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我们继续防守着

　　排长给我一小段不吉利的，用以抵御弹震的木头的那个晚上，我在黄昏七点钟下班，而到了下半夜两点钟，又去上班，一直守卫到早晨七点钟。

　　往常，这个时候，总有咖啡和面包吃的，而且还有几个钟头的睡觉。

　　但这一天清早，我们值班的已经知道什么事故发生了，猜到那毒辣的袭击终于开始了。我们看见一队飞机在早晨的高空中从背面朝南飞来。当它们飞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出它们是容克机，这种飞机，我们在各方前线已经看到过几架。

　　几分钟后，我们听见一批巨型炸弹，降落在我们左边较高的小山上的防地上，那里是由我们这个中队的另一分队防守的。

　　就是隔着那样的距离，我们也能听到这些炸弹是比敌人曾经用过的一切炸弹更巨大，更猛烈。

　　有时，它们落在更近我们阵地的地方，我们可以听见它们掠过空气的尖声，看见泥土，弹烟，有时还夹杂着整丛苗木，射到空中。

　　松林开始燃烧起来，阵阵刺鼻的弹烟慢慢地滚过我们的防地。

　　轰炸不断地进行着，各架飞机轮流地往北飞回去，重新装来希特勒的最新式的武器。过后，我们在树林中拾到几个未爆发的炸弹和一些别的炸弹的碎片，上边都精致地刻着制造它们的德国商号的标记，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中任何人对于“不干涉”的意义的任何疑窦。

　　后来抓到两个法西斯阵线里的俘虏，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证实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一切。

　　他们告诉我们：对于自己前途原已感到极度暗淡的法西斯蒂，现在又振作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会得到再度进攻的命令的，除非有德国飞机作猛烈的掩护。

　　“那些德国的飞机师都是很不错的，”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问他们知不知道所有飞机师都是德国人。他们说所有飞机师和机关枪手都是德国人，但每架飞机都带着一个西班牙人，以满足西班牙的法西斯空军军官们的傲欲。

　　他们相信德国的飞机和德国的飞机师们会用诡计的。

　　轰炸一停止，重炮轰击又开始了；一部分大炮和炮弹也是德国的。

　　接着飞机又回来了，又轰炸着，而且扑下低空，开始短距离的机关枪的扫射。

　　我们看见它们在我们左边树林上的低空盘旋着，我们想到哪儿的同志们，只有跟我们一样的旧式奥维杜来福枪，两挺机关枪，少量的弹药。我们不忍久想呀。

　　当我们的守卫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看见德机轰炸的成绩的最初证据。三个我们的弟兄慢慢地登上小山，向我们走来，他们的脸孔被弹火熏黑了，其中两个鲜血透过包裹着他们伤口的脏手巾涌流出来，抬着第四个人，我在营房里跟这人是很熟识的。

　　我看见他面孔的底部被炸去了，他的躯体松软地横在两个抬他的人的中间，鲜血可怕地从要背涌流出来。

　　他们流着血，耳朵被炸弹震得全聋了，渐渐走近我们的防地。他们到达防地时我们看见他们抬着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他们都惊骇得发昏了。他们中有一个人说：“但我们的飞机在干什么呢？”没有人回答。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伦敦和巴黎没有取消禁令以前，我们从那少数几个英勇、忠诚的空兵是得不到多大的帮助的，他们的人数被德国容克机的人数超过了十一倍，却正在六处前线实践英勇的决死的斗争。

　　我们的防地突然变成了整个塞拉阵线最危急的要隘之一，变成了整个马德里防御线的二三要隘之一。

　　刚刚下班的我们，获得一个半钟头睡觉的时间，还有一大块硬面包和一块猪肉给我们充饥。（这时候，饮水的所在地和厨房都在横机关枪火之下，所以没有咖啡和羹汤）。

　　我们在十点钟前又去首位。当从左边防地退却下来的弟兄们涌下山谷的时候，当我们听见那些落在比我们老防地的后方更落后的新防地上的炮弹的不断的悲鸣时，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当前的情势是严重到无以复加了。

　　我问一个排长我们该怎样应付。他耸耸肩，吐口唾沫。“守在这里。我们总有一天要死的。”

　　就在这种精神中，支持了可怕的三十六个钟头。

　　那天早晨的前半时间，我们一直坐在我们的小山的山顶上，周围是燃烧着的松树，和凄惨的胸墙，望着被德国炸弹炸伤的弟兄们被抬下山谷。

　　到了中午，在这有决定作用的哨地，在这塞拉战线的一角，我们弟兄的总数增加到了七十二个。

　　其中三十八个是我们自己两分队的人，这些人自从我们在夫兰西斯科·洛得里革斯街报名那一天起，一直都是在一起的，二十二个是从在我们左边被敌人粉碎了的那一队来的，还有二十二个是保安队，他们被派到前线来补充队伍的。

　　他们是很神气的战士。他们每人带有八发子弹——这是伦敦和巴黎的当局们允许给予这些民主主义战线的卫士们的一天的弹药。

　　下午一点钟，命令传递了小小的营盘：除了几个守营的卫兵外，全体都要到那隔在岩崖和松林中中间的空地的角落里去集合，听取而且讨论队长所发表的意见。

　　这是很动人的景象。六十个左右的弟兄穿着茶褐色的军服，单薄的毯子像披巾一样地披在他们的肩上，以抵抗酷烈的寒冷，在胸墙和岩崖跟前紧紧地坐在一起，从左边高于我们的阵地飞来的枪弹，差不多无止息地在他们头上悲鸣。

　　中央坐着队长，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跛脚的高个子，他在这外国军队里已服务十年了。

　　当大家都到齐了而且倾听着的时候，他说了如下的话：“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昨天使我们这个防地平静无事的那些防地，此刻都落在敌人的手里了。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弄到这样。敌人已领到大队德国飞机，飞机师都是德国人，我们不必讳言，这是非常可怕的势力。

　　“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步兵和机关枪的攻击是攻不破我们这个防地的，即便我们没有机关枪。

　　“至于碰到空军的袭击，像我们的同志们昨天碰到的那样的袭击，我们防守这个阵地就困难得多了。也许有些弟兄会说这是毫无希望的事情。

　　“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被轰炸时尽可能好好躲藏起来，而接着又毫不踌躇地准备着冲出来迎击步兵的进攻，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拖延这防地被占领的时刻。

　　“我们非这样做不可，即使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在这里多支持一个钟头，就使从这里到马德里一带的后方阵线，多一个加强兵力的机会。

　　“在这反抗你们每天在空中看见的国际法西斯的武力的斗争中，我们说不定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就要死的：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知道的。

　　“同志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每个人迟早总要死的，我以为与其等待着来日卑怯的死，不如明天战死呀。

　　“我要跟我们的同志，保安队长商议一下，决定必要的军事措施。但你们必须讨论，批评我们刚才提出的意见。如果这里有些人不同意我刚才简单而毫不夸大地述说过的简介，让他们立刻就走，把他们的来福枪、子弹和符号留在这里。我的话完了。”

　　这时由一个人向前侧着身子，盘问德国新炸弹的破坏力到底如何。另一个人问当天有没有开到援军的可能，队长坦白地告诉他：没有可能。

　　第三个人说他曾经听到三四个同志在谈论，说这里阵地绝对不能防守，队长糊涂透了，这里简直是一个屠场。他听见这些同志说他们宁可到别处防地去，加入别的队伍。

　　“现在请这几个同志说话，”队长说。

　　一个孩子站了起来，承认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作为一个民军的战斗员，他要求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探寻全体同伴的意见的权利。

　　“当然，”队长说，“你有这种权利，在场的同志们都有权利决定拥护你的主张或我的主张。”

　　这孩子于是说话了。

　　他说，至少他和那些同一村子来的同志们都赞成转到另一个纵队里去，他们知道从他们村子来的弟兄大部分都在那纵队里服务。他接着又复述他曾经说过的话语，说到队长的愚勇，说留在这里的弟兄一定要死。

　　“至于我，”他说，“我是一个争自由的实践的战士，我以为光在这里自杀，对于我们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大家继续讨论了一阵。

　　于是有一个人说，依照报纸上的消息，国联就要开会了，我们可否这样希望：我们死守这个防地，阻挠敌人的前进，“知道那些民主国家有工夫来帮我们一点忙。”

　　在继续讨论这问题的而时候，他们要我报告英国的情形，要我估算英国民众能否冲破不准运军火给西班牙民众的禁令。

　　我尽自己的力量好好回答他们，说我绝对可以向他们保证，我们即使以生命的代价在这里多支持一个钟头，也是值得的，因为英国的朋友们会利用每一个钟头帮助西班牙的民众。

　　讨论终结了。

　　“愿意同我留在这里的弟兄此刻移到那一边去，”队长说，“赞同从塔拉未剌来的那个同志的意见，愿意离开我们的弟兄留在原位。”

　　我们全体都移去，只有三个弟兄留在原位。

　　刚才说话的那个孩子，又对我们说了一番简单的话，连续不断的炮火的轰击不时切断他的话头，他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见解，从实际斗争的观点看来，留在这里是可笑的定要遭难的，但他得说个明白，他和他的两个同志绝没有逃营的心思，只不过决意转到另一总队里去。

　　他们于是在被烧焦了的草地上放下他们的枪支，子弹和符号，离开我们的营垒。

　　我们继续防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