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勃留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这个总部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总部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总部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二、三人……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待，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三、四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

　　“艾瓦佐夫（审讯员）收拾好桌上的材料，锁在抽屜里。桌子上只剩下我的供词‘记录’。
　　‘好吧，我走了，工作队很了解自己的任务’，他转过头来对我补充说，‘我在桌上放了你的审讯记录。你一旦愿意签字，告诉一下。’
　　他走了。
　　……‘工作队’来了。他们共5人。第一个进来的是雅科夫·柯彼茨基。他是内务部的老工作人员，我们彼此很熟。个子很高，身体强壮。他是个很神经质的人，被称为‘神经病雅沙’^[15]。他知道这个绰号，但不生气。在他后边进来的是伊万·艾瓦佐夫，他是古尔根·艾瓦佐夫的弟弟。他也在内务部机关工作几年了，也认识我。第三个是特别事务局的下级工作人员，过去是边区公安干校的学员。他生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胡须很长，大个子。他几乎没有额头，眉毛上面长着浓黑的长头发。他姓什么我忘记了。最后两人是边区干校的实习生。其中一人拿着（按他们的话说）一个‘工具’箱。
　　没有什么可说的，个个都身强力壮。
　　‘啊！今夭我们工作的对象原来是你啊！’柯彼茨基说，‘那我们是很高兴的。’
　　我还是坐着不动。他们把我围起来。柯彼茨基在后边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提了起来，一使劲儿就把我推到房间的中间去。不知谁使劲踢了我一脚，我就倒下了。……第三人把我的裤子扯了下来.……这时我回忆起巴格拉蒂奥尼回牢房时没有穿外裤，只穿着一条短裤的情景。
　　酷刑开始了。
　　五个人使劲毒打我。他们拳打，脚踢，鞭子抽，用擦枪用的通条打？拿用布手巾紧紧拧成的鞭子抽，随便拿起什么东西就打，碰到什么地方就打什么地方：头、脸、背、肚子…… 多半他们打我的腿。因为不知是谁，发现了我的腿有病，所以专门打腿……
　　‘我们现在来治你的腿！’
　　打呀，打呀，没完没了地打，越打他们的兽性越发作，特别使他们恼火的是我没有喊叫。
　　‘你叫不叫？喊不喊？告不告饶？！’柯彼茨基一面大骂，一面继续打，打……
　　不知打了多长时间。
　　‘喂，小伙子们，抽烟了，’柯彼茨基命令道。
　　我的干干净净的衬衣成了血染的布片，地上是一滩血，我躺在血泊里。我的眼睛肿了，我勉强睁开眼皮，模模糊糊地看见了我的刽子手们……
　　他们在抽烟，休息。
　　他们用最下贱的话谩骂，污辱，折磨，哈哈大笑……
　　不知谁走到我的身边，我马上感到特别痛疼，有什么东西在烧我，痛得浑身发抖。为了不喊出来，我咬紧牙关。可是他们捧腹大笑……后来一次又一次地烧我……我明白了，他们正在我身上熄掉烟头……
　　他们休息完了，毒打又重新开始了。
　　很奇怪，打得更凶了，但疼痛反而轻了。当我醒过来时，感到有药味，不知有个什么白色的东西在我眼前幌动。
　　啊，原来我失去知觉，他们使我恢复了知觉。
　　‘好了，我走了，’护士说。
　　‘好了’！这意味着可以重新开始了。但是‘工作队’在抽烟。我心惊胆战地想，他们又要在我身上熄烟头了。拿烟头烧时是非常疼痛的，开始烧时全身都烧痛了。难道又要来了吗？是的，抽完烟的人会来到我身边，他们准来污辱我，在我身上熄灭烟头，谩骂，吐唾沫，然后走开，让给另一个人再干。
　　一切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毒打，抽烟，熄烟头，又是毒打，昏倒，弄醒过来，又是毒打，又是熄灭烟头……
　　天快亮了，而‘工作队’继续‘工作’……
　　艾瓦佐夫来了。
　　‘好了，小伙子们，睡觉去吧！’他打招呼后说，‘好，你们的工作都明摆在这里了’。
　　‘睡觉去’。这就是说，‘工作队’夜里工作，白天休息。
　　‘工作队’走了。
　　‘每天都要这样干，直至签了字为止。懂吗？’
　　艾瓦佐夫给警卫队打了电话：
　　‘来两个人押送犯人’。
　　两个值班看守把我拖回牢房，和昨夭拖回巴格拉蒂奥尼的情景一模一样”。

　　“十点钟又通过这条走廊把他带到同一个房间里。但这是多么大的差别！……白天这儿还是安安静静的走廊，安安静静的，讲究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那些穿戴整洁的，头发梳得光亮的人们翻阅着卷宗。可是晚上安德烈走过这里象通过一个行刑队列一样；受刑的人在喊叫，刑吏的最下流的肮脏的谩骂声从每一房间里传出来。某处眼前闪过了躺在地上的身躯，安德烈看到了一个发紫的熟悉的面孔……这是柳博维奇^[16]，老布尔什维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计委主席。他参加了列宁在1917年10月组成的第一届政府。他是邮电人民委员波德别里斯基^[17]的副手。他是小人民委员会议^[18]的成员，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现在他躺在地上，挨橡胶皮带的鞭打，他这个六十岁的老人正在喊‘妈妈’……这只是一瞬间，可是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是二十世纪的刑讯室。他被带到办公室里。和白天一样，室内有两个人：多夫加连科和一名运动员。‘怎么样？’，大尉煞有介事地问道，‘想明白了吗？’安德烈摇摇头。
　　‘脱上衣’……安德烈没有动。那个年轻人把上衣往上一拉，上衣被撕开了，破了。‘唉，那怕能打他一次也好！’安德烈猛地伸出右拳去打年轻人的下巴，但是扑了空。就在这同一瞬间他的双臂受到对手的两次掌击。剧烈的疼痛通过双臂，于是他的上肢象鞭子一样垂下来了。紧接着那个青年人一次、两次、三次打在他的胸部……安德烈靠在墙上了。他们两个人走到衣架前，拿下两个大棍子，开始认真地工作了。他们从两边有节奏地打他的后脑，两肋和脊背。安德烈咬紧牙齿，痛苦地哼着，要紧的是绝不喊叫，绝不因此叫他们高兴……开始时疼痛难以忍受，但后来麻木了。这时，他们不知用什么东西，碘酒，盐水或普通的水浇他，于是真疼得无法忍受，可怕极了。身体好象被野兽的牙齿撕着一样，似乎有成百成千条野狗在啃这个可怜的受尽了折磨的躯体。
　　‘怎样？写不写？’
　　他没有回答。为了回答必须张嘴，那样的话他就会喊出来。不能喊。其他房间里传出喊声。有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在喊：‘杀人犯，法西斯分子，不许动，不许动！你们怎么敢！’安德烈在想：‘我的上帝啊！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啊？’可是这两个人还在休息”……^[19]

　　“为什么那么多忠实于革命、宁肯为革命去献身的人们，那些经过沙皇监狱和流放，不止一次面对过死亡的人们，在审讯期间屈服了，并且在伪造的记录上签了字，而且‘承认’自己有各种各样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这些‘交待’和‘自我诬陷’的原因在于：
　　1.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捕的人进行积极的处理。首先是进行谈话，多少还有一些礼貌，以后就是喊叫和谩骂，煞威风和污辱，往脸上吐唾沫，挨打，但打得还不算重，以及嘲弄等等，如说：‘你是坏蛋’‘你是下贱货’，‘你是叛徒和间谍’，‘你是真正的败类’等等。把人污辱到最大限度，叫他明白，他是一钱不值的东西。
　　这样日以继夜地进行着所谓的'车轮战’。审讯员在更替，可是犯人一直在站着或者坐着，昼夜不停。例如，我就这样渡过了八昼夜。不让睡觉，总是硬给茶喝。‘车轮战’是非常可怕的刑罚。在车轮战期间又是踢，又是污辱，如果反抗的话，就挨打。‘车轮战’的任务是让人屈服，变为一个懦夫。
　　但如果你经受住了‘车轮战’，没有被‘粉碎’，接着就是上刑。受刑的人最后被折磨到一种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他什么都会同意。
　　‘你是坏蛋’。——‘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特务’。
　　‘你过去是内奸’。——‘是，我过去是内奸’。
　　‘你曾想暗杀斯大林’。——‘是，我曾想暗杀斯大林’……
　　这时候，把由审讯员编造的一些供词强加于被逮捕的人们，他们就都驯服地接受了。审讯入员急于巩固已取得的成绩。他们就正式编好初审记录或‘亲笔交待’。
　　2.下一阶段是巩固已达到的‘成绩’阶段。被捕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烟抽，把亲人送来的东西转交给他们，甚至允许他们看书看报。但是对这些不幸的人们进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审讯人员使他们明白，现在想翻案已经不可能了，为了挽救自己，只有‘诚恳地悔改’，他自己现在应该考虑：还有什么事情应该告诉审讯人员。犯人得到纸张、墨水，让他在牢房里写‘交待’，提醒他应该写什么内容，并监督他写好。
　　被处理过的对象往往会发生动摇。但是内务部已想好成千上万种能压倒这种动摇的方法。犯人有机会去和他同样不幸的人进行对质。这时会发生‘相互影响’。于是又采用体罚的补充方法。犯人被叫到‘检察长’那里，他实际上是审讯员化装假扮的。这时就搞阴谋进行假‘开庭’审判。
　　3.如果受审的人要在法庭受审（绝大多数犯人是背着他们由各种三人委员会、特别会议等定罪的），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工作，某种审判排练。这时一切手段都被搬出来了：威胁、劝导，进行‘严肃的谈话’，说：‘你要知道，不是简简单单枪决你，而是要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许多人都被劝导说，都不会被枪决，说这只是为了登报，实际上大家还会活着，不会受到损害。为了说服他们，把那‘被枪决的’活着的人带给他们看（后来这些人还是会被枪决，但这时是用来欺骗活着的人）。在开庭时期，刽子手和残酷的刑讯人员都在场，他们就在犯人的眼前。他们的在场，使犯人能活生生地感到：如果他们有反复的话，结果会如何……
　　4.审讯者制造了一套很复杂的对受审者进行‘个别对待’的方法。首先通过暗中汇报的人，通过提他到审讯者那里受简短讯问（如果他是关在单人牢房），对他进行研究。在牢房里，在审讯员办公室里进行处理。对某甲进行恫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各种方法。但最主要的是，犯人失掉为自己当场辩解的任何可能性。
　　5.很有毅力的，不止一次面对过死亡的人，在审讯中往往被屈服，进行骇人听闻的自我诬蔑，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审讯的极端残酷。原因在于，这些人突然失去了从小时就培育了他们的土壤。这时，人也如同一棵被从土地里拔了起来、扔掉，任凭风吹雨打的植物一样，失去营养，水分和阳光。理想破灭了。在你面前似乎也看不到阶级敌人。人民，苏联人民对你持敌对态度。你是‘人民敌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一个人掉进了深渊，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为什么缘故？……”
　　沙巴尔金接着写道，“可以理解，有不少人不战而降了。监狱中审讯的恐怖气氛也促使这种绝望情绪的形成。许多刚进来的犯人马上在强加于他们的一切材料上签了字，他们认为反抗是没有用的，辩解是不可能的。这时在审讯实践中产生一种新现象，即双方心平气和地协商有关‘罪行’和‘惩罚措施’问题。许多军人的这种‘软弱’，使我吃惊。他们说：‘不，我不让他们打我。如果不需要我，那就枪毙我好了。他们所要求的，我都签上字。’他们这样做，毫不反抗，不斗争……这也是对专横的某种反抗。”

　　“在小礼堂的桌旁坐着三个人。我看到坐在中间的主席衣服上有宽条的金色袖章。我想：‘他是海军上校’。我一直很高兴，因为我正是渴望我的事情通过法庭来解决。审讯共进行了四、五分钟。问过姓名，父名，生日和籍贯。然后主席问：
　　‘您在审讯过程中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我没有犯过罪，没有什么可以承认的，’我回答。
　　‘为什么已被判决的十个人都交待了有关你的材料？’主席问道。
　　我这时的情绪特别好，我坚信自己会被释放，所以我非常自然地作了回答，后来我是多么后悔。我说，
　　‘我读过维克多·雨果的一本书。里面写道，十六世纪在不列颠岛上审判了十一个人，罪名是他们和魔鬼有联系。十个人承认了这种联系，当然是在受刑之后，但是第十一个人不承认。这时詹姆士国王下令在大锅里把这个可怜的人活煮了，从一锅煮他的汤里看这人是否和魔鬼有联系。显然，那十个承认并指控我的人也是和那十个英国人的感受到的一样，他们不愿意经受第十一人要经受的。’
　　法官笑了一下，互相看了看，主席（他似乎是姓尼基特钦科）问了旁边的人：
　　‘怎么样，一切都清楚了？’
　　他们点了点头。我被带到走廊。过了两分钟，我又被带到礼堂，向我宣布了判决：十五年监禁（监狱和集中营），刑满后剥夺公民权五年。
　　这对我是多么突然，我瘫倒在地上了。”^[27]

　　“决定我的命运的时刻来临了。桌旁坐着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官。有三个军人，坐在旁边的是秘书，我面对着他们，两边是两个看守。这就是‘公开开庭’的‘审判’……七分钟！整个悲喜剧只进行了七分钟，不多不少。司法人民委员部法庭主席德米特利也夫的声音和他的眼睛一样……在这里连狂热的影子都看不到，不象我的审讯者在他们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样子。法官只是应差，挣自己的工资。可能还有定额，并为超额而奋斗。
　　‘起诉结论看到了吗？’法庭主席用那种无法忍受的枯燥无味的声调问道。‘承认自己有罪吗？不承认？但是证人已经交待了……’
　　他翻阅厚厚的‘档案’咬牙切齿地说：
　　 ‘例如，证人科兹洛夫……’
　　 ‘是科兹洛娃，她是女人，而且是很坏的女人。’
　　 ‘是，是科兹洛娃。还有证人季亚钦科……’
　　 ‘季亚科诺夫……’
　　 ‘是的，他们说……’
　　他们在说什么法庭主席并不想知道。他停顿一下，又问我：
　　 ‘对法庭有什么问题要提出吗？’
　　‘有。我是按58条第8项受审的。这是控告我进行恐怖活动。我请你们给我指出来，按你们所说的，我想暗杀的是哪个政治活动家，他姓甚名谁？’
　　法官沉默片刻，对这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提出觉得奇怪。他们责怪地看着这位妨碍他们‘工作’的，多事的女人。然后那个满头白发的人咕咕哝哝地说：
　　 ‘您已经知道，基洛夫同志在列宁格勒被暗杀。’
　　 ‘是的，但是打死他的不是我，而是叫尼古拉耶夫的人，另外，我从来没有在列宁格勒住过，这种情况叫做‘不在现场’吧？’
　　 ‘您是法律工作者？’那位满头白发的人不耐烦地说。
　　‘不是，我是教员。’
　　‘您为什么娶强词夺理？没有在列宁格勒住过……那么是你的同谋打死的，就是说，您要为此负道义的和刑事的责任。’
　　‘宣布暂时休庭，下面进行讨论。’主席又喃喃地说。所有‘开庭’参加者都站了起来，懒洋洋地伸了伸发麻的腿。
　　我又看着圆盘钟，他们是来不及抽一支烟的，没有过两分钟，这一‘大集会’^[28]的参加者又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主席拿着一大张纸，非常好的厚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打字稿，很长，这个稿子打一遍至少要二十分钟。这是判决。这是关于我的罪行和与之相应的惩罚的国家文件。它是以下面的庄严的词句开始的：‘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名义……’，后边是长长的语义不清的话。啊！这就是控告结论中的‘简短序文’，还是写着那些‘怀着复辟资本主义之目的’……‘地下恐怖’……等词句，只不过‘被控告’的字样现在换成‘已确认’的字样罢了……
　　我感到周围是一片黑暗。宣读判决的人的话是通过这片黑暗，如同远处的浑浊的急流渗进我的耳朵里的。现在这急流马上要把我卷进去。在这样的荒谬状态中，我突然明确感到站在我两边的看守人员所做的完全实在的动作，他们把我的两手反扣在一起了。这是为了当我倒下去时，不至于碰到地上。难道我一定会倒下吗？是的，他们是有经验的。可能许多女人在宣布‘极刑’时都要昏倒的。
　　黑暗继续压过来，现在要把我卷走。突然……
　　这是什么？他说了什么？如同闪电一样，使我清醒过来。他说……我不会听错吧？
　　‘判处十年监禁，严格隔离，刑满后剥夺公民权利五年……一切都变得明亮和温暖起来。十年？这就是说还能活着！’

　　“没有等我看到过路人的同情的目光，就爬上了车厢的扶梯。我们被塞了进去，门上了锁，铁栏前面的过道上出现了押解犯人的班长——他是一个军容整齐、姿态挺拔的年轻的上士，他说：
　　‘人民的敌人，犯人们！注意！现在向你们宣布：一昼夜供应两次水，每一包房一桶。一昼夜带你们去一次卫生间。明白吗？’
　　上士说‘卫生间’是为了表示说话有礼貌。
　　人民的敌人抱怨起来。但是上士不怕已被打倒的人。
　　 ‘向你们宣布：你们说得太多了。谁如果闹，就根本不让他上卫生间。明白吗？’
　　……听他的口音，他是沃洛格达人。我们在集中营经常听到这样的俗话：‘沃洛格达的押送兵不爱开玩笑。’正是象这样的上士经常在重复着这句俗话。是的，每人都有可自豪的地方……
　　过了两天、三夭、四天。我们腹痛得都卷缩着，用手捧着肚子，我们尽可能少喝水，使疼痛缓和一下。但是不喝水比不吃饭还难。路上给我们吃的干粮是面包加咸鱼。
　　我们腹痛一天比一天严重，好象把一块大石头塞到肠子里似:的。火车长时间的停在车站上。
　　‘人民的敌人，犯人们！注意！’上士在宣布。‘停车时间不定。车开动后再去卫生间。谁——还——在——说——话！’
　　八天中一人也不例外，这是他所遵循的正义，是不断地灌输给他的无情的正义。我们请求叫医生来。他回答说：
　　‘没有医生。犯人们，你们的话讲得太多了！’
　　他相信，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无论是押解兵，看守或刑事犯都经常这样称呼我们。我并不怪罪上士。他只是在执行被高级思想家形成为理论的那一套床西。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车站的名称我们看不到。八夭后我们终于被带出了车厢。这是沃尔库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