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七节 学术著作与译著简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还包括国民党）所组织的纪念宣传活动上，这种活动在思想上无疑对中国的革命事业起了深远的影响作用。从当时所发表的大量作品来看，其中不少既有宣传鼓动的意义，又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我们在上面都已作了概括的介绍。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在当时出版的学术性书刊中，也有不少涉及巴黎公社。还有，包括《法兰西内战》在内的一些对了解和研究巴黎公社具有重要意义的译著，也都在这个时期翻译过来。在这里，我想对这两方面的情况作一些概略的介绍。
在学术性书刊方面（其中包括翻译过来作为教科书的外国学者的论著），提到巴黎公社的实在不少，观点也很不一样，而且散见各处，难以一一列举，在这里只列举一些多少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925年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百科全书》，对巴黎公社的历史记述如下[1]：
“巴黎城被围既久，食尽降服。德人占据了这城四十八小时。此时法国境内，又发生了骚乱，人民自相残杀，有许多人组织了巴黎的自治政府Commune，希望这城脱离法国各地而独立。他们得军队之助，支持了两个月，当他们失败的时候，在城中放火焚烧。他们所以如此，一半是普法休战条约激成的。那休战条约上订定法国须放弃亚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两省，那是他们引为大耻的”。
这段记述非常简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读者对象毕竟是青少年，然而从内容来看，也未免失诸肤浅，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巴黎公社的最本质的内容。
1929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社会运动史》一书[2]，对巴黎公社（该书译为“巴黎公盟”）的论述相当正确。首先，它在介绍巴黎公社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追述了法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参加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总是一再被利用的事实，指出，到普法战争时，革命的时机已酝酿成熟；其次，在叙述巴黎公社起义的原因时，着重提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叛卖及害怕武装的工人甚于敌人的事实；第三，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各项“政绩”，列举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各项措施和一些社会措施，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政府“一生→世也不能做到的”，因而“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权，才能真正为被压迫者做些非常的事情”；第四，点出了梯也尔跟俾斯麦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事实，并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基本原因。总的说来，该书的论述有许多地方符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阐明的观点。
30年代，世界书局编译所翻译出版了沙比罗的《欧洲近代现代史》，该书列有专门一节来论述巴黎公社。顺便指出，这本书于1978年11月在台湾省出了第3版[3]，被定为大学用书。
沙比罗对巴黎公社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基本上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法国劳工阶级对于中产阶级的仇视，他们“对于‘六月时节’的惨酷，余悲犹在。因此无论何时何代，他们心目中的大敌，总是中产阶级第二帝国（统）治下的压制胁迫。”这种情况也就导致不少秘密的革命党社的产生，而在第二帝国崩溃时，“这班革命家乘机扰乱，恣意猖獗”。另一方面则是这班“革命家的突起”，与“巴黎城的不平呼吁，前喝后应”，才使这些革命家“得势”。那么，巴黎城内的不平呼吁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列举了国民公会取消债务延期法令而造成的“经济大灾难”和由于商业恐慌造成的“失业遍地”，以及“拥护共和的”巴黎人民“不愿受‘乡愚’的支配，因为国民会议大半是农民”，他们“所痛心疾首的是王党国会之成立，与中产阶级的退耳（梯也尔）之当选”。
对巴黎公社的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这样的分析，可以说是似是而非。尽管该书罗列了若干造成巴黎人民不满的因素，可是却忽略了对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特别是没有对在普法战争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斗争的表现进行分析。作者完全回避了资产阶级政府叛国投降的活动及其要解除工人武装的真正动机，同时对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第一国际的影响的传播只字不提，把公社革命的爆发归结为若干密谋家的“乘机扰乱”，这是严重违反历史事实的。
由于只字不提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跟梯也尔政府之间围绕着投降还是抗战的斗争，因此对于从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成立到巴黎公社成立这段历史，也介绍得不确切。书中的记载是：“国防军的遣散兵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竖帜叛乱，以打倒凡尔赛的国民会议，拥护共和为号召。国会恐危及本身，立派兵队夺取巴黎的大炮，但是兵队被暴民围困缴械。巴黎与其余法国各区处于混战之中。公社委员会召集全体大会，下令在巴黎选举。保守派的选举人都畏缩不出，所以当选的全是最激进派。全体大会于是颁布巴黎独立，成为公社（Commune）。悬红旗，宣告凡尔赛政府的法案，一律无效。巴黎脱离法国而独立了。”[4]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其中若干明显的错误。第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把巴黎国民自卫军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武装，不让梯也尔政府收缴，不让普鲁士军队进入巴黎，纯粹是出于一种爱国的、自卫的动机；第二，梯也尔政府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考虑到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武装力量不仅是实现其跟德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和约的障碍，而且也是它所代表的制度的心腹大患，因而发动突然袭击，不惜挑起内战，这完全是出于有产阶级的私利而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举动，从而才促使了3月18日起义的爆发。然而，该书把这个过程说成是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竖帜叛乱”，提出“打倒凡尔赛国民议会”的号召，国民议会“恐危及本身”，才派兵夺取巴黎的大炮。这种叙述，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第三，说“公社委员会召集全体大会，下令在巴黎选举”，也是错误的。因为公社委员会是在巴黎公社选举后才由公社委员组成，怎么可能在没有选举以前就已产生，并“下令在巴黎选举”呢？事实是，整个选举工作都是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筹备和主持的。
该书虽然指出“公社党人对于政治组织有新的理想”，说他们“反对国会以及目前的行政制度”，“赞成将一切行政、立法、司法权归于一个团体”[5]，但是，书中却没有分析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何在，而且对于公社所采取的一系列用以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措施和社会措施也完全没有提到，从而使人看不出被马克思称赞为“冲天的”巴黎人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究竟表现何在。
该书虽然也指出“公社党人赞成分权制，主张每个行政单位，或公社，予以自治权”，可是，对于公社所提出的这种方针的实质则作了不恰当的解释，说“这计划若成功，于工业中心地点可以设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褫夺中产阶级的后盾——农民，使他们屈服于劳工阶级之下”。[6]这就完全没有看到巴黎公社实质上也代表着农民的利益，它所主张的分权制，既要使巴黎获得自由和独立，也要使各地方单位争得自由和独立，使它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摆脱地主资本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剥削和统治。这样的话，农民也就能够获得自由和新生，而绝不是使他们“屈服于劳工阶级之下”。
该书没有具体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但是却渲染公社社员在“力薄人寡，不能支持”的情况下，“只有用恐怖方法以制胜敌人”，说他们“杀死一班大人物”并且“纵火毁灭一切伟大的建筑”。对于凡尔赛军对公社社员的残酷镇压，虽也讲到“手执凶器的立被枪毙，成千成万的叛徒，略经审问，即被处死、放逐或监禁”等情况，但却以“凡尔赛政府的报复手段，正不减革命家暴动的残酷”这两句话来概括，把镇压者和受害者混为一谈。
应当指出，这部译著出版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在大陆早已不流行，但仍然在台湾省被定为大学生用书。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从中了解到目前我国台湾省教育当局所能接受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解释。
在30年代出版的另一本世界史译著《近代世界史》[7]中，对巴黎公社的记述十分简略。该书把巴黎公社音译为“巴黎空闵”，说“巴黎空闵”是“巴黎的共产党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结合起来组成的“革命政府”，“反抗凡尔赛的国民议会”。于是国民议会派军队来攻打巴黎，“终于压伏了空闵，恢复了国民议会在全国的威信”，其结局是：“数千的巴黎工人，都被‘秩序和安全’的军队所残杀。劳动界大受威吓，农民和中等阶级，都宣告胜利。自此而后，巴黎已经无足恐惧了”。象这样的记述，也是令人难以了解公社的真相的。
当时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的是一些作品，还是出现在某些进步的刊物上。其中发表在《读书月报》上的一篇题为《巴黎公社——一课伟大的历史教训》的文章[8]，就写得相当好，它的论点主要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依据，跟沙比罗的《欧洲近代现代史》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比较起来，是不难分出高低的。
这篇文章在分析巴黎公社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追溯了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普法战争的爆发、这次战争所引起的民族危机以及代表有产者利益的国防政府跟无产阶级围绕着抗战和投降这个问题上的尖锐斗争，终于导致了3月18日革命的爆发。整个历史线索交待得很清楚。
文章在谈到梯也尔及其领导下的“地主议会”发动内战的真正动机时，强调指出武装的巴黎是阻挠他们去实现卖国阴谋的极大的障碍物，于是“解除巴黎的武装，成了他们实行卖国阴谋的先决条件”。“3月17日夜间梯亥尔政府派遣军队和警察”，作“偷盗式的袭击”，使3月18日革命，“以政府夺取国民军的武装为契机而爆发了。”而在起义胜利后临时执政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则是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府”。
在介绍巴黎公社的组成和性质时，文章指出，“巴黎公社是按照普选制，由巴黎各区域选举出城市代表来组织的。它们是完全负责的而且随时可以更换的。他们的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被认为是工人的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新形式的国家，照列宁的话说，不是议会的而是工作的机关，代表们必须自己工作，必须自己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必须自己来检查实际生活所得的结果，而且还必须自己直接来对选举者负责”，此外，文章还依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分析了公社这一新型的政权组织较诸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优越性。指出：“公社是代表最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政权，同时也是一个极民主的政权。它把一切职务……都任命由选举所举出来的人去担任，同时确定了根据选举人的决议随时可以撤换被选举人的权利；它公布了一切会议上的演词，公布它们的一切行动，它将自己的一切缺点坦白地告诉民众。而在一切公社的办事人员都只给以工人的工资（公社最高的薪俸只有六千法郎）这点上，它又实现了一般人民所渴望的廉洁政府”。
这篇文章还列举了公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认为这些“造福于人民的政策”，甚至使中等阶级也站到公社的旗帜之下。至于农民，要不是受到国民议会的封锁的话，则肯定会拥护公社的。毫无疑问，文章的这些论点，大都以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为依据的。
文章也触及了凡尔赛军攻进巴黎后所进行的“惨绝人寰的”、“‘狩猎’式的”大屠杀的暴行。文章最后指出巴黎公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在坚（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教育意义。那就是：“那些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不惜向敌人屈膝投降的梯亥尔及其党徒，不就是目前中国的汪精卫及张精卫李精卫之流的卖国汉奸吗？那种害怕民众更甚于害怕民族敌人的心理，不也是在我们的一部分人中流行着吗？”“不论在外国，在中国，不论在十九世纪，在廿世纪，都有一部分人宁愿在异族的刀口底下做亡国奴，而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同族的同胞起来争取人的地位。这些人从民族的营垒中分裂出去，借敌人的刀反杀过来。对这些妥协投降的卖国贼，必须要像防贼一样地防范他们，而且对他们断乎宽容不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巴黎公社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情况。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应当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部名著的翻译出版。这部著作由吴亮平、张闻天（署名刘云）合译，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即1938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共收了六篇文章：恩格斯写的导言，马克思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二篇宣言和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马克思致顾格曼（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以及列宁在《马克思致顾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文中论巴黎公社。
据译者吴亮平回忆[9]，这本书的译成要比公开出版早得多。那是他和张闻天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译成中文的很少，于是便从以他们两人为骨干组成的英文班里，抽出三个人来，从英文翻译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目的在于送给党中央阅读参考。他们在1926—1927年之交开始翻译，一年以后便完成了几部译著，其中包括《法兰西内战》，这书很快就译出来，但具体用多少时间已难以忆及。因此只能说，这部译著大约是在1927至1928年期间脱稿的。其所以选译这部著作，是考虑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早的一个事例，它虽然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失败了，但毕竟取得了政权，这个经验对于后世有很大的作用，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则系统地总结了这个经验。这个总结对于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值得认真学习的。因此，这部译著完成后，便送回国内给党中央，作为总结革命经验的参考，后来又由党中央代表团（瞿秋白、苏兆征等）赴莫斯科时带去，交给译者作进一步润色修改。在该书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俄文版。
由此可见，当时《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的翻译，是从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是为了提高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它在公开出版之前就已经发挥了作用。它的公开出版，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在广大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法兰西内战》一书在中国的出版发行情况，已有专门的文章进行介绍。[10]据该文介绍，《法蘭西内战》在1938年由延安出版社出版后，“同年11月，又由中国出版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重印过一次，（改为横排，每页注释改为腳注）由新知书店发行。1939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馆把解放社版重印后在大后方流行。与此同时，上海金星书店出版了郭和译的另一種版本。
解放战争期间，《法兰西内战》一书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有流传。在国统区，1946年5月，生活书店把《法兰西内战》作为‘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之一出版，同时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发行。在解放区，解放社重又出版了当时流行的版本，1948年8月交由华北新华书店发行。1949年3月东北生活书店把书作为“马列文库之九’初次出版，由新中国书局（光华书店）发行；同年7月，这个版本再版印了五千册，由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到，《法兰西内战》一书，尽管在战争时期的艰苦物质条件和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仍然一版再版，这说明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中国革命人民当中受到多么高的重视！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在我国很早就被注意到了。1920年11月出版的《共产黨》杂志第1期，便在《列宁著作一览表》（附英文书名）中，列出《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不久，在1921年5月出版的該刊第4期上刊登了该书的第一章第一、二节的译文。后来，在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上，也刊登了该书第一章的部分内容。但是，使中国读者能夠对《国家与革命》的全书概貌有所了解的，是在汕头《嶺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上所发表的该书的序言和全书目录的译文[11]，其中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标题分别译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之经验——马克斯之分析”和“巴黎公社之经验英格士之补释”。不久以后，《国家与革命》便全文译出，从1929-1949年这20年间，该书在我国出版了不下二、三十种版本。《国家与革命》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广泛发行，对于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至于列宁写的有关纪念巴黎公社的若干重要文章，在40年代初也被翻译过来。我们看到的有《巴黎公社底教训》（今译《公社的教训》）和《纪念巴黎公社》（今译《纪念公社》）两篇，都是由徐冰翻译的，而且都是为纪念巴黎公社69周年而翻译和发表的。
第一篇译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12]，是根据刊登在1908年3月23日《边疆日报》第3期的原文翻译的；第二篇译文则发表在《群众》杂志上[13]，是根据1911年4月25日发表在《工人报》第4—5期的原文翻译过来的。跟两篇译文一道发表的，是一幅版画，标题为“巴黎公社万岁！”画面是表现公社战士进行街垒战的情景，中心人物是一名公社女战士，她一手持指挥刀，另一手举起一面标明Vive la Commune！（意即“公社万岁！”）的旗帜。没有注明这幅版画的作者是谁。
另外，我们还找到一些零散的译文，其中有几篇发表在鲁迅先生主编的《萌芽月刊》纪念巴黎公社专号上[14]，这里面包括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上述材料充分说明，长期以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一直受到我国的革命人士的高度重视。
[1] 该书系王云五主编。“巴黎公社”条目见第4卷第179页。
[2] 作者唐秋生，有关巴黎公社内容见该书第89—93页。
[3] 本文所引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它仍由世界书局发行，重印时经专人校阅过。
[4] 沙比罗：《欧洲近代现代史》，第353页。
[5] 沙比罗：《欧洲近代现代史》，第354页。
[6] 沙比罗：《欧洲近代现代史》，第354页。
[7] 该书作者为卡尔登·海士和汤姆·蒙，1933年组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由世界书局编译所于1934年译出，在上海出版。1979年2月，在台湾省出了第4版，书名为《世界史近代编》，以下引用的就是该版本。
[8] 作者署名企程。该文载于1940年3月1日该刊第1期。《读书月报》由胡绳主编，生活书店发行。
[9] 我曾于1982年10月26日上午访问了吴亮平同志。
[10] 周文熙：《〈法兰西内战〉的写作及其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载1981年《教学与研究》第2期。
[11] 见该刊1927年1月5日出版的一期。
[12] 见1940年8月18日《新华日报》第4版。
[13] 见1940年3月18日《群众》第8期。在这期杂志上还发表了马赛译的《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和教训》一文，该文译自《1789年到现在的法国》。
[14] 见1930年3月《月《萌芽月刊》纪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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