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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事件在南斯拉夫的反响
韦娜 译者:黎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2月 第九卷 第十二期(总第72期)
“我们出席了团结工会大会,以此表达了我们支持所有寻求解决该国目前困难而作出努力的社会主义及进步力量。”南斯拉夫工会联盟这样总结它派遣代表团出席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虽然东欧国家所有“工会”都被邀出席,但只有南斯拉夫工会作出了反应,因此它的出席引人注目。而且,南国人民对于波兰80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所知甚详。当南国经济也不大顺利之时,强调邻国情况更坏,以及指出波兰人民要如此费力争取的(例如罢工权利)南国人民却已能享有,对官方来说是有利的。当然,在南斯拉夫,罢工权利仍未正式成为合法权利,但70年代以来,政府内许多人已接受它作为安全活塞的作用,作为对工人的自治权利得不到实行的弥补。在一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制度下,地方性的罢工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们没有在官僚集中计划制度社会的爆炸动力。当局甚至鼓励工会研究罢工问题,工会间中竟也会支持一些罢工。
但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工会是保卫工人权益的真正工具。在60年代末,当市场规律更为扩大时,工会倾向于脱离党和国家的监管,但70年代工会再受控制,其作用被确定为南共目标方针的传送带。于是,工会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也只限于适应南共领导层的国际外交政策,以及领导层对波兰例子可能在南国工人人民中间产生的冲击的惧怕。
对于波兰工人发出的“向东欧工人的呼吁”(呼吁东欧工人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南共只能加以排拒,原因有二:国际外交考虑及国内传染危险。南斯拉夫工会对波兰工人的呼吁,作出了以下的回答:“人人都知道南斯拉夫工会联盟一直一贯和有力地保卫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自己决定本国工会运动的形式、作用和任务的权力……我们反对所有干预,因此同样反对这个呼吁。”
12月13日前波兰斗争的冲击
南国官方媒介反映了对团结工会的同情。有关团结工会大会的新闻报导在电视黄金时间播放,调子明显地是同情的。不过,这种同情有几种制衡观念在后:对教会及其在工会内的影响不予信任;惧怕波兰国内的斗争会导致国际均衡受挑战,从而危及南斯拉夫的地位。因此,波兰工人向东欧工人作出的呼吁,被视为善意但不负责任。
南斯拉夫当局对于战争状态、逮捕行动、施加在工人身上的暴力等,都加以谴责。传播媒介发表了南共领袖的声明,非常明确地拒绝接受雅鲁泽斯基的辩护词和他对团结工会活动的“反革命”指责等。举例来说,在1981年12月20日,斯洛文尼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石定在贝尔格莱德最主要的报纸《新闻周报》上谈论波兰事件:“波兰工人阶级曾三次激烈反抗:1956年,1970年,和今天……在头两次,波兰工人阶级接受了党的纲领,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党本身也对过往的做法作出了自我批评,并应允在社会上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党背叛了它自己的允诺。官僚畸形现象和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标准被歪曲的情况重新确立。这就引发了今日的事件。今天,工人阶级本身采取了主动。”
《新闻周刊》81年12月27日的社论说:“当工人的要求要用如此大的武力和镇压排拒时,这是怎样一个社会主义模式?”首都的党机关报《共产主义者周报》在81年12月18日评论说:“军事行动往往标志了某一政策的失败。”
当然,南共也批评了团结工会的“极端主义者”,但并没有抨击整个运动的意义或为战争状态辩护。
然而,尽管南共当局采取了这个官方立场,它却不容忍南斯拉夫人民积极进行的自发的支持团结工会的行动。于是,波兰问题成为国内政治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故然,到今天为止作出了反对军管最强烈抗议的人是知识分子,但波兰事件的回响并未停止:
——在12月,有几个请愿者,谴责波兰军事状态,要求雅鲁泽斯基释放政治犯。一些学生示威被禁止和镇压。一些请愿者被当局问话,然后家中被搜。他们许多人被警告:“南斯拉夫政府已对波兰事件表示了态度。公民任何其它行动都不会被容忍。”(见《我们的路向》,82年3月)
——25名知识分子写了一封抗议信给塞尔维亚国民议会,抗议当局的干扰镇压,这个抗议行动得到斯洛文尼亚区卢布尔雅那市112名知识分子和克罗地亚区萨格勒布市199人签名支持。
“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发表言论的自由是否被禁止?如果是,那么法律根据是什么,是何人何时订出来的法律?在这个城市,有谁有权力(而且是什么权力)决定是让几百人签名写信给雅鲁泽斯基和团结工会,还是将这些人加以镇压?……因此,我们要求作出上述镇压的人要被找出来,个别指名,并被检控,控罪是侵犯人权,侵犯自治权,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我们要求国民议会防止以后有同类事件发生。”(见《我们的路向》,82年3月)
同类的抗议信在不同时间纷纷递交给南共当局,并附上上述指控当局的请愿信。
——到82年7月,浪潮又重新掀起。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大会”上,有人张开了支持团结工会的横幅,警察强暴地逮捕了8名学生,判以40至50天监禁。
——(学生报)发表了一份团结工会内部辩论的文集,里面收有库伦、保泽克、古鲁斯基等的书信,此外又发表了有关支持巴解大会上学生被捕的消息。它强调说南共6月召开的大会是反对波兰军管状态的。
——到8月初,在同一地点,发生了支持团结工会及要求释放被囚南斯拉夫学生的示威。政府再进行逮捕和监禁(监禁时期较短),被捕者包括主办著名被禁杂志《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达廸(TADIC)和波博夫(POPOV)的儿子。
——抗议事件日渐增加。由于最近一次逮捕行动发生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大会上,因此抗议者的论据就更为有力。他们问:为什么在一个官方政策是不结盟的国家,人民获准抗议一个集团内的军事独裁政权,同样抗议另一集团时却受到惩罚……许多人就这个主题写公开信去报刊。
在重大经济危机时期,当南共大会召开了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时,越来越多人怀疑自治制度无法成功运转的主要原因,是否就是与南共内部和南斯拉夫社会上缺乏政治民主有关。人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在党内正引起非常紧张的辩论。波兰事件成为铁托死后国内有关民主自由的争战的首轮试验。国家机器有一部份表现了惊惶,是因为恐怕这些斗争会与社会不满相结合——严重的失业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南斯拉夫几十年来首次出现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因此日增。
(黎思译自《国际观点》8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