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香港托派《十月评论》资料 杭州发生了什么事？ （1975年8月15日） 从今年七月末起，十多天以来，外国电讯不断报道浙江省电台关于杭州发生工潮的广播。据说，由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杭州许多工厂发生罢工、怠工，派系打斗和”破坏行动”。一万多名军队开入那些工厂中”参加生产劳动”。该省领导人警告，搞工潮的人将受到无情的镇压。 早在今年初，北京外电已有过浙江省发生铁路工人罢工及一批罢工工人被捕的报道。这个举世闻名的美丽城市，据说从去年冬起封锁了几个月，当时，外国外交人员申请前往这个城市的也得不到批准。 国内报刊至今还没有这样清楚明白的报道，但从近来的《人民日报》上，仍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到如下的透露： “杭州钢铁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杭州第二棉纺织厂和浙江麻纺织厂等企业的广大工人……决心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杭州市这些企业…过去有一段时间，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受到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生产一度上不去，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这些企业连续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誓师大会。……揭露和打击了破坏安定团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人”。“大家表示，一定要顾全大局。”“连日来麻袋、麻布和麻线的产量有了较快的增长。”“生丝、绸缎生产连日来都取得了良好成绩。”（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拨开中共惯用的宣传技俩和巧词掩饰缺点的迷雾，上引人民日报的报道是证实了：在杭州齿轮箱厂，“去年，在批林孔运动中，厂内极少数人在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下，出现了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的错误行为。……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谬论……许多工人……主动增加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来抵制错误思想的干扰”。（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驻浙江某部广大指战员……八一前夕到杭州一些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间隙，还注意做群众工作，宣传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畅谈增进安定团结的重大意义……。连日来，各厂工人以解放军为榜样，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劳动，使生产节节上升”。（八月二日《人民日报》）。 杭州铁路分局金华铁路地区“今年第二季度货物运输的进出作业量比第一季度增加将近一倍；三月份以来，月月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一、杭州不断地出现了破坏生产的言论和行动，许多企业的生产，在最近之前“上不去”（即减产甚至停产），是由于工人的怠工罢工；经过打击了破坏生产的“坏人”（即镇压罢工工人）之后，连日来才“有了较快的增长”，即，恢复了、或部分地恢复了生产。 二、杭州邻近地区的铁路运输，在今年三月以前没有完成任务，甚至不及以后的一半，造成当时的“货场拥塞”，这反映出该地区铁路工人当时是在怠工或罢工中。 三、杭州那些企业中的“坏人”之被打击（外电报道有大批工人被捕和送去劳改），尤其是某些厂的生产恢复，与“广大指战员”开进工厂，时间上十分凑合。这些指战员虽说是“参加生产劳动”的，但他们并无生产技术，不能代替原有的熟练工人工作，对生产不会有很大帮助，为什么恰恰在“生产上不去”的时候到工厂去，而在其他时候，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厂矿企业，都很少有这种行动呢？ 这就证明了外电的有关报导，并不是完全凭空臆造的，（虽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可以推想的是：杭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工潮，从去年起就时有发生，此起彼伏，最近这次的规模比较大，经过相当时间仍不能解决，以致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对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更要出动“广大”的军队到各工厂去，为的是对怠工工人施加压力，甚至进行镇压，有如文革后期开进学校镇压学生红卫兵一样。 中国工人阶级被称为当家作主的领导阶级，新中国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照理是不会、也不需要进行罢工怠工的。但事实上却发生了，而且规模相当大。这绝不能归咎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所为了。中共只用“坏人”，而不用“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显示出怠工罢工的参加者和领导者都是阶级成分好、历史清白的工人，致使中共不能套用更大的帽子。 工人之被迫怠工罢工，实在完全是中共政策所造成的。他们的工资待遇长期来都绝少得到提高，但生产任务却被层层加码；既被要求“多快好”，又被要求“省”。中共不断提出的各种政治“运动”,总要连结到“促生产”上面去。比如半年前开始的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其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促使工人作出更多贡献，取回更少报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指责有产生资产阶级的情况，“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意味着增加工资的要求将被排拒；现行的八级工资制，被视为“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加以限制，这意味着较高的工资将要减低，以拉近与低工资间的距离；他们被要求“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义务劳动”，意味着要无报酬地加班加点、加强劳动强度。 关于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劳动强度，即使在上引的《人民日报》报导中，也有很具体的描写： “目前，杭州是霉雨高发季节，暑气逼人，但这些企业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迎着困难，战高温，夺高产。杭州第二棉纺织厂的职工，克服高温潮湿的恶劣天气给纺织生产带来的困难，力争多开机台，使生产节节上升。……他们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添砖加瓦，再苦再累也心甜。’丝织车间丙班的工人还自动组成业余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积极检修设备。”
这种“再苦再累”的话，充分反映出工人辛苦劳动的真实情况。但有多少工人真正是“心甜”自愿的呢？怠工罢工事件就是最好的解答。“许多工人同志说：解放军同志和我们一起挥汗劳动，…我们再累心也甜”。 这种累和苦是统治者所长期要求于工人群众的（但他们自己却过着舒适的生活，夏天可以到避暑胜地去度假，或者坐在低温的办公室里）。工人忍受不住这种无厌的要求和长期的困苦生活，被迫要以怠工罢工来争取改善。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正当合理的行为，是新宪法所明白承认为合法的。但统治者不仅不由此汲取教训，接受工人的要求，改变一贯的路线政策，反而要加以无情的镇压，并继续开动宣传机器，假借工人名义，大唱“再苦再累也心甜”的圣诗。 杭州工人的情况，基本上是全国各地工人情况的一种缩影；杭州的工潮只是长期来发生于中国的无数工潮之一。它再次清楚表明工人阶级与官僚统治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也表明官僚统治者去年写在宪法上的“罢工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一样，都是骗人的空头支票，是掩饰官僚独裁统治的外衣。 面对着广大群众的不满和反对，中共不断提出各种“运动”，一方面在思想上对群众施加压力，要他们在“抓革命”中促进生产；另方面整顿自己队伍，清除某些异己分子，压抑一下极为群众反感的官僚的行径，以疏泄一下群众的不满。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研究儒法之争，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基本上都具有这两方面的动机和作用。但每一次“运动”都难免引起党内的不安和倾轧，加深了党内的危机，削弱了中共的力量，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同时又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加强了他们的斗争信心。 正因为处于这种党内外交困的矛盾境地，中共在号召进行各种“运动”的同时，又不停地极力号召要加强党的团结。即使在姚文元那篇发表于今年三月的《红旗》上的专论中，一方面提出反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激烈论调，另方面又号召安定团结；这显然是矛盾的。而在六月出版的红旗上，为了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性，竟在一篇三千二百字的文章中重复这四个字达二十三遍之多。这反映中共今天面对着国内骚动不安和党内派系斗争会再起分裂的一种惧怕心理；它实在不愿再掀起激烈的党内斗争，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 为此，八月出版的《红旗》再度号召： “各级党委要看重自己的领导责任，讲路线，识大体，顾大局，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把一切无原则的纠纷，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扫除干净，积极搞好团结。”这是对今天正发生着的“无原则的纠纷”和派别斗争的公开承认。它透露“有人怕影响党内团结……对某些党员、干部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去抵制，不去斗争，不敢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它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来求取团结，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帮助那些犯有错误或生活腐化的党员和干部提高觉悟，积极改正，不然，“如果听任错误思想和不正派作风自由泛滥，就会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懈”。“如果党的团结涣散，就会给阶级敌人分裂我们的党造成可乘之机”。这就是说，为了避免给敌人乘机利用，中共必须改正一部分党员干部的“不正派作风”，以保护整个党，加强其战斗力，去共同对付中共的敌人。像杭州所发生的那种事件，就是中共强调“安定团结”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产生这种号召的社会背景。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