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十二章 联合反对派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是俄国反对派运动的伟大时代。这并不是说，反对派当时在数量上空前强大。从组织方面看，反对派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是最强盛的，它对党领导的威胁达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但后来的发展趋势是，反对派一次又一次地被削弱，而且轻而易举地被遏制住了。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反对派运动的特点是派别之间的裂痕扩大和意见分歧加剧。不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反对派分子都没有如此激烈地抨击当权者，都没有如此公开地指责共产党领导背叛了革命的理想。
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形成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联合反对派的出现是由于它们在政治上的情投意合。这两个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先后被党机关征服了的集团相互联合起来，也是很自然的。当然，在托洛茨基集团和季诺维也夫集团走向联合之前，需要有一个相互适应的时期。首先，由于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役，这段痛苦的回忆需要逐步消除。尽管结成联盟将使他们的实力大大加强，从而足以能在苏联历史上进行一场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未打消内心不愿意结盟的念头。
一九二五年，当季诺维也夫集团在斯大林的党机关的打击下陷入困境时，托洛茨基分子却在一边袖手旁观。尽管季诺维也失分子象左翼反对派一样在某些类似的事件上公开指责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但托洛茨基分子却仍然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们的死对头。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不久前还诽谤不断革命论的列宁格勒人今天却遭到了这般冷遇。季诺维也夫当时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当他准备参加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他就已认识到，最好的办法似乎是让过去的事永远过去。他建议：“中央委员会应吸收我们党内的所有同志，当年各种集团的一切力量参加工作。”[1]布哈林就此指责说，季诺维也夫企图建立一个由各种派别组成的“非列宁主义集团”，以挽救他本身的政治地位。[2]季诺维也夫在党代表大会上遭受失败后，他向他的同伙公开提出了与托洛茨基结盟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在结盟的基础上，反对派才能获得党内的多数，才能推翻斯大林。正是怀着这一目的，联合谈判开始了。[3]
托洛茨基分子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企图接近的举动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拉狄克想与斯大林结成联盟，反对季诺维也夫，因为季诺维也夫在有关德国共产党问题的争论中曾是他的死敌；谢列布里亚科夫则对季诺维也夫的试探行动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而且在联盟最终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姆拉奇科夫斯基[4]既不愿与这个集团又不愿与那个集团谈判，他敏锐地指出：“斯大林将会欺骗我们，而季诺维也夫将会逃跑。”[5]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想利用托洛茨基分子对季诺维也夫的厌恶情绪。他甚至宽大为怀地对待他们，直至一九二五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儿乎始终没有向托洛茨基主义发起进攻。
这时，托洛茨基认为，否认马克斯·伊斯特曼摘要发表的列宁的《遗嘱》，这对他个人来说是妥当的。[6]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在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上通常提到的所谓‘遗嘱’，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内容关于组织建议的信（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非常重视这封信，……。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意的捏造，完全违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建立的党的利益。”[7]（甚至克鲁普斯卡娅也想通过季诺维也夫的谨慎战略来引诱人们否认列宁信的真实内容：“信中根本没有谈到对那些多年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共事的同志不信任的问题。”[8]）
托洛茨基在被开除出党之后，对他的这一行动的必要性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那个时期，即反对派还期望在不向外公开争论的情况下通过内部手段来纠正党的路线时，我们大家（其中包括我本人）都反对马克斯·伊斯特曼为保护反对派所采取的行动。一九二五年秋，政治局的多数派迫使我发表了一项由他们共同起草的严厉谴责马克斯·伊斯特曼的声明。因为反对派的整个领导集团在那个时期都认为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是不适宜的，而只能作出一些让步，所以它自然不可能由于伊斯特曼个人的事（据说，他是由于自发的和考虑到自身危险而采取这一行动的）而宣战。因此，我是根据反对派领导集团的决议在关于马克斯·伊斯特曼的《列宁死后》一书的声明上签名的，这项声明也是政治局的多数派迫使我以最后通谍的形式发表的：我要么在那现成的声明上签名，要么就得开始一场公开的斗争。
这里，没有必要去探讨反对派在一九二五年的整个政策是否正确。我现在仍认为，在那个时期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总之，我的有关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的声明只能理解为是我们当时以和解和讲和为目标所确定的路线的组成部分。”[9]
尽管托洛茨基接受这种做法是出于安抚斯大林可能对他有利这一考虑，但党组织并没有放弃对托洛茨基分子施加压力。他在军队中的另外几个追随者（其中包括陆军司令员尼·伊·穆拉洛夫[10]）也被撤了职。[11]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乌格拉诺夫领导下的莫斯科党组织，辱骂托洛茨基为帝国主义报刊的雇佣兵；据说，它们已开始用反犹主义作为攻击反对派领袖的武器。[12]每当反对派分子集会时，他们几乎总要考虑到，这又会被告发为派别活动。[13]持续不断的压力是那么大，以致他们除了接受季诺维也夫的结盟建议外不存在任何更好的选择。但是，在公开宣布成立联盟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些问题。这就是相互辱骂的问题。在最近的两年半时间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曾以辱骂的方式相互展开过攻击。斯大林分子依靠这些材料并就新的联盟者相互攻击的问题出版了一期特刊。[14]斯大林称这种联盟是“彼此‘大赦’”，是一笔“肆无忌惮的毫无原则的交易”。[15]
为了安抚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他说：“如果，不断革命论，由于和列宁的真正观点不同而是不正确的，那么在它里面仍然有某种正确的东西，……”[16]作为回报，季诺维也夫集团承认托洛茨基分子抨击党机关是有根据的，即使在他们还是机关的捍卫者的时期，这种抨击也是有根据的。一九二六年七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无疑，一九二三年反对派运动的核心问题就是警告人们当心偏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危险，当心由于政权机关日益严重膨胀而带来的威胁。”接着，季诺维也夫把矛头转向中央委员会，他说：“是的，在偏离问题上，在机关官僚主义的压制问题上，托洛茨基反对你们是合理的。”据一份报告称，季诺维也夫还承认：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整个运动是“三驾马车”制造出来的他说：“斗争是为了争夺权力。整个艺术就在于，将旧的意见分歧与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托洛茨基主义’也就制造出来了。”[17]尽管他的盟友曾流露出动摇的情绪，托洛茨基这时却认为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联盟是正确的，他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承认，‘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二三年反对他们的斗争中是正确的，而且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政纲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拒绝与他们结盟，更有甚者，在列宁格勒还有数千名革命工人支持他们。”[18]
新的联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正式登台：在中央全会上，它作为联合阵线出现了。它竭力要求加速工业的有计划发展。[19]根据托洛茨基的报告，季诺维也夫当时十分乐观。托洛茨基说：“在我们第一次重逢时，加米涅夫对我说，‘您只需要与季诺维也夫在一个台上出现，党就会认为你们是真正的中央委员会。’”相反，托洛茨基本人却似乎更现实一点，他说：“我们必须看得远些……为了迎接斗争，必须认真对待这一斗争并作好长期的准备。”[20]然而，他们面临的困难马上就出现了：联合反对派刚刚向党的领导表示要进行一场斗争，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叶夫多基莫夫就被开除出书记处和组织局。[21]
就许多观点而言，一九二六年的联盟与其说是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继续，不如说是列宁格勒反对派的继续。季诺维也夫运动提出了许多问题（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和一九二五年发展起来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但大部分是组织问题，是联合反对派的进攻精神问题。托洛茨基自一九二一年起就不再抨击领导了； 一九二三年，当他的追随者毫无成效地捍卫他的事业时，他已表现得无能为力；自那以后，他只是消极地忍受领导强加于他的各种诽谤。随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出现，反对派获得了一种明显的新的特色：这些人都是列宁主义者，而且是历史上无可指责的老布尔什维克。因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是党机关内部公开分裂的首例，所以在它的队伍中有大量主要从事党的工作的职业干部。季诺维也夫分子是谨慎的、守纪律的列宁主义者，这些人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和权力斗争因素与左的布尔什维主义继承人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联盟。可是，这个联盟从未能完全和谐相处，更没有能防止其不幸的命运。
二、斗争过程
国外的一些事件促使新反对派开始采取公开的行动。一九二六年五月，党的领导在其共产国际政策方面遭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一个是受到共产党人偏爱的毕苏斯基[22]元帅出乎意外地在波兰建立起一个军事专政。另一个是对与英国工人集团在斗争方面进行合作所抱有的希望（为此目的，一九二五年建立了名为“英俄统一委员会”这一奇异的组织）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英国在一九二六年举行的总罢工的失败使俄国人大为失望，这对由俄国领导指使共产国际推行的“统一战线”来说也是一次政治上的沉重打击。
托洛茨基立即指出，他早就警告过不要信赖非共产党联盟）而且，他让反对派借着这次冲击立即向领导集团指导下的党的发展倾向发起总攻，指责党内民主制度变成了“机关的专政”。[23]反对派要求解散“英俄统一委员会”，因为它似乎是与改良主义叛徒结成的联盟。[24]领导集团拒绝承认英俄统一委员会的思想有某些错误，尽管它没有给俄国人带来多大好处；党领导并认为对这条路线提出的批评是“奥特措夫主义”，[25]从而断然拒绝。[26]最后，英俄统一委员会里的英国伙伴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苏英断绝外交关系后，他们单方面于一九二七年九月解散了这个组织。
在托洛茨基集团和季诺维也夫集团联合起来之后，反对派已在着手建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保持着密谋的形式。它们派出秘密使者，出版秘密刊物，举行秘密集会，并为秘密活动布岗放哨。[27]这是自沙皇被推翻以来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第一次又在密谋气氛中进行活动。反对派举行的这种集会之一是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森林中举行的，在这次集会上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讲了话。[28]党领导不久就获悉了这次事件，并以此作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公开攻击反对派的理由。反对派的领袖们事先预料到了这场斗争，并为全会起草了一份有关他们与党领导意见分歧的内容丰富的声明。这项“十三人声明”就是反对派到目前为止向党领导发起的最猛烈的进攻，它基本上表达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这段时期内反对派在为什么而斗争。[29]
为了给他们的事业提出一个合法的基础，反对派领袖援引了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政治局决议。决议中说：党内派别的形成是一种重病的症状，即“官僚主义”的症状。他们声称：这种弊病的产生是由于工业落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和政府轻视工人（其后果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自尊心减弱”）。医治这种疾病的方法之一就是普遍提高工资（这是领导反对的一项措施）；但是，国家的政治复苏首先取决于一项按计划大力发展工业建设的纲领，以调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因此，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让步的政策必须中止。他们说：“在贫农和中农联盟的幌子下，贫农实际上在政治上仍继续服从于中农，并通过中农而继续服从于富农。”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另一面就是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分子的强大；如果说人们还要保持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么就应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了在思想和政治上使国家机关处于从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继续下去，今天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巳传染了党，并使工人们大失所望。
十三人声明接着说道：在共产国际内，俄国的官僚主义谨慎路线不是去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变革（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最终取决于它），而是阻碍着外国战士革命主动性的发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内部的民主及其独立性的决议已受到损害，在共产国际内部以及在共产国际事务中，压制批评的做法使一系列机会主义错误成为可能。最后，反对派再次提到了派别形成的问题，它把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罪责归咎于党领导，党领导对左翼批评家的压制给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施加影响开了方便之门。只有在反对派的影响下，通过党的彻底转变，才能克服灾难。反对派声称，如果党领导停止对反对派采用镇压措施，那么，“真正的”统一才能有希望出现：“我们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与党内各种力量一起重新建立一种制度，以便在符合党的一切传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感情和思想的情况下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党内民主才是可能的。”
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上，出现了长时间的十分激烈的争论。一小批反对派分子企图以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据和充满激情的誓言来松动由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掌握的领导权。人们就主要的经济问题、工业化和农民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30]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竭力维护官方的经济政策，并以所谓“新的弹药”攻击反对派。[31]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出现在讲坛上：他由于争吵而疲乏过度，以至于虚脱，这个名声不好的契卡头目几小时后就死去了。
拉舍维奇事件（所谓的“非法的秘密会议”）被中央委员会谴责为与党的一切原则相抵触的行动。决议中说道：反对派受“有时以左的词句为掩饰的小资产阶级情绪”驱使，支持“在专家中进行反苏维埃的鼓动”，受到谴责的米亚斯尼科夫集团和“工人真理派”的成员曾参加过反对派的宣传活动。中央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反对派的这一切瓦解活动证明：反对派决心从合法捍卫自己的观点转向建立一个同党对立的、从而准备分裂党的队伍的全国性非法组织……”[32]全会结束后，布哈林在一次讲话中断言说，事实上，反对派正在计划建立一个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第二政党。他甚至声称：它的纲领“已在不相信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完全的取消主义”。[33]
就像通常那样，党的机关开始使用他所拥有的一切组织压力手段来对付反对派。不久，拉舍维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的评论说：使拉舍维奇感到高兴的是，他逃过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他失去了副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而且被禁止在近两年内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参加在森林中秘密集会的所有其他人也得到了禁止担任领导职务的处罚。季诺维也夫被说成是整个阴谋活动的主要首领。因为官方“认为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实际上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领导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34]他仅保住了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席位，而且只是在名义上，他还是共产国际主席。加米涅夫不得不把他最后一个重要国家职务（贸易人民委员）交给米高扬；作为列宁研究所所长，他只能继续撰写一些注释。[35]直到目前为止仍是候补委员的鲁祖塔克占据了季诺维也夫政治局委员的席位。五名新提拔上来的人获得了候补委员的职务，他们是：奥尔忠尼启则、安德烈耶夫、基洛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他们能够长期担任某一职务就证明他们都是可靠的机关工作人员。[36]
在这一斗争阶段，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作出的不同处理是值得注意的。领导集团大概希望将这一对盟友分离。托洛茨基逃过了直接的镇压；李可夫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没有像季诺维也夫那样干了那么糟的事：“托洛茨基同志没有作过类似的分裂尝试。”[37]然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声调是有不祥之兆的：“党的这种不可动摇的统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为此，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就必须更加团结，更加有纪律”，不这样，“党就不能完成十月革命所交给它的历史任务……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38]
为了给反对派制造更多的困难并就他们对经济问题的批评制造混乱，领导集团发表了一封由前反对派领袖梅德维捷夫于一九二四年所写的信。在这封“巴库信件”中，梅德维捷夫对国家工业底子薄这种情况深表忧虑；他同时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国外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些不利的情况，并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列宁关于为了获得重工业建设所必要的资金可向外国提供一些租界的思想。[39]领导向梅德维捷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发起了猛攻，把他们说成是“我们党内真正的危险”；并谴责托洛茨基分子，说他们计划与“我们党内的一个极右集团，一个想向国际金融寡头政治投降的人所组成的集团”结成联盟。[40]
一九二六年九月，联合反对派决定不能再长期忍受党机关的压力。在一份阐明其观点的、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的冗长报告中，托洛茨基抗议“斯大林派别的人享有特殊的影响，而这些人的专长就是将一些无原则的东西上升为一种学说”。[41]反对派同时还决定直接向全体党员群众求援。波波夫在他所写的、当时仍是官方的党史中谈到：“九月底，分布在全国的反对派代表同时在党支部大会上宣布开展一场运动，其目的是迫使党接受就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了的基本政策问题进行讨论。”[42]反对派在莫斯科航空仪器工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拉狄克、萨普龙诺夫和斯米尔加（托洛茨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出席了党支部召开的一次大会，并说明了他们的观点。[43]党领导再次毫不犹豫地给反对派定了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在从事非法活动，破坏党的统一；它威胁着党的实际工作，并恫吓党要通过一场新的更加激烈的讨论来搞垮党本身。党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它将证明，反对派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为无产阶级所陌生的阶级服务的。”[44]
公开挑战的策略证明失败了。反对派无疑已在党机关的权力面前屈服了，并于十月四日要求言和。[45]尽管如此，它还继续作出了向党的普通工作人员呼吁的尝试。十月七日，季诺维也夫和他的追随者在列宁格勒访问了一些工厂，想让人们进而倾听一下反对派的意见。在普梯洛夫工厂，季诺维也夫不得不忍受当时特有的冷嘲热讽和各种纠缠；根据官方的报道，那里的党组织进行表决的结果是：一千三百七十五票反对反对派，二十五票拥护反对派。政治局谴责季诺维也夫的“分裂演说极其严重地违反了党纪”。[46]
十月十六日，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叶夫多基莫夫——彻底放弃了公开的反抗，并签署了投降书。他们承认有罪，违反了党纪，并发誓将来不再从事派别活动。[47]他们疏远了共产国际内的左倾分子和苏联国内的工人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并且最后还表示诚心希望实现完全的统一。[48]领袖们的投降所造成的后果巳在一般的反对派分子中间引起了震惊。[49]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策略性的退却给反对派的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它丝毫没有促使领导集团变得稍微温和一些。如果说组织服从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那么，这种服从在领导集团看来是没有价值的。在斗争中，斯大林绝不会疏忽这一点，“由此可见，反对派联盟今后还打算在党内培植消沉情绪和投降主义思想，它今后还打算在党内宣传自己的错误观点。”斯大林从俄国各派的政治流亡者所发表的所谓的同情声明中就注意到了反对派还要进行危害活动的表示。[50]布哈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谴责反对派，说反对派并没有收回它关于“官僚蜕化”的论断，他还警告性地声称’争论可以突然结束——党将越来越强大，谁若再继续叫喊“热月化”，党就打倒谁。[51]
打击开始了。在十月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反对派领袖受到了处罚。托洛茨基像季诺维也夫在夏天一样被开除出政治局，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已经被降为候补委员的加米涅夫也丧失了这一职务。中央委员会声称：“……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下去。”[52]布哈林接替了季诺维也夫，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其他一些空缺席位不可避免地被得到晋升的斯大林分子所填补。迄今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成了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担任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成了他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继承人，自一九二五年以来就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斯·维·柯秀尔和作为乌克兰总理的拉科夫斯基的后继人弗·雅·丘巴尔填补了两个空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席位。[53]这一对值得注意的人物——这两个人是非俄罗斯人（柯秀尔是波兰籍，丘巴尔是乌克兰人）——后来成了政治局委员，而他们俩在一九三八年的清洗运动中也失踪了。
在一九二六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反对派与党领导之间的斗争局限在各种派别之间的理论方面，这特别反映在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十二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这两次会上。在这两次争论中，反对派情绪激昂地明确表示：它的批评决不是向领导发起的派别进攻；而领导同样强有力地反驳说：尽管反对派已接近全面的崩溃，但它不会放弃非无产阶级的倾向。
反对派没有很好地顶住这种压力。小集团中的一些反对派分子收回了他们的不同看法，工人反对派最后的两名领袖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梅德维捷夫无条件地投降了。他们承认，“巴库信件”曾是一个错误；他俩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当时向他们提出的批评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态度，并承诺今后不再进行派别活动：“我们……谴责有组织地发表同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意见的一切行为，我们向我们的那些已经开始建立非法的派别组织的同情者呼吁，并要求他们立即解散这些组织。”[54]亚·米·柯伦泰（她担任大使职务长达二十五年，因而直到她逝世都享有一种特殊的外交豁免权，从而逃过了清洗运动）也在同一时期主动离开了反对派。
对领导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列宁的遗孀宣布与反对派断绝关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闭幕词中戏剧性地宣布了她的决定。[55]克鲁普斯卡娅在一项春天发表的声明中以温和的（但与党机关的路线相协调的）措词申述了她转向的理由：“反对派……在他们的批评过程中走得太远了。”她害怕反对派向领导发起的攻击可能会使群众产生这种思想，似乎党和苏维埃政府不是他们的真正代表。[56]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辩论的中心问题仍是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斯大林有意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先发制人，使反对派无法提出批评。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还不能完全归功于他的理论逻辑。这件事对斯大林来说是一次伟大尝试，以证明他是否能将党的学说服从于他本身的强权政治动机，服从于他从政治需要出发而提出的观点。他表明，他有能力驳斥反对派提出的、认为他的理论直接歪曲列宁本意的这一类批评，从而封住了反对派的嘴巴。就这样，他为自己继续操纵共产主义理论打开了一条通道。从此以后，他可以根据需要从列宁著作中寻找一些能证明他日常政策是正确的理由，并要求所有想证明自己是正直的共产党员都无条件地跟着他转。
如果反对派坚持它的观点，那么只会被看作是搞蛊惑人心的宣传，其目的就是要建立非列宁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第二政党。这种倾向当然是决不能容忍的。李可夫声称：“反对派必须认识到，党不能允许任何人长时间地考验它的耐性。”[57]前左派分子拉林现在也加入了诽谤反对派的大合唱，他的行动与领导当时准备采取的行动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耍么不得不将反对派开除出党，并提交法庭处理；要么就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在马路上用机关枪来解决问题。”[58]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反对派再次提由他们的申诉，但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观察家奇列加[59]报道说：“托洛茨基在争论中表现得过于谨慎，并玩弄外交手腕。旁听者无法去正确评价反对派和多数派之间造成裂痕的悲剧……。反对派……不了解自己的弱点，它同样低估了它遭受失败的惨重性……。当由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多数派正企图将反对派全部开除出党时，反对派还在一味地谋求妥协和以和平方式实行联合。反对派奉行的谨慎政策即使没有加速它走向失败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有助于它的反抗力量的削弱。”[60]
《真理报》谴责反对派重新违反原则，因为它把争论带进了共产国际；尽管季诺维也夫确认，其他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也曾在共产国际内进行过讨论，但这仍帮不了他什么忙。[61]斯大林为这场斗争而欢呼：“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62]按照他的说法，反对派就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它的纲领“是集合所有一切机会主义派别来组织反党斗争、反对党的统一、反对党的威信的纲领”。[63]
经过一整冬天的间歇之后，风暴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再次突然大作。共产国际内的局势如同去年一样，这种气候又使俄国派别斗争活跃起来。这一次，中国是使领导感到难堪的事件的发生地点。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遭受的失败（这对俄国人来说也是一次令人痛心的失望）是整个派别斗争中激烈辩论的几个主题之一。自一九二三年以来，中国已在实施“统一战线”政策，而且是以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党（即国民党）之间结成紧密联盟的形式。当时，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把它当作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民族革命的支柱来加以支持。然而，莫斯科领导对俄国向国民党（它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政府）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显然耍比对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取得的特殊革命成果更为感兴趣。[64]中国共产党人对与蒋介石结盟越来越反感，这促使俄国反对派起来批评领导坚持联盟的态度。领导谴责反对派有“极左倾向”；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指责领导是“机会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并将中国的局势与“英俄委员会”作了比较。[65]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为了使自己成为中华民国的主人而胜利北上的蒋介石在上海向他当时的同盟者共产党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俄国反对派抓住了这一时机；季诺维也夫同样完成了一长篇论文，其中要求与国民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决裂，并以胜利的喜悦心情加了一句评语：“最终结果将完全证实在本文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路线。”[66]反对派分子要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对中国共产主义所遭受的挫折承担个人责任。托洛茨基曾写道：“中国革命的四月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而且是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失败。”[67]反对领导奉行的政策的请愿书、传单和讲演稿像雹子般地落下。[68]这一事变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但他们拒绝承认他们所奉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丝毫的错误。[69]他们首先作出的最主要的反应是，在本国压制人们对其失败的批评，而同时又顽固地坚持与国民党结为联盟。
五月九日，季诺维也夫在一次就狭义来说是非党会议的集会上批评了领导所奉行的中国政策，这样一来，他就给领导提供了转移问题的适当借口。领导很快就以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和《真理报》发出冲锋信号的形式作出了回答：季诺维也夫没有履行反对派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所承担的不从事派别活动的义务，而在这一危急的时刻（时局始终是危急的）党不能容忍“在国际革命出现困难时进行这样的投机”。[70]
在这时候，反对派的领袖们撰写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指责党领导的意见书。这就是联合反对派的三份重要政治文件中的第二号文件，即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提交给政治局的“八十四人宣言”。[71]从这份文件内容看，与其说它是向政治局说明问题，倒不如说是向广大读者阐述他们的观点。按照文件的说法，似乎领导采取的各项行动都是错误的。它说：“我们党的不幸就在于，在最近一个时期人为地剥夺了正确检查和集体解决一切问题的可能性，而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处理。 ”[72]这一宣言的基本论点是，共产国际所遭受的一连串的失败（就像“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知道的那样）都与俄国政府在内政上所遇到的困难和所犯的错误紧密相关。困难的形势产生于意识形态的偏颇。反对派指责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局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提出了一个不真实的、小资产阶级的‘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突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使党难以发现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阶级内容”。反对派认为，在农民政策、工业发展、工资政策，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势力的影响和颠覆活动。
反对派觉察到他们这样做的危险，并对他们的处境不抱任何幻想。书记处机关对反对派施加的压力在不断增强。按照反对派的观点，叫喊统一的目的仅是掩饰党领导的错误和阻止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批评：“把有争议的问题提交全党讨论的尝试都被说成是破坏党的统一。大家只能机械地接受由上面强加的错误路线。人们正在制造一种供观看的统一和一种表面上的幸福情绪。”反对派认为：“真正的列宁主义统一”应建立在党内任何人都能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它在一附言中还提到，人们切断了季诺维也夫与共产国际的一切联系，这证明“那些喜欢给思想斗争颁发行政命令的人缺乏政治勇气”。反对派最后还声称：“我们作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将按照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懂得的方式来履行我们的义务。”
七月，领导集团终于就中国革命的失败发表了一项声明，而这种失败随着共产党人在这期间被清除出汉口“国民党左派”政府而变得更加惨重了。声明认为，造成这一灾难的罪过是，摆错了阶级力量的关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力量太薄弱了。不过，声明中没有说明莫斯科为什么未能较早地认识到这种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因如此，这种领导也被清洗了。这时，俄国反对派巳遭到极大的贬低。因此，斯大林和布哈林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接受反对派的路线也不算太丢脸。他们要求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并预言将出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73]情况表明，领导的这番言论不完全与中国的实际局势有关，而更多地是针对俄国的派别斗争。一九二七年秋，当反对派已落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法网时，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才确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命令向它发起直接的进攻。后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遭到了一系列的流血的失败，待别是广东公社在十二月悲惨地被国民党的军队击垮。[74]然而，这一次事件也没有促使俄国出现言论自由，没有使不容怀疑的党领导和共产国际处于困境。
“统一战线”政策以许多无可争辩的失败而告终。至于左的革命关门主义的政策是否比较有成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事实是，党的右翼领导应在政治上负责，它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领导集团巧妙地采取了一种立场，反而使反对派在批评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反对派的攻击愈具体，领导就愈加维护它的权力和威望，就愈加激烈地辱骂反对派，并准备采取一切办法来压制反对派的批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敏锐地指出，斯大林完全可以与资产阶级力量达成妥协，但他不能忍受反对派站在共产党立场上提出的批评。[75]很显然，失败比成功更促使党领导加紧确立书记处的独裁统治。因为失败必然引起对党领导的批评，而它比失败更可怕。为了防止自己遭受批评，党领导扼杀了当时尚保留下来的一些党内言论自由。
在中国危机问题上再次爆发的派别争论，由于在政治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忧虑，而变得更加激烈了。正当八十四人向党提交他们的宣言时，英苏关系又出现了危机。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国警察局在苏联驻伦敦商务代办处进行搜捕的过程中揭露了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所谓证据，英国保守派政府就此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在俄国，反对派像党领导一样立即得出结论：与大英帝国的战争就在眼前了，但实际上英国人根本就没有进一步认真对待这场危机。[76]八十四人宣言强调了战争的威胁，并建议通过放弃“统一战线”和呼吁国际无产阶级摆脱其“叛徒”领袖的控制，赶快支援苏联等办法来对付战争威胁。此外，宣言还提出，必须更换苏维埃政府中不明智的、有抵触情绪的领导。托洛茨基还抨击党领导，谴责他们企图压制他的批评。例如，他们甚至从党代会的正式记录中删去了他的意见。[77]
领导以战争逼近为借口，进一步镇压反对派的运动。克鲁普斯卡娅的论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正受到战争攻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应是一个联合起来的整体，这是非常必要的。”[78]至于领导指出战争的危险是否出于真诚，托洛茨基对此表示怀疑；他指出：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某些有经验的军事领导人却仅仅由于他们同情反对派而被撤换了。[79]对此，党的领导暗示说，在战争情况下反对派出于私利也许会采取失败主义态度。托洛茨基称，这是“把社会主义祖国与斯大林集团混为一谈”。[80]
六月，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加被“调往”远东一事更是火上加油。当他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里火车站上火车时，一群反对派分子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领导下举行了公开的示威游行，托洛茨基还发表了演说。[81]按照党的新的政治准则，这是一次反革命行动。据一份报道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提醒人们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得不到逮捕党内反对派分子的权利，它就不可能再维持秩序了。[82]据报道称，民主集中派的一个小集团确实正在准备发起革命进攻；然而，大部分反对派分子只是主张把斗争尽可能地限于合法的范围之内。[83]
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争论最激烈的战场，这也是党直到目前为止在它队伍中所看到的一次最激烈的争论。决心消除有关他散布“失败主义”的谣传的托洛茨基声称：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反对派才有能力领导国家——人们可以在反对派和特米多尔式蜕化分子之间进行选择，但决不允许掩盖意见分歧，无视错误。托洛茨基从战争时期的法国找到了一个例子，当时，克列孟梭[84]面对灾难仍继续领导反对派反对法国政府，直到他自己有机会被证明是一个英雄的领袖为止。[85]“克列孟梭提纲”立刻激起了一片怒吼声。莫洛托夫指责反对派是“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叛乱分子”；[86]斯大林说苏维埃政府受到“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的威胁。[87]领导在要求把反对派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同时，还要求反对派收回克列孟梭提纲的“半失败主义”理论和特米多尔式蜕化的“诬蔑”；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直很倔强，直到全会真的决定开除他们时为止；尔后，他们又表示愿意和解，并接受了指责。[88]反对派被迫发表的声明说：“我们无条件地和无保留地赞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免受帝国主义侵犯。”他们收回了关于党领导已受到特米多尔倾向的传染的说法，并声称他们只是建议党对国内存在的特米多尔分子展开“更系统”的斗争。据此，有可能导致党分裂的行动受到了谴责，而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也无条件地得到了承认。[89]
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反对派的退却并没有使压力减轻。尽管反对派认了错，但全会的决议仍谴责了反对派的这些错误。[90]显然，只有完全解散反对派组织才能使领导感到心满意足。全会结束后，李可夫说道：反对派已降到如此无关紧要的地位，他们巳不能在党内要求更多的权利。按照李可夫的说法，党重视的是运动，而不是那些想走自己道路的个别领导人：“不管季诺维也夫去或留，不管李可夫去或留——共产党将永远存在。”[91]
虽然反对派拥有的追随者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反对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却仍然使派别斗争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派别斗争造成了政治敌对情绪，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结束争论。一九二七年夏，反对派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是很清楚的。对领导来说，准备舆论和挑起适当的冲突，以便将反对派开除出党并把它作为政治力量而消灭掉，已仅是时间问题。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已暗示了这种思想，不过他是把它作为驳斥反对派的诬蔑而谈论的。[92]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有关开除反对派的言论公开出现了；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已从“疲劳战”转入了 “歼灭战”。[93]但是，党领导作出这种强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反对派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强大——反对派是无足轻重的。迫使领导采取这种激进主义态度，更多的是由于反对派提出的某些问题，以及当时出现的严重的政治困境和由此而引起的批评。在这期间，反对派揭露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使当时巳在俄国开始发展的主要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更加明朗化了。
三、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各派争论最多的是经济问题。[94]从每个农民拥有几匹马直到投资额的计算等各种经济问题，无一不成为导致指责和反指责的课题。每个人都变成了经济专家。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派别考虑。
联合反对派不仅参与了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的争论，而且也从一九二五年季诺维也夫的立场出发介入了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务。当时，争论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农民政策和所谓富农威胁的问题。反对派多次指出，领导集团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犯了“富农偏向”的错误。为了削弱日益强大的富农经济势力，反对派提出了许多建议：取消出租土地和雇用工人的许可；增加富裕农民的农业税；完全免除贫苦农民的税收；通过贷款、依靠政治组织、给合作社和集体经济单位以优惠条件、甚至强迫有余粮的富农出借粮食等办法来支援贫苦农民。反对派的这些建议都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停滞不前将促使农民中的社会分化迸一步发展；强大的农民资本主义势力的存在将威胁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治统治。
党的领导的地位通过一九二四年与托洛茨基的争论和一九二五年同季诺维也夫的争论得到了加强。按照他们的观点，政府在经济上的稳固取决于农民是否满意。为了保障工农联盟，为了使农民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来出售，政府就必须允许农民得到一定的好处和一定的商业自由。正因为如此，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提出的“剥削”农民的说法，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另一方面，人们否认对富农采取了优惠的政策。从表面上看，争论涉及的是如何划分中农和富农的问题，但实质是如何争取他们的支持的何题。
农民问题是与价格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二五年以来双方的阵线巳很分明。党领导竭力主张使工农址生产品的价格趋向平衡，自一九二三年剪刀差危机出现后，人们在这方面就已采取了一些措施。领导集团认为，为保证市场上的食品供应有必要使价格进一步向有利于农民的方向调整；同时，这对工业也会产生剌激作用，促使工业降低成本和保证不断增长的需求。人们把这种政策的反对者称之为失败主义者，因为他们害怕由于农民的富裕而扩大购买力。反对派认为，保持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是积累工业资本和提高工人工资的最隹办法。
降低工业成本的建议，不合反对派的胃口。因为这似乎意味着维持或降低工资水平，意味着解雇工人。反对派认为，这等于是剥削工业工人吳因此他们坚持拒绝这种措施。他们还认为，实际工资已在降低，劳动条件在不断恶化。因此，他们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政府的无产阶级社会基础。右翼反驳说，工资已达到了能够允许的最高水准，反对派提出的提高工资的要求纯粹是“蛊惑人心的煽动”。一九二六年春，当食品价格上涨，工人平均实际工资下降时，这一系列争吵变得更加尖锐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工人收入超过了战前水平，并相对高于其他居民阶层。[95]这一发展是否能驳倒反对派的观点，这一发展是否是领导集团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为了使反对派无话可说而有意制造的现象，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经济计划。虽然大家都一致赞成这个恩想，但是在实行真正全面的经济计划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方面意见完全不一样。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二三年初就主张工业的有计划发展。“四十六人声明”把缺少计划说成是导致剪刀差的原因。在一九二四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警告说：“假如我们继续原地踏步，对经济不实行计划管理，这就意味着无意识地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让步。”[96]领导集团则认为，首先必须尽一切努力，使现有的经济制度恢复运转，否则，实行全面计划是毫无意义的。
在有关整个经济政策的争论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个国家应如何和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实行工业化？[97]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迫切，是因为俄国的工业和过去一样不能满足消费的需要。“商品奇缺”带来了农民只向市场提供少量粮食的危险，从而也使城市供应受到威胁。从需要来看，必须迅速提高生产，但这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实际上处于灾难状况。自革命以来，几乎没有增添新设备，原有设备也没有得到保养和维修，或者更新。一九二六年以前，政府主要柚于使原有工业设备充分运转起来，但后来，工业生产达到了不作新的大量投资就无法提高的地步。由于俄国工业基础薄弱，加上“恢复时期”已接近结束，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紧张状况。
左翼反对派认为，为了迅速实行工业化，必须大量进行投资，特别要向重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同时应立即开始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充分利用新的积累源泉。为了要使整个经济得到发展，必须克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落后于农业的这一根本性的不平衡。反对派还宣称，为保证军事安全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在经济上迅速赶上资本主义强国。为了消除工人国家的所谓最严重的威胁，应使社会主义工业比私人经济成分获得更快的发展。
反对派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宣称，工业投资的需求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年代里应实现较高的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通过“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来取得迅速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投资资金。这就是他早在一九二三年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公式而提出的方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展现出组织上的优越性之前，它需要一个起步资本。在俄国的落后条件下，它只能通过政策强制性剥削来筹集。他说：“在苏联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强制征收，是不可避免的，它具有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完全依靠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积累，这就意味着拿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存作孤注一掷的赌博。农民这个居民中的大多数是筹集必要资本的源泉（形式是为城市工人和出口提供粮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特别是通过政府的贸易垄断来实行。”[98]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工业资本积累方案就是“通过价格的税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政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时起资本积累主要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征收周转税的机制来完成的）。
党领导竭力主张逐步前进，拒绝左翼加快工业化速度的要求。《真理报》的社论说：“反对派的超工业、‘超无产阶级’的纲领，即牺牲农民和反农民的工业化纲领，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幻想。……是一种掩饰当代反对派右翼实质的蛊惑人心的假面具。”[99]
党领导特别强调，为了排除严重的干扰和政治紧张状态，必须保障经济平衡。经济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技术和效益方面；资金应投放到少数花费较少，并能很快建成的项目上去。一九二六年，斯大林以第聂伯罗斯特罗伊水电站工程为例，说建设这样一项奢侈的工程，尤如一个农民，他的犁须修理，但他却买了一台留声机。当时，右翼的观点是：市场可以剌激工业增长，假如消费工业蓬勃发展起来，并筹集了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那么它就会间接地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实现。个体农民的富裕是促进工业建设的基础，杜会主义经济成分可以通过在竞争中取得的胜利赢得农民；无论如何不要促使农民拒绝交售，拒绝向市场提供产品。如果城市的经济不能满足农民的经济愿望，上述情况就可能会出现。
几乎没有一个人企图集中这两种纲领的优点，提出一条折衷的路线。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索柯里尼柯夫。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在经济观点上、税收政策方面是一个右翼分子，但在政治改革和党内民主问题上他又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左翼一边。
四、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特米多尔式蜕化？
苏维埃政权面临的经济政治困境对国际革命这一理论问题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援助，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就经济分析而言）注定要向农民蜕化或者向宫僚主义蜕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确认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单独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内不可能幸存下来。这种灰暗的结论激起了敌对的各派彼此相互指责。就这样，最一般和最抽象的共产主义理论问题成了派别斗争的主题。就某种意义来说，争论者们有些像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家，但他们的争论确实是意义深远的。在辩论过程中，官方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共产党的党风日益接近在斯大林专政下形成的固定形式。
有关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并不像人们1般所认为的那样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鼓励外国的革命者起来斗争，或者说，是否应取消世界革命。反对派和党领导都欢迎外援，也没有一方准备把苏维埃国家的安全作孤注一掷。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仅是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以及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这些现象在学说上的反映。反对派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逻辑观点指责领导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采用了非社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的方法。党领导则试图使党的理论适应于他们的方法，以便说明这种方法是无可指摘的，是符合正统的。当反对派严厉批评党领导的这种做法时，它就以疯狂地压制批评来予以回答。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的政策发展得愈公开，反对派提出的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对斯大林集团来说就愈难以忍受。”[100]
因为反对派认为，没有外国革命者的援助，任何一个俄国政府都不可能坚持一条持久不变的社会主义方针，所以它对国际革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一九二六年七月的“十三人声明”说：“我们必须消除一切顾忌，必须清除那个新论断的一切影响，那个新论断说社会主义建设在我们国家内的胜利与欧洲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并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派还认为社会主义的未来不会受到威胁，而它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它坚信国际革命必定胜利。托洛茨基写道：“反对派深信社会主义能在我们国家内取得胜利，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能脱离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而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101]
反对派在如何对待外国革命者和“统一战线”的问题上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人们可以从反对派对英俄委员会和国民党的态度上看出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与非共产主义运动合作就意味着暂时不需要考虑外国共产党人的利益。而在担负着国家领导的党的领袖们看来，重要的是要在敌对的世界中奉行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在内外政策方面，他们希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实现符合他们目的的愿望；然而他们又坚持要任何行动都披上列宁主义正统的外衣。他们借“资本主义的稳定”来为自己辩护，而“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季诺维也夫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已抨击过的一种设想，也是托洛茨基现在称之为“机会主义的理论托词”的一种设想。[102]
因为世界革命显然没有发生，所以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芮注意力转而集中到国际上的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会给苏维埃制度带来什么后果这一问题上。他们就“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问题（这是一个早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五年就已经讨论过的老问题）展开了辩论。双方虽然一致认为俄国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领导看来，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自然形式；反对派则再次称这种论断为革命的退倒，并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与本来的理想之间有着很大区别或者像加米涅夫所说，“将政权和所有制转让给无产阶级国家”，这与“确实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着很大差别的。[103]
反对派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越来越官僚化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影响在明显缩小；由于出现了“集权式的”领导倾向”，列宁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中已经警告过的危险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现实了，人们必须排除这些危险，以便阻止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政党施加压力，并防止整个制度的“官僚主义蜕化”。这时又突然出现了所谓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幽灵[104]，因为这个流亡在满洲里的教授又在继续给苏维埃领导制造事端。他预言，在共产党左派遭到完全预料到的失败之后，苏联已开始向资本主义倒退。加米涅夫如雷鸣般地抨击“各种右倾倾向，……它们（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从几十年持续稳定的思想出发）迫使党走上松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105]
一个名叫奥索夫斯基的名气不大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一篇竟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项欠缺考虑的建议：党应取消共产党人对政治合法性的垄斯，并允许其他党作为非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出现，只有这样，党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压力和维护自己的统一；共产党集团只有经过纯洁化之后才有充分的自由去保护工人免受国家机关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106]奥索夫斯基由于他的异端邪说而立即受到开除出党的惩罚，人们并试图把他的极端看法说成是整个反对派的看法。[107]
就有关特米多尔式蜕化的说法，领导反驳说：反对派巳经超过政治辩论的范围了，如果它怀疑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话。怀疑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最大的政治罪。自喀琅施塔得叛乱以来，政府就不容许任何人轻意怀疑这一原则，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意志的唯一体现。布哈林愤怒地说道：“要是说，我们的国家似乎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它巳经是半资产阶级的，这就是认为，我们的国家正在蜕化变质，这就是说，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存在。”[108]
反对派所从事的工作也正是怀疑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的政治性质。当然，反对派（除奥索夫斯基外）也迟迟没有彻底肯定这种想法。使领导受到指贵的最严重问题是，它没有认识到特米多尔式蜕化的危险，而且不承认向非无产阶级分子作了让步。反对派明确地表示，它认为，国家还没有丧失其无产阶级性质，但它警告人们要当心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反对派领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发表的声明就是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并不怀疑，苏联的党和无产阶级必将在贯彻列宁主义路线和党内民主的条件下克服这些危险。我们所要求的是，党的领导给这些现象及其对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以更系统的反击。我们没有说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已开始发生了特米多尔式的蜕化。”[109]
尽管反对派强调了这种乐观的看法，但这并不足以保护反对派免受反击，它被认为是损害了党的纪律。党的领袖们决心压制任何认为政府有可能成为特米多尔式蜕化的保护工具的思想。斯大林解释说，认为在俄国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不可能把它建设成功的思想是非列宁主义的；“……这样的立场根本推翻国际主义的原则，它削弱我国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从而阻碍其他国家革命的展开。”“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能消除对苏联未来的一切怀疑。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反对派面前摆着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极左的幻想”，即期望通过国际革命来实现俄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或者是悲观失望地认为苏维埃国家将蜕化变质，并要求建立一个能代表工人的反对派政党。[110]斯大林把这种二难推理说得这样清楚，以致他根本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推论，而只是要求人们相信他的制度。
由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因此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争论。整个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典型的语录战，双方都从列宁全集中摘录了一大堆引文，并以此作为炮弹来进行恶毒的攻击。在这场斗争中，反对派已经给它的对手以一些印象极为深刻的打击，而领导集团却把自已取得的胜利仅归功于斯大林的卓越的律师才能。
在一九二六年的进程中，领导已公开表示对它的理论要点的逻辑根据深感忧虑。出自本身的动力，斯大林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译尽地阐述了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解释为党的主要理论问题。在他的演说过程中，他竭力否认恩格斯就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必要条件所写的公式。斯大林断言说，自列宁提出“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来，这个公式就不再适用了。因此，当季诺维也夫批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作出某种修正时，当托洛茨基否认这种发展不平衡是列宁的新发现时，斯大林大胆地回答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一切还有怀疑的人，他补充说道，“……恩格斯……会尽情地祝贺我们的革命说：‘让一切旧公式见鬼去吧，苏联胜利的革命万岁！"[111]
这时，反对派（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终于指出了斯大林论据中致命的错误。反对派指出，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这篇重要文章根本不是针对俄国说的。加米涅夫并以列宁在同一时期所说的其他名言作为论据，这些名言充分证明列宁对俄国只期望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112]反对派揭露了斯大林伪造理论，而斯大林根本就没有想以合乎逻辑的论据来加以回答。速记稿提到会场上“有反对加米涅夫的喊声”，这说明党机关难以默认这种指责。
托洛茨基像季诺维也夫一样，也提醒人们注意斯大林以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所发挥的理论：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需要更多的先进国家的合作。[113]斯大林承认，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件新事物：“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中，第一次正式表述了”这件新事物；但针对有的批评他对这一点作了自我修正，他解释说：“我绝不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114]托洛茨基回击说，看来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当他否认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接着他问道：当列宁实际上已发展了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斯大林又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很显然，斯大林也曾具有这种自革命开始以来就始终为党所共有的国际主义观点，而他又从这些观点中引迹出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15]
斯大林特别激烈地反驳这种观点，说他（斯大林）认为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这篇文章并不很重要。他在反驳发言者时说：这篇文章包含这种“……原理，即规定我国革命和我国建设的整个路线的原理，说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原理”。至少这段话的最后一部分是正确的，这就等于承认斯大林的理论是以列宁这句语录为根据的。针对季诺维也夫认为这篇文章和俄国没有什么关系的说法，斯大林回答道：“这真是不可思议并且骇人听闻，这简直像是对列宁同志的公开诽谤……伪造列宁学说……”[116]托洛茨基引用了列宁的一段完全明确的话：“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于是，斯大林即席谈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之间在理论上的新区别，并谴责托洛茨基说：他把这两点混淆起来了。[117]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斯大林是如何粗暴地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的；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是不会认错的，而且很会抓住一些受到怀疑的论点不放，从而使自己摆脱困境。他获得的成功丝毫不能证明他的辩论口才；对他有利的是，在他作了总结发言之后再也没有人有回答他的机会；此外，他控制着党的舆论工具。
反对派论证说——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是没有异议的——由于国家落后，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完全实现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能够扩展到整个世界，那末，这种成功才是可能的；在这期间，俄国社会主义的生存条件会越来越不可靠，因为按照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俄国的社会主义只有靠上述情况同时发生才能实现；如果共产党政府继续掌握政权的话，那么它也许会越来越多地丧失其“社会主义的”性质）特米多尔式蜕化也可能会在不公开破坏政治连贯性的情况下发生，苏维埃政府在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下只能通过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来保持政权。反对派从政府奉行的“右的”谨慎政策和镇压“无产阶级”反对派过程中找到了这种变化的证据。反对派最后的断言显然是正确的。领导集团对反对派的控告感到明显的害怕，它竭力想封住批评家们的嘴巴，并越来越坚定地依靠操纵意识形态和控制各种思想的途径。这场冲突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权之间、革命目标和革命工具之间曾经存在过的旧分歧。不久，这些问题都突然得到了解决——权力原则保障了胜利。
五、党内民主和官僚主义
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就是这样：每当出现一个反对派集团时，就必然要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即：反对派是否有生存的权利，它应怎样发表自己的意见，应如何进行斗争。在“民主集中制”这种双重含义的公式中，领导总是强调“集中”，而反对派则强调“民主”，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捍卫民主权利时，人们往往不单纯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虑。民主感和对过严的纪律性感到厌恶往往是参加反对派集团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一九二三年，情况更是如此。另外，左派遭受的压制使它意识到民主原则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们的派别利益。托洛茨基以不太明确的、但是十分自信（这种自信使自称为列宁的追随者感到吃惊）的口吻宣称：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在革命的国家中是必要的：
“统治阶级必须有能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重新整顿它的队伍，但又使它不致出现内部动乱和灾难性的力量分裂。在一个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未允许两个政党的存在，不允许一个统一党发生派别分裂。但是，这一专政也要求……有可能……以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甚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对所有专政机关实行监督，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指导它们，检查它们的行动，任免专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118]
由于反对派日益以特米多尔式蜕化这种隐喻来抗议换导损害党内民主基本原则的行为，党内民主问题就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问题交织在一起了。正如反对派所说，他们遭受的压制是领导集团的非社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倾向的最好见证。托洛茨基说道：“党的官僚化是已经打破或将要打破社会平衡而使无产阶级处于劣势的表现。”[120]按照“八十四人宣言”的观点，迫害反对派就是便于国家听凭特米多尔反动力量摆布；“在这种情况下，打击反对派只不过是试图在虚伪的统一誓言的幌子下……破坏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左翼的威信并毁灭它而已。”[121]
在反对派看来，党内官僚主义制度的一个新征兆就是损害集体领导的理想，实行咄咄逼人的一人专政。当加米涅夫公开警告党代表大会当心斯大林个人政权的危险时，联合反对派在这一点上也采取了象列宁格勒反对派在一九二五年所采取的类似方针。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声称说：“官僚主义制度的继续发展必然导致个人统治。”[122]在一九二七年年中，斯大林及其一派被指责为：“完全违法地无理要求党的最高权利。”[123]在这场斗争的最后阶段，托洛茨基说道：“斯大林个人的不幸（它已越来越成为党的不幸）就是斯大林的智力才能和由党机关集中在他手中的权力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124]对列宁在《遗嘱》中指出的当心斯大林的粗暴的警告，他又补充说道：光撤销一个人的职务并不能触动作为独立力量的党的机关，更无损于“官僚派别的集中制”的统治。[125]
党的领导继续严厉谴责反对派及其言论。李可夫说：反对派已经“违反了一系列建设列宁主义的党的基本原则”。从一九二一年以来就一直流行的论点来看，反对派只能是非无产阶级力量的代表。斯大林说道：它的这种煽动的目的就是“助长劳动者的落后阶层中的不满情绪，造成反党即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不满情绪”。[126]一九二六年夏，李可夫声称：必须扫除反对派，以便使党内出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要的“坚定不移的铁的统一”。[127]
按共产党的观点，“左派”这一称号带有积极的色彩，因此，反对派也不能享用这一称号。斯大林说：反对派“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却竭力以革命的词句粉饰自己的行动”，它的路线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路线，是以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倾路线”。[128]布哈林说，必须克服反对派的右倾失败主义，并实现党的统一，从而使反对派不能魔鬼似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党而合法存在，不能使它成为反革命力量的汇集渠道。[129]这种策略是行之有效的。一个与会者写道：“由于所有这些被搅乱了的问题，人们怎能弄清情况呢？……当然，我们也十分犹豫和怀疑，但对党的忠诚感在我们作出各项决定时却始终起着决定作用。”[130]就领导的观点来说，它所提出的控告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流亡中的盂什维克就认为反对派是一种虽然不是真正民主的但是对反共产主义事业有益的力量。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写道：“‘反对派’不仅要求在劳动群众中而且在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中阐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这些思想和观点经过精心培植能给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带来丰硕的成果。”[131]
具有同样预见的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解释说：党的任务是，“对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向群众说明反对派联盟原则观点的错误，揭露这些观点的机会主义内容，不管这些观点是用什么‘革命的’词句掩饰的。”权力使反对派联盟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132]所以，反对派的错误就成了政治罪过。
党领导用以攻击反对派的武器在一九二六年已准备好了。后来的变化仅是逐渐缩小持不同政见者享有的自由活动余地，直至完全消除。反对派的抗议雄辩地证明了党机关的权力之大，而这种权力在斗争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堡垒土崩瓦解之后，等级森严的书记制度开始不受任何阻碍地运转了。
斯大林认真地选拔了一批人，并让他们进了政治局。一九二五年，即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他已经把莫洛托夫、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塞进了政治局；在排挤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不久，他又使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成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一律都是他的人。总书记终于把党的最高执行机关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某些在公众舆论中仍受到重视，从而不得不谨慎对待的著名反对派分子，则通过调往驻外机构的办法被挤出了舞台。克列斯廷斯基直至一九二七年还在柏林，他在被排挤出书记处之后于一九二一年就被派到这里。拉科夫斯基（他已于一九二三年被免除作为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曾在伦敦担任过外交职务，而现在又任驻法国大使；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柯秀尔作为商务代表也被派到了那里。加米涅夫有很长一段时间任驻意大利大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商务代表。[133]无数较小的人物都遭到了类似的处理。
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的任务首先是，对已经违反组织派别禁令的违法者采取纪律措施。在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一样主要是由机关人员组成的，它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反对派愤怒地控告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已成为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它支持由其他官僚机构推行的高压政策，承担了它们的工作，甚至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并压制党内出现的各种独立的思想、各种批评的呼声、对党的命运深表忧虑的任何情感和对某些党的领袖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134]最为常见的措施就是开除出党；不过，在争论于一九二七年秋达到它的顶峰之前，这项措施还是很少采用的。但是，人们发展了其他的有效方法，其中包括后来运用自如的火力侦察的审讯办法。[135]
最为方便的“说服”方法是经济和行政方法。每个党内同志都有义务到党组织认为适合的地方去工作。由于书记处现在控制了这种任命权力，它就能随便地利用这种任命权力来进行打击报复。反对派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工作调动巳成为“党领导惯用的一种方法”）并指责说：完全出于政治原因的工作调动是违背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的。[136]不管反对派如何指责，固执己见的反对派分子得到的却是最偏僻地区（例如土耳其斯坦或北部高原地带）的最索然无味的工作。对于不愿意失业的人来说，只有走这一条路。
一九二三年以来，党领导巳能控制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舆论、工具（列宁格勒的情况除外），并能预先确定选举结果（有时可能出现一点不同意见，有时根本未出现任何意见分歧）。党领导并不断加紧努力，阻止反对派向党内知识分子集团以外的广大阶层宣传他们的观点。一九二七年民主集中派的政纲抱怨说，密探被派去参加党的会议，“并不是为了参加它的工作，而是为了观察同志们的态度和向中央委员会告发‘不受欢迎的人’”。[137]反对派的发言往往不会被写进党机关（例如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正式记录。[138]一九二七年，反对派的发言人在党的会议上确实已被人们嘘得讲不下去。党的书记们总是用开除出党这一惩罚来威胁所有（在公开表态时）赞成反对派决议的人。[139]一些党的书记——特别是莫斯科的柳亭——组成了冲锋队，它们阻止反对派公开活动，甚至强行解散反对派的追随者私自组织的集会。尽管反对派理直气壮地对这些“法西斯方法"，“黑色百人团”[140]提出抗议，但都是徒劳的。[141]
最后，当曲折迂回的斗争达至高潮时，党领导还利用了反犹太主义来迫害反对派。这种策略是被官方否认的，而且直到今天为止，苏联领导在形式上也是拒绝这种策略的，因为共产党的传统反对这种民族偏见。但是，有许多传说和一些证据，说明党的各级地方领导允许把反犹太主义当作反对反对派的武器。反对派所有的三名主要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在有些地区，党团的整个争论都被看作是反犹太人的斗争。[142]反对派说党领导“对日益增强的反犹太主义始终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143]托洛茨基保存了一本显然是真实可靠的省党委会会议记录副本，上述倾向在这本副本中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了。一位演说者说道：“长期以来，托洛茨基在推行一种分裂政策。托洛茨基不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民族性已经表明，他必然支持投机分子。”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议记录写道：“他们的错误在于超越了俄罗斯的思想，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不会追随这些拥护新经济政策的人。”[144]如托洛茨基所述，斯大林关于这件事的评论实际上是已向他的的追随者暗示，他们可以利用反犹太主义，斯大林说：“我们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派分子。”[145]
六、党的统一的心理学
在与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党导的态度最令人注目的是，它歇斯底里地为共产党的统一而担忧。党的统一被看作是头等重要的事；对共产党员来说，损害党的统一就是死罪。谁要想永远受到领导的宠爱，就必须以积极态度承认绝对统一的思想。党只允许有一种思想和一种意志，这一原则比任何政治问题都更为重要。把统一看作是绝对的东西，看作是不容讨论的毋庸置疑的范畴，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党要么完全统一起来，要么完全分裂成派别。这也正符合布尔什维克要求每个个人应持的要么是黑、要么是白的绝对态度（要么赞成它，要么反对它；要么对它绝对忠诚，要么完全背叛它）。
为了使本身及其追随者确信一切反对派似乎都是魔鬼的化身，党的领袖们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逻辑。他们论证说，政治分裂反映了阶级分裂：反对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意志的反对派最终只能成为资产阶级。要是问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否能真正表达无产阶级的意志，这就是极为卑劣的政治行动，而参加这种行动的人就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布哈林在论述这种怀疑时说：“这种思想的发展或早或迟都必然会合乎逻辑地导致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产生——它不可能导致别的什么。”[146]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就已经暗示，他认为一个统一的党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意志。他显然十分乐于用生物学进行比喻，因为他后来再次使用了这种比喻，以便为开除反对派而辩护：“我们党是一个活的机体。和其他任何机体一样，党内也在新陈代谢；旧的、腐朽着的东西衰亡下去，新的、成长着的东西生长和发展起来。”[147]另外，党的领袖们还更喜欢军事比喻。列宁常常使用军事措词去歌颂军事道德，即纪律性。党的创始人的这种嗜好现在一再受到颂扬。李可夫在一九二六年说道：“列宁赋与党纪问题以那么重大的意义，并那么毫无保留地谴责削弱党纪的行动”，以致于任何强制措施几乎都是正当的。[148]
纪律和统一不仅被党领导作为准则，而且是力量和智慧的政治源泉。党领导极其愿意以开除的办法来惩罚破坏统一的反对派，即使导致完全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在这方面，逻辑上的矛盾是有目共睹的。这种以感情为基础的顽固思想只能使党的领袖们越来越害怕批评，越来越对批评怒不可遏；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答了反对派的挑战。因此，必然的结论是：这种统一必须以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为前提。莫斯科党委会在一九二六年秋作出的决议最能说明问题：“对我们党来说，不仅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组织统一而且思想统一都是必不可少的。组织统一只有建立在牢固的思想统一基础之上，那它才是不可动摇的。”[149]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夏说道：对反对派保持警惕和思想统一是必要的，以便使党员时刻确信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150]
正象这种提法所表明的那样，理智完全服从于对党的形而上学的信仰。这种非理性主义不止一次地得到明确的宣扬。斯大林常常强调说，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对苏维埃政府的胜利前进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这种信心只有靠信仰能获得。谁对此提出批评并警告当心会出现许多困难，谁就要受到加倍的处罚——他就是一个叛徒；谁若使信仰者丧失信心，那么他就是在破坏这场运动的未来。斯大林警告说，“谁企图缩小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谁就是企图打消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国胜利的希望。”[151]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前途问题长期以来在共产党世界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过去，把怀疑的观点只看作是一种错误，但从现在起，则是一种背叛。
因为党的领袖们认为证明自己在观点上正确是必要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党的理论准则和所谓由此而得出的日常实际政策全都说成是永恒的真理。通过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思维方式而显示出来的“思想的纯洁性”，已成为是否忠诚的一块重要的试金石。《真理报》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写道：“党知道应如何保持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党不能容忍反对派破坏列宁主义的统一。”[152]批评或修正官方对当前形势的评价的任何企图都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向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发起的进攻。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必须再前进一步，使反对派联盟放弃它的原则错误，这样来捍卫党和列宁主义不受攻击，不被修正。”[153]“修正”这个词当然会使人回想起第二国际内澈烈的马克思圭义者和渐进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这个词并有助于激发受到伤害的正统感。例如，当季诺维也夫企图以前辈的引文来批评“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有人就批评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相反，被季诺维也夫抨击为党的领袖们的修正主义表现却被辩解为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旧公式更加精确、更加完善”。[154]
党的领袖们为详细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和范畴、为忠于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花费了难以相信的气力。一个贫穷的人什么时候起不再是贫农，而是一个中农；他从什么时候起又不再是中农，而变成了一个富农呢？的何能判断哪种倾向比较严重：是低估富农危险的倾向还是过高地估计富农危险的倾向？党的领袖们不顾实际世界的复杂性，坚持要由他们来安排一切，解释一切。如果谁打乱了他们的安排或者没有按正确的方式行事，那他就要被列入偏离者的队伍。
在努力忠于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方面，党的领袖们表露出了一种特殊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通常与他们表面上拥护的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实践中，他们把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口号和公式当作实际的东西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变成了最高的现实。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年中，当托洛茨基不得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面前为他的派别活动答辩时，奥尔忠尼启则指责他“悲观主义”。托洛茨基回答说，“您的思想浸透了宿命论，您区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时，把它们看成是与形势和政策无关的两种不可改变的范畴；按照您的思想方法，一个人要么是‘乐观主义者’，要么是‘悲观主义者’。”[155]党的领袖们走上了持有这样一种谬论的歧途，认为经典著作中的每句话都能为现实所印证。凡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一致的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都被看作是有缺陷的、是暂时的混合形式和过渡形式。例如，人们认为中农范畴和富农范畴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质的鸿沟；—个不幸农民的命运仅取决于他被划分为哪一个等级。
一句话，党内的官方思想是经院哲学式的。在所谓的理论指导实践方面，首先不是通过重新调查和独立思考而是靠查阅圣书来解决日常问题和社会变革提出来的问题。在反对派被排除以后的年代里，早就开始形成的这种教条风俗更为盛行了。任何行动都必须找出理论根据，对著作的任何新解释都必须考虑有关的信仰标准。
共产党内热衷于统一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反对派也主张统一。虽然反对派并不那么认真地对待所有关于维护坚如磐石的团结和铁的纪律的各项规定，但它长期以来（确切地说自一九二一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一直拥护党的统一设想；也就是这种设想排斥了已经组织起来的在党内已具有独自观点的集团的存在。反对派的领袖们在一九二六年宣布暂时投降时说道：“我们坚决摒弃‘派别和小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承认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同列宁主义的原则及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我们认为切实贯彻党关于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156]反对派也主张教义的纯洁性，当然，在谁应对布尔什维信仰的毁灭负责这个问题上，它有自己的看法。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八月说道：“党的思想统一的有效保证在于回到列宁主义政治路线和列宁主义党纲上来。”[157]
反对派憎恶这种思想，即把他们说成是要成为一个与共产党组织对立的第二政党。每当党领导断言说，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必然导致这样一种分裂，那么，他们总是要表白自己绝不愿如此。一九二七年夏，当反对派的领袖们受到这种压力时，他们声称：“我们将执行联共（布）及其中央的一切决议。”他们又愤怒地表示：“我们准备竭尽全力消除一切派别因素，但这些派别因素是由于在党内现行制度下出现了这种状况才形成的，即：在全国的报纸上对我们的观点作了完全不正确的解释，为此我们不得不争取让全党知道我们真正的观点。”[158]
在这段时期里，反对派除偶尔违背其保持沉默的诺言和坚持他们的批评态度外，也作了许多努力以表明自己忠于党的统一原则；反对派分子从未认为，他们作为反对派而存在是必要的；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对党的领袖们来说，反对派的进攻却成了证实自已正确和防止自己的追随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手段。反对派是使党永远处于恐慌不安的虞鬼的化身，是冷嘲热讽的靶子，困难的替罪羊，是实行组织统治方法（领导就是以此掌管政权的）的辩护理由。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派不得不充当所有这一切角色。它变成了一个“铁砧”，党领导就是利用它锤炼控制机关、学说和被称为党的路线的思想体系。
人们对反对派持敌意态度的一个特殊原因来源于这样一种牢牢扎了根的说法：反对派与党内多数派的领袖相反，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切实际的说大话的知识分子。斯大林反对派是“一些脱离实际生活、脱离革命、脱离党、脱离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集团”。[159]为抗议领导的整个方针，托洛茨基写道：“这种偏向掩盖了‘流亡者’和扎根在‘国土’上的人之间存在的截然不同的反应。”[160]莫洛托夫明目张胆地影射主要的反对派分子在革命之前就是流亡分子：“写文章、作演说还不能完全使一个人成为一个一贯坚强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必须在实际斗争的烈火中、在火热的革命工作中经受锻炼。”[161]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曾在警察鼻子底下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们与那些在瑞士咖啡馆就哲学问题展开辩论的流亡政论家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旧有的对立。
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有许多老的极左分子不得不主张与政府讲和，特别是在托洛茨基还在坚决抗议它的干涉的时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许布哈林与拉林一道成了这类人；另外，当时的工人反对派领袖（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和柯伦泰）看来也属于这类人；就连最坚定的奥新斯基在当时也放弃了斗争。过去曾维护过反对派的理想主义的柯伦泰现在也开始为斯大林的组织服务了。在一九二七年选举党的十五大代表时，她把几乎一致拒绝反对派这种情况称作是“这些普通党员坚定思想不断增长，即坚定的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增长的结果”。这是“集体工作方法”战胜“个人主动性”的表现，它与实施“群众的基本要求，即执行纪律”密切相关。她竭力嘲笑“反对派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她认为：“作为本身意志和集体意志的结合物……，一种全新的纪律概念”已从集体劳动中产生了。[162]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领导本身对以各种手段来阻止批评这种方法已感到担忧，这是很清楚的。他们害怕犯错误，而且受到其政府反面临的实际困难的压力，所以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为他们的政策辩护。结果是，施加组织压力的需要变得更迫切了。托洛茨基说道：“实际的政策与决议，与党的社会成分及其传统越是不一致，就越不太可能按照党的正常途径去贯彻这种政策，任命制和镇压手段就愈加成为必要的。”[163]党的领袖们终于用暴力除掉了他们的批评者。
党内的镇压手段合乎逻辑地产生于党对政治活动的垄断。有效的批评不能来自反对派，而只能来自另外一些共产党人。整个国家政治领导的变更（就一般情况而言）只能在共产党范围内得以实现。所以，如果党的领袖们要想保住官职，那他们就必然要压制党内批评，并借助组织力量来镇压反对派运动。事实上，反对派也说，领袖们竭力损害党内民主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在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中，有少数人将派别纪律凌驾于党之这个派别的整个活动目的就在于阻止党以正常而又合法的方式来改变党机关的成分及其政策。”[164]
领导集团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并用民主方法的形式进行掩饰。其中，部分要靠赤裸裸的宣传来抚慰普通的党员，但为了证明自己政策的合法性，还必须在形式上保持民主选举制，从而造成一种一致赞同的心理印象。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共产党领袖们才能庄重地宣布（这也是他们经常所做的）：党内是绝对统一的，书记处机关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事实已证明反对派力量在大多数党组织中和党的会议上已很虚弱或已不复存在。例如布哈林（他想给反对派一次最后的屈服机会）向反对派指出：鉴于它的虚弱，继续反抗是毫无希望的；并同时警告说：如果它要公开成立第二政党并使自己成为反苏分子的传声筒，那是很危险的。[165]由于反对派宣布“不忠于党”，《真理报》再次发表文章谴贵反对派并激烈抨击它旨在制造分裂而散布的“有关发生‘特米多尔式蜕化’的恶毒谎言”，称反对派是以托洛茨基为“元帅”的“反布尔什维克和对共产国际抱有敌意的集团”。文章最后还向它的读者保证说，反对派已被判处死刑，“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的政治反对派已象肥皂泡一样告吹了。”[166]
一方面害怕反对派的强大，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虚弱而轻视它，这就产生了闻名的谩骂浪潮；斯大林讽剌反对派说：“它象一一个腿患风湿症、腰患酸痛病、头患偏头风的衰朽的老头子，一步一拐地跟在党的后面，到处散布悲观主义，制造恶毒的流言，说在我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不会有结果的。”[167]一份省的党报不怀好意地引证了亚历山大·布洛克[168]有关反对派的一段话，“如果你们的骨头被我们的铁蹄踩裂或折断了的话，我们有责任吗？”[169]
这种反对内部敌人的精神质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诉讼过程中达到了高潮。在一系列诉讼过程中，维辛斯基[170]怒气冲冲地咒骂那些不幸的被告者，并以华丽的词藻美化一九三八年的官方党史：几乎一切困难、一切争吵和一切不幸都应归咎于“布哈林—托洛茨基集团的残无人性的罪行”，苏维埃政府自革命以来就一直遭受它的袭击。后来人们在党史中又继续说道：“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白卫军的恶棍们（人们往往可把他们的力量与一帮卑鄙的恶人的力量加以比较）竟想做国家的主人……。这帮卑鄙的法西斯狗腿子已忘记，苏联人民只要一动手就将他们打得片甲不留。”[171]如果不深入研究这种违背理性的心理，人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对这类无足轻重的敌人提起控诉，为什么说他们已经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并引起了那么严重的危险。
这里不必对形形色色的共产党领袖们的个人心理特点作出说明——这样做就会离题太远，然而指出共产党内盛行的典型的独裁表现是富有启发性的。
七、左翼反对派的毁灭
党的统一理论不久就产生了实际结果。在一九二七年夏末，党的领导终于在延期六个月后宣布要召开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在讨论有关问题的时期（它是党代表大会的前奏），反对派作了最后的尝试，旨在让大家倾听它的意见并迫使党改变政治方针。结果是，它在全权机关的回击下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九月，反对派领袖们制定了一项新的政纲，这是三个重要政治文件中最后的一份，内容极为丰富；联合反对派在这份文件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172]政纲极为详尽地重复了反对派以前的批评，谴责了党领导在政治生活各个领域里犯下的错误（例如在工业政策方面，农民政策方面，党组织领域内，在有关官僚主义问题上，在外交政策上，在共产国际和军事政策上）。反对派指责领导恰恰犯了他们指责反对派所犯的“机会主义”罪过，说党领导屈服于小资产阶级势力并偏离了列宁主义路线。和解是不再可能了，反对派已公开号召党员帮助它去推翻现领导：“我们将及时地纠正党领导的方针。”[173]
由于党组织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要想使人们了解反对派的事业巳越来越困难。反对派也一再指出了这一点。组织内的日常事务、党的地方会议和舆论工具巳整个地移交给党的书记掌管；至于要使党的代表大会完全唯命是从，则需要作出周密安排和一定的努力。党的领导已决心要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避免那种在一九二五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曾出现的、打乱了会议进程的、不和谐的声音。在宣布这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还规定了为这次大会而安排的讨论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过去通常是三个月），在这期间将就各项问题进行辩论，并要作出决定。对此，反对派说：“看来中央委员会就象害怕火一样害怕讨论，领导甚至不希望能在党内正常的和真正的讨论中维护它的政治路线。”[174]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集团已决定不准进行讨论，至少是派所有的书记出席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反对派往往根本得不到机会将自己提出的批评意见提交党的最高机关：讨论轻而易举地被阻止了。[175]
党领导根本不想让党员知道反对派的政纲，它把针对自己而提出的批评都称为非法的派别活动。斯大林正是本着这一精神竭力维护政治局九月八日通过的决议（它禁止印发反对派的政纲）[176]：
“中央为什么没有把众所周如的反对派的‘政纲’发表呢？……说党或中央害怕真理，那是愚蠢的。……首先，因为中央不愿意也没有权利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使一般派别集团合法化。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说：‘政纲’的存在就是派别活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如此，反对派还是制定了‘政纲’并要求把它发表，从而破坏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177]
党的领袖们当然想尽可能地从印刷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有关搜捕的报告断言说，此事有关一个“弗兰格尔的军官”[181]；其中反对派的一个印刷者承认他们与一个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而这个组织计划要推翻苏维埃政府。因此，有关反对派与反革命分子联系的说法立即传遍了全党，反对派也马上提出了抗议，缺少证据的领导只好回避了这件事；后来发现，这个“弗兰格尔军官”原来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182]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弄得反对派声名狼藉。反对派的领袖们说：“‘弗兰格尔军官’这一神话般的传说已传遍整个国家，它毒害了百万党员和千百万非党人士的心灵。”他们指责斯大林蓄意搞欺骗：“没有他的同意、许可和鼓动，谁也不敢在党的队伍里散发这种诬陷反对派共产党人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控告信。[183]
在这段时期内，党的领袖们对托洛茨基等人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九月二十七日，托洛茨基被传唤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他抗议说：“建立在一种错误政策基础上的官僚纪律不是促进统一，而是促进党分化瓦解。”[18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把托洛茨基的这一声明看作是一种证据，说明他提出的是“政治叛徒式的论点”，并以此作为将他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理由。[185]
下一阶段的斗争基本上类似于去年的事变。去年，反对派曾试图以公开集会的形式来召募信徒，唯一的结果是它受到了惩罚和凌辱；现在，它组织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莫斯科，由于缺少合法的集体场所，反对派分子断然拥进了一座教学大楼并占领了它。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向估计有二千人的听众发表了演说，当然，拥挤在房前的一批人还不计算在内。[186]在列宁格勒，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工人游行示威时露了面，并当场接受了各种效忠的表示。[187]但是，想利用党的会议来进行斗争的尝试彻底破产了。加米涅夫和拉科夫斯基试图到莫斯科组织发表演说，由于一片“愤怒声”和“喧嚷”（官方报告所称），他们不得不退场。托洛茨基称这种有组织的嚎叫声为“法西斯方法”。据报道，表决结果是：二千五百票反对反对派，一票赞成反对派。[188]
党的领导既采用了有效的组织镇压手段，同时也从反对派手中剥夺了它的一张王牌。按一九一八年日历改革后确定的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给它提供了实施第二种策略的机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周年纪念日宣言”，其中宣布了政府的计划：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采用七小时工作日并完全免去贫农的纳税义务。这等于挖掉了反对派的基础，因为反对派一直断言：领导忽视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而现在反对派自己却处于这种难堪的局面：它不得不反对这种巳公开宣布的、改善它的保护者处境的、但并没有多大实际价值的做法。[189]托洛茨基把这种“周年纪念日的向左摇摆”指责为“单一的冒险性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不可避免地要收回。按托洛茨基的观点，政策的决定者是“那些沉重地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身上的力量（官僚、工人骗子、行政管理人员、小业主、新私有者和享有特权的城乡知识分子）”。[190]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委员会集会，以便彻底清算反对派。会议建议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最后一次作为共产党的领袖的发言中尖刻地抨击了党的领袖：他们背叛了反对派中正在考虑拯救他们的广大群众。“我们公开对党说：无产阶级专政处在危险之中。我们深信，党——无产阶级的核心，一定会听到、理解和对付这种危险。党巳经深受震动。”这次“周年纪念所作的姿态……对反对派关于我国城乡生活一切根本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是最明显的庄严承认……对统治集团来说是政治上的自我否定，供认自己的破产”。[191]
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同一次会议上，反对派作了最后的尝试，想使总书记受窘。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公开讨论列宁的“遗嘱”，并想知道“遗嘱”中对斯大林作出的不好的评价。托洛茨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宁提到的粗暴和不忠顺，已经不仅是个人的品质了，它们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及其政策和制度的素质了。……现行方针的根本特点就在于相信暴力万能，甚至对待自己的党也是如此。”[192]斯大林显然已能应付这种局势：
“现在谈谈列宁的‘遗嘱’。你们都听见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大喊大叫，说党中央委员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讨论过好多次，这是你们知道的。（喊声：‘几十次了。’）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再次证明了：谁也没有隐瞒过什么，列宁的‘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喊声：‘对！’）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一是列宁本人不愿意而且没有要求把它公布……
有人说，由于斯大林‘粗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一点不错。
[193]让我们念一段话，尽管这段话已经在全会上反复宣读过：‘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194]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总书记的律师才能再次抵挡住了一个有威胁的集团的进攻，而反对派由于遭到失败又变得低声下气了。
按照原计划，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控告这两个反对派领袖已“由反对党和反对党的统一的派别斗争发展到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组织反列宁主义的新党的地步”。[196]向反对派展开斗争，这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占了突出的位置。鉴于人们一再引用斯大林的“派别阴谋”这一用语，左派领袖们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反对派开除出党。斯大林采用一切手段，肆无忌惮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197]
两个星期之后，苏联历史上的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反对派采取了一种纯粹是绝望的步骤，它把十一月七日革命周年纪念日当作直接向群众发出呼吁的机会。它很好地组织了游行示威。在莫斯科，游行由托洛茨基指挥；在列宁格勒，由季诺维也夫指挥。反对派分子布置了标语，他们有的聚集在阳台上，有的开着汽车以纵队形式通过大街；然而，一切活动都是在“列宁主义”名义下进行的。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政府来了一次权力示威，反对派分子可耻地被驱散了。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在列宁格勒的表演以暂时的拘留而告结束，托洛茨基指挥的莫斯科队伍被警察的警告枪声所制止。托洛茨基说，警察“就象黑色百人团和反犹主义者似的大喊大叫，骂不绝口”；然而——他又断言说——绝大多数人却表示同情。反对派布置的标语被撕了；而当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出现在阳台上时，他们被赶走了，这同样是由“一帮法西斯歹徒”干的。[198]
党领导立即对反对派的大胆行动进行了报复，批评家们被判了重刑。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项指示，要求“必须将参加反对党的政策的、非党的集会的反对派分子立即开除出党……必须以党和工人阶级的整个力量来解散由反对派召开的地下集会。”[199]与中央委员会相一致，中央监察委员会宣称，反对派领袖“逾越了苏联法律规定的界限，并公开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那股力量的传声筒。”所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传唤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但他们拒绝放弃反对派的宣传鼓动的要求，并退出了会议。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于十一月十五日采取了最后的措施，将他们开除出党。同时，所有其他一些杰出的反对派分子也被排挤出党的领导集团：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拉科夫斯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和阿夫杰也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属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六名反对派分子全部被免除了职务。[200]托洛茨基不得不搬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房。[201]就在被开除的那一天，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信徒阿·阿·越飞怀着对他个人健康和国家安危的绝望心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葬礼为反对派分子举行最后一次集会提供了机会——据托洛茨基说，有一万人参加了葬礼。[202]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仍旧满怀着希望，他在十一月十八日写道：还有“一半反对派分子”存在，尽管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同情左派，但他们正在觉醒，并会不断壮大起来。[203]当三十一名反对派分子向政治局提交一份关于统一的自白书时，托洛茨基试图证明，这不是投降，而仅是由于暴力而被迫履行一种义务：放弃公开的示威游行。[204]斯大林称这一声明是一种“欺骗”，并继续说道：“今后怎样？同志们，今后没有地方可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越出党所容许的一切范围了。决不能再同时在两个党内摇来摆去了，决不能既在原来的列宁的党（这是统一的和唯一的党）内又在新的托洛茨基的党内摇来摆去了。”[205]不能再怀疑党领导的意图了。
正当反对派受到纪律制裁的时候，已在进行中的党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几乎完全是由书记处掌握、控制的。反对派为自己的候选人募集了六千名党员的选票——这是最后一次允许党内选举反对派，但领导集团已能把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记在它的名下，因而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206]
当党的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日举行时，情况已表明：反对派很不牢固的联合阵线没有经受住书记处的强大压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他们当时的追随者们自一九二六年建立起来的联盟现在崩溃了。悲观失望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彻底停止了斗争并向党领导无条件投降了。加米涅夫以及还是党员的另外一百二十名季诺维也夫分子向党的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再次表示放弃一切派别活动和有可能导致第二政党形成的任何行动。[207]
正统的列宁派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行使了一种能致人于死命的权力。而这些人仅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原则性才成为反对派的，当他们受到开除出党的威胁时，他们马上就完全放弃了派别活动。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
“我们正在决定在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这两条道路中一条是建立第二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条道路只能导致革命的毁灭，这是政治和阶级蜕化的道路，我们整个思想体系和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学说都禁止我们选择这一条道路……。所以，仅剩下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是……要我们完全服从于党。我们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我们深信：一条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只能在我们党内和通过它，而不能在它之外和反对它，来取得胜利。”
[208]
斯大林再次列举了反对派的众所周知的异端邪说，否认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认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否认列宁主义党的统一原则——一句话，它是孟什维主义。“左翼”反对派实际上是右翼反对派：“反对派客观上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工具……。”斯大林又以托洛茨基的独立思想为例像梳头发似地清理了一遍党史，以便证明托洛茨基有反对列宁主义的污点。
斯大林一开始就谈到一百二十一名季诺维也夫分子投降之事，并一口否定了他们的投降诚意；同时，他回顾了反对派违背了他们自己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和一九二七年八月就已经作出的不再进行派别活动的诺言的前后情况。他要求还是党员的反对派分子必须完全地、卑躬屈膝地服从，这是作为他们继续留在党内的代价：
“有人问到条件。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反对派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必须完完全全解除武装。（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放弃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老老实实地痛斥他们自己所犯的那些已经'成为反党罪行的错误。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支部交出来，使党能够把他们全部解散。（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同志们，关于反对派的问题就是这样。”
[210]
在奥尔忠尼启则领导下的党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受委托起草了有关最终处理反对派问题的报告，并最后一次倾听了反对派的呼声——十二月十日，特别委员会接受了二份声明。一份是由季诺维也夫分子提交的，一份是由以拉科夫斯基和拉狄克为首的剩余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交的。特别委员会驳斥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十二月三日提出的关于他们的派别形成对捍卫他们自己的列宁主义观点曾是必要的这一论断。在这以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中的其他三名重要成员又签署了一项声明，他们在这项声明中再次表示放弃任何派别活动，表示服从党所作出的有关禁止宣传反对派的思想的决定。[214]拉科夫斯基集团意志比较坚定，它表示同意停止派别活动，但断言说，反对派所表示的观点是与党章相一致的；它大胆地声称，正是党章损害了党的传统，党章否认了它自己的信念。[215]
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奥尔忠尼启则的委员会以控告的形式指责了反对派：它作出的停止派别活动的诺言是企图蒙骗他人的；如果它坚持自己的政纲的正确性，那它仍旧认为自己是一个第二政党。然而，就像奥尔忠尼启则这样一个死板的机关人员对罪责的裁决也是犹豫不决的，甚至还有反对意见：“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问题是很难处理的，但它迫使我们——我重复一遍，它迫使我们——开除一部分已经为我们党作了不少工作的并已在我们队伍里进行过不止一年的斗争的老布尔什维克。”[216]党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将七十五名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其中有季诺维也夫分子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拉舍维奇和托洛茨基分子拉科夫斯基、皮达可夫、拉狄克、斯米尔加、穆拉诺夫。大会确认了以前作出的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决定。同样开除了以萨普龙诺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的独立的反对派集团（但不包括奥新斯基，他已脱离了它）。[217]
托洛茨基的代言人决心进行最后的抵抗。拉科夫斯基、拉狄克、穆拉诺夫和斯米尔加就开除决议发表了一项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再次重申了他们的列宁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他们警告性地指出，开除反对派和党内继续存在的不民主的制度将引起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向右转，转向与富农友好。他们发誓否认自己搞派别活动，但立誓在他们被开除的情况下仍忠于自己的纲领。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将证实，他们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的保护人。
季诺维也夫分子已不想再继续反抗了。他们接受了向他们提出的“解除思想武装”的要求，并宣布完全与反对派断绝关系。统一的原则已经导致了反抗力量的自我毁灭：“谁企图建立一个反对共产党的特殊党，就必然会反对共产国际并会不可避免地挤进敌人的阵营。”[218]他们首先得到的是进一步地受凌辱。季诺维也夫分子奴隶般的服从遭到了拒绝，这些异教徒仍被驱逐出党，并得到这一指示：他们能否重新被接受入党，需要经过六个月的等待和观察。[219]
作为积极的政治力量的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已以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结束而告终。由于领袖们被撤职和开除，左派的一般信徒马上也就各奔东西了。[220]剩下的左翼反对派分子所作的也只是徒劳的抗议和无效的密谋活动，直至他们被流放、审判和处决，从而结束了他们的悲惨历史。随着左翼反对派的毁灭，俄国共产党也就丧失了它的二重性。俄国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屮为亲西方的、片面强调理智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消失了，由列宁塑造起来的、在俄国土生土长的、实用的、以政权为目标的运动已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革命的手段终于成了自身的目的。
但是，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历史的最后篇章还没有写成：潜伏在列宁派内部的危机爆发了。当左派被消灭和列宁主义者成为无可非议的主人时，制度的实质问题又出现了，并在党的领袖之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然而是短暂的冲突。列宁派本身又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谨慎的实用主义者，而另一派成了极权主义的创始人。
[1]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 参阅布哈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548页。
[4] 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姆拉奇科夫斯基（Сергей Витальевич Мрачковский，1888年6月15日——1936年8月25日），出身于革命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粹主义革命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是叶卡捷琳堡苏维埃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起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托洛茨基与列宁格勒反对派结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5] 参阅托洛茨基在《反对派战报》上的撰文，一九三七年巴黎版，第11—12页。
[6] 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28—31页。
[7] 托洛茨基：《关于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见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68页。
[8] 克鲁普斯卡娅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写给伦敦《星期日工人报》编者的信，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73页。
[9] 托洛茨基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给穆拉洛夫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新国际》，第125—126页。
[10]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爆发时被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莫斯科士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者之一。9月任莫斯科士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10月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是莫斯科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7—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20年进入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4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4—1926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6年平反。——录入者注
[11]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军队问题的两句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90号。
[12]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给布哈林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68号。
[13]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给谢列布里亚科夫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73号。
[14] 参阅齐平：《毫无原则性的集团——相叠的反对派集团领袖》。
[15]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10页。
[16] 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17] 转引自托洛茨基：《给同志们的通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见《反对派战报》，一九三〇年二——三月第九期，第32页。
[18]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79页。
[19] 参阅托洛茨基：《就经济形势问题对李可夫的决议草案的修正》（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3号。
[20]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79页。
[21] 参阅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真理报》。
[22]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录入者注
[23] 参阅托洛茨基：《给政治局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6号。
[24] 参阅《十三人声明》（一九二六年七月），见《托洛茨墓档案》，T字880号。
[25] 奥特措夫——奸细，一九〇二年起在警察司国外侦探科供职，主要负责密告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的活动。一九一七年其奸细面目被揭露。——译注
[26] 参阅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
[27]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81—183页。
[28] 同上，第181页。
[29] 参阅《托洛茨基档案》，T字880号。
[30]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央金会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9号。
[31] 参阅苏瓦林：《斯大林》，第425页。
[32]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81、136、182页。
[33] 布哈林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给列宁格勒作的关于中央全会会议结果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真理报》。
[34]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84页。
[35] 参阅亚历山大罗夫：《谁统治俄国》，第164页。
[36] 参阅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
[37] 李可夫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给莫斯科党组织作的关于中央全会会议结果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真理报》。
[38]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86—187页。
[39] 参阅《我们党内真正的危险》，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真理报》。
[40] 参阅社论：《坚持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坚持无产阶纸的纪律》，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
[41] 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提纲草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42] 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93页。
[43] 参阅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的决议，《有关反对派派别活动的何题》，见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真理报》。
[44] 社论：《我们的困难和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真理报》。
[45] 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10页。
[46] 政治局决议：《关于破坏统一》，见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真理报》。
[47] 参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见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真理报》。
[48] 参阅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真理报》。
[49] 参阅安东·奇列加：《不可思议的俄国人》，一九四〇年伦敦版，第5页。
[50]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192页。
[51] 参阅布哈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真理报》。
[5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一些中央委员的派别活动和违反党纪所造成的党内状况的决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92页。
[53] 参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和十一月五日的《真理报》。
[54] 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梅德维捷夫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真理报》。
[55] 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63—264页。
[56] 参阅克鲁普斯卡娅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给真理报的信。
[57] 李可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真理报》。
[58] 转引自苏瓦林：《斯大林》，第439页。
[59] 安东·奇列加（Ante Ciliga，1898年2月20日——1992年10月21日），早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是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6年移居苏联，支持左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南斯拉夫共产党。1930年起在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任教。三十年代被捕，被关押在上乌拉尔政治隔离所，1935年获释，前往法国，一度与托洛茨基有联系，此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二战期间加入了乌斯塔沙。战后流亡意大利。1992年在萨格勒布逝世。——录入者注
[60] 奇列加：《不可思议的俄国人》，一九四〇年伦教版，第7—8页。
[61] 社论：《反对派的新结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真理报》。
[62]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9页。
[63] 同上，第131页。
[64] 参阅本亚明·施瓦茨：《中国共产党和毛的崛起》，一九五一年剑桥版，第44、50、58—59页。
[65] 参阅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联席全会的速记稿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86号；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的提纲》，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66] 参阅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一九三二年纽约版，第381页。
[67]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三二年纽约版，第381页。
[68] 参阅李可夫：《给莫斯科党组织作关于中央全会的总结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真理报》。
[69] 参阅康拉德·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一九五八年剑桥版，第115—119页。
[70] 参阅社论：《在困难时进行投机》，见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真理报》。
[71] 参阅《托洛茨基档案》，T字941页。
[72]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和叶夫多基莫夫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政治局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955号。
[73] 参阅施瓦茨：《中国共产党和毛的崛起》，第七章；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62—163页。
[74] 同上。
[75]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5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给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015号。
[76] 阿尔弗雷德·格·迈尔在《苏联的政策和一九二七年的战争恐慌》一书中根本没有涉及到真正的危机。
[77]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4号。
[78] 转引自苏瓦林；《斯大林》，第451页。
[79]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向中央监泰委员会发表的演说，见《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32—133页。
[80] 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5号。
[81]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06页。
[82] 参阅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2页。
[83] 参阅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4页。
[84]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年任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年2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同情巴黎公社。1875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876—1893年任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897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至1902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年6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1902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1906年10月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11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一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1917—1919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1920年总统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录入者注
[85]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86] 参阅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就莫洛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叛乱活动的演说所发表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93号。
[87] 多伊彻：《斯大林》，第710页，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282页。
[88]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娄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08、309页。
[89] 参阅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声明。
[90]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09页。
[91] 李可夫：《向莫斯科党组织所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真理报》。
[92] 参阅斯大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真理报》。
[93]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65号；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51号。
[94] 关于本章叙述的各种经挤争论问题的的主要参考资料为：
（一）左翼反对派的观点：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针对李可夫关于经济形势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意见，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3号；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人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80号a；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为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所写的提纲，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号b；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真理报》；加米涅夫在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演说，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人的政纲”（发表时的题目为《俄国的现实情况与共产党的任务》），见托洛茨基：《俄国实情》，一九二八年纽约版；反对派针对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提出的另一个提纲，见伦敦《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七十期。
（二）领导集团的观点：一九二六年四月中央全会决议，《论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15—116页；李可夫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央全会情况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真理报》；布哈林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所作关于中央全会情况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真理报》；李可夫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所作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真理报》；李可夫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向十五大提出的提纲草案：《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13—332页；莫洛托夫向十五大提出的提纲草案：《关于农村工作》，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32—351页。
[95] 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联经济的发展》，第189页；拜柯夫：《苏联经济制度的发展》，一九四七年纽约版，第148—149页。
[96]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97] 参阅艾尔里希：《苏联工业化争论》。
[98]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第98—99页。
[99]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真理报》。
[100] 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5号。
[101] 托洛茨基：《俄国反对派：问题与答复》,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国际》，第155页。
[102] 参阅托洛茨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提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103] 参阅加米涅夫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
[104] 乌斯特里亚洛夫曾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东方部主任，后领导高尔察克政府的出版局。高尔察克匪帮械粉碎后，逃往哈尔滨。1935年回到苏联，1937年6月因进行反苏活动被捕并被判刑。——译注
[105] 加米涅夫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
[106] 参阅奥索夫斯基：《正在筹备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党》，见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59—80页。
[107] 参阅托洛茨基：《给政治局成员的声明》和《反对开除奥索夫斯基的表态》（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98号。
[108] 布哈林：《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报告》，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真理报》。
[109]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就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反对派叛乱活动的演说所发表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93号b。
[110] 参阅斯大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40—241、250页。
[111] 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20、265、271页。
[112] 参阅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列宁的《几点纲要》，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第381页。
[113] 参阅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真理报》。
[114] 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35、313页。
[115]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在中央全会上的演说，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85号。
[116] 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84页。
[117] 参阅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134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另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94页。
[118] 托洛茨基：《克列孟梭提纲和党内制度》（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三四年七月《新国际》，第25页。
[119] “十三人声明”曾谈到了“七人帮派”，它由除了托洛茨基和中央监寨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以外的政治局委员组成；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它似乎在正常的政洽局会议之前就先作出了有关党的政策的秘密决议。这种说法似乎应作一些修正，因为其中的两个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已经同意加入反对派的抗议行动。参阅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的声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86号。
[120] 托洛茨基：《给政治局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6号。
[121] 参阅《八十四人宣言》，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41号。
[122] 托洛茨基：《给政治局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6号。
[123]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就莫洛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叛乱活动的演说所发表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993号b。
[124] 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档案》，T字3904号。
[125] 参阅托洛茨基：《提交给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提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文献》，T字3006号，第23—24页。
[126]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316页。
[127] 参阅李可夫：《给莫斯科党组织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休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真理报》。
[128] 参阅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01页；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的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05页。
[129] 参阅布哈林：《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真理报》。
[130] 巴尔明：《一个幸存者》，第216、217页。
[131] 费·伊·唐恩：《内部斗争的新阶段》，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6页。
[132]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05页。
[133]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5号。
[134] 《十三人声明》（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档案》，T字8802号。
[135]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584页。
[136]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91页。
[137] 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提交政治局的《十五人政纲》。
[138]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4号。
[139] 参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彼得松和穆拉诺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给政治局等领导机关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010号。
[140] 于一九〇五年由警察、宪兵和一些保皇党团体建立的反动组织。对反派在这里把由一些党的书记所组成的冲锋队比作是“黑色百人团”。——译注
[141] 参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彼得松和穆拉诺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给政治局等领导机关的声明，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142] 参阅默尔·芬索德：《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一九五八年剑桥版，第48页。
[143] 托洛茨基笔记：《他们是怎样反对反对派的》（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档案》，T字1001号。
[144] 联共（布）舒孔德—契廷斯基区候选人会议记录（一九二七年九月），《托洛茨基档案》，T字1006号。
[145]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99—400页。
[146] 布哈林：《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报告》（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
[147]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320页。
[148] 参阅李可夫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给莫斯科党组织作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真理报》。
[149] 莫斯科省党委会十九二六年十月九日的决议，《关于党内状况》，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真理报》。
[150] 参阅布哈林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报告，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真理报》。
[151] 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48、249页。
[152] 社论：《为列宁主义统一和无产阶级纪律而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
[153]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63页。
[154] 参阅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78、86页。
[155] 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125—129页。
[156]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叶夫多基莫夫联合发表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真理报》。
[157] 托洛茨基：《对开除奥索夫斯基的表态》（—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2097号。
[158] 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声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四十八期，第1078页。
[159]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288页。
[160] 托洛茨基：《俄国反对派：问题与答复》，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国际》，第156页。
[161] 莫洛托夫：《在中央娄员会区干部学校第四教程开幕式上的发言》，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真理报》。
[162] 参阅柯伦泰：《反对派和普通党员》，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真理报》。
[163] 托洛茨基：《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提纲草案》〈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164] 《十三人声明》（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档案》，T字8802号。
[165] 参阅布哈林：《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真理报》。
[166] 参阅社论：《继季诺维也夫同志之后——托洛茨基同志》，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真理报》。
[167]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133页。
[168]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1880年11月16日——1921年8月7日），俄国诗人，作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
[169] 转引自《萨拉托夫党机关报》。
[170] 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录入者注
[171]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一九三九年），第469—470页。
[172] 参阅《俄国局势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195页。
[173] 《俄国局势真相和共严党的任务》，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90页。
[174]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彼得松和穆拉诺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给政治局等领导机关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1010号。
[175] 参阅托洛茨基和李诺维也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给中央政治局局等机关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015号b。
[176] 参阅《关于中央全会的报告》，见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六十期，第1328页。
[177] 参阅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153—155页。
[178] 参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斯来尔加和巴卡耶夫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给政治局的信：《反对派和弗兰格尔军官》，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新国际》，第120页。
[179] 参阅《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见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180] 参阅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见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真理报》。
[181] 彼·尼·弗兰格尔是白卫分子在一九二〇年进行最后反击时的首领。
[182] 参阅《反对派和弗兰格尔军官》，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新国际》，第120页。
[183] 参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彼得松和斯米尔加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给全体党员的信，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新国际》，第124页。
[184] 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托洛茨基档案》，T字3094号。
[185] 参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将托洛茨基和魏奥维奇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真理报》。
[186]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2页。
[187] 参阅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6页。
[188]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5页。
[189]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18页。
[190]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0页。
[191] 同上，第12，15—16页。
[192] 同上，第7页。
[193] 前面这些话译自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中的讲话原文，它与英文译文（它由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发表，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六十四期，第1428—1429页）基本上无区别。不过，在后来的版本中，原文中的某些段落显然巳被删掉。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149、151页。
[194] 斯大林在讲话中引用列宁“遗嘱”中的这段话在后来的版本中巳被删掉。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8页。
[195] 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151—152、153页。
[19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52页。
[197] 《未署名的集体声明》，由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写成。
[198]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3—534页。
[199] 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所有组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真理报》。
[200] 参阅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关于反对派领袖的反党活动》，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报》。
[201]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053号。
[202]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7页。
[203]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笔记》，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07号。
[204] 参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请愿书”和党内局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二十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05号。
[205] 斯大林：《党和反对派》，《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228页。
[206]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23页。
[207] 参阅《一百二十人声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33—1335页。
[208] 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51—252页。
[209]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231—304页。
[210]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306页，301，302页。——译注
[211] 参阅李可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55—256页。
[212] 参阅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77页。
[213] 参阅《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55页。
[214] 参阅加米涅夫、巴卡耶夫、阿夫杰也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给反对派审查委员会的声明，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37页。
[215] 参阅穆拉诺夫、拉科夫斯基和拉狄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给反对派审查委员会的声明，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38页。
[216] 奥尔忠尼启则：《给审查反对派委员会的报告》，《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44—1245页。
[217] 参阅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反对派》，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19—420页。
[218] 参阅《二十三人声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66—1267页。
[219] 参阅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声明作出的决议，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67、1268页。
[220]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27页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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