方的黄色田野，警戒线前后都有骑警。纠察队员们在一边，跟骑警对峙，整个场面就像科幻电影，或是英国内战！我走到天桥下面时，听见远远传来冲杀声，我猜是警察和纠察队员打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沿着小路跑起来。跑了几百码后，我们看见几百个纠察队员在野地里跑，蠢猪们和骑警们跟在后面追。场面很壮观，我记得，当时我想，纠察队员明明人数比骑警多，打败他们根本不费事。直到后来我亲自加入大规模纠察队，我才知道，光是看着骑警朝你冲锋，你马上就吓呆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我们在野地高处跟纠察队员会合了，这时骑警也在撤回警戒线，我认出了一个工友，叫德默特（Dermot），以前我在斯凯格尼斯见过他，他告诉了我刚才发生了什么。在纠察队后面有几个蠢货朝警戒线丢砖头，骑警就向纠察队冲锋。德默特挨了两下警棍，侧腹和肩膀都肿起来了，疼得很。这并没有阻止他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而这也是他一开始就冲到最前线的原因——因为他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几个纠察队员就说他不是来跟蠢猪们战斗的，而是来卖报的，所以他冲到最前线，证明他们是错的。我们聊了一会，估计纠察队员有多少人，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人比蠢猪多，但还没多到能扭转形势的程度。警察在野地里散开，个个都穿着全套防暴服，站在巨大的塑料盾牌后面，在他们身后是骑警，也穿着防暴服。那种场面，看了一眼就会心里打鼓，毕竟我们只穿了T恤衫和牛仔裤，怎么可能打败警察呢？答案当然是集体冲锋，但我们的人数大概只有五千人，而在著名的1972年索尔特利大捷中，光是矿工就有一万五千人，此外还得到了其他工人的支援。社工党制作的标语牌上写着“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但我们的人数恐怕还不足以把这句口号变成现实。斯卡吉尔和我们站在一起，但麦克加希、希斯菲尔德^[16]、泰勒和其他领袖呢？

　　德默特和我挤到前面，我扫了一眼人群，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我发现汤米·维尔森和他的狗腿子就在我前面，汤米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咱俩以前在罢工中有过分歧，但你至少还有点骨气，敢上前战斗，不像那帮怂包一样缩在后面，所以我敬你是条汉子。”他一边喊一边指着绝大多数纠察队员，他们都尽量退到马路上，还有好几百人站在马路旁的墙边。突然间，我们身后有人丢起了石头，雨点般的石块从我们头上飞过，砸在警戒线上。我们全都大喊起来，叫他们停手，他们真想丢石头的话，就到前面来，跟我们站在一起。我旁边的一个纠察队倒在地上，疼得大叫，他被石头打中了，后脑勺流出了血。大家赶紧扶他起来，就在这时，警戒线打开了一个口子，骑警毫无警告冲了出来，后面紧跟着穿防暴服、拿防暴盾的蠢猪们。我连忙跑到路边，跳下路基，以为那里会安全一点。跟着我一起跳下来的还有几十个人，没想到蠢猪们紧追不舍，更要命的是，藏在我们右边的警察开始放狗咬我们了。这时我恨不得肾上腺素马上起效，我在野地里狂奔，避开跑得比我慢的人。我跑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我回头一看，吓呆了：工友们不是被警犬咬，就是被蠢猪用警棍打，被带走或是被拖走！实在太惨了，我以前还以为这种场面永远不会在英国出现呢。我以后都忘不了这一幕，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更惨。

　　阿瑟·斯卡吉尔回到了公路上，他站在那里，戴着顶棒球帽，通过扩音器大喊，“前进，工友们！不要怕区区几个骑警！我在约克赛马场见过更大的马。到前面去，发起冲锋，我们的人够多，完全可以打败他们。”几个纠察队员开始前进，但大多数人还是留在原地，没听他的。斯卡吉尔便大喊起来，“矿工们，你们的同志正在为了保住大家的饭碗而战，你们却站着不动，见了你们这样子，我真替你们丢脸！”就连这样也没能打动那些软蛋，我走向前面，这时我还能听见斯卡吉尔在恳求更多的人一起走向前面。我点了根烟，这是个大错——我还没来得及吸上一口，冲锋就开始了，大家挤成一团，我连手都抽不出来。我们把他们逼退了几码，然后他们的队伍得到了增援，又把我们逼退了。一个纠察队员生气地朝我大喊，叫我丢掉烟，我好不容易才丢掉，在我的T恤衫上烧了个洞。在我们被逼退时，大家你推我挤，我连保持站立都很困难。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有人受伤了”，冲击就停止了，老是这样子。蠢猪们趁机逮人，我看见几个人消失在警戒线后面。这激怒了一些纠察队员，我看见一个纠察队员飞身踢向蠢猪，另一队人设法抢下了一块防暴盾，他们挥动防暴盾，向蠢猪们挑衅。我还看见一个纠察队员站在最前面，直面警察，高举着我们的“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标语牌。他比我勇敢多了。

　　我不想在下一次冲击中被困在人群中间，就打算转移到右边的田地里。我有幽闭恐惧症，所以在冲击时总是很害怕，前后左右都是人，挤得连喘气都费劲，感觉随时都会晕倒。我很讨厌这样，但是，尽管我每次都发誓说“再也不冲了”，可下一次我还是忘了自己发过誓，照样冲上去。我认出了戴夫·黑斯（Dave Hayes），他以前住在纽卡斯尔，现在住在谢菲尔德，我跟他在斯凯格尼斯见过。他正在跟一个女人聊天，把她介绍给我，说她叫希拉·麦克格雷格（Sheila McGregor）（这个姓氏，比我的还糟！）。今天的天气非常热，警戒线前冒起了热浪，使它们显得更不真实。我们三个站在那里，讨论该怎么办，我脱下T恤衫，把它围在腰间，享受着阳光直接照在背上的感觉。几个纠察队员点燃了夺来的防暴盾，却把田地里的茬子也给点着了。我们想踩灭火，这时希拉说我的裤脚也着火了。我跳了起来，连忙脱掉冒烟的牛仔裤，他们都笑了起来。蠢猪们一定很紧张，因为我刚好看见，警戒线开了口子，骑警冲了出来，我赶紧掉头，在田地里狂奔，避免被逮到。相信我，在大太阳下面穿着钢头靴子狂奔可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但是，疾驰而来的马蹄声，以及有时冲着你的脑袋挥过来的警棍的破空声，都能很好地让你忘掉疼痛，甚至能帮你打破400米的世界纪录！我全力奔跑，超过了其他人，来到田地高处的一道墙边，翻了上去，然后不管下面有什么东西就跳了下去。我撞上了一段倾斜的铁路路基，摔到了铁轨旁边的路基下面，疼得要死。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回去，边爬边观察蠢猪们。我发现骑警又回到了警戒线后面，在田地上，纠察队员不是被蠢猪们揍，就是被拖走。我看见一个工友无助地倒在地上，一头蠢猪不停地用警棍打他。就算我以前对警察还怀有一丝敬意，现在也已经彻底消失了。我在电视上见过暴动，比如布里克斯顿和托克斯泰斯^[17]，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我的工友正在被殴打，而他只是在为了保住工作的权利而战！如果撒切尔想用这种方法打败我们，那是痴心妄想，我绝不退让！

　　我们总算回到了田地里，但我看见了加里·马歇尔，他跟我说，我们的客车就快到了，我们得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现在怎么能临阵脱逃呢。我们回到了田地里，看见了汤米·维尔森。他在帮助一个受伤的纠察队员时被警棍打中了，伤得很重。我劝他去医院治一下伤。我们到了桥上，看见我们的人大都在跟斯卡吉尔说话。他们对他说，我们接到了命令，要走了，阿瑟火冒三丈，叫我们留下来参加反击。他尖刻地批评我们，说只派我们来一天而不是一周，完全是浪费工会资金。他还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亲自掏钱，替我们出路费。我们搞了个表决，全体一致同意留下，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走，在好好教训蠢猪们之前绝不走。我们要报仇！

　　我们全都饿坏了，所以，当我们看见有人拿着装有食品的袋子经过时，我们决定派人去找商店，附近一定有。沿着公路走了几百码后，我们发现了一家超市，门外有几百人坐着或躺着，其中不少人正在喝啤酒和苹果酒，看样子已经醉醺醺了。我对工会有个批评意见，可能大部分矿工不会同意我，但我还是要讲一下。一天8英镑的“补助”太多了，4英镑就够了，特别是在这种为期一天的活动之中。不少纠察队员在拿到这笔钱后，把其中大部分带回家里，但也有不少人会随便乱花，这对加强大规模纠察并没有好处，反而还会使我们遭到媒体的批判。

　　总之，加里、基斯和我进了超市，我买了一些面包卷、奶酪还有一箱牛奶。基斯不知该买什么，花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买薯片。我们回到外面，在墙边找了个地方坐下，开始狼吞虎咽。我发现有几个工友盯着我们，露出了饥饿的神色，于是我分给了他们一些面包和奶酪。然后得知他们是诺丁汉的罢工矿工，因为他们的基金被冻结了，所以他们只领到了油费。我给了他们2英镑，然后加里和基斯也照做了。他们很不好意思，连连向我们道谢，我们对他们说，应该是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不顾当地大多数矿工的意见，参加了罢工，我们讨论了他们的困难，因为他们是少数派，所以过得很难。一个诺丁汉矿工把他的工会徽章送给了我，让我很感动。我们怀着非常谦虚的心情，回到了纠察队。

　　回到桥上时，我们发现蠢猪们趁纠察队员不在的工夫，把警戒线往前推进了一些，不让任何人经过。这激怒了不少人，随着越来越多的纠察队员返回，怒气就变成了行动，我们把能找到的东西一股脑儿砸向蠢猪们，逼退了他们。我认出了银木矿场的伊恩·米切尔，我们都认为，警方不让我们回来参加纠察，导致了暴力冲突。这对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帮助，但谁也没法阻止。

　　蠢猪们重整了队伍，挥舞着警棍向我们冲来，我们全都掉头逃跑。我跌跌撞撞地跑，边跑边咒骂挡在我前面又跑得没我快的人，跑了上百码后，蠢猪们又退了回去，我们这才停下来喘口气。这时有人在传斯卡吉尔在冲锋中受伤了，被蠢猪们抓走了，这让纠察队员们更加愤怒了，让我们获得了向蠢猪们进攻的新动力。在桥上，一队纠察队员从路对面的修理厂弄来一辆轿车，把它推到桥的右边。我也上去帮他们，我现在窝火得很，只要能阻止蠢猪们再次冲锋，我什么都愿意干。不知是谁把轿车给点着了，大家都欢呼起来，嘲讽蠢猪们，他们现在被那辆着火的轿车给堵住，冲不过来了，况且我们还在不停地朝他们丢石头。当地居民纷纷把水瓶放在自家墙外面，给我们喝，我们非常感激，在大太阳底下喝了个痛快。看见他们站在我们一边，让我们士气大振。

　　蠢猪们可不会忍气吞声，果然，骑警穿过黑烟冲了过来，吓得纠察队员向四面八方散开。我差点被一匹马撞倒，幸好跟在马后面的蠢猪们忙着追打其他纠察队员，我才逃过一劫，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我看见一个人爬上了金属楼梯，骑警还在后面紧追不放！太吓人了。我跟大部分纠察队员跑到一家超市前面，以为安全了，没想到蠢猪们顺着血腥味追上来，朝人群冲锋，就是不放过我们。我赶紧跑起来，跑进一个停车场，躲在一辆轿车后面。叫喊声、哀嚎声到处都是。我悄悄地跟躲在周围的几个纠察队员凑在一起。他们是威尔士人，年纪比较大，跟我们大部分人不一样。其中一个似乎心脏病发作了，疼得脸都歪了。他的两个同伴情况似乎也不太好，但过了一会好像好转了。其中一个对我说，他们在后面被蠢猪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跑进超市里，保安又把他们赶出来，所以他们躲到这里来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决定冒险回到大路上，把威尔士人留在后面，因为他们不想再冒险了。看不见蠢猪们，路上出现了一大群人。一队醉酒的苏格兰人叫嚷着什么“我们是疯子，我们疯了，我们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边走边踢路边的车子。我走进超市，给凯丝打电话报平安。她说电视上全是奥格里夫的新闻，说矿工们狂性大发。我被逗笑了，但我对她说，我大概九点到家，到时再跟她解释。

　　有人叫维斯托的纠察队员集合，因为我们的客车到了。有几个人去了谢菲尔德，去发动当地的工人，但事到如今，留下来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都乱了套，没理由让工友们冒着被抓的危险继续留下来。我们点了名，发现人没到齐，就派人去找掉队的人。这时有流言说，蠢猪们要把所有掉队的人统统抓起来，就像曼斯菲尔德那次一样。为了安全，我们上了客车，出去找人的人都回来后，我们前往谢菲尔德，去接住院的人。一个在谢菲尔德住院的工友，叫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他跟我们讲了他的经历，他在第一次冲锋中就被警棍打倒了。他个子很大，屁股很重，所以跑得比大部队慢。他就站在那里，然而一头蠢猪用警棍打他，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又打他的肋骨！幸好他没被抓走。我们的人都没被抓，但有几个受了伤。今天有好多人没这么走运，都被抓走了，没死人真是个奇迹！

　　回家路上大家非常安静，大多数人都在睡觉。我们并不觉得沮丧，倒不如说，我们看见的一切、经历的一切，反倒让我们更加愤怒了，如果事先安排好的话，我们甚至愿意再待一周。大家全都下定了决心，绝不退让，国家越是镇压我们，我们越要反击。

　　凯丝和我看了一整晚的新闻报道，但是，他们把我们说成了侵略者！我们被打的惨状完全没有播出来，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62．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自从奥格里夫的灾难之后，这段时间我都在伍德塞德矿场参加纠察。这几天里干得最好的一件事，也不过是拦下了一辆载着蠢猪的面包车，没让他们开往陶洛。我趁这个机会，与纠察队员们建立良好关系，并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顺便讨论罢工。我们还踢足球，但我踢坏了球鞋，只好花4.99英镑重新买一双。再也不踢球了！

　　结束纠察后，我们在食堂里吃鱼饼和薯片，在那里有人告诉我，有16个人被选中参加飞行纠察队。想去的人有一百多个，但只有16个人能去，没被选中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在发牢骚，特别是那些从第一天开始就表现得很积极的人。明明有那么多人想去，可是分会就是不让想去的人全都去，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派去的人多了，可能有危险，所以就放弃了，干脆待在家里得了？

　　我接到通知，叫我下午六点去会堂报道，所以我赶回家，往包里塞了几件衣服，背上睡袋，然后坐巴士去凯丝的单位。我们一起喝了咖啡，我哄了她几句，然后对她说，我又要去参加飞行纠察队了，得出门几天。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接受了，看表情像是认命了，倒是没有我先前估计的沮丧。她准是习惯了。下午五点，我们一起走进镇子，然后在公交站吻别。

　　到了会堂，我领了32英镑，有人跟我说，我们可能星期四回家。斯雷特只肯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去苏格兰，这么说，我们很可能是去比尔斯顿格伦，那里有许多工贼，不少达拉姆纠察队员在那里被抓了。

　　一般我们要等上两个钟头客车才来，再加上我们已经领了补助，不少人会在这段时间里去喝几杯酒，所以一路上都很闹腾。跟上个月去曼彻斯特那趟一样，这次的客车上也坐了四个矿场的代表：维斯托、维尔毛斯、赫林顿和萨克里斯顿。为了避免被蠢猪们拦下，司机小心翼翼地沿着郡界行驶，路上我们几次停下来上厕所，所以我们过了午夜才抵达多尔基斯矿工福利社（Dalkeith Miners Welfare）。

　　到了之后，我们美美地享用了汤和面包，吃饱后，我们就睡在演出厅里的椅子上。由于正在举行台球比赛，睡觉的机会很难得（现在是凌晨2点24分！）。我们接到通知，说纠察将在凌晨五点开始，今天晚些时候会给我们找个更好的住处，我希望是真的，因为我已经累散架了！

63．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昨天一整晚都没睡着，今早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完纠察后，我抓紧时间在俱乐部的电视室里睡了一个钟头，然后被清洁女工赶了出去。

　　苏格兰的模范矿场的外观并不出奇，跟维斯托和维尔毛斯相比，规模要小得多。我们在一家社交俱乐部集合，这家俱乐部不远就是酒吧，来了一个男人，苏格兰工友管他叫“卡扎菲”，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他是领头人，负责制定战术。我们跟在他后面，沿着公路走，碰到了一道横贯公路的双层警戒线，只好停下来。卡扎菲叫我们跟他走，我们大约两百人穿过一个居民区，上了一条公路，这条路与矿场刚好成直角。显然工贼都是走这条路上班的，那我们就得封锁这条路。我们排成队，把公路拦腰截断，一开始警察没反应过来，但是，我们的人不够多，没准备好进攻矿场入口，然后警察大批赶到，排好队形，跟我们对峙。没过几分钟，冲击就开始了，起初我们把他们逼退了几码，然后警察开始冲到我们后面，许多人被冲散了。我们后退重整，手挽手组成人链，狠狠地朝蠢猪们冲去，逼得他们慢慢后退，突然听见一声大喊“有人受伤了！”，我们只好停止进攻，却发现根本没人受伤，我们上了蠢猪的当。蠢猪们充分利用了我们的混乱，有几头蠢猪动拳动脚特别狠，我们有一些人还手了，几个人被拖到警戒线后面去了。

　　我们右边有个建筑工地，几个工友去那里弄来砖头，朝冲过来的蠢猪们丢过去。我们仓皇撤退，只有几个人毫发无伤地逃出来了，算我走运，我就是那几个之一。我小心地回到主要入口，其他纠察队员都待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发生。

　　到了八点半，我们正准备离开时，我看见苏格兰矿工工会的领袖米克·麦克加希和埃里克·克拉克^[18]穿过警戒线，站到了“正式的”六个纠察队员身边。我问他们，能不能更有效地协调各地纠察队员的行动，好让我们能够把力量集中在最合适的地方。麦克加希的回答十分标准，“纠察跟我无关，孩子。”我早该知道，在阶级战争当中，就不该向这种领袖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多尔基斯吃了早饭，然后接到通知，叫我们收拾东西，等会要搬到更好的住处。加里和我要跟一个叫肯尼·麦考马克（Kenny McCormack）的工友住一块，我们是在唐卡斯特的社工党矿工大会上认识的。我们要到阿尼斯顿^[19]去，住在他叔叔家里，那里是个很小的矿业村镇，离爱丁堡有七英里路。我们把行李放在他叔叔家，然后在当地矿工福利社吃了饭，先喝汤，然后吃肉末加“胡萝卜泥”^[20]。我只喝汤，吃了胡萝卜泥，因为我是素食者，这给我招来了同伴们的取笑。吃完饭后，我们几乎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马上又要出发，去比尔斯顿格伦参加下午的纠察。

　　下午日头很毒，所以我穿了白外衣、T恤衫、长裤和白鞋子。大家都取笑我，选我为“衣着最佳纠察队员”，但我在参加完纠察后还要去剧场，所以我想穿得尽量体面一点。

　　参加下午纠察的人数很多，大约有400个男人和50个女人，这个人数很不错，我们都坚信能取得突破。我们全都手挽手，组成了坚强的队形，封锁了道路，一边高喊“我们来了！”一边向警戒线前进。

　　在我们有力的进攻之下，蠢猪们不知所措，被我们逼退了。倒霉的是，没过多久，来了辆装满蠢猪的双层客车，加强了他们的防线，阻止了我们的前进。双方打得非常惨烈，我丢了一只鞋，为了避免被人踩中我的脚，只好单脚跳着离开。蠢猪们又开始殴打工友们，冲锋被打散了，我们四处奔逃。我回去找鞋子，很走运，居然找到了。另一个维斯托工友也回去找鞋子，他比较倒霉，被逮到了，比德（Bede）和戈登（Gordon）想去帮他，也被逮住了。今天不太妙，有三十多个工友被抓走了，但这反倒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了，我们下定决心，明早一定要回来，再战一轮。

　　我去了爱丁堡，去看我的朋友斯图亚特·赫本参演的戏剧，剧目是契诃夫的《三姐妹》^[21]。在喷着香水、衣着光鲜的观众当中，我觉得有点不自在，但我很喜欢这出戏。戏演得非常好，演完后，我去找斯图亚特，我们一起喝了几杯。他大方地替我付了返程的出租车钱，但我却想不起来肯尼的地址了，只好去找我们的客车，今晚我只能在客车上睡一觉了。

64．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凌晨四点半，最早一批来参加纠察的工友们把我叫醒了。加里带我去肯尼家，我迅速换上比较合适的衣服，然后跑回客车。一个苏格兰工友告诉我们，我们是诱饵，负责引开警察，而主力将兵分几路，同时直扑主要入口。

　　结果我们只是在一个路口顶着大风站了两个钟头，除了让自己心烦意乱之外，什么收获都没有。我们本该跟着主力走，扩大昨天的战果，但我能做的也就是大声喊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苏格兰的领袖们把组织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大部分同伴都同意我的看法，所以也不能说毫无收获吧。

　　下午我们在一个叫做邦尼里格^[22]的露天矿场参加纠察，至少我们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劝返了两辆货车，我们一把自己的事情讲给货车司机听，他们就调头了。

　　这件事说明，只要现场没有蠢猪们挑衅，和平纠察就能起作用。大家都看出了这一点，充满了信心。

65．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早上我们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纠察，什么事都没发生，连冲击都没有，纠察结束后我们就回家了。这一趟不算完全浪费时间，因为至少工贼的数量没有达到国煤的期望，我们全都收获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为了真正地扭转罢工的形势，我们需要真正的大规模纠察队，也就是说，要把还待在家里的大部分人给发动起来，让他们到纠察线上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最合适的地方开展纠察，而现在最合适的地方就是钢铁厂。

　　总之，能回家陪陪家人是很棒的。

66．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今早又到伍德塞德参加例行的纠察任务，又回到了现实。去那里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根本没看见有人进出。唯一的好处就是趁机跟其他纠察队员聊天，开展鼓动，劝说大家向分会干部施压，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把更多的人派去比尔斯顿格伦这样的地方。

　　《社会主义工人报》的莫琳·沃森（Maureen Watson）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给他们写篇书评，评论一下艾米尔·左拉的《萌芽》^[23]。我说我很乐意，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整个煤矿里恐怕就只有几个人读过这本书，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去年学习公开大学课程时读的。

　　今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在重温这本书，我欣喜地发现，主人公艾蒂安（Etienne）跟斯卡吉尔有不少相似之处。这样至少可以冲淡一下伍德塞德的无聊。

67．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六

　　今早我们分会的干部搞了游行和集会，主题是“要煤矿，不要失业救济”，参加人数只有一千人左右，很让我失望，如果他们提早告诉我们，让我们——基层群众——参加组织工作的话，本来是可以让参加人数大大增加的。达拉姆的所有分会都参加了，还有约克郡和肯特的几个分会也参加了，但是，考虑到南希尔兹的采煤传统（以前曾以有三个矿场而自豪），再加上周边还有更多的矿场，那这个人数是很令人失望的。我猜这是因为镇上的工业已经消失了一大半，失业率很高，消极冷漠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连维斯托矿场都要关停的话，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了！

　　我们的游行队伍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前往海边的本茨公园（Bents Park），在那里举行了集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集会比游行更令人失望。演讲人差劲透了。我们的分会书记在介绍约克郡矿工协会的杰克·泰勒时，居然吹捧他是“工会运动未来的传奇”。脚后跟还差不多！^[24]正是他签署了协议，允许煤矿运进斯坎索普钢铁厂，使这个工厂打破了生产纪录！他的演讲满是空洞的词藻，只获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吉姆·斯雷特的演讲无聊得很，只有水手给他捧场，因为他是希尔兹人。只有肯特矿工工会的杰克·科林斯^[25]还算有点声望。

　　维斯托的组织工作还是一塌糊涂，我们连个像样的集会都搞不起来。真可悲！

^[1] 英克曼（Inkerman）是达拉姆郡的一个村庄，位于陶洛西北不远处，当地曾设有矿场。——中译者注

^[2] 默顿（Murton）是达拉姆郡的一个村镇，位于达拉姆市以东13千米处。——中译者注

^[3] 泰恩蒂斯电视台（Tyne Tees Television）是英格兰一家地方电视台，总部位于纽卡斯尔，1959年1月15日开始播放节目。现为ITV泰恩蒂斯电视台（ITV Tyne Tees）。——中译者注

^[4] 红馆（Red Hills）是达拉姆矿工协会总部办公楼的外号，建于1915年。——中译者注

^[5] 杰克·泰勒（Jack Taylor，1930—2019），1978年当选为约克郡矿工协会（Yorkshire Miners’ Association）副主席，1982—1990年当选为约克郡矿工协会主席。——中译者注

^[6] 雷文斯克雷格（Ravenscraig）是苏格兰北拉纳克郡（North Lanarkshire）的一个村镇，附近有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该厂曾是西欧最大的热轧钢铁厂之一，1992年关闭；斯坎索普（Scunthorpe）是英格兰北林肯郡（North Lincolnshire）的一个工业城市，钢铁工业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雷德卡（Redcar）是英格兰北约克郡的一个海滨城镇，附近有蒂斯塞德钢铁厂（Teesside Steelworks）；兰文（Llawern）是威尔士新港市（Newport）的一个市区，附近有兰文钢铁厂（Llanwern Steelworks）。——中译者注

^[7] 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是指私设的、不公正的法庭，因其审理程序像袋鼠一般跳跃而得名。——中译者注

^[8] 柯林·巴克（Colin Barker，1939年6月30日——2019年2月4日），英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1962年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社。1967—2002年担任曼彻斯特都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社会学高级讲师。长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2014年因路线纷争而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了“二十一世纪革命社会主义”集团（Revolutionary Socialism in 21st Century）。——中译者注

^[9] 南泰恩塞德（South Tyneside）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都市区。——中译者注

^[10] 1948年1月1日，英国最大的四家铁路公司——大西铁路（Great Western Railway）；伦敦、米德兰与苏格兰铁路（London, Midland and Scottish Railway）；伦敦与东北铁路（London and North Eastern Railway）；南方铁路（Southern Railway）——被国有化，合并为英国铁路公司（British Railways），负责运营全英国的地上铁路交通，1965年改称英国铁道公司（British Rail）。1994年被私有化，1997年11月20日停业。——中译者注

^[11] 纽卡斯尔市民中心（Newcastle Civic Centre）是纽卡斯尔市议会的办公楼，位于干草市场区，1967年完工，1968年11月14日正式启用。——中译者注

^[12] 索尔特利是伯明翰市的一个市区，附近设有焦炭仓库。在1972年初的矿工大罢工中，斯卡吉尔和约克郡矿工工会大量运用了大规模飞行纠察队，2月10日，纠察队在索尔特利焦炭仓库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最终赢得胜利，并促成了这次罢工的胜利。史称“索尔特利大门之战”。——中译者注

^[13] 摩尔镇（Town Moor）是纽卡斯尔的一处公共公园。——中译者注

^[14] 迈克尔·麦克加希（Michael McGahey，1925年5月25日——1999年1月30日），生于苏格兰北拉纳克郡（North Lanarkshire）肖茨镇（Shotts）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英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4岁开始当矿工，随后参加了英国共产党和矿工工会。18岁当选为分会主席，1958年当选为苏格兰矿工工会执委会委员，1967年当选为苏格兰矿工工会主席，1971年当选为英国共产党执委会委员，1972年当选为矿工工会全国副主席。1990年英国共产党解散后，参加了苏格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cotland）。——中译者注

^[15] 里昂奈尔·穆瑞（Lionel Murray，1922年8月2日——2004年5月20日），工会官僚，工党政客，1947年担任工会大会干部，1969—1973年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助理，1973年9月7日——1984年9月7日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中译者注

^[16] 彼得·希斯菲尔德（Peter Heathfield，1929年3月2日——2010年5月4日），生于德比郡（Derbyshire）的索默科茨镇（Somercotes），毕业后当了矿工，积极参加矿工工会和工党的活动。1966年开始担任矿工工会全职干部。1970年当选为德比郡矿工协会（Derbyshire Miners’ Association）副主席，1973年当选为德比郡矿工协会总书记，1984年当选为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1992年退休。——中译者注

^[17] 1981年4月10日—12日，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Brixton）发生了黑人青年反抗种族歧视的暴动，暴动中共有45名平民、279名警察受伤；同年7月，利物浦托克斯泰斯（Toxteth）的黑人青年也举行了反种族歧视暴动，在暴动中有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中译者注

^[18] 埃里克·里昂奈尔·克拉克（Eric Lionel Clarke，1933年6月9日——），工党政客。16岁开始当矿工。1977—1989年当选为苏格兰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Scottish Mineworkers）书记。1992—2001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19] 阿尼斯顿（Arniston）是苏格兰中洛希安郡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20] 肉末加胡萝卜泥（mince and tatties）是苏格兰的一道家常菜，主料是牛肉和胡萝卜。——中译者注

^[21] 《三姐妹》（Три сестры）是契诃夫于1900年创作的四幕剧本，1901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Московск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首演。——中译者注

^[22] 邦尼里格（Bonnyrigg）是苏格兰中洛希安郡（Midlothian）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23] 《萌芽》（Germinal）是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Les Rougon-Macquart）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884年4月——1885年1月，于1884年11月——1885年2月在《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上连载。这部小说描写了煤矿的生活与斗争，创造了艾蒂安这个觉悟的、富有战斗性的矿工的形象。——中译者注

^[24] 作者这里玩了个文字游戏，把“legend”（传奇）拆开，就成了“leg end”（脚后跟）。——中译者注

^[25] 杰克·科林斯（Jack Collins），时任肯特郡矿工协会（Kent Miners’ Association）总书记。——中译者注

52．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 星期三

53．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 星期四

54．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 星期天

55．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 星期二

56．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三

57．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 星期四

58．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五

59．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 星期六

60．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七日 星期天

61．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 星期一

62．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63．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64．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65．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66．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67．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