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第十一章 红卫兵运动
1．毛主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鉴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毛主席曾就“接班人”问题讲过很多话，并亲自写下了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1964年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其中心的意思就是，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其主要的目的，除了要防止党内的一些“当权者”为了谋取其自身的利益而走向资本主义之外，再一个就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在这场运动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和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大学校。
在中央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五一六通知”后，7月24日，经毛主席批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改革高考制度，全国所有的高校推迟半年招生。稍后又决定全国的大、中学校停课半年，让大、中学生投人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锻炼成长。所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
可是当学生运动起来以后，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打击。而刘、邓所推行资反路线依靠的是各级党委组织。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历来由各级党委领导下、由上而下进行的群众运动，改变为让群众由下而上来进行的一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而各级党委都要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接受群众的考验和检验。
在“十六条”发表以后，首先起来响应的也正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勇于批评学校党委领导的错误，从而打破了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所形成的思想禁锢。
2．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早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取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在开始的时候，它的影响并不大，只是众多的学生自发组成的团体中的一个。后来他们受到了学校工作组的压制，一度被视为“非法组织”。于是在6月24日和7月4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7月底的时候，他们把这两张大字报的稿件交给了江青，江青马上把它转呈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后，7月31日就写了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表示支持的复信。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寄出去，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印发的。不过很快这封信就传到了学生当中去了。这样一来，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各个学校里，很快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纷纷提出了要见毛主席。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和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受了红卫兵小将宋彬彬给他带上的红卫兵袖章。此举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把毛主席称为是他们的“红司令”。从此，红卫兵运动就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了。
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纷纷从各地赶来北京，都想见到毛主席。于是全国就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串联高潮。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人数不断增加，接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多红卫兵来北京，住什么地方呢？主席说，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实在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可以在各个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宿舍挤住一下。中南海也可以让出点地方给他们住。可就是中南海让出地方也容不下那么多人的。于是就动员各个机关、学校腾出地方来。还不行，就只好安排他们分散住到市民家里了。北京的气候，过了10月就逐渐变冷了，很多南方来的红卫兵没有棉衣、棉被。我们就去动员各单位和市民们拿出自家的衣被来帮助他们。光这些事情，就让那些负责接待和安置红卫兵生活的人感到疲惫不堪。
实际上，主席也非常劳累的，即使后来安排他坐着敞篷车去接见，可一天坐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无怨言，仍然坚持要不断地接见。很多人都对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这样的。一次，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看见我，就跟我开起了玩笑，说戚本禹也来了啊，你是山东人，你祖上和戚夫人是一个家族吧。他说，戚夫人多才多艺，后来死得很惨。我说，我听族中的老人说，我们是戚继光的后代。不过戚夫人倒也是我们山东人。日后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戕害戚夫人，这个仇恨一直传到戚氏的后代。在我们山东老家，戚、吕两姓是不通婚的。主席说，哦，还有这事？我说，是的，不过交朋友是可以的，我就有一个姓吕的好朋友，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主席听了说，那当然，你们是现代人，是共产党。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时，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主席还问，怎么孙中山的语录至今没有人去编？
3．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后8次，共计接见了1000 多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群众。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群众的壮举，使得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了一股波涛汹涌、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上千万的青少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又到许多地方去串联和参观革命圣地。然后把他们看到的和学到的革命精神带回到各个地方。北京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到了各地去。这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局面就真正地形成了，毛主席不愧是发动革命群众运动超一流的高手，他就是通过支持红卫兵运动，而动员和推动全国广大群众起来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燃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初始，在红卫兵组织中，主要是由一些“高干子女”在里面起主导的作用，由于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接见，很多学生组织也都加入到红卫兵里面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先后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
“一司”是汪东兴支持他女儿汪延群（轻工学院大学生），联络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汪东兴求着江青和我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但我知道，汪东兴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挺支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来他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才转过来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江青倒是去了。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还当上了“一司”的司令。江青对此很反对，她对我说，这样不好。他汪东兴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样一来，人家会以为，他女儿做的事都是主席的意思了。汪东兴知道了江青的意见后，就叫他女儿辞去了司令的职务。“一司”改由其他人负责。
“二司”其实主要是各大学保工作组的保守一派红卫兵组织成立的。但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等也参加了二司。江青对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比较看重，总把他当作一个有希望的好青年看待。而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对北京高校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江青也参加了一司的成立大会。但我没有去。
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保守派组织得到过往工作组领导与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而造反派组织则积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反映他们继续受压的情况，寻求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江青跟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那些在工作组时期敢于起来造反、批评工作组路线并受到打击的学生，支持他们成立造反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于是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各个学校进行联系，支持他们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我对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说，一司是官办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让他去和蒯大富一起联合各校造反派组织成立个“三司”。“三司”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可江青却因为正好有事没有去参加。其实如上所述，“三司”是江青叫我去支持成立的。“首都三司”在全国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1967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都参加了“红代会”，被称为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这些才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主要的力量。他们与那些依仗着自己“高干”、“革干”出身，到处乱打人、乱抄家的“老红卫兵”、8月25日先后成立的“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以及1966年12月由这些组织演变而成的“联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西纠”、“联动”等，它们只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支流和逆流，它们只能代表那些自以为出身“高贵”，而后来却千方百计维护特权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攻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广大的青少年学生。
不过，这“五大领袖”和我们中央文革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聂元梓那时已经45岁，比我大十多岁，跟江青都差不多大了，还自称红卫兵，实在有点滑稽。聂元梓和王任重走得比较近，她经常去王任重那里。王任重当时虽然只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在文革小组里面，他根本就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对江青他也只是表面上敷衍着，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王任重的背后有陶铸在支持着他。我认为聂元梓靠着王任重对她支持，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由她及新北大公社控制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排斥其它造反派组织。她背地里将中央文革分派，以自己利益需要为是非标准。她对我则采用又打又拉的方法，她曾当着我面，跟江青说我的好话，挑唆我和王力、关锋的关系。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心里并不信她。
在地质学院，开始我们支持的是朱成昭，，可是朱成昭到了1966年底就跟着叶剑英女儿叶向真不听中央文革的了。于是经文革小组会议讨论，1967年3月5日，由我召集地质学院东方红内不同意见的代表在政协礼堂开会。在听取他们意见后，宣布让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朱成昭与叶向真交好以后，与我们的关系也就疏远了。我出狱以后，朱成昭来找过我。他跟我说，那时候他跟着叶向真经常到叶剑英那里去的，叶剑英经常给他们出主意，朱成昭说，那时在他的心里面，那边的分量比我们中央文革要重得多。所以他就听他们了。
当时搞得较好的是北师大。谭厚兰看上去人个子很小，但能力很强。她较会团结人，她对学校的教授，老师都很尊重，所以在北师大，对立面的力量很小。聂元梓、蒯大富等都看不起谭厚兰，可搞得好的还是谭厚兰。只有王大宾是支持谭厚兰的。江青也看好谭厚兰。什么事情布置下去，她马上能落实下去，没有多少人反对。聂元梓，蒯大富就不行了，他们那里的对立派很厉害。后来要选派红卫兵代表访问阿尔巴尼亚，五大领袖都想去，最后是主席指定了谭厚兰去。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也搞得不错，虽有不同意见，但整个学校还是团结的，没有发生组织上的分裂。北航红旗也不错，始终保持团结，没有分裂。搞得最差的倒是清华、北大。清华四一四的主要头头也是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对蒯大富有不同意见。蒯大富不能正确对待与处理，不能团结好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致使清华井冈山分裂、对抗，直至发展到武斗。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时说，他也不赞成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所宣示的主张。主席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其实是对井冈山有利的。可蒯大富却跟工人打起来了，还打死了人。这也是派性膨胀，讲到底还是头脑膨胀，私心膨胀，忘乎所以。文革运动失败，这些造反派的领袖也是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
当时我在各大学一般都不大直接出面的。有什么事情，就把这几个”领袖”找来一说，让他们出面去做，这样的效果反而好。这也是我以前搞地下党工作的时候得到的经验。我还经常给他们一些点子，比如怎样掌握高音喇叭（现在叫“掌握话语权”）、怎样行使行政权、怎样控制交通工具（汽车）以及怎样组织会议、维护秩序等等。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那时的财务制度很严。而学校党委把财务权都交给了保守派。我就跟造反红卫兵说，你们得想办法把会计争取过来，如果争取不过来，就查账，调动他们的工作。那时中央机关的钱都在总理和李先念的手里，我们中央文革手里一分钱都没有的。这时，我就叫他们去找总理和李先念批钱。总理心里恐怕也清楚是我在后面给他们出的主意，所以总理对我说，国家财政困难，要叫红卫兵节约闹革命。当然在我给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出主意的时候，那保守派组织后面也是有人出主意的。
在中学红卫兵当中，我直接联系李冬民、刘刚这些中学红卫兵的领袖。中学里的事，通过他们就基本能掌握起来。
由于我和大、中学校造反红卫兵联系最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叫成是“戚大帅”。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几次找江青，要调我兼北京卫戍区的政委。江青没有同意。
到了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就很少像以前那样活动了。那时，我已经被一些人攻击，将造反派做的一切错事、坏事都说成是我幕后指使的，说我是他们的“黑后台”。等到我也被审查了，我心里明白，红卫兵和他们的“五大领袖”的厄运也快要来到了。
4．红卫兵与“破四旧”
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
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
在1966年第四季度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有人曾印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好像叫“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的战斗成果”，作为会议的参考资料在会上分发。内容是怎样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把他们的家也给抄了，还抄出了很多金银珠宝。小册子里面还有很多抄家物资的照片。我看了这本小册子以后就问总理，说这些抄来的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的物资都是由“首都工作组”统一收缴的。
但实际上，好些“抄家物资”还是流落到社会上去了。我记得，一次在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卫戍区的战士在打扫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挤丢的东西，其中除了被挤掉的鞋子、提包等物品之外，还有大量的黄金和珠宝，足足装了满满一大箩筐。这些黄金珠宝都是那些去抄家的人私藏在自己的口袋里的。江青看了这筐东西之后，就说了句，看来小将也有私心啊。当然，这些黄金珠宝大部分都交给了银行等部门。我说，最好要搞个手续。总理说，那当然。后来傅崇碧把银行等部门的收条拿来给我们看过。
关于“首都工作组”，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书写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给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这副字可以称得上是主席书法中的精品。文革一开始，林铁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组”派人去抄了林铁的家，他们搜出了毛主席写的这副书法作品。不知为了什么，他们把这副字给了林彪。后来，林彪叫叶群来跟江青、主席讲，林彪看了主席这幅字，爱不释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里看。叶群问主席能不能把它转送给林彪。当时，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算作同意。后来，林彪就找了一个文物专家把这幅字上面写的“林铁”中的“铁”字去掉，补上了“林彪”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后，这幅字应该是被中央办公厅拿走了。
与“首都工作组”不同，当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怎样支持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对群众提出的“破四旧”的要求我们当然也表示支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着党内走资派，而并不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始终是非常明确的。
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5．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突破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进行的模式，变成了一场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和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运动中，毛主席也作出过许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给化解了。后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到过这个问题。从这一点来讲，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红卫兵运动，才发挥出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首创精神，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的范围内深入地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使得各地的党委领导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面临著考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为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所以能够掌握国家政权，那完全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时，毛主席经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才拥护我们。所以，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进了城，执掌了国家政权。一些人就渐渐地脱离了群众，重新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前毛主席发动了许多次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搞到后来都成了整群众的运动了。像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都是这样。这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地回到北京，而让刘少奇、邓小平按照他们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也会重蹈历史列车的覆辙。
红卫兵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各级执行刘、邓错误路线的党委的领导，而且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去了工矿企业，与那里的工人进行了串联，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到文化革命中来。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几次“南下中联”，去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运动的经验带到了这些大城市里去了，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城市的文革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万产业工人，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并不是我们中央文革组织去的。是王任重他们几个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红卫兵。他们去了上海并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而是去社会上斗“地、富、反、坏、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裤腿的裤子那种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后来总理也组织了一次北京红卫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生产是要影响到全国的。
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接到了大量的来自上海的群众来信和来访，反映上海市委执行资冲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给党委提意见，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关押、迫害等等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动员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红卫兵去上海。江青亲自找聂元梓谈了话，要她去上海揭开文革运动的盖子。江青这样做也是为了要把聂元梓从王任重那里争取过来。
后来知道，正是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上海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策划和帮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从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劳动者如何参与国家管理，人民群众用何种民主形式监督人民的公仆，防止其变为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运动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体现的言论自由；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成立体现的结社自由；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认真总结，以法律形式完善、规范。而邓小平主政后，即在《宪法》修正中，将其过往《宪法》对“四大”合法性的规定废除是不妥的。没有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有组织的力量，一切监督都会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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