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八章 政权空白期
一九二二年，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的严重问题有所缓和，问题的急迫性开始有所下降。在经济政策和苏维埃政治生活方面，党确定了某些基本原则，并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在某些方面放宽了政策，在某些方面加强了管理。人们也不再认为世界革命即将爆发。苏维埃俄国开始重新进入国际生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意见分歧也开始沉寂下来。但是，一九二一年采取的两大行动（经济上的后退和政治上的加紧控制）却普遍地被党的领导人看作是一种暂时的措施而接受。当列宁继承人危机出现后，争吵立即重新爆发。
一、继承人和“三驾马车”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五十二岁的列宁患脑溢血症。在此之后，除了一九二二年秋至一九二三年初一段较短的时间外，列宁完全离开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列宁逝世。接着，在苏联出现了七年的政治动乱，直至斯大林取得个人独断的领导地位时为止。
列宁离开政治舞台，对整个共产主义权力机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严格说来，列宁不是一个专制者。按党章条文看，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他个人的品格和极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建立在荣誉、智慧和崇高的威望之上的，是以人们对他所表示的忠诚为基础的。他实际上控制着整个运动的发展。在各项事务中，大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主义者”，都本能地听从他的决定。即使对顽固的反对派来说，他的言论也是有份量的。
但是，反对派依然存在。某些大胆的人还不时地攻击列宁。尽管列宁本人也同意对某些不同意见采取组织措施，但反对派并未因此而遭到人身报复。在最高层，党的事务是通过表决来决定的。在表决中，列宁曾多次失败，但他并不轻易放过那些不利于他的中央决定。例如一九二一年，他提议开除施略普尼柯夫；他不是下命令，而是进行说服，把问题提交全体党员。在这一论坛上，由于他享有崇高的威信，他总是能最终取得胜利。在没有感到致死的威胁时，列宁是不报复的。一九一七年他原谅了右倾反对派，一九一八年原谅了左倾反对派，一九二一年他又宽恕了工人反对派。当然，前提是他们应放弃错误立场。一九二〇年，在建立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时，列宁曾写道：“监察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对那些在苏维埃机关和党内的野心未遂而神志失常的所谓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应该建议采取关心和个别对待的态度，甚至往往采取一种给予直接医疗的态度。应该尽量安慰他们，以同志的态度向他们说明问题。”[1]
列宁的这种领导特点使列宁这一翼在没有列宁的情况下很难行使政权。这派人缺少列宁那种迅速作出决定的力量，他们不习惯承担落在他们头上的责任，他们没有能力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没有能力与持不同看法的人打交道。在此情况下，党变成了一个既是官僚主义又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在列宁病重期间，党实际上不再有领导人。
列宁离开领导事务后，党的领导人固守着“集体领导”这一形式，并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列宁只是暂时的离开。按照党章规定，党和国家应由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它行使职权的政治局来领导。此外，作为理所当然的作法，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由最老的政治局委员负责（但托洛茨基除外），这就是“三驾马车”或三人政治。他们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但是，这三人中没有一个拥有决定权。他们都不具备国家领导人所应有的优点，而是二等政治家和热衷于向上爬的勾心斗角者。但是，列宁从来不愿把这类追随者推向反对派一边，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党。这一点在季诺维也夫身上表现最为明显，他甚至在列宁手下还担任了很高的职务。可以说，他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平庸。他是列宁的一个驯服工具，并且是有名的不惜为领导干任何肮脏工作的人。[2]此外，他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人惧怕的地步，这也是他的一个可取之处。季诺维也夫在以后的三年里就是在这样一个摇摇晃晃的基础上作为同僚中的一位长者担任了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季诺维也夫，当他担负这一重任时还不到四十岁。他于一八八三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二十岁时加入布尔什维克，自一九〇七年起就是列宁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他是一个善于发表长篇演说的人，具有革命鼓动家和新闻记者的形象。他很少担任管理工作；除了出任过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外，从未担任过国家官员职务。他那粗野的形象非常符合居民心目中的革命者形象。他似乎天生就适宜担任共产国际主席这一职务。但是，人们从历史上很少能找到有利于他的记载，他有恬不知耻和胆小怕事的名声。据说，斯维尔德洛夫曾称他为“恐惧的化身”。列宁曾叹息说：“他重复我的错误。”[3]无疑，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所犯的错误使他十分惊慌失措。一九二五年当他与党的领导集团决裂时，也是畏惧万分。他经常自动撤回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事他比任何人干得都多。
“三驾马车”的第二号人物是加米涅夫，他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就是季诺维也夫的“知心人”。他们同岁，出身和革命经历都类似[4]。但也有不同：他留有胡子，威风凛凛，没有风趣，尽管他担任着显赫的职务（一九一七年十月担任了第一任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主席，自一九一七年政治局建立以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始终是一个非常不出色的人物。他担任着许多国家领导职务（其中包括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且一直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但他在政治上几乎只是季诺维也夫的一个影子。
关于斯大林，没有什么新的补充。他之所以能飞黄腾达，是因为他对列宁是有用的；与其他二人不同的是，他在书记处中建立了牢固的统治。无疑，他对他的同事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手，而且由于名望不高，在政治上还构不成对他人的威胁。如果说他很早就具有野心，那么他当时隐藏了这种政治上的野心。托洛茨基曾详细地谈到斯大林的“平庸”和不知名，这一特征在当时来说是确实的，它后来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证实。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说：“假如我说，在座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九在一九二四年以前都很少听说或知道斯大林，这也许并不违反事实。”[5]
在政治局里，除了生病的列宁、托洛茨基和三巨头外，还有两名委员。他们属于反托洛茨基一派，并由于政治上的可靠性在党内最高层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是四十二岁的工会头目托姆斯基和四十一岁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6]他们二人均为典型的谨小慎微的代表，他们的这种态度早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姑息政策”中已得到充分表现。托姆斯基的适应能力，也反映在他曾被严厉地撤消工会主席职务而立即又被复职这一事件上。
强有力的俄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就这样在建立四年半后落入这三名平庸人之手，他们是令人厌恶的煽动家和阴谋家。这同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七年间法国大革命后的五人执政内阁很相似。
托洛茨基对新领导是一个威胁，只有他能在个人威望上与列宁相媲美。他是十月起义的领导人，内战的制胜者。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名字与列宁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尽管人们认为托洛茨基并不十全十美，但他是唯一能接替列宁领导职务的人。
列宁一派的领导人都坚决反对托洛茨基接替列宁的职位。托洛茨基在普通党员中虽受爱戴，但在党的上层并不受欢迎。人们有些害怕他。人们经常用法国革命来进行对比，并提出防止“波拿巴主义”的危险。[7]事实上托洛茨基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他的地位建立在军事功绩和对军队的指挥权上。当时他在布尔什维克里是一个有势力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左翼反对派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曾与列宁主义者发生对抗，但他们在人员力量和纲领倾向方面并未受到多大损失。如果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取得优势，那末，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所进行的组织改造就会倒退。列宁主义者出于自身的利益在各级组织中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后来曾写道：“三人小组越是在精神上感到虚弱；他们越是害怕我——因为他们害怕我，所以要打倒我——他们就越是要加紧对党和国家的控制。一九二五年在一次同布哈林的私人谈话中，我批评了党的管理工作，布哈林回答说，‘我们是不够民主，因为我们怕您。’”[8]
托洛茨基本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采取行动，他在一九二二年秋改组了军队的政治部。反对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古谢夫被解职（他后来被任命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作为斯大林的可靠文持者之一），接替他的是托洛茨基的老同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曾是十月起义的军事领导人，在乌克兰享有盛名。[9]
托洛茨基与列宁主义领导人，特别是与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敌对行动尖锐地表现为个人摩擦和个人之间的仇恨。自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成为布尔什维克之后，他就同季诺维也夫相敌对。虚荣自负的季诺维也夫怎么也不能原谅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把他从党内第二位排挤下来，使他在革命领袖中成为一个相形见绌的人物。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他们两人意见最不一致。在每次较大的党内争论中——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他们都是相互对立的，更不用说在军事问题上更是针锋相对。季诺维也夫特别感到荣誉受毁是在一九一九年秋，当时托洛茨基迅速地突破了白军的包围，拯救了彼得格勒。
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争斗相比，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摩擦要小得多。人们从他们之间后来的历史性决斗出发，夸大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斗。只要列宁还在领导岗位上，斯大林就不会争着要压倒托洛茨基，贬低他的作用。托洛茨基是高傲、自信、智力过人和态度粗野的人，他特别瞧不起那些小政客，这使得他不受人欢迎，特别不为党内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组织机构中的干部所欢迎。季诺维也夫曾说：“托洛茨基是那种没有耐心的同志。他经常认为一切都错了，……托洛茨基是一个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这一点使他不可能组织一个固定的派别。”[10]对托洛茨基的敌人来说，特别有利的是，他不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人们经常利用这一事实煽动那些从一开始就支持列宁的元老们。
在那个时期，列宁虽然由于心脏病突发而不再能供职，但他还活着，这使托洛茨基的贪图功名之心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要列宁还活着，任何人都不能肆无忌惮地要求作为正式继承人接替列宁的职务。此外，自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的威信在下降。主要原因是他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期间在工会问颠上的反对派观点被击败了。在列宁逝世前的那一段政权空白期，托洛茨基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
二、民族问题和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
一九二二年秋，列宁的健康有很大好转，并能重新进行领导工作。直至十二月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政权空白期中断了三个月之久。后来，他只能偶尔地写一些东西，一九二三年三月第三次发病，从此他就最终离开了苏联政治生活。
在他还能工作的那段短暂时间里，列宁对他的学生大为不满。他了解到，一九二一年由他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党内管理制度包含着一定的危险；他公开与斯大林破裂，着手研究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但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他的继承人很快又离开了他的轨道。
列宁和斯大林的破裂是发生在如何对待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上。当时，总书记斯大林是党内民族问题专家。问题涉及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形式，它应包括名义上是独立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虽然实际上是由统一的俄国共产党所控制，但在法律上则是通过条约形式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准备在形式上实现这一统一，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希望把三个小的南高加索共和国结成一个联邦，然后同另外三个共和国一同加入这个新的联盟。俄共南高加索地区局书记奥尔忠尼启则被委托在那里成立这个联邦。但格鲁吉亚是在一九二一年初通过红军的干预才加入苏维埃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在民族独立和平等问题上非常敏感，他们激烈反对成立计划中的南高加索联邦。这就出现了一场震动了克里姆林宫的斗争。
列宁重新开始工作后，立即注意到格鲁吉亚的形势。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共的一个下级组织）通过了一个决定，其中表示反对斯大林关于南高加索的计划。这个联邦虽然于当年春天就已建立，但比较松散。[11]此外，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穆季瓦尼[12]还直接向列宁申诉。列宁的反应是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写了一个便条，其中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斯大林有点过急的倾向。”[13]在同一天，斯大林向政治局提出申辩，他甚至以十分自信的口吻批评列宁“过急”，批评关于分别建立俄罗斯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联盟的计划。[14]据说，斯大林知道列宁病情严重后曾说过“列宁完了”。当斯大林感到不再需要讨好列宁时，他开始迅速地抓权。[15]
大约一星期后，列宁尖锐地批评了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他接着又表示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行动，批准了斯大林十月中提出的关于成立包括高加索在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计划。[16]斯大林以胜利者的心情打电报给格鲁吉亚造反者，说他们的抗议巳被中央委员会一致驳回。[17]格鲁吉亚人在激怒之下绕过党的途径直接致电布哈林，他们以为布哈林会同情他们。[18]这一越权行为激怒了列宁，他在一份私人回电中指责格鲁吉亚人：“我对电报中的失礼的语气感到惊讶。……我相信，在我的参与下，在穆季瓦尼的直接参加下，中央全会所作的决定已解决了这一意见分歧。因此我坚决批判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谩骂，并坚持以正派的、诚实的口吻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商讨，以解决你们的冲突。”[19]列宁还指出，斯大林可以凭借总书记的威信来维护党内的秩序和纪律。列宁之所以这样做，似乎更多的是出于对组织工作集中化的偏爱，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是出自一种想安抚一下斯大林的愿望。[20]列宁的电报充分证明，一个所谓独立的共和国的共产党是很少有独立性的。
在列宁号召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遵守纪律的同一天，这个委员会又作出一项挑衅性的决定，决定中要求解散南高加索联邦，格鲁吉亚直接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进攻的信号，接着就开始了持续五个月之久的对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的大清洗；贝利亚在一份正式报告中曾夸耀地说：“在奥尔忠尼启则同志领导下的南高加索组织给民族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21]奥尔忠尼启则使用了典型的集权主义的镇压手段。设立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南高加索党委会阻挠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越过它直接插手格鲁吉亚下级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鼓励“最激进的左翼激进主义”，支持政治过火行为。[22]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及其追随者以列宁对他们的敌手所作的批评为掩护，强迫穆季瓦尼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辞职，并由一批效忠于党的中央机关和容忍南高加索联邦的人来接替他们。
斗争是残酷的，奥尔忠尼启则对许多暴力行为负有直接的责任。显然，某些痛苦的喊声也为莫斯科所闻。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派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到格鲁吉亚去，它由捷尔任斯基（波兰人）、曼努伊尔斯基（有人说他是乌克兰人）和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23]（立陶宛—白俄罗斯人）所组成。[24]调查小组说了一些有利于奥尔忠尼启则和中央机关、不利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的话。组织局批准了调查小组的报告，并把大部分格鲁吉亚领导人召唤至莫斯科。[25]只是在列宁的干涉下，格鲁吉亚反对派才得救了。在这期间，建立南高加索联邦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计划在新大林的领导下迅速得到了实行。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成立。
使列宁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中央集权化本身，只要它没有发展到使争吵复杂化的程度，就不会使他不安。例如一九二〇年他对撤换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领导人的行动无动于衷。他似乎也同意压制格鲁吉亚人。但是，使他不安的是违反民族自治的原则（尽管他在党内要求严格遵守纪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列宁完全改变了他对格鲁吉亚同题的看法，并同时以新的眼光看待斯大林。
十二月十六日，列宁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尽管那次发病不如第一次严重，但他和他周围的人巳经看到，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这时，斯大林出于对个人命运的考虑，企图抓住权力的钥匙。接着就发生了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冲突，正如克鲁普斯卡娅在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列夫—包里希奇
[26]！
因为我在得到医生的允许以后根据列宁的口述写了一封短短的信，斯大林在昨天就对我大发雷霆。我在党内不止一天了。在三十年当中，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同志骂过我，在珍视党和列宁的利益方面，我也不会比斯大林差。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控制自己。同列宁可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可以使列宁激动，什么可以不使他激动，无论如何，我比斯大林了解得更清楚。我写信给您和格里哥里耶——列宁的比较亲密的同志，并且请你们保护我，不要使我在私生活方面受到粗暴干涉，不要受到无礼的谩骂和威吓。对于遭受斯大林威胁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决议，我并不怀疑，而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用来作无谓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巳紧张到了极点。
克鲁普斯卡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27]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列宁在预见到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口授了一个被称为他的“遗嘱”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了对其接班人的期望和担心：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28]
在表述了他对几位领导人的看法之后不久，列宁得到了新的关于格鲁吉亚形势的报告。根据捷尔任斯基的个人报告以及列宁女秘书收集的补充材料，列宁形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全新的看法。他在十二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中详细地表述了他所感受到的恶劣情况：“如果象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样，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那末可以想像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显然，这种‘自治化’计划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29]接着他又对联盟能否象预期的那样保护少数民族表示怀疑：在这种条件卞，很自然，……‘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沙文主义者（……）的侵害。”此外，迫不急待地贯彻联盟计划似乎也是不必要的：
“我想，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我还担心，到高加索去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也只是表现了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的公正无私已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
[30]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一天的第三个口授稿中，列宁追切地建议在民族法中增加一条关于保护少数民族不受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侵犯的条文，并建议纠正过去的错误：“应当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那里无疑已有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平的推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32]对这两位被指责的人来说，幸运的是这个口授稿当时没有发表，事情也没有按列宁所指示的那样进行。
列宁在叙述了关于格鲁吉亚问题之后，接着又谈到了党的领导问题，并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给“遗嘱”作了一个补充。他深信，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助手将危害他所设想的集体领导：
“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33]
“致斯大林同志
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您粗暴地叫我妻子去听电话，并且把她痛骂了一顿。虽然，她已向你表示同意忘记已经说过的话，然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她也知道了这个事实。我不想这样容易忘记反对我的行为，不用说，反对我妻子的行为，我认为也就是反对我的行为。因此，请您斟酌一下：是同意收回您所说的话并且致歉呢，或者认为在我们之间断绝关系好呢？
顺致敬意
列宁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34]
由于格鲁吉亚的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这次会议将枇准或撤销斯大林的清洗，列宁这时也向托洛茨基求援：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想请您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为格鲁吉亚的事件进行辩护。这件事现在受到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追击’。我不能信赖他们的公正。如果您准备接受这件辩护工作，我就放心了。如果您出于某个原因不能接受，那就请您把全部资料退还给我。我将把它看作是您拒绝的表示。
致以最好的同志敬礼
列宁”[35]
列宁当时不能肯定托洛茨基是否支持他的立场。托洛茨基自己承认，列宁在向他求援之前曾让他的女秘书格利亚塞尔来打听，托洛茨基是否可能反对斯大林的行为。[36]此外从列宁信件的口气中也可看出，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帮助是没有把握的。事实很快证明列宁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显然，托洛茨基当即答应了列宁的援助请求，列宁并于第二天，即三月六日，把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寄给了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作了如下的叙述：
“当弗齐也娃（列宁的另一个女秘书）把列宁的那个所谓‘民族问题的信’带给我时，我建议：因为加米涅夫同一天将去格鲁吉亚参加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所以把这封信给他看一看是明智的，以便他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弗齐也娃回答说：‘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委托我把这封信交给加米涅夫同志，但我可以问一问他。’几分钟后，她带来下面这一消息：‘根本不能考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将把这封信给斯大林看，斯大林会搞一个假妥协来进行欺骗。’”
[37]
“致穆季瓦尼、马哈拉泽
[39]等同志（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在这次事件上我全心全意地站在你们一边。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傲慢和斯大林的纵容很恼火。我准备发表一些文件和一篇演说为你们辩护。
致敬
列宁”[40]
托洛茨基问弗齐也娃：“您怎么解释这一变化。”她回答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急于要做一些他能做的事。”[41]
同一天晚上，托洛茨基同正淮备前往第比利斯的加米涅夫谈了话。加米涅夫向他通报了列宁给斯大林的反驳信。不可理解的是，托洛茨基虽然清楚地知道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但他却决定不采取行动。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曾详细地说到他给加米涅夫的答复：
“……我基本上不想在代表大会上为了某个组织上的变更而进行一场斗争。我赞成维持现状。……我反对撤销斯大林的职务，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把捷尔任斯基调离交通部门。但我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意见，我力求彻底改变民族政策，停止在格鲁吉亚对斯大林的反对者进行迫害，取消对党的行政压力。……斯大林应立即就其粗暴行为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一封道歉信，并切实改正其态度，这是非常必要的。他不应走得太远。谋反活动是多余的。必须真诚地合作。但您……必须在第比利斯的代表会议上彻底改变那种反对格鲁吉亚人追随列宁民族政策的路线。”
[42]
在三月中举行的格鲁吉亚党代会上，穆季瓦尼—马哈拉泽派以一百二十四票对二十票被击败。[43]尽管加米涅夫力图把讨论主持得很公正（反对派也承认是公正的[44]），但中央机关的力量在贯彻其意志和组成他们的中央委员会方面没有遇到多大困难。格鲁吉亚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书记处如何能强迫地方组织接受它的统治。（党的机关所取得的胜利是如此的彻底，以致在二十八名参加十二大的南高加索的代表中只有一名是反对派的人，即马哈拉泽。穆季瓦尼出席了代表大会，但他只是一名由莫斯科中央委员会派出的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在三月的那场政变之后，他离开了格鲁吉亚。）由于列宁已瘫痪在床，斯大林孜孜不倦地准备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决定性的一战，以保证不失去他在党内享有的地位。
三月的下半月，托洛茨基作出一些姿态，以表示赞成列宁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立场。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但只限于提出某些口头警告：“如果我们误认为民族问题已解决了，那我们将陷入严重的自我失望。”他强调，必须使年轻党员明白，在少数民族的共产党员中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倾向，这说明在整个国家机关和执政竞的某些部门中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罪恶。”[45]显然，托洛茨基只是重复了列宁的论述，而没有再向前推进一步。他没有进行指名批评，他警告了他的敌人，但没有鼓励他的朋友。几天后，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一次演说中要求撤销奥尔忠尼启则的职务，但他只是批评南高加索联邦全面地歪曲了联盟主义的思想；只是提出，格鲁吉亚少数派是受到一定抵制的错误路线的牺牲品。斯大林巧妙地消除了他自己所留下的踪迹，成功地把托洛茨基的建议（除了第一项外）全部从记录中删去。[46]
在十二大的前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敌对状况重新在民族问磁上加剧起来。托洛茨基自三月五日得到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爆炸性文章后，一直保持沉默。四月十六日，列宁女秘书弗齐也娃病愈后重新回到她的工作岗位时，向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递交了一份关于这篇文章的声明：“弗·伊里奇把他的这篇文章看作是方针性文件，认为很重要。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这篇文章送交了托洛茨基同志。弗•伊里奇委托他在代表大会上就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辩护，因为他们两人在这件事上意见是一致的。”[47]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在全党面前就变成这样一个人，要么辜负列宁的信任，要么策划对他的同志展开进攻。加米涅夫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上述情况，并要求中央委员会同意发表列宁的那篇文章。[48]
这期间，托洛茨基匆忙地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说他只是由于同列宁的亲密关系才得到他那篇文章的抄本，而只字未闻作者的进一步意图，因此，他感到有义务保持沉默，尤其是因为这个文件包含着“对三名中央委员的严厉批评”；当弗齐也娃讲出了真正意图后，他“别无其他选择，只有让中央委员们知道这篇文章”，因为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当时，托洛茨基更多地是考虑辩白，而不是进攻。他最后说:“如果中央委员们出于明显的党内原因不赞成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全党或党代表大会公布这篇文章，那我将把它看作是一种保持沉默的决定，我对这篇文章将不负任何个人责任（包括向党代表大会公布的责任）。”[49]
列宁的姐姐玛丽亚·乌里扬诺娃[50]劝说不要公布这篇文章，她说：这篇文章尚未完成，但可以向代表大会的代表宣读。[51]当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下列声明中假惺惺地表示了他的愤怒：
“托洛茨基同志把他在今年三月五日得到的列宁同志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作为个人秘密，不向政治局或准备十二大的中央全会介绍，扣压达一个多月之久，而且认为这是可以允许的，我对此感到很吃惊。正如党的代表们今天所告诉我的那样，这篇文章所说的问题是代表们讨论、谣传和议论的对象。如我今天所知，某些与中央委员会无关的人已经知道了，但中央委员们则不得不通过谣传和转述才得到有关的消息，而这篇文章的内容显然应首先让中央委员会知道。
我认为，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应该在报上发表。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如弗齐也娃同志的信里指出的——显然还不能发表，因为列宁同志还没有审阅。”
[52]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直至四月二十五日结束。虽然斯大林差一点要遭到一场严厉的谴责，但他却仍然像往常一样不受干扰地作为民族问题专家出现，并就这一题目作了主要发言。他知道，代表们已经获悉列宁的批评，所以他特别努力针对列宁的批评为他的格鲁吉亚政策作辩解。他说：当时，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已开始“进攻”，因此有必要通过南高加索联邦纠正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斯大林认为，这一措施得到多数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支持。因此，穆季瓦尼集团在三月的代表会议上被冲垮了。[55]
格鲁吉亚反对派在反驳时公开引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穆季瓦尼宣称：“我们需要这样的政策，它是伊里奇经常教导我们的并在他的最后一封信中向我们所要求的，但这封信只是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个人转告才被得知。”[56]穆季瓦尼的志同道合者马哈拉泽说，列宁过去之所以对格鲁吉亚持批评态度是，因为他听到的只是蓄意捏造的假情报：“关于我们和我们的组织，中央不断得到的是些假报告。可惜，中央相信了这些情报。因此，中央对地方同志不信任。”[57]
乌克兰政府首脑、保加利亚人拉科夫斯基明确地表示支持那些批评实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计划的人。他悲叹地说，列宁当时没有在场，否则他将指出“民族问题上的这一灾难性的错误”。他警告说：“同志们，我声明，联盟的建设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正如你们所知，这不仅是我的意见，它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58]拉科夫斯基得到了布哈林的支持，他抛弃了极端的国际主义，赞成对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敏感情绪作出让步。布哈林认为，有必要“向以前被压迫的民族赎买对我们的信任”，并打击“所有在这里已揭露出来的大俄罗斯倾向”。他提出这样一些不用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列宁同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这样大声疾呼地发出警报？为什么列宁同志在他信中只字没有说到有民族主义倾向者的错误，而集中所有言词——强烈的言词——反对迫害有民族主义倾向者的政策？”[59]
只有一个人出乎意料地没有谈民族问题，这就是托洛茨基。他放弃了对斯大林展开全面进攻的机会，虽然列宁曾委托他，代表大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激烈辩论曾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在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往往有许多令人不解的表现，这只是其中的一例。
“三驾马车”的追随者们尽力贬低列宁这封信的意义，他们说那是由于错误情报造成的。尽管人们一再要求，他们坚持反对公布这封信，理由是：缺少列宁的必要指示。[60]虽然事件本身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但“三驾马车”对代表大会仍有影响，甚至在民族问题上也得到了支持。事情以格鲁吉亚反对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关于格鲁吉亚的争吵说明，党内过去已有的裂痕又重新分开了。托洛茨基过去的追随者——布哈林、拉科夫斯基和拉狄克——同情格鲁吉亚反对派，而列宁主义者则牢牢地站在维护书记处威信的这一边。这是布哈林最后一次同左翼同行，在那年年底之前，他又摇摆到了“三驾马车”一边，去反对托洛茨基。除了托洛茨基的少有的消极态度外，这次因格鲁吉亚问题的争吵还有一个特点，即列宁的同情倾向。如同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权前曾有一次出现过的那样，列宁与左翼结成了联盟，反对他自己的思想狭隘的学生。这一改组对党和国家建设问题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列宁的健康没有彻底毁坏，苏联的政策也许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民族问题并没有随着格鲁吉亚事件的平息而解决。后来，还发生了乌克兰和穆斯林倾向分子的事件，但在这两个事件中斯大林拥有最后决定权。拉科夫斯基和乌克兰人继续批评苏联的国家建设，他们认为它只有大俄罗斯统治的味道。[61]他们抗议撤销他们自己的对外人民委员部。[62]拉科夫斯基与斯大林最后发生了直接冲突。[63]随后不久，拉科夫斯基突然获悉，他被任命为苏联驻英大使，而他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很快为一个不太如名的乌克兰行政专家弗·雅·丘巴尔[64]所接替。书记处的长手伸向各地，左翼反对派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基地之一。
更为尖锐的是鞑靼族共产党领导人苏丹—加利耶夫[65]集团的事件，它也是被悄悄地清除的。苏丹—加利耶夫由于激烈攻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对在苏联成立一个包括所有穆斯林在内的大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而激怒了中央。[66]
斯大林在其伙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下，下令逮捕了苏丹—加利耶夫，控告他犯有严重背叛罪。这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迫害党的领导干部。[67]中央委员会指责他，从事“阴谋活动，……破坏从前被压迫民族对革命无产阶级的信任”，并决定把他开除出党。[68]对联盟来说，尽管形式上是由多种民族组成的，但只能有一条路线和一个最高权威。
围绕民族问题的争吵是政权空白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因为它导致了最高领导层的分裂，以及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戏剧性决裂。但是当时关于另外一些问题的争吵，对以后的党的分裂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是苏维埃政权发展的特征。对大多数党员以及对列宁本人来说，最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问题。
三、官僚主义和党的改革
当党的领导想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死胡同里走出来时，他们突然发现极左派一再警告的官僚主义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此以后，声色俱厉地宣布要反对这一弊端就成了官方决议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典型的新语调是列宁一九二一年发表的声明：“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斗争也象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里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是有联系的。”[69]官僚主义的问题是以俄国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和文化落后为基础的。痛苦的经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老观点：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来说，俄国是不够发达的。在乌托邦的战时共产主义梦想破灭后，在冷静的新经济政策初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觉醒。
当共产党人为满足自己创立的国有化国民经济的需要而着手建立管理机构时，他们不得不使用旧人员和前人的办法。托洛茨基公开承认，苏维埃机关大部分是靠沙皇的材料建设起来的：“在历史必要性的压力下，它是由我们根据手头的原料建立起来的。谁的过错？是我们大家。”[70]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承认：“我们接受了旧的国家机关，这是我们的不幸。”“……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反对我们，一部分是自觉的，一部分是不自觉的。”[71]一九一七年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用群众直接的自治来代替它的目标完全未能实现。列宁忧伤地承认：“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人材，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多许多年的时间。”[72]
一九二二年秋，列宁的健康情况略有好转（尤如重新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他又短期地恢复了工作，并查看了他的同事们是如何在继续他的工作。他十分吃惊地看到，在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工作方法已经泛滥成灾。为了减少官僚主义的弊端和使现行政策更多地与所宣布的党的民主理想相一致，列宁开始撰写严厉的批评文章和起草改革计划。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将整个担子压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只好向托洛茨基求援。
列宁公开提出建议，正式让托洛茨基成为他的副手，并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后来，托洛茨基曾这样说道[73]：“列宁让人把我叫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房间，他讲到我们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有了可怕的增长，并认为有必要寻找一种能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他建议在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要求我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列宁也批评了其他几个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瞿鲁巴[74]和李可夫）的表现。列宁不在时，他们曾负责领导政府事务：他建议托洛茨基改组国家领导：“您必须成为我的副手。局势的要求是，我们需要来一次彻底的人事变动。”
托洛茨基向他的政治局同事解释说，他拒绝当副主席，因为一批副主席的存在必然给政府权力带来不明智的分配；因为在负责的人民委员背后（同样在他的背后）有党的机关，而一切决定都是由党的机关作出的。他回答列宁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认为我们在反对苏维埃官僚主义时不能忽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无论在首都、在外省、以至在地方党组织中，干部和专家的选拔是很特殊的。选拔的基础是，这些党员和非党人士必须对某个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人物，对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某个集团无比忠诚。只要人们抨击一个很小的书记，就会触及到党的一个高级领导人。专家们都是他的追随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承担这一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引用他的话）：‘换句话说，我建议在苏维埃机关中展开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而您向我建议，要扩大这场斗争的范围，要在党的组织局内展开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使我感到十分突然，以致我不得不笑了起来，因为列宁如此完美无缺地表述了这种思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回答说：‘可以认为，情况就是如此！’
‘那好吧，我建议与您结成联盟。’列宁回答说。
‘与一个正直的人结成联盟，这太好了，’我说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为了反对‘普遍的’官僚主义，他将建议组织一个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这样我们也可以处理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问题。关于组织形式问题，他表示‘再继续’考虑考虑。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因此，这项工作始终没有着手进行。”
在列宁第二次发病和第三次发病之间，他不得不躺在床上开始草拟一项改革计划。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他口述了许多文件（其中有“遗嘱”和有关民族问题的信件）。显然，在他还能详尽地展开他的思想的时候，这些文件有些是作为粗略的改组管理机构的草案提出的；有些则是作为党内指示，指出在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的情况下党应如何行动。[75]但是，他临终时已在三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批评意见和解决管理问题的建议，这三篇文章是：《论合作制》，写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写于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于一月二十五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写于三月二日，发表于三月四日（这三篇文章全部刊载于《真理报》）。
这些笔记和文章所论及的主题就是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纲领所面临的困难。列宁写道：“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历史好像在意外地捉弄布尔什维克：“我们竟在文化变革，即文化革命之前先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可是，现在我们还是要进行文化革命。”[76]立即改革政府机构似乎是必要的——“第一个住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筒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77]现有的反对官僚主义的监察机关似乎已经垮了，“起初应该起这种作用的工农检查院，结果干不了，只是成了……‘附属品’，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助手。”[78]
浮现在列宁脑海里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甚至一百人，而这些人应是一般的工人，这些人与工农检查院司令部里的监察专家们共同组成一种新的能彻底清洗管理机构的力量。[79]列宁在他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这篇文章中已把他的建议具体化，同时也做了略微修改。他建议应当以最高监察机关代替工农检查院，而这种机关同时兼任国家和党的监督职能（它应体现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身上）；这种新机关应有一百名“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出来的成员，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还希望：要使它具有威信并同基层紧密联系起来；新的委员会要克服僵化的官僚主义；另外，扩大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应与中央委员会联合举行会议，而这种全体大会应享有作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的额外权力。[80]
列宁的紧急指示和提议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感到震惊。据托洛茨基称，列宁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就将文章寄给了《真理报》，以供发表。但斯大林扣压了这篇文章，并要将它首先提交政治局审查。于是，托洛茨基坚持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还有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和布哈林以及党的第三书记古比雪夫（他当时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看来已获得这个集团多数人的许可参加这一会议并参与表决）。多数人拒绝列宁的改革建议，并以六票对二票（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多数决定推迟发表这篇文章。©古比雪夫甚至还建议印发一期伪造的真理报，这样，让患病的领袖能看到他的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并对此表示满意。仅由于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激烈反对，认为绝不能隐瞒列宁的文章，最后才迫使多数人同意发表他的文章。[81]此文发表于一月二十五日。[82]
很显然，这一领导集团已经看到列宁的改革建议是对他们权力的一种实际威胁，尽管他们当时还不能知道其中一些具体的内容，如列宁在“遗嘱”中所表示的反对斯大林的内容。然而，列宁的个人威信在一般党员中是非常高的，以致任何人都不能直接地抨击他的计划。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人们想用补充建议来冲淡他的改革内容。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处在吸收了许多党章修正案的内容后向中央委员会转交了一份改革计划。[83]最重要的建议类似于列宁十二月的笔记中所提出的建议——应把中央委员人数从二十七人增加到五十人。这一扩大了的集团应获得更多的权力：
“中央委员会设立由委员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它负责处理日常的政治工作，并有责任视具体情况将重大的政治问题提交中央全会的例行会议或特别全体会议作出决定。这种变革将减少政治局的权力，加强中央全会的权力，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这样的变革扩大中央委员会机构就会失去它的意义。”
如果人们按照这种计划行事，那总书记就有可能利用他的权力地位在地方组织中加强他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影响。结果，中央委员会就会塞满了不明真相的人物，表面上看都是一般党员中的纯朴代表，但实际上，由于地方组织受书记处控制，选出的这些新人物都是书记处的工具。这也正是斯大林最后建立起来的模式。如果人们要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那么就应把各级党的书记从隶属于享有过高的个人威望从而不能公开抨击的政治局委员的关系中部分地解放出来。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是列宁改革计划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但在斯大林的建议中却根本未被提及。如果允许中央监察委员会独立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必然会触及书记处的权力。显然，斯大林还没有找到一条能把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并使之服从于他的意图的办法，所以他没有提及建立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
改组计划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激烈争论。斯大林在报告中说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84]坚持反对扩大计划的一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在二月二十二日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说道：“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再扩大的必要……。政治局和全体会议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严重威胁和影响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准确性和正确性。”根据列宁的建议，托洛茨基建议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它应有七十五人组成，并由七人到九人组成的主席团来领导。[85]改组后的委员会应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的任务是：监督党的路线的执行情况，实现党对国家管理机构的监督，反对与新经济政策有密切联系的“小资产阶级的”和“热月党人式的”势力并防止管理机关对党施加有害的影响。[86]
在这期间，列宁又完成了另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革的建议，并进一步阐明了一些基本的思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发表于三月四日，载于《真理报》，它表明列宁对国内社会发展的普遍倾向深表忧虑。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传统性的官僚现象已越来越多，这主要是由俄国的文化落后所造成的。像列宁现在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工人缺乏必需的文化知识去做富有成效的管理工作。他特别指责工农检查院：“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列宁断言说，工农检查院的官员缺乏良好的意愿。（他以此间接地批评斯大林，斯大林在被任命为总书记之前曾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并要求认真改组工农检查院，使它成为规模很小的但能起示范作用的机关，"在这里，不彻底的决定是再有害不过了。凡是根据其他任何理由定出来的工农检查院的编制标准，实际上都是根据旧官僚式的理由，根据旧的偏见，……定出来的。”[87]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与列宁在政治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发表的其他原则性的文件一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文件是：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警告当心第三国际过分的俄罗斯化）；他对托洛茨基的评论（这些评论看来基本上是真实的）；他有关民族问题的笔记；他的“遗嘱”和有关合作社和工农检查院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表明，列宁已认识到要扭转政治方向，并与他在一九一七年年初和年底所执行的路线作了比较。当然，这仅是人们的推想，因为他于一九二三年三月第三次发病后永远地闭上了嘴。但是，无论如何，情况已表明，他再一次从“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转变到了左派的立场上。他现在已很少关心直接的实际问题，而把注意力转到了苏维埃现实和原来的革命目标之间的差距上。
但列宁对一党专政这一基本问题是丝毫不动摇的。同温和的左派一样，列宁从未停止强调共产党权力垄断和密切注视苏维埃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不同的是，他承认了这一事实，即当时所实行的单一领导和压制民主化过程等办法导致了政治组织的严重官僚化。由于他认为官僚化倾向是民族文化落后造成的，列宁开始考虑克服这种根本缺陷的办法。在某些方面，列宁变得更加马克思主义化了。在他一向习惯用纯粹的组织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他已在更多地研究“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表明列宁想把暴力的统治方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那位钢铁战士却比列宁本人更加列宁主义化。
四、运转中的机器
一九二三年四月，苏联的政治气氛已经变得极为紧张。列宁处在生命垂危之中，但他的同事们却在勾心斗角。许多问题还来不及进行讨论就爆发了。未来深不可测。在春天的空气中也含有使人感到极不舒适的分裂气息。
在这种气氛下，党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了。这就是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它从四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举行。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它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是他逝世前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个别代表在没有准备好稿子的情况下就发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此后，除了一九二五年举行的十四大外，所有的党代表大会可能都是由书记处导演的戏剧，都是统一的、一致的腔调。但是，尽管有自由（党的十二大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和有不满情绪（它有时来自一些代表），人们还看不出有一条清晰的宗派界线，而且也没有人敢于无保留地起来反对掌握统治权的“三驾马车”。在这期间，一种新的力量已经开始显示其威力。
在党的十二大“筹备”时期，当各个地方党代会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时，书记处机器在组织上所作的努力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它竭力采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手段对近两年发展的党员施加压力，把那些效忠于党的机关的人选为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大林在党代会上自吹自擂地说道：“最近六年以来中央委员会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民主。”[88]一九二三年十月，左派在清醒地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在《四十六人声明》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都是由党内的书记特权阶层来挑选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正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变为这个特权阶层的高级官员协商会。”[89]一九二三年三月召开的选举代表的各地区党代会有一半以上都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参加。[90]尽管一些成员还想提出批评意见，但他们处在党纪的压力下；另一方面，人们当时还不清楚，书记处已构成了多么大的威胁。例如，托洛茨基在乌克兰地区党代会上按照地道的正统观点作了讲话。他强调维护党的统一和遵守党的纪律的必要性，并声称不能怀疑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中央监察委员会改革建议的优点，以及作为新经济政策基础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的重要性。[91]
党的十二大筹备工作使斯大林真正控制了大多数代表，或者说，至少使他比所有反对派领袖联合起来的力量都更强些。由于他控制了代表大会上的各种构成权力的因素——完全服从的代表核心、强大的组织系统、集团意识、对确定战略目标的影响，斯大林已神不知鬼不觉成了党内决定性的人物。当确定谁向党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名义领导的问题出现了。过去，作主要报告始终是列宁的特权，就像后来成了斯大林的特权一样。但当时，斯大林想在幕后掌握权力，故建议托洛茨基担任这一名誉职务。而托洛茨基则又踌躇起来，他害怕在这一危急时刻做得太过分。[92]当时，还有一个积极的竞争者，即季诺维也夫。就这样，在这一年和第二年里，季诺维也夫担任了党的名义领袖这一角色。
书记处在组织上取得的成就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前民主集中派分子柯秀尔抗议日益增强的压制气氛，从而揭开了对斯大林组织报告辩论的序幕：“同志们，对我们来说，党内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妨碍进行任何实际的组织批评的情况。”但是，他把这种状况归咎于继续无理由地执行党的十大关于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他认为那个决议是一时的紧急措施。“现在，在和平建设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这种特殊的法律呢？……如果党的生活在官方机关、支部、区和市委会范围内都很正常的话，在党内，就不会出现任何集团活动。”[93]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样直接抨击了书记处的工作，他尤其反对任命地方党的书记的倾向。他说任命地方党的书记“是极端危急形势下的产物，它给党在政治上带来危险，把这种特殊现象确立为一种制度，这是绝对错误的”。[94]
关于组织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人作了发言。多年来，他的声音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已很少听到，他就是列·鲍·克拉辛，列宁以前的副手；他在革命胜利后又回到了党内，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各种不同的行政和外交岗位上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目前，他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毫无疑问，为了压制他的批评，他于一九二四年被解除职务，并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死于一九二六年，终年五十六岁。[95]）克拉辛对党的领导关于组织问题的整个讲话表示不满，并断定党的发展工作自革命以来就存在普遍的缺点。他引用他自己前不久完成的一篇文章说道；“我们党的上层建筑完全是按照它二十年前的结构铸造的，尽管党的任务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都有了变化。”
他直接警告代表们：“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不再是地下党，你们是一个大国的统治者，是在国内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和在国际关系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工作的，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统治者能克服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他要求把进行地下活动的党变成进行国务活动的党。另外，他像实际中的每一个反对派一样也承认党专政的必要性：“我认为，直到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为止，整个的国家工作必须处在党的最严格的控制之下，只有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能是最后的决定机关，它必须为我们的国家决定一切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96]
党的领导中有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严厉地反驳了那种反集权的批评。布哈林劝戒批评家们遵守纪律，因为他们损害了一项党组织的重要原则：“像柯秀尔那样的同志要把我们集中起来的党变成各个集团的联盟。”[97]某个姓别连基的人（他后来成了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成员）说道：“在我们被小资产阶级分子包围的时期，统一更有必要，任何小集团的形成都是不许可的。要说改变这一法律，还为时过早。”[98]马·尼·柳亭[99]（他由于从事反对派活动于一九三二年被清洗）甚至公开宣扬权威主义观点：“党不能没有领袖……，所有的一切都应纳入组织问题。一些同志倾向于强调‘民主’，另一些同志却强调‘集中’。孟什维克和那些同我们打过架的小资产阶级集团一直是更多地讲民主主义，而我们则始终强调应将民主主义原则服从于革命的需要。我们将来还要这样做。”[100]
对具有上述思想的人来说，斯大林关于党的设想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斯大林称党是一个“机体”，作为这样一个机体要求它的成员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而书记处的工作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领导决定采取哪些方针，不需要多加说明；成员作为机体的组成部分只有一种职能，即服从。斯大林把列宁关于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队”这一形象而又生动的革命概念变成了革命后政权的等级制组织的静止不变的程式。[101]重新恢复一九〇二年的组织传统被搁置下来。
要保证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领导不能依靠像全体成员对执行机关实行监督那种具有爆炸性的手段。人们认为，在党的创始人的学说中可以找到（或者说已经找到了）进行正确领导的保证。加米涅夫在党代会开幕时宣布：“我们只知道一种克服各种危机和错误决定的对策，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学说，而党在困难的时刻总是采用这种对策。”[102]对自称是列宁主义的领导进行批评，必然被看作是动摇正统的革命支柱。季诺维也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说道：“对党的路线提出的任何批评，自称是所谓的‘左派’的批评，现在从客观上看是孟什维克的批评。‘左派’的批评具有危险性，我们必须进行抵制。”[103]
斯大林的任务是，提出具体措施，以贯彻他的同事们所主张的纪律准则。现在，他决意像列宁曾建议过的那样要求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把它与工农检查院合并。同时，斯大林在报告中也提出了他独自的计划，要扩大中央委员会，并将它置于政治局领导之下。另外，他还建议为地方党的书记创办一所学校和培养新的领导人，以便“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有能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书记处将按照它的标准来进行挑选，这当然是说不出口的条件。就他的计划，斯大林自己说道：“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需要有能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我们需要摆脱个人影响，摆脱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习惯和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习惯和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有时还引起中央内部的不安。”[104]换句话说，党的新司令部应不受其本身思想的约束，并且应摆脱反对派的干扰。
尽管有反对的意见，斯大林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了。但在改组问题上，对立双方的阵线不太分明。托洛茨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计划反对者，他反对扩大中央委员会，但支持建立新的监察委员会。“三驾马车”本身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很明显，季诺维也夫对改革是不热心的，并且强调要有利于现行的中央委员会。[105]不过，他不直接抨击各项建议。不管怎样，“三驾马车”还没有分裂，斯大林还激烈反驳左派的批评，保护季诺维也夫。[106]斯大林的改革计划明显获得了一部分左派的赞成，因为改革计划表面上是反官僚主义的。前激进左派共产主义者斯图科夫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中央委员会需要新鲜血液，以便使“牧师特权阶层”不能为害。[107]更有甚者，奥新斯基也支持斯大林的建议，按他的说法，这些建议“确实能使我们党内建立起真正的统一”。[108]在促使代表大会采纳改革建议的力量中，闷闷不乐的左派显然是第二股力量，它仅次于斯大林书记处召唤来的人员。左派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帮助了这种权力的建立，而这种权力却最后导致了他们本身的毁灭。
党的十二大并没有更换党的最高领导一一斯大林在等待时机，而且也不敢冒犯他的那些杰出的战友们的地位。患病的列宁再次被选进政治局。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驾马车”、变得更加孤立的托洛茨基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再次当选。候补委员有：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和一个新的人物，即工会领导人鲁祖塔克。已经牢牢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实际上没有变动。相反，中央委员会内有了很大的变动，它已从二十七人增加到四十人,通过提升和重新分派角色，又增加了十四名新的候补委员。很明显，书记处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所有的新人（其中包括拉·莫·卡冈诺维奇[109]）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都证实了他们是忠诚的斯大林分子。[110]
明显扩大了的（从五人增加到五十人）和享有较大权力的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完全处于斯大林分子的统治之下，新的主席是古比雪夫，他也是九人主席团的领导。主席团的成员有权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团的成员是：索尔茨、古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马·费·什基里亚托夫[111]（他是少数小干部中能闯过所有清洗运动的幸存者之一，后来作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死于一九五四年）。九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即伊林[112]后来参加了左翼反对派，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113]斯大林分子原先对党的改革所产生的恐惧，后来证实是毫无根据的；除书记处外，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成了斯大林手中的可靠工具。
党的十二大的成果是，拥护真正改革的人遭到了无法挽回的失败。列宁对苏维埃政权体制提出的深刻批评被围绕着具体的改组计划所发出的争吵声所淹没，而对官僚政权有着浓厚兴趣的书记处已越来越不可抗拒。列宁有关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思想除进一步加强了书记处的影响外根本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从这时起，人们几乎不再可能制止斯大林的为所欲为了。
但是，领导集团仍然面临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党的十二大对于党内温和的左派分子来说是奋起反抗组织权力的信号，而在此之前他们却把组织权力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弊端而容忍了。这种反应后来也表现在四十六人声明之中：
“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压制党内派别的制度已过时了，而且不再产生任何好处。我们当中许多同志曾经自觉地保证不反对这种制度。由于一九二一年的事件的变化，后来又由于列宁同志患病，我们当中许多同志都认为需要采取具有党内专政性质的临时措施。另一些同志（民主集中制派）从一开始就对此抱怀疑或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制度实行得过头了。它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党内约束开始松弛。党开始走下坡路。”
[114]
五、经济政策上的分裂
到一九二三年春，新经济政策已执行了两年。它的直接目标巳经达到，苏维埃政权渡过了一九二一年的危机，克服了饥荒，农业经济也从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沉重打击下得到了恢复。但是，灾难一过，最初一致赞同新经济政策的同心同德的局面也随之消失；不满情绪明显增加，隐藏在列宁主义者和左翼派别之间的不和重新出现；当前政治上的必要性与长远目标之间的这一老问题的争吵重新爆发，极左的意见不愿保持沉默。绝望的极端分子发言人以半非法的方式宣布他们的观点：党的领导人背叛了工人的事业。
对党的领导来说，坚持不懈地贯彻新经济政策并非一件轻松的任务。虽然总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但国民经济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在列宁因病不能执政期间，党正处于一种所谓剪刀差的危机之中：工业品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相对下跌。由于国营工业企业逐渐合并成辛迪加组织，获得了垄断利润，这种不正常的价格关系变得更加严重了。[115]其后果是，国营工业在一九二三年年中陷入严重困境，产品不能按期望的价格销售出去，失业人数增加。当时，党正忙于挑选继承人这样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一九二三年的经济形势导致了一种新的尖锐的危机气氛。人们对剪刀差危机的反应是不一致的。在一场争夺个人和集团政治影响的斗争中，本属技术性的、经济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变成了政治皮球。左翼冒险主义要求在全面的计划基础上实行系统的经济发展纲领。右翼“列宁主义者”则认为，鉴于这样的经济危机，应给农民以更大的许诺和谅解，应更多地安抚农民，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城市居民的利益。党领导认为，利用党所掌握的政治工具能较容易地解决城市居民的不满。
能说明分歧的是在稳定币值问题上出现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当一个政府还继续依靠发行货币来筹措资金，并力求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时，稳定币值对它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以财政委员索柯里尼柯夫为代表的左翼，认为币值不稳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他们企图努力解决它。左翼则认为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迟迟不实行经济的计划管理而造成的后果。[116]
一九二二年秋，在外贸政策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索柯里尼柯夫和右翼主张实行传统的、几乎与资本主义世界类似的财政政策。为了稳定币值，他们努力争取有利的贸易结果，当消费品的进口价格有利时，他们甚至主张进口消费品。在索柯里尼柯夫的推动下，在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支持下，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作出了一个反对外贸垄断的决定。当主张经济发展应取决市场情况的观点得到加强时，左派认为，这些措施严重阻碍了工业的有计划发展。当时主管外贸的克拉辛和托洛茨基坚持他们的观点，最后列宁不得不亲自干预这件事，并重新肯定了外贸垄断。[117]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再次离开了他的追随者，同左派站在一边。
另一个争执的问题是工业恢复缓慢、经济收益甚微的问题。在某些工业部门，由于实行整顿政策，生产开始集中于那些最有成效的企业。一九二一年，尽管在政策上还有争执，顿涅茨煤矿盆地就这样做了。[118]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皮达可夫由于违背某些领导人的意志被解除了顿涅茨煤矿的管理职务，[119]这显然是斯大林的杰作。托洛茨基本人最初竭力支持整顿工业的措施，即使失业增加，也在所不惜。[120]然而，当李可夫建议关闭彼得格勒著名的普季诺夫机器制造厂时，触动了一些人的政治感情。普季诺夫工厂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而且是重工业集中化的样板。尽管那里的生产能力只有百分之五被利用，[121]但在党看来它仍是一个理想之物。季诺维也夫提出了抗议。无疑，关闭这个厂对他在彼得格勒的威信来说是一个打击。政治局取消了这一决定。在此期间，赞同左翼观点的经济干部提出，为加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应补贴工业，这是反对派纲领中的一个基本观点。
国营工业中，党组织与管理企业的专家之间的关系也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使得这场围绕着经济政策而展开的争吵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新的共产党员企业领导人数年后产生了一种集团性的思想。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企业的经济效果有所提高，他们对此感到自豪。一九二二年辛迪加运动主要就是来自他们的创议。他们反对最高经济委员会给他们规定详细的发展路线，并指责这种做法是官僚主义的干涉。一九二三年，由于企业管理取得了很大成就，由于价格定得较高，俄国的工业获得了赢利，这是革命以来的第一次。[122]然而，日益壮大的党的机关开始侵犯企业领导人的领地，其后果是产生了严重的摩擦和意见不一致。在党的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与管理部门中的“西方式的”知识分子具有完全不同类型的作风。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克拉辛、奥新斯基和拉林代表了管理人员的呼声。他们三人激烈反对关于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合并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一措施将破坏党与国家机构在法律上的分离，将造成党的干部对行政管理工作的不合理的干涉。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克拉辛写道：“我认为，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将对这些决议感到震惊。”克拉辛批评书记处的政治领导缺乏经济才能，强调“严格遵守党的路线，……不应妨碍经济发展”。指责党的领导机关出于派别原因经常不合适地解除某些经济管理人员的职务，并把一些无能的人安插到重要的管理岗位上。[123]他宣称:“为了避免这一点，只有使党的领导机关中不仅有政治家，而且要有组织家、行政管理专家和经理。”[124]这位当年的老革命家揭露说，由职业革命家来管理国家，具有许多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
经理们的意见引起强烈的反对，这主要来自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方面。经理们的意见被说成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倾向，是某些同志陷入本位主义而忘掉党的精神的表现。[125]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还说，在这些意见的背后是一批企图使管理机关不受共产党监督的“资产阶级分子”。叶夫多基莫夫[126]声称：“这不仅是一种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而且是对整个革命的修正。”[127]格·伊·萨法罗夫[128]说，克拉辛、奥新斯基和拉林“显然已滑入孟什维克的泥坑”。[129]过去用来指责工人反对派的语言，现在都自动地加到了那些威胁党组织统治的人头上。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更加详细地分析了经理们的骚动：他们由于陷入“个人主义偏见”，以“眼前的企业利益代替长远的无产阶级利益，从而发展到与党的监督发生冲突的地步。眼前的经济效果与长远的计划发展是可能有矛盾的，但是人们应当从计划发展的利益出发与经理们取得谅解。中央委员会应如此地安排其工作，使那些需要谨慎从事的重大问题由那些懂行的人来决定。”[130]
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业的决定是以托洛茨基的提纲为基础的，它既对经理们作了让步，也强调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指示各级党组织要维护工厂领导的威信，对企业领导在技术方面的工作不要作不适当的干涉。另一方面，决议也强调，党应对经济进步和无产阶级路线的贯彻负完全责任。[131]
党的官僚与行政管理官僚之间的鸿沟并没有通过十二大而消除。当一九二三年秋公开的宗派斗争重新爆发时，管理人员和党的干部之间的矛盾是主要摩擦之一。
左翼和右翼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观点，使另外一个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经济计划问题，以及工业发展速度和方法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全党一致同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但在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计划发展只不过是一种愿望。人们只是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在有限的范围内试图实行计划发展。虽然在一九二一年就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但它只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后几年才具有某些重要性。[132]
剪刀差危机越严重，右翼多数派就越加无条件地维护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措施，而且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的政策。季诺维也夫驳斥那种认为农民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说它是“孟什维克”思想。[133]（后来他自己也变成了这种指责的牺牲者。）加米涅夫在十二大上强行通过了一项决议，它主张为巩固“工农联盟”实行一种更加温和的税收政策。右翼的经济理论是，发展大工业的资金只能来源于对其产品的需求，这就是说，首先要让农民复元，让他们富裕起来，然后通过他们的购买力来为工业增长筹措资金。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应首先获利，然后它将促使生产资料工业蓬勃发展。[134]左翼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们主张依靠全面的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支出直接建立工作。
一九二二年春，托洛茨基再次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最高经济机构。据估计，他自己想担任这个机构的领导人。[135]但这一提案遭到大多数人反对。但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功地赢得了列宁对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职权的支持。一九二三年三月，托洛茨基在他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起草的《工业提纲》中强调全力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政治意义：“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出不可动摇的基础。”[136]他竭力主张实行“正确的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应避免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对市场作用作不明智的行政干涉（战时共产主义的后果就是这一错误的表现）；另一个则是不够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即使由上面控制更为有利。托洛茨基认为，这一有利的时刻现在已经到来。他在党代表大会的工业报告中说：“我希望，我也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可以把此时此刻宣布为协调的、集中的经济发展的起点。”[137]
正如已获得的关于政治局内部讨论的材料所表明，经济计划问题已成为当时在政治上相互竞争的对手进行争斗的一个主题。托洛茨基在计划问题上有他自己的设想，目的性比较明确，而且有一定的权威性。他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他的对手在经济问题上的无能。斯大林则利用经济问题使托洛茨基陷于困境，他指责托洛茨基忘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因为他没有按列宁原先的计划成为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最后，政治局以托洛茨基一票反对、其他人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决定，暂不公布列宁关于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职权的文章。但是，其他领导人也不敢公开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把托洛茨基的观点作为十二大的正式意见而接受了。
在贷款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可掩饰的分裂。右翼主张，为了有利于币值稳定和企业的效益性实行一条严格的贷款政策。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工业企业不能依赖国家，而应自助。[138]这件事引起了经理集团和赞成实行相反路线的工业理论家们的不满。这时，托洛茨基又提出一个着眼于长远利益的贷款政策，即投资应取决于国家的大投资目标，而不取决于一个企业的间接资本需要。[139]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更加激烈地表述了左翼的经济观点。他认为导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俄国经济结构所带来的“不平衡”。[140]克服困难的唯一出路在于迅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但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采用了类似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为了积累迅速建设重工业所需的资本，应实行包括国家“剥削”农民（“强制交售”，“强制节约”等）的政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提出，无产阶级国家将象剥削殖民地那样剥削农民。[141]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克拉辛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思想，认为必要的资本可以从外国引入。[142]“杜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了左翼反对派经济纲领的基本组成部分。
十二大关于工业的决议似乎是托洛茨基的一个胜利。决议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加速重工业建设和实行全面计划的重要性等空洞词句，如：“国家的活动必须首先放在有计划地发展国营工业方面。”先进的工业是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工业基础，所有这些工作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基础。”[143]对于这样的词句，任何人也不敢反对，但实际上这一决议只是一纸空文。虽然计划纲领印有反对派的标记，但领导集团成功地使大规模的工业化向后推迟了四年，推迟到左翼反对派被打垮之后。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讨论中，一个新的、半公开的极左派的抗议运动发出了危险的声音。特别使党的领导集团感到不安的是一个所谓的“匿名宣言”，它出现于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这个宣言称：“我们号召一切聚集在民主集中派、‘工人真理派’和工人反对派周围的忠诚的无产阶级分子，不管是党外的还是党内的，在‘俄国共产党工人小组’的宣言基础上团结起来。”[144]这个宣言显然来自以米亚斯尼科夫为首的工人团。它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排除出党的领导之外。
工人小组的宣言实际上就是当年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且否定一九一九年以来的整个工业政策。他们提出，专家和厂长权威应铲除，应由工人监督来取代。“自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工业管理是在没有工人阶级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单纯靠官僚主义的任命来进行的。”[145]同时在流传的另一个文件是由“工人真理派”的追随者抛出的。它尖锐批评说，普通工人仍在受剥削，他们的权利和工会职贵遭到践踏，而干部们却生活得很好，政府又重新肆无忌惮地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146]
反对派的发言人从这些地下言论中得出结论说，真正的党的统一的最大敌人是党组织的镇压措施，它迫使人们采取危险的反对派方式。当时的工人反对派领袖卢托维诺夫宣称：
“所有这些小组的存在，所有这些传单的出现，显然是有其根源的。之所以出现了各种匿名的纲领，之所以出现了许多匿名人散布的传单，只是因为在俄共党内不存在通过正常途径表述各种看法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凡是在俄共党内企图对政治路线的实际执行情况提出批评，而不是对政治路线本身提出批评的人，都会被扣上孟什维克、杜会党人等帽子。”
[147]
六、围绕继承问题所进行的幕后活动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件。大会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好像要发生么重大的变化。代表们都知道列宁已与斯大林闹翻，他们有理由认为列宁反对整个“三驾马车”，并支持托洛茨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一再出现。所有的人都在等特惟有托洛茨基才能发起的猛烈批评，它将激励反对派力量，并导致向“三驾马车”发起冲击。[149]这种力量当时确巳存在，当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秋终于向“三驾马车”发起进攻时，反对派很快形成，这就是一个证明。但是，这时，托洛茨基已失去了取胜的时机，“三驾马车”巳不再像春天时那样经不起考验和易受伤害了。
托洛茨基当初犹豫不决，并不是因为缺少有争议的问题。关于经济计划和工业化问题出现的意见分歧已很明显。（经济问题是一九二三年秋发生分裂的主要因素。）斯大林滥用书记处职权的问题已日益暴露。列宁的《遗嘱》和左派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批评都表明了这一点。托洛茨基本人由于列宁的改革思想已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这些都是攻击“三驾马车”的炮弹，但最有力的是民族问题。列宁的信写得很清楚，如果这些信件被某个享有足够威垫的人及时加以利用的话，就能导致斯大林在政治上的毁灭。然而，当会议讨论格鲁吉亚问题时（尽管列宁——如托洛茨基后来所说——曾明确地请求他抨击斯大林），托洛茨基却小心翼翼地避免站在某一方。他尽力避免争吵，甚至指责那些在发言中保护他免遭“三驾马车”迫害的同志。[150]
当然，妨碍托洛茨基采取行动的也不是因为缺乏威信。在党代会上，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照像机在他面前咔嚓咔嚓响个不停，镁光灯不断地发出耀眼的闪光。[151]在列宁退出领导岗位后，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像托洛茨基那样称得上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当时是托洛茨基最后一次显露自己的机会。一个普通的党员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对我们来说，谁应成为列宁的继承人，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坚定地认为，只有一个人有权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远远超出其他候选人，并受到我们无限的信任。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152]干部们都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列在第一位。[153]胜利在望，而托洛茨基却没有采取行动。
托洛茨基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对此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也许在革命斗争中没有学会在幕后搞个人阴谋。麦克斯·伊斯特曼[154]（他是当时的目击者）写道：“他懂得同他的敌人作斗争，但他不懂得同他的朋友打交道。”[155]在他被驱逐出境之后，他才认识到自己错过了机会：“我毫不怀疑，如果我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以‘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思想去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那么，我可能……已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间，人们还有可能通过公开的进攻，击溃迅速形成的布尔什维克派后裔……取得最高领导权。”如果托洛茨基当时能像他后来回顾时那样估计形势，那么，他当时一定会很容易地决定采取行动。然而，当时他内心的一种担忧阻碍了他这样做，他担心：“我显露自己将被人理解为，更确切地说，将被人看作是为继承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而进行个人争夺。想到这一点时，我不寒而栗。”[156]
托洛茨基的解释只能证明这一事实，即他没有利用已经出现的机会。他缺乏政治毅力，但又非常愿意参加政治斗争。他曾鼓励反对派公开活动，但在一九二三年年底他自己却再次错过担当这一反对派领导人的机会。巴扎诺夫[157]（当时的一位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曾经说过，托洛茨基“认为与这样的对手作斗争是不体面的”，正像巴扎诺夫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看小说。[158]
难道托洛茨基的沉默可以解释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形势，错误地认为等到他享有更高的威望时成功的机会将更大？这种说法与那种认为党的纪律约束了他，从而使他沉默的观点一样，是不大符合实际的。某些人还赞成另外一种解释，说托洛茨基由于热衷于经济计划问题，而忽视了政治。季诺维也夫后来曾批评他，说他由于对经济计划感兴趣而疏忽了其他责任。[159]列宁的《遗嘱》也指出了托洛茨基类似的倾向。与此同时，他这样做到给他的对手以害怕的理由，认为他想成为工业独裁者并要独揽整个国民经济大权。[160]
难道托洛茨基及时地抓权就能给他带来成功吗？如果他成功了，那么，这是否能带来深远的变化呢？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初巳经掌握住所有的王牌，但他出牌出得不正确，从而输掉了。作为左翼反对派领袖，他一直在走下坡路，一直在绝望地、徒劳地企图补做已被耽误的事情。
如果托洛茨基取得了胜利，这将具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答案还取决于人们对苏维埃国家后来的发展如何评价。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是革命的俄国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实践的产物。就这一点而言，即使托洛茨基当上领导，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专政和历尽千辛万苦的工业化运动无疑仍将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发展。但是，领导人的个性对历史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一个极权制国家里，这种影响甚至很大）。因此，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区别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他们两人除了具有类似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外，人们很难认为他们是两个比较相似的人。托洛茨基是有教养的“西方”知识分子，卓越的、有自信心和性急的人；斯大林是狡猾的、好猜疑的、根据一定方法从事地下活动的党的工作者，他是那么“粗暴”，以致列宁曾要求撤销他的职务。
斯大林在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的情况下度过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一关。这也充分证明，总书记的影响已日益扩大。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斯大林开始在党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他尽力避免公开反对他的任何一个同事。这时，一场秘密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开始了，人们企图通过揭露他那段曾是孟什维克的历史来贬低他。[161]斯大林的伙伴季诺维也夫（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总结报告，从而占据了党的名义领导人的地位）开始感到不愉快。虽然托洛茨基仍是他所厌恶的人，但他对斯大林的权力日益加强表示担忧，并在想方设法限制总书记的影响。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夏末，季诺维也夫邀请许多同他一起在北高加索休假的党的领导人开会。人们以罕见的密谋方式在基斯洛沃得斯克疗养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会面。[162]参加会见的除了季诺维也夫和他的追随者拉舍维奇和叶夫多基莫夫外，还有布哈林和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或者布哈林或者这两个人共同提出了一项计划：通过书记处的“政治化”，使之变成一个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加上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组成的最高领导机关，从而打破斯大林对书记处组织权力的垄断。这项改组计划后来转发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立即回电说这表明人们对他有些误解。接着，他亲自来到基斯洛沃得斯克，以便与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共同讨论这件事。他成功地转移了季诺维也夫对书记处的攻击，并使他们同意了另一种建议。他佯称，为了协调的目的，所有政治局领导成员应同时是组织局成员。实际上，这仅是一种姿态，表面上承认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具有特别地位，但斯大林的组织权力却根本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削弱。
一九二三年十月，根据基斯洛沃得斯克协议，中央委员会选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组织局委员，同时被选为组织局委员的还有布哈林（他当时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伊·伊·科罗特科夫[163]（他当时是一个很不出名的中央委员，后来进入在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最后在三十年代清洗运动中销声匿迹了）。[164]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就像季诺维也夫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没有使用过一次这一增加的权力，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根本就没有参加过组织局的会议。当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一个新的组织局时，这一试验被正式取消了，新选出的组织局基本上完全是由斯大林的人所组成。谁不惜进行见不得人的组织工作，谁就是胜利者。
在这期间，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的担忧消除了，这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已使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消失了。正在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极左集团的重新兴起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导致了一九二一年初以来党领导内部最严重的危机。结果是，托洛茨基走上了（或被迫走上了）公开反对党的领导的道路。在党领导与左翼反对派之间公开争论的帷幕拉开了，这场戏持续了四年之久。
[1] 转引自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2] 参阅巴拉巴诺娃（社会民主党人，一九一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二四年因再次采取孟什维克立场被开除出俄共（布）。——译注），《我作为叛逆者的一生》，第220—222页。
[3] 参阅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和对布尔什维克的评述》，一九三九年伦敦版，第249页。
[4] 参阅加米涅夫小传，见《百科全书》，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四十一卷附录一，第161—165页。
[5]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6] 参阅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小传，见《百科全书》，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四十一卷附录三，第146页，和附录二，第223页。
[7] 参阅多伊彻：《斯大林》，第273页。
[8]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48页。
[9] 参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小传，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附录一，第10页。
[10] 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伦敦《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第二十期，第175，178页。
[11] 参阅贝利亚：《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一九三五年伦敦版，第177页。
[12] 波利卡普·格尔根诺维奇·穆季瓦尼（Поликарп Гургенович Мдивани，1877年10月7日——1937年7月10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1920—192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主席兼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1922年以后是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1923年加入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录入者注
[13]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列宁给加米涅夫的信。此信内容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发表在《共产党人》，第九期。
[14] 参阅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斯大林给列宁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755号。
[15] 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62、65页。
[16] 参阅列宁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给政治局的便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34页。
[17] 参阅贝利亚：《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第179页。
[18] 参阅E·H·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纽约版，第四卷，第262页。
[19] 贝利亚：《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第179页。
[20]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57页。
[21] 贝利亚：《关于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第178页。
[22] 参阅马哈拉泽在十二大上的发言，见《十二大记录》，第156—158页。
[23] 文卡斯·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Винцас Мицкявичюс-Капсукас，1880年3月26日——1935年2月17日），立陶宛革命家。1895年起参加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1902年加入立陶宛民主党。1903年以后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加入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在党内是“联邦派”。1909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13年越狱并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回国。1918年底担任立陶宛临时工农革命政府主席兼外交部长。1919年2—7月任立陶宛—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苏联。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在共产国际和多家报社工作。1935年逝世。——录入者注
[24] 参阅皮佩耳：《苏联的组织构成》，第153、272页。
[25] 参阅穆季瓦尼在俄共十二大上的发言，见《十二大记录》，第150页。
[26] 即加米涅夫。——译注
[27] 转引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28]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6—617页。
[29]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8页。
[30]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9、630页。
[31] 同上，第631、632页。
[32] 同上，第633页。
[33]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8页。
[34] 转引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35] “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口授，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给党史办公室的信中重述了这封信，据称在苏共二十大上散发了这封信（参见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23页）。
[36]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3页。
[37] 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党史办公室的信，《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1页。
[38]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2页。
[39] 菲利普·叶塞维奇·马哈拉泽（Филипп Иесеевич Махарадзе，1868年3月9日——1941年12月10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2月至7月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1938年任格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7月—194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录入者注
[40] 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列宁给穆季瓦尼等电报，《斯大林伪造学派》，第69页。
[41] 托洛茨基给党史办公室的信，《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1页。
[42]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5—486页。
[43] 参阅《十二大记录》，第185页。
[44] 参阅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51—152、157页。
[45] 托洛茨基：《民族问题与青年党员的教育》，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真理报》。
[46] 参阅托洛茨基给书记处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92号。
[47]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弗齐也娃给加米涅夫的信，《托洛茨基档案》，T字793号。
[48] 参阅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加米涅夫给书记处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92号。
[49] 参阅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托洛茨基给斯大林和全体中央委员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94号。
[50] 玛丽亚·伊林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她是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录入者注
[51] 参阅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弗齐也娃给斯大林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94号。
[52]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斯大林给中央委员的信。
[53] 参阅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的信，见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2—363页。
[54]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托洛茨基给斯大林的信，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3页。
[55] 参阅斯大林在十二大上的发言，见《十二大记录》，第183—185、441—448页。
[56] 穆季瓦尼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454—455页。
[57] 马哈拉泽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56页。
[58] 拉科夫斯基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528—534页。
[59] 布哈林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563页。
[60] 叶努基泽和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540—542、552页。
[61]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一卷，第399—401页。
[62] 参阅多伊彻：《斯大林》，第245页。
[63]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289页。
[64] 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Влас Яковлевич Чубарь，1891年2月10日——1939年2月2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国家机器制造厂协会（GOMZ）理事会主席。1919—1922年任乌克兰工业复兴组织局主席兼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3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兼煤矿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1923—1934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1934—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6—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3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8年6月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索利卡姆斯克制浆厂建设负责人，7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5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65] 萨利布—加雷·苏丹—加利耶夫（Сахиб-Гарей Саид-Галиев，1894年3月6日——1938年10月29日），早年从事工人运动。1915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年任鞑靼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鞑靼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6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3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33年起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后获平反。——录入者注
[66] 同上，第286—287页。
[67]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7页；以及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68] 参阅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决议：《苏丹—加利耶夫事件》，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40—342页。
[69]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179页。
[70] 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在乌克兰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任务》，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24页。
[71]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87页。
[72]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2页。
[73] 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九月在中央检察委员会的声明。
[74]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录入者注
[75] 参阅一九五六年六月《共产党人》杂志第九期，第16—21页。
[76]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29页。
[77] 同上。
[78] 列宁十二月二十六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9页。
[79] 参阅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5、619页。
[80] 参阅列宁：《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36—437页。
[81]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2—73页。
[82] 托洛茨基的敌人想用这种说法，即托洛茨墓违背了列宁的意愿，来回击他。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托洛茨基当着中央委员会为自己辩护，并反对这种指责，他反对列宁的改革计划并主张设立党领导机关的“第二中央”。他的声明为企图扣压列宁文章这段情节提供了同时代的证明材料："有关列宁同志的值件和我与这封信的关系的简单化的历史描绘丝毫不能使这个可恶的闹剧结束。事实正好相反，当时，现在多数政治局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同志的信的时候，我却是坚持要发表这篇文章（只有我同加米涅夫同志以及未出席会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始终这样坚持），同时也捍卫了他的基本思想，或者（更确实地说）在我看来是基本的思想。”见托洛茨基所发表的声明《论党中央机关改粗工作的计划》，参阅《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会议的记录》。
[83] 参阅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处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之间的职权划分问题的建议》，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76号。
[84]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77页。
[85] 托洛茨基：《论党中央机关改组工作的计划》。
[86] 托洛茨基：《对党的设想》。
[87]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4、445页。
[88]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81页。
[89]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的《四十六人声明》。
[90] 参阅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三月号，第7、8页。
[91] 参阅托洛茨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
[92]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6页。
[93] 柯秀尔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94]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95] 参阅克拉辛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232页。
[96] 克拉辛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97] 布哈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98] 别连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99] 马尔蒂米安·尼基希奇·柳亭（Мартемьян Никитич Рютин，1890年2月1日——1937年1月10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时入伍。1917年任哈尔滨苏维埃主席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哈尔滨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兼伊尔库茨克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伊尔库茨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伊尔库茨克委员会主席，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3—1924年任联共（布）达吉斯坦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7年期间支持斯大林，大肆迫害左翼反对派。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以后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0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1年获释。1932年秘密组织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柳亭集团），同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100] 柳亭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1] 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俎织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61页。
[102] 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3]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4]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78、183页。
[105]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6] 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84页。
[107] 斯图科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8] 奥新斯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9] 拉扎尔·莫伊塞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10日——1991年7月25日），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191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戈梅利起义。1917—1918年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立宪会议议员。1920年任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5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5、1928—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4—1925、192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1947年3—12月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37、1938—1942、1943—1944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7—1939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1946—1947、1956—1957年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长。1948—1952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1938—1957年先后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乌拉尔制钾联合企业经理。1961年被开除出党。1991年在莫斯科逝世。——录入者注
[110] 参阅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名单。
[111] 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Матвея Фёдорович Шкирятов，1883年8月3日——1954年1月18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一战时被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军事局委员，图拉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195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52—1953年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录入者注
[112] 尼基福·伊里奇·伊林（Никифор Ильич Ильин，1884—1957），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8—1919年任苏俄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8年退休。——录入者注
[113] 参阅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布的主席团名单。
[114]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四十六人声明》。
[115] “剪刀差”这个名词首先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十二大上采用的，它形象地说明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一九二一年的饥荒虽使农产品价格上升到战前的正常水平之上，即美国术语“平价”之上，但到一九二二年春，由于工业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农产品价格相对下跌。形势犹如一把张开的剪刀。一九二三年秋，这种差距达到了最大程度。
[116]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21、86—87页。
[117] 参阅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列宁绐托洛茨基的信，《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766号。
[118] 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维埃经济发展》，第153页。
[119] 参阅托洛茨基给党史办公室的信。
[120] 参阅托洛茨基在十二大上的发言，见《十二大记录》，第296—297页。
[121] 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维埃经济的发展》，第174页。
[122] 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维埃经济的发展》，第160、161、171页。
[123] 转引自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上的报告，《十二大记录》，第42，204页。
[124] 同上，第113页。
[125] 萨法罗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38页。
[126] 格里高利·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Григорий Еремеевич Евдокимов，1884年10月？日——1936年8月25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早年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同年当选为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22—1925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1923—1925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9月—1926年1月8日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副书记。他是“新反对派”主要成员。1926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成员。1926年以后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1月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和组织局。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127] 叶夫多基莫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47、148页。
[128] 格奥尔格·伊万诺维奇·萨法罗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аров，1891年？月？日——1942年7月27日），出身于建筑师家庭。1905年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长期侨居国外。二月革命后随列宁等人取道德国回国。1917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9年参加“军事反对派”。1922—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支持者，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0—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34年被开除出党。1942年遇害。1990年恢复党籍。1991年平反。——录入者注
[129] 萨法罗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39页。
[130]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31—133页。
[131] 参阅十二大决议：《关于工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56—276页。
[132]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二卷，第二十章《计划管理的开始》。
[133] 参阅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上的报告，见《十二大记录》，第195页。
[134] 参阅波格丹诺夫等人在十二大上的发言。
[135] 参阅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八日托洛茨基：《论关于选派代表工作的决议》，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746号。
[136] 托洛茨基：《关于工业提纲》，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2964号。
[137] 托洛茨基在十二大上的报告，《十二大记录》，第321、322页。
[138] 参阅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第十次苏维埃代表会议文件，转引自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二卷，第317页。
[139] 参阅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778号。
[140]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政策下的经济危机》。
[141] 参阅亚力山大·艾尔里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苏维埃工业化经济》。
[142] 参阅托洛茨基和克拉辛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321页、352—353页。
[143] 俄共（布）十二大决议：《关于工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仝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56页。
[144] 转引自加米涅夫在十二大上的报告，《十二大记录》，第145页。
[145] 《俄国共产党工人小组宣言》，见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82页。
[146] 《“工人真理派”致俄共十二大呼吁书》。
[147] 卢托维诺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05页。
[148] 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的发言，《十二次记录》，第200页。
[149] 参阅《在俄共（布）代表大会上——来自莫斯科的信》，见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社会主义者报》。
[150] 参阅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51] 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90页。
[152] 亚历山大•巴尔明：《唯一的幸存者》，一九四五年纽约版，第212页。
[153] 参阅彼得罗夫斯基一九二三年四月七日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
[154] 马克斯·弗雷斯特·伊斯特曼（Max Forrester Eastman，1883年1月4日——1969年3月25日），美国文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师从约翰·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协助约翰·里德发表《震撼世界的十天》。1922年访问苏联，反对斯大林，并将“列宁遗嘱”和《俄国革命史》引入美国。三十年代后期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公开反对越南战争。1969年在布里奇敦逝世。——录入者注
[155] 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17页。
[156]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42页。
[157] 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扎罗夫（Бори́с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ажа́нов，1900年8月9日——1982年12月30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3—1926年担任斯大林的的秘书。1926—1928年任《金融商报》编辑、最高体育委员会委员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雇员。1928年叛逃到伊朗，随后移居法国，出版回忆录。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支持芬兰。1982年逝世。——录入者注
[158] 参阅鲍里斯•捷连季耶堆奇・巴扎诺夫：《斯大林——红色独裁者》，一九三一年柏林版，第61页。
[159] 参阅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见《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第二十期，第175、176页。
[160] 参阅《在俄共（布）代表大会上》，见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页。
[161] 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97—98页。
[162] 基斯洛沃得斯克事件主要是通过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伏罗希洛夫在一九二五年举行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此事作的有关说明才为人们所知。参阅《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一九二六年莫斯科版，第398—399、455—456、484、950、953页。
[163] 伊万·伊万诺维奇·科罗特科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Коротков，1885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早年担任画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4—1939年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4年任普希金国家美术博物馆馆长。1944年退休。1949年逝世。——录入者注
[164] 《中央委员会通报》，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月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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