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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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国书

2．1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群众来信都是毛主席了解和掌握全国形势的重要途径。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的报纸、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都送到中央来，他没时间、也没有必要都亲自看，就让田家英、彭达彰他们看了摘出重要的东西再给他看。他们二人忙得不可开交，报纸一多，也看不过来。我们新生力量一来，他们就分配给我们来看，我们看了摘编好内容，再由他们送给主席。所以，我进秘书室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给毛主席看的报章内容摘要，原则上是要选重要的。可是，什么是重要的呢？当时也没个标准，我去请教从老区来的老同志，他们也都是凭个人感觉。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头版头条最重要、省委书记的讲话和报告最重要。所以他们给主席送的往往是报纸的第一版的内容。我在上海呆过，连蒋介石文告都看得多了，知道什么叫官样文章。我刚进中南海，当然还没有觉得地方领导的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只是觉得那些报告都另有正式文件，主席都看过的，再摘了去也是多余。所以，我就摘其他的东西呈送。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历史上的淮河流域曾经河湖错、沃野千里、富饶美丽，宋代诗人秦观在登泗州城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阳间。林梢一抹香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1194年，黄河南堤在河南原阳县决口，黄河水侵入淮河。自此开始，淮河就失去了原有的风貌。明、清淮河水患频仍，封建政权治理也不见有实际的效果，到了民国，还多次发生重大水患，上千万人遭难。没想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淮河就又发生大水灾了。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1950年10月，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响应毛主席的根治淮河水患的号召，开始具体组织实施淮河治理。1951年5月毛主席又专门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我从上学开始直到进中南海工作，一直都爱看新书，阅读面比较宽，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出身贫寒，自小对农村的事也略有所知。所以就对农村搞合作化的事情特别有兴趣，认定搞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我在上海时还看过苏联合作化、集体农庄的事，虽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了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合作化就成了个全国全局性的事情。我想苏联是那样，我们中国也会是一样的。因此，各地报纸上只要是关于搞合作化的事情，我都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应该摘录一些给主席看。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一些老区搞合作化比较早，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它说的是山西省老区土改后发生了两极分化，李顺达搞了变工队，以后又搞互助组，现在又搞互助组走向合作化。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从中可以看出主席对革命成功后的农村多关心，对合作化、对集体化多么重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画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河北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注1】，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画圈。
　　秘书室当时一共大概三十多个人，开始都是见习秘书，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就几个，大多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高才生。他们都很有学问，如有个韩瑞定，个子不高，燕京大学毕业，精通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某东欧国家等五、六种外国文字，在我心里就像神一样，非常了不起，我叫他小天才。这些大学生喜欢选摘“文学”、“小说”、“音乐家的故事”之类的东西报告上去，在他们眼里，那些都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主席对那类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如这个姓韩的大学生，他摘选波兰大音乐家肖邦的恋爱故事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奇闻轶事给主席，主席看也不看就原样退回。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一次彭达彰给我们开会，对大学生们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彭达彰还要我给他们大学生传授经验，我年纪比他们还小，实在也讲不出什么经验来。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比如，有个过去的名人，现在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有点俏皮，我看到后觉得这个名人的意见、想法有内容，主席会关心，就送上去了，结果主席还真看，看了就划圈。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有的人当然就不服气，说：“你送的主席都看，我们送的都挺重要的，主席怎么不看呢？”
　　其实这里面没有啥复杂的。我这个人就爱琢磨，从小见到无线电，觉得很神奇，上初中就自己鼓捣出一个短波收音机，收听很多同学都听不到的无线电节目，同学们奇怪，戚本玉(那时我还不叫戚本禹)怎么知道那么多？现在，为毛主席搞报章摘要，我也开始琢磨，一开始，看到主席对我们的批复各不相同，我更开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觉到毛主席虽然也是大学问家，博古通今，还常常赋诗作词，但建国不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让国家大定，他重视的东西一定都与全国大局有关，比如当时的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或者是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比如我送的名人轶事、趣闻，那些趣闻、轶事里是带着意见和思想的，不是光逗乐的。所以，主席都划了圈，有的还点点划划一大片。时间久了，我摸到的脉络更清晰了，送什么主席都看，都划圈就一点不奇怪了。而那种无关国家大定、无关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东西，或者官样文章，当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现在我还想，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都把肖邦的恋爱故事之类的东西当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领导的秘书那样，心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建国之初短短几年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更不可能发生了。不妥！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新华社前身是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红色新华通讯社，在成立的当日创办了《参考消息》油印小报，专门摘编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一些国外的消息，给中央最高领导参考。进城后《参考消息》更加兵强马壮，林克是主席的英文秘书，也是《参考消息》编辑组的组长【注2】。《内部参考》那时一直仅限党政军高级领导参阅，而且是比《参考消息》密级还高的一个中央最高层参考读物，后经过完善就搞得跟一本杂志厚薄差不多，每期大约100页，到1955年前后更成为一个很定型的内部读物。《内部参考》一诞生，就不再是像之前我们秘书室搞的那些报摘是专门给主席一个人看的。在文革中，主席对红卫兵的油印小报很感兴趣，曾专门叫“一组”的人给他收集各种小报。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历史关注的。

2．2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我搞的那些报摘主席都看，田家英开始重视我。有一天，田家英找我谈话，他说，你理论问题好像比其他人懂得多点，你来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吧！就是给毛主席做书童，主席要看什么书就给他拿去，主席看过的书退回来要整理好、上架，要借书就到图书馆去借……。田家英是领导，他发话了，我也不能不服从。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本来是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事儿。但我当时没当回事儿，还觉得受了轻视似的。心想，给毛主席管书，就跟过去管御书房似的，也还行吧。这个工作，我的前任是史敬棠，史敬棠之前是蔡沫。蔡沫在五六十年代是马列学院的秘书长，院长陈伯达一般都不去，蔡沫实际管的是院长的事儿【注3】。从这就能看出，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管毛主席的图书的，而我开始还瞧不上这工作。实际上，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工作重要，什么工作不重要。
　　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图书都是从延安开始慢慢积攒下来的，最早只有几个箱子，到五十年代初也只有五个小书柜，摆起来不足一面墙，一些重要的书一般要锁在箱子里。我对所有书都很有兴趣，每本书都翻，几乎把主席看过的那些书看了个遍，第一次真正知道毛主席是党内读书最多、也最会读书的人。党内没有一个其他领袖是像毛主席那样认真读书的。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从第一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出的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第二卷、第三卷主席批得比较少。应该说《资本论》第一卷，毛主席精读的，第二卷、第三卷是略读的。
　　不仅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恩格斯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也是批得密密麻麻的。这些已经发表过的。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苏联的两本政治经济学，主席不仅看，而且找邓力群、陈伯达、田家英他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以后，主席有很多批示。这些批示现在由邓力群整理出来了，五大本。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示，能形成一本著作。现在有人说他没有读过经济学，那是胡说八道。他不读经济学，能搞得出来那么多东西吗？批评他的人，读过经济学吗？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经济学吗？中央文献出版社应该把毛主席批示《资本论》的全部影印出来，驳斥那些说主席没看过《资本论》的人。还有《左派幼稚病》这本书，彭德怀自述里说，主席都翻烂了，然后送给彭德怀看。这本书后来哪去了？康生也看过这本书，他说：“这书大概给彭德怀吃了，找不到了。”
　　有诬蔑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不看科学的书，不懂自然科学。实际上，中央委员里，除了几个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读那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在文革中)陈伯达经常一讲完话就喊一个口号：“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就批评他说：“谁叫你们一天到晚老歌颂我呀？你这句话就不通”，“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世界上没有什么光焰无际的东西，这个宇宙本来就是无际的，你怎么还能超过宇宙呢？无际的，没有边际的，我们地球上一个小小的人，讲一句话，讲个思想，怎么能无际呢？怎么能超过宇宙呢？”“光也是有际的，不是无际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光是曲线运动。而且光也会弯曲，会弯曲就不能无际。连光都不能无际，我毛主席思想多少年以后，就被别的更好的理论代替了，怎么能无际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永放光芒，太阳最后都要毁灭，多少亿年以后就没有了，怎么能永放光芒呢？”我后来看了，爱因斯坦真是这么讲的，光真是曲线运动，毛主席用很通俗的方法跟我们讲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让我们知道了光不是无际的。还有，氢弹爆炸后，毛主席给我们解释爱因斯坦那个质能互变公式，讲爱因斯坦的理论，很通俗的，那么多人讲那个理论，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讲的那么通俗易懂。讲质量与运动互变，质量重了运动就慢，质量轻了运动就快。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公式时，总理还在，总理也懂，还能做些补充。所以我说中央委员，包括刘少奇，读书都读不到毛主席这个程度。我就没听刘少奇讲过自然科学。当然，总理是很懂自然科学，至少比我懂。
　　毛主席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西游记》，他也阅读非常精到，光是对它们的批注，现在出版了，就能当一本古典文学评论读。他那时的藏书里面还有一些外国文学，像别林斯基著作的评论集、高尔基的小说集、霍桑的小说集都有【这后面提到有本《毛腾记》，说是旧版的小说。这本书我不知道，是霍桑的？还是谁的？或者是中国的？】。他看没看托尔斯泰，看没看过《复活》，我不了解，但他肯定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什么》。还看过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因为他给女儿写信讲过这些书里的故事，要没看，怎么讲呢？有人挑剔说毛主席不读外国文学。这些不是外国文学是什么？他不是搞外国文学专业的，他要指挥打仗，要领导建设，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那时已经看这么多西洋文学和俄国文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马列，尽读二十四史，尽读古代的书。这是胡说八道，单凭他那时读过的书就能证明。他总归是比批评他的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你搞西洋文学的，你看过马列吗？你像他那样研究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吗？你看过爱因斯坦吗？毛主席也只是一个方面，只能搞一方面，他能阅读这么广泛，就算全才了，共产党领袖里还有第二个吗？没有！而且毛主席看书，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去看书。他把看书与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从看书里吸收理论养分，在实践中形成思想，再创造出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讲怎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马列没讲过的。苏联革命是城市暴动，那农村暴动怎么搞？在工人阶级力量缺乏的地方革命怎么搞？毛主席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还觉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适合他们的情况哩！我觉得，光凭这个革命理论，毛主席就把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有一次我问林克：“主席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书？”林克说：“主席除了开会、写东西、和中央委员商谈问题之外，整天就是看书。吃饭很简单，几分钟就吃完了；平时讲话很少，除非是跟群众在一起；跟我们说话不多，有时候休息才跟我们说说话；跟服务员很友好，但也不多说话；跟江青说话都很少。”林克还说：“主席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他是边如厕边看书。”我那时做了一件事，不太合规矩，但现在也不后悔。我把毛主席看过的书、做的批示，抄了很多下来。我先去买同样的书，比如毛主席看李白的集子，线装的，我就去买来；有的书，主席看的那个版本我实在找不到，就找类似的版本。然后，都按照毛主席的读法去读，毛主席划一个圈，我也跟着划一个圈。我这样抄写过的书有厚厚的一摞。有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人的，毛主席批了很多，我找了好几个旧书店才淘到同样一本，拿回来就照毛主席的书抄他的批语。一本李达的《哲学大纲》，一本好像是艾思奇的《哲学选集》，主席都批了很多，我也都下功夫边看边抄下来了。另外，像《聊斋》、《西游记》、龚定庵《笔记》，上面也有毛主席的批语，我也照抄下来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毛主席批语说那是空想。我没有买到一样的版本，就找来类似的版本，一页一页地抄下主席的批语。这些书我1968年出事后都被抄走了，我1986年从监狱出来后，有些退了回来，有些没退回，没有退回的，估计也是读书人拿走了，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了，而《聊斋》、《西游记》、《乡村建设理论》就还在。
　　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给买的，有的是书店送来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凡是叫我去买的，我都要买两本，一本是我自己花钱给自己看并用来抄写主席批语的。给毛主席管书是一个大学问。那不仅仅是保持书的干净、整洁就行了，而是还要进行分类、修补、修复。这些我那时都不懂。有一套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图文并茂，毛主席看过好多遍，江青、田家英也看过。主席曾经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但是警卫战士一般不懂爱惜书，看掉页了，能给塞回去不丢就不错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爱惜却不周，就破散了、掉页了。我想，这书既然看的人多，就必须用结实的东西钉牢它。订书钉又钉不透，想到有的书是铁丝装订的(没想人家那是用机器钉的)，我就也想用细铁丝去钉牢它。我到外面买了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锥子和铁丝，锥两个洞，用铁丝给钉上了。钉了以后没检查，不知道把里面的字也给钉了，就在外面用牛皮纸信封上拆下的牛皮纸贴上，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虽然那字不太雅观，但我还挺得意。不料田家英回来一翻，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能这样搞呢？”我说：“这书破了。”他说：“破了也不能这样钉呀！铁丝钉，一有潮气，几天就锈了；纸张被这种铁丝摩擦，就更容易碎了，那不是更容易掉页吗？怎么能这样搞呢？而且你这“西行漫记”四个字也写得不好，你得找个书法家，字写得好的，写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书现在又是铁丝钉，又是浆糊粘，翻还翻不开，字也压上了，这样还怎么看呢？”我再看看自己弄的，实在是个劣等品，脸当即就红了，连忙说：“做坏了，对不起。”田家英说：“你不懂，先来问问我呀！这是毛主席的书，咱们都得爱护！”随后他就去找来一个姓洪的、会针线活儿的大姐来，吩咐她先去买来丝线，再把我用锥子戳出的洞抚平，然后把厚书拆薄，用针扎一部分再扎一部分，用丝线在边上绞一个很小的扣，完了再涂上一层胶……。都完了，他又找来书法家陈秉忱，在书面上和书脊上都规规矩矩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才放到书架上去。
　　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前夕。有一次，毛主席的警卫过来，要田家英马上送朝鲜的地图过去。可就在这个当口，田家英出去玩了，不知在哪个地方喝酒。我和他一个办公室，我也是他很信任的人了，平时他出去喝酒，有什么事我就帮他挡着。我那时知识太少，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的是指挥打仗用的军用地图，就把办公室的朝鲜地图和一张有南北朝鲜分界线和美军的分布位置的小地图，一起送过去了。后一张图是我从一本美国分析朝鲜时局的书里搞下来的。主席拿到地图，说不是要这种地图，要军事地图。一问，知道田家英不在，是田家英底下的人找的，就把那张小地图留下了，让警卫把大地图退回来了。警卫回来说，主席要的是军事地图，不是这个地图。我知道军事地图就在军委总参里面，但军事地图是机密，我级别太低，谁也不认识我，打电话过去不管用。那时没有手机，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到应该有老干部知道田家英的去处，就马上去找老干部。果然他们打电话找到了田家英。我跟田家英说：“毛主席要朝鲜的军事地图，我找不着，我送了一个地图去挨了批评了。怎么办？你赶紧回来！”他说：“哎呦，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我现在就给军委打电话，马上叫他们送来。送来后，你马上送主席。”
　　当时军委在地安门，半个多小时，地图就送到了，是骑摩托车送来的。我一拿到就赶紧交给毛主席的警卫。过了一会，估计警卫已经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电话问：“这次对了吗？不对，我再去换！”警卫说：“对了，主席正在看呢。”田家英回来后，又打电话问军委的人有没有比例更小的地图，特别是丹东的地图，要有就也送来。田家英真是聪明。果然，主席那里又来人要更详细的朝鲜地图和我国丹东的地图了，要那种连小村庄都详细标出的。田家英马上送去，这下主席就高兴了。当时那样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人当初测绘的。这件事，促使秘书室立即加强了毛主席的图书管理，调进了一大批地图，近有日本的，远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调来了。我用铁丝钉书这件事，让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可能不是个能管好书的人。我送军用地图出错这个事儿，也让田家英感到不太好。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逄先知。逄先知是从青岛华东革命大学来的。他接任后，知道自己看书是次要的，把书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训，主动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动把凡有破损的书都请洪大姐修补好。逄先知做这件事是称职的，他能向懂的人学习怎样管理和保护图书，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毛主席出差要带的书，他也都能准备得很好。而这些事我都没能做得足够好。不过，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是经他的手置办的，包括苏联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书籍。那时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书出版就马上要买来，后来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论书籍都会主动送过来，到1957—1958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有了两屋子书，再后来就发展到几屋子了。
　　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就购书数量而言，逄先知具体购置的最多。当然，田家英作为当时的负责人贡献还是很大的，这个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后，有一个姓徐的也做过主席图书管理工作。这是个有心人，后来写了一本《毛主席读书》的书。
　　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但人还在秘书室。常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还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大致情况，继续偷师学艺，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读书轨迹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人民情怀和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深谋远虑，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为自己有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经历感到自豪，还常因为这段经历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命。

注释：
注1：李顺达，申纪兰搞合作化事迹扼要(后补)
注2：有人说毛泽东不懂国际，没出过国，土包子。林克跟我说过，主席对外国的了解，不仅超过他，而且超过了他们新华社《参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说：“这个《参考消息》我都不仔细看，送到主席那儿，主席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说国内除了专业部门的，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这样读《参考消息》。那个《参考消息》是大本的，林克说：“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儿看，主席看的《参考消息》都在我那儿，上面圈过划过多少。”他对哪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都十分了解。古巴，几百万人口，和美国打了几次；委内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张口就能说出来，讲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员里面，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点，其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外国。
注3：文革中，蔡沫被陈伯达逼死了，因为蔡沫经常跑田家英那儿，不大听陈伯达的，群众斗他，自杀了。毛主席知道后说：“呜呼哀哉，怎么死了呢？”庐山会议的时候【哪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批评陈伯达：“你把蔡沫逼死了，还要开除人家党籍，你不比别人好，也是很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