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十章 列宁逝世后的党.


一、统一和教条
二、“十月的教训”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战役
三、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在失去全部工作能力九个月之后，突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他的逝世在政治上没有引起多大变化，因为继承人集团已在行使它的职责；他的逝世在感情上对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它只能在得不到列宁指示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向前发展了。
　　对反对派来说，列宁逝世后的一年是一段低潮时期。左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遭受失败后，就停止了积极的反抗活动。在最高领导层，托洛茨基和他对手之间的激烈争论虽然时起时落，但要发起一场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尝试已经停止了。大体上说来，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二六年之前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直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脱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加入左派时，反对派才获得新生。

一、统一和教条


　　由于列宁的逝世，形势对托洛茨基来说更为不利。托洛茨基由于难以说明的原因呆在黑海疗养地始终不采取行动，而且也没有提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要求。他甚至连列宁的葬礼也没有参加。这一点引起了法国记者罗林的注意，他说：“我的上帝啊，他竟错过这样的机会！呆在帐篷里的满腹怨恨的阿喀琉斯[1]……如果他来到了莫斯科，他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2]
　　托洛茨基后来断言说，政治局给他发去了一份使他不能及时赶到的错误通知而阻止了他的露面。除此之外，他的意志看来也已衰退了。他不能振作起来进行活动，甚至连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也不想写。他后来解释说：“但我需要单独呆在一处"，“我不能拿起笔”。[3]斯大林利用了托洛茨基错过的机会，他在追悼会上扮演了主角。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举行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了一次着名的演说，以党的名义宣誓，要执行列宁的遗嘱；他使用礼拜仪式上常用的迭句说道：“列宁同志，我们谨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4]
　　斯大林的演说标志着当时将要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思想方法：党的学说是应逐字逐句遵循的正统思想。为了从列宁手中接过稳固和可靠的领导权，为了顶住反对派的威胁和出自责任心，党领导想借助死去了的领袖的名望，借助于教条和宣誓建立起一座壁垒来保护自己。[5]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不仅需要统一，而且需要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统一，需要建立在那种观点，即党在争论时期（指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形成的观点和这次党代表大会不得不以它本身的名义明确地、逐字逐句地、完全确认的观点之上的统一。”[6]“伊里奇教导我们，……”，或者“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这已成为斯大林常用的迭句。[7]不久，季诺维也夫甚至把列宁的《怎么办？》这本书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圣经”。[8]托洛茨基为此写道：“我们与列宁的关系是一种与革命领袖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被一种与一个僧侣等级制度的首领的关系所代替。”[9]
　　一九二四年四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一系列课程中已着手对“列宁主义”学说作简明扼要的系统描绘。这篇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报告已成为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斯大林明确否认这种观点，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待殊条件下的应用”。他认为普遍有效的理论是：“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0]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描绘也是为了论证党的现行路线的正确性一一似乎在列宁主义思想范围内要提出别的方针，是不可想像的。这一点在农民政策上表现得更加清楚。斯大林全力以赴地利用“列宁主义”的全部威信为安抚农民的和解路线辩护，反击左派的批评。
　　在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确实是列宁的最好的学生。斯大林和列宁一样，都认为党是政策的决定者。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他一年前曾提出的关于党是一个有机的战斗组织的军事观点：“党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对斯大林来说，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没有必要改变密谋技巧和专政方法。他说：“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工人缺乏无产阶级觉悟，这要靠党来提供，党应当“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
　　如果说斯大林在修正（当然他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那么他是在效法列宁。这两个人实际上把党（有觉悟的最高领导）看作是历史的推动力。“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一任务不是由社会力量或普遍的经济发展来承担，而是由党来承担。像斯大林后来用实践所说明的那样，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要按照党的命令进行。因此，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加强“铁的纪律”和“意志的统一”。“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已作为党的原则而得到了承认。这样，任何反对派都应受到判决：“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清洗“机会主义分子”成了肯定的行动——“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11]
　　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党组织在贯彻斯大林的政治准则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使党员服从严格的组织控制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一九二四年春开展的“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党大批地接受了近二十万新党员（大多是工人），使党员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就给党增添了许多政治上无经验的人，而这些新兵却牢牢地被掌握在各级书记手中。虽然“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明显是一次受到控制的行动，但党的机关中的歌功颂德者后来却一再以此作为下列说法的证据：群众是信任党的，反对派抱怨官僚主义和类似的罪恶是毫无根据的。[12]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驳斥了这种说法：“要说加入党的工人完全赞同我们党内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包括官僚主义的发展……，这似乎完全是不可容忍的乐观主义。”相反，在内战时期出于真正的信仰加入党的那些人中，有许多人现在却被剥夺了党员资格。[13]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捞到好处，领导不得不违反章程，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曾用如下的理由来为这一行动辩护：党代表大会肯定会确认这一点的——违反规则的选举自然会得到它的受益者的承认。[14]
　　党组织也是靠压制反对派而得到加强的，对反对派的压制在一九二四年冬春两季始终未减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抱怨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的肃反委员会在有计划地将同情反对派的同志开除出党。因为按正式规定反对态度不是开除的理由，所以就以“机会主义”或个人缺点为借口。[15]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一场运动，一九二四年四月创办了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它真正的目标是“捍卫和巩固历史的布尔什维主义，反对损坏或动摇它基础的任何企图”。[16]当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17]（托洛茨基的亲密合作者）被伏龙芝替换时，反对派在军事委员会里的权力遭受了重大损失。[18]一九二四年年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举行了非正式会议，以便在没有反对派成员参加的情况下作出某些决定。[19]
　　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时，书记处机器的工作做得那样的出色，以致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这一成果已被用来解释这种说法：反对派似乎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的人。斯大林说道：“还在不久以前报丧说我们党要灭亡的人事实上是不了解党，同党离得很远，很像那种应当叫做党内异己分子的人。”[20]
　　列宁的“遗嘱”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突然出现，这对许多领导人来说是一件难堪的事。克鲁普斯卡娅将这一文件秘密保存一年多之后，把它转交给了加米涅夫，并声明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表示，希望把他口授的记录告知他死后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21]党领导别无其他选择，只好向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代表宣读这一“遗嘱”。[22]由于这一口授记录要求撤消他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地位。然而，季诺维也夫却帮他说了话；他解释说，“伊里奇的担心是多余的”。正像一位同志报道的那样，他还借用“年轻姑娘有了孩子这种常见的课题，大加发挥，说她毕竟还很年轻，不值得花费气力去谈论这件事”。[23]斯大林要求中央委员会进行信任表决，同时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建议进行举手表决，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公开反对党的机关的首脑，所以斯大林得到了一致的确认。他后来一直以此而感到自豪。[24]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各种正式会议上，党的领导人始终不容人怀疑他们反对来自内外的一切威胁、维护党的坚如磐石的统一这一决心。会上，季诺维也夫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了政治报告，从而再次作为党的名义上的领袖出现；当他谈到统一问题时，简直有些歇斯底里：“大厅里，没有一个人不准备为我们党的统一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为这是革命和共产国际未来取得一切成就所必要的唯一重要的先决条件。”[25]（他没有预感到他本人今后将要为党献出什么。）就像这位领袖一样，党代表大会的表现也有些颠狂，它的决议显示出一种在统一问题上的神经官能症：“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像过去一样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统一，维护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不使它产生任何偏向。在党失去了列宁同志以后，保证党的完全统一就比过去更为重要和更为必要了。极微小的派别活动，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追究。俄国共产党在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是革命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26]
　　仅作为没有表决权的协商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得不容忍激烈的谴责和诽谤，因为他们在十二月争论中维护反对派的观点。托洛茨基引用了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也就是绝大部分是由他自己起草的那个表示和解愿望的文件），并再次警告人们当心威胁党内民主的潜在危险：“机关的官僚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官僚化的主要根源就是国家机关，……广大劳动群众……的愚昧……"[27]党的领袖们在池们的答复中强调说，反对派在十二月争论中已严重地危害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杂志称反对派为“取消派”。[28]斯大林解释说：“同志们，我认为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反对派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集团的行动必然要产生的客观结果。要知道，向党的机关宣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党。”[29]
　　反对派显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收回所有的说法，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统治地位。托洛茨基走了这条路，不过他尽量以尖刻的讥讽口吻说道：“同志们，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使无产阶级解决其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知道，反对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30]托洛茨基的自我否定是徒劳的，他不承认开始反对他的力量已决心破坏他的威信，这也可以说是他信仰的公开表白。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指责他，说他太过分了。尤其是，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就此指出：把党说成是不犯错误的，这显然是荒谬的。[31]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一思想：党的统一是不容怀疑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克鲁普斯卡娅使用了一些表示和解愿望的词句。[32]季诺维也夫在结束语中对统一问题作了概括的表述：“党是统一的，……世上没有人能分裂我们的俄国共产党。（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样，也没有一个什么集团能分裂我们的党°……党将保证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有百分之百的决心。”[33]
　　一九二四年，共产党的政治生活和思想已变得单调和令人厌倦。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一系列代表会议一再重复老一套的论据和控诉内容，自吹自擂，掌声不息，是苏联精神生活气氛急剧变化的征兆。
　　在党史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列宁的逝世显然使大多数党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感！第二，党领导和反对派之间的争论变得冷酷无情（由此已开始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它给党机关提供了一个创立僵化的党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付诸于实践的条件；第三，在党的实际政策和它所宣布的革命理想之间出现了日益加深的鸿沟，从而也就出现了以强加于人的正统思想来克服鸿沟的必要性。从那以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职责就是解释“党的路线”。
　　随着党的中央组织机构的日益加强，党的绝对统一的理论和实践也发展起来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批准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扩大个人控制权，建立中央党务干部学校，审查从重要岗位直到党支部的各级党员干部。书记处本身也得到了加强，而且进行了局部的改组。登记分配局和组织指导部合并成组织分配局，它巳成为书记处最重要的执行机关。负责与地方组织联系的指导员获得了更大的职责和权限。[34]
　　尤其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更有利于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将中央委员会从四十名委员和七名候补委员（一九二三年的状况）增加到五十三名委员和三十四名候补委员。除老的地下工作者克拉辛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35]外，一大批实际上不出名的人（显然是书记处的人）进入了党的领导层。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甚至增加了两倍（增加到一百五十一人），而它的职能（对地方监察委员会实行纪律检查和监督）也相应地扩大了。为了 “制止破坏党的统一的任何企图”，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继续审查和挑选党员干部，首先是国家机构和教育机构中的党员干部。[36]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些部门中有许多反对派的同情者。
　　最高领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列宁在中央政治局的六个同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仍保持着自己的席位，直到目前为止仅是候补委员的布哈林填补了列宁的席位，成了正式委员；同时增补了三名新的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他现在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他的前任李可夫已正式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索柯里尼柯夫（他是一个保守的财政人民委员），伏龙芝（新的副军事人民委员）。[37]同样，党的组织部和中央委员会也吸收了大量的新人——组织局的人员增加了一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拉·莫·卡冈诺维奇一夜功夫就进了党的领导人行列。刚过三十岁的卡冈诺维奇出身于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十七岁当工人时就已经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在内战时期，他已作为党的干部飞黄腾达。一九二二年六月，斯大林提拔他为书记处组织指导部部长；次年，他成了中央候补委员。[38]他是由斯大林提拔到最高领导岗位上来的党的新官员的典型代表。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不仅成了中央委员，而且是政治局成员和书记处成员（其他的书记处成员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烈也夫和伊·阿·捷连斯基[39]——他是莫斯科党组织书记，一九三八年受审讯并被枪决）。[40]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卡冈诺维奇领导着乌克兰的党组织。一九三〇年他成为政治局委员。他在最核心集团内一直呆到一九五七年六月赫鲁晓夫向他发起突然进攻而下台时为止。在斯大林成为党的主人这一过程中，他无疑是斯大林的可靠的得力助手。

二、“十月的教训”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战役


　　尽管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停止了积极的反抗，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遭到党报、党刊和党组织的抨击。据一份报告说，反对派现在已受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面监视。[41]借“重新登记”党员之名，一场清洗反对派的运动在反对派人数最多的党支部内（政府机关和教育机构的党支部内）开始了。[42]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不隐瞒这一政策，他仅仅解释说：将要被驱逐出党机关的个人野心家都显示出具有偏向反对派的自然倾向。[43]同时，人们还在继续努力指出托洛茨基的思想错误并揭露他与列宁在理论上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现在已感觉到无法再长期沉默了，他置政治全然不顾，决心用他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即像刀一般锋利的笔来进行回击。
　　为了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也刚好是德国共产党遭受惨败一周年），托洛茨基发表了题为《十月的教训》的攻击性长篇文章。[44]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断是，受俄国人指导的德国共产党人的失败应归咎于一九一七年就已经反对列宁领导的同一思想。托洛茨基写道：“根本的问题是，是不是为政权而斗争？”他怒气冲冲地用党的领导通常攻击他的类似语言答复了他们：“……反对通过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分子实际上已接近盂什维克分子革命前的观点。”[45]党领导当时在内政方面所采取的错谋方针和它在国际上遭受的失败都应直接归咎于这种“右的”立场。尽管托洛茨基没有指名道姓，但《十月的教训》显然是在政治上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宣战。对此，党领导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的这一行动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当这两个集团无疑正准备弥补它们之间的分歧时，托洛茨基的这一行动却促使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结合。人们曾猜想过，托洛茨基实际上是想分裂领导集团；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他认错了自己的真正敌人。如果说托洛茨基有一个战略目的，那似乎就是争取斯大林对左派事业的支持（参见本书第十二章节）。按照另外一种理论的说法，为了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窘，和使他们更加依赖于书记处并为今后解除他们的职务作准备，斯大林鼓励托洛茨基采取了轻率的行动。[46]如果说托洛茨基是为了打动党心并唤起全党的革命感情来反对当时的领导，那么，他的计划是彻底失败了。他的论点已被受到控制的报刊雪崩似的文章埋没了，而他逐字逐句进行反驳的文章根本就没有给予发表。[47]托洛茨基并没有试图进一步为自己辩护，他解释说：“在目前讨论的气氛下，我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说明……，只会引起激烈的争论。”[48]
　　事实上，托洛茨基的批评击中了领导集团的敏感处，反驳批评的论点绝大部分是一种出于恼怒的防守。季诺维也夫甚至想否定，一九一七年曾出现过反对列宁的“右翼”。他说：“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右翼存在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建设原则排除了左右翼产生的可能性。”他只是承认，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仅出现过“偶然的意见分歧”。[49]
　　斯大林突然变得宽宏大量起来，他说：一九一七年的意见分歧仅仅是“实际问题上的分歧”,而“这是这样一种意见分歧，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活跃的党的生活和真正的党的工作。”斯大林宽容心大发显然与他本身历史上的污点有关。他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实际情况，但同时又想说明这是无关紧要的：“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党必须有新方针。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50]
　　至于对托洛茨基的反击，所有的控告不是纯属虚构,就是被过分地夸大了——激怒了的领袖们不是要消除思想上的错误，而是要从肉体上消灭这个人。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这是党领导在围绕新方针问题的争论中第一次对他提出的谴责。[51]不过，领导人显然有意不提他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反农民的暴力政策；对于这一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有责任的。他们对托洛茨基提岀这一控告，目的是要说明托洛茨基革命前的孟什维主义与他今天反对以牺牲工业来安抚农民的立场是有联系的。这样一来，官方的政策就直接涂上了列宁主义正统思想的色彩。
　　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党在一九一七年“重新武装”的概念和他关于事件已证实不断革命理论是正确的这一断言，被批驳为是对历史的阉割和对列宁的诽谤。加米涅夫说，如果这个人确实是这样，那就是说“党必须宣布与他断决关系，这就是党五十年来所教导的做法”。[52]托洛茨基最大的罪恶似乎是，他竟敢纠正列宁的观点。一九二一年，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这样一个似乎并无恶意的看法：“我绝不认为在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中全是我不对。……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53]三年之后，这封信被当作亵渎权威的证据掘了出来。为了证实他是一个异教徒，人们精心地研究托洛茨基当时所写的反对列宁的每句话——而他确实说了许多反对列宁的话。
　　整个进攻都是在新的教条口号下进行的——《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被称为阴谋家，他似乎已经损害了党的信仰的纯洁性。李可夫号召全党起来反对“带有普遍性的、旨在从布尔什维克党内消除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托洛茨基主义宣传运动”。[54]在布哈林的生动而又形象化的讲话中，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埋在党的根基下的炸药”。[55]人们进一步把托洛茨基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等同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季诺维也夫竭力抨击“臭名昭著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说：“托洛茨基同志现在想把它归咎于布尔什维主义，而这种理论早被列宁同志和所有布尔什维克视为孟什维主义的变种……整个托洛茨基主义和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只不过是经过推敲而得出来的巧妙的程式而已，它是根据孟什维主义的需要发展起来的。”[56]
　　根据控告者的指控，反对派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是想使党在可怕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面前失去抵抗力。加米涅夫将这种势力与党的“最薄弱环节”联系起来，这是针对反对派的一种露骨的影射。他说：“某些已加入党的人并不愿协助党工作，他们具有一种秘密的信念……，他们比党还拥有更多的权利。”他在讲话结束时公开声称：“我这样说感到很痛心，……但必须这样说：托洛茨基同志巳经成为一条渠道，小资产阶级分子已通过这条渠道涌进了我们党内。”[57]斯大林赞同地说：“托洛茨基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58]在批评托洛茨基的人中间，只有一人倾向于作出公正的评价。这个例外就是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这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她说：“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应对所有指控他的死罪负责，对此不是没有激烈争论的。”[59]
　　即使这样，在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提出的控告中，当然也有不少真实的东西。事实上，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产生于不同的泉源——布尔什维主义的两个对立的流派，即列宁主义派和左派。如果说左翼反对派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特性和新经济政策中与农民友好的倾向，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想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就狭义而言）。然而，这两派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列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都是站在左派一边的，就是说在党夺取政权时，左的思想曾占了统治地位。当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企图破坏当时的党领导的威信并为左派恢复名誉时，他就是以这一事实为依据的，他认为左派与四月提纲、“重新武装”党和胜利完成十月政变是一致的。正是为了反击这一观点，党领导更加严厉地批驳了托洛茨基的提纲，并坚持认为列宁和反对派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这一过分简单的概念。
　　反托洛茨基运动使控告者比被控告者更为难堪。所有的党领导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都在他们自己的讲话中证明了良己是害怕托洛茨基各种挑战的懦夫，他们只是考虑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辩护。而托洛茨基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反对这种重新兴起的对列宁的崇拜，他只是表明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列宁主义者和论证他的“通向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殊道路”的合理性。[60]这样一来，他就承认了正统思想就是最高法律，而这种做法只能给他的对手带来好处。
　　在托洛茨基被宣判后，党的领导又动员党组织的全部力量来消除一切怀疑。布哈林喊道：“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清除托洛茨基主义，而且不管怎样，要迫使全党团结在列宁主义旗帜下。”[61]斯大林要求"展开思想斗争来反对正在复活的托洛茨基主义”。[62]季诺维也夫积极赞同这一设想，他宣布了如下的口号：“使全党布尔什维克化！”“展开思想斗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63]尽管人们作出了上述种种努力，但并不能保证达到宣传战的目的。根据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份的一份报告，大多数纯朴的党员仍旧“无可置疑地同情托洛茨基”。[64]另外一位与会者指出，首先是思想争论损害了托洛茨基的声誉，他说：“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很关心对托洛茨基的攻击……‘不断革命论’在我看来是一种危险的理论……我感到遗憾的是，有必要投票反对托洛茨基，因为他坚持自己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65]很显然，领导人仍不断感到害怕。
　　于是，反托洛茨基的行动接着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决定：“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切成就的基本前提永远是钢一般的统一和铁一般的纪律，是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观点的真正一致。托洛茨基无休止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使党现在必须提出，或者是放弃这一基本前提，或者是永远制止这种言论。”“如果让事情仍然保持原状……这就意味着党开始在非布尔什维克化甚至简直是在瓦解。”[66]接着，托洛茨基不得不离开他最后一个有实权的工作单位，‘即军事人民委员会。如果他再继续倔强下去，人们就会用其他的纪律措施来威胁他，并会把他打发到电气化部门担任一个较低的管理职务或把他派往驻外使、领馆去。打击是严厉的。然而，托洛茨基却企图自我欺骗，他解释说：“为了剥夺对手们诽谤我有军事企图的资本，我毫无怨言地放弃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我甚至在内心感到由衷的欣慰。”[67]但是，尽管托洛茨基逃避了波拿巴主义的谴责，但这并没有改善他的政治处境。
　　在围绕《十月的教训》问题的争论中，党的历史已成为领导集团用以抗拒反对派威胁的一件重要武器。为了使历史服从于今天的目的，历史被无耻地歪曲了。一九二四年秋，托洛茨基本人也把历史与党内斗争扯在一起，而且他还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为了进行自卫，党领导人不得不开始重新整理历史。这一点最能证明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虚弱。
　　他们除了企图掩饰一九一七年的右倾外，首先要对托洛茨基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必要的修正。在这方面，斯大林表现最为突出。他说：“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这仅是他重新解释历史的一个开始，经过一段过程后，即到一九三八年，他终于使党的历史变成一部精心加工的富于想像的作品。为了缩小托洛茨基的作用，斯大林还作了一点补充说明；他回忆了一件不太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后来已成为他作为十月革命的积极的领导人取代托洛茨基的历史地位的口实。这就是关于设立由斯大林本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这段历史。尽管这个应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联系的委员会从未进行过活动，但斯大林现在却断言说“它曾负责他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68]此外，斯大林还表示怀疑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他说：“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十分坚决地声明，我们胜利的组织者的崇高荣誉不属于个别人物，而属于我国先进工人的伟大集团——俄国共产党。”[69]接着，他要求党制止“有关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和在国内战争中所起的个人作用的不正确和过多的传说”。[70]
　　这仅是一个开端。十年之后，“天才的斯大林”是除列宁外的历次布尔什维克伟大行动的首创者和鼓舞者；而且从那以后，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揭露为从一开始就是叛徒和帝国主义的间谍，那么，他也就不可能失宠。把历史置于这样一个新的重要地位，后来就变成了 一种习惯做法。甚至在一九五三年，把一位领导苏联秘密警察长达四十年历史之久的人物赶下台时，人们宣称：“可以确定，拉·巴·贝利亚[71]的犯罪和叛变活动……要一道追潮到一九一九年”；他当时似乎就已经与无所不在的英国秘密警察机构有了联系。[72]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历史就是最后的审判者，但陪审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三、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展开攻击是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因为它针对的是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思想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一理论曾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党的领导集团为什么决定对“不断革命论"展开攻击，这还不很清楚，但攻击的战略是非常聪明的。对这一理论的攻击实际上就是把当今的反对派同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与列宁的争论混为一谈，把左派对经济政策的批评与托洛茨基的所谓轻视农民的错误联系到一起。这次攻击首先是批判这样一种思想，即世界革命的推迟将影响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
　　初看上去，国际革命问题在这个时刻变成了派别斗争的主题，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时反对派已被迫处于无望的守势地位，关于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的幻想业已彻底破灭。一九二四年，苏联已同大多数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所承认。但是，对党的领导集团来说，正是这种对外关系政策上的稳定性引起了理论上的混乱，而反对派却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一混乱形势。
　　对领导集团来说，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领导地位，就有必要粉碎托洛茨基理论中的这一思想，即：社会主义在革命俄国的最终胜利将取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加米涅夫企图证明，事实已反驳了托洛茨基的理论；他说：“如果说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苏维埃政权早就不复存在。这种无视农民和不重视工农联盟这一决定性问题的‘不断革命’理论，将使俄国的工人政策完全依赖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即爆发。”[73]
　　但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观点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基本思想，因此不能直接对它进行攻击。领导集团采取了一种迂迥的办法，他们把“不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所谓错误联系起来，从而宣称托洛茨基的理论与列宁的理论是不一致的，在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有一条深刻的鸿沟。人们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间制造出一种区别。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这一演说中提出了这一区别。他提出，在能迅速推进俄国革命进程的动力这一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他说：为什么列宁和“不断（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的力量。[74]党领导通过歪曲和夸大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使列宁变成了反对他自己在一九一七年所主张的希望借助国际援助取得政权的思想。
　　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俄国革命的英雄们，以相信俄国农民的思想代替了已经消失了的国际革命的幻想。布哈林完全不再提欧洲支援的必要性，他现在认为战胜俄国落后性的基础在于工农联盟，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联合”。[75]布哈林说：“列宁教导我们：我们的出路在于我们同农民取得谅解，即使西方的胜利在很长时间里还不能到来，但我们仍然有可能取得农民的谅解，并保持和巩固我们的阵地。……列宁主义告诉人们，在整个过渡时期农民应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尽管他们是一个刚愎倔强的同盟者。”[76]提出这个理论，无疑是针对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倾向，是针对左翼反对派的“超工业化”理论。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俄国能继续存在的解释，从而也证明了领导集团是正确的。因此，布哈林说：“工农联盟问题是中心问题，是一切问题中的核心问题。”[77]
　　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右翼反对派与斯大林的斗争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布哈林甚至把工农联盟这个概念扩展到整个世界革命范围。他指出，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农民在敷量上大大超过工业国的无产者，而俄国的社会状况更符合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不同于经典作家对西欧状况的设想。因此，布哈林认为，世界革命的未来取决于俄国工农联盟形式的成果；如果人们破坏了国际的工农联盟，那么，社会主义普遍胜利的前景也就因此而变得暗淡了。[78]
　　斯大林不愿把创建新的理论公式这一工作完全交给他的右翼同伙。他借出版一九一七年文集的机会写了一个前言，即《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斯大林把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的失敷归咎于德国无产阶级不懂得应同农民结成同盟。他接着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与劳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联盟。”[79]斯大林从这一理论出发（如果说这一理论不是完全从布哈林那里借用过来的，至少也是与布哈林一起提出的》，开始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社会主义如何在一个农民国家实现。
　　斯大林写道：“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拿在本身所有的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斯大林不是那种能通过对俄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指出前景的人。他研究列宁的全部著作，并从中找出能使他有可能作出光辉业绩的段落，通过他的大胆解释使之发生效用。他找到了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论述世界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言论，列宁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尽管这一公式指的不是俄国（正如列宁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明确表示的那样），但斯大林不顾这一点，他援引了这一段话作为他的权威根据，并因此得出结论说：“因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而资本主义在其他一些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很发达）仍继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就是以此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以对付人们关于苏维埃政权在他的领导下背离了革命的原则和纲领的指责。针对俄国的落后性是实现党的社会主义纲领的障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斯大林现在反驳说：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胜利是可能的；因而，当前建立起来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是走在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家们依靠的是重新解释后的党的奠基人的某些言论，而不是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布哈林则试图从分析政治形势入手发展他的恩想，他认为今天帮助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不是国际革命而是农民。
　　斯大林把他的事业建立在列宁九年前在流亡瑞士时写的一句话上面，并对这句话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随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提出，苏维埃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以新的解释，使之与苏维埃国家的现实发展相一致的过程开始了。列宁的话是不容怀疑的，同样斯大林对它的解释也是不容怀疑的。事态也很快证明，斯大林是知道如何对付那些企图以他所表述的观点来加害于他的人。



[1]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授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之外，全身不受伤害。——译注

[2] 转引自沃尔特·杜兰蒂：《我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九三五年纽约版，第225—226页。

[3]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67页。

[4] 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42页。

[5] 据称，在如何处理列宁的遗体问题上也引起了派别争论。在列宁还没有逝世时，斯大林就曾在加里宁和李可夫的支持下主张按照“俄罗斯”习惯在尸体上涂上香料，用防腐的方式来保存列宁遗体。托洛茨基则反对这种做祛，因为在这背后有建立许多新的“圣体遗骸”的企图，并要求将列宁的遗休火化。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列宁死后，斯大林不顾批评家们的类似抗议，要求保存遗体。现在的陵墓就是当时斗争的结果。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147—152页。

[6]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

[9] 托洛茨基：《找的生平》，第472页。

[10]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版，第63—64页。

[11] 参阅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52—160页。

[12] 参阅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3]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4] 参阅《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公告》，见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真理报》。

[15]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6] 社论：《我们的任务》，《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一期（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第3页。

[17] 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录入者注

[18] 参阅斯克良斯基和伏龙芝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三分册附件，第45、193页。

[19] 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的传达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86号。

[20]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93页。

[21] 克鲁普斯卡娅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八日向加米涅夫转交文件所夹带的说明信，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公报》，第3页。

[22] 参阅巴扎诺夫：《斯大林》，第30—32页；托洛茨基：《关于列宁的遗嘱》，见《受到扣压的列宁遗瞩》，一九五五年纽约版，第22页。

[23] 参阅巴扎诺夫：《斯大林》，第33页。

[24] 参阅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151页。

[25]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6]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13—414页。

[27]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8] 参阅社论：《没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见《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第三——四期，第14页。

[29] 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20—221页。

[30]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1] 参阅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00页。

[32] 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3]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4] 参阅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21—426页。

[35]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委员，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录入者注

[36] 参阅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32—438页。

[37] 参阅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真理报》。

[38] 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卷，第516—517页。

[39] 艾萨克·阿布拉莫维奇·捷连斯基（Исаак Абрамович Зеленский，1890年6月10日——1938年3月15日），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1—1924年任俄共（布）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书记。1929—193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2—1937年任苏联中央消费者社会联盟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9年平反。——录入者注

[40] 参阅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真理报》。

[41] 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120页。

[42]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3] 参阅古比雪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4] 托洛茨基写的这篇论文是作为他革命年代所写文章的选集的序言，这篇文章当时是以《一九一七年》这一标题出版的（见《托洛茨基选集》第三卷第一分册），后来又以《十月的教训》这一书名单独出版（一九三七年纽约版），（《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教训》，一九二五年柏林版）。

[45] 《十月的教训》第37、52页，见《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教训》，第24、36页。

[46] 参阅亚历山大罗夫：《谁管理俄国？》，第127—129页。

[47] 托洛茨基的声明：《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未发表的文章，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64号。

[48] 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一九二五年伦敦版，第372页。

[49] 参阅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见《关于列宁主义：文集》，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132页。

[50] 参阅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93、289页。

[51] 参阅托洛茨基：《新方针》，第59页。

[52] 加米涅夫：《列宁不在的一年》，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

[53] 托洛茨基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致米·奥里明斯基的信。

[54] 李可夫：《一次新的讨论》，《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8页。

[55] 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372页。

[56] 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茶茨基主义》，《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126—129页。

[57] 加米涅夫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见《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84—85页。

[58]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39页。

[59] 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十月的教训的问题》，见《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153页。

[60] 参阅托洛茨基：《我们的意见分歧》，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69号，第1、3、8—9页。

[61] 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

[62]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309页。

[63] 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64] 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128页。

[65] 巴尔明：《一个幸存者》，第213—214页。

[66]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25—526、533页。

[67]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18页。

[68] 斯大林：《托洛茨蓄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84页。

[69]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91页。

[70] 《共产主义青年团内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的澄清》，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4页。

[71]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录入者注

[72] 苏联关于拉·巴·贝利亚和其他人问题的判决书，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73] 加米涅夫：《党与托洛茨基主义》，见《论列宁主义》，第70页。

[74] 参阅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91页。

[75] 参阅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见《论列宁主义》，第349—356页。

[76] 布哈林：《苏联经济的新发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六期，第40页。

[77] 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见《论列宁主义》，第367页。

[78] 参阅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见《论列宁主义》，第355—356页。

[79] 参阅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310—348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