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七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众所周知，在1989—1991年间，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击败了党—国精英。在这场胜利中，他们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尝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原有的党—国精英，他们试图挽救作为他们既得利益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边是民众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厌烦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支持那些由叶利钦领导的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想砸碎现行政治体制的战车，并最终在1991年底如愿以偿了。
　　这种解释和说明与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主要观点似乎并不矛盾。在一开始，党—国精英反对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提议，哪怕这只是改革并不是颠覆。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受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影响很大，按照她的说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的抵制。她说改革的阻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层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高层领导中”非常大。[1]也就是说，除了发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层领导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这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中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中，苏联的局势开始紧张化，越来越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当权的官僚阶级反对任何改革，而朝前看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支持者。这种观点的争论，最终导致了现存体制的颠覆。党—国精英曾经作出抵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1991年的紧张斗争到现在的尘埃落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间斗智斗勇。当一个统治集团在革命中遭受失败时，它的成员往往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更多是后一种命运。1783年，美国在对英国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后，把保皇党的同情分子统统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俄国沙皇贵族以及主张专制的官员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
　　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话或许是对的，她说，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层和下层领导对党的新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是难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动力来自1987年前后开始的改革，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过时的。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苏联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这种对党的态度，当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2]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中央集权制不允许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丝毫的怀疑。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和争论的大门，不同的观点就找到了传播的捷径，这些党—国精英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种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有三种相互争论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主化和地方分权，让工人成为他们企业的主人，让人民在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自主。这种改革的方向使党—国精英受到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物质利益方面的特权将会削弱。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国家部门掌权，还是在一家大企业当官，那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手下放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做说服工作和学会妥协，而不是作出绝对命令。苏联政府官员平日里花言巧语，声称工人阶级的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对党—国精英的职位作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它却意味着这些精英分子所真正关心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减少。
　　党—国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这些理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1991年的著作、演讲和行为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在1992年10月，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坚持说他仍然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丝毫不包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离”。他认为“转变经济体制、理顺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使之更有效率”，这才是改革的正确的目标。[3]叶戈尔·利加乔夫在最近出版的备忘录中甚至还把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家当作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信仰者。[4]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国精英，热情响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民主化的号召。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种主要观点认为应该回到原来的旧体制，只能作点滴的改革。共产党应该继续执政，应该继续在莫斯科指挥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应该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国精英为什么不能坚定不移地回到这一地位，就像他们告诉我们的消息中所说的呢？
　　大多数的党—国精英确信原有的体制需要作很大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没有效率。这些党—国精英都不愿意为这种效率越来越低下的体制负责。如果这种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们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不支持改革，党—国精英也会感觉到压力。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改革的方向确实有多个。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党—国精英所坚持的个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第三种观点，在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变。
　　乍看起来，党—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教友会教徒会把一年的奖品颁发给一个像绵羊一样软弱的人吗？然而，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精英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可以使用豪华汽车。他们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和其他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5]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苏联精英分子的猛烈抨击者维塔利·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们的收入每月在1200卢布～1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层的收入也最高，大约每月2000卢布。当时的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6]因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7]
　　苏联高层领导拥有舒适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的私人住宅相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间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宁山区。紧邻着是希武德那兹将军的家和另一个不知名人士的家。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成功的医生和律师就可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财富和权力是无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相比的。
　　对于苏联党和国家的中级和下层领导来说，物质方面的报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超级强权国家之一。美国研究苏联政治问题的专家杰里·霍克（JerryHough）这样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相比较而言，苏联行政人员的工资很低，而且生活状况很可怜。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党委第一书记和妻子、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层领导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宁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8]

　　苏联党—国精英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西方国家的领导要差很多，而且，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他们这种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他们个人职位的临时津贴来维持的。党—国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华汽车，较大面积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补贴，而不是私人财产。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一定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为这样的事情总是时有发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领导人除了有与工作有关的临时补贴外，还拥有个人的财产（一般来说，这些政府领导在进入政界之前曾经是以做生意为职业的）。
　　在美国和英国，当一个政府领导人失业时，他的私有财产可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苏联领导人的特权却是靠领导位置来维持的。即使是高层次的精英们也害怕招致他们的上司的不高兴，他们知道一旦失去职位就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传进了苏联。各种西方的影视节目在苏联上演，到西方观光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苏联党—国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级别成员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杰里·霍克，在介绍苏联领导人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之后，继续指出：“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如果在西欧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现在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霍克认为，可能就是这一事实使得苏联的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9]
　　当然，既然党—国精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对原有制度的捍卫呢？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10]
　　改变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碍就是意识形态。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要实现这一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台的时候，一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由于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败，因为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者从此一病不起。[11]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数注重实际效益的人就像他们早年一样，很快就改变了信仰。
　　两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和约以后，苏联党—国精英一夜之间从反对德国法西斯转变到批评英国帝国主义野心。两年以后，当德国侵略苏联时，他们又立即转变立场开始反法西斯主义。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的迅速转变，很早以前就在苏联高层领导中表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共产党的纪律已经完全涣散，已经出现政治逆流的时候，党—国精英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事实表明，为了获得那些可以感觉到的私人利益，他们是有能力实现这种信仰的转变的，就像他们的前任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有能力转向对上级领导唯命是从。
　　在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研究者对记录在案的当时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图7—1就是研究的结果。[12]在这次研究中，我们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个人划分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党—国精英，而且这次的研究不是以随机抽样进行的。[13]尽管如此，结果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令人惊讶的图景，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12.3%的人被划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支持努力改革和实现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的人。[14]不到10%的人被划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这与我们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们是对苏联体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者。[15]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将要看到的一样，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与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众从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


　　精英分子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过程，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的呢？早在1987年，许多党—国精英就开始离开自己的职位而变成了资本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或者说为之奋斗的是新的私人企业。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被它们的管理者不动声色地、偷偷摸摸地转变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一做法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又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国精英来完成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他们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叶利钦的支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觉悟，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俄罗斯唯一的前途。

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禁止私有企业活动的法律开始逐渐松动。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1988年关于合作的法律条文使小型的私人企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出现了。一些新的工厂只是在形式上是合作的，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企业。到1990年，国家的监管迅速减少，所以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公开地发展起来。在1991年末，苏联垮台以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正式开始，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一些国有实体就开始脱离社会主义的经营轨道。[16]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新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有一些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他们对国有体制的限制感到很沮丧。来自西伯利亚的维勒利·涅维诺夫就是转向资本主义者的科学家的典型代表。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冶金学院完成了研究生学位课程之后，来到了石油丰富的秋明地区（苏联西西伯利亚城市）的秋明大学当了一名物理学讲师。他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获得了几个发明专利权，包括新的测量方法和监控装置。1986年，他建立了一个与秋明大学合作的工厂，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新技术的利用和开发。1990年，他利用与秋明大学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联系，转向做石油贸易。到1991年他冒险成立了一家合股公司——赫尔默斯公司，资产达到5亿卢布，在俄罗斯许多城市开办了银行和贸易公司，发行了股票并进行日用品交易。[17]
　　米克海尔·古拉也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在广播通讯公司和一家军事研究中心的声学研究部门当工程师。1987年，他离开国家部门成立了一个小型的音频和视频录像合作企业，通过一个国有企业代理得到了8万卢布的低息贷款。古拉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背景没有阻止他从事驯鹿角和羚羊角的出口贸易，这些物品在国内被看作是民间药材，即使药用价值不高，但它给从事这一贸易的人带来的利润却是很高的。几年时间里，他就把这家小的企业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国际财团，变成了一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跨国公司，为富裕的俄罗斯人旅游提供信用卡以及从事其他一些活动。[18]
　　在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为科学家成为企业家的人大做广告。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也只是少数，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往往就会发现，那些在个体企业中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而是有着其他许多背景。维勒利·涅维诺夫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在苏联粗放的市场中进行有利可图的西伯利亚石油贸易，他抓住了机遇，而不是因为他的发明创造。米克海尔·古拉的企业，是以公众基金来创办的，是由于世界贸易与金融利润极为巨大才迅速发展壮大的。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要想获得生意上的成功，不仅要求有技术知识，而且要求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当机遇出现时，要有能力迅速抓住机遇。广泛的社会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仍然是十分黑暗的，要想让一家私有企业在生意场上站稳脚跟，就需要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支持。广泛的社会联系也是在个人资金缺乏时获得财政贷款、让私人投资所得的财富合法化的唯一办法。
　　在1987年至1991年之间的苏联，机遇的突然出现，主要并不在于生产了有用的商品。一个企业还必须抓住机遇，与获得巨大资助的国有企业竞争，后来这些国有企业都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卖了。这种巨大的潜在利润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由于弊端很多，而且价格受到控制，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可以从国有企业中购买商品，然后再在苏联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卖出去。另一个更丰厚的利润是可以通过控制廉价的苏联原材料市场，而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偷偷出口来获得。
　　又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机遇是在金融方面的投机。由于在原材料和期货市场方面有一个逐渐发育的过程，精明的经营者开始在苏联的金或钼上，在美元或日元上投资，由于苏联经济每况愈下，在它们的价格必然上涨之后他们便抛售出去，以此来收敛钱财。
　　生意上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有专门技术。新的私有企业主要来自于那些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能够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辨别、抓住机遇的集团——党—国精英，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一个莫斯科研究专家对莫斯科1993年兴起的私有企业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67家非国有企业的随机抽样，他发现只有25.8%的企业是由有“专家”背景的人来管理的，主要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2/3——也就是68.1%——都是由前国有企业的领导控制着。[19]当然，由于这一研究是在莫斯科的所有私有企业中随机抽样的，所以大多数企业都比较小或者说只是中型企业。我们可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大的私有企业的创办者，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事实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先是对苏联的精英分子，接下来是对俄罗斯的精英分子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她的指导下，研究组对在1992—1993年间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企业进行了调查。他们根据每个企业所控制的资本的大小汇编了100家大企业的名单。研究者在进行文件研究的同时，对这100家企业都进行了走访。


　　图7—2是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对100家最大私有企业创办情况的调查结果。图7—2中的四个方面——（苏联的）共青团员、企业家、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代表了党—国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总共占了100家大企业的62%。科学家只占了15%，另外5%的企业创办者则是被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称为“天之骄子”的人[20]——他们都是一些打破旧体制靠自我奋斗出来的人，与旧体制不相适应，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就试图违反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为自己而工作。另外的18%是由各种各样背景的人混杂而成的（包括犯罪分子、失业者等）。
　　共产党的青年先锋队组织共青团，也是新的企业生长的温床。在苏联社会中，每一个有上进心的青年都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结成的社会联系和友谊，是一个人进入苏联官僚阶层的阶梯，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青年”这一术语不应该作严格的限制——活跃分子可以在共青团组织中待到40岁左右。共青团的许多活动，是由基于自愿劳动为基础的许多民间企业组织的。在共青团组织中，一个人可以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组织才能。
　　“理想主义”一词前面往往要加上修饰语“年轻的”，的确，年轻人的组织往往是要注入理想主义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共青团也不例外。在年纪较大的党—国精英以追求名利来代替理想主义时，这一过程在共青团中也同样发生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每月出版的杂志《特尔斐·柳笛》（DelovieLyudi）（主要面向生意人）的出版者维狄姆·比雷科夫指出，共青团活动家“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乐意干任何事情”。[21]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新的机遇的时候，共青团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滋生地。
　　从1986年7月至1990年4月，维克多·米罗连科是共青团的第一书记。共青团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可以从米罗连科身上略见一斑。共青团的书记，也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他可以参加一些政治局的会议。1992年米罗连科认为“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社会所需要的是“经济的观念”，后来“经济的观念”这一术语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他引用了索尔仁尼琴关于十月革命的说法，把它看作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轮，它最终必然燃烧干净而且熄灭。他还补充说他希望它完全燃烧干净。他给予英国前首相、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出自于年轻共和国的某一所大学，可是它却出自于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之口！[22]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17%的大型私有企业是共青团创办的。她还发现他们是最早成为生意人的精英分子。在1987—1989年间，从共青团中出来的生意人，以及从科学家中出来的生意人，是创办私有企业的“第一拨”，出来人数最多的是在1988年。其中一半以上的生意人是从被称为科学技术中心的共青团中走出来，开始其人生生涯的。[23]
　　以前作为精英分子的生意人中比例最大的、占到总数23%的一部分人，是被人称作“企业家”的那帮人。这一部分人中，差不多一半以上（56%）来自产业部、苏联或俄罗斯的国务委员，另外1/4（26%）曾经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是在1989—1991年间进入私有企业的，其中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1990年。
　　大型私营企业的创立者有14%来自原苏联的国有银行。原国有银行中的成员要么建立一家新的商业银行，要么想方设法使原国有银行中受自己管辖的一部分私有化。他们是在1989—1991年间进入私营企业的。人数最多的时候占了总数的51%，那是在1990年。
　　新兴大型私营企业中，与精英分子有关的最后一类，是他们的家族成员创办的企业，约占总数的8%。他们是由高干子弟建立的，一般都与国际事务有关——例如，与外交部的官员有关。这些人毕业于最有声望的教育机构，通过家庭旅游和国外的熟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非常了解。他们进入商界很早，大多是在1987年。
　　从原来的党—国精英转变为私营企业主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个别的例子来更好地加以了解。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原来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职位的人——共青团员、产业部或国有企业领导、国有银行职员、外交部官员、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员甚至苏联的内阁成员——转变为私营企业主的简单历程。

共青团员


　　梅纳特普银行是从共青团中冒出来的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它的总部坐落在前共青团办公楼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中间的人行道旁，这和它的身份再相称不过了。威武的警卫沿着走廊每10码远一字排开。人们有时把它叫做“共青团银行”，这个名字一语道破了它的渊源。在一次访谈中，梅纳特普银行总裁米哈伊尔·哈多尔科夫斯基追溯了该银行从一个共青团企业到俄罗斯10大私有银行之一的演变。[24]
　　1986年，哈多尔科夫斯基毕业于门捷列夫化学学院，次年成为一名共青团组织委员。他参加了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的创建，据他说，这是一个投资公司。1988年，他和他的同事们成立了一个银行，由三个官方机构共同投资组建：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国家科技委员会（苏联中央计划机关的一部分）、日索茨银行（国家银行系统的一部分）。[25]哈多尔科夫斯基没有个人资本，资金全部来自这三个注资机构。因而是党和国家的钱兴办了这个银行。
　　一开始时，梅纳特普银行是市属财产，由莫斯科的一个区所有，利润归于银行的劳动集体。由于利润很高，三大注资机构的所有权很快就被银行买走了。1990年，银行重组为一个股份公司，1994年，其资产达到10亿美元。
　　梅纳特普的主要活动是金融交易，即在参与资本盈利的同时买卖金融资产。它还从事信贷和投资，虽然在俄罗斯动荡的经济局面下这样做是有风险第7章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127的。梅纳特普还有第三个业务——私人融资，通过这一渠道，银行管理着大约2000名个体客户的资金。个体融资客户往往是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有人声称，梅纳特普的许多有钱客户是有组织犯罪分子，尽管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无法证实。
　　当被问及俄罗斯新银行家和商人的出身时，哈多尔科夫斯基说：“90%的生意上成功的人都来自旧的特权机关，或者是那些与这些机关关系密切的人。”他认为，旧的干部选拔机制“还不错”，因为它允许那些有天分和精力的人步步高升。在他看来，共青团中这些天分突出、精力充沛的人成为成功的商人是很自然的事。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反常的事情上，他只顾追求资金盈利，那些比他更优秀的同事们，反而去给颠覆苏联体制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煽风点火。
　　这些年中共青团中还冒出了另一些私营企业。其中之一是莫斯特银行，它是俄罗斯另一家大型的私有银行，除了共青团的背景，还得到了莫斯科市市长和市委的支持。[26]费尼斯特银行是共青团投资7亿卢布创建的；它的董事长亚历山大·舍尔巴科夫以前曾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弗拉狄斯拉夫·瑟林内克掌管着一家1987年从共青团中独立出来的私人职业介绍所，共青团曾给他提供了2万卢布的风险投资。恰如其分的是，青年企业家协会这个试图代表年轻资本家利益的组织，就是以前共青团书记谢尔盖·坡塔彭科为首的。[27]

实业家


　　尤里·阿德尔曼来自旧精英中的另一个群体。[28]从机械工程和经济学专业毕业后，阿德尔曼在一座在苏联体制下十分受宠的机械制造厂迅速崛起。1975年，他从克拉斯诺达尔机械制造厂一名技工开始，逐渐升为第一工程师、副总经理，到1984年升任为该厂的总经理。1987年，工业部交给他克拉斯诺达尔机械设备建筑协会助理总经理的工作，他曾把这项工作形容成可以和某个部的副部长相媲美的好差使。他说，虽然他的职位已很高了，但每个月400卢布的工资收入“并不高”。
　　克拉斯诺达尔远离莫斯科。当阿德尔曼听说莫斯科一座机械制造厂的总经理即将退休时，他便四处活动，最终赢得了这份工作。阿德尔曼自信心很强，对于如何管理一个工厂有自己的一套主张，1990年，他利用苏联体制日渐松散的大好时机，把他的企业变成了雇员集体所有，并和上级部门脱了钩。两年后，他把这座成功的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自己拥有了31%的股权。由于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个人资本投入，因此阿德尔曼转眼间就成了一位成功的资本家，尽管到1993年俄罗斯经济的极度混乱使得任何制造业企业都很难盈利。
　　那些在苏联经济管理层中比阿德尔曼职位更高的人，进入私人业务领域也更为有利。石油和天然气部副部长瓦基特·阿列别克洛夫，成了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之一的鲁克石油控股公司总裁。阿列别克洛夫离开石油和天然气部之后，把他以前在部里的上级聘请为该公司的顾问。按照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说法，前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高层人物，都改而在新兴私营企业里担任顾问一类的得天独厚的职务。另一个例子是在1965—1985年间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主席的尼古拉·巴巴科夫，他担任了一家极为成功的股份公司的顾问，这家名叫嘎兹普罗姆的公司的首脑，曾在1994年6月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八名。[29]
　　许多新兴资本家都来自苏联工业企业的高级领导层。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厂长卡丹尼科夫，1990年开始把该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30]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十名，被公认为俄罗斯最有钱的人之一。
　　小型国有企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主管着一家苏联管理培训中心，它是由全苏联几百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兴办的，目的是为它们提供受过专门培训的管理人员。1991年夏，它成了一个私有企业，属于弗拉基米尔一人所有。这时，它在全苏联50个城市里拥有分部。[31]巨大的经济变化使得管理培训成了一件大事，因而以弗拉基米尔广泛的关系网为依托的这家企业，就成了在许多苏联后继国家当中仍然能够成功运作的佼佼者。
　　前苏联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大多是通过兴办新的企业而不是私有化他们以前主管的企业而成为资本家的。尼古拉·利萨伊以前曾是由六家大型军工企业组成的集团的负责人，该集团工人总数达到7.5万人。1991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离开了该集团，开始组建一家私有计算机软件公司。起初他想把自己的软件销售给制造业企业，后来他发现向俄罗斯新兴私有银行提供软件方才可获成功。他说：“他们有的是钱，正为如何花钱而发愁呢。”[32]

银行家


　　新兴资本家同样来自苏联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谢尔盖·罗吉奥诺夫曾经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来成了帝国银行的行长。[33]罗吉奥诺夫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位列第九。1989年，曾在国家银行系统管理层供职25年的瓦狄姆·帕科维奇，成了莫斯科斯坦金银行内部商业分行的董事长。同年，阿纳托里·弗斯尤科夫辞去了他在苏联斯托罗伊银行列宁格勒地区分行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转而担任一家私有商业银行——圣彼得格勒阿斯托罗银行的董事长。[34]
　　许多国有银行在它们的管理者手中私有化了。普罗姆斯多伊银行以前是苏联最大的国有银行。1991年，几位负责人离开了该银行，转而去负责一家新建的私有银行。然而，普罗姆斯多伊银行行长雅科夫·杜本内茨基留了下来，并把该银行改制成了一家股份公司。1994年，杜本内茨基说：“当经济滑坡和一片混乱的时候，银行却如此繁荣，这看起来不合逻辑。”[35]普罗姆斯多伊银行确实是那些管理良好、业务蒸蒸日上的银行之一，而这也给杜本内茨基赢得了排名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第21的名次。[36]
　　谢尔盖·耶戈罗夫是另一位在新的银行系统中大获成功的前国家银行官员。他曾担任过10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现在他领导着俄罗斯银行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们都是俄罗斯富有的、举足轻重的私有银行。另一位前国家银行官员维罗拉多夫，现在则掌管着因科姆银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一位。[37]

来自旧体制其他群体中的资本家


　　由于资本主义观念是一种舶来品，因此苏联外交部中崛起许多新的资本家也就不稀奇了。瓦狄姆·比尔尤科夫以前在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90年，他被索克出版公司总裁、法语杂志《费加罗》出版商罗伯特·赫尔撒特所看中，后者让他承办一份新杂志，发表有关苏联经济改革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尔尤科夫同意并创办了精装本月刊《苏联商业》，他自任总编和分部最高负责人（上级主管是来自法国的出版公司）。苏联解体后，该杂志更名为《生意人》。
　　这项投机事业的资金，不仅来自索克出版公司，而且得到了苏联官方出版机构前进出版社的资助。由于前进出版社以前曾以出版漫漫长卷《列宁全集》而闻名于世，因此它加入到索克出版公司的合伙事业，并不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91年7月，它与《读者文摘》一起发行该杂志的俄文版本，同时加入的还有苏共印刷厂“第一标准印刷厂”和苏联国家图书发行专营机构“国际书店”。[38]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来自苏联精英高层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在新兴个体资本家当中占了极大比例。最后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即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的许多年轻子弟显然已经死心塌地地信仰了私有制。[39]例证之一是已故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苏斯洛夫曾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他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最有权势的苏联领导人之一，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一卫士。他的孙子斯特里戈夫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官方报纸《真理报》工作。1991年7月，斯特里戈夫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私有商业银行的干事。甚至连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孙女维卡也在苏联解体前成了一名商界女名流。[40]
　　党—国精英在改革期间纷纷奔向个体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包括那些从苏联高级政治领导层下来的人。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搞政治。但也有少数人，例如弗拉基米尔·舍尔巴科夫，走向了这条道路。80年代初，舍尔巴科夫从陶里亚蒂汽车联合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升迁到莫斯科的汽车部门工作。1985年后，他调入一个重要的国家委员会，之后成了部长会议中某个部的副部长。1990年，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1991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理，两个月后成为第一副总理。[41]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的48小时内，他成了代总理。
　　1991年11月，此时苏联刚刚解体不久，舍尔巴科夫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叫“私有化协会和外国投资国际基金会”。此时的舍尔巴科夫，已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42]
　　卡尔·马克思曾说，新的社会关系往往从旧社会的体内孕育出来，这时他无疑在表达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关系将直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但这一景象倒特别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过程。这不仅指旧的党—国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43]，而且指的是苏联体制中的许多机构也助长了这一过程。共青团只是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苏联的出版单位发行的是资本家的出版物。以前只是被动地、谨慎地为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则演变成了私有商业银行，它们从事着高风险的、变幻莫测的投机事业，为银行家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前只是根据国家计划被动生产产品的、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有限的工业企业，成了“从主管到业主”一起中饱私囊的滚滚财源之地。
　　资本主义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机构中滋生成长，并不仅仅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省级城市彼尔姆，1991年期间，从那里的旧体制中冒出了一阵阵拥护资本主义的热浪。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不同的是，彼尔姆的共产党政权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设法抵挡住了反对派势力的选举挑战。但胜利后的彼尔姆地方精英们继续热情地拥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44]

共产党人变成了亲资本主义政客


　　从党—国精英中培育出新兴资本家阶级的过程，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是没有阻力。苏联的反对派政治运动一开始是以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但到了改革后期，党—国精英的成员们也开始和反对派一唱一和起来。到了1991年，来自旧精英中的一大帮人已经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领袖。
　　一些突出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有持不同政见的背景，例如1990年发起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袖格雷柏·亚库宁神父。1990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市长的反对派人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其职业是法律教授和律师，而不是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但许多最重要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来自党—国精英。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研究队伍曾对独立后俄罗斯的新政治领导层作过研究。他们发现，叶利钦总统身边75%的领导人均来自苏联精英阶层。在叶利钦的政府中，74%的人来自苏联精英阶层，这和叶利钦的总统机构中的情形是不一样的。[45]在新的俄罗斯政治领导层内，格雷柏·亚库宁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不过是典型的少数派而已。
　　说到共产主义者变成资本主义者，看一下少数几个有关共产党干部成为亲资本主义政客的事例，也许不无助益。除了众所周知的鲍里斯·叶利钦的例子外，许多出身党—国精英的人也在改革最后几年走向了这一条道路，例如尤里·阿法纳瑟夫。
　　阿法纳瑟夫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一个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题目：《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的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他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逐步升迁到共青团高等学校党委书记的职务。70年代中期，他任中央委员会文化部代部长。1985—1987年间，他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的一个部门里负责。1987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46]
　　80年代后期，阿法纳瑟夫是以一个反对派首要政治人物的面目出现的。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和鲍里斯·叶利钦、安德烈·萨哈罗夫一道，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跨地区议员团”是第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它迫使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在政权机构内部开展与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的斗争。1990年，阿法纳瑟夫成了创建“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导人物，试图把各种反对派团体和个人组织在一起。
　　伊万·西拉耶夫是从另一个旧精英集团中加入反对派的。西拉耶夫从航空工业中崛起，这是军工联合体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长期担任高尔基市一个航空企业的领导之后，1974年，他被调往设在莫斯科的航空部，1981年升任部长并进入中央委员会。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1990年。
　　西拉耶夫突然加入反对派是在1990年6月。鲍里斯·叶利钦刚刚战胜共产党领导层的反对，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俄罗斯共和国新议会主席，这实际上使叶利钦成了俄罗斯共和国的行政首脑。在安排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理职位时，叶利钦没有选择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而是选择了共产党领导人伊万·西拉耶夫。西拉耶夫在1991年初脱离了共产党，同年7月他就成了另一个反对派组织——民主改革运动——的共同创办者之一。在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已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得实权的叶利钦任命西拉耶夫为管理整个苏联国民经济的新委员会的领导人。
　　在回忆起1990年10月的个人转变时，西拉耶夫说：“和70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补充道：“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这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高级官员，现在已经变成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了。[47]
　　西拉耶夫是从党—国精英的政府一边起步，最后崛起为一位经济管理者，而阿尔卡季·沃尔斯基（ArkadyVslsk）则是从与政府平行的共产党经济管理机关中爬到这一位置的。1969年，沃尔斯基到中央委员会的机械建设部工作，1985年升任为该部部长。198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989年，他在自己的工业专业之外得到提升，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特使，试图解决那里爆发的尖锐的种族冲突。[48]
　　在1991年政变爆发前，沃尔斯基并没有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政变发生时，他募集了一些钱送到被围的“白宫”（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所在地）给叶利钦。[49]据说，沃尔斯基还组织了一帮商人，谴责政变企图，同时“给危机关头的‘白宫’送去了关键的通信设备”。[50]从此以后，他公开地和叶利钦站在一起反对戈尔巴乔夫。不久，他被任命为以西拉耶夫为首的苏联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委员。[51]
　　叶戈尔·盖达尔出生于一个旧精英家庭。他的祖父阿尔卡季·盖达尔是一位内战英雄，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叶戈尔·盖达尔曾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80年代中期，他还是一位中央计划的坚定支持者。[52]1987—1990年间，盖达尔负责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部门，之后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报纸《真理报》任职。
　　盖达尔在《共产党人》和《真理报》工作期间，他的观点开始急剧变化。据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阅读美国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内容。他正在寻找另一种意识形态，终于在自由市场的、放任主义的美国保守派理论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当中找到了它。[53]1991年秋，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共和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成了推动俄国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休克疗法”战略的首倡者，对此我们将在第9章再作详细讨论。

结论


　　1987年前后开始，在国家社会主义各种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大多数精英成员在1987—1991年间并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总免不了要看到他们那些这样做的同事——同时注意到这些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对于构成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那些讲求实用的野心家来说，这种教训是不会忘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所开的绿灯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这将允许他们紧步那些捷足先登者的后尘。曾经操纵旧体制并且是该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的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利益不再能够从该体制中得到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首要的选择。
　　精英成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那些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或者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中任职的人，拥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机遇更多。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将他们推到了更好的位置，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这些资产的新主人。另一些在国家调控部门工作的人，发现他们通过收受贿赂就能够很轻松地进入新富人的行列。政府官员们期盼在物质福利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而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转轨恰恰能够让他们把生活提高到西方精英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拍叶利钦的马屁，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新政治领导层的一员，当然获得的回报也多些。
　　在共产党机关中供职的精英，似乎乐意这样做的人少些，他们已经在党—国体制的共产党这一边耗去了大半辈子。看起来，在操纵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共产党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的，虽然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下去。因此，随着党的权力在1990—1991年间日渐式微，许多党的干部开始从党调往政府，担任国家官员或企业主管之类的职务。多年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经历，使这种调动很容易就能成功。[54]
　　通常的看法虽然没有简单地忽略掉许多苏联官员转而拥护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但它提供的解释却和这里提供的解释有别。它认为，苏联官员看到身边的旧体制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只好尽力替自己在新秩序中找一个好位置。然而，这种解释和苏联最后几年的事件在时序上不符。党—国精英抛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起始时间，要比通常的解释所说的时间早得多。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在旧体制被埋葬，俄罗斯在1991年末走向独立之后，曾经在资本主义还未到来之前反对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党—国精英成员也开始渐渐适应新的形势，这点倒和通常的观点所说的差不多。原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改革工作上花了五年时间，最终在1990年患心脏病之后宣布退休。1992年，当一些作家访问他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毕生的社会主义信仰，为自己帮助推动的改革的失败懊悔不已。但18个月后，甚至在他面对1994年俄罗斯的现实时，他仍然接受了担任俄罗斯几大私有银行之一的“特维尔全球银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的邀请。[55]但是，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人在1987—1991年间狂热地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则是另一件事情。
　　党—国精英并不是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唯一角色。在他们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时，他们给了这一联盟争夺政权的能力，但他们不是这一联盟的唯一支持者，也不是第一个。苏联的知识分子是最早地、最活跃地支持这一联盟的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足以构成单独一个团体。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转向亲资本主义的立场，对事情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经济改革把个体经济合法化了，某些一度在中央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买卖商品、过着各种非法的花天酒地的生活的灰色经济从业者，一公开露面就成了富有的商人。他们自然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拥护者。[56]那些有合法出身，但不是出身精英阶层的新业主——科学家、技术员、医生、牙医，甚至包括少数工人和农民——同样希望扩大自己私人商业活动的领域。整个新的私人业主团体，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都给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资金渠道。
　　因而，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从四个主要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57]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们的制度立场才是最关键的。[58]


〔注释〕

[1] 与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会谈（1992年10月19日）。

[2] 苏联政府官员尼古拉·雷日科夫对作者之一讲了这番话。雷日科夫曾经在许多有麻烦的地方工作过多年，如古巴和埃塞俄比亚。1991年7月，他在兹南尼亚担任共产党的一个教育机构的领导。几年以后，在叶利钦总统的政府中他是一个高级行政长官，而他的妻子在私人银行中工作。

[3] 与尼古拉·雷日科夫的会谈（1992年10月27日）。

[4] 纽约时报书评》中有关《利加乔大回忆录》（1993）的评论认为，利加乔夫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利加乔夫被认为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对者，对原来社会主义制度不作任何改革的拥护者。一些人甚至把他当作一个脑筋转不过来的斯大林主义者。在阅读了他的《回忆录》，包括史蒂芬·科亨（Stephen Cohen）为该书所作的富有洞察力的“序言”（利加乔夫，1993）之后，我们很难对利加乔夫还有这种看法。也可参见Surovell，1991。利加乔夫似乎赞成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想法，但是他反对改革进行的速度，担心这样会摧毁整个制度，认为这样社会主义有被资本主义取代的危险。在这一点上，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1991年，虽然利加乔夫对事情发展的方向不满意，但他对1991年8月所出现的出乎意料的行动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支持。

[5] Folbre（1995，表1.6）。在1993年的美国，执行总裁的平均收入是377.2万美元，而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25317美元，两者的比例是149：1。

[6] 科若梯奇（Korotich）的估算载于Tolz and Newton（1990，p.58）.该估算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在1989年1月31日的一个报告。

[7] 这种收入的比较关系没有考虑苏联精英分子的特殊工作津贴。供是，这种特殊的津贴也不足以填平苏联精英分子和西方官员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

[8] Hough（1991，pp.276〜277）。

[9] Hough（1991，pp.277〜276）。但是，该书又总结说，结果表明那是错误的，那种形式的革命似乎不可能发生。

[10] 党和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转向支持资本主义，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物质上的私人利益。从1975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占优势，而苏联接下来1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可能会使一些党—国精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要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苏联党—国精英如果只是因为物质利益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转向支持资本主义。他们对两种制度作过公正的比较。

[11] 当苏联及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即将终结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首席军事顾问谢尔盖·F·阿赫罗梅耶夫于1991年8月25日自杀。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熟悉阿赫罗梅耶夫的海军上将、苏联参谋部主席威廉·J·卡罗威评论说：“他想缓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紧张局势，但是他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消失”（《纽约时报》，1991-08-26，13版）。钢铁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苏联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一面旗帜，它的第一任党委书记亚力山大·萨维斯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被取消的时候，由于失望，萨维斯基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访亚乃山大·萨维斯基，1994年6月7日）。萨维斯基指出车里雅宾斯克的党的领导人在当时“由于思想压力太大而死亡”。

[12] Kullberg，1994。图7-1中的“资本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包括卡尔伯格（Kullberg）称之为“西化论者”和“温和改革论者”的两类人。她把西化论者描述为信仰“西方体制适用于全世界”的人。这一群体的成员表示“相信市场和私有财产在解决苏联经济危机中的力量”。他们“对社会主义进行猛烈抨击”，并且“试图销毁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和颠覆社会主义”。温和改革论者“也强调西方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西方的经济制度，把它作为苏联社会未来的发展蓝图”。温和改革论者“和西化论者一样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p.942）。温和改革论者和西化论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主张向资本主义作渐进的转变，更多地注意苏联社会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特殊性。卡尔伯格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她所使用的西化论者和温和改革论者这两个词语都是指那些主张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和市场经济来代替社会主义的人。在抽样调查中，西化论者占19.2%，温和改革论者占57.5%（p.941）。

[13] 这次抽样调查涵盖了中上层政府官员73人。包括军队官员、企业领导、莫斯科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外交官、经济学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和独立党派领导。因此、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党—国精英，因为它包括一些我们本应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成员。然而，这些知识分了“是科学部门的领导或项目经理”，也就是说，他们处于知识分子和党—国精英的边界线上（Kullberg，1994，p.950，note 11）。在抽样中，63%的人是当前或以往的共产党员（p.930）。因为样本不是随机抽样产生的，卡尔伯格承认结果不具有统计意义，不能精确地说明莫斯科精英分子的各种观点（p.950，note 6）。

[14] 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坚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理念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社会哲学”（Kullberg，1994，p.944）。

[15] 卡尔伯格（Kullberg，1994）写道：“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相似的”，他们都认为“过去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除了带来伴随着经济的衰退的军事的衰退外，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任何好处”（p.945）。

[16] 约翰逊和科鲁尔（Johnson and Kroll，1911，pp.289〜291）对1989—1991年的国有企业和部门向私有企业的转化，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明。

[17] Androshin（1992，pp. 28〜30）。

[18] Bastanova（1992，pp.82〜83）。

[19] Radaev（1993，p.8，表5）。其余6%的企业是由以前的白领阶层、工人、农场主或以前没有任何固定职业的人管理的。

[20]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1994b）使用的是俄语“samorodki”，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就是“天然金块”，这里是指具有特别禀赋的人。

[21] 与维狄姆·比雷科夫的会谈（1994年1月17日）。

[22] 与维克多·米罗连科的会谈（1992年10月23日）。

[23] 克日斯坦诺夫斯基（1994b）。

[24] 这里提供的有关梅纳特普银行演变史的材料，来自于我们对米哈伊尔·哈多尔科夫斯基的访谈（1994年6月14日）。

[25] 哈多尔科夫斯基不只是帮助创建了梅纳特普银行。该银行在莫斯科的分部莫斯比兹列斯银行，后来直接变成了俄罗斯最大的私有银行之一（Kozlov，forthcoming）。

[26] 对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访谈（1994年6月15日）。

[27] 有关弗拉狄斯拉夫·瑟林内克、谢尔盖·坡塔彭科和费尼斯特银行的材料来自于：Wallstreet Journal 1992，p.A6. 有关亚历山大·舍尔巴科夫的材料得自莫斯科“俄罗斯数据库”。亚历山大·舍尔巴科夫同时是青年企业家协会的理事会成员，就像前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伊瓦罗夫那样。在俄罗斯的新兴私有银行和其他企业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前共青团的核心骨干。

[28] 有关尤里·阿德尔曼的材料取自我们对他的访谈（1994年1月19日）。

[29] 对奧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访谈（1994年6月15日）；《商业世界周刊》，1994-08-08。嘎兹普罗姆以前曾是苏联国家天然气专营企业。1992年后担任俄罗斯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就曾是它的负责人。

[30] 对根纳季·阿欣的访谈（1994年1月20日）。阿欣是一位研究俄罗斯精英的俄罗斯政治学家。苏联另一家最大的汽车制造厂KAMAZ，同样在此时的总经理的掌管下私有化了（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1994a）。

[31] 对帕维尔·M的访谈（1994年8月7日）。帕维尔·M是弗拉基米尔的高级助手。

[32] 《华尔街时报》，1993-03-01，9版。

[33] 对奥尔加·克甫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访谈（1994年6月15日）。

[34] 莫斯科俄罗斯数据库。

[35] Batsanova（1994，pp. 28〜30）。

[36] 《商业世界周刊》，1994-07-27，5页。

[37] 对奧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访谈（1994年6月15日）；《商业世界周刊》，1994-08-08。

[38] 《读者文摘》俄文第一版发表了一篇醒目的文章：“有关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十个神话”，该文试图消除这一印象：美国存在严重的无家时归问题。

[39] 对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的访谈（1994年1月15日）。

[40] 本书的一位作者——弗雷德·威尔和这两个人很熟。

[41] Kto est’ v Rossii（1993，p.752）。

[42] Delovie Lyudi，May 1994，p.88。

[43] 这一趋势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苏联军队系统中没有出现过资本家，虽然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武装部队中腐败盛行并饱受非议。在所有的旧精英中，军队也许是受社会主义信仰浸染最深的，而军队生活的特征又易于淘汰掉那些受资本主义金钱腐蚀的人。

[44] McAuley（1992）。

[45]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1994a，table 9）。我们所用的“党—国精英”（party-state elite）一词，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称作“特权阶层”（nomenklatura）。她这一俄语的“nomenklatura”概念和我们所用的“party-state elite”概念，其含义是一致的。

[46] Kto est’ v Rossii（1993，p.56）；Hewett（1991b，p.248）。

[47] 关于伊万•西拉耶夫的资料，来自于Kto est’ v Rossii（1993，p.593）；New York Times，25 August 1994，p.14；McFaul and Markov（1993，p.303，note 6）。

[48] 有关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资料，来自Kto est’ v Rossii（1993，p.147）；Tolz and Newton（1990，p.51。该书引用的是塔斯社1989年1月28日的一篇报道）。

[49] 本书作者与伦敦《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翰•利奥德一道进行的访谈（1994年1月28日）。

[50] Lohr（1993，p.828，note 13）。

[51]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426）。在独立后的俄罗斯，沃尔斯基成了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是中间派政治势力“公民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52] 对弗拉基米尔•法米斯基的访谈（1992年10月26日）。法米斯基是莫斯科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他是盖达尔的学生，曾亲眼目睹过盖达尔在80年代的思想变化。

[53] 这里对盖达尔思想变化的记录，来自于本书作者与伦敦《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翰•利奥德一道进行的对盖达尔的访谈（1994年1月18日）。

[54] 例如，在1991年的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或者调往该市主导企业钢铁厂，或者调往市政管理部门担任高级职务。钢铁厂以前的党委书记A．I．斯塔利科夫，则担任了企业的厂长（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前党委书记亚历山大•萨维茨基的访谈，1994年6月7日）。新闻界对这种遍及整个俄罗斯的现象有过广泛报道。

[55] Delovie Lyudi，May，1994，p.88。不过，他后来辞职并重新进入了政界。

[56] 尽管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势力在改革年代里有所增长，但它仍然是有限的。所谓的“黑手党”在苏联体制的终结方面似乎也没有起过重大的作用。不过，一旦该体制走到尽头，“黑手党”的经济影响力就大大增强，它们成了苏联之后的强大势力。关于这一点的原因，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

[57] 这四个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是党一国精英的一部分。最重要的私人业主也来自精英阶层。然面，认为该联盟拥有这四个单独的支持团体还是不无益处的。

[58] 亲资本主义联盟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同样赢得了普通工人的强大支持。然而，由于这一部分支持者很少希望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不应当把他们算在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支持者之内，和上述所言的四大团体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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