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第三部分 思考
给工人积极分子的思考
我们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给这场工人斗争留下记录,而是希望以它的正确和错误,为所有在半岛上与资本主义战斗的人提供经验,对他们的实践有所帮助。
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经验有局限性——由于我们行动的内容、我们厂的特点以及各厂的情况差异,其他人适用的策略理应有所不同,等等——但我们完全真诚地相信,有些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因为在斗争中始终会涉及到人际关系问题。其他的经验,就要看怎么运用它了。
在罢工的发展中,斗争达到了顶点,在此之前我们还经历了大约三年的磨练。如果不提这三年的行动和组织,就无法解释我们在罢工期间的做法。
我们相信,从根本上讲,以下因素使我们能够产生集体意识,并起来抗争。
简单来讲,就是两方面:技术和人。
技术方面:
一.工厂委员会或小组
(1)组织结构及其基本方面
多年来,与其他许多工厂一样,班达斯缺少有组织的工人行动,这会使我们的斗争经不起考验。避免这样的危险一直是少数人的责任。更清楚需要以有组织的方式斗争的那些人,要么能力很强,要么属于某个地下小组,要么是有别的原因。
1964年5月的班达斯罢工,标志着我们在公司里有了自己的队伍。当时我们在工厂旁边的空地上开会,让每个部门都选出了两名代表。
有时候,选举并不容易,需要用一段时间的行动来了解和检验未来领导者的素质,找出野心家、“大嘴巴”和必须格外小心的各种投机分子。
在最初阶段,假设公司的内部形势或镇压对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会不经选举就召集某些工人。但是,临时组建的小组必须听从民主表决的意见。
选举的时机很重要。如果可能的话,必须等到引起普遍关注的事件发生。例如:讨论集体协议、奖金浮动,或者发生了影响全部或大部分员工的问题或不公正待遇。它确保了选举是民主的,且真正由工人领导行动,让他们感到自己不是被操控而是被代表着。
我们就像在搞真正的地下活动,因为公司、警察和政府都是一伙的,我们的行动有暴露和被盯上的风险。显然,选代表也有风险。
方便的一点是,公司委员会或小组的选举都在厂里集会时进行,每个人投票前,都会考虑为何投这一票。这些做法都会让管理层得知我们的动态,这可能遭到报复,但也会让管理层更谨慎、更尊重我们。我们还要意识到一个永不落空的法则:我们的立场越软弱,受到的压迫越厉害。
如果很难在工厂集会,可以在上班时间搞选举。但是,始终要保持最严肃的态度,并采取不记名投票。
小组的人数与配置要灵活。至于后者,要考虑人数和个人能力,比方说,一个部门里可能要五名一线积极分子,目的是让所有工人都投票给他们五个人。应当明确,小组或委员会不应偏向这个或那个部门,而要兼顾所有人的想法。因此,部门小组的人数是次要的,但最好还是定一个最低数,确保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完成筹钱、发传单等其它任务。
还有一个办法(尤其是在大公司里),就是由每个部门小组的负责人,在公司里组成一个团队,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灵活性更高,更不易被发现。
上述小组定期(比如每两到三个月)或者有重要事态时开会,收集大家意见后,做出重要决定、安排新计划或重新调整行动等等。
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说的小组或委员会,与地下组织的积极分子小组有所不同,后者按照自己的标准行动、制订具体策略。他们的独立性,完全是自己内部问题,但他们必须接受工厂委员会的决议。
这些地下组织的成员一般都在同事中享有威望,也会被选为小组或委员会的成员。至少在公司的层面上,已经实现了团结——工人运动的基石以及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的工厂中,应当承认大家虽然思想不同、分属不同的地下小组,却还是非常团结,从没有发生过领导者相互敌对的丑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工厂委员会或小组当作一个现有工人力量的统一机构,它由工人民主选举、受到工人信任并捍卫他们的阶级利益。它不仅要在公司里领导斗争,通常还要在(比如全省范围内)更高的层面上组织行动。
关于公司代表团,必须指出以下几点。由于他们属于(被全体工人拒绝的)官方工会,所以一直存在争议:在工会选举中弃权,还是把自己人选进代表团。主张前者的人认为,选上了也没用;主张后者的人认为,这个职务在策略上是必要的。
班达斯采取了后一种意见。在我们看来,对于目前在公司中搞斗争的策略,公司代表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也要由工厂委员会的人,或至少可信任的人组成(并非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可信,因为某些人将自己卖给了资本主义,比如工程师和专家)。
公司代表团的重要性在于,公司倾向于用它来管人,它真的为公司效劳时,会给工人找一大堆麻烦。合法与非法行动并举之时,代表团能让我们的某些行动有正当理由。现行的法律下,即使代表团办不成很多事,在这个不断用暴力维持“和谐”的体制下,至少也能保持斗争的紧张氛围——而这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可以将代表团定义为工厂委员会的合法面孔,为了捍卫工人的利益,需要协调地下战术与合法行动。
就我们厂而言,大多数代表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代表团和联络员的岗位上英勇地捍卫了工人的事业,因此在罢工中遭到解雇。
尽可能回应工人一切需求的工厂委员会,在对资本主义及其压迫制度的斗争中,必须保持革命的行动路线,并尊重成员之间的理念与思想分歧。
保持革命路线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的问题不能通过提高工资或减少工时来解决。的确,我们有这么做的权利,但重要的是,我们得意识到:只有资本主义被打倒,工业和土地的所有权交到劳动者手中,才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解放。只要还没实现这一点,我们仍将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处于最低贱的地位。以前是我们的父母,以后轮到我们的子孙。
小组或委员会的目的
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是,所有道路都堵死的当下,小组或工厂会员会能做什么?
也许是出于经验,我们的回答是乐观的。我们认为,工厂委员会可以采取以下形式进行有效的抗争:
一.建立防御手段:即使结果不乐观,我们也要为出于各类集体或个人要求而发生的工人斗争做好准备。如果问题很棘手,又找不到好的律师,事情就麻烦了。
二.让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人加入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并由同志们将他们推选上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是由某个团体的领导,而是由群众选举在推动民主协调的共同行动。民主协调的行动能让各派别的人走到一起,但又不妨碍他们就行动的各方面各自讨论和指导。某些情况下,采取某小组主张的路线不会引起冲突或分歧,因为如果它是正当的,它反映的不过是多数人的意见。
三:通过日常活动教育领导者,同时也要进行学习、阅读,参与或组织培训班、讲座等等。
四:获得斗争的集体意识:当今的社会中,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人们思考,让人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秩序。因此,最重要的是唤醒觉悟,让我们懂得为了变革而斗争。
如果工厂委员会的行动是有效深入的,履行了它的使命,它不仅能唤醒少数领导者,还能通过集体的积极参与,激发大家的觉悟。我们重复了一千遍,我们的罢工不过是与同伴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努力成果,它让我们融为一体,让斗争成为了共同的斗争。
五:将工厂中的行动提高到更高层面,比如说,通过属于其它层面(比如省级)组织的公司员工,开展行动。
为此采取的行动
不难理解,仅仅选出小组或委员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真负责,还要持之以恒。
为此,必须好好利用一个重要的工具:集会。的确,举行集会很困难,但它们非常重要。
(1)必须定期举行。每次集会的间隔时间可以不同,但不应超过十五天。
(2)必须找到一个隐蔽性强的合适场所。无论具体情况如何,不建议使用个人住宅。
(3)在委员会成员中,指定某人负责通知集会日期、准备场所等等。安排好集会的行程,能够帮助它正常举行,并让与会者更认真地对待它。
(4)需要一位负责议程的人员。没有什么是比一场没人知道该做什么的会议,更让人沮丧了。他还可以指导会议,避免会场上有人“开小会”并确保每个人都参与到议程中。在议程中,将讨论和解决个人与集体的所有问题。各部门的代表应事先与相关人员做好沟通。
在会议上,向评审委员会提出的事项必须有足够时间准备,并提前十天交给评审委员会的书记。这些问题将被列入下次会议的议程。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公司代表团将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5)最好根据具体事情、对象等等,落实大家的分工。例如:向法院上诉;工人给公司代表团提出要求;管理资金;获取、传递及收集信息等等。很多事情没完成(或者做得不好),主要是因为没人负责。
(6)尽量避免少数人包揽过多事务。要考虑每个人的能力。每过一段时间要检验彼此的工作,用轮班制互相交替职责。
(7)有时可以让其他工厂的积极分子,或能提供特别知识与经验的人参加集会。但要确保此举不会显得集会在支持某个地下组织。
讨论了集会之后,现在来说明委员会如何履行职责。
一.建立防御手段,这或许是委员会在工人集体参与下采取的最重要行动。的确,目前的情况下,很难在法院和劳工代表等等方面,让工人占上风。但是,尽管法律和规定都对公司有利,我们至少还能抗议不公平,抗议还可能获胜。无论如何,反抗总比忍气吞声要好。
以下是应当抗议的最常见不公平行为:
-非法调整奖金和补贴
-分配的工作高于认定的员工级别
-加班
-不给员工提供保险
-公司的决议没有通过公司代表团
-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口罩、眼镜、手套、通风与套鞋)就要求从事危险工作
-非法延长试用期(例如,每三个月续一次合同)
-医疗条件差
-拒绝给有毒有害的危险工作发放相应的补贴
-非法削减员工班组的规模
-使用童工
-毫无理由就找经营状况不佳的借口(为了提出抗议,最好通过年报来了解公司的真实状况。可能的话,应通过值得信任的人获取一手消息。这对于其他行动也可能很重要。)
-不公正的处罚
-未履行集体协议或内部规章等等的规定
(在抗议上述可能的公司行为时,出发点应该是,争取改善条件能够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例如,在今天,反对在半岛上普遍实行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有着巨大的意义。资本主义强制两百万工人流动打工,还用让人精疲力竭的工时来压垮我们。除了让我们不能从事其他活动以外,许多人还对用超额劳动换来的、看上去更高的收入挺满意的。根据法律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50小时,每年不得超过150小时。)
我们都受过这些的损害。但我们感到自己得到了支持和保护,这种情感使我们与领导者连成了一体,帮助我们克服了曾多次让大家无所作为的恐惧。
至少有两种防御手段:法律咨询和罢工基金。
法律咨询:
官方工会不仅完全无用,他们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不尊重、不认真对待我们,因此工人完全有必要独立组织起来。我们自己还有熟悉劳动法、与我们定期联系的律师,都为这个组织付出了努力。另一方面,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最好是在公司代表团担任职务的成员)应至少对相应的规章、公司或省一级(当公司没有协议的情况下)集体协议的内容、如何起草申请书,以及如何给管理层和劳工代表写信等等有一定的了解。
不难理解,为了在合法条件下活动,上述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很难获取这些基本知识,搞培训就能帮上大忙。讲师可以是有经验的积极分子,或者是专业律师。
除了培训法律知识,许多情况下,这些培训也能解答工友们的提问、澄清疑问等等。
在公司代表团会议上,资方总是利用工人一方的无知,因此搞培训十分重要。当然,我们不会专门研究劳动法,这没必要,也不是工人积极分子感兴趣的内容,但至少要了解在我们看来对工人有用的法律。需要了解代表团的制度(例如有关投票、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等等方面)以及其他不用花费太大努力,某些时候作用很大,又直接影响工人的规定。对于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超出我们能力范围,应寻求律师帮助。
对于大型工厂,最好在月收入上达成协议,而较小的车间要视情况而定。重要的是,必须有这样一份协议。
律师可以以个人,也可以以集体的名义提起诉讼。他要把代表团会议上讨论的事纳入集体协议的准备条款。一旦发生集体冲突,律师的帮助是非常宝贵的。
当然,最好是找参与工人斗争的律师。几乎每座城市都能找到这样的法律人。有些城市里,甚至设有专门负责劳工问题的事务所,这对于交流经验和促成联系特别重要。要是没有这类律师,那就从头做起。一种办法是,让来自各公司的工人组织起来,弄一个办公室和足够的人手专门研究劳工问题。
对法院提起上诉时,应当寻求其他工人的帮助,让他们出席审判、推动声援,通过鲜明的方式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以此来支持自己的同志。当然,轮班制的工厂更有利于这样干。
罢工基金:
毫无疑问,半岛的工人斗争面临的一项主要困难就是没有自己的基金。抱怨民团工会偷走了我们的会费,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靠自己设法补救。
尽管困难重重,委员会应艰苦努力,每月收一笔固定费用建立这个基金。
(不幸的是,就算罢工之外,工人平时连很少一点钱也拿不出。)
我们将筹来的款项用在下列用途:
-律师费;通常每月付一次,数目可以定期变动。
-通讯和宣传开销,复印用纸、墨水、打字机及印刷机费用,手续费、旅费等等。
-支付不公平的处罚。这是对抗经济报复、蓄意罚款等的有力武器,它由工人的评审委员会进行管理——这个评审委员会可能就是公司委员会,或者由委员会任命的几名工人——所有被扣工资、失去工作和工资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工人都会寻求帮助。评审委员会将做出最公正的裁判,决定是否支付部分或全部的罚金。
-特别需要的费用。我们指的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这笔资金不能与用于疾病或事故的基金相混淆。后者是合法的,虽然它并不总是能由工人管理。这里指的是秘密收集的钱,它直接用于工人的斗争。
-对其他公司、罢工等的声援活动。同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它,因为给其它工厂筹的钱应与每月固定收取的款项分开。
这些或其他活动并不总是会动用基金,因为要按照重要程度来花钱。同时,每月收取款项的方式也很重要。以下面为例:
(1)要建立罢工基金,就得找个大家都感兴趣的时机,要让大家知道,给不给基金捐钱完全是自愿的,还要让大家明白这样做的好处和用处。
(2)每月收一次款,收款日期必须是固定的,哪怕有人自愿捐钱也一样。
(3)指定专人收款,或者按照部门、办公室、车间和工作班次等进行收款。重要的是,每块地方都要有人负责,为此我们建议根据全体工人的名单,对整座工厂进行安排。
(4)提供收据,上面写明支付数目和相应月份。一份给收款人,一份给付款人。只要不署名的话,这些收据是不会造成损害的。
(5)指定专人管理基金,并定期查账。
可能有些人会有所抵触和怀疑,但捐款是自愿的,所以不会有人受到损失。用不了多久,当罢工基金发挥作用之后,一般可以适当增加收取的数目,但这同样也会引起抵触。
有一点必须注意,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由于罢工基金的用途,管理与收取基金的人会遭到针对性的迫害。
二.对于今天的工人阶级来说,如果有什么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它的领导者是它的最重要财富。
在目前的形势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发挥个人能力。因此,那些已经行动起来的人有责任让他们的同事,特别是具有领导者资质的人也投身到积极分子的生活中。
如今,有许多小组,它们在许多方面上,都在设法增加为工人世界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数。作为公司内的一个小小组织,除了参与行动之外,工厂委员会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
但或许,委员会能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把各派别积极分子的力量统一起来。前面已经说过,委员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作为不同地下小组在公司中统一行动的工具。这是它的基本性质,因为在许多工厂或车间中,无需划分派别就能够行使它的职能。要强调的是,如果公司里有其它地下小组的话,它们应当在委员会中做到两件事:第一,将它们的力量在行动中统一起来,为所有人服务;第二,让它们的积极分子通过委员会开展活动[1],现在这些地下组织的最大问题就是,假如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它们的成员有所作为,他们会因此而消沉。
在公司中活动的积极分子,必须尽可能地发掘出其他的领导者。没有什么比让若干人包办一切更糟了。
对于这项工作,我们的建议是:
-与同事尽可能多的接触,了解他们的能力。与我们认为愿意加入的人谈话。启发对问题的认识。
-通过身边现实来证明我们在这些秩序中受着剥削。引用数据,例如在半岛上,每一百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只有一个能上大学。
-在委员会会议上抽出时间,汇报各部门人手的变动情况。
-给他们分配较小的职责,帮助他们获得经验。
-让他们加入各部门的小组。
积极分子的人数越多,工作就越有效深入。例如,当发生罢工时,只有久经考验的队伍才能发挥作用,把罢工坚持下去。班达斯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关于委员会搞培训的目的,我们不可避免遇到一种困境,即半岛上所有“反对派”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更不用说它在工人中间引起的特别困难了。问题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应该致力于行动,还是相反,应当致力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我们在这里开诚布公地讲出我们多年抗争的经验。
在厂内工人组织的第一阶段,甚至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认为行动是占主导的。由此,领导者可以发展出新的积极分子,并实现对积极分子以及工人集体的真正教育。教育不仅着眼于个人与集体意识,同样还有理论与人文方面的具体内容。下面是部分有关内容。
-通过分配(需要进行准备和了解的)具体任务来增强责任感
-组织和开展会议与厂内集会等的能力
-通过需要准备的活动,磨练一名领导者必不可少的演说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
-通过公司的行径、公司代表团的争论与工人受到的迫害等等,认识阶级斗争
每一天里,我们都在悄无声息地工作着。在我们的工厂里就是这么干的。看起来它与其他工厂没什么两样。但是,当罢工爆发时,它就能惊人地展示出这些年的成就:集体意识、团结、领导者们的准备等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学习教育。也许这个第一阶段就是用来打下基础,以便在这之上,用深深植根于基层、植根于行动的思想教育来教导大家。没有无思想的行动家,也没有脱离日常斗争,只想指挥人的理论家。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将这两个要素融合在一起并不容易。
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必须考虑到个人在能力上的差异。重要的是,两头都要抓:富有教义的行动与为行动服务的教育。反过来看,资本主义绝不想看到能教育群众的斗争实践。
也许工厂委员会在行动(这也意味着对工人的教育)中起了主要作用,但也不应当忘记学习的重要性。参与活动的同时,也要读书,参加研讨会和讲座。有时要与其他人,与其他工厂建立联系。应当提供笔记、小册子、书籍以及一切有助于激发觉悟的东西,以便人们有能力区分思想,并自由地接受革命的思想路线。但这要求最大的坦诚,不能根据派别倾向行事。
四.关于如何培养集体意识,鼓励所有人的积极参与,相信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少。
我们建议设立消息点。委员会应当通过它,再通过各部门小组的成员,使每个人都掌握最新动态,听取建议与批评、澄清疑惑与担心。在这个岗位上,要求一整天里都保持最大的耐心,时刻要保持警觉。
为了便于通知,有两样特别重要的工具:传单(或宣传册)和工厂集会。
如果可能的话,定期分发探讨内部事务的传单,其他工厂的话题也可以考虑。要非常小心,因为传单会引起凶猛的镇压。如果感觉情况危急,就重新考虑如何使用它,要用在影响大家的要紧情况上。关于其它工厂话题的传单,最好由其他团体在厂外散发。
工厂集会是全体工人的会议,我们在会议上研究问题、讨论解决方案、表决决议草案、审查先前的行动、准备选举等等。它的价值不可估量。应当定期集会,例如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会议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会议的筹备。集会组织方面的所有问题,委员会的特别会议都要考虑。应当以各种方式鼓励工人的参与和批评,也就是说,进行真正的集体领导。
出席率会根据时间和问题重要程度而有较大差异。必须确保开会时所有人都有空闲时间,即使最后出席率不超过20%,也算成功。当然,有时参加的人会达到40%、60%和80%。
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思想教育,但始终要采取便于理解的简明形式。这也是分发小册子、出售书籍的好时机。
如果可能的话,建议找一个合适的场所,但始终要保持警觉。
五.为了保持革命性,必须将工厂的行动与更高层面的斗争联系起来。
大家都懂得,公司层面的孤立行动是无法摧毁资本主义的。不能忽视每一个公司委员会或小组的重要性——尤其是我国的有关斗争主要由城市工人进行——它们应当成为一支游击力量,要利用更高的机动性、多重的战线数量,以及能对工人产生直接影响的优势,在可能的条件与特定的时机下,在每个公司创造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胜利的可能性取决于,在工会、政治与文化的阵线上进行协调一致的行动。
因此,每家公司的委员会和小组要共同努力,直到实现整个半岛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团结(我们的敌人懂得团结的意义,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而今天的资本主义越来越集中在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大型国际垄断资本的麾下)。
在这里,指出统一或协调行动的具体方式并不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只要指出有助于它们的方法。
-各公司团体的积极分子之间建立联系。
-学习如何(至少在行动中)实现团结的具体经验(从各方面讲,班达斯的罢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要始终争取游行示威、总罢工和公共基金等。
-了解有关冲突的消息,以便取得半岛或世界上的组织和团体的支持。
-推动讨论问题的会议。
-对罢工和解雇进行声援。
-当心各种“逢×必反”的立场,我们指的是那些死抱着老一套观念不放的团体和个人,在他们眼里,一切事物都是非黑即白的。
-如果有人怀着私心,危害团结的话,不管是谁,都要坦白地谴责他们。
-最后,要在各省、各民族乃至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协调工人力量的组织。
我们真诚地相信分裂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直面它,至少在真正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团体之间,应当将其克服。
为的只有一件事:我们事业的胜利。
人际关系方面
我们在本章开始时说过,我们的一些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因为它们涉及到了斗争中永远有的人际问题。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它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在许多人看来,它好像是“多愁善感的”和“神秘的”。
半岛目前对所有形式的反对活动都予以镇压,我们被迫走入地下。而地下意味着怀疑、猜忌、分裂、不断分裂等等。这种气氛是完全有害的。团体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缺乏建设性的批评成为了家常便饭;流言满天飞;很少有人敢于冒着危险站出来。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对资本主义是最有利的。
结果是,许多战斗着的、经过斗争锻炼的人,都给束缚了手脚。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我们受到限制,但我们认为自己积极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不让它们阻碍团结、理解与活动,不让它们造成严重后果。
为此,领导者需要改变这种气氛,播下和解的种子,通过对话、建设和努力来克服困难。
对于领导者(受到同伴认可,要为共同的斗争承担特殊责任的人)的形象,我们能举出若干方面。
具体如下:
-责任感:真正的工人领导者会投身斗争、行动和教育,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使命:与阶级兄弟一起,为了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具体到工厂和更高的层面上,意味着:
第一,领导者要会思考。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发生的状况、应对的策略以及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此外,他必须让自己的想法在工厂委员会内部接受批评(当然,也可以在其它小组或组织中讨论。但有关讨论通常是公司内部进行的)。
如果严格遵照了上述要求,那么这种思考、这种对公司具体情况的不断分析,将提高行动的能力。在工厂里,有这样一群领导者:他们能够代表自己的同事,他们思考、定期开会和策划厂里的行动。这样一个工厂就成为了一个单元,它能够融入更大的斗争机体,执行重要的行动。
他们会思考和策划行动,这意味着需要决策并付诸实践。
第二,领导者在职责范围内,应主动行动。很多时候,由于缺乏思考或害怕做决定,他们才显得循规蹈矩,或者踟蹰不前。对于我们的斗争来说,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永远等他人先干起来更糟糕了。可以说,如果领导者不投入行动,就算工厂已经组织起来,所有行动是白费的。
动机 意识形态
以上种种,都要求有一种精神、一个严肃的理由,让领导者为了斗争献身。
这意味着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头脑与心。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但一位领导者要懂得斗争是为了什么,是在反对什么。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认识到需要将它摧毁,需要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新制度,并由人民掌握权力。
只反对公司,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好像只有你有权利拿到更高的工资[2]。
因此,为了明确思路,需要阅读、需要更多的思考。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它是关于生活、社会及其组织的一系列观念。当然,这些思想必须始终保持革命的原则,建立在对生活现实与历史经验严肃的深入研究之上。毫无疑问,对很多工人来说,由于目前缺乏教育,他们很难分清一种思想是否革命。最重要的是,你要真正想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并通过对生活的现实进行严肃研究,采取最有效的方式作出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有头脑的”领袖。
但这还不够。领导者必须有“心”。在这个词中,蕴含着一系列的情感:他渴望成为表率,用付出与真诚带动其他人;他渴望与同事建立友谊,成为他们的一员,尊重他们的缺点与局限;他感到要起来反抗不公,并对所有不公的对待感到愤慨;他想要正直地为了团结而努力,充满激情地寻求一切有助于阶级兄弟解放的事物;他在思想上不能资产阶级化,还要消除受资本主义影响的其他人的自私与逃避。
这就是我们说的,拥有精神、爱与热情的领导者。真正的领导者会将他的知识和希望交给他人。为此,他通过行动、友谊和朴素加入到他人中间,促进集体的觉悟,让大家怀抱热情投入斗争。领导者是他人的鼓舞者。他抛弃了天真的幻想,明白会遇到种种困难,但仍坚定地对胜利的那一天保持着希望。
对话-统一的要素
我们已经指出,工人力量的分裂是不容忽视的痛苦事实。它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在公司生活中,也许是因为我们整天都被迫呆在一起,所以这种团体之间的分歧与对立显得更频繁。
否认不同思想、看法和观点的存在是荒谬的。这些是人的本性。但重要的是,首先要在这些分歧之上建立起行动的统一,甚至在真正革命者的思想中求同存异。
这要求领导者们能够摒弃宗派主义和“逢×必反”的立场,但不能接受资本主义,也不能接受背后的派别活动。
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在斗争中对话与合作。
工厂委员会也是这些团体共同开会的地方。在所有的会议上,无论决定怎样行动,都要以最大的真诚来正直地执行。如果发现有些团体的行为可疑,“撕下外衣”或者打破团结都是毫无建设性的。积极的做法是把话讲明白,要求他们回应批评。然后……继续前进。
毫无疑问,在这项协作中,必须抛开“我是老大,你们都得听我的”的心态。在协调不同组织、不同思想的人们之间的行动时,要听取不同意见才能做决策,因此,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大家,只能以民主方式让大家接受。
也许,领导者最需要的品质就是包容、理解,做事有建设性,用友谊铸成团结,拒绝无原则的明争暗斗,把力气用来打击真正的敌人——资本主义。
在如此有害的窝里斗气氛中,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实现工人行动的统一,也就是说,为我们的事业创造胜利的条件。
然后,我们还要批评最消极的人和团体;制造分歧的人;冥顽不灵的人;满脑子“女巫”和“怪物”的人;只支持自己团体提出或开展的行动的人;哪里都要掺和一脚的人;不友好的人;相信全部真理在握的人;活在过去而不审视自己的思想和其他事物变化的人;不问动机与目的,一味批评和指责的人;还有完全丧失了革命性,泡在空谈里的人。
的确,我们在罢工中遇到过这样的人。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地下小组——至少是通过它们的基层干部——都配合了我们的抗争。不过,关键时刻,有些地下小组的领导人却想尽量缩小罢工的规模,也许只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罢工的带头人,或是没能让斗争打出他们的名号。在这里,我们班达斯工人要问:罢工在五个月的斗争之后还没有扩展开来,这难道正常吗?当斗争的客观条件变得更加不利时,那些提出总罢工的小组,为了这一目标竭尽全力了吗?难道还有比这场罢工更合适的时机吗?对此,我们还可以说,某些团体之所以批评罢工,只为了反对其它团体,只因为罢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我们不想再纠结旧事。我们想说,基层工人干部提供的支持,并不总是出于工人组织的推动,相反,它完全暴露了某些组织的反革命性质。这至少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每个组织都要回顾自己与其它组织的所作所为,先放下毫无意义的争执。
如果现状不变,那么实现工人解放的巨大动力,不会来自各个反对派组织的“最高会议”,而是来自基层工人的行动,它们会让这个国家的劳动者站起来。我们希望,如果班达斯没能办到这一点,也至少接近了这个目标,并使之成为了可能。
我们真诚地相信,一些消极的问题是由某些工人组织造成的,它们在这些年的艰苦斗争条件下,迷失了真正的目标。饱受迫害的地下活动,无疑会让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使他们惯于说谎、不相信任何人,见到谁都怀疑是敌人,简单来说,就是变得不近人情、极端冷酷、斤斤计较、宗派意识严重,甚至走向反革命。
但是,如果认识到了所有这些——分裂、流言、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将导致的后果,就必须尝试去克服局限。
为了克服分歧与猜忌,我们付出了不断的努力,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厂里团结成功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罢工的紧张过程中,我们的领导者也定期举行会议,以便检验行动、对立场和态度提出批评,真诚且毫不含糊地提出问题。有时会产生个人矛盾;但是,最后大家倾吐了抱怨、困难、情谊与团结,每个人都产生了信任与乐观的强烈情绪。这一切是因为它使我们确立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开放的、纯粹的,它没有个人的小算盘,而是促使我们为了实现目标,不断寻找最合适的办法。
在日常集会上,我们也始终在培养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人民能够克服千难万苦,在斗争必须面对的牺牲中变得越发高大,最终取得完全的革命觉悟,而这是不相信人民的某些人不具备的品质。总之,可以说,在班达斯斗争的年头里,经历了缺点、错误与局限,我们用健康的、建设性的行动巩固了团结,这种行动又建立在理解、对话、批评以及为大家服务的共同行动产生的友谊之上。那些可悲的人,他们在制订对于行动极其重要的理论公式时(比如加泰罗尼亚的工人积极分子罗维罗萨[3]就说:“没有什么要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用”),却忘了在里面注入一种精神,一种工人在斗争与磨难中感受到的希望。
如果我们主张的革命是以人为本的,那么,我们要处理好斗争中的人际关系,首先是实现我们对工人团结的渴望,再是团结起那些同样遭受剥削的人们。
[1] 这些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苏维埃。——中译者注
[2]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阿方索·C·科明(Alfonso C. Comín)的《南方的西班牙》(España del Sur)一书。——原注
[3] 吉耶尔莫·罗维罗萨·阿尔贝特(Guillermo Rovirosa Albet,1897年8月4日——1964年2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一家工厂担任工人委员会主席。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并被判处12年徒刑,后获释。1946年发起成立天主教工人兄弟会并担任主席。此后居住于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并于1963年担任ZYX出版社主席。1964年逝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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