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
译后记
龚义哲
在上中学时，我从历史课本上第一次了解到德国十一月革命。在教材的编排中，十一月革命是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革命连在一起，作为十月革命的后续来介绍的，篇幅不到两页，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只有几个日期，和两个名字：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的编排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各地也发生了一些革命，但都只是十月革命的余波，没有翻出什么浪花，很快就失败和消失了，德国十一月革命仅仅是其中之一。
很久以后，当我开始翻译《1917—1923年德国革命》时，我才意识到了德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构想中，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前哨战，德国革命才是决战。然而，一百年来，德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却始终非常尴尬：它应有的重要意义不仅无人理会，而且它还遭到了不断的、系统的涂抹。这首先是因为：它失败了。没有人会喜欢失败，人人都抢着做成功的父母，失败却是个没人认领的弃儿。愿意直面失败、承认失败、研究失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失败不仅打击了工人阶级对于世界革命的信心，也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必须有人为失败负责，而德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决战——失败的责任，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承担的，谁接受了这种责任，就等于政治生命的死亡。所以，自然少不了相互推卸责任，而在这种闹剧之中，没有人是光彩的，最后，在这场没有光彩的胜者的争斗过去之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深入探究失败的原因与经过，因为任何稍微深入的探究，都必然导致对以往某种主要实践思路的质疑。中国历史教材的编排方式，正是德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尴尬地位的一个缩影。
因此，拉尔夫·霍夫罗格的这本书，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发掘一位“被遗忘的西绪弗斯”的生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寻德国革命的实际过程，恢复德国革命的本来面目。
里夏德·米勒是何许人也？他曾在德国革命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分享了德国革命的命运：在长期的、系统的涂抹与篡改之下，被埋入历史深处，几乎被彻底遗忘了。
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德国工人一样，他也是从农村走出，来到了大城市，做了工人。他是如何觉醒了阶级觉悟、参加工人运动的，由于缺乏史料，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他自学成才，当上了五金工人，这在当时是很高端的技术工种；又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成了柏林五金工会的重要活动家。在工人运动方面，他具有独特的目光，察觉到了新兴的泰勒制会给工人斗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痛感普通工人对工会活动不够积极，于是设计了一套官僚方法，试图提高普通工人的参与度。然而，他却没有料到，这套方法使工会进一步官僚化，没过几年，当群众觉醒、激进化、开始自主行动时，官僚化的工会却成了障碍，束缚和压制了群众。这也是米勒一生的悲剧：在他最终心灰意冷而退出政治之前，他始终在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组织，让工人阶级借以更好地开展阶级斗争，但是，这些组织最后不是走向了反面，就是在各种压力下瓦解了。
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米勒高度近视，又从事着重要的技术工种，所以没有被征召到前线作战。他和工会运动中的大部分基层积极分子都对战争十分冷淡，但他们也没有马上着手反对战争。党和工会的上层则抛弃了原先的口头反战立场，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向本国资产阶级屈服，拥护帝国主义战争，大搞“国内和平”，命令工人阶级停止斗争，服从和配合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却把战争的重担转嫁给劳动人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实际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加长、生活水平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群众要想保卫自己的生活，势必与“国内和平”政策起冲突。因此，以米勒为代表的柏林五金工会的基层积极分子便开始背着党和工会私下串联，形成了一个反战派的地下网络，它逐步成为了政治反对运动的核心组织，但要到1918年，它才以“革命工长组织”的名字为人所知；在一定程度上，它依托于现有的工人运动的组织架构（主要是工会），但它又独立于工会，而工会的领导层也千方百计打压它。它在很短时间内便羽翼初丰。1916年6月，为了抗议当局逮捕李卜克内西，它发动了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有力地显示了工人阶级强烈的反战意愿。
然而，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前者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当中最先进分子的代表，后者则是德国工人阶级中富有反抗经验和斗争韧性的那部分觉悟工人的代表——却始终相处得磕磕绊绊，它们时而相互配合，时而思想上激烈冲突。它们的政治作风，恰好与它们的代表人物相符：卡尔·李卜克内西喜欢高调的行动，喜欢面对群众，用激进的口号和昂扬的精神去鼓舞群众；而里夏德·米勒则朴实低调，善于通过不声不响的组织工作，构筑基层群众的力量。斯巴达克斯派长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斗争”，拥有一批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在俄国革命成功后，急于颠覆第二帝国的统治秩序，主张通过不断的激进行动来推动革命；而革命工长组织是由工人运动中的基层积极分子组成的，他们向往社会革命，但对如何颠覆资本的统治并没有完整的理解，不过他们拥有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懂得如何在车间里默默地积蓄力量。双方都对推动德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准备革命的期间，斯巴达克斯派总是表现得比较大胆勇猛，而革命工长组织总是表现得谨小慎微，当然这并不是说斯巴达克斯派比革命工长组织表现得更“激进”，所以斯巴达克斯派就是正确的；在一些问题上（比如一月起义），斯巴达克斯派的进退失据，给工人阶级招来了严重的后果。在革命期间，这两个组织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结果双方都出现了畸形的现象：一方擅长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却距离工人阶级的斗争相当遥远；另一方对阶级的日常斗争有深刻的把握，却对工人阶级如何取代资产阶级接管社会生活缺乏完整的理解。双方各自瞎忙活了半天，最后只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互有局限、却不能互补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给德国革命失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工人阶级日益活跃起来，他们越来越积极地反抗由本国资产阶级和工人官僚联手实行的“国内和平”。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工长组织日益独立和强大，在1917年4月、1918年1月发动了两次政治性群众罢工，并在德国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开始出现明显裂痕的时候，在首都发起了致命一击，彻底推翻了德意志帝国，结束了战争。在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倡导下，德国工人阶级仿效俄国革命，到处建立苏维埃政权。米勒作为革命工长组织的领袖，担任了革命的最高机关——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在革命后的两个月内，米勒成了革命德国的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十一月革命以极少的生命代价就赢得了胜利，那个看似无比庞大、坚固的帝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轰然倒塌了。一切看起来如此顺利。就在1918年11月9日那一天，德国工人阶级将人类历史的大门奋力撞开了一条缝，透进了未来的灿烂之光，他们似乎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彻底打开这扇大门，带领全人类迎向未来。
然而，他们遇到了一股强大的阻力。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奋力上前，去撞开这扇大门，却一次又一次地受阻。这道阻力就是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它的形体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大型日常机构——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党（两者其实是一回事，都可以称为“艾伯特党”）和工会。
在革命形势尚未出现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取改良——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降低劳动强度、改善福利等等。为了开展改良斗争，工人阶级培养了一支专职的干部队伍，以此为骨干建立了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等工人组织。而从巴黎公社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段时间里，欧洲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没有遇到重大危机，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面对工人阶级的挑战，资产阶级也愿意拿出一小部分利润安抚工人，避免统治秩序由于斗争激化而遭到动摇。而在漫长的改良斗争形成的惯性之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侵蚀和施压之下，工人组织——尤其是其上层——逐渐被资产阶级社会同化和吸收，成为了统治秩序的一个重要成分；它的上层日益官僚化，并且越来越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
工人运动的官僚阶层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必须立足于工人阶级，凭借工人阶级的力量来争取改良，否则它就会被工人阶级抛弃；另一方面，它必须帮助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秩序，避免阶级斗争发展到使之动摇的程度，否则它累积的各种利益也将跟着失去。简单来说，官僚的作用，就是充当工人的代理人，使工人在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时候能尽量卖出高价，前提则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否则，官僚就会随着秩序垮台而失去用武之地。所以，官僚一方面建立庞大、细致、精密的机关，把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让官僚在与资产阶级谈判时获得充足的底气和有力的后盾；另一方面，官僚又必须通过机关来束缚、限制工人的自主行动，在必要的时候“踩刹车”，以免走到“过火”的地步。官僚的这种特殊地位，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全面，而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以《爱尔福特纲领》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给之后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持久地影响着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组织两方面的实践。
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最低纲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实现的日常改良）和最高纲领（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脱节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了遥不可及的“彼岸”，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具体的、现实的要求。要想达到“彼岸”，唯一要做的，似乎就是不断地进行改良斗争，伯恩施坦的名言“运动就是一切”，其要害就在这里：社会主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不断地争取改良，只要不停地改良下去，总有一天会到达彼岸。如此一来，自然就无需革命了。当然，他没解释如何在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解释资产阶级会容忍多大程度的改良。在一战爆发前，由于德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德国工人阶级则通过卓有成效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改良成果，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改良似乎是能够永久地进行下去的。
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东方，当地资产阶级实力不够雄厚，不愿做出重大的妥协，改良的余地很小，因此，阶级斗争就比西方剧烈得多，日常改良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距离不像西欧那样看似遥不可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完全脱节的弊病，就暴露得特别明显。列宁凭借敏锐的阶级直觉，在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要等到托洛茨基提出《过渡纲领》，这个问题才算在理论上得到了解决。
俄国工人阶级是幸运的，他们拥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俄国资产阶级却只拥有克伦斯基和米留可夫。这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同时兼具整体落后与跳跃式发展的特性，统治秩序容易失衡，所以改良主义十分孱弱，只能造就克伦斯基和米留可夫这样的人物；而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产生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些人既抱定了推动无产者接管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目标，又懂得如何在革命形势下削弱资产阶级，加强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则是不幸的，在革命危机的时刻，他们中间没有涌现出理解社会革命、并能及时捕捉阶级对决时机的革命者，而德国资产阶级却拥有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等一大批善于帮助统治者欺骗工人的改良主义大师，以及他们背后强大的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官僚机关。
尽管里夏德·米勒当上了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他和革命工长组织，还有斯巴达克斯派，全都非常向往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完全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思想下成长起来的，长期浸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实践中，而在这种改良实践当中，每一个参加者都有固定的工作范围：议员就负责拉选票，“搞政治”；理论家就负责思考重大理论问题，编写决议、课本之类；工会活动家就负责工人的组织工作……这种“各司其职”的专业化工作思路，表面上看，能使每一个人专精于一项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然而，它也局限了每一个人的视野，使每一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对工人运动的长远前景缺乏认识。斯巴达克斯派与革命工长组织的各自局限，正是这种指导思路导致的：斯巴达克斯派的成员主要是党内的政治家、思想家、记者，所以，他们虽然很会“搞政治”，却无法在群众当中赢得深厚的根基；而革命工长组织主要是由基层积极分子组成的，所以，他们虽然擅长开展群众工作，却对事关革命的各种重要理论问题缺少思考——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工作，而是党的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只需要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按照“党”的命令去发动群众就可以了。尽管他们在阶级本能的驱使下，开始挣脱党和工会的束缚，寻找群众自主行动的出路，但他们在思想上还是没有摆脱这种思路的桎梏。
因此，当革命把“工人阶级管理社会”提上日程时，他们却毫无思想准备，只能凭借阶级本能以及俄国革命提供的一点点经验，去解决面前的诸多问题。结果，他们马上就被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琐事给淹没了，受困于文山会海，无法准确把握阶级斗争的节奏，不能推动工人阶级去全面地接管社会。而他们的敌人却老谋深算，熟知怎样掌控、操纵和压制工人群众的自主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深知自己的利益何在——必须竭力保卫和重建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于是，他们纠集一切反革命势力，利用强大的官僚机关，愚弄和欺骗了群众，逐步掌控了各级苏维埃组织，又巧妙地、一点一点地把它们的权力转移给重新建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彻底架空了大部分苏维埃，最后又用武力摧毁了残余的不愿屈服的苏维埃，帮助资产阶级重建了秩序。
十一月革命失败后，米勒一面总结苏维埃运动的教训，试图设计一套苏维埃制度，希望工人阶级得以借此逐步接管社会；一面试图将苏维埃运动的残余转变为企业代表会，尽量挽救运动成果。但是，在第一次全德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上，他又失败了，长期的心血再次付诸东流。此后，他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重建了共产主义工会运动，可是，在德共的派别斗争中，他再次失败。最后他离开了党，撰写了一部卓越的德国革命史，之后参加了一个小工会，但这个工会最后也在不利的阶级环境下瓦解了。
本书作者把米勒称作“革命的西绪弗斯”。但西绪弗斯毕竟是神话人物，他可以无数次把石头推到山顶，又无数次地看着石头滚下去。然而米勒终究只是一个凡人，尽管他凭借自己出色的才干和顽强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阶级给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秩序发起进攻，但他的精神力量毕竟不是无限的，在一次又一次心血付诸东流之后，他终于绝望，脱离了他为之献出半生的工人运动，转行成了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静静地度过余生。就连纳粹党上台之后，也没有迫害他，大概是因为他已经构不成丝毫威胁。
米勒是一个工人运动的基层积极分子（rank-and-file activist），在战前，为了加强工会的力量，他设计了一套官僚主义制度；但是，在战争期间，当工人阶级必须行动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时，这套官僚主义制度，以及被它加强的官僚机关，却成了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米勒只好撇开它，建立一种由基层积极分子组成的、自下而上的网络。这种网络十分灵活，不受制于工人运动的官僚机关，所以，在出现革命或前革命形势时，能够更好地组织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另一方面，它也必然遭到官僚的打压。他一生的悲剧正在于此：他曾三次试图建立这样的网络，三次都在官僚的打压下最终落败。
在艾伯特领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建立起了一整套等级森严、上下分明、内外有别、分工明确的组织制度，此后成为整个第二国际的“样板”，最后，苏联官僚在二十年代炮制意识形态神话时，又将其借尸还魂，包装成了所谓“铁板一块的列宁党”。表面上看，这套制度使工人阶级大大增强了力量，争取到了大量的改良成果，然而事实上，它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格格不入，因为它的核心，就是“秩序井然”，实际上就是要让工人阶级的斗争服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自限于统治秩序允许的范围内，以有序的方式开展斗争。然而革命本身就是反秩序的，就是要破坏和颠覆秩序的，因此，这样的组织不可能胜任革命的任务。
米勒在战前的工会工作，显示了通过“加强组织”来推动阶级斗争后陷入的怪圈：群众在日常状态下普遍比较消极，即使在工会中也是如此；少数积极分子为了推动群众斗争，不断地使组织变得更加严密，通过“精妙的官僚监督制度”来保证工人参与工会活动；它在取得日常斗争成功的同时，“助长了工会的官僚化，使工会日益沉浸在组织工作的细枝末节之中”，不但远离革命前景，而且随着工会代表体系的专业化和资源集中，使得“发动行动的主动权从基层会员手中转到了专职的地方干部手中”。米勒在战争期间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便撇开了正式的工人组织，着手建立非正式的基层积极分子网络。组织严密的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积极配合了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这个连正式的组织形式都不具备、正式名字都没有的网络，却发动了多次强有力的斗争，最终促成了革命。
这不仅仅是米勒一个人的悲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失效后，主流的工人运动组织——社会民主党（也包括共产党）和工会——逐步官僚化，并且逐步被资本主义社会吸收，蜕变成了越来越自觉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工具，在一次又一次革命危机中成功挽救了资本主义。而工人阶级当中最富有战斗性的分子则不断尝试建立自主的、自下而上的、不受官僚控制的组织（其最高形式就是工人苏维埃），这些尝试时有成功，但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之所以失败，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他们始终没能摆脱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实践的思想桎梏，所以，他们建立起来的自主组织，最终不是被官僚机关给碾碎，就是被吸收和同化。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官僚主义就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堵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一代又一代战斗性工人在这堵墙上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最后只能摇头叹气，悻悻而归。
过去一百多年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次又一次地保卫了资本主义秩序，然而这也导致了它自己的毁灭。改良主义并非万无一失，它也曾有几次失手；而且，改良主义也需要资产阶级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并非整个资产阶级都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因此，资产阶级也在寻找更加可靠、代价更小的替代工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逐步摸索出了一整套可以替代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统治方法，最后在八十年代通过新自由主义攻势，重组了资本主义秩序，也迎来了工人国家阵营的崩溃。在这场攻势中，对工会的打击就是重要部分：里根摧毁了航空管制员工会，撒切尔打垮了矿工工会，中曾根瓦解了铁路工会。工人国家阵营覆灭后，世界革命的威胁消失了，资本主义变得空前巩固，资产阶级也就没有必要通过改良来换取“阶级和平”了，所以，改良主义也遭到了不断的削弱和破坏，虽然它还没有彻底死亡，但已经受了致命伤，再也不能恢复到六七十年代的盛况了。
尽管工人阶级在遭到历史性惨败之后，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消沉和迷惘之中，但阶级斗争不会因此而停止。工人国家阵营覆灭后，资产阶级终于摆脱了纠缠它一个世纪之久的噩梦，资本主义的统治变得空前稳固。然而这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直到现在还没有离去，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则又雪上加霜。在贫困与瘟疫的双重威胁下，工人阶级为了生存，已有重新振作，奋起反抗之势；而在新的历史挑战面前，资产阶级也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彻底改变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这一切说明阶级斗争正在进入新的局面。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被埋入了工人阶级集体意识的深处，现在它又到了被逐渐唤醒的时候。
人类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左边的路标上写着“社会主义”，右边的路标上写着“野蛮”。何去何从，最终取决于工人阶级。只有对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进行深入的、切实的、严肃的总结，才能帮助踏上斗争之路的工人阶级避免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来说，失败的革命能带给工人阶级的启示，并不比胜利的革命要少。而里夏德·米勒与革命工长组织的经验教训，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一百年前的那次世界革命当中，他们曾是先头部队，把革命的战火烧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带，最后却输掉了决战，这次失败也对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在柏林墙的东边还是西边，里夏德·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却长期遭到了主流历史学界的冷遇。这不足为奇：在西边，他们是企图颠覆资本主义的“乱臣贼子”；而在东边，他们的经验，直接而又有力地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命题——必须要有一个等级分明、各司其职的管理者群体，否则工人阶级就一事无成。所以，他在柏林墙两边自然都不受待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有关德国革命的历史著作中，他和革命工长组织都遭到了系统的贬低和抹杀。如果米勒没有以革命最重要的亲历者之一的身份，撰写了一部经典的德国革命史书的话，他的名字可能早已与革命工长组织的其他成员一起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幸运的是，在里夏德·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被不公正地埋没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人愿意深入故纸堆之中，挖掘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将他们的功绩——以及错误——大白于天下，这不仅能让他们获得应得的（虽然仍是迟来的）承认，更重要的是能让后人从他们的功过之中吸取经验教训。我深信，他们的经验教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才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为此，我要感谢本书作者拉尔夫·霍夫罗格先生为了撰写本书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在他获悉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完成后，他还慷慨地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并寄来了在2018年第二版加上的一些材料（即本书《附录》）。由于我不懂德语，所以，《附录》与第二版序言，是由“红色雪绒花”翻译的，在此我也要向他致以诚挚的感谢。
龚义哲
202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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