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女子失踪（巴滔，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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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女子失踪

作者：巴滔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92年第1期（总第159期）

　　跟普通的信念相反，今天世界的男人多于女人。但是，这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虽然，每诞生100名女婴，有105至106个男婴诞生，但男人在各种年龄有较高死亡率。因此，在两性都同样享受合适的衣、食、住条件的地区（欧洲、北美洲、日本），男女的比率是每100个男人比103至105个女人；但是，巴基斯坦是90个女人，印度全国足93.3个，孟加拉国是94，中国是94.1，中东是94.8，北美是98.4，拉丁美洲是100[注一]。在第三世界中，东南亚、黑非洲和印度的克勒拉省的情况却是例外，其数字依次为101，101.2和103个女人对100个男人[注二]。
　　这些数字已经导致印度经济学家、哲学家阿玛提雅．慎（Amartva K.Sen）在最近一篇题目为《一亿以上女子失去踪迹》的文章中，作出以下的结论：“已知在大部份的亚洲和非洲，妇女的生存如此困难，对女性的偏见却受到如此小的注意，实令人惊奇。如果男人和女人接受差下乡同样水平的卫生、医药和营养，那末本可生存的女人相对于“失踪的女人”的数目就非常高。一亿以上的女人就是不见了，因为与男人比较起来，女人备受忽略……。这些数字总结了因不平等和忽视致使女子有过高死亡率的悲惨故事。”[注三]
　　我们已经看到，生物学似乎给女人比男人更好的生存机会[注四]。有些研究员甚至主张，这个现象与男婴的较高出生率之间有因果关系。然而在许多国家起作用的强大社会文化因素，却产生相反的结果。甚么原因呢？阿玛提雅．慎排斥只以经济发展水平或妇女所遭受的社会经济偏见为基础的简单化解释。本文总结他的一些论点，并讨论他的结论。
　　人们常常说，东方比西方重男轻女。但是，这个一般化的结论却经不起事实的考验。日本的“亚洲型式”，在1940年不比在本世纪初更甚，但是虽然1899和19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女子极度缺少，1940年的男女比例却与欧洲差不多。还有，在多数东南亚国家，女人与男人同样多，甚至比男人更多（在印支，每100男人有104－106女人，在印尼是101，泰国是100，菲律宾是99）。
　　还有一个使人关注的矛盾。关于反对妇女的社会文化偏见的问题，我们怎样解释：虽然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有最多数目的失踪妇女，这些国家却是世界上第一批国家选举妇女来领导政府或主要的反对党。这些女子当然是统治阶级的部份和男性领袖的政治继承人——英地拉．甘地是尼赫鲁的女儿，本尼丝．布图是佐非卡．布图的女儿，等等。但是，她们在选举时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则是事实。
　　在印度，上一次选举前的女性议员在下议院中的比率为7.9％，选举后的数字降至5.3％。美国众议院的数字是6.4％。然而，印度上议院有l0％的女性议员，而美国参议院则只有2％。阿玛提雅．慎说，他在德里的女同事比他现在在哈佛教书的女同事还要多[注五]。我们很难从这角度看出东方文化的特殊性。
　　在经济平面上，似乎有两个无可争辩的常数。第一，“富国”女人比男人多。第二，最穷国家缺少女人。然而，第一个规律是绝对的，第二个则是倾向多于是规律。事实上，在地球南部，妇女的情况最好的并不永远是在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对妇女歧视的增加。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黑非洲、拉丁美洲以及除了中国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都不怎么缺少女子。旁遮普和哈雅那本是印度两个最富的省，却有最多的“失踪女子”，而克勒拉省是双倍地穷（其平均收入比孟加拉还要低），却有与欧洲差不多的男女比率。事实上，印度女子的短缺，已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从1901的97比100，到1971的93此100（现时的数字是93.3比100），虽然两性的估计寿命都增加[注六]。
　　在中国，虽然1979年起的经济改革导致农业的重大成功，女对男的比率却从1979的94.3比100降至1989的93.4比100。还有，女性的估计寿命在改革前比男性高，现在却更低[注七]。

家庭中的地位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因地区而不同。例如，她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从事社会所认可的经济活动等事实，大大增强了她们的地位。阿玛提雅．慎把家庭中的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为特殊形式的“冲突合作”（双方合作来取得利益，但是获得的利益的分配却是利益冲突的对象。对于这些利益，双方并不一定是意识到的）[注八]。一般言之，母亲分配食物的事实，并不避免令她和她的女儿被剥夺食物。）[注九]
　　这里，对男子和女子的工作的价值的不同看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工作的“生产力”相等吗？两性中，那一方对家庭的维持贡献最大？每个社会对这些问题有它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反过来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因此家庭冲突的解决方法主要地是受了文化上所得的“错误意识”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经验中观察到，家庭生活会对女子不利，如果：（1）她们无法期望额外收入；（2）她们的工作被认为非生产性：（3）她们没有自己的财物；（4）社会不承认妇女是备受偏见的对象，而且不寻求解救的方法。头三点，在极大程度上，要看妇女在家庭之外是否有可获工资的工作。最后一个条件明显地要看教育和妇女的社会政治行动的组织。
　　首先，在“外面”工作的女子就有直接的、虽然小的收入。这表示她得到了带进至少一部份家庭必需的收入所应得的尊敬。当这个工作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与法律的保障，这位女子就受到一定的安全的保证。在主观上说，在家庭以外工作的经验也有教育的效果：这位女子更知道她的利益及其对家庭的价值。这些因素，不但改善丁母亲的地位，而且也改善了她女儿的地位，因为后者一般说来比男孩享有较少的权利。事实上，她们的较低的地位是主要地由于她们对双亲的老年提供较少的保证。
　　以下是第三世界的不同地区的妇女在家庭以外工作的比数（以递减的次序排列）：中国74％：黑非洲56％；（除中国以外的）南亚和东南亚51％；拉丁美洲31％：南中亚38％：中东和北非14.15％。如果我们接下来看看女子的估计寿命与男子的比数，区域的次序，除了中国和中东、北非以外，也差不多。中国的次序更低。中东北非的次序则较高了一级[注十]。这是个使人非常惊奇的吻合，因为在这些区域之间所有其他的方面都有极大的不同。
　　次撒哈拉非洲的情况却特别有意义。在这里，女子从事80％农业工作，生产60％消费品，带进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家庭的货币收入。毫无疑问地，就是这个中心的经济角色及其社会文化的涵义，才导致男与女的在抗御死亡方面的相对的平等，虽然在其他方面还有对妇女的歧视[注十一]。
　　中国是特别的例子。1950年代的中国继承了几千年的女性歧视。然而，新政权的政策造成特别惊人的转变[注十二]。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工资工作的一般的扩张，以及妇女的经济角色之受到承认，都造成深刻的社会文化改变。虽然在1950至1979年间（也即经济改革引进以前），平均估计寿命增长了15年，女子的寿命增长率却快过男子的寿命增长率。

中国的经济改革

　　从1979年开始，经济改革的引进导致农产品产量极大增长。根据（无疑是夸大的）官方统计，农产品的产量在1979至1986年之间增加了一倍。但是，奇怪的是，在这段时期，死亡率也有增加，特别是妇女。女与男的比率从1979年的94.3跌到1986年的83.4（1991年是94）。女子出生时的估计寿命已经跌落至低于男性出生时的估计寿命（66岁对69岁）[注十三]。
　　我们怎样解释强烈的经济增长和恶化的妇女处境的结合？这个理由就在于1983年以后所普遍推行的“责任制”。这个责任制的意思是，每个家庭可以自由处理超过一定量的剩余产品。这个制度虽然可使生产力增进，但却损害了妇女应该是主要受惠者的社会利益。例如，生产队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意味乡村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解体。

工资工作的减少

　　新的工作组织亦同时意味女子的工资工作的减少，以及女子在社会中所受的经济承认的减少。“责任制”已经把妇女从家庭以外的工作的收入来源置换为家务。而家务是无法评估妇女的贡献。在1978至1985年之间，农民家庭从个别耕作中所得的净收入的比例已从26.8％增至81.1％[注十四]。
　　还有，新的缺乏保障的制度也有助于加强父母选择男孩作为老年的保障。在这种情形下，1979年所引进的“一胎家庭”的专制措施之导致杀害女婴的增加，就毫不稀奇了。根据某些作家，女婴死亡率已从1979年的每千人37.7增至1985年的每千人67.2[注十五]。
　　即使这些数字是夸大的，这个趋向却非常明显：政府当局已经承认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准许有第二个孩子，如果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在这个因素上，还有需要加一个政治因素：自从1979年，妇女的境况的改善已经不是政府要优先处理的事。相反地，政府却要求妇女“加强家庭经济”[注十六]。
　　传统的偏见，妇女在“东方文化”中的地位，发展不足，都不能充份地解释妇女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区域的失去踪迹。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平等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妇女之参与工资工作，减少了人口的反常现象。
　　然而，这个参与不单单由经济因素来决定。例如，教育水平对于人口演变的结果起主要作用。虽然教育水平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有关连，这个关连既非自动，又非单向。因此，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印度的克勒拉省有特别高的女对男的比率（103）。还有，那里的女子出生时的估计寿命是72岁，男子则为67岁。
　　但是，女子参加经济活动的比数不特别高。从另方面来看，那里的识字率（71％）不但比印度其他各省（平均为26％）都高，而且比中国都高，因为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文盲是妇女。
　　这个特殊的例子有很长的历史。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结构与财产制度的关系。在克勒拉的大部份地方，继承权是母系的，所以增强了女性的地位。但是，在印度北部，继承权歧视女性。事实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在特拉文科[现今克勒拉省的一部份]以及南部其他地方，男女的比数，比较接近欧洲标准，而不接近北部的标准。”[注十八]在同样时期，杀害女婴的事件在旁遮普省非常普遍[注十九]。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固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可以对妇女有利（例如在克勒拉省），也可以妇女不利（例如印度北部和中国）。

政治行动

　　政治行动，包括公共权威所作的努力及妇女自己的动员与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拉文科的女王在1817年说，“为了避免教育分布的落后，国家应该负起人民教育的全部费用。”[注二十]在十九世纪初，克勒拉省的前身，特拉文科和可钦独立王国，在它的时代之前，享受公共教育制度。我们还要再加一句，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个传统被统治该省的左翼力量（共产党在1957年取得政权）有系统地发展起来。它不但着重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而且特别注重妇女地位[注二十一]。
　　古巴的例子也证明政治因素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如果男对女的比数仍然是拉丁美洲的最穷者之一，1950年代以来的趋势还是有利于妇女。那个比数在1950年是91.6，在1960年是94.8，在1970年是95.1，在1980年是97.8，而在1991年是98.8。我们在80年代的改革以前的中国，也观察到同样的趋势[注二十二]。
　　克勒拉省、黑非洲、古巴或者1980年以前的中国的例子证明，发展不足并不必然地导致妇女在人寿率方面的不平等。传统的、古老的社会文化偏见可以由政治措施和妇女的动员和自我组织来抗争。在另方面，经济有发展，如果不同时有相应的政治和社会的措施，则能够导致两性之间的渐增的不平等。印度北部和1980年以后的中国就是明证。

归根究底

　　然而，归根究庭，逃避经济的决定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均衡的发展会加强对妇女的歧视，一般化的贫穷当然会有更惊人的效果。我们可以从今日的次撒哈拉非洲的情况中看到’“稳定计划”和“结构调整计划”，不但造成史无前例的苦难，而且导致妇女的遭遇更加恶化。在这些计划之下，公共服务被拆除了，因此，妇女不但在就业、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受到很大的打击，而且还大批地逃离乡村，涌入城市，使大城市的贫民区拥挤不堪[注二十三]。
　　在这方面，那就是在妇女在人寿率方面所受到的不平等，以及在所有其他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转寰的余地愈来愈少。然而，阿玛提雅．慎已经证明，穷国家的资源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减少大多数居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要减少苦难，必需同时在社会中及在家庭中有比较公平的分配。
　　这不但是道德的问题，而且是政治的必要。如果不把大多数的穷苦的人，特别是妇女，在平等主义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动员起来，那就不可能选一条脱离依赖、脱离“发展不足”的真正的道路。就其本质而论，平等主义的目标也是女权主义的。

注释
注一、根据联合国1987年人口年鉴，拉丁美洲的最差的比数是在尼加拉瓜（96），然后依次是巴拿马（96.2），巴拉圭（97.6），多明尼加共和国（97.8），委内瑞拉（98），秘鲁和古巴（98.5），厄瓜多尔（98.8）。
注二、Jean Dreze和阿玛提雅．慎所着的《饥饿和公众行动》，Clarendon出版社，牛津，1989，第52页：阿玛提雅．慎的《一亿以上女子失去踪迹》，纽约书评杂志，1990年12月20日，第6l页。
注三、《一亿以上女子失去踪迹》第66页。
注四、见A．D．Lopez和LT．Ruzicka所辑的《两性寿命的差异》（澳大利亚，坎培拉，1983）中的Ingrid Waldron的《两性寿命差异中的遗传和．生物因素》一文。
注五、《一亿以上女子失去踪迹》第62页。
注六、同上。亦见I．Kynch和阿玛提雅．慎合写的《印度妇女：生活与生存》，剑桥大学经济学报，1983，第7期，363－380页。
注七、世界银行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1990，表32。
注八、在这方面，见Irene Tinker所辑的《妇女和世界发展》，牛津大学出版杜，1990。
注九、Lincoln C．Chen．Emdadul Huq和S．D'Souza台着的《孟加拉国农村中的家庭分配食物和医疗卫生的性别歧视》，《人口与发展评论》，7（1），1981，第67页。
注十、关于妇女活动的频率，见Shirley Nuss等人合着的《在工作的天地中的妇女》，B．I．T．，日内瓦，1989。上面[注二]所引的Dreze和慎的书的第58页也提出同样的分类，但加以地域的限制。
注十一、Janice Jiggins着的《次撒哈拉非洲的贫穷妇女如何赚取收入以及对她们不利的因素》，《世界发展》17（7），1989，953－963。
注十二、Elisabeth Croll着的《毛以后的中国妇女》，M.E.Sharpe，1984。
注十三、上面引过的世界银行的1990年报告，表32。
注十四、N．Aslanbeigui和G．Summerfield合着的《责任制对中国农村妇女的冲击，对慎的权利论的评价》，《世界发展》，17（3），1989，第344页。
注十五、Banister着的《中国的变化中的人口》，表4.12。
注十六、Margerv Wolf着的《被延迟的革命：近代中国的妇女》，史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上面引过的Aslanbeigui和Summerfield的书，第347页。
注十七、上面引过的Dreze和慎合着的书，第222页。H.Oi着的《女子能顶半边天吗》，北京周报（英文版），29（9），1986。
注十八、引句来上面引过的Dreze和慎的书，第224页。
注十九、Monica Das Gupta着的《印度旁遮普省的农村中对女孩的选择性的歧视》，《人口与发展评论》，13（1），1987，第88页。
注二十、引自印度人口调查，1931，XXVII，Trivandrum，1932，第301页。
注二十一、关于克勒拉省的社会文化政策，见VivantUnivers,383，1989年9—10月刊和《每月评论》月刊（美国），1991年1月号。
注二十三、见上面引过的Janice Jiggins的书，953－963页；Andree Michel着的《非洲妇女，银行和发展，女权主义的评价》，和平研究杂志，22（3），1990，23－32页。次撒哈拉非洲目前的情况，可由以下几个数字来总结：25个国家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计划的控制下：25％的出口收入要还债及付利息；在1980至1990年间，生活水平下降了25％。

[兆立译自206期（1991年5月13日）《国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