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lph Bates：我加上我的见证

我加上我的见证

Ralph Bates

　　我要求见弗朗克·匹特卡仑让我在他的书里加上我的见证。读者当以为我是以小说家的资格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资格来说话的，我的确不是政治家。

　　我心中作为我所尊重的自己的良心的秘密的一切东西，每一感想和热情，每一判断，我的本体的每根神经和每个细胞，都在逼迫你们来看这个悲剧。我的意思是指欧洲一切的民主政府的悲剧的政策，错误的或有罪的政策，它正在逼迫男男女女为着他们的民主政治而战斗，他们带着可怜的武器或简直没有任何武器，抵抗由法西斯列强给以充分武器而且经常加以补充的职业军队的威力。

　　几星期前，我站在巴塞罗那的军医团团部（一所戏院的包厢）跟该团主任亚尔加特谈话。在几分钟内，他领我到一个受伤者跟前，这受伤者是个码头工人，他在一块破木板上敲上钉子，把它作为唯一的武器，冲过来福枪，机关枪，和大炮弹火。这个码头工人甚至在他的伤口还没痊愈的时候，便准备出发到亚拉冈前线去，带着一杆有毛病的旧式散弹枪。

　　请看西班牙地图。加达鲁尼亚的全境目前是平静的，或可以说是一种凄惨的平静。当我在几天前看到它的时候，玉蜀黍快成熟了。田稻已经收割了，而且已在打谷场上打下了谷子。谷子正被簸分着：临风泻下，沉重的谷粒落下来，而且秕被吹开了。孩子们向来不叫做这种工作的，但今年，他们却正在干着。大人们都带着霰弹枪正在保卫和平，那种凄惨的和平。

　　你们也许读过关于革命的描写，也许就在我自己的书里。你们以为加泰罗尼亚的生活是混乱的么？我告诉你们吧，甚至物价都没有涨，工厂照常开工，而生活，时时受威胁的生活，并没有反常。因为全加泰罗尼亚是一条心的。

　　如果我所说的都是真话，你们还能相信那些工人正在外来的专制之下感受着意志不自由的痛苦么？还能相信他们是被“赤党”所压迫，所欺骗，而硬被逼上战场的么？

　　在比利牛斯山脉最小的小村里，在矮山的市镇里，在平原的城市里，织机在小巷里嘎嘎地响着，穿着工作衣的工人们站在障碍物跟前注望着，大概在等待着用霰弹枪武装起来吧。在厄斯波特，在厄斯卡罗，在特勒梦浦，在里巴加紫那和帕雷斯全境，在勒黎达全境，甚至在巴塞罗那附近，我都看到这种情形。这些人买不到来复枪，你们已经禁绝了它们。但你们并没有把德意的飞机从天空中拖开去。他们在浅浅的地窟上怒吼着，从祖传的打谷场来的人们就带着霰弹枪躺在那里。在卡尔提拉也是同样的情形，匹特卡伦看见的。

　　我回想起布利马（PRIMO），贝林加（BERENGUER）和亚农索（ALFONSO）等的专政。正在王政崩溃的前夜，我一月一月地旅行了一整年，踏过了一千二百哩路，穿过那广大的，几乎没人知道的西班牙的“隐地”科的勒拉斯，考察西班牙人的生活状况，我敢说，我比那些口口声声说着“光荣的西班牙的传统”的英国人及其法西战士们更明白西班牙牧人，种植阿列布树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和工作。我相信自己知道他们真正的传统：阿列布树是怎样种植的，酒是怎样酿造的，软木树皮是怎样采集的，采无花果时和牧羊时唱些什么歌。我知道的，因为我跟过他们，在夏天，羊群沿着远古的野路，从红色的闷人的平原涌上小山。我知道这些具有真正西班牙传统的人们现在站在哪一边战斗着。我记得自己听过一首歌，它的歌词录在《阿列布树园》里。这是那凡笼歧拉（亚绳拉的一个饥饿的村庄）一个脸庞恰如头颅骨的，枯瘦的，老年的雇农对我唱的。他的歌词和歌调，他的犁的形式和他犁地手法，都是从中世纪传下来的。

　　我的记事本里这样记着。我们当时的谈话如下：‘兄弟，请问你一天赚多少钱？这不是要不得的问话吧？’

　　‘从你说来，这不是要不得的问话。我一天赚两个PESETA。’那时候，他的两个PESETA生活费恐怕抵得过一先令六便士。

　　后来，在那天晚上，我们一边从一个瓶子里喝酒，从一个碗里吃肉片，一边谈着未来的生活，谈着骡夫们，耕夫们，修补匠，农民。在这那凡笼歧拉的“出口”的厨房角落里，有一枝霰弹枪。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个曾经唱到过‘犁的效用和基督的受难’的人，抓过霰弹枪横在他胸膛上，发誓要准备牺牲自己的性命，要把那些一天给他两PESETA的人赶出去。现在他也许已经牺牲了性命，你们已经使得他用一枝霰弹枪抵抗坦克车，大炮和轰炸机。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塞塔马农民们向前进着的工人队伍要求簸谷机。几年前，我到过瓜维来拉特利，上亚拉冈的一个村庄。前一年，这地方闹着饥饿，因为没有什么风可以簸谷。你们以为西班牙的军队，腐化的，不忠实的，无学识的将军们，他们要是没有法国的帮助，决不能战胜立夫的武装疗耳人，要是没有意大利的帮助，决不能战胜西班牙的徒手工人——你们以为这些人，以及银行家们，随波逐流的政客们，没落中的贵族和主教们会懂得簸谷机的意义么？天不刮风也不至饿肚子：这是现代的西班牙的希望，工人们正在保卫着这种希望。但你们的错误政策迫得他们用霰弹枪去保卫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