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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2016）
第九章 撤销工作组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2．邓小平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5．两起风波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的高龄，在武汉长江里畅游一个多小时。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九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九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
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
2．邓小平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江青是7月20号回到北京的，她一回来就跟陈伯达交换了意见。然后由陈伯达在钓鱼台16楼主持开了一个文革小组的会议。江青在会上提出，我们是不是向中央建议撤销工作组？陈伯达虽然有点犹豫，但还是表示了同意。我们全都同意江青的意见。
在接下来7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许多工作组以党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实他们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组因为整群众，而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如先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发言的语气很软，有的地方简直都是在哀求。刘少奇他们还是没有理睬他。后来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是“跪着造反”。
在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认为高校运动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怎么就要把工作组给撤销了，撤销工作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给否定了。这时，总理说，陈伯达所说的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呢？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整了学生，很多提意见的学生受打击，有自杀的，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先缓和一下？总理又指出，工作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组不了解情况，就会干出不理想的事情来。让他们先撤出来，让群众自己先搞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再说。
总理说得比较委婉。陈毅也在会上说，不如让学生自己搞搞看，让他们自己搞，无非就是乱一点，乱了，我们再去，或许就好点。陶铸支持陈毅的想法。当时就只有总理、陈毅、陶铸讲了这么几句话，其他人没有讲这样的话。李雪峰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他说，派工作组去学校，问题不大，工作组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局面稳定下来了，不能只看到一点问题就撤！
这天的会议没能做出决定，第二天7月22日接着开。陈伯达又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发威了，我原来还不知道邓小平这么厉害。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看工作组问题不大！没有工作组的话，下面还要乱，还会出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他很激动地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一句话都不敢吭。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倒没有讲多少话，讲得最凶、音调最高的是邓小平。最后他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这是我进中南海十几年，第一次看到邓小平脾气那么大，他双手叉着腰，质问陈伯达，你们搞过群众运动没有？没有政策搞什么运动。你见了风就是雨？党中央的决定，就这样否定了？谁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话的口气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总理也没有再讲话。按一般程序，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会议决定不撤销工作组了。为什么邓小平后来被称为第一号走资派呢？就这一幕，他也是够资格的。
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吗。江青向我们转述了主席的话，我们感到心情沉重。从主席的话里，我听出来主席这时已经对江青、陈伯达、康生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进行了郑重的考虑，并已经有了决定了。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主席接见了中央文革全体人员。陈伯达、康生、陶铸、江青、张春桥、尹达、王力、关锋、我、穆欣都参加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向主席汇报了情况，主席讲了话。我当时有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
毛主席在讲话中，主要讲了要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来搞等内容，同时还说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书记处也不行了。你们文革小组，是代表群众的，做了不少好事，群众最拥护你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群众拥护戚本禹、关锋他们，不听自称代表党中央的工作组。主席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天下人不之丹朱而之舜”，意思是说现在群众有问题找中央文革，不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了。主席之所以表扬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学生受压制时公开表态支持了学生。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华北的李雪峰，东北的宋任穷，中南的王任重，华东的陈丕显等各大区书记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主席讲了话。主席在讲话中继续批评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批评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组，批评他们不许群众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准他们打电报给中央文革。主席说，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凡阻碍运动的，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的。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
主席还说他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张承先的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是起阻挠革命作用的。主席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革命运动。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毛主席说全国90%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建议中央下令撤销工作组。
主席这次讲话非常重要，表明主席已经下了要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斗争到底的决心。而且主席的态度非常鲜明，在接见我们之前，他虽然反对压制群众，但还没有正式提出撤销工作组。主席决定重要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和刘少奇斗争这样重大问题，他会找很多人来谈话，看很多资料，考虑很多问题，然后才下决心的。他的这次讲话，向我们明确表态反对派工作组，而且认为派工作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负责。主席还说，召开派工作组的会议的时候，我不在。是他们主持的，我不知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他又对我们说，你们都应该到群众里面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我跟关锋说，我们俩应该写一篇文章了，把主席最新的精神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写了一篇《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文章，作为《红旗》杂志社论发表了。这个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学生们都把文章里面重要的话做了摘录，抄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后来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
主席的表态，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这期间主席还有几个重要讲话，有些我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刘澜涛还是谁，曾整理过一个材料，里面有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多次讲话，其中包括接见大区书记时的讲话，比较全面，可惜我找不到了。我记得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不是跑各个大学，就是参加各种的会议。每天每人要工作差不多18个小时，很紧张。
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陈伯达都到北大等学校去看了大字报。听说主席自己也在一个凌晨悄悄地去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主席对刘少奇他们说：中央文革现在都下去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跟群众在一起，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1966年7月25日以后，中央领导就分头到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去。总理去清华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邓小平去人大，江青到北大，我和关锋到地质学院、北师大，王力到中学。
刘少奇选择了建工学院，他让中央文革派一个人跟他一起去。他先叫陈伯达去。陈伯达一看刘少奇挨主席批评了，他哪里还敢和他一起去啊？但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他也不敢得罪他。于是他叫王力、关锋去。可他们都说晚上有事，去不了。陈伯达就对我说，没办法了，只好你去了。我也不愿意去。我说，江青叫我今天晚上跟她一起到北京大学去，我答应了，不好改。陈伯达就说，江青那边，我帮你去请假，你今晚就不要去北大了。刘少奇这边，他要中央文革去一个人。他是中央的副主席，他说要人去，我们一个人都不去，我怎么交待？你必须去，没有商量。我没办法，只好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开小组会，江青知道我跟着刘少奇去了建工学院，向我发了火。她说，你怎么跟着刘少奇去建工学院？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去北京大学的吗？我说，我是说好跟你去北大的，但是陈伯达一定要我去建工学院，他说他负责帮我向你请假。她说，他什么时候替你跟我请假了？问陈伯达，他又是照例地装糊涂，说他忘了有这事。还好关锋在边上给我作了证，说的确是陈伯达要老戚去建工学院的，老戚说，他已答应江青同志一起去北大。江青知道了事情经过，就反过来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说，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去了。后来主席听江青说了这事，说，你们当初答应让戚本禹陪着去是不对的，现在答应去了而又不去，那也是不对的。江青从主席那里回来，向大家传达了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主席说的对，我应该继续跟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果然，在我陪这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开会的时候，工作组的人就说我支持反动学生，支持反动言论，对我进行上纲上线。还把他们听来的我在轻工学院说过的话拿出来批驳。陪同刘少奇一起去的余秋襄也指责我，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什么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么。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里的反应跟他事先通通气。可是，主席没有交代让我跟他说的事，我怎么能跟他说呢？我若主动去跟他说，那不就犯了和田家英一样的错误了么。当然，当时如果他来问我的意见，那我是可以跟他说的，但他又没来问我。他那时一心“反干扰”、“抓游鱼”，精神亢奋，偏听王光美和那些大人物的。我即使跟他掏心窝子说实话，他也听不进去呀，弄不好再打我个“八司马”。
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后来不知怎么被传出去了，第二天学生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们拥护戚本禹，反对工作组。还有些很偏激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狗胆包天，敢攻击中央文革等等。我们在建工学院开会的时候并没有学生参加，我也没有跟学生接触，开完会就回钓鱼台了。刘少奇不会去传，谷牧、余秋里他们更不会传，那学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计是工作组里的人告诉学生们的，工作组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天，刘少奇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是我去给学生报的信。可是他不来问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了。
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
5．两起风波
江青去了北京大学，她在北大发表的讲话中，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江青的讲话很受北大师生的欢迎。
在江青讲话的过程中，底下有人递了张条子给江青，条子上写着。我们系里有一个人，自称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组来整我们，她说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请问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为什么要支持工作组？
江青看了纸条很生气，当场就把纸条上所说的那个人讲了一顿。这件事当时在群众中还很引起了波动。
在江青讲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她的边上，周围还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
过了一天，李讷来找我。她跟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给你，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家事”。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引起了主席的误会。我就跟李讷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预你们的家事呢？可李讷说：“这我相信。但爸爸让我带话给你，我总是要带到的”。听了这话，我也无话可说了。我想，很可能主席怀疑这件事是我告诉给江青的。其实知道这事的人很多，江青并没有瞎说，她说的都是事实。只是在这样的群众场合下说这事，也确实是不很妥当的。主席是知道我经常给江青反映情况的，江青在向主席汇报时候，也常常会说，本禹怎么说怎么说。主席就有一个印象，江青的许多事都是听我汇报的。可是这件事却真的不是我汇报的，其实在这之前，我连那人是在北大念书的都不知道。但是主席叫李讷带话给我，我也不能再去向他作解释的，甚至在江青那里，我也不好去说的。我只好把主席的话谨记在心了。后来主席见到我的时候，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派到北京中学里面的工作组，有许多人都是从中央团校调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个中学，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工作组，他当场指着学校工作组的组长说，你站起来，我现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销你的工作组组长职务。那位组长在被王力宣布撤职后，就被学校里的学生给打了，打得很惨，伤得很重。中央团校的人抬着被打伤的工作组组长到中央文革来告状。他们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们的人马上把情况反映到了我这里，我不相信王力会叫人打他的。只是在王力讲话以后，那位工作组长挨了学生的打，两者有点关系，但不能说是王力叫打的。中央团校来的人还说，戚本禹是从我们中央团校毕业的，我们要找戚本禹。我那时离开团校已经十六年了，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说啊？我就让靳耀南去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派了中南海的一位医生陪同被打伤的工作组长去医院治疗。还答应他们，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回来以后，马上就向他们汇报。这样才平息了这件事。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主席在连续几天所作的谈话中，都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1966年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这个文件修改后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在会上毛主席提出撤销工作组。7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三楼。这样一来，三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
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照例要到到会场的四周去查看一下的。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
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向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
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三楼，然后二楼、一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那么多人在一起喊，那声音震耳欲聋。那时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千万别引起楼板的共振。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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