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
菲律宾共产党内的辩论
作者：毕迪尚
（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第123期）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5卷第2期（总第134期）1988年5月10日出版
菲律宾共产党在70年代末期开始迅速发展。由于这个发展，出现了新的政治问题，开始在党内有限度的圈子内讨论。直至85至86年总统选举、菲共领导层倡议的积极杯葛政策失败和马可斯意料之外地倒台之后，这个辩论才突然扩展到整个组织之内。
菲共15年的顽强反抗马可斯军事政权，实际上比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尽了更大力量，为86年2月的反独裁起义铺了路。但正当数以百万计人民走到街上，要求马可斯辞职的时候，菲共发现自己被推到一旁。
因此，菲共领导层号召所有单位讨论这次严重挫折的原因。3个月后，菲共政治局对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85年12月通过的政策，进行初步的自我批评。
中央执委会的杯葛政策
“政策”呼吁对总统竞选进行积极杯葛，说这次突发选举是政权的花招，企图争取合法性和抢先在民主运动的前面。在独裁政权严密控制下，反对派在这些选举是没有机会的，因为政权最终可以实施军法统治。选举也是为了答覆美国的关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马可斯掌权到1992年……资产阶级反对派被鼓励参选，是为了给与选举合法性和保证反马可斯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美帝在菲律宾的计划合作。美国企图让马可斯的反动反对派分享权力和特权……为马可斯的过渡作准备。
“合法的反对派分为3个阵营。保守资产阶级政党同意和参加竞选。最前进的群众组织和联盟反对美国和马可斯的计划，准备好杯葛选举。在中间，以马尼拉为基地的反法西斯者和自由派民主组织对参与或杯葛的问题是分歧的。……虽然大部份人相信杯葛是正义的，但他们认识到杯葛会做成与群众隔离。因此，他们号召参选。在进步群众组织和联盟之中，也有短暂的犹疑。”
“政策”指出：“选举是良好机会，彻底和有效地说明党的革命纲领……人民会看到马可斯反对派的真正性质和他们的承诺和行动的无效；美帝的欺骗和反人民的目标会被清楚暴露。另一方面也有危险，大批人也许会走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特别是城市的中层力量……
“因此，党的最合适和正确的策略是：发动强大的杯葛运动……配合其他策略性政治和经济斗争及城市和农村游击战。”
杯葛的策略有4个基本理由：首先，参选会堕入政权的陷阱和愚弄人民。其次，独裁政权控制了选举游戏，革命运动不能改变它。“结果是预定的。选举只是一场戏。人民和革命运动参加它，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第三，他们没有一个候选人或政党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民主纲领。不能靠马可斯的反动政敌促进人民的基本民族、民主利益。他们只代表他们本身的反动和派系利益……如果我们参加他们，我们只会成为反马可斯的反动派的支持者，复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简言之，参与这次突发选举是与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相反的。”
“第四，革命运动的基本和首要责任，是启导人民，批示出正确的行动和斗争。有少数人恐惧我们会与群众隔离，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做，大部份人仍然会投票。……即使是现在，大部份人民都能够看透突发选举的真正性质和目的。”
在这些情况下，必须接受“与参与和支持保守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盟友暂时疏远和隔离”。竞选期间“亦是准备选举之后的广泛反独裁抗议和群众运动的时候。”
上述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立场，有其一致性和表面上合理地提出革命的主张。但是，这份通告的各种期望，没有一样实现。人民为民主要求的动员，推翻了所有预计的情况，将竞选运动转变为广大的反独裁斗争。选举并没有给政权新委任令，反而暴露了独裁政权和美国政策的矛盾。
没有人能预见将会发生的事。但不少菲共党内和党外人士早在85年底已了解到这次总统选举不是一次普通选举，必须将它人微言轻反对独裁者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来分析。政治局势极具爆炸性。与中委执委会的说法相反，对杯葛的抗拒，不但在马尼拉出现，也在其他省份发生，菲共的战士以多种形式参与了竞选运动。
公开的自我批评
杯葛运动的失败很快便变得很明显，地方上的菲共领袖实际上更推行不同的政策。似乎在最落力发动杯葛运动的地区，例如在马尼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孤立最为严重。
在86年5月，菲共中央委员会刊物《国民》发表了公开的自我批评。这批评是实际的：“在创立以来的17年之中，党和它领导的革命力量大力帮助揭发、孤立和削弱政权，导致它的倒台。然而，当人民从2月7日突发选举之中，见到致使打击马可斯政权的机会的时候，中委执委会却只当它是统治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吵闹而空洞的政治战斗’。当群众在2月22日至25日自发而坚决地推翻政权的时候，党和它的力量并不在场领导他们。很大程度上，党和它的力量是在一旁，不能领导或影响数以十万计的行动中的人们。积极的杯葛政策，是基于对政治形势的错误理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最近将杯葛政策界定为一次重大的策略错误。”
政治局指出中委执委会高估了美国控制地方政治的能力，低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坚决性，未能认识到军队内的矛盾的程度，“尤其是它错误理解人民深刻的反法西斯情绪和不惜超越选举过程的限制，以打倒法西斯独裁。其后的实践显示，……选举和它导致的重大事变，是人民反抗马可斯政权的长期斗争的高潮。……在这情形下，革命力量必须在策略上批判地参与突发选举，以能有效地结合和利用所有斗争形式，在政治活跃的群众的前列迈进，在迅速转变的局势中，维持弹性和主动的步伐。只有这样做，革命力量才最能扩大它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和为革命取得最适度的成果。
杯葛政策取消了这些可能……这显示对于这个时刻的政治领导任务缺乏认识，以及对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目前水平缺乏判断，混乱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
“虽然我们失去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机会，又因为我们错误的杯葛政策带来其他负面影响，但事实仍然是：2月的事变代表了我们人民争取真正自由和民主的斗争的伟大胜利。”
《国民》的自我批语以乐观的语调结束（“前途是光明的”），它同时号召在党内发扬“民主精神”以推展讨论。事实上，在2月经历之后，菲共基层已出现辩论，虽然只是零碎和局部的。但到了5月，一份新的讨论刊物《实践》创刊号出现了。它从菲共内部之中，选登了一些文章。
大辩论与党内民主
《实践》第一期刊登了推翻独裁政权初期的一些批评杯葛政策的文章。它也包括一篇谈论泰国共产党危险的教训的文章。8月出版的第二期刊登了争论性的文章，继续辩论杯葛政策。它也开始讨论阿基诺政权的性质和分析萨尔瓦多的经验。
《实践》是在菲共全国领导层同意之下出版的。它的编辑部在第一期表示需要更新党的理论思考：“必须掌握正确的政治取向和策略以及新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因此，为了取得胜利，革命理论必须永远与迅速开展的革命局势并肩前进。这是目前对党和整个革命运动的挑战。”
第二期刊登了题为“党政策和民主”的社论。它指出部份人关注党内的现况，恐怕反动力量利用了菲共内部的分歧。在保卫党内必须“铁一般的团结”的同时，社论强调培养内部民主的重要性。事实上，直到现在，“党内牵涉大部份党员的活跃和健康的思想讨论的传统，并未能充份发展。”在全国领导层与党员之间和在各个党组织之间的交流远远不足够。“在这些方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仍然充斥在党内，特别是在各层的领导和不同委员会的交往方面。”
这情况是有历史因素的。党存在于地下，决定了它的运行常规。在18年之中，菲共没有犯重大的错误，因此没有感觉到需要广泛的思想辩论。在过去，内部政治分歧是处理得很差的，也没有对此作严肃检讨。事实上，仍有很多理论工作要做。“这是第一次重大决策错误，直接影响和激发了大部份党员。”在尊重党政策和集中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内部民主。
在杯葛运动之后，有关内部民主的讨论变得很敏感，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菲共领导层之中，曾经对总统选举的政策提出几个建议。出版《实践》的一批人亦曾提出另一套策略，将宣传式杯葛运动与反对选举舞弊和恐怖主义的运动结合起来；这样，革命运动便能支持群众的民主要求和与其他进步组织保持团结和合作。
中委执委会——一个很狭窄的机构——以一票之微，不理很多其他领导机关的劝告，强行通过了“积极杯葛”的政策，与党大部份传统盟友作出短暂的决裂。这解释了在这条路线的失败变得明显之后，菲共党内的激烈反应。政治局的结论也指出：“杯葛政策……在了解和实行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方面犯了错误。”
86年2月前后的辩论并不是有关对阿基诺有多少信任的问题，而是革命者如何能最佳地对复杂和紧急的局势作出反应。它并不是辩论“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民主阶段”的领导作用。例如，主要代表民族民主阵线与政府停火谈判的领袖奥金宝指出，支持阿基诺参与选举运动“无疑会加剧阶级矛盾”，令美帝国主义更难控制运动。
被马可斯囚禁的菲共前领袖们，在85年底和86年初从监狱中参与辩论。菲共著名领袖西松主张“有限度杯葛”和反对中委执委会的倾向。他却是最坚定批评阿基诺政权的人之一。新人民军著名领袖但迪从狱中争辩，说应该参与竞选：“人民处于革命和起义情绪。这个情绪应该由党引向革命转变。但不幸地，党未能担起这个任务。”
● 从这个角度看，辩论首先是有关如何选择适合当时任务的策略。它可以综合如下：
对于提倡实际和批判性参与阿基诺竞选（无论是否伴以“宣传式杯葛”）的一派来说，总统选举是反抗独裁政权的真正斗争机会，是一场重要的仗。这选举无疑是政权、离心军人派系、反对派资产阶级和美国玩弄手段的机会。整个“2月革命”的历史，正如任何伟大历史事件一样，是很复杂的。但竞选运动主要是真正的力量考验，是多年来反独裁动员的高潮。这是订定菲共政策的起点。必须考虑：独裁政权的倒台是可能的，但不是由劳动群众直接夺取国家政权。马可斯政权的尖锐危机并没有配合着革命危机。
如果局势真正是革命性的，则杯葛政策可以是有力进攻的讯号。但“在85年1月，首都和城市都未有准备政治起义”。但我们不能弃权，因为反独裁的真正斗争正在进行，也不能因为局势未成熟而简单号召杯葛。“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走弯路，以引领以百万计的群众更前进，准备向法西斯政权发动直接的革命进攻。但不幸地，他们不想走任何弯路，即使是最微小的转向选举道路的弯路。”
● 自觉地支持积极杯葛政策而又知道群众不会追随他们的人，希望以不给予“选举道路”和资产阶级领导任何合法性，来维持开放将来道路。顺从群众的“选举狂热”是错误的。在阿基诺和革命者之间，存有原则性的分歧（例如对美帝国主义），“是我们所不能妥协的。”“问题并不是首先集中于反法西斯斗争，然后加强反帝国主义斗争，而是只为了赶走马可斯而在反帝斗争的基本问题上作妥协。”
在这情况下，杯葛政策不受欢迎，只会是暂时的。在不久将来，当群众失去幻想时，站稳革命立场会取得成果。“总结来说，在上述客观条件之下，党的杯葛政策是唯一适合和有效的策略。我们在选举中并没有抛弃群众，因为我们保卫他们投票的权利和对抗选举恐怖主义。群众认识到即使我们知道他们判断错误，我们仍保卫他们的胜利……如果认为党由于拒绝鼓励群众的错误而与群众疏离，是渺视群众的智慧……民族民主派的参选弯路，并非走向大多数阶级最后解放的弯路，反而可能变为较长的道路，即使没有因此而迷途。”
菲共靠边站的严重后果
这个策略辩论的重要性是不需要强调的，越来越明显的是，菲共在2月事变时靠边站，有严重和长远的后果。
相对于中委执委会的目标而言，积极杯葛政策的后果是相反的。它加强而不是减弱了阿基诺的合法性，她成为“人民权力”和“2月革命”的唯一明显代表。她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她的形象。
由于军方极右派的不断压力，广大层份的群众将民主愿望寄托在新总统身上，尽管阿基诺政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和亲帝国主义的，而且它未能提供社会和经济改革，破坏和平谈判，容许半军事化组织扩展及进行血腥和不受惩罚的镇压。
无疑，革命运动有好几次能发表意见。它维持了活动份子和深厚的根底。但到现在，它仍未能夺回政治主动。阿基诺能够在87年2月的宪法投票和5月的立法选举中重新巩固她的权力。
新政权证明不能认真地对付令人民受害的罪恶根源。但总统竞选运动代表了该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变。“2月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在几个月之内消失。
所有这些都证实了那些批评积极杯葛路线的人的主要论点。86年2月的总统选举是一场仗、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验。革命左派应该肩负战斗任务，在竞选动员的层面内争取领导民主斗争。它不能以提出本身的候选人来这样做，否则便会更加孤立，因为这个分裂好像会给与独裁政权直接的支持。正如经验所显示，“积极杯葛”政策事实上代表的宣传式被动立场，未能符合局势的需要。
任务并不容易，因为局势很复杂，而革命左派在85年12月又已经部份地失去政治主动。只能在清楚明白力量对比和各有关组织的情况之下，才可作出实际的策略选择，即批判地参加阿基诺的运动和将“教育性”杯葛结合着积极参与选举斗争。
但菲共本应可以透过它的群众基础和在不反对联合动员的情况下，组织起人民的反独裁愿望，推动成立真正的人民委员会，从而将劳动群众的要求重新带进总统竞选运动之内，而这些要求是阿基诺、劳雷尔和他们的政党所不愿和不能接受的。同时，菲共本应可以融合在选举动员之中，积极参加反对独裁的大仗，向阿基诺所企图建立的垄断挑战。
革命左派要在这几个关键性的月内采取实际主动，领导反独裁群众动员，才能胜过阿基诺的个人声誉。这样，革命运动和人民委员会才会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影响2月7日之后的事变。在马可斯倒台后，他们才会取得至少部份“2月革命”的合法性及因此对推进人民斗争的效果。面对新的局势，需要找出新的反应。
战略与策略
菲共的辩论正是在这个很重要的战略选择的问题上两极分化。在辩论的中心，正是列宁主义的“具体分析实际局势”的论题。党的竞选政策不应是机械式地靠单方面评估总统选举为独裁政权的手段和一般地考虑革命计划的原则，而是应从深刻了解局势和它的创新性质来订定。
全国民主阵线正式刊物《解放》的一篇文章指出86年2月“提供新的证明，显示实际生活比最先进的理论更丰富……很少人，甚至没有人预见到人民权力起义会有这样快和决定性的影响……一些民族民主派人士被事变吓呆了，这是可理解但也是遗憾的。现在在事后说来容易。但是，事变的方向，即使不是它们的确实形式和步伐，是可预见的……理论必须不断面对不符惯常形式的力量和事变。政治就是革新。政治领导需要虚心和有弹性。”
其他一些文件将辩论扩大。例如全国青年和学生部门以下列作为对杯葛政策一个有力的批评的总结：“最后，我们认为问题远超过杯葛政策。在杯葛政策的背后，是深刻的问题：有关反法西斯斗争、议会斗争、联合阵线、城市群众运动以及总括来说，菲律宾革命的整个策略和战略。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自然应该受到细心检视。”
除了85至86年的策略的僵硬的问题外，有关杯葛政策的辩论也提出菲共领导层的战略僵硬的问题。全国青年和学生部指出：菲共采取了“战略式反攻的3年计划。基于传统人民战争战略阶段的方程式而订出3年计划，原是没有错的。但错误在于紧守着我们的战略和策略，从而瘫痪了运动应付政治和历史转变的能力。”
菲共干部维拉鲁保斯在3篇讨论文章中谈到战略问题。第一篇文章分析了在多个第三世界革命之中，持久战与起义的转变关系。他总结说：“当情况改变时，不单是策略需要改变。正如其他革命，特别是尼加拉瓜经验显示，当战略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再适合总形势的重大转变时，它也需要改变。不幸地，我们在菲律宾是这样着迷于‘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即使起义的局势已清楚显示出正在发展，我们仍不愿意对战略作重大修改。……
“在80至81年，尼加拉瓜革命后不久，菲共对整体战略作出某些修改。认识到菲律宾较高程度（比诸于中国和越南）的都市化、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菲律宾政治的悠久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党看到城市斗争和公开、合法的民主斗争在整个人民战争之中有更大的角色。
“它认识到三个战略性结合的重要性：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农村的斗争与城市的斗争、国内战线的斗争与国际战线的斗争之间的结合。军事斗争、农村工作和国内战线仍会发挥主要作用，但政治斗争、城市工作和国际战线不会落后太远。但即使这是对‘传统’中国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修改，但党并没有重大离开‘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
早在83年，菲共一些人提议在党政策之内加入起义的前景。在同年阿基诺被杀之后，曾有人提议准备经过起义的手段走向胜利的“快线”的可能性（并不是放弃“持久人民战争”的“慢线”）。
维拉鲁保斯认为：在84至85年，党并没有战略上的重大改变。他现在认为：党早应在83年或更早转到起义战略；因此，最重要的错误并不是85年12月对形势的策略分析，而是早几年的战略的僵硬。
在第二篇文章内，他分析了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相互地位，以及“战略阶段”的说法和革命危机在人民战争战略与起义战略之中的概念。“在阿基诺被杀之后，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局势。或是继续‘持久人民战争’战略，或是走向‘起义’。不能有中间路线……因为每个战略跟随本身的复杂道路走……我们浓度了走中间路线。我们守着‘持久人民战争’战略，却‘开放考虑’转向‘起义战略’。我们等待着，直至事变超越了我们。”在第三篇文章中，他分析了萨尔瓦多79年至80年的经验和它对菲律宾左派的教训。
他的论据似乎受到强大挑战，包括一些批评杯葛政策的活动份子，其中包括西松。他倾向于认为中委执委会所犯的“策略错误”的后果是次要的，又肯定了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构想的连贯性。
在菲律宾左派之中，更多人表示需要更有系统地吸取其他国家的现代革命经验。关于萨尔瓦多经验的辩论在菲共以外的圈子内也出现了。一个独立社会主义左派活跃份子评论维拉鲁保斯有关起义的结论，认为它不够全面。
在86年8月，《卡斯特罗与宗教》一书，激起菲律宾左派对社会主义和古巴的民主的辩论，以及菲律宾人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同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国家的革命的兴趣。
辩论的前景
在86年底，菲共进入特别敏感的政治时期：政府与全国民主阵线的停火谈判、87年的宪法全民投票、和平谈判失败和立法选举。党的刊物回复到更教条主义。辩论似乎终止了，起码是暂时地。《实践》也可能停止出版。
可以想像，在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持续地下工作条件之下，是不容易组织深刻的讨论的。在86年，菲共经历了政治危机时期；尽管如此，在这年它体验了内部民主的扩大。我们所见到的辩论文章，显示了真正的成熟，并非偶然的讨论。从所提出的问题的幅度来看，这个讨论似乎未有充足时间发展，例如对和平谈判和选举运动问题的尖锐分歧，便是一个证明。
我们期望86年开始的讨论可以在将来继续进行，不但会对菲律宾活动份子有益，也对其他国家正在讨论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活动份子有益。后者可以从菲律宾的革命经验得到很多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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