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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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1．军队的造反派
2．我在文革运动中与老帅们的接触
3．我在文革中与粟裕、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吴法宪的交往

1．军队的造反派

　　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分别做过新四军和“二野”的政委，但很少指挥战斗，在军队中根基不深。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邓，军队是拥护的。那时部队的主要领导，包括一些老帅和将军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也很好。中央文革要成立《快报》组，吴法宪从空军调了一些优秀的干部来给我们。那时，中央文革的汽车不多，有时我们外出办事还得骑自行车。邱会作知道了，从总后勤部调了几台车给我们。还派了几个部队的优秀司机过来，其中有一个司机跟我说，我们首长指定我专门来为你开车的。这个司机的技术真好，有一次他送我去机场，途中他用娴熟的技术避开了一场看来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车祸。
　　可是从军队机关院校开展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军队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就开始尖锐起来了。军队内部的矛盾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当时军队里面有的领导搞特殊化的情况，比起地方来有过之无不及。由于部队在管理上都是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所以一些干部的作风也十分霸道。这些情况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来反映情况的并不是底下的战士和群众，大多是来自部队里的同级的对立面。几乎每一级领导都有自已的对立面，甚至几个老帅也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又往往与军队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山头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了。
　　按照“十六条”规定，部队的文革运动在全军文革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在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以正面的学习和教育为主。连队的战士都是掌握着武器的，如果他们也起来“造反”，那就很容易变成“兵变”。但是军事院校的学生提出来，他们也是在校的学生，所以也要参加到文革运动中来，要到北京见毛主席，要进行大串联，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后来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因为你本身就已经是兵了嘛。
　　部队是有军纪的，有些一开始就起来造反的军校学生，因为违反了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的规定，而受到了“军纪制裁”。他们认为这也是在执行“资反路线”。所以在1966年的10月，就发生了军校学生包围国防部的事件。本来这事是由全军文革小组去处理的。可是刘志坚那时已被陈亚丁他们搞了很多材料，说他在总政执行了资反路线，所以受到了造反学生的反对。而谢镗忠又过于老实，他去说话人家都不听。这时叶群就来找江青，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讲话，劝那些学生回去。于是江青就叫张春桥和我到国防部门前去见学生，我们一去讲话，学生们倒是马上就撤除了包围，退走了。
　　实际上，部队的造反派和地方的造反派是有很大区别的。地方的造反派反对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而部队造反派反对的是他们的司令、政委，而这些人却大都是反对刘、邓，拥护毛主席的。像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都是毛主席和林彪非常信任的人。后来，出来保护这些首长的人就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被称作“老三军”，而部队机关与院校批评与反对他们领导的造反派则被称为“新三军”。按当时的认识，一般认为“老三军”是保守派组织，“新三军”是造反派组织。按理说，毛主席支持群众起来造反，我们中央文革应该是支持造反派组织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对军队的事我一般都是不介入的。
　　空军文工团有个女孩子叫刘素媛，因为支持吴法宪，成了保守派。她挨了造反派的斗，造反派还要把她排挤出文工团。她人长得虽小，但很机灵，她以前来参加过中南海举行的舞会，与毛主席也跳过舞。可能是主席跟她说过，如果了解到下面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来跟他说的。大约在1967年4月，她通过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求见主席。说有很要紧的事向主席报告，主席叫徐业夫通知她来。刘素媛见了主席就哭哭啼啼的，把“造反派”怎么整她，怎么要打倒吴法宪等等情况，都和主席讲了。还说，吴法宪现在的行动都得向“造反派”请示报告。我到主席这来，也要向他们请示才行。主席听了说，吴法宪怎么成了走资派了呢？他有错误、缺点，可以批判，甚至炮轰，但不能打倒。主席找来叶群，问她怎么回事，怎么现在三军首长都受管制了？“造反派”怎么就有这么大权力？主席还让叶群去了解，看看到底谁对谁错，但主席说，不管谁对谁错，都要让部队正常工作。吴法宪是司令，他有自己的权力，进出不需向“造反派”请示，有事只能向我和林总请示。
　　吴法宪这个人，后来人家说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错了，这个人聪明透顶，大家都挺喜欢他。他是南方人，口齿清楚，他常会说一些笑话给江青听，江青见了他就很高兴。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了他和江青闹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词的，而讨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写。且有的地方则纯是编造，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与江青公开闹矛盾，讨好江青都来不及呢。
　　毛主席这么说了，老三军这派就高兴了。当然新三军当时也还是有力量的，它的后面也有很多司令、政委在支持着的。1967年5月25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25周年，部队文艺单位在此之前要搞纪念演出。这就发生了两派争夺演出场地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争夺军队文革运动的主导权问题。按照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意思，“新三军”，“老三军”在这一天一同演出。但新三军”演出却不要“老三军”参加。于是“老三军”就要单独在北京展览馆演出。可当“老三军”要演出的时候，“新三军”就组织了人去冲击他们。总理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团结起来，一起联合演出，不一起演出，我就不去看。但“新三军”还是不肯。这时叶群又来向江青求救了，江青让我和关锋去。临走时，她还特别关照我们，你们去了以后说话别一面倒，要强调团结、联合，不能武斗。告诉他们，再武斗，全军文革就要抓人了。于是我和关锋先去看了“老三军”的排演。“老三军”的演出挺好，他们演唱的是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我一进入那个环境，就被感染了，觉得“老三军”的演出很好，“新三军”他们不让他们演出是不对的。演出结束后，“老三军”鼓掌要我们上去讲话，关锋不愿意去讲，他对我说，我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陪你上去，你讲吧，你还知道一点儿。其实关锋以前就跟我说过，军队事情很复杂，你别去讲话，咱们弄不懂，不要陷进去，陷进去就出不来了。现在他这么一推，那就只好我讲了。我的讲话，完全是按照总理和江青的意思，要他们（新、老三军）团结起来，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起来，联合演出。可是后来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了的，就光说戚本禹支持“老三军”的演出，我后面那些要团结，要联合演出的话都没有了。
　　“新三军”很倔，就是不同意联合演出，而且放出话来，如果“老三军”要单独演出，那就去冲击他们，让他们演不成。肖华其实是支持军队造反派、支持“新三军''的。他是总政主任，他对演出的事有发言权。可这样一个局面出来以后，他就被夹在两派中间不好办了。他是希望“老三军”取消演出的。可林彪知道以后，就叫叶群去给“老三军”说，演出继续，不要取消。肖华和林彪的关系很好，而且林彪又是副统帅。有林彪的支持，这样“老三军”就在5月13日按计划演出了。结果“新三军”就去冲击演出。在演出的现场，双方发生了武斗，双方都有人被打伤。而“老三军”是早已做好被“新三军”冲击的准备的。这个事情一出来，军队内部两派的矛盾就公开了、激化了。
　　总理在1967年5月14日表态批评了双方，但“老三军”对总理各打五十大板不满。而这时林彪却又公开支持“老三军”。在5月23日正式演出的那天，林彪和叶群都去参加看了，还派了部队去保卫。林彪这样坚决地支持“老三军”，江青也没有办法了，也不得不改变态度，和林彪保持一致，她要中央文革也跟着支持“老三军”。6月9日“老三军”又作了一次演出，中央很多领导人包括总理都参加了，中央文革也去了不少人，我也去参加了，但江青有事没有参加。这就是表示中央支持“老三军”了。此后，“老三军”不仅自己经常演出了，反过来排斥“新三军”参加演出。从这以后“新三军”的许多人就开始挨整了，其造反派组织也都被整垮了。自此，林彪稳定了北京的各总部机关，“老三军”成了文革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属的部队院校最多，所以那里造反的学生也最集中。最早起来造反的是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的“红色造反纵队”，陶铸的女儿也在里面。记得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当面向陶铸告状，说你女儿如何如何。陶铸只是笑笑，说他也没有办法。说，你们找曾志去，她听曾志的。二军大的“红纵”率先冲击并占领了总后的大院，要揪斗邱会作。其实，毛主席和总理对邱会作的印象都是很好的。文革之初，主席写的“五七指示”就是根据总后的报告写的。邱会作确实很能干，总理说他是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这话是不错的。同时他又是林彪的一员干将。可是他平时对待下级很严厉，作风比较粗暴。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加上他和肖华两个人在当时就是有名的“花将”，所以，文革运动一来，底下的群众就起来揪斗他了。造反派整了他很多材料。开始他躲到了西山的军委驻地，徐向前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以后，就叫他下来见群众。徐帅说，哪有解放军的将军怕群众的道理啊。其实，徐帅这样做是没有错的。问题是造反群众一听到邱会作平时如何霸道，怎样搞女兵这些事情就愤怒起来了，把他打得很厉害。邱会作写了个字条给林彪，要林彪救他。林彪让叶群拿了邱会作写的字条来找江青。叶群来的时候，我也在边上。叶群说，邱会作是个很好的同志，可就一点不好，是个“花花太岁”。江青马上让陈伯达写了个手令给叶群，叶群拿着陈伯达写的手令去把邱会作救出来了。可后来邱会作却把所有的仇恨都放在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身上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就是造反派的总司令部，那些打他的人都是受了江青的指使的。其实哪有这事。老实说，那时对于军队文革的事，我们都是躲都躲不及的。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受到主席批评之后，对于军队的事情，一直都是很谨慎的，从来也不愿意多说话。文革以后，叶剑英、邓小平他们又诬陷说，那是江青同林彪的勾结，要搞乱和搞垮军队。要我说，江青如果真有这份心和这个本事，那文革的发展和结局也就不会是后来那样的了。
　　其实，当时部队的情况很复杂，绝不是一个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就可以说清楚的。实际上，这两派的背后都是有一些大人物在那里较劲的。肖华原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看了林彪的态度，又去支持保守派了。所以弄得两派对他的意见都很大。到了后来，就连叶群也大骂起肖华来了。主席只好出来说，他要亲自保肖华过关。聂荣臻为了让肖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肖华接到自已的家里。可是肖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肖华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不过，当有一次叶群来说，在批斗肖华的时候，群众让肖华在地上爬。而肖华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这事以后，异常震怒。主席说，你有错，改正就是了。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亲自下令，今后不准任何人让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要处置。

2．我在文革运动中与老帅们的接触

　　那个时候，林彪在我的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不但过去仗打得好，而且在建国以后，我听过他的几次讲话，都是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话。你看他平时好像不管事，可是他要出手来管事时，往往都是惊天动地的。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是我帮助整理的。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满意。他跟张云生说，以后他们那里写的重要的东西，要拿去给戚本禹看看。叶群也多次跟我说，林总很赏识你的才能，让你有时间去家里坐坐。可是我接受了田家英犯错误的教训，不能去。有一次，我问主席，叶群好几次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误会。这时主席正在看东西，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毛家湾。为此，叶群还对我很有意见。
　　林彪在报纸上发表过两幅题词，上报之后，我就把原件还给叶群。可叶群说，林总特别交代，原件就留给戚本禹。因为我专门研究过中央各首长的书法、笔迹（工作需要），所以能够分辨首长的批件。有一次，叶群拿了一份林彪批过的文件让我组织传阅，我一看就说，这字不是林总写的。叶群说，你真厉害。那字确实是林总的秘书代写的，但是经过林总同意的。“九一三事件”后，我看到在中央文件里，影印出来的他给林立果的那个手令，那上面的字既不是林彪写的，也不是林彪的那个秘书写的。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模仿着林彪的笔迹写的。
　　1967年的夏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在主席还没有去武汉之前，住在人民大会堂里。有一天，叶群来找我和王力、关锋，说林总想见见你们。随后她就带着我们一起去了林彪在大会堂的办公室。林彪见了我们很高兴，他说，要把文革搞好，要尽量减少负面的东西，不能武斗，尤其是不能动用枪支来武斗。他说，你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党内、军内反对文革的人很多，很多。你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很大、很大。你们一定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点。现在主席健在，我们是靠着大树好乘凉。主席不在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那时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谁也帮不了我们。我们要有备，才能无患。他向我们问了一些情况，叫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对这次谈话，关锋还专门有个追记。林彪这次谈话，我向江青汇报过，江青说，林总说得对呀！江青后来又向主席汇报，据说主席回答，还是林彪能想问题。所以“九一三事件”后，人们说林彪参与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我总是不敢相信。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分明是小孩子玩家家的拙劣产品，而林彪是个能想问题，懂得战略战术，而且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这样拙劣的军事计划，能是一位杰出军事统帅的作品？
　　叶群还告诉过我们，林彪对怎样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说，林彪不主张很快地走向共产主义。他认为，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张首先把小农经济搞成大农经济。他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那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怎样，我们现在是想象不到的。叶群说，林彪想得很深。
　　不过，我那时也发现，林彪的“山头主义”其实挺厉害。部队里其他的人受到冲击，他很少管。但是，谁要搞到他“四野”的人，他就不答应。
　　我觉得，在所有的老帅中，徐向前是最理解和最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本来在我们的眼里，觉得他是跟着张国焘犯错误的人。可是在讨论“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有个发言。他说，毛主席决定搞文化大革命，意义很重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像苏联那样就麻烦了。他还说，他看了小将们写的文章，觉得写得非常好。现在是我们这些人向小将们学习的时候了。他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这些小将，不能光靠老人。老同志关系复杂，历史包袱很重。所以要多依靠年轻人。我听了他的发言，觉得很惊奇。没想到一个平时与外界很少接触的老帅，对文革认识得那么深。我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也觉得很意外。
　　后来，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是毛主席亲自提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后来总觉得主席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很有深意的。但可惜我们在当时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一点，也没很好支持徐帅。徐向前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有意见。但是他的意见主要是埋怨中央文革对全军文革的工作支持不够。与陈毅、叶剑英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是不同的。“二月逆流”以后，徐向前向主席要求辞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主席没批准。但这之前主席却又把他列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一伙，让他们一起挨批判，徐向前也不申辩，欣然接受。唉！阴阳之道，玄妙之极。
　　我和聂荣臻的接触的不多，但我总感觉到主席对他有些看法。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只听叶子龙说，1946年主席叫聂帅集中兵力，依险布局，狠狠打击傅作义，但他没执行主席意图，竟然打了败仗。又听说1948年5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阜平城南庄主席驻地，后来査明，那个在地面上给国民党飞机指引目标的厨师，是聂荣臻夫人的亲戚。江青跟我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说那个女人（指聂荣臻夫人）差点害了主席。
　　我和贺龙的接触的也不多，但他两把菜刀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事，使我很崇拜他。我记得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看到我跟我说，有人想用制造车祸的方法来暗害我和关锋。他叫我们要小心，我和关锋都很感激他。后来有一次主席要接见他，叶群过来说，贺龙身上一直是带着手枪的，要主席注意安全。所以贺龙来的时候，警卫战士很有礼貌的跟贺龙说，现在有规定，请他把随身携带的手枪拿出来交给他们代为保管，等离开的时候再还给他。贺龙就笑嘻嘻地把手枪交给了警卫战士，我觉得他很尊重主席。以后又听林彪说他是大土匪、江洋大盗出身，对他印象不好起来。再以后又听说他曾与国民党谈判投降的事，但这件事总理都向主席否定了。但那时我已把他看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对叶剑英，在青海“三二二事件”之前，我在中央的碰头会上经常遇过到叶剑英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一直觉得奇怪。开始的时候，他是很起劲的。罗端卿下去后，他接替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还担任了“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批“彭、罗、陆、杨”和打倒“刘、邓”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积极。但是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却一直都是很对立的。后来我听到朱成昭跟别人说，叶剑英曾对他说，我们不怕乱，也不怕群众运动，就怕没有对运动的领导权。林彪事件以后，叶剑英一直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林彪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是想尽办法去靠拢林彪的。只是林彪对他很戒备。

3．我在文革中与粟裕、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吴法宪的交往

　　在对军队的元帅、大将中，除了林彪，我最崇拜的是粟裕。文革前，我曾冶制（印）一枚“粟帅帐下马前卒”的印章，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上海解放前，我曾帮助方伯康、戴觉民同志投军粟裕的部队，又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军情调查，调査材料由地下党转送三野粟裕的司令部。后来主席叫粟裕出席中央碰头会，他每次来我都亲自为他安排座位、倒茶，但是总理老叫他去处理军校各种纠纷，不大通知他出席中央碰头会。
　　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相比来说，罗瑞卿要比他主观一些，罗端卿和公安部的许多副部长的关系都比较僵。当然即使是谢富治，也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冤案，因为有些事情是中央决定要做的，那他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康生也曾经向我们坦言，说他也办过冤案的，把一些忠诚的党员给处决了，后来发现搞错了。只好给家属优厚的抚恤来弥补。那都是处在战争恶劣条件下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了许世友，他见到我就叫我“戚大帅”。我听了忙跟他说，不能这样叫。我跟他聊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三野”的东兵团和西兵团的事。他说，喔，这你也知道啊。我说，我那时是上海的地下党的一个小党员，我们天天都在关心前线发生的事情。你还是我家乡的解放者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威海。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他去过威海，那里出了很多英雄。
　　后来他被造反派冲击的时候，他叫他的夫人田普到北京要来找我。田普说，许世友叫他来找江青，说如果见不到江青就找我，别人谁也不找。我知道以后，就去请示主席。我说，田普来了，说要见我。主席说，你先叫人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事再说。于是，我叫让秘书给她打了电话，我的秘书跟她说，本禹同志现在在开会，很忙，有什么事情就请她在电话里说，他负责转告。于是，田普就在电话里说，现在有许多人要搞许世友，搞他的并不是底下的群众造反派。而是某副政委、某副司令要搞他的。我把秘书给我讲的都汇报给了主席。主席后来去上海的时候，就要召见许世友。可那时许世友躲在大别山。主席特意派张春桥去请他来上海。可开始的时候，许世友还不相信，生怕张春桥是骗他下山。后来张春桥告诉我，他是用了自己留下来给他当人质作保证，才使他相信的。我说，你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你这样说多掉价呢。张春桥说：“我当然说的很婉转的。他说他这里的事情很多，跑不开。我就说，那这样，我留在这里给你处理事情。重要的事情随时打电话与你商量，你单独去见主席。我这么一说，他才相信了。于是就跟我一起下了山。后来他见了主席，主席保了他。他很高兴，还说要打个豹子送给我。”主席让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是非常高兴的。主席派自己身边最相信的人给他当政委，这样还有谁能反对他呢。
　　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来北京解决福建问题。江青叫我去京西宾馆看看他，听他说些什么。我到京西宾馆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去了，好几个人，都是将军，在那里欢迎我。那些人都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你说一句话，他能听懂你十句。我向他们说，领导叫我来看看大家，问问大家有什么要解决的间题。他们马上说，“感谢江青同志关照。”既不提陈伯达，也不提总理，你说怪不怪！可你要是光听他们说，那可都是造反派的错，他们都是受委屈的。其实我也了解很多情况，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被他们视为异已的造反派的。
　　杨成武在文革中是与文革小组联系很密切的军队干部，所以他和我的交往也特别多。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他是老革命，但碰到我总是特别客气。他是代总长，权力非常大，军队的调动都是通过他下达的。一次他跟我说到叶剑英，他说，叶没打过仗，一直都是做参谋和情报工作，所以他在部队中没有几个人听他的。部队的人平时见面都客客气气的，可节骨眼上还是听自已老首长的。
　　杨成武的那篇《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是他让部队的几个秀才写的，陈伯达帮他修改过。杨成武对发表这篇文章表现得非常急切，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很高兴。
　　“二月逆流”以后，吴法宪常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他和杨成武的关系还挺好。可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和杨成武有些不和。我看到军队有个材料反映他作风骄傲，曾告诉过他注意。他说是空军的人串连的结果。我不愿深入下去，点到为止。记得在1967年10月以后有一段时间，杨成武因为生病，好长时间没来参加文革碰头会。有一次，吴法宪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探望他。我是想去看看他，因为上次王、关问题时，他在主席面前替我说过好话。可我的职务又限制了我不能随便去军队看望任何人。吴法宪却一定要拖住我去，硬把我拉上他的汽车，让我的车跟在后面，我也就去了。到了杨府通报了秘书，杨成武听说我去看他，就很热情地叫人出来迎接我。可能他以为是江青让我去看他的了。其实江青根本没说要我去看他。可他一听说吴法宪同我一起去的，就有点不高兴。他教他的夫人陪我到他家楼上卧室去看望他，而让吴法宪和会客室的一堆看望他的人坐在一起。这些人太多，是原华北军区的高级将领。这一下，我明白了吴法宪为什么一定要拖我去的用意了。如果他一个人去的话，杨成武有可能给他吃闭门羹。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军队高层之间，尽管表面上显得很亲热，但实际上有些人互相间的分歧很大。甚至一个山头之间也是如此。杨成武原来亦属一方面军，是林彪很信任的干将，但后来竟与林彪的另一干将吴法宪弄得不可开交，吴法宪说，杨成武要夺他的空军司令的大权，其实代总长的地位远比空司要大，说杨成武要夺空司的权应没有事实根据。而后来杨、余、傅事件暴露的事实表明，吴法宪这一边，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倒是在想夺取杨成武的代总长的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