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路线

红砖厂青年报VOY 译

导言

　　贡萨罗主席坚持、捍卫和应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确立了党的军事路线。1979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扩大会议上，总政治路线中心的军事路线得到通过。现在，它通过人民战争正在获得发展。
　　贡萨罗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秘鲁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打击、粉碎了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时，军事路线也阐述了贡萨罗主席的哲学思想，并总结了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秘鲁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军事路线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我们能够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区分开来。
　　军事路线由主导着人民战争夺取和捍卫政权的规律组成。它包含三个部分：（1）人民战争，具体到秘鲁革命中，则是以农村为主体，城市为补充的统一人民战争；（2）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具体到秘鲁革命中，则是人民游击军，它的特征是，整合民兵组织以迈向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3）通过“围剿”与反“围剿”战役所形成的战略战术，具体到秘鲁革命中，这是执行政治计划和军事计划。这些计划具有在具有特定目标的战役中制定的政治和军事战略。

　　一·人民战争

（一）秘鲁的人民战争

　　贡萨罗主席重申了革命暴力的普遍规律，继承了毛主席所确立的无产阶级的最高军事理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具有普遍适用性，根据每场革命的条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国家。世界人民战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人民应该发动人民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贡萨罗主席的出发点是：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完成。他说：“群众给了我们一切，从他们自己牙缝里挤出的面包皮，将他们的宝贵血液与战士的血液融在一起，正是这些滋养着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道路。”群众应该被武装起来，组织进人民游击军。在农村的支持性根据地里，每一个人民委员会的所有男女在军事上被组织起来。在城市里，人民游击军也在行动，并将越来越多的群众吸纳进正在进行人民战争或为其服务的各种新组织中。保卫人民革命运动是统一战线在城市的具体化，它的目标是在抵抗中动员群众，为战争服务，为未来的起义服务。
　　他认为，为了推动人民战争，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四个基本问题：（1）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必须在指导思想中加以明确，因此我们立足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后者；（2）领导人民战争的秘鲁共产党的必要性；（3）人民战争具体为遵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农民战争；（4）支持性根据地或新政权，支持性根据地的建设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质。
　　他分析了我们的人民的历史进程，表明了人民一直在斗争，“通过革命暴力孕育和推进斗争。没有什么东西会从天上掉下来，也没有什么东西会被给予，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革命暴力中，我们的人民已经得到了要求、权利和自由。‘让叛徒们的话见鬼去吧’；事实上，所有一切都是通过革命暴力，在与反革命暴力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的；这就是我们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夺取和捍卫土地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赢得权利，推翻暴君的方式。因此，革命暴力是我们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我们很容易理解，只有通过这场最伟大的我们的人民的革命战争，通过人民战争将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实现秘鲁革命、我们的民主革命、人民和阶级解放的发展和胜利。”
　　贡萨罗主席吸取了这些决定国家重大变革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的历史教训。他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迎来政治革命。因此贡萨罗主席重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他教导我们，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如何同剥削者做斗争的。自从公元七世纪秘鲁国家诞生以来，群众一直在反抗剥削与压迫。印加帝国通过征服战争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这场战争的高潮是对抗昌卡人的雅瓦尔雅帕战斗。后来，帝国通过战争进一步扩张。这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事实。
　　西班牙王国对秘鲁的征服是另一个被强加于秘鲁人民头上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征服者们利用被征服者的内部斗争并粉碎了原住民的抵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曼科·印卡的斗争，他领导了一场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
　　总督制度的实施则是一个常常被用来压制征服者自己的政治与军事事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征服者不得不面对大规模农民起义，例如胡安·桑托斯领导的起义，以及图帕克·阿马鲁在1780年领导的大规模运动。从库斯科和普诺到玻利维亚，图帕克·阿马鲁号召了十万人站起来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使总督的统治摇摇欲坠，这场运动还影响了阿根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动摇了整个美洲的殖民统治。图帕克·阿马鲁的运动失败了，但它动摇和削弱了总督辖区的统治，为解放奠定了基础。为了确定这场运动的阶级性质，我们应该回想起图帕克·阿马鲁是一位酋长。
　　解放运动（The Emancipation）是另外一个政治和军事事件，它有三个主要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十八世纪以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运动；第二个时间段是城市起义运动，例如塔克纳地区的弗朗西斯科·德塞拉运动、秘鲁各地尤其是坎加约和尧约斯地区的游击队；第三个时间段是1824年的阿亚库乔战斗中两支军队的对抗，这完成了圣马丁和玻利瓦尔的解放的壮举。我们需要明白，即使解放战争是由克里奥尔人领导的，但这场战争仍然击碎了西班牙帝国的殖民统治。圣马丁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而玻利瓦尔则既是一名政治家，也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他们两人都无私地为数个美洲国家的解放而斗争，不是共产党人的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做到了无私奉献，而作为共产党人，为了伟大事业我们也必须把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共和国里，地主仍然掌握着权力，但面对着农民用血和火进行的伟大斗争，其中值得一提的有阿图帕里亚、佩德罗或奥克罗斯地区的利亚科拉。在这里，我们又迎来了秘鲁和智利间战争的黑暗篇章，秘鲁和智利被英法两国的利益所操纵，而这两个国家试图在硝酸盐和海鸟粪中寻找与掠夺我们的财富。这场战争阻碍了秘鲁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肮脏，他们中的一部分直接向智利投降。但我们必须强调群众为保卫人民及领土完整在侵略者面前做出的英勇抵抗，这种抵抗在游击队形成的中南部山区尤其强烈。卡塞雷斯曾是一位地主的士兵，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智利的战争从1879年持续到1883年，这导致了秘鲁经济的崩溃。之后不久，秘鲁进入了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标示着当代秘鲁社会开始发展。随着十九世纪的过去，秘鲁从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的官僚主义开始发展，进而使美国帝国主义取代了英帝国主义。而现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改变了政治斗争的条件。
　　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得出以下教训：人民一直在斗争，他们并不乞求于和平，而是利用手上的一切事物施行革命暴力；农民的斗争最能动摇社会的基础，这些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斗争缺乏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些政治与军事事件决定了主要的社会变化。
　　从军事路线的角度看，当代秘鲁有三个时间段与无产阶级的出现紧密联系。通过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党以夺取政权并明确了自己的革命道路，而这一切则在党的军事路线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第一个时间段（1895到1945年）。马里亚特吉建立了秘鲁共产党，关于军事路线，他确立了“道路的萌芽和轮廓”。工人争取更好薪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适宜的工作环境的英勇斗争、南部山区农民争取土地的运动、农业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改革大学的运动导致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尖锐。就在这样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中，秘鲁的无产阶级成熟起来；1928年10月7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下，马里亚特吉建立了秘鲁共产党。
　　马里亚特吉指出并概述了革命暴力的基本思想。他说：“没有什么革命是适度、温和、平淡、宁静的。”“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夺取政权……只有专政才能巩固政权。”马里亚特吉认为战争本质上是持久的：“一场革命需要经过多年才能实现。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常常交替处于主导地位。”他确立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认识到革命将造就一支承担着与剥削者军队完全不同的任务的新型军队；他还认识到革命中农民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性，认为革命将在安第斯山脉中爆发，“随着大庄园封建主义的失败，城市资本主义将无法抵抗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为了建立革命的武装，需要一个纲领与学说。他认为革命是一场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以及道德等各种因素互相作用，每一个派别都会紧张起来并动员一切它可以动员的资源。他完全拒绝选举道路。
　　随着马里亚特吉在1930年4月去世，拉维内斯领导的党内右翼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党内随之产生了对马里亚特吉道路的质疑与否定。他们在口头上鼓吹暴动，却陷入了选举主义。在1942年，所谓的党的“制定纲领会议”通过了在国内政治和国际上的“民族联盟”的投降主义策略。党受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前身白劳德主义的影响，明确放弃革命暴力，推行以“民族民主阵线”为中心的选举策略。虽然如此，党内的红线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仍进行了斗争。尽管红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修正主义者通过驱逐红线解决了内部斗争。
　　第二个时间段（1945到1980年）。重建秘鲁共产党。在军事路线方面，贡萨罗主席确立了“道路的定义和基础”。这一时间段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5到1963年，“党的发展的新动力和反修正主义斗争的开始”；第二个时期，1963到1980年，“总政治路线的确立和党的重建”。
　　第二个时间段第一时期，即五十年代中期，恢复奥德里亚政变后陷入混乱的党的斗争。此后，党开始了反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一进程发生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全世界展开。人们开始讨论革命道路，再次提及武装斗争。1962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意，在秘鲁，所谓的“两条道路”是可行的：和平道路与暴力道路。并且，“革命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但是，这是空谈，党实质上仍坚持旧的选举策略，然后采取所谓的“民族民主阵线”的形式。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时，贡萨罗主席的政治立场开始突出。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中，他奠定了坚持毛主席立场的红线的基础。
　　在第二个时间段的第二个时期，即1963到1980年，我们有“总政治路线的确立和党的重建”。这一任务是在贡萨罗主席为建立党的红色派而进行的超过十五年的激烈斗争中，通过推行三项政治策略实现的：
　　从1963年到1969年，在遵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政治战略下，他指导红色派。从1969到1976年，他以“为人民战争重建党”的政治战略领导党。从1976到1979年，为开始武装斗争则是“完成重建，奠定基础”的政治战略。
　　在遵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第一个政治战略中，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深深撼动了秘鲁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立场进入组织中。在20世纪60年代，农民们为争取土地发起了一场伟大的运动，约30到50万的农民被动员起来参与这场斗争，但由于修正主义的领导，这场运动并没有转变成武装斗争；工人阶级发动了一场伟大的罢工运动，大学斗争也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所有这些事件都对党产生了影响，而贡萨罗主席以明确的观点在阿亚库乔重建党的红色派。这些观点是党必须夺取政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贡萨罗主席发起了与以苏联为中心的修正主义的正面斗争，坚决地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主要是毛主席的立场。贡萨罗主席阐明：“农村正酝酿一场强大的革命。”“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农村和贫农。”“我们的革命将会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在1964年1月的第四次全国会议上，贡萨罗主席会见了党的不同基层（的成员），驱逐了修正主义及其顽固代表豪尔赫·德尔普拉多、阿科斯塔和胡安·巴里奥。正因为这样的斗争，我们成为了当初第一批打破并从自己的队伍中驱逐修正主义的一员。
　　贡萨罗主席开始在阿亚库乔区委巩固[aboco a parar]党；他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城市，他将贫困群众组织进邻里联合会（Neighborhoods’ Federation），重组了革命学生阵线。但更为最重要的是，尽管有着新的中央领导的反对，但贡萨罗主席通过实施党的协议，开启了“特别工作”，这是区委的军事工作，赋予他们三项职能：政治、军事和后勤。后来，在反对想要控制军事工作的中央领导立场的尖锐两条路线斗争中，贡萨罗主席坚决反对了单纯军事（militarism）、雇佣军队（mercenaryism）和焦点运动（foquismo。当时主要是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理论，译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左翼运动（MIR）的游击队发展起来，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看待我们人民的斗争，这种立场坚持单纯军事路线而回避党。尽管他们的运动与农民正在崛起的现实格格不入，该运动仍然从一个角度证实：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正当且正确的革命路线，武装斗争就是可行的。因此，贡萨罗主席反对解散党而成为一个假想阵线中革命左翼运动和民族解放军（ELN）的尾巴。在1967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贡萨罗主席阐述了一项战略计划，该计划包含中央委员会应该采用的建设三大工具的一系列措施，它的主要任务是形成武装力量，而这是1965年第五届次全国大会所批准的。与此同时，党内发生了派别斗争，尤其是争夺党的领导权的“红色祖国”以及帕雷德斯右倾取消主义。帕雷德斯妄想重演尾随大资产阶级某个派别的策略，而“红色祖国”继续陷入右倾机会主义之中。
　　在“为人民战争重建党”的第二个战略阶段中，贡萨罗主席阐述了党内潜在的修正主义以及在党的团结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和总政治路线——上重建党的必要性。这些主张遭到了上述派别的反对。而帕雷德斯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处理导致了党的分裂。贡萨罗主席认识到了重建党的必要性，以及为使其成为现实，开展内部斗争扫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正如他分别在1967年12月和1968年4月在《红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深入开展内部斗争》和《在革命实践中深入和加强内部斗争》中所写的那样。他不遗余力地将革命暴力引导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人民战争，从而完成了党要求的主要任务：建立革命武装力量。他阐述了这一任务必不可少的基础是革命农民工作的发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中的良好工作，就不会有武装力量的发展，也不会有人民战争的发展。之后，贡萨罗主席讲到，我们不仅必须回复马里亚特吉的思想的持续有效性，还必须继续发展它。1969年5月，他确立了党的土地纲领。1972年，他又制定了阿亚库乔区委的战略计划。他击败了右倾取消主义，但党内仍然有两个派别：贡萨罗主席主席领导的红色派，基本上在阿亚库乔；另一个是主要在利马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派。所谓“布尔什维克”派发展了一条左倾取消主义路线，这是一种将党从群众中孤立的修正主义形式。他们认为在法西斯主义下是不可能进行斗争的，拥有正确的路线就足够了。他们持有反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1975年，他们被驱逐出党，而他们的领导者逃跑了。
　　在第三个政治战略是“完成重建，奠定基础”以发动武装斗争中，问题是完成党的重建，奠定开始武装斗争的基础。1977年4月，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明确了这个问题，全党在“为武装斗争而建设”的口号下进行工作，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种子进行了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坚持认为贝拉斯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需要在秘鲁农民联合会周围组织农民，需要“为群众最深刻的反抗”发动人民战争，忘记了土地和政权问题。在城市中，他们发展了“工人主义（workerism）”，将注意力放在工人领袖（gremialismo）身上，反对阶级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在粉碎这些立场后，贡萨罗主席在1977年六月启动了“全国建设计划”，为满足人民战争的战略需要，考虑到未来的支持性根据地，派遣了数十名干部前往农村以建立区域委员会。1978年七月第八次全体大会上，他制定了“武装斗争大纲”。他从本质上阐述了秘鲁的人民战争必须遵循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为一体来发展自身，农村是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场。此外，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国的历史社会进程，尤其军事方面；考虑到中部山区（Sierra）的重要性，主要是中央和南方部分的山区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考虑到首都的重要性；考虑到秘鲁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南美洲）、国际环境和世界革命中的位置。全党进行了一次全面重组，以农村为中心，发展了斗争与组织的主要形式，从而为革命的三大工具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综上，整个重建过程给了我们一个新型的党，一个准备发动人民战争、领导人民战争直到夺取全国政权的党。在这个过程中，一支历史性的队伍得到了锻造，这支贡萨洛主席领导的、有着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队伍已经准备好承担起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使命。
　　第三个时间段（1980年至今）。党开始领导人民战争。党的军事路线则在“应用和发展道路”过程中形成。第三个时间段中有四个里程碑：（1）确定；（2）准备；（3）发动；（4）游击战争的发展。
　　（1）确定。实质上，党接受了在秘鲁发动人民战争的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决议，这一决议是在1979年6月扩大的第九次全会上确定的。这一决议是在三次激烈的斗争中达成的：首先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开展武装斗争，忽视革命形势，认为革命形势并不存在，当时社会是“稳定”的。这些人被开除，党确认了新的阶段和新的目标。第二次斗争是反对新的右倾路线，他们认为发动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只是一个“幻想”，且没有必要，因为这只是一个原则问题。第三次斗争则是左翼内部的分歧，其中讨论了如何发展人民战争的细微差别。这次斗争确认了贡萨罗主席的无产阶级立场，因此这应该得到实行；全党作出承诺，接受贡萨罗主席领导的指导。
　　在武装力量的建设方面，党采取措施训练军事干部、特别行动小组、以士兵为目标削弱反动力量。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有机体系（organic system）被重新提出。
　　（2）准备。在这一里程碑的事件中，我们通过了党的纲领以及秘鲁革命与党的总政治路线。在政治战略上，与革命暴力、人民战争、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有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党宣告了以下决定：“用行动锻造第一个连队！让革命的暴力在武装斗争的发起与发展中茁壮成长；我们将献出自己的热血来书写党和我们人民用行动锻造第一个连队的的新篇章！”（秘鲁，1979年12月3日）
　　党在准备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解决了两个问题：（1）政治战略问题。从短期和长远两个角度上分别确立了人民战争的内容和目标，确定了人民战争的的方针与军事计划，三大工具的建设及其与新政权的关系；（2）发动武装斗争。贡萨罗主席对这个具有决定性和突破性意义的问题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他在“发动武装斗争！”口号的指引下制定了“发动计划”，这是主要政策在军事方面的集中体现。这个计划包括：第一，应当完成的政治任务，包括发动武装斗争、抵制选举、军事上推进夺取土地的武装斗争、为进一步的行动和建立新政权建立根据地。第二，斗争形式：游击战争、破坏活动、宣传与武装鼓动、选择性歼灭。第三，军事与组织形式：持有或不持有现代武器的武装支队。第四，时间表，包括发动日期和持续时间、与特定日期同步的行动等。第五，口号：“武装斗争！”、“工农政府！”以及“打倒新的反动政府！”。
　　准备工作是在与党内右倾立场的斗争中进行的，他们忽视形势，认为党还没有做好准备或群众不会支持我们。这些立场的领导者逃跑了，他们被粉碎了。
　　（3）发动。1980年5月17日，秘鲁的人民战争开始了。“这是一次具有突出意义的对反动政府的公开政治打击，我们升起造反的镰锤红旗，宣布：‘造反有理！’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号召人民，特别是贫农武装起来，点燃烽火，撼动安第斯山脉，在热情的土地的田野和隐藏的面孔上书写新的历史，推倒压迫秩序的腐朽城墙，用枪杆子征服新的高峰，大闹天宫，开启新的黎明。开始时是弱小的，几乎没有现代武器。战斗得到发展，它从弱到强，从匮乏物质和微弱的火苗到熊熊烈火和震耳的轰鸣，播撒着革命的种子，爆发为更加激烈的人民战争。”
　　第三个里程碑从1980年5月持续到当年12月，解决了如何开展人民战争以及如何从和平时期过渡到战争时期的问题。关键是通过行动使党军事化和周密的发动计划。新的事物的诞生：斗争的主要形式，武装斗争；组织的主要形式，支队和小队。这一方面最杰出的行动的是在艾拉班巴和艾萨卡（译注，阿亚库乔大区）的游击行动，在城市则是焚烧圣马丁（译注，利马的一个区）的市政大楼。在丘斯奇镇进行的抵制选举行动则标示着人民战争的开始。这一计划的实现宣告了右派立场的失败，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是“霍查主义的”，行动集中在城市。这种论调夸大了现实的表面，歪曲了事物的本质，他们得出这个结论仅仅是因为反动宣传把在城市的破坏行动放在头条，几乎不报道在农村的行动。农村是行动的主要场所，城市是必要的补充，这是秘鲁人民战争的特点。
　　（4）游击战争的发展。这是通过三个军事计划实现的：开展游击战争、夺取根据地和发展根据地。
　　关于游击战争的开展。这是由一项将从1981年5月持续到1982年12月的计划完成的。1981年1月试行了该计划。“根据支持性根据地开辟游击区”的口号则表明了意识形态-政治上飞跃，这一飞跃是通过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主席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团结的基础而实现的。军事上，游击战如星火燎原般在全国开展起来，目的是“夺取武器与战争工具，以武装行动搅动农村”和“军事袭击以迈向支持性根据地”。这些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完成，而剩下的部分则与之后的计划紧密联系。以反对大庄园为先锋，打击警察联合行动，推进摧毁封建生产关系。对警察哨所进行了大量的袭击，有选择的歼灭了大庄园主势力，动员了大量农民群众，使他们成为民兵，制造了反动派的权力真空。人民委员会出现，并发展、壮大。这就是支持性根据地的出现。
　　我们要突出强调一些行动，例如对阿亚库乔市监狱的袭击，这是第一连的第一次行动，这次行动扰乱了城市并解救了数十位战俘；对维尔卡舒曼、托托斯以及圣何塞市警察局的袭击；破坏电网和通信线路；在平卡斯、托克萨马、阿勒帕查卡、瓦依拉帕帕等地进行建筑损毁等。在城市中的武装行动既对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破坏，也支持了罢工。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反对的右倾立场是个人权力、山头以及行动时的退缩。游击战争的开展带来的最重要的成就：新政权，秘密的人民委员会是支持性根据地的支柱。
　　面对人民战争的推进，贝朗德反动政府从一开始就对积极分子、战士与群众进行迫害、镇压，对他们施加酷刑、监禁和处死。反动政府让警察独立开展行动或者让他们与国民警卫队、共和国卫队、调查警察以及被称为“信条（sinchis）”的反叛乱部队进行联合行动。他们颁布了046号法令，一部真正的恐怖主义法令，甚至连资产阶级刑罚的最基本原则都违背了。但他们推行的所有计划的结果却是全面失败，群众反对和抵抗他们的侵略。新政权的出现打破了贝朗德政府的沉默，他们一开始就将问题降到最低以维持他们虚假的民主面具，并且他们试图在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满足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个剥削阶级的阶级需要。之后，贝朗德委托武装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国家的支柱——在警察部队的支持下重建公共秩序，在阿亚库乔、阿普里马克和万卡维利卡地区宣布强制实行政治-军事管治下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个状态从1982年12月一直持续到现在。
　　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和反革命的反应（这意味着质的飞跃），贡萨罗主席在1983年1月到3月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夺取根据地的伟大计划，确定了四项政治任务：党的全面重组；建立人民游击军和人民革命保卫阵线，其具体表现是在农村的人民委员会，在城市的人民革命保卫运动；夺取新根据地的军事计划。政治上，在“保卫、发展和建设”支持性根据地的口号下，新国家-旧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激烈的武装冲突在发展，反动派努力重建旧政权，而革命者则努力再次建立新政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1983和1984年进行的重建与反重建的斗争。根据包围和打击敌人劣势的策略，党制定了在这些地区的军事计划。两场成功的战役得以完成，在其中，新政权经历了第一次炉火的锤炼；党得到了锻造；人民游击军得到了发展。
　　反动的武装力量所进行反革命战争的依据是他们美帝国主义主子的反革命战争理论，这一理论建立于他们在越南、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镇压当地人民武装斗争所吸取经验的基础上。除此以外，这一理论还结合了以色列和阿根廷的“反恐”经验，来自联邦德国、台湾和西班牙的顾问等等，再加上1965年他们数月的反游击战的经验及在拉康尼肯取得的更为有限的经验。这些行动是在武装力量联合指挥部的指挥下进行的，而指挥部则根据以总统为领导的国防委员会的意志行事，现在的总统是阿兰·加西亚，他对这些行动负有直接和不可避免的责任。这一反革命战略被多次击败。人民战争已经彻底地粉碎和击败了它，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展示了无产阶级战略优于帝国主义战略。
　　种族灭绝政府所施行的具体政策是：群众斗群众；种族灭绝、万人坑；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消失。一言以蔽之，他们在农村地区实行白色恐怖，尤其是在阿亚库乔、阿普里马克和万卡维利卡地区。种族灭绝的结果是八千七百名秘鲁人的死亡。其中，被杀害的四千七百人属于最贫困、最受剥削的阶级：农民、城市棚户区与贫民窟的居民，除此以外还有四千人失踪。他们所实行的种族灭绝并没有取得他们期望的结果；人民战争并没有被消灭。恰恰相反，“人民战争越来越壮大、发展，并进行强有力的袭击”，证明了毛主席“镇压引起革命”教导。
　　夺取根据地的计划中包含一个针对“两个共和国表现为两条道路、两极”的具体政治战略和“扩大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而制定的“大跃进计划”。在“开辟我们的政治空间”、“抵制1985年普选，尽可能地破坏、扰乱、阻止选举行动”、“反对阿普拉党新政府上台”以及“反对阿普拉党与法西斯主导的议会”等政治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开展了四次成功的战役。人民战争在阿亚库乔、阿普里马克和万卡维利卡地区得到了发展，并且扩展到帕斯科、瓦努科和圣马丁地区，覆盖了从西北与厄瓜多尔接壤的卡哈马卡区，到东南与玻利维亚接壤的普诺区之间的广阔地域，打击和动摇了城市，尤其是首都。人民战争根植于中部山区中，这是是秘鲁社会的历史轴心也是秘鲁最贫穷最落后地区的地方。人民战争将中部山区变成了革命的舞台，前进到丛林的边缘和海岸的岬角。因此，人民战争不是在一个地区开展，而是在数个地区同时发展，尽管形式不平等（unequal form），但主要地区会根据需要来进行变化。所有的一切都在战略上集中而战术上分散的计划内。
　　在人民战争最为突出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阿亚库乔反游击基地的打击；对反颠覆定居点[nucleamientos]的破坏；对反动政府地方建设的破坏；在万卡维利卡地区对电网和公路系统的破坏；对辛托和维钦察地区农业合作社的袭击以及对其牲口和土地的占用与重新分配；在阿普里马克取得的突破等等。在中部地区则有伏击，例如在米奇维尔卡对Centromín（译者注：国营采矿公司）变电站的破坏，对SAIS（译者注：国营合作社）图帕克·阿马鲁的破坏等。在北方，在“夺取土地”的口号下没收土地，这一行动动员了16万农民，夺取了32万公顷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牧场，我们同时没收了1.2万头牲畜；我们还破坏了“Norperuano”输油管道和阿普拉党在特鲁希略市的总部。在南方，一万多名农民被动员起来，撼动了土地问题；在瓦拉加，袭击了奥卡亚库的警察哨所，摧毁了当地的大公司，还对共和国卫队进行伏击；在首都利马，破坏了苏联社会帝国者的大使馆、数十个阿普拉党的当地办公室以及利马的银行和工厂展开袭击，这一切迫使秘鲁于1986年2月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由军方负责开始在首都进行宵禁。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延续了前任的反革命政策，他试图通过在农村进行种族灭绝来粉碎人民战争，正如他在阿库玛卡、卢卡那马卡、乌马鲁和贝拉维斯塔所进行的一样。在共和国的首都，阿兰加西亚对战俘先后两次进行屠杀，第一次是在1985年10月4日，三十名武装人员和战士在卢里甘乔监狱光辉的战壕中牺牲。这并没有击碎战俘们英勇的抵抗，他们用鲜血铸就了战俘日（the Day of the Prisoner of War）。第二次是在1986年6月19日，这是反动政府为了摧毁人民战争、消灭战俘而实行的最可恶、最卑鄙、最背信弃义的犯罪。战俘们的顽强抵抗为种族灭绝的阿普拉党政府带来了政治、军事和道德意义上最为严重的失败。这进一步确定和凸显他们因为服务于大资产阶级的官僚派别，以发展法西斯主义和统合主义而进退两难的窘境，使加西亚和阿普拉党永远挣扎于种族灭绝的血海之中。因此，250位在埃芬顿、卢里甘乔和卡亚俄光辉的战壕里牺牲的烈士铸就了纪念碑式的三部曲，造就了英雄日。
　　我们谴责和揭露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亲苏派、亲中派、假的马里亚特吉主义者、所有充当告密者并继续这样做的人，还有那些甘愿做反革命走狗、否定和打击人民战争、重复着里根、秘鲁政府以及国际反动派的话将人民战争丑化为恐怖主义的人。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指控，只能用形容词谴责“任何一方”的暴力，继续他们旧有的选举路线，目的是使人民进入议会迷之中，越来越多地陷入维护旧秩序、腐朽议会、他们的选举闹剧、他们的宪法与他们的法律之中，在反动武装力量与政变面前恐惧、颤抖。我们谴责巴兰蒂斯·林安及其傀儡与亲信的卑躬屈膝与投降主义。
　　1983年以来，通过两次保卫、建设和发展阶段一和二（Parts I and II）的战役以及到1986年12月四次战役实现的的大跃进计划，我们完成了夺取根据地的伟大计划的政治战略，向我们展示了人民战争的先进性。我们是与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反动政府所说的一切相反，而事实将无可辩驳地掩盖他们的声音。人民战争已经一个地区，贯穿中部山区、东部林区和西部沿海地区，朝气蓬勃、步伐矫健的向前迈进，为新的未来打开大门。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核心的支持性根据地已经建立。
　　关于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计划。它在人民战争中具有特殊位置。因为人民战争的实质就是发展支持性根据地；因此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计划必须与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连，它必须与夺取全国政权而需要打开的局面相连。政治战略是发展支持性根据地，军事战略是发展为世界革命服务的人民战争，这一计划正在通过一个试点计划而实现。
　　革命的胜利引起和粉碎了强大的反革命。因此，我们正在进入决定性年份，在这几年，阿普拉党仍然没有任何战略计划，他们谈论着“新战略”，却没有任何东西。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法令，加强军事从而促使武装力量与我们战斗，在新的条件（对我们也对他们自己）下发动新的种族灭绝。对我们来说，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是在新的条件下出现的。我们已经经历了1983和1984年的种族灭绝，这证明了人民的普遍抵制和革命的加强。反动派只能用屠杀，但这只会加剧人民战争。起初可能有撤退和弯路，但我们将通过坚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在五项发展政策、人民战争的战无不胜和人民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总是创造并应当创造历史。
　　关于在新的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计划的中我们遇到的具体状况和可能性，我们必须意识到：
　　（1）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MRTA）和CRP（英译者注：短命的人民革命突击队）等武装团体将会出现。他们经历过重组，但没有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因此，他们是在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服务，与法西斯主义者进行虚假的对话，已经单方面停战。
　　（2）阿普拉党已经开始显现法西斯主义和统合主义。它面临着严重且日益复杂的困难，例如它与买办资产阶级间日益严重冲突与勾结以及其它更为重要的矛盾。
　　（3）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群众开始进行自卫和反抗；城市里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一点可能被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经由他们的代表加以利用。
　　（4）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政变。阿兰·加西亚自己就有可能发动一场自我政变来维护个人的政治前途。
　　（5）长远来看，反动派也有可能采用阿连德式的政府，利用阿普里斯塔·巴兰蒂斯或类似的人。在这种可能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谓联合左翼的阴险作用。
　　（6）秘鲁的边境冲突随时都有可能激化，其他拉美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一问题必须认真解决。
　　（7）美帝国主义者派遣军队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事实。他们的存在与他们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国家边境的类似存在相关联，这一行为必须在巴西采取军事措施的背景下看待。
　　（8）帝国主义战争和侵略不断增加。通过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勾结和争夺，美国和苏联争夺霸权的世界战争仍在准备中。因此，人民战争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人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前景。为了在人民战争中政治挂帅，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尤其应该着眼于全国政权的夺取。我们必须夺取政权。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做好准备。
　　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计划的试点计划的第一次战役意味着巨大的震撼，产生国内和国外的影响。旧国家正在崩溃，秘鲁从来没有被任何人用这样的方式动摇过。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第二次战役中“通过树立一个光辉的历史里程碑！”的历史政治必要性，认识到试点计划是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计划的初步斗争。
　　总之，经过近八年的人民战争，我们已经优秀地完成了四万五千余次行动；铸就了一个军事化的党；人民游击军已经得到了发展，他们的战斗力不断提升；我们建立了数以百计的新政权组织，越来越多的最贫困群众支持我们。人民战争将我国人民的阶级斗争提升到了最高形式并影响到群众自己的斗争，使他们积极投入到人民战争之中。因此，“人民战争正在颠倒这个国家，这只‘老鼹鼠’深深扎根于这个腐朽社会的内部。没有人可以阻止它，未来已经在我们之中，腐朽的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塌陷，革命将会胜利。人民战争万岁！”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旗帜下，发展人民战争为世界革命服务。

（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支持性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建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它的核心在于根据地。他考虑到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盟友牢固地占据着主要城市。如果革命拒绝投降，想将斗争坚持下去，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地区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成为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强大的革命堡垒，以打击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敌人，并通过持久战逐步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贡萨罗主席忠于毛主义的这一基本论点，确立进行统一人民战争，乡村是武装行动的主要场所：因为在我们国家农民群众占大多数，我们必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如同毛主席所说过的：“在革命根据地的持久斗争主要的是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忽视游击战争都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译注）进一步讲，贡萨罗主席还指出在城市的军事行动也应当成为补充，因为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了这是可行的。他吸取了教训，例如，菲律宾的游击队农村重组，离开了城市，特别是首都，使城市安静，这导致了游击队自身处于孤立状态。在巴西，革命者也在城市和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只是他们忽视了确定哪个是主要的。在越南，重要的武装斗争发生在城市中。因此，考虑到拉丁美洲的城市特点，在那里，城市中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的比率相当高，群众们已经准备好开展行动来支持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但是在城市，新政权或根据地没有建立起来，只是通过人民革命保卫运动（MRDP）和抵抗中心来建立战线，开展人民战争和为未来起义做准备，当农村的部队与城市内部的起义结合袭击城市时，起义就会发生。
　　根据地是游击部队用来完成他们的战略任务，并实现保存和发展自身力量，歼灭和击退敌人目标所以来的战略基地。没有这样的战略基地，就没有任何能支持我们去执行我们的任何战略任务并达成战争目标的东西。
　　毛主席阐述了创建根据地的三个理由：创立武装力量，击败敌人和动员群众。这些都是1982年在我们的人民战争中所确定的，当时在实施发展游击战争的计划以击败敌人，它着眼于摧毁旧的封建生产关系。警察哨所遭到袭击，选择性歼灭地主力量，警察部队放弃农村并在省会中重新集合。旧政权当局大规模下台，导致了权力真空，同时成百上千的人民被动员起来。在这些情形下，根据地在秘密的人民委员会中出现并确定。因此，把中国的经验教条化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条件和原则都是可行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建立根据地。认同这一点意味着反对右翼的斗争，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打败过大规模敌军，而问题是敌人已经由于他们军事和政治上的溃败放弃了农村地区。
　　贡萨罗主席已经建立了一套由游击区、行动区和行动点所环绕的支持性根据地体系。这一体系考虑到了政治与社会条件，斗争历史，地理特征，和党、军队与群众的发展。
　　这是支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及其核心——根据地有效性的根本，因为只有游荡的起义游击队不会让人民游击军拥有根据地，作为支持它的后方，也无法建立新政权。我们完全反对游击中心主义。

（三）持久战

　　人民战争的持久性来源于以下四个基础特征决定的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第一，秘鲁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第二，敌对强大；第三，人民游击军弱小；第四，人民战争由共产党所领导。从第一和第四个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能够壮大并击败敌人；从第二和第三个特征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不会快速发展也无法迅速击败敌人。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
　　敌强我弱的事实中存在着我们失败的危险。敌人拥有一个优势——庞大的武装力量及其所依靠的军备，但其它方面都构成了他们的劣势。他们的目标是保卫陈旧腐朽的地主官僚国家政权。他们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有一支雇佣军队。他们毫无自觉纪律且士气低落。官兵间矛盾激烈，在群众中名声败坏。此外，反动军队的构成基础都是工人和农民，在非正义战争中可能会瓦解。除此之外，秘鲁武装力量从未赢得一场战争，他们是失败的专家。而且，他们一再依靠着国际反动派的支持，而我们依靠的是被压迫民族、全世界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这些是新的力量。
　　人民游击军只有一个劣势，发展不够充分，但在剩下的方面拥有着宝贵的优势：它发动人民战争以创造新政权；它有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由共产党绝对领导；它建立在阶级勇气、革命英雄主义以及自觉纪律上。它士气高昂，官兵团结，是由人民（主要是贫苦工农）自己组成的军队。
　　但客观事实是敌人力量与我们力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对我们来说，要从弱小变得强大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敌人的劣势会暴露，我们的优势会发展。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军队表面是弱小的，本质是强大的；敌人的军队表面是强大的，本质是弱小的。因此，要从弱小变得强大，我们就必须进行持久战，这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人战略进攻与我们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人战略稳固与我们为反攻做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们战略反攻与敌人战略撤退时期。
　　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人民战争是持久的、漫长、残酷但最终会取得胜利。他告诉我们，在持久性的特征下，其持续时间会延长或缩短，这取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下战斗的程度，因为右倾是导致战争严重挫折的主要危险。
　　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处在敌人战略进攻，我们自己战略防御的时期，我们必须通过运用游击战争、为下一阶段建立根据地、付出必要的代价而又尽可能使它最小来加强人民战争。

二·人民游击军的建设

　　为了发动人民战争，我们必须依靠组织的主要形式：人民游击军。因为旧国家的支柱是反动的武装力量，要摧毁旧国家，就必须首先摧毁它的反动军队。党必须依靠一支强大的军队，就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为基础的建设路线中，我们可以看到军队的建设。总的来说，贡萨罗主席为将民兵纳入人民游击军中做出了贡献。这一创造是迈向武装的群众汪洋大海的一步，是从无组织群众走向军事化的有组织群众的解决方案。

三·战略与战术

　　贡萨罗主席强调了毛主席战略与战术上的七个要点并对其中的部分做了具体阐述。为了领导人民战争，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这些要点。
　　（一）论战略战术。他从毛主席论点：作为一门科学的战略，其任务是从研究影响整个战局的主要军事行动的规律开始。战役与战术的科学的任务是严谨局部的主要军事行动的规律。考虑到战争与国际形势的联系，他在战略上对如何在整个国家和每个地区发动战争进行了发展。他为我们概述了主轴、子轴、战役方向和路线，这可以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战略方针，并面对反革命发起的所有类型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战略上集中、战术上分散的全国军事计划，从一切计划都是意识形态的前提出发，既要反映现实又要反映现实将展现的困难。提到斯大林，他将战略与战术联系起来，并制定了战略行动计划作为二者联系的具体形式。作为成果，每个委员会必须在全党的共同战略行动计划内精心制定自己的战略行动计划。
　　正确的部署来自于指挥官的正确决定；所有的军事计划都必须在对敌人情况、真实情况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的不可或缺的认识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两座山”；我们必须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引领下前进。
　　在制定计划时，我们必须要牢记以下一般准则：（1）国际上的革命与反革命间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2）国内的阶级斗争；反革命；政治形势；反颠覆战争；（3）人民战争的发展；平衡；规律以及教训；（4）调查的必要性；（5）人民战争与建设；（6）人民战争与群众；（7）两条路线的斗争；（8）计划表与时间表；（9）态度与标语：“战胜困难，赢取更大的胜利！”
　　在长达八年的人民战争中，我们有着四个计划：发动计划；发展人民战争的计划；夺取根据地的计划；发展根据地的计划。
　　（二）战争的基本原则。军事行动的所有指导原则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尽一切可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并消灭敌人。所有战争都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十分巨大。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就必须消灭敌人的力量；但为了消灭敌人，我们又必须要付出一定代价，从而保存整体。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要准备为战争付出最高昂的代价，但我们又要努力使代价永远最小化。这是一个矛盾，问题在于态度和良好的计划。这主要是领导能力的问题。他在“死亡的挑战”、“革命英雄主义”和“征服死亡的桂冠”中锻造了我们。在战争中，我们总能看到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是主要方面。
　　（三）游击战术或基本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必须要结合并运用这一基本战术，在敌人周围回旋并寻找它的弱点来粉碎它。
　　（四）“围剿”以及反“围剿”战役，是人民战争的主要形式。反革命势力为了彻底摧毁革命，对所有人民游击军的部队或根据地发动“围剿”，这是一条规律。人民游击军的行动采取反“围剿”的形式，毛主席确立了粉碎“围剿”的九步方针：（1）积极防御；（2）反“围剿”的准备；（3）战略退却；（4）战略反攻；（5）战略反攻开始；（6）集中兵力；（7）运动战；（8）速决战；（9）歼灭战。贡萨罗主席将这些规律运用到了我们的人民战争的条件之中，并概括了这场战役的五个部分，使我们能够击败反对派的政治和军事计划。每个战役都有着特定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充满着出其不意的特点，随着我们的意愿，在任何我们想要的时间和地点突击敌人。他同时也强调了这五个步骤必须遵守军事行动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原则，反对为了行动而行动的标准。他强调了区分敌人行动的本质与表象的重要性。他也为我们建立了人民战争的四种斗争方式：（1）两种形式的游击行动：突袭与伏击；（2）破坏；（3）选择性的歼灭；以及（4）宣传与武装鼓动及其多样的方式。
　　（五）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毛主席将游击战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在他之前，游击战争只被认为是战术问题，并不决定战争的结果；游击战一般无法影响战争结果，战争结果依旧由常规战争所左右，但尽管如此，游击战依旧完成了一系列的战略任务，使战争结果朝着有利方向发展。我们设想的游击战争是规模巨大的；普遍的游击战争必须支持长久血腥的战争。从这点来说，我们必须记住游击战争的六个战略问题：（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6）指挥关系。
　　（六）十大军事原则。1947年12月，毛主席在十项军事原则中，巧妙地总结了20多年人民战争所遵循的公正正确的战略路线。这在他的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第三部分中可以看到。我们运用了这些原则，扩大他们的应用很重要。
　　（七）杰出的战略与战术摘要。毛泽东主席用以下四句话出色总结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就是说，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让你吃掉我。打得赢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我们的一切战略运动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这个基本点上。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着最后彻底消灭敌人。这种战略战术，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实行。而实行这样的战略战术，就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越性。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它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965年9月）
　　这些原则的运用使我们可以展示人民战争战略的优越和不可战胜，因为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有着独属自己的优越战争形态，这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其它阶级及其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家们所无法战胜的。反动派梦想着制定比人民战争“更优越的战略”，但这是违背历史，因此他们注定要失败。在接近八年的斗争之后，我们的人民战争闪耀着胜利的光芒，证明着人民战争是战无不胜的。
　　作为秘鲁共产党的战士，我们完全彻底地遵循了由贡萨罗主席创立的党的军事路线。贡萨罗主席以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先进成果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为基础，用贡萨罗思想明确了我们的军事路线统一人民战争：农村是主体，城市是补充。这给予我们战无不胜的武器。作为我们前进的主要斗争形式，它是摆在世界面前的一把光辉火炬，宣告了永远鲜活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普遍有效性！
　　党的军事路线万岁！
　　人民战争是战无不胜的！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