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德国革命的历史学家里夏德·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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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德国革命的历史学家里夏德·米勒

1923—1925

　　就像德国革命的许多积极参加者一样，米勒后来也撰写了以德国革命为题材的作品。但是，其他人写的大多是回忆录，而米勒写的却是史书。他的记录将会产生长久的影响：除了艾米尔·巴尔特之外，只有米勒是从革命工长组织的视角来写作的，而且，由于他从积极参加者转变成了历史学家，所以他的准确性要远远高于巴尔特。

　　本章将讲述米勒是怎样从积极参加者变成历史学家的，并将对米勒在1924年和1925年出版的几部著作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解释。这几部著作构成了一套巨著，它共有三卷，题为《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它是第一部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反思德国革命的著作。它成了德国革命的各种事件的标准参考来源，然而，由于它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往往忽视了它对这些事件的阐释。本章将介绍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米勒，而米勒在后世的历史学界中受到的待遇，将在下一章中讲述。

　　米勒在1921年失去了共产主义工会中心主席的职务后，他似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积极活动。最后，《前进报》在1923年4月报道说，“几乎被遗忘了的”里夏德·米勒准备出版一部关于德国革命的著作^[1]，还透露说，执行委员会仅存的档案都保存在他的私人收藏里。这一点确实没错。而且还不止如此：无论他是因为担心档案的安全而想要保存档案，还是因为他想为了将来的政治进攻或防守而保存“弹药”，或是因为他早在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暗示过他以后要当一个想要“正确地分析过去”的历史学家，总之，他持之以恒地收集和保管了大量档案^[2]。他的历史著作极具价值，正是因为他保存了大量的传单、会议记录、呼吁书和德国革命的其它文件，其中有一些被原样收入了他这三卷著作的附录里。这批材料当中最重要的是厚达三千多页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如果不是米勒给自己留了副本的话，它们早就散失了，根本无从进行历史研究^[3]。

　　当米勒保存着执行委员会会议仅存的档案副本的消息传开后，自视为这些档案的合法主人的社民党便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援引了1918年以后的一些协议，按照这些协议，这些副本应当属于独立党和社民党，社民党便根据这些协议，要求米勒归还档案^[4]。

　　里夏德·米勒在写给《前进报》的答复中，承认了存在这样的协议：这些档案只有在得到两党一致同意之后才能公开发表。但他做了澄清：他持有的这些档案是他自己的私人副本，而不是应当属于独立党和社民党的副本。1919年8月，古斯塔夫·诺斯克用暴力驱散了执行委员会，那些副本当时就被毁坏了。因此，社民党对这批档案不具有“道义上的权利”。而且，

　　如果在诺斯克疯狂破坏之时，有一些同志设法挽救了这些最重要的文件，那么它们就应当为历史发挥重要的作用。诺斯克当时为什么要毁坏执行委员会的全部文件？你们现在为什么又要如此关心它们的存续？难道你们不害怕历史的审判吗？^[5]

　　《前进报》没有继续追究下去，只是发表了一篇短文嘲讽米勒：难道他以为历史还没有对他做出判决吗？^[6]看来米勒是不会轻易归还档案的。因此，他才能够不受干扰地继续写作，并在1924年秋季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从帝国到共和国》。

　　此时，米勒已经开始撰写另一部书，这部书的书名是《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的65天》（65 Tage deutsche Räterepublik）^[7]。后来这个书名被放弃了，这部书在次年作为前作的第二卷出版，加上了副标题《十一月革命》（Die Novemberrevolution）^[8]。最后一卷叫作《德国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将于1925年出版。

　　第一卷讲述的是十一月革命爆发之前的战时岁月，包括“国内和平”、柏林工会内的反战派、五金工人的群众罢工和革命工长组织的最终形成。这一卷结束于1918年11月8日的晚上，距离革命进入柏林只剩几个小时。第二卷详尽地介绍了从第二天开始的大戏——比方说，单单是讲述第一天的经过，就用去了头50页的篇幅，而且完全是从革命工长组织的视角去叙述的。接下来的170多页主要讲述了1918年11月和12月间的苏维埃运动，特别是执行委员会的兴衰、执行委员会未能抵御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事实上已经成为政府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这一卷的结尾，是对1918年12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评价。头两卷都收录了取自米勒档案库的大量文件，主要是革命传单、小册子和宣言。这些材料，以及头两卷中的非常详尽的描写，构成了当时对革命事件的最深刻的讨论。米勒在1925年又出版了第三卷，介绍了1919年的各种事件，主要是三月工潮、布莱梅、慕尼黑和布伦瑞克等地的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城市的工人进行了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尝试。第三卷实际上讲述的是革命的失败，它取名为《德国内战》，强调了军事暴力在镇压群众罢工和苏维埃运动中的作用。

米勒的历史研究方法

　　在这三卷书中，米勒反思了德国革命，认为革命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历史性时刻，米勒在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个时刻，工人阶级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换来了对自己的历史性呼吁的关注”。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给革命编写一部权威的史书，而是认为自己是在加强革命运动的自我意识、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米勒想让党赞同自己的著作。但党令他失望了。党没有支持他编写历史的工作，反而还在1924年2月指责他沉迷于写作，忽视了党的工作。米勒在自辩中指出，自从1921年起，党就不让他在党的工会活动中担任任何职务，阻挠他的工作，所以，撰写第一部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的德国革命史书，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

　　在研究最近的剧变时，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目前的运动有一个巨大的缺点：没有关注这个时期，没有关注这个时期中的各种喧嚣的事件；我们一再重蹈覆辙，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做自我批评。当然，我们有许多新战士，他们对过去的事件毫无共鸣，对他们而言，德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发展是一部紧闭的大书。

　　另外，已经有大批资产阶级人物写了很多的书，研究了——或者说是曲解了刚刚过去的历史，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人从共产主义的视角出发，来描述过去的历史，特别是革命运动的历史，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过错。我认为我有义务同这种过错作斗争^[9]。

　　他的信没能打动德共的党内法庭：党内法庭没有读过他的书（这本书当时还没有出版，也没有证据表明党内法庭能够看到手稿），便宣布米勒编写的德国革命史只是他的“私事”，因为党并没有正式委任他从事这一工作。当然，党也不太可能把这个工作委任给他。米勒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党却不欢迎这种自我批评。两天后，也就是1924年2月9日那天，米勒被开除出党。

　　我们已经知道，米勒为此在1924年10月上书共产国际，进行了愤怒的抗议。但他并不允许德共中止或干预他的写作。他在扮演历史学家这个新角色的时候，仍然跟他以前当政治活动家的时候一样，坚持自己的道路。

　　米勒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批判了精英主义史学，这种史学“把革命运动……当作是个别领袖或几个政治团体的特别的、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保皇派圈子鼓吹的“背刺神话”（Dolchstosslegende）——所谓德军在1918年本来已经接近胜利，祖国却遭到了革命的背刺——主要就是这种史学的产物。米勒想要粉碎这种神话，还要粉碎“那些完全有理由向民族和历史隐瞒自己的罪责的人”编造的历史谎言。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特地拿以前的同志艾米尔·巴尔特当靶子打，揭露巴尔特的著作《来自德国革命的车间》（Aus der Werksta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中的历史谎言，使他“深感痛快”。米勒认为，巴尔特这本书“只不过是狂妄自大的自吹自擂”。按照巴尔特的说法，巴尔特和革命工长组织算是革命的唯一创造者。巴尔特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革命密谋团体的秘密领袖，领导这个团体发动了德国革命，而这种说法正中极右派下怀。虽然极右派一般只把斯巴达克斯派和犹太人斥为阴谋家，而不包括革命工长组织，但是，巴尔特的说法却给了极右派口实，让极右派借此把革命说成是少数人的密谋，而不是群众的社会运动。

　　米勒抛弃了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阴谋论式的史学，创作了一部以“世界大战对社会、政治、军事和心理造成的影响”^[10]为最重要的背景的史书。他自觉地模仿了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发扬的历史观和国家观^[11]。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米勒在演讲和写作时一直都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者，很少引用马克思的话，但在第一卷的序言中，他专门用了单独的一章来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这段篇幅不长、却很有价值的历史—理论探讨中，他强调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连续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性，因此，他把德国革命同宏大的德国及欧洲历史联系了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月革命是失败了的1848年革命的延续，虽然舞台上的角色已经大不一样了：1848年革命未能推翻君主制，而由工人阶级造就的十一月革命却完成了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俄国的十月革命延续了1917年2月的民主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虽然是为时过早地——然而，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却没能完成这个进一步的任务。

　　米勒可能是在1922年和1923年才首次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12]。德国工人阶级的其他领袖，比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或希法亭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往往还有高级学位，但米勒跟他们不同，他甚至没有上过中学，他只能在工作和工会活动之余，出于实用目的，挤出一点时间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当时，他读过的马克思著作，还没有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著作和关于工业管理的文章多。但是，米勒拥有一种厉害的政治直觉，能够把握宏大的图景和复杂的关系，因此，在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之后，他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同复杂的理论与历史框架结合起来。比方说，在他描述工会的战争政策时，他并没有简单地指责工会“背叛”，而是解释了工会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由于工会会员不断增加，工会的行政体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产生了全面官僚化的倾向，特别是工会的内部支援和福利制度，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更接近保险与互助机构，而不像革命组织。工会自身的成功，最终催生了“储钱罐心态”，这种心态使工会变得迟钝了，不能发动阶级斗争^[13]。在米勒的著作中，没有简单化的道德评判，只有历史阐述和恰到好处的讽刺。

　　这种方法，使米勒有权自称为历史学家。艾米尔·巴尔特、古斯塔夫·诺斯克，还有比他们晚一些的菲利普·谢德曼和赫尔曼·米勒—弗兰肯都写过以德国革命为主题的书，但里夏德·米勒跟他们不同，他刻意避免写出一部记载奇闻异事的回忆录，而是要从整个工人阶级的独特视角、特别是从革命工长组织的视角出发，对革命及其失败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由于他多年来掌握了大量档案，他能够用丰富的原始材料去支持自己的创作。虽然他是自己叙述的各种事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他刻意与那些回忆录作者背道而驰，很少讲到他自己，在讲到他自己时，只用第三人称，而且总是力求客观。

　　当然，米勒的立场并不是中立的，就跟其他人的著作中的主要人物一样，他也为自己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做了辩护。他的著作中也有一些显著的疏漏，比如说，他在描述1914—1916年间对“国内和平”的反抗时，没有讲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在革命工长组织形成后的头一年里，他们并不是一致反对战争的；而在他描写执行委员会的时候，他并没有对他当时试图同社民党达成妥协的失败政策进行质疑。米勒为自己的政策、为革命工长组织的政策做了辩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站在革命工人阶级一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派性，因为他忠于自己所属的工人阶级，他才会努力使自己的著作达到学术标准。

　　这本书不光有细致的注释，还在附录中收录了大量原始材料——呼吁书、传单、会议记录，其中有不少是首次公开发表。这些材料不仅能够为米勒的立场提供论据，还能使读者对他描写的事件形成自己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这种学术研究方法，使米勒的著作从前文提到过的那些回忆录中脱颖而出，那些回忆录大多数都没有参考书目，几乎全是凭借记忆创作的。时至今日，他这三卷书已经成为标准文本，凡是想要认真地阐述德国革命的人，都不能不引用他的书。但是，他的书往往只被当成事实的来源。而书中包含的丰富的阐释和结论却遭到了忽视，因为它们会动摇东德和西德双方的历史学界的某些定论^[14]。

　　头两卷由维兰德·赫茨菲尔德^[15]的马利克（Malik）出版公司出版。封面是由出版商的哥哥、著名艺术家约翰·哈特菲尔德^[16]创作的。哈特菲尔德是画家、美术设计师，为了抗议德国战时的民族主义，他改用了英语化的笔名。他被誉为政治照片拼合术（political photomontage）的发明人，还被誉为达达运动的创立者之一。哈特菲尔德的创作给图像艺术带来了一场革命，而他的讽刺拼贴画至今仍是无与伦比的^[17]。

　　出版商显然对米勒的著作很上心。赫茨菲尔德兄弟同情共产主义，但是，尽管他们数次遭遇破产危机，但他们仍然坚持在财政上独立于德共，不愿接受党纪的束缚。因此，他们才能够一边出版米勒这样的异见分子的著作，一边又出版党性很强的刊物，比如《苏维埃俄罗斯画报》（Sowjet-Rußland im Bild）。马利克公司出版的书目包罗了当时的政治和艺术先锋的作品。除了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弗格尔^[18]、列夫·托洛茨基和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的历史—政治著作之外，马利克公司还出版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厄普顿·辛克莱尔^[19]、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伊利亚·爱伦堡^[20]的散文，以及格奥尔格·格罗斯^[21]的画集^[22]。马利克出版公司成立于1916年，它克服了重重困难——书报审查制度、通货膨胀、无产阶级读者缺乏购买力——在二十年代成为了魏玛共和国图书市场的主要竞争者之一。马利克公司的出版物遍布整个德语世界，并出版了不同版式、不同价位的书籍，同时受到了有教养的阶层与无产阶级群众的欢迎。因此，它的发行范围要比德共自己的出版社广泛得多^[23]。

　　尽管有着这样的不凡记录，但米勒还是对出版商感到不满意。1925年6月，米勒在同德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卡尔·德梅特尔^[24]谈话时表示，因为他跟德共的分歧，德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作品，所以他打算自己出版预定的第三卷^[25]。米勒是不是把马利克公司错当成德共旗下的出版社了？按照米勒的说法，马利克公司对他的著作并不上心，这其中有什么隐情？^[26]作者和出版商的关系破裂，是否另有原因？我们无从得知。

　　米勒去找档案管理员德梅特尔，是因为他打算在完成头两卷之后，就把他保存的执行委员会档案出售给一家档案馆。他原本打算把这批文件卖给苏联，但在“了解到俄国人只会充满偏见地利用它们”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27]。为了保证这批文件能被用于“无可争辩的学术用途”，他决定把它们卖给当时设在波茨坦的德国国家档案馆。如果米勒当初没有留了个心眼，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就会遗失；保存在这家档案馆里的这批文件存活到了现在。如今这批文件保管在柏林的联邦档案馆里，学者们可以阅览原件，不过在1993年到2002年间，这批文件已经分成三卷出版^[28]。

　　尽管党制共产主义给米勒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尽管他不愿把自己的历史档案库交给苏联机构，但他仍然敬仰列宁。在1924年^[29]出版的第一卷的序言中，他特地谈及了这位在当年一月逝世的革命者的理论成就。列宁曾在1921年7月替反对派出面干预，但是，当德共领导层后来撤掉了米勒、马尔赞和其他反对派成员的党内职务时，列宁又接受了，米勒显然是原谅了列宁的这种做法^[30]。他瞧不起德共领导和目前的苏联领导层，在列宁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他总是避开他们^[31]。

米勒当上了出版商

　　这种疏远——再加上可能由此导致的政治风险——可能就是促使米勒打算自己成立一家出版社的另一个原因。在同德梅特尔交谈时，米勒确实说过，他想要保证自己的创作独立，“不受各方面的干扰”。

　　但是，成立出版社需要钱。米勒在跟德梅特尔谈话时，并没有给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出价，但是，当后者出价2000帝国马克时，米勒“笑了起来，指出这批文件作为原始材料的重要价值，并解释说这个价钱太低了：他不接受低于15000帝国马克的开价。”米勒还暗示说，莫斯科有人愿意出三倍的价钱。这个暗示或许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小技巧，而且，米勒是在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刚过去不久、帝国马克刚刚稳定下来的时候来谈这笔交易的，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具有一定的商业直觉。

　　他通过老练的谈判技巧，最终获得了成功。经过一番内部讨论之后，国家档案馆接受了他的开价。内部通信表明，国家档案馆加快了审批过程，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获得这批文件。事实上，当时苏联政府的特使确实也来到了德国，而且，根据档案馆方面的消息，苏联政府特使“想要买下一切跟革命有关的原始材料，提供给俄国档案馆或苏联政府的学术机构”^[32]。于是，双方很快就签订了合同，当年七月，大约3000页对开纸的文件就从里夏德·米勒家中转移到了维尔德大街（Werderstrasse）。他保留了为了未来的研究而不受干扰地阅览这批文件的权利^[33]。

　　米勒在第三卷的序言中写道，第三卷的手稿是在1925年5月完成的，也就是说，手稿完成后不久就出书了。米勒拿到15000帝国马克后，就能通过“弗波斯出版社”（Phöbus-Verlag），自行出版这本书，弗波斯出版社是他与老战友保尔·埃克尔特和海因里希·马尔赞共同创办的，两人在大战期间就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34]。根据1927年的《全国商务名录》（Reichs-Adressbuch）——这是一种商业名录，有点像后来的“黄页”电话目录——三人全都是作为书商活动的：弗波斯出版社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区的勃兰登堡大街（Brandenburgstraße.，现在叫洛贝克大街〔Lobeckstraße〕）有一家书店^[35]。

　　在希腊神话中，弗波斯（希腊语：Φοίβος，拉丁语：Phoebus）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表示他是缪斯之首和艺术之保护神。米勒选中这个名字，一定是想借此表示，他决心走上作家和记者的道路。然而，阿波罗也是复仇之神。在特洛伊战争中，由于希腊联军抓走了他的一个祭司，为了报复，他便向希腊军营中释放瘟疫。米勒的第三卷的内容，恰好与这种黑暗的基调相符。

德国内战——论革命的失败

　　第三卷的书名叫《德国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它讲述了一月起义被镇压的经过、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遇害，以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总的来说，就是革命的最终失败，米勒将革命的失败，描述为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的结果。在1920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已经对革命做了这样的描写，很久以后，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他那部名著《被叛卖的革命》（Die verratene Revolution；英文版书名为《革命的失败：德国1918—1919》〔Failure of a Revolution: Germany 1918–1919〕）中，也采纳了这个观点^[36]。

　　把革命的失败描述为内战的后果，这种写法不仅可以用于对诺斯克及自由军团的罪行进行道德谴责，还具有另一种价值：它使人们能够坦率地承认，工人阶级没有为夺取政权的关键斗争做好准备。早在1920年，米勒就已经宣称，无产阶级应当“最终理解这一点：资产阶级用什么武器来同无产阶级战斗，无产阶级就要以牙还牙^[37]。”但是，无产阶级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做好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大多数工人都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他们厌恶暴力。他们不能、或不愿用同样的武力，去反击自由军团和反革命的反复进攻。无产阶级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而且，在动用武力时，也只是孤立地、在局部地区动用，包括那些操之过急的行动，比如一月起义。把内战作为这一时期的主旨，也有助于理解自由军团和政府军在革命中反复发动流血冲突和滥用武力的原因。

　　米勒认为，无产阶级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协调一致地发动还击，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缺少一个“拥有明确纲领和革命经验的政党”，而且还缺少夺取政权的意志，后者是在暗示独立党的犹豫不决^[38]。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发动自己的革命之前，早就已经开始在俄国建立独立的组织，米勒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当作理想的革命模式的一部分，他根据这种模式，对十一月革命的悲剧过程进行了批评，并对其作出了历史阐释，但布尔什维克仅仅是他的理想革命模式的一部分。在米勒心中，他既钦佩列宁，同时又对限制党内争论和清洗党员的做法提出公开批评，他在1922年1月的那封信中就是这么做的。米勒的政治理想，是把列宁主义的纪律与坚决，同革命工长组织的密切结合群众与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因此，他的设想，非常接近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路线，而他也称赞卢森堡是革命的“最清醒、最勇敢的头脑”，他还在第一卷中对卢森堡的革命理论大加赞赏。

　　1916年，卢森堡跟革命工长组织开过一次会，米勒在同李卜克内西争论之后，见到了卢森堡。但是，由于格奥尔格·雷德布尔的反对，他和卢森堡当时未能密切合作。不久后，卢森堡就被捕了，而米勒也被强征入伍。革命爆发后，所有的政治犯都重获自由，卢森堡也被释放了，但是，在1918年底的德共成立大会上，双方却再次未能合作——这不是因为双方之间有任何分歧，而是因为革命工长组织不信任成立大会的代表。米勒认为，卢森堡之死是革命队伍的重大损失^[39]。米勒在共产党内只活跃了几个月，假如卢森堡能领导共产党的话，米勒很可能就会活跃更长时间。

　　1919年，工人阶级对形势判断错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一月起义，结果起义失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遭到了政治谋杀，他们的死，被普遍认为是革命结束的标志。米勒确实认为一月起义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他相信，如果一月起义是一场防御性行动的话，本来是可以推动革命前进的。然而，一月起义却变成了一场政变，而群众又很难理解它的复杂政策，结果，起义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导致革命的中心——柏林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失去了领导，无法采取行动^[40]。但是，米勒认为，革命是在两个月之后才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的：社会化迟迟得不到落实，群众日益躁动不安，引发了三月工潮，那是向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挑战的最后一次机会。军队镇压了三月工潮，造成了比一月起义惨重得多的死亡，在此之后，才能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了。

　　米勒的第三卷书的序言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对1925年的政治形势做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前陆军总司令保尔·冯·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对米勒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认为，保皇派分子兴登堡当选为总统，不仅意味着反革命战胜了社会主义，还战胜了德国革命在共和制方面的成就。“兴登堡当上了打着黑白红旗的德国的总统，民族主义暗杀队，赤裸裸的阶级司法，这些都是由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们慷慨地撒播的种子结出来的恶果，这是对革命的侮辱^[41]。”

　　这些暴力的种子，就是自由军团和“民族主义暗杀队”，早在1919年，他们就在钢盔上涂了万字（swastika），同革命作斗争了^[42]。他们在行动中与“共和国国父”携手合作——也就是社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派的代表，他们在国民议会中结成联盟，让国民议会起草了1919年魏玛宪法。在米勒看来，魏玛宪法并不是由明智的国父们经过平静的思考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他认为，政府动用致命武力，同时镇压苏维埃运动和不同于魏玛宪法的激进民主思想，而魏玛宪法便是这种行为的产物。米勒在1924年秋季写道，“当卡普—吕特维茨—鲁登道夫三人帮，以及施蒂内斯^[43]—艾伯特、施蒂内斯—列金构成的坚如磐石的政治联盟，把世界大战的沉重负担转嫁给无产阶级时”^[44]，这种耻辱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米勒指的是分别以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卡尔·列金和工业家胡戈·施蒂内斯为代表的劳资双方在1918年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既没有带来民主也没有带来稳定，它只是允许自由军团和原法西斯主义^[45]势力为了对付新生的共和国而组织起来，而又不用担心工人运动的反抗。在米勒于1924年晚些时候创作的第一部史书的序言中，他仍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到了1925年，当米勒出版第三卷的时候，他已经不抱这种希望了。民族主义势力的恐怖活动得到了国家的包庇，他们不用担心任何惩罚，就连身居高位的自由派和天主教政客，比如瓦尔特·拉特瑙^[46]和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47]，也分别在1922年和1921年被隶属于自由军团的杀手暗杀了，这让米勒感到，魏玛共和国的末日已经开始了。在日益猖獗的政治恐怖的影响下，米勒再也不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谈“人类的至高目标”，而就在一年前出版的第一卷中，他还用了开头的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他的头脑，现在被一种灰暗的、此前从未有过的悲观主义占据了。

^[1] 《死尸米勒当上了历史学家》（Leichen-Müller als Historiker），《前进报》，第159期，1923年4月5日。——原注

^[2] Müller（米勒），1924年b，第8页。——原注

^[3] 根据里夏德·米勒在1923年编纂的一个目录，这批档案中包含下列材料：
　　I：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从1918年11月11日到1919年8月的会议记录的102份速记抄本，共有1847张对开打字纸和109项附录；
　　II：工人士兵苏维埃全体大会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8月的会议记录的23份速记抄本，共有842张对开打字纸和49项附录；
　　III：地方工人士兵苏维埃大会的7份速记抄本，共有157页和19项附录；
　　IV：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11月10日至16日之间通过公开声明发布的37项命令、决定和决议。
　　这个目录并不包括与执行委员会的业务无关的传单和其它文件，虽然米勒的著作中的档案附录表明米勒也收集了这些材料。请参阅米勒在1923年9月19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SAPMO-BArch，RY 5/ I 6/3/117，Bl. 45。特此感谢格哈德·恩格尔（Gerhard Engel）教授提供这份文件。——原注

^[4] 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Die Protokolle des Vollzugsrats），《前进报》，第161期，1923年4月7日。——原注

^[5] 里夏德·米勒写于1923年4月9日的信，收录于：《里夏德·米勒关于出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备忘录与报告》（Aktennotiz und Berichte Richard Müllers zum Kaufangebot der Protokolle des Vollzugsrates），SAPMO-BArch，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R 201/46。——原注

^[6] 《历史的判决》（Das Urteil der Geschichte），《前进报》，第163期，1923年4月12日。——原注

^[7] 第一卷在写作时草拟的书名，跟实际出版时的书名也是不一样的。米勒在1924年10月写道：“我一直在忙于研究大战期间和革命后的德国革命运动。这项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已经完成，准备以《世界大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助产士》为题出版。第二卷《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的65天》已经开始写作，而第三卷《德国内战》推迟到日后。（前两卷将以《从帝国到共和国》为题出版。）” 里夏德·米勒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3页。——原注

^[8] 就在第一卷出版后不久，米勒卷入了官司：一个记者声称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叛国者，因为艾伯特参加了1918年1月罢工，艾伯特便起诉了这个记者；在审理此案时，米勒被作为证人传唤出庭。艾伯特在为自己辩护时声称，他当时之所以参加罢工领导层，只是为了尽快结束罢工。米勒也对罢工发表了意见，导致艾伯特的辩护人海涅（Heine）同米勒进行了一场很荒谬的争论。海涅在法庭上指责米勒利用出庭作证的机会，为自己的书打广告。米勒则指出：他在对海涅说话时，只是随口提了一下自己的书。现在还没能查清，这次争执是否对该书的销量有影响。请参阅：Brammer（布拉默），1925年，第38—43页。——原注

^[9] 里夏德·米勒写给德共仲裁委员会的信，1924年2月7日，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3页。——原注

^[10] 请参阅第一卷的序言，Müller（米勒），1924年a，第45—47页。——原注

^[1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61—504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9—125页。米勒在这里可能犯了个错误，他援引了《法兰西阶级斗争》，但他所说的显然是马克思讨论巴黎公社的那本书，可那本书不叫《法兰西阶级斗争》，而叫《法兰西内战》。由于这两本书的书名很像，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出版，还出过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所以他会出错也是可以理解的。——原注

^[12] 米勒在《苏维埃思想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Rätegedankens）中也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这篇文章或许可以当作米勒的历史著作的先驱；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1年b。——原注

^[13] 米勒在1920年曾批评过工会，他直率地反对“工会领袖〔的政策〕，而不是反对领袖个人”，他主要批评工会领袖在意识形态上迷恋于在议会框架内实行社会改良，而这个解释便是对他在1920年的批评意见的进一步扩展。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a，第72—77页；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工会运动的日常问题》（Die Tagesfragen der Gewerkschaftsbewegung），《工人苏维埃》，第45/46期，1920年。——原注

^[14] 关于米勒的历史著作的研究方法与影响，请参阅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原注

^[15] 维兰德·赫茨菲尔德（Wieland Herzfelde，1896年4月11日——1988年11月23日），德国出版商、作家。1917年创立马利克出版社。一战结束后，在二十年代活跃于先锋艺术运动。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返回东德，在莱比锡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16] 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1891年6月19日——1968年4月26日），德国艺术家，本名赫尔穆特·赫茨菲尔德（Helmut Herzfelde），生于柏林，1908年进入巴伐利亚皇家艺术工业学院学习。一战期间为了抗议沙文主义，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英语化的约翰·哈特菲尔德。1917年与弟弟维兰德·赫茨菲尔德创立马利克出版社。同年参加达达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在二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返回东德，1956年进入艺术科学院。1968年逝世。——中译者注

^[17] 遗憾的是，至今仍未能找到哈特菲尔德创作的封面的原图。——原注

^[18] 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弗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年9月6日——1988年5月25日），剧作家、历史学家、东方学者。中文名魏复古。曾在莱比锡、柏林和罗斯托克等地求学。1920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3年参与创立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纳粹上台后被关进集中营，后来在国际营救下获释，流亡美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退出了共产党。1939—194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1947—1966年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历史。1988年在曼哈顿逝世。——中译者注

^[19] 小厄普顿·比尔·辛克莱尔（Upton Beall Sinclair Jr.，1878年9月20日——1968年11月25日），美国作家。——中译者注

^[20] 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1891年1月27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作家。——中译者注

^[21] 乔治·格罗斯（Georg Grosz，1893年7月26日——1959年7月6日），德国画家，以讽刺漫画和描绘二十年代柏林生活的画作而出名。本名格奥尔格·艾伦弗里德·格罗斯（Georg Ehrenfried Groß），生于柏林，父亲是酒吧老板。1909—1911年就读于德累斯顿艺术学院，1914年自愿参军，1915年因鼻窦炎退役。1916年为了抗议日耳曼民族主义，把自己的姓名拼写改称了英语化的乔治·格罗斯。1917年1月再次被征兆入伍，但同年5月即因为身体不适合服役而退伍。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并参加了1919年一月起义，失败后被捕，但利用假身份逃走。1923年退出德共。纳粹上台前不久与全家移民美国，1938年获得美国国籍。1959年返回西柏林，几个月后因事故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22] 查询马利克公司出版过的所有书籍，请参阅：Hermann（赫尔曼），1989年。——原注

^[23] 请参阅：Stucki-Volz（施图基—弗尔茨），1993年，散见于第188—190页。——原注

^[24] 卡尔·德梅特尔（Karl Demeter，1889年1月17日——1976年1月2日），德国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自1933年起担任波茨坦国家档案馆法兰克福分馆主任。1952年担任法兰克福联邦档案馆主任，1954年退休。——中译者注

^[25] 档案管理员卡尔·德梅特尔在1925年6月22日编写的关于米勒在1925年6月19日的到访的报告，SAPMO-BArch，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R 201/46。米勒可能误以为马利克公司是直属于德共的，由于这家公司的明确倾向，别人也会产生这种误会。但马利克公司其实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都是独立于德共的，虽然党曾多次试图直接干预赫茨菲尔德的业务。请参阅：Stucki-Volz（施图基—弗尔茨），1993年，第177页及其后。——原注

^[26] 不幸的是，米勒与赫茨菲尔德的通信已经遗失，这批通信原本保存在柏林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Künste）的维兰德·赫茨菲尔德档案馆。按照档案馆方面的说法，作者的一部分通信在三十年代落入了盖世太保手中，然后就遗失了。——原注

^[27] 档案管理员卡尔·德梅特尔在1925年6月22日编写的关于米勒在1925年6月19日的到访的报告，SAPMO-BArch，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R 201/46。米勒确实曾在1923年9月19日给共产国际写过一封信，建议把自己的档案馆交给共产国际。请参阅：SAPMO-BArch，RY 5/ I 6/3/117，Bl. 45。特此感谢格哈德·恩格尔教授提供这份材料。——原注

^[28] 请参阅：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1997年和2002年。——原注

^[29] 英文版此处为“1925年”，但结合上下文，应为1924年。——原注

^[30] 关于列宁在1921年批准了德共的政策一事，请参阅：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435页。——原注

^[31] 1924年4月，《前进报》声称，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一场竞选集会上，米勒支持了一位具有民族主义观点的发言人。米勒不仅发表声明，否认有过这回事，而且还特地指出，他“不会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发言”。《前进报》，第162期，1924年4月11日。——原注

^[32] 国家档案馆关于米勒文件的通信，收录于：SAPMO-BArch，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R 201/46。——原注

^[33] 谈判的过程也记录在：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xlvi页及其后。——原注

^[34] “弗波斯出版社，埃克尔特与马尔赞有限责任公司”（Phöbus Verlag, Eckert und Malzahn G.m.b.H.）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于1926年的柏林商业登记记录，在记录中，这家公司成立于1925年。里夏德·米勒任董事长。柏林商业登记记录，第2类，1926年。请参阅：柏林联邦档案馆在线资源中的商业登记（Handelsregister）部分。
　　“弗波斯出版社”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于1922年，它出版了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和另外几人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的几本小册子。这几本小册子是由红色工会国际与弗波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这个弗波斯出版社或许就是里夏德·米勒的出版公司的前身。请参阅：Alexander Losowsky（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红色工会国际的行动纲领》（Das Aktionsprogramm der Roten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红色工会国际出版社/弗波斯出版社（Verlag der Roten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Phöbus-Verlag），1922年；Alexander Losowsky and Heinrich Brandler（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工会中的共产主义斗争：在1922年2月24日至3月4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Der Kampf der Kommunisten in den Gewerkschaften: Berichte zur Gewerkschaftsfrage auf der Konferenz der erweiterten Exekutive der Kommunist Internationale vom 24. Febr. bis 4. März 1922），红色工会国际出版社，Berlin SW. 11, Königgrätzerstr. 109/弗波斯出版社，1922年。德国国家书目（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还列出了另外几本用这种方式出版的小册子。——原注

^[35] 根据《全德工业、贸易、商业、农业名录》（Deutsches Reichs Adreßbuch für Industrie, Gewerbe, Handel, Landwirtschaft）的记载（鲁道夫·莫塞出版社〔Verlag Rudolf Mosse〕，1927年，第V卷，第42页），这家书店位于勃兰登堡大街26号。关于勃兰登堡大街改称洛贝克大街一事，请参阅由luise-berlin.de网站，这家网站编纂了柏林各条街道在当前与历史上的名字：http://www.luise-berlin.de/strassen/Bez06h/B823.htm（2013年9月12日）。——原注

^[36] 这本书于1969年初次发表，现在仍在用《1918—1919年德国革命》（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的书名销售。关于1919年德国内战的观点，请参阅：Haffner（哈夫纳），2004年，第183—197页。——原注

^[37] 《工作中的日常问题》（Tagesfragen zur Gewerkschaftsfrage），刊登于：《工人苏维埃》，第45/46期，1920年。——原注

^[38] Müller（米勒），1925年，第205页。——原注

^[39]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04页脚注；第111页；第177页及其后；以及Müller（米勒），1925年，第206页。——原注

^[40] 同上。——原注

^[41] 德意志帝国的国旗为黑白红三色，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右翼势力、乃至今天的新纳粹都经常使用这种图案。这句话提到的政治谋杀和阶级司法，显然是指艾米尔·尤里乌斯·龚贝尔（Emil Julius Gumbel）在1922年出版的《政治谋杀的四年》（Vier Jahre politischer Mord），这本书利用统计数据，证明了一件事：从事政治谋杀的是左派总是会被判处重刑，而从事政治谋杀的右派却往往会被从轻发落。本书由马利克出版公司在1924年再版，并为其大做宣传，而中央政府司法部也对此书做了回应（多少确认了这本书提出的指控）。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a，第5页；Gumbel（龚贝尔），1924年。——原注

^[42] 自由军团艾尔哈特旅（Marinebrigade Ehrhardt）有一首战歌，第一句歌词就是“钢盔上的万字”（Hakenkreuz am Stahlhelm）；自由军团的其它部队也用万字符号来宣示民族主义信念。1920年成立的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也起源于自由军团。——原注

^[43] 胡戈·施蒂内斯（Hugo Stinnes，1870年2月12日——1924年4月10日），德国工业家、政客。1890年继承了家传的煤矿和商业公司。后来他的企业逐渐控制了德国采矿业和钢铁业的命脉，他也随之成为德国的工业巨头之一。一战中他大发战争横财，1920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德国工业与工会的谈判中，他经常以资方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中译者注

^[44] Müller（米勒），1924年b，第7页。——原注

^[45] 原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m）是指包含了日后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些基本元素、但未能发展成为完善的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思潮、运动、流派、潮流。——中译者注

^[46]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年9月29日——1922年6月24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其父是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1899年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战期间在陆军部任高官，1915年其父死后继任通用电气公司总裁。1921年任重建部长，1922年任外交部长。在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47] 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年9月20日——1921年8月26日），德国政治家，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一战开始时支持战争，自1917年起开始采取反战立场。马克斯亲王任首相后入阁，任国务秘书，1918年11月率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同协约国进行和谈，11月11日他代表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战后于1919年8月出任财政部长，支持凡尔赛和约，后来被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