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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工人阶级的现状
卡尚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6年1/2月第13卷第1/2期合刊（总第109/110期）
[译按：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主要是农民，无产阶级的数目很弱。从20年代末期开始，通过严厉和极权的手法，斯大林官僚推行了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这过程在二次大战之后仍然继续，为苏联社会带来深刻和不可挽回的转变。工人阶级的社会重要性决定性地增加了。而且，过去二十多年来，这个工人阶级越来越多以年轻、受教育的工人为构成，是第二、甚至是第三代的工人。
这个新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情况很少被外界知道，但他们拥有巨大力量，即使目前这力量仍主要是潜伏的。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和特征，有助于明白苏联社会目前的矛盾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也有助于对比中国无产阶级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本文的作者是乌克兰裔加拿大人，文章描述了苏联工人的多方面状况。原文刊于美国杂志《政治经济研究》84年第7期，现摘译自法文《国际通讯》第202期。]
苏联的社会构成，对统治精英阶层构成特殊的问题。这个结构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简单得多。在资本主义之下，介乎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多个传统的和新的小资产阶级。它们扩大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为这统治提供不少活动余地。相比之下，苏联的阶级结构是异常单纯。在废除生产手段私有制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消失了。工业化更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比重。在今天，苏联社会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可能是所有工业化社会之中最高的；因此，社会两极分化是最尖锐，而苏联领导层的社会基础可能是所有工业化社会之中最弱的。在1955年前，苏联工人阶级只是占人口的12％，由此可见这个转变很大。
苏联社会结构分析
苏联统计数字将物质生产者和主要是体力劳动者界定为工人阶级。这个数字从1940年的2390万人，占人口的36％，增加至1981年的7960万人，占人口的61％。但事实上，工人阶级的比例要比这数字更大，因为应该包括集体农场的农民和所谓工人知识分子在内。
集体农场的农民名义上拥有生产手段，而国营农场的工人则不是，因此只是后者才计算在工人阶级之内。但这个拥有的标准是虚构的，集体农场的管理与其他企业都是相同的，都是没有经济自主权，不能制订价格，不能选择生产资料来源或顾客，也不能决定生产什么。这个财产拥有制的唯一作用，是为了保持农业收入人为地偏低而作辩护。
在今天，集体农场的农民得到最低工资保证。集体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同样种植自留地，正如不少工业的工人一样；随着农民的工资提高，自留地收入的重要性已下降。事实上，“工人”与“集体农场农民”的主要分别，在于后者没有国内护照，因此被人为地限制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
现今的集体农场农民不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农村的无产者，他们的意识也相应改变了。他们的要求，例如更高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改善社会福利、文化和教育服务等，都与工业工人没有分别。更显著的，是当他们公开表现不满和组织起来的时候，采取的行动方法是罢工。
即使在以往历史上，农村的个体生产者是城市无产阶级的不稳定盟友，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随着私有财产的废除，城市与农村对立的客观基础已经消失。因此，占了农村人口三分一的集体农场农民，应该包括为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将工人在社会的比例提高至74％。
苏联统计数字将受过专上教育的蓝领工人不计算在体力劳动工人之内。如果将这些估计占了人口2％的高学历工人也计算在内，则工人阶级的比重将达到劳动人口的76％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普通”知识分子，特别是较低资历的工程师和技工，成为工业的高资历工人。主要原因是这些普通知识分子的物质情况恶化。控制了社会剩余产品的统治精英阶层虽然不断允诺改善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但一直没有兑现。由于工人比知识分子在抵抗生产指标、工资和工作步伐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实际工资的转变趋向不利于知识分子。例如在1940年，工程师和技师比工人工资高115％，在1981年只高13％。从1970年开始，有四分一的文凭技工受雇为普通工人。这些人在无产阶级与更广泛知识分子阶层的未来的联盟之中，可以扮演决定性角色。
工人阶级的重要社会比重，增加了它争取改进本身利益的可能机会。它结构上的一些重要转变，也加强了这个机会。
工人阶级结构的转变
首要的转变是年轻人在工人阶级结构内的重要性。以往加入工人阶级的，主要是成年人口，特别是家庭妇女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人，尤其是农业。现在的工人阶级增加主要来自年轻人，特别辊城市的年轻无产阶级。1970年以来，接近一半的苏联工人是在30岁以下，与他们的父母不同的，是这些年轻工人没有直接尝过斯大林时期的恐怖。他们有更多的愿望和不怕表达它们。
工人阶级的更替的一个后果是形成了随继性的城市无产阶级。年轻的工人，越多来自工人家庭，越少来自农村，显示了某种社会凝定。另一方面，绝大部份的专家是专家的后代。因此，在苏联首次出现大规模的承继性无产阶级，改善了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和提高了它作为一个社会力量的意识。稳定的工人社区在城市出现，提供了非官方社会联系的网络，这是有组织或自发的阶级行动的必需条件。
在工业化初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界是流动的。资深工人整批地被提升到国家、党和企业的负责职位。在原始积累阶段之后，苏联社会结构开始合理化，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的晋升减慢了很多。社会晋升的标准不再单靠工作活动表现，而是加上教育制度。正式专上教育成为必需的晋升条件之一。专上教育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的禁独行其是区，保证了这些阶层的殖。工人阶级与领导阶层之间的社会划分因此变得更尖锐。
在工人阶级子女受专上教育的机会下降的同时，他们的愿望却出现重大转变，他们更期望得到专上教育，在高资历的脑力劳动区域内工作。更多人期望能进大学。但入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以往，专上教育给与工人阶级子女爬升社会阶梯的可能性，因此发挥了重要的活门作用，疏导工人阶级的不满。现今，它不能再发挥同样作用了。
此外，苏联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和欠缺劳动力，所以政权寻求通过集约式劳动组织来提高生产力，包括用流水作业式生产。在1972年，已有三分一工人在流水生产线上工作，带来更少的工作满足感。教育制度走向普及中学教育，更加深了这个问题。工人阶级不满流水作业式工作的程度增加。一些调查显示，在1960年代，有40％年轻工人不满工作内容，在1976至1977年，这个比例达到65％。
民族之间关系的冲突
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问题的根源来自俄罗斯特权阶层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垄断，不肯与其他民族的新特权阶层分享权力。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重新盛行，与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危机有关系。特权阶层鼓吹俄罗斯民族主义，希望聚集俄罗斯人民支持它的垄断统治。虽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毒互不没有侵入大部份工人，但也有不少在非俄罗斯共和国工作的俄罗斯工人受沾染。在过去，他们在当地形成一个工人贵族，而俄罗斯官僚一起反对经济非集中化和文化、政治自治；在大部份共和国，俄罗斯工人垄断了仅有的工业。现在的情况与早期不同。在1939年，俄罗斯人占了乌克兰共和国工人阶级的54％；到了1959年，他们只占26％。俄罗斯特权阶层的支持基础因此削弱了。
在整个苏联，晋升机会的减少，助长了社会不安。在非俄罗斯的共和国内，这种不满表现在民族情绪上，制造了潜伏的爆炸性局势。在乌克兰共和国，乌克兰人占了人口的75％，但在该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之中，乌克兰人只占54％。教育制度全国性的不平等情况，偏袒了知识分子的子女；在乌克兰，它则帮助了俄罗斯特权阶层的再殖。它的表现之一，是专上教育以俄罗斯语为主，例如入学试是以俄文进行。在1970年，有6成乌克兰人只说乌克兰语，在工人阶级之中尤其如此。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在1965年尝试推行专上教育“乌克兰化”，以提高乌克兰年青的社会晋升机会，从而加强当地特权阶层本身的社会力量，但被莫斯科制止了。
这个情况做成了意外的后果。以往，俄罗斯工人阶级是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但由于乌克兰青年的社会晋升道路受阻，被迫加入工人阶级行列，令到乌克兰工人的教育程度反而高过俄罗斯工人。乌克兰工人不但面对着工人阶级的困难，还受到民族压迫，这是乌克兰成为全苏联最主要的工人骚乱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人阶级的个体化
过去十多年来，苏联工人阶级出现了重大变化。但工业关系制度、工人权利的限制、缺乏重大参与管理等情况，并没有改变。在今天，工人参与经济管理的两条途径，都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极度软弱和个体化。
首先，是苏联工会。参加工会的比例达到98％，但工会基本上仍然是领导党和工人之间的输送带。它同时担任了行政和管理工作。工会最多是处理个别工人的规定的权利被侵犯的情况，而不是代表工人整体的利益。工会亦不是独立于党，干事都是委任而不是选出来的，甚至有委任秘密警察头子为工会会长的情况出现。
另一途径是企业的生产会议，由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参加。事实上，它主要的作用是动员工人实现计划指标。工人的参与程度也在下降。
在苏联经济管理方面，所谓“一人管理制”的理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大部份苏联工人都质疑这个基础理论。1977年一次官方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份被调查者赞成选举企业领导，其中大部份人说这样的生产制度会较有效率。
在一个并非基于市场、而又超越了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里，缺乏自管、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制动器。在这个阶段，质量成为主要问题。在国有经济内，质量、科技发明和集约的增长，都需要工人自管。要在经济上继续进展，生产手段必须真正的社会化。在这个并没有市场限制，也没有社会主义团结的经济内，苏联工人阶级面对着极困难的情况。
无所不在的镇压机器
苏联是一个镇压的社会，但这并非最基本的一点。其他政权，例如智利和南非残暴便远远超过它。苏联持有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国家介入所有重大人民活动之中，和人民的社会关系被个体化和分割。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个人只能以孤立的个体形式存在。而在官僚集体化社会之中，个人不能以独立个体存在，更不能以社会一份子存在，而是被政权侵入、分割。由于废除了市场和失业，在缺乏工人民主的情况下，这便是苏联特权阶层唯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以迫使工人阶级遵守纪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可以通过市场关系间接表现出来和用市场关系哄骗和蒙蔽；但苏联社会的性质令社会关系清楚显示出来，这个国家的情况基本上是不稳定的。
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将统治阶层的特权及它对社会的权力合法化。党领袖声称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力量等的言论，已丧失其效力，因为它们与现存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明显地矛盾。一些迹象显示，苏联工人以高度怀疑的眼光看官方意识形态。一份官方调查报告说大部份人不同意官方对他们地位的描写。另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8％的读者阅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章，但描述反对官僚和官僚主义的斗争报导，却被广泛阅读；兴趣包括如何扩展经济管理的民主问题等。
为了保持对社会的控制，苏联领导层维持了庞大的镇压机器，它并非特别以残暴为主，而是对社会无孔不入的控制，介入个人和团体每个重要的交往，造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个体分离化社会。这种控制手段造成的结果是很复杂的。
其中一个结果是：这个政权面对甚至是最简单的经济要求时，也陷于不利的地位。例如，增加工资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在社会内部便可解决，但在苏联却立即有政治性质。工人在企业层面的经济要求，被提到中央政治架构面前，造成很大的后果。波兰的例子清楚证明了这点：在宣布食物加价之后触发的工人反应，迫使盖莱克政府倒台，这是因为经济完全集中化和企业并非自管。南斯由于市场的存在，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付工人的经济要求。但在苏联，最简单的经济要求会成为政权的直接威胁，没有转寰余地。所以政权要尽力压止工人经济抗议运动。
社会控制手段的第二个效果是：将工人阶级的抗议分割和个人化。秘密警察并不单在表面活动，还渗入了企业和居住地方之内。除了国内护照之外 ，每个工人还需要备一本工作证，详列他的工作成绩和所有不正常的活动；要转换工作，他必须先取得企业领导和公安局的证明信。在这情况下，大部分的工人不满表现为绝望，例如大量的酗酒、旷工和高度的工作流动率。估计苏联职工的流动做成每年30至50亿卢布的损失。工人在抵抗工作合理化组织要求和流水作业等压力的时候，不能像西方工人一样，可以有组织地反抗；他们的反抗是没有组织和个别的。
工人怎么办？
很矛盾地，虽然苏联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是没有权力，但作为个人，他们却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对工作过程有较大控制；他们对工作指标和输送带的速度等，都有较大控制力。这个情况部份由于企业领导没有有效手段迫使工人更高效率地生产；他们不能利用物质刺激，也不能威胁辞退工人，因此没有经济制裁权力对付劣质的生产。政权希望增加机械化生产，以减弱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但这又造成其他反效果。
在苏联的物质刺激作用，比西方为少。收入差距比率从1946年的5.4降至1976年的2.6；件工制逐渐被取缔，而工人在6级工资制度之中，比较迅速地达到平均的第3或第4级水平，这是由于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企业领导被迫以较高的薪级吸引工人。工作奖金只代表了工人收入一个微不足道的部份。此外，金钱的作用与西方不同。在消费品经济缺乏的情况下，有金钱也未必能买到消费品；特权阶层便是透过特别的商店，以非金钱形式取得消费品。因此，工人没有足够的物质刺激引导他们努力工作。
同时，苏联工人没有受到失业的威胁。职业保障代表了十月革命最后遗留下来的成果之一，尚水从工人阶级手中夺走，成为工人最宝贵的权利。苏联特权阶层的普遍想法是以拣佛烧香后备军来改善经济表现，认为太多职业保障阻碍了效率。但明显地，政权不能采取这样触目的措施而能避免触发工人的大规模抗议。此外，劳动力越来越缺乏的问题，加剧了纪律的问题。如果企业领导惩罚工人，后者便会转工，企业却很难找到替代者。
虽然经过多次经济改革，产品的质量仍然不受控制。这个总量在机械化过程之中做成严重的困难。自动化生产需要高品质和精确程度，要求更多品质控制和监督。苏联的自动化生产过程做成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品质检验员和控制员的数目大增，另一方面，产品的品质却没有改进，更做成修理业工人数目激增，比制造业工人多4倍，抵消了自动化的成果。
苏联工作过程的个人化，反映了极度需要将生产过程社会化。政权企图在工人监管范围之外将生产社会化，证明是极之困难。甚至一些苏联刊物也表示，要改善生产，必需有某种程度的工人监管。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消除现时政权的社会控制措施，便不能引进工人监管。面对着一个重要的、越来越年轻和受教育的工人阶级的要求，苏联领导阶层只会越来越难撤换要求改变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