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十一封信 历史的民族性
地域、气候、历史状况等各种不同条件使各种不同的氏族联盟相互接近。大部分联盟使用同一种语言，差别仅仅是方言；大部分联盟具有大致相近的心理倾向，一些共同的习惯和传统；在过渡时期结束时，一个与其他人群不同的人群正在历史中形成；逐渐形成文化和成长的历史产物—独特的民族性。一旦它独立，它将开始争取生存的斗争，正如一切生命体，它的后代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一个非常简单的意图：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生存；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使周围的一切服从自己；尽可能地在身体、政治或者智力上吞噬其他民族。一个民族越强大，它越能更好地完成第一个要求。一个民族越仁慈，越容易失去后一种意义。在保留自己和其他民族独特性的情况下，它的历史作用是由它影响其他民族的能力决定的。
作为历史和自然的产物，民族性是完全合理的原则，但是虚幻的理想化立即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这个伟大的原则。因为这种或那种民族性在当前历史时刻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进步运动的真正代表，这就出现了把人类思维产生的各种社会思想与各种民族性视为同一的理论。因为各个民族的大部分历史是相互屠杀和相互吞噬，这就出现了错误的爱国主义学说，也就是公民把吞噬一切民族性作为自己尊严的学说。因为在政治史中民族性原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出现了根据民族性划分国家领土的政治理论。
在历史著作和论述中不止一次地遇到一个思想：这种或那种民族性是进步的主要活动家；它在人类的共同运动中提出某种思想；人类的发展与它的胜利相关，人类在进步道路上的停滞与它的死亡相关。甚至有历史学家——思想家——包括非常杰出的人，——他们把主要民族的普遍历史意义与人类理性的各种思想，或者与个人精神的各种心理现象视为同一。这个历史理论具有哪些合理的意义？
如果研究历史事实，一个民族的领袖人物，一个民族在文学和生活中的优秀表现在这个时代具有共同的特征，个人受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支配，而文学和生活成为思想的表现；总之，如果在这个民族的思想中看到概括它的文明阶段的公式，那么就是赞同以前的表现和承认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比较发达的社会的文明在每一个时代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自己主导的思想，这个文明比社会形态更好地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比健全的社会，比它的更有价值的文明，更加全面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文明作为思想中心影响与它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影响人类的下一个时期，这种影响越进步，这个文明的主导思想本身在这个时代越能促进个人的发展，越能促使在社会生活的形式实现正义。如果完成最后一个条件，那么可以说，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是进步的代表，人类的成功，或者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停滞都与它的历史命运相关。
但是通常只是指民族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个思想不受时代的限制，而是可以约束这个民族的全部时代；它概括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说明这个事实：
某种制度文明已经成为民族的习惯，成为文化，成为人类学的特征，所以个人的思想不能虚构社会生活的改善，或者个人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社会形式的压制。一代又一代人，但是生活的形式和主导的思想仍然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全面停滞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历史变成野蛮的管理。——非常奇怪地谈论文明的进步性以及实现思想的这种形式。达到这种状态的民族性已经不能影响人类的发展。没有人希望它们胜利；没有人惋惜它们灭亡；在与任何生命因素相冲突时，如果不能激发自己的生命力，它们注定遭受历史的灭亡。
这个民族的一些天才认为领导民族的全部历史的思想是他们的大脑结构固有的人类学因素决定的，是每一代人发展的人类学因素决定的，无论每一代人的文化形式有多么不同，无论他们的思想发展有多么广泛，无论他们的偏离有多么虚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性不得不被认为是人的种族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在个人出生地相同的情况下，必须寻找个人的大脑或者心理结构一致的原因。换句话说，根据这个观点，民族性思想仅仅存在那些通过成长的方式形成的民族中，在同一个民族的人之外是不可能有民族性的。
但是那些历史民族性在哪呢？在现代欧洲，一些德国人以同一个民族的人自居，因为对于所有其他民族而言，部落的混合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在德国人当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民族性；可以读一读罗马的名著《土地和人民》。在古代历史上，罗马是混合的民族。许多学者在一些假想的资料上推测希腊。波斯文明实际上是古波斯的文明。不能深入地研究非常古老的时代，因为在那里没有运用科学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基本结论。如果不认为同一个历史民族的起源可能是一致的，那么以上提出的民族性思想就没有自身的位置。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部落或者几个部落的人在同一种气候、土壤、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影响下，在其他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形成一些共同的心理倾向。无论这些心理倾向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它们是所有人共同的，构成民族的独特性。在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心理倾向时，在还没有形成民族时；一旦获得共同的心理倾向，那么可以在独特的思想中表达它们，这个思想不断地表现在民族的所有生活中。随着民族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相应的思想也进入历史中。民族的胜利和灭亡导致它的思想的增强或者减弱。—这就是这个理论的首要论点，当然，现在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研究人民心理现象的任务。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在独特的民族倾向中发现某种进步因素，并且把它们作为不变的因素。
如果个人生活和民族生活之间的比较具有任何意义，除了对这两种不同过程的外在比较以外，那么可以认为，民族的历史生活与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的生活是一致的。当思想成熟的个人理解自己生存的意义，权衡自己的力量，充满明确的信念时，他就可以提出生活的共同目标并且根据这个目标来生活，由于外在的影响或者内在的兴趣，有时偏离目标，但是在这个目标中寻找自身发展的意义。如果在社会中存在这种类似现象，那么可以相信在某个时期唤起民族意识；它构成民族发展的目标；个人追求这个目标，把自己对民族目标的追求传递给后代，因为他们充满这个思想，将在新的时期追求这个目标。只要民族的发展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正如个人还没有完全衰老时，或者，只要历史灾难还没有毁灭民族，正如疾病或者暴力还没有毁灭个人时，它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进行。
但是，这样的类比其实是幻想。对于每一个被破坏的民族而言，个人生活和民族生活之间的共同性仅仅是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刻，在历史上存在的时期以及濒临灭亡的时代。然后就不同了。对于个人，生理学家说明了个人成长的过程，从胚胎到婴儿，从婴儿成长为成熟的个体，然后从老人走向必然的死亡。对于社会，到目前为止进行的一切尝试，给出的任何类似解释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除此之外，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有些现象多次重复，如果按严格的类比，它们就如同青年和老年时期。至于社会历史的灭亡，那么历史不会自然的死亡，但是在历史上充满着民族之间的各种残杀，因此，历史民族是否自然灭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与个人相比，民族更加真实，因为个人出生后逐渐长大和衰老，大部分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偶然地死亡。这样的个人是幻觉。
更加不切实际的是，把民族思想作为自觉传统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民族而言，从来没有人证实自己的说明与科学事实相似，也从来没有人说明任何思想的自觉传统。正如我们在这封信的开头看到的，这个民族的每一代人之间相互传递的不是理想的目标。它的要求是所有民族的共同要求，没有包含任何思想。这不是别的，正是争取生存的自然斗争。这些管理要求就表现为在人与野兽的冲突中管理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管理原始人，在民族之间的冲突中管理民族。在这些要求中没有任何进步。当然，没有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能产生任何进步；没有民族之间的斗争，未必可以成功地传播文明。但是进步开始的必要条件还不是进步，民族之间斗争的传统是在明白它们之间的公平关系之前，是在明白斗争停止和民族的共同进步开始之前。
在民族思想的自觉传统之外，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不知不觉地传递某个不变的理想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是否可以在事实上论证？我们列举两个毫无争议的历史民族，它们甚至有机会成为同一个民族，虽然这个民族产生的古代时期不能完全科学地解决问题。
犹太人尽管人数少，但是在古代发挥着历史作用；他们甚至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发挥着历史作用；他们在我们时代也没有失去历史意义，因此一些作家把40年代末德国的革命剧变与生活在德国的大量犹太人对德国社会的影响联系起来。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名字不仅在科学的编年史中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在社会思潮的编年史中也是不可磨灭的，后来尽可能地否定他们的影响，虽然这几乎完全使他们失去民族性。最近十年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病态地把犹太人作为敌人，犹太人在整体上形成社会力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职能。——难道可以马上说，第一次降临耶路撒冷的先知们、中世纪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者们、犹太教法典研究者们、阿维洛伊[1]的译者们、海涅[2]、罗斯柴尔德[3]、梅耶贝尔[4]、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同时代人都在历史上提出了这个思想。与此同时，未必有比犹太人更加独特和更加有传统力量的民族。
我们以法国作为另一个例子，在这里为了方便，我们将寻找在它的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当然，现在这个特征看来是承认行政集权的倾向。议会、温和保守派[5]和拿破仑三世在这方面是一致的；政治活动家集中管理；大学教授集中教学；奥古斯特·孔德[6]通过自己的实证主义试图集中思想和生活的一切表现。如果各种政党在最近时期的共同特征不是“民族思想”的要素，那么我们未必可以找到任何其他特征。但是在封建制度的法国如何寻找这个特征？不能不说，法国的民族性在封建制度时代是独特的。—我们列举法国文学无可争议地影响欧洲的几个因素。12世纪的法国建筑，被世界各地争相模仿；13—14世纪巴黎大学的经院哲学家是整个欧洲的老师；17世纪的宫廷诗人又一次找到了效仿者；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成为统治欧洲的思想。我们比较这四个时代；也许还有新的法国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虽然它们对时代的影响不大。我们在这些影响人类发展的法国思想中可以找到哪些共同的思想？——如果完全拒绝人为的牵强，那么不得不拒绝全部历史时代与法国思想共同的任何思想。—可以说这无论如何是法国和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根本不能拒绝任何民族的全部历史所包含的共同思想。
因此，可以把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国家的文明临时总结的原则作为民族思想。在共同的心理倾向和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这个民族性在当前时代根据自身的文明特征可以成为某种思想的重要代表，然后，以这个思想的名义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成为进步的或者反动的活动家。
批判揭示错误的理想化，也就是把思想与民族性视为同一的理想化，批判转而开始对这个原则的真正理想化。我们认识到，民族性在实质上不是进步思想的代表，也不是进步的工具，但是可能成为进步的代表和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对民族性原则的真正理想化。
在第九封信的基础上我们容易得出结论，无论这个民族性的文明在这个时代的思想是什么，但是如果民族性长期成为这个思想的代表，那么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进步活动家转变为反动活动家，或者反过来，因为这个思想不承认垄断是永恒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发现，这种民族性在自己的历史时期可以成为各种思想的代表。它有时领导争取进步思想的运动；有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另一种思想，也就是最反动地影响人类的思想。
由此得出，如果这种民族性坚持以前掌握的思想，并且改变自己的指导原则，那么这种民族性就不能成为进步的活动家。保守主义和革命在思想的领域中同样不能成为进步的保证。为了在历史中发挥进步活动家的作用，以前获得这种意义的民族性，无论它的思想多么进步，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指导思想，经常检查新的情况，新的要求，新的思想。民族性在改变指导思想时，应该从对人类的现代需求和现代思想的批判中汲取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以进步的名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些原则承诺个人的最高发展，承诺在社会形态中最充分地实现正义。
由此得出，任何民族性在幸运的情况下都可以成为历史进步的活动家。民族性越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现代需求，越全面地在自己的文化形式和自己的思想表现中实现它们，就越有可能达到这个历史状态。当然，与此同时，在社会制度中必须具备我在第三封信中所说的那些条件：社会环境允许和鼓励个人信念的独立发展，学者和思想家有机会阐述他们提出的真理和正义的理论，社会形态允许改变那些不再为实现真理和正义服务的形式。在这些条件之外，民族性的进步的历史意义是完全偶然的，因为民族性本身是抽象的，只能隐喻地谈论它理解什么或者实现什么。实际上只有个人可以理解和实现，正如在以前的信中所说的，个人是唯一的进步活动家。只有他们可以使他们的民族性成为人类的进步因素，或者使他们的民族性具有反动性。
因此，对于个人而言，真正的民族性在于通过批判地理解全人类的进步要求说明自己民族的自然要求。以上我指出了民族的三种自然趋向，但是对于理性批判而言，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性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符合人类的愿望，人相信的思想，人使用的语言和人树立的生活目标是未来的真正要素，并且根据进步的要求根本改变人类，但不是灭绝人类。只有相信民族性是不可分割的因素，只有相信民族性摆脱停滞或反动原则的人才有权利拒绝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但是哪种民族性能这样做？
吞噬他人的民族性，消灭他们独特性的想法是“反进步的”。提出这样理想的人没有权利称为爱国主义者，宣扬人类的社会文化是弱肉强食规则的人没有权利称为人类的思想家。这样的“爱国主义者”亵渎民族性的旗帜，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贬低自己祖国的人民，对他们施以暴行，阻止他们成为进步的活动家。伽图参议员及其著名的歌曲《一定要打败迦太基！》就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罗马的最后一段历史说明，大部分罗马公民并没有因为打败迦太基而获得政治和道德上的好处；在这之后，罗马人的唯利是图让努米底亚王朱古尔塔非常震惊，而他们的公民意识则表现在街头争斗、血腥倾轧和威权政治当中。在俄国这种“爱国主义”的机关报是60年代的《卡特科夫[7]的文学》，它在最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否定进步，一个民族吞噬另一个民族的想法都是对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否定。
请在你们的民族性思想中加入最高的真理；请在它的社会形态中加入最高的正义，那时它可以毫无畏惧地站在其他民族旁边，因为这些民族的思想缺少真理的内容，这些民族的社会形态缺少正义。它将影响他们；它使他们在道德上服从，但是从来没有想吞噬他们，也没有剥夺他们独立的历史生活。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有权要求这样的影响，这样的服从；它有充足的理由使自己的国家追求这样的意义；它有理由竭尽全力地影响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这种历史统治，因为它可以促进人类的进步。进步不是无个性的过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它的工具。在这个时代，任何民族都应该比其他民族更早地、更好地和更全面地成为进步的代表。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该希望这是他们的民族；希望他影响民族的这种历史意义。正是因为他更加了解和更加习惯自己民族的文化，他更容易掌握自己本民族的思维和行为，他在追求全人类的目标时，可以更快地成为爱国主义者。理性的爱国主义在于努力使自己的民族成为人类进步的最有影响力的活动家，同时尽最大可能地不失去自己民族的独特性。
为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具备以上这些社会制度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发展；他尽最大可能地在自己的同胞中扩大便利的卫生和物质设施；他将成为批判理解的宣传者，科学认识物质的宣传者，最大限度地包含正义要求的社会理论的宣传者；他将成为改革或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为了培养和捍卫个人信念，这些运动力图在他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加入更多的可能性；他将成为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和社会契约的拥护者，因为它们用更加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代替过时的法律和制度。然后他尽力充分地理解科学和正义的现代任务。最后，他竭尽全力地使自己的国家在现代民族中成为科学和文化的最高代表。在这些愿望之外，没有爱国主义，只有关于人类激情本能的愚蠢的空谈家、自私自利的政论家或者精打细算的剥削者对它的伪装。
与此同时，如果民族冲突不是为了统治者的偶然利益，或者不是为了相互吞噬的本能原则，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民族因素在进步中的意义。但是以上说明的情况使民族组织的稳定性和物质力量具有历史意义。民族问题在实践上引起国家问题。
[1] 阿维洛伊（1126—1198）：西班牙穆斯林医学家、哲学家。阿维洛伊的作品在他死后不久被翻译成了拉丁文，为欧洲哲学家和神学家所知。——译者注
[2]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抒情诗人和散文家，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译者注
[3] 梅耶·罗斯柴尔德（1744—1812）：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国际金融之父”，欧洲银行巨擘，创建了全球第一家跨国公司，首创国际金融业务。——译者注
[4] 贾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年），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虽然出生于德国的柏林，但却是19世纪法国式大歌剧的创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
[5] 温和保守派（Доктринёры）：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政党，从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到1830年六月革命，由鲁瓦耶—科拉尔和基佐领导。——译者注
[6] 奥古斯都·孔德（1789—1857）：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是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译者注
[7] 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批评家，1851—1855年和1863—1867年编辑《莫斯科新闻报》，从1856年起到去世为止始终是《俄国导报》的主编和发行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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