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年华（青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最后的地狱——青勃40年代诗辑

昙花一现的年华

青勃

　　我的二十五岁。
　　—九四六年。
　　这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在我的诗集《号角在哭泣》里有一首六行小诗《中国的早晨》：

　　在痛苦的期待中
　　三遍鸡叫
　　宣布了黑夜的溃灭

　　打开门
　　浓浓的灰蒙蒙的霁
　　回漫在中国的早晨

　　就是写的这个岁月。
　　经过全国人民八年艰苦的抗战，日本侵略者失败了。国民党到处空运，下山摘桃，抢夺胜利果实，并且枪口对内，挑起内战，进犯解放区，中国的早晨，大雾迷漫……
　　这当口，我在郑州《春秋时报》担任副总编辑，兼编《文艺春秋》副刊；也写着诗。这年三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中原一带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如在开封《中国时报》主编《散文与诗》副刊的苏金伞，在南阳《前锋报》主编《燧火》副刊的李蕤，在开封《力行日报》主编《春草》副刊的李根红等，大家组成了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火力网，我的诗主要发表在中原各进步副刊上。另外向上海臧克家主编的诗刊《诗创造》，李健吾、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和《文汇报》、（大公报》供稿。
　　我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能给人留下一点印象的作品，却大都是我二十五岁期间写的小诗。朱自清在《今日的诗》中评论的《叩》，是我这年五月间写的；周良沛选编的《新诗选读111首》里的《号角在哭泣》，是这年初春写的，香港有几种中国新诗选本所选的《你们也有旗》等，是这年二月间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后的作品；香港司马长风著的《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出版）下卷第二十八章中《田间·青勃》一节所引《苦难的中国有明天》一诗，是我这年冬天写的作品，司马长风把我和田间并列，并加以比较，使我受宠苦惊，田间是著名的诗人，比我写得早，写得好，在中国诗坛功绩卓著、贡献很大，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在诗歌战线，我不过是普通一兵，而田间同志则是将军。闻一多称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说：“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响亮而沉重，打人你耳中，打在你身上。”我觉得闻一多的评论是中肯的，准确的，没有“单调，但响亮而沉重”的声律，怎么能称为鼓声？在这里，质朴是田间诗的特色，惠特曼说：“艺术的艺术，表达的光辉和文学的光彩，都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闻一多在一九四五年昆明的诗人节纪念会上的演讲中还说过：“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在当时当地，田间写着他的《抗战诗抄》，擂着战斗的鼓，这不管是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胜利以后，都是应当肯定的。司马长风先生说我“名不如田间，诗胜过田间。”前一句话是客观事实；而后一句话则不免有些溢美之词了。其实我也有一些粗糙直露的作品，臧克家在我的诗集《号角在哭泣》的《序》中说：“在他的诗作里，就是近乎口号和观念的东西，也使人感觉到一种力量，一派活生生的朝气……”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批评。司马长风先生说我的诗“颇有诗的韵味”，这主要是我战斗在国统区，有些不好说明，而是运用了一些意象、象征等表现手法。比如一九四六年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蒋介石假惺惺地宣布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了普选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时，我写了《骗》：

他采折了
不曾绽放的蓓蕾
他砍伐了
就要结果子的树
他踩烂了
刚刚钻出地壳的嫩芽
他揉碎了
露水滴开的花瓣

他在狰狞的脸上
涂抹了浓厚的脂粉
他向荒芜了的花果园外
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我是一个好园丁”

　　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暴露是我的缪斯。这是我生活在国统区，战斗在国统区的情况所决定的。那时候，在诗创作上没有具体的条条框框，没有硬性规定；只有一个“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总的战斗纲领，从诗人自身来说是创作自由的。我最初的几本诗集，如《号角在哭泣》（1947年版）、《巨人的脚下》（1949年版）和《最后的地狱》（1951年版）里大部都收集了我在二十五岁时的作品。在我的创作道路上，这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一年，最好的青春的一年。这一年的创作，大多都带有政治抒情诗的味道，这是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我生活在国民党残酷统治的地区，和人民共呼吸、共苦难，相濡以沫，时代磨炼着我的筋骨，也磨炼着我的诗。普希金讲：“我的永远真正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这是我的信条。那时候我写的作品，都是试图捕捉人民的声音，人民喜怒哀乐的感情色彩的。
　　一九四六年，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一切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嘴脸，在国统区民主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进步文艺界也高扬着一种新风气。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很正常很亲密，比如臧克家、李健吾对我的培养爱护，就使人无法忘怀。诗稿寄去，每信必复，发表很快，根据作品的质量，有时竟给你头条位置。我的第一本诗集《号角在哭泣》，就是臧克家同志帮助出版的。他和曾〔曹？〕辛之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使作者却感到出版诗集仿佛并不怎样困难。朱自清评了我的诗，在朱自清逝世后，臧克家主编《文讯》纪念专号，便来信向我约稿，我写了一首悼念的诗。在这期《文讯》纪念朱自清先生专号中，我是唯一的一个不见经传的后生了。我和李健吾也有一段通信关系，他主编《文艺复兴》发表了我一些作品，有一次我寄去了《冬天的树》等诗，他来信说我的诗稿不慎丢失，要我赶快再抄一份寄去，这种十分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这是我二十五岁时的一个童话，我自己把这一年比作“昙花一现”的一年，因为从那以后，很快便跨上了一段弯路。解放以后，我换了笔墨，换了色彩，换了声音。歌颂成了我的缪斯，我所写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歌颂的（见我的诗集《乐园集》）。写着写着，“逐渐被一些平铺直叙的作品所代替，被一些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所湮没”。我在《我学诗的历程》（花城出版社《作家谈创作》下卷）一文中说过：“‘赶任务’几乎形成一种风气，一种习惯，一种法定的创作劳动的操作规程。个性没有了，风格没有了，甚至也没有了技巧。……机械地去配合具体的政策，简单地图解政策，产生不了艺术作品。有人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这不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翻板吗？不！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提的这一口号，比较宽阔，他给作家以广阔的天地，同时它们又是一个个焦点，是清晰的概念。再呢，这种服务，又必须是遵照艺术规律，通过塑造人物，反映生活来达到的。”那时候，我写了不少没有生命力的作品。接着，我被错划为右派，再呢，文化大革命，我的创作间歇期长达一二十年，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重拿起笔来。现在已步入老年，感到迟纯了。
　　我的二十五岁，是我的“昙花一现”的年华，从这朵小小的“昙花”的花瓣上，你能看到时代的投影，时代的启示吗？青年诗人们，珍惜你的二十五岁，你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