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罢工,就是要阻止生产活动,打乱市场条件下的生产,给老板造成损失,迫使老板接受工人的要求,工人给老板造成的损失越大,老板就越有可能妥协。为此,在老板屈服之前,工人必须尽量确保生产、供应、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说,要尽量发动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中的工人参加罢工。而老板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资本主义制造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他们会从中搜罗工贼,顶替罢工工人干活。老板还会收买罢工工人当中的不坚定分子,分化罢工的队伍,打击罢工工人的士气。如果罢工工人不能阻止工贼上工,罢工就会完全失去意义——老板只需要解雇所有罢工工人,再雇用一批工贼,即可轻松粉碎罢工。因此,工人在罢工时,不仅自己要拒绝工作,还要在工作单位(workplace,泛指工厂、矿场、工地、商店、办公楼等单位)的入口安排人手,布置警戒线,阻止工贼上工,这就叫做纠察(picketing),参加纠察的罢工工人就叫纠察队员(picket),纠察队设下的警戒线就叫纠察线(picket line,但这个词组有时也泛指在纠察线上巡逻的整个纠察队),纠察队员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任何人越过纠察线。当一些工人举行罢工时,其它工人就算没有参加罢工,但出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情谊,也应当避免越过纠察线,这叫做“尊重纠察线”(respecting the picket line),换句话说,当一个工作单位内的一部分工人罢工时,只要他们设下了纠察线,在纠察线上安排了纠察队员,就有可能让单位内其他工人在事实上参加罢工(哪怕他们并未正式参加),这项传统是工人运动的宝贵财富。
然而,主流左翼的阶级妥协,是以透支群众的信任、透支革命的声望为代价的,而这两者终究是有限的,是不能无限透支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主流左翼对群众的控制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也不愿意像以前那样,以改良换取工人阶级的合作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资产阶级发动了新自由主义攻势,打碎了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将其排挤出了秩序,使无产者不再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群众在长期追随主流左翼,并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社会主义却迟迟未能实现,工人国家阵营反而覆灭了,这使群众对资本主义之外的其它出路失去了信心,只能设法使自己资本主义市场上卖出高价(撒切尔在新自由主义攻势中提出了一句著名口号:“别无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才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所以,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没有多少留给主流左翼的空间了,主流左翼的残部已经玩不转传统的那套左翼政治了。
诺曼并不讳言矿工当中存在着歧视女性的情绪(1984年5月11日、5月14日),并为此感到羞愧。幸好这并没有影响妇女对罢工的支持。妇女们明知矿工对女性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是露骨的、下流的歧视,却还是踊跃支持罢工,这说明什么?难道说她们喜欢自讨没趣吗?不,我倒觉得,这件事(还有撒切尔对罢工的镇压),充分驳斥了“女人要帮女人”(girls help girls)的论调:撒切尔第一次入阁时,当了教育大臣(1970年6月—1974年3月),她在任上最出名的“政绩”,就是停发原先发给学龄儿童和孕妇的免费牛奶,因此被骂作“偷奶贼”(Milk snatcher),那时她可没考虑到抚养儿童的妇女的艰辛;现在撒切尔不仅要偷走她们的儿女的牛奶,还要砸烂她们的丈夫的饭碗,她们自然不会答应。无论是撒切尔还是矿工的妻子,都不会因为彼此具有相同的生理结构,就把对方当成自己人,在这里起到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基于共同利益的阶级认同,而不是基于共同的生理结构的性别认同:撒切尔和资产阶级男性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而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其它工人阶级妇女也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撒切尔的女权,跟矿工妻子及其它工人阶级妇女的女权是不一致的,因为她跟她们并没有共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