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关于斯大林同反对派斗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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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关于斯大林同反对派斗争的问题

　　斯大林1918年夏秋两季在察里津也有犯罪行为，这一点现在已毫无疑问了^[1]。1962年至1964年苏联的出版物中，对他这个时期已作了较详尽的考察，我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也曾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只提出一份有关当时身为南部战线司令员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2]行为的补充文件。这是一份托洛茨基发出的电报，日期是1918年10月，托洛茨基将这份电报收录在1924年出版的他的文集中的一卷里。他写道：

　　“我坚决要求将斯大林召回，尽管兵力占有优势，察里津的工作却进展得非常不顺利。伏罗希洛夫有能力指挥一个团，但却不能指挥拥有五万人的军队，斯琴提出了一个报告，我将留任他指挥第十军。直到现在为止，察里津甚至没有发回来一份报告，我曾命令一天要发回两次关于侦察和行动的报告。如果明天还做不到的话，我就要用军法审判伏罗希洛夫，并且用军事命令公布这一件事。”^[3]

　　10月19日，斯大林从察里津被召回到莫斯科。不久以后，他又和捷尔任斯基一起作为党的调查委员会成员，被派往东部前线调查彼尔姆陷落的原因。
　　在我第一部关于斯大林的书里，对于他在1920年作为西南前线战时委员会成员的活动，只是一带而过。那一年的夏天，斯大林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西南前线司令员（亚历山大·叶戈罗夫^[4]），这样，实际上他就掌管了那里的前线指挥权。他的盲目行动和缺乏纪律性的行为，在1920年春季爆发的波苏战争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波兰于4月份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在西线，由于兵力上占有相当的优势，波兰军队得以迅速向东挺进，占领了明斯克和基辅。但是，由于大批的红军被调到了西部和西南部战线，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经过激烈的战斗，解放了基辅和明斯克，波兰军队被迫后撤。
　　起初，大量的增援部队被派往西南前线。七月底，波兰前线局势趋于恶化，近六万红军面对比自己多二倍以上的波兰军队，因此，有必要紧急地重新集结兵力。同时，在西南前线有三个波兰师和从彼得留拉军队中调来的士气低落的几连人。在南方也出现了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新威胁，在6月初，弗兰格尔的部队突破了克里米亚防线，并占领了黑海地区的大部。当时，在已向西部移动的西南前线司令部统辖下的第六军和第十三军的力量，是不足以对付弗兰格尔^[5]的攻势的。
　　1920年8月2日，政治局作出决定，在西部前线，所有抗击波兰的部队由图哈切夫斯基^[6]指挥。同时决定另开辟一个独立的南部前线。斯大林受命组织新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他接到了列宁的电报：

　　“急电，密码，致斯大林。政治局刚刚作出决定把战线分开，以便你全力以赴地对付弗兰格尔。弗兰格尔以及特别是在库班和西伯利亚的暴动，正在变成巨大的威胁，中央委员会内要与资产阶级波兰媾和的情绪正在不断增长。我要求你十分仔细地考虑与弗兰格尔的局势并把你的结论告诉我。”^[7]

　　同时，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8]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命令第一骑兵军和第十二军从西南前线调到西部前线，以便加强正在挺进华沙的兵力。
　　斯大林接到了列宁和加米涅夫的电报，但是却拒不执行他们的指令。他用当时对他来说是很平常的目空一切的态度，于当天晚上回电列宁说：

　　“我已收到你关于把战线分开的指示。政治局不应让琐碎的小事缠住。我最多还可以在前线再停留二个多星期，我需要休息，并寻找一个代替我的工作的人。我没有一刻相信过总司令员的许诺，他总是让人们对他的许诺失望。至于说到中央委员会内和波兰媾和的情绪，我认为，似乎我们的外交有时非常成功地破坏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已经成了不可逃避的事实。”^[9]

　　8月3日，列宁给斯大林发去了一份电报，坚持把战线分开的主张，他说：“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绝不会破坏我们的胜利，除非弗兰格尔的危险在中央委员会内引起动摇”。^[10]他没有反对斯大林“休息”的愿望，并且要求他推荐一位可以胜任的代替人。
　　8月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确认了政治局关于把战线分开的决定，并且决定调第十四军到西部战线，以加强那里的第十二军和第一骑兵军。第二天，总司令员把说明这一内容的指示，下达给西南前线司令部，而斯大林又一次拒不服从这一命令。总司令员又在8月11日重申了他的命令，解释了在其命令中的战略意图：“西部前线的部队将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要彻底击溃敌人并占领华沙。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暂时不能立即去占领利沃夫，以便派出尽可能多的部队，去支援图哈切夫斯基在卢布林附近的进攻，并且首先支援他的左翼。”^[11]但是，斯大林和叶戈罗夫却实行一条公开不服从的路线。第一骑兵军既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对其调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而作出任何安排。相反，西南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却命令第一骑兵军一有机会就“给布格的右岸以有力打击，从而摧毁敌人。强渡之后，越过溃散的第三、第六波兰军，占领利沃夫城。”^[12]但是结果证明，骑兵军未能占领利沃夫，而西部战线的进攻也结局不妙，苏联在西部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战胜波兰军队的抵抗，并占领华沙的地步。西部前线战败的部队又开始向东撤退。虽然，华沙战斗的灾难性结果，并非用某一个原因就能加以解释的，但是斯大林的行为无疑是个重大的因素。因为在他指挥下拥有大量的部队，然而他显然不愿意让西部前线赢得战胜波兰的全部功勋和荣誉。有一些证据表明，斯大林是想通过利沃夫，自己从敌背后攻占华沙，当邦契·布鲁耶维奇^[13]向列宁报告波兰前线的失败时，列宁的评论是：“嗯，哪儿有通过利沃夫打华沙的？”^[14]
　　鉴于斯大林在整个波兰行动中，再三拒不服从总司令员的关键性命令，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8月14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给斯大林发去了如下的电报：“你和总司令员之间的摩擦已到了……必须通过在一起面对面的讨论来澄清的时候。因此，我们要求你尽快来莫斯科”。^[15]8月17日，对利沃夫进攻的失败已经十分明显，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并要求政治局解除他的军事职务。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8月29日，他被解除了在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所担任的职务。这个新的战线直到1920年9月20日才正式成立，伏龙芝^[16]任司令员，同时古谢夫^[17]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
　　1920年9月底举行的第九次全俄党代表会议上，在总结波兰行动的后果时，列宁支持了总司令员加米涅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行动。在作结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时，他觉得有必要批评斯大林的行为。^[18]第二天，斯大林请求就他的问题发言，并且进而指责：“昨天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中有许多地方与事实不符。”^[19]他试图证明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对他的“反驳”未予理睬。
　　斯大林被解除了军事职务之后，仍然保持了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工农检查委员会人民委员^[20]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还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局的成员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委员。1922年4月初，斯大林以总书记的身分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一份由老布尔什维克“A·L”写的未发表过的题为《社会主义的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1973）的手稿上指出，斯大林因为不能处理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因此，后来实际上被免职了。第十一次党代表会议之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为“安抚”斯大林而建立了一个新的“特设”的职位，该职位具有“总书记”的荣誉头衔。但是这种对斯大林新任命的解释，理由并不充分。他确实没有使自己在工农检查院有所建树——事实上他对该委员会的工作毫不感兴趣，因而把大部分工作委托给他的副手。列宁也曾经常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例如，他有一次曾说：“除了执行简单的指示以外，要指望（工农检查院）去做其它任何事情都是荒谬可笑的。”^[21]然而，当时列宁并没有因这一机构的缺点而责备斯大林。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也当然不是一种从工农检查院荣誉退休的形式。正相反，它意味着斯大林的机会和权力将在实质上得到加强。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正式诞生，并由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直到他1919年3月去世为止。当时书记处设立了一个新的职务，就是“常务书记”。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是叶莲娜·斯塔索娃^[22]，一年以后，由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23]担任，他于1919年到1920年间还是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成员o 1921年，莫洛托夫、米哈伊洛夫^[24]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又相继被任命为常务书记，莫洛托夫是三个人中唯一进入政治局的人（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莫洛托夫的工作完成得极差。1922年，斯大林作为“总书记”接管了书记处，在职位上比其他两位书记——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25]要高。
　　1923年至1924年间，书记处扩大到五人，斯大林仍留任总书记。作为政治局的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实际上也控制了组织局。正是由于斯大林在三个党的统治机构中和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地位（以后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直到1923年）在人民委员会^[26]的地位，使得他能够积蓄起列宁曾说过的那种“无限的权力”。到列宁患病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党的第一号人物了，虽然，当1922年4月设立总书记一职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职务会成为党的各级领导职务中最重要的一个。早在1922年4月，后来又在1923年的上半年，斯大林就从党的机构的新的一轮的选举中获得了好处，并且通过对省和地区一级，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一级的干部进行大改组，在党的中央机构和地区一级成功地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卡冈诺维奇^[27]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希尔佐夫被任命为中央档案馆馆长，布勃诺夫负责宣传鼓动部。这三个人都是斯大林的积极的支持者，成为他在党的机构中的第一个“总参谋部”。斯大林在这些机构中的统治地位，很快就使他成为政治局的关键人物，虽然政治局曾先后由季诺维也夫（1922年至1924年）和加米涅夫（1924年至1925年）主持（主席的职务是列宁患病后设置的）。
　　当斯大林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来加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时，卧病在床的列宁只能口授他最后的文章、笔记和建议，有时一天不超过十分钟。这个时期的全部文章，主要是有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与党和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的增长作斗争的必要性和党分裂的危险性。他的许多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批评斯大林的。某些信件是写给具体人的，因而未打算发表（这些人中有托洛茨基、斯大林、弗鲁姆金^[28]、阿万涅索夫、穆季瓦尼^[29]、马哈拉泽^[30]。还有一封他写给人民委员会会议和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代表的信）。列宁认为有些信件和进行改革的建议应严格保密，并指示他的秘书和克鲁普斯卡娅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公开。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文章列宁打算立即在党报上发表，那时，医生还允许他看看报纸。他对他的《如何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的发表特别关心。在这篇文章和另一篇题为《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中，列宁强调对现存的党和国家的管理机构需要进行彻底改组。他建议成立一个比校小的、主要由工人和农民成员组成的监督机构，他们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这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必须有一定人数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注意任何人的威信都不能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作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31]
　　列宁认为，普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极其重要的。他相信，这对恢复统治集团的元气和改变它的性质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列宁在为他的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所写的注释中写道：

　　“如果我们未能及时地执行这一任务，那么这便是我们在一个最基本任务上的失职，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掌权的时期，对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进行关于政府职能机构的详细教育。”^[32]

　　列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不仅使斯大林感到大为不快，也使政治局许多其他成员大为不快。《真理报》主编布哈林虽然十分忠于列宁，然而，尽管克鲁普斯卡娅不断施加压力，也未能使他下决心发表这篇文章。在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古比雪夫甚至提出印一份刊有列宁文章的特别版《真理报》，这样做，既可以使党不知道有这篇文章，同时又可以使列宁安心。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否决。政治局感到不得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因而该文于1923年1月2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接着，3月4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也发表了。虽然如此，在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改组工农检查院的问题，却根本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列宁的建议基本上未被理睬。季诺维也夫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列宁的建议，甚至在什基里亚托夫^[33]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也未提及此事。只是在代表大会处理组织问题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问题。虽然主要发言人捷尔任斯基和其他参加讨论的人，经常提到列宁的文章，但是他的许多建议不是在沉默中遭到冷遇，就是被视之为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态度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中反映了出来。代表大会并未设立如列宁所建议那样的具有广泛权力、重新改组了的检查机构。虽然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扩大至六十人（包括十名候补委员），而其中有五十五人又是首次当选，在人员上确实有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六十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有十二人在党政机构中已身居要位，其他人大部分也担负着负责的职务。有四十人是在1898年至1906年间入党的，虽然他们原先大都是农民或工人，但他们已经长时间脱离农村和车间劳动了。列宁在其建议中只简单地提到了“工人和农民”，但没考虑党龄的长短。毋需说，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是无法与中央委员会相比的。
　　列宁在通常称之为《列宁遗嘱》，即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告诫全党要警惕分裂的危险。信中他对六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34]作了扼要的评述。这个名单上的人绝不是列宁随意想到的，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肯定还有不少深得人心和有影晌的人物。例如，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代表阿历克谢·李可夫^[35]，在党员群众中就远比较为年轻的皮达可夫要知名得多。米哈伊尔·加里宁^[36]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当时甚至被称之为国家的长老^[37]，在党内外要比斯大林更为人熟知。但列宁完全清楚，一旦他从政治地平线上消失，党的领导核心，就要由他在《遗嘱》中所提到的这六个人组成，这个核心将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把党引向分裂的道路。列宁对这几位领袖的评述，从某一方面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在指出那些使他们成为显赫政治人物的正面品质之后，列宁继而讲述了他们的基本缺点（斯大林“太粗暴”、“不忠顺”；托洛茨基“过分自负”，和“非布尔什维主义”；布哈林搞“烦琐哲学”，他的理论观点不能“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虽然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但认为斯大林仍应留在领导岗位上，因此，他谨慎地建议“把斯大林最好从这个位置上调开”，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罢免。
　　在列宁的健康严重恶化后，他再也未能恢复健康。在那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常给托洛茨基写信，列宁认为，可以信赖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在当时列宁最感到为难的两个问题上——即外贸和民族问题上与列宁持相同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是他最可能、最理想的接班人。托洛茨基后来在国外撰写的许多书中，曾几度声称他是列宁选定的继承人，甚至奇怪地用这种精神解释列宁的《遗嘱》。如在其自传的第二卷里他写道：

　　“……列宁计划成立一个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附属于中央委员会，我们两人将都是其成员。委员会的宗旨是：它将成为撬开斯大林集团的杠杆，因为斯大林集团是官僚主义的脊柱；其另一宗旨是：在党内创造条件，以便使我成为列宁的代言人，并最终成为他的部长会议职位的接班人。只有这样解释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列宁《遗嘱》，才能搞清楚它的含意。列宁在那个文件中，列出了六个人的名字，用仔细推敲过的文字评述了每个人的特点。无疑，这份‘遗嘱’的目的，是使我更容易地从事领导工作。列宁自然要在发生最少人事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38]

　　在同一卷的另一处，谈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时，托洛茨基宣称：

　　“列宁开创的这个运动，除有他的总政治目的外，还有为使我成为领导人，创造最有利条件的直接目的。通过这一运动列宁希望：如果他能恢复健康，则能使我站在他的一边；如果他的健康不能恢复便由我接替他的职务。但是，这场斗争未能完成，甚至连一半路也没有走完，它带来的却是相反的结果。”^[39]

　　当然，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这个例子，证实了 “遗嘱”中所说的托洛茨基“过分自负”的特点。事实上，列宁从未指定过接班人，也没有明显表示过要这样做的意图。虽然列宁深知他的病情严重，死亡随时可能到来，但他认为，六个最有影响的党的领导人中，无人能独自担起领导全党工作的担子。列宁希望：如果能在这些人中，比较合理地分配一下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他因此建议斯大林改做其它工作），他们或许能够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严格控制下一起工作，并能在将来极端复杂的环境中领导全党奋勇前进。这就是列宁在其遗嘱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里面的每一句话，他都进行过逐字的推敲。在通常情况下，列宁总给人以尖锐的评价，但在《遗嘱》中的调子是和风细雨的，语言也不是攻击性的。然而，这些文字下面，却包含了极其深刻的政治含义。列宁对他的每位亲密同志，都讲了一些恭维话，他称斯大林是“现时中央……卓越领袖”；布哈林是“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皮达可夫“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列宁接着又对他们每位进行了相反的评论，这些话的寓意是极其严肃的。显然不可能把党的领导权放心地委托给粗暴、沒有耐心、不忠顺而且又反复无常的斯大林。过分自负的托洛茨基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加之他还有过一段非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负有非布尔什维克的罪名，——他们在十月革命期间有过“当然不是偶然的”背叛行为。领导权当然也不应该落到布哈林手中，因为“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40]列宁很清楚他讲话的分量，以及他对有关干部的意见将被賦予的重要性。如果要说他的《遗嘱》有一个基本目的的话，那么，其目的就是他想阻止任何一位被提到名字的人在党内占有如同列宁一样的地位，从而得到积累“无限权力”的机会。列宁打算让党把他的评价当作一种约束力量，作为抑制所有党的头面人物的政治野心和傲慢的手段，使他们保持在某种限定范围内行事。
　　这里还应该就列宁写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说几句话。在这封信里，他指责了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41]的粗暴态度并要求向她道歉，否则，列宁威胁说，将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信中所涉及的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星期前，即1922年12月，政治局讨论对外贸易问题的时候。当时，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由列宁口授的信，信中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对外贸易的垄断。斯大林给克鲁普斯卡娅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他用粗暴的态度斥责了她。^[42]克鲁普斯卡娅当时觉得不应该把斯大林那些带有侮辱性的话告诉她的丈夫，因而便告诉了加米涅夫。从列宁的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大林那时确实表示了某种程度的道歉，而克鲁普斯卡娅则同意将这件事情忘掉。人们所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克鲁普斯卡娅在事隔三个半月之后，当列宁的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却旧事重提，将这件事情告诉列宁，况且她明明知道这将给列宁带来多大的不愉快。当时正值“格鲁吉亚事件”^[43]的高潮，3月5日晚上，斯大林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道歉信，并由加米涅夫转给了她，但列宁从未看过这封佶。第二天，列宁口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封信（给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人），其后，他便又一次中风了。
　　关于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以及信中所称他们二人关系破裂的各种流言蜚语，不久便传播开来了。有趣的是，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一直保存着列宁的信件，他去世的时候，这封信祖他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被人们发现，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首次公开宣读了它的内容。
　　列宁不是唯一担心斯大林手中权力不断积聚的人。有证据表明：甚至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前，许多党的领导人就知道了列宁《遗嘱》，或至少知道了它的基本内容。1923年秋，在基斯洛沃德斯克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举行了一次半秘密的会议^[44]，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45]、拉舍维奇^[46]、伏罗希洛夫等人参加。表面上，这次会议是讨论加强党的集团领导问题，而实际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找出一个限制斯大林权威和权力的办法。季诺维也夫提议解散政治局，设立一个特别三人小组来领导党，这个小组由斯大林、托洛茨基和他自己组成（他还提议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可以代替他）。会上意见发生了分歧（我们看到斯大林还是有支持者的），第一个发言反对季诺维也夫计划的是伏罗希洛夫，然后是布哈林。最后大家决定试探一下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提到了这一件事，他说：

　　“1923年，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以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我对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47]

　　当时，斯大林很有可能被迫“让出”党的实际首脑的职位。然而不久之后，一场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激烈争论爆发了，形势随之而改观。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不少个人恩怨，结果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表示支持斯大林，双方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成了斯大林的主要辩护人。
　　列宁为中央委员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对抗情绪所困扰，他担心这时而明争，时而暗斗的权力之争会导致党的分裂。1923年夏秋两季，列宁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好转，他要求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报。在高尔基^[48]别墅，克鲁普斯卡娅几乎天天和他呆在一起。虽然这样做，对他的健康没有好处，但拒绝给他读报，情况甚至则要更坏。因此，克鲁普斯卡娅也不得不作了让步。在这几个月间，他接待了几名来访者，然而却拒不邀请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据克鲁普斯卡娅说，这种会面对他来说是“太困难了，以致于难以将话谈完”。E·德拉布金娜^[49]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叙述了列宁如何一连几小时凄然孤坐，独自落泪，不得不忍受着病体和沮丧情绪折磨的情景。
　　克鲁普斯卡娅告诉我们说：1924年1月19日和20日，她给列宁读了刚刚发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项决议总结了与托洛茨基论战。由于决议的措辞非常蛮横，而结论又极其恶劣，列宁听着，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克鲁普斯卡娅希望他能够平静下来，因而告诉他这个决议是党代会一致通过的，然而这也未能使列宁安心，他在《遗嘱》中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事实。第二天，列宁在极度痛苦中与世长辞了。
　　时至今日，在苏联境外的出版物中，仍然偶而可以看到声称列宁并非因为自然死亡，而是被斯大林谋害致死的说法。如1976年《时代与我们》杂志上发表了丽吉娅·沙图诺夫斯卡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被捕者的秘密》。该文称斯大林谋害了列宁，她复述了前《消息报》和《新世界》杂志编辑伊万·格朗斯基^[50]曾讲过的故事。据格朗斯基说，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中期去过一次格朗斯基的公寓，当时斯大林醉得不能自制，因而把谋杀列宁的经过告诉了格朗斯基。但所有这些说法都纯粹是杜撰，全部是沙图诺夫斯卡娅或格朗斯基臆造的。^[51]
　　逃离苏联流亡国外的一些斯大林的政敌散布谣言说，斯大林对列宁的逝世负有责任。托洛茨基的某些声明，也为这些谣言提供了依据。
　　七十六岁的鲍里斯·巴扎诺夫^[52]写过一篇名为《逃亡之夜》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各种胡编乱造之集大成。^[53]巴扎诺夫曾是斯大林的秘书和助手，1928年1月1日他越过波苏边界逃出了苏联，当时，这是个极不寻常的事件。1929年至1930年间，他写了好几篇文章和一本书，叙述了他在政治局工作时的情景。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保持沉默，这是因为他深知斯大林有消灭他的敌人的办法，不论这些敌人离苏联的边界线多么遥远。目前，巴扎诺夫正在撰写一本新书，从已发表的章节看，仿佛真伪混淆，写作风格也极其怪诞。
　　斯大林对国外出版的有关他的文章并非漠不关心，这也是事实。他肯定读过《反对派简讯》——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后出版的杂志，也可能很熟悉巴扎诺夫写的东西，因为此人逃亡前不久还是他的秘书。然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斯大林会对这些文章如此感兴趣，以致下令说：“要从速将所有新文章航空寄给他”，——正如巴扎诺夫描写的那样。从巴扎诺夫对列宁1923年3月5日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没有费心重读一下该信，虽然它已被复印多次，并且很容易找到。
　　巴扎诺夫在回忆录里描述了 1923年至1925年的斯大林，这段描写有其真实的部分。在他笔下，斯大林是报复心强、粗暴、不受道德准则约束、疑心重重的人；斯大林是手段高超的阴谋家，他诡计多端，极其沉默寡言，并完全能够自我控制；他住在一处相当简朴的，过去是仆人居住的克里姆林宫公寓里。他一贯衣着朴素，对奢侈、享乐或其他舒适消遣毫无兴趣，当加米涅夫已使用一辆豪华的罗尔斯牌轿车时，斯大林还是乘着一辆老式的“卢梭一巴尔特”行驶在莫斯科。虽然斯大林受教育不多，但他善于成功地隐藏起文化知识贫乏的缺陷。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发言简短扼要。他避免争论、也很少试图说服别人，而是喜欢简单地总结大多数人的意见。他意志坚强，却又十分谨小慎微，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在困难的政治形势前，他往往不知所措，却能够掩盖内心的踌躇；他经常后发制人，而不是起领导作用。斯大林对女人没有兴趣，他一生中压倒一切的欲望就是权力。在打击他的政敌之前，他总是耐心地等待适当时机。他并不愚蠢，一般的常识他是有的。
　　以上这些描写还是接近斯大林的本来面目的。但是再往下写，巴扎诺夫就开始偏离轨道、按耐不住要添枝加叶了。举例说：他声称，斯大林对科学、文学和音乐全都漠不关心，“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从不读书看报”，甚至连自己的讲稿，报告修改稿也不过目。
　　巴扎诺夫写道：“在我开始工作的最初几天，每天要到斯大林那里去十次，向他汇报政治局送来的各种文件，但很快我就发现，他对这些文件的内容毫无兴趣，对这些文件的命运也无所谓。当我就一些问题请他批示时，他会回答说：‘你的意见呢？’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比如说这件事应送交政治局讨论，那件事应送交某些中央委员处理，或者某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一下，告诉有关部门再作一些修改，并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协作，如此等等。无论我提出什么建议，斯大林都会立即同意说：“好！就这样办吧！”过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就确信什么事也别想指望他了，我必须自己采取更主动的行动。于是我就这样做了。书记处的人对我说，斯大林从来不懂任何文件，而且对书记处的工作也不感兴趣。”^[54]
　　那么斯大林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按巴扎诺夫的说法，斯大林做的主要事情是：每天花几个小时，通过政府特别自动装置，监听别人在电话里的谈话。这种装置只供有限的几个人使用。这是列宁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秘密谈话被中央交换台的电话员偷听。后来，一个捷克共产党的电器工程师，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安装了一个总控制装置，使他能随心所欲地窃听任何电话，而不致引起怀疑。安装这个巧妙装置的工程师，立即被国家政治保卫局^[55]当做“间谍”枪毙了。从那时起，知道这个要害机密的人，只有斯大林的秘书梅赫利斯^[56]、卡奈尔和巴扎诺夫。他们都知此事，但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深知泄露这个机密的后果。
　　巴扎诺夫写到：“斯大林问我，如果这件事被发现了，我是否懂得将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当然知道。这个秘密在斯大林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使他得以监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的一切谈话，能够了解他们的一切思想和打算——这是异常重要的武器……因此应该明白，哪怕是最微妙地将这个秘密暗示给别人，斯大林也会毫不迟疑地将我消灭。”^[57]
　　这一点很奇怪：巴扎诺夫逃离苏联五十年以后，才“回忆”起对斯大林掌握权力作出如此重要贡献的这个因素。
　　巴扎诺夫的新书中充满了这类臆造出来的材料。为了给人们作进一步解释，他坚持说每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都仔细检查秘密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使用的选票。托夫斯图哈能从笔迹上认出那些勾掉斯大林名字的人，并且开列出斯大林政治对手的名单，在适当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被消灭掉。但是，这个例子说明，巴扎诺夫全然不知道党代会投票程序。在选票上勾掉某个人的名字，并不一定要写上其他候选人的名字（如巴扎诺夫所云）。因此，任何一个笔迹专家，也无法鉴定谁在投票箱里投了哪张选票。在与反对派斗争的年代里，托夫斯图哈坐在办公室，是不可能开出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斯大林的人的名单。无论怎样，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所有会议记录，都由基层党组织交到区委会，仔细保存在档案室里。在记录中，不仅记载谁参加了讨论，而且也记下了投票支持反对派的人名。甚至连那些投票弃权的人，也都记录在案，这已逐渐变成一种惯例。不用说，所有区市的党的会议记录，也保存在党的档案馆里了，共青团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程序。然而，在1936至1937年间，所有这些字迹已经褪色的文件，都从档案中抽出，根据这些记录，内务部，甚至区市党委会都可以拟出应该被逮捕者的名单。我的一个朋友在1936年被逮捕，因为据揭发，当他还是二十岁的共青团员的时候，对某些决议和一些问题投了弃权票。因此，他被判有罪，并在北方的一个集中营里，度过了十七年，这是我在后面的一章里将要论述的问题。

^[1] 斯大林1918年夏被派往察里津（1925年重新命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又命名为伏尔加格勒，这是通往北高加索谷物产地的门户），担任负责粮食供应的特派员。他独揽了察里津地区的全部权力，用群众恐怖作为在城市和前线处理事情的主要手段。——英译注

^[2]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3] 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第1卷（莫斯科，1924年），第350——351页。——原注

^[4] 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Егоров，1883年10月13日——1939年2月23日），1901年入伍。二月革命后加入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参与组建红军。1918年7月加入俄共（布）。1918—1919年任第10军司令。1919年7—10月任第14军司令。1919年12月至1920年1月任南方阵线司令。1920年任西南阵线司令。1920—1921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21年4—9月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1921—1922年任西部阵线司令。1922—1924年任高加索红旗军司令。1924—1925年任乌克兰军区司令。1925—1926年任苏联驻华武官，协助国民党开展北伐战争。1926—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局副局长。1927—1931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31—1935年任红军参谋长。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5—1937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5年晋升元帅军衔。1937—1938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6]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7] 列宁：《列宁全集》第51卷，第247页。——原注

^[8]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аменев，1881年4月4日——1936年8月25日），1898年入伍。一战期间在第1军工作。二月革命后任第30波尔塔瓦兵团司令。十月革命后任第15军团参谋长。1918—1919年任东部阵线红军总司令。1919—1924年任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24—1925年任红军督察。1925年3—11月任红军总参谋长。1925—1926年任红军总检查员。1926—1934年任红军总局局长。1927—1934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4—1936年任红军防空总司司长。1936年逝世。

^[9] 《列宁全集》第36卷（莫斯科，1959年），第116页。——原注

^[10] 列宁：《列宁全集》第51卷，第248页。——原注

^[11] 摘自《苏联内战史》（文件集）第3卷（莫斯科，1961年），第138页。——原注

^[12] 《军事历史杂志》第9期（1962年），第61页。——原注

^[13]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14] V·D·邦契·布鲁耶维奇《在战斗的岗位上》（莫斯科，1930年）第283页，这些回忆录再版时删去了列宁的话。——原注

^[15] 《苏联国内战争史》（莫斯科，1962年），第444页。——原注

^[16] 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尔克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斯大林暗害的。

^[17]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18] 《俄共（布）九大会议记录》第372—373页，由于被认定是不正确的，列宁在这次会议上的第二次会上的总结发言从未发表过，我们能从会议记录上得知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原注

^[19] 《俄共（布）九大会议记录》第82页。——原注

^[20] 工农检查院自1920年至1934年存在，其目的是检查行政机构的工作。——英译注

^[21] 《列宁全集》第44卷，第369页。——原注

^[22]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Ста сова，1873年10月15日——1966年12月31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时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民主工党分裂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基辅、明斯克、奥廖尔、斯摩棱斯克、雅尔塔和莫斯科等城市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书记及其他领导职务。1912年1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到1920年3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和巴库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21—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是共产国际派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工作。1926年返回苏联。1927—193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MOPR）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退休。

^[2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24]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894年12月7日——1937年9月26日），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7—1918年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和莫斯科契卡主席。1918—1920年参与红军的政治工作。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组织局委员，1922—1923年担任俄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25—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兼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1932年担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副建筑经理，193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遇害。1956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25]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年5月2日——1935年1月25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斗争。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马拉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突厥斯坦战线革命军事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3年、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6年任苏联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制定执行了苏联的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193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年病逝。

^[26] 直到1946年为止苏联政权的名字。1946年以后变成部长会议。——英译注

^[27] 拉扎尔·莫伊塞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10日——1991年7月25日），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191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戈梅利起义。1917—1918年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立宪会议议员。1920年任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5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5、1928—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4—1925、192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1947年3—12月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37、1938—1942、1943—1944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7—1939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1946—1947、1956—1957年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长。1948—1952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1938—1957年先后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乌拉尔制钾联合企业经理。1961年被开除出党。1991年在莫斯科逝世。

^[28] 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9] 波利卡普·格尔根诺维奇·穆季瓦尼（Поликарп Гургенович Мдивани，1877年10月7日——1937年7月10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1920—192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主席兼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1922年后是列宁支持的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3年加入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

^[30] 菲利普·叶塞维奇·马哈拉泽（Филипп Иесеевич Махарадзе，1868年3月9日——1941年12月10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2—7月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1938年任格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7月—194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3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40页。——中译注

^[32] 《列宁全集》第45卷，第449页（莫斯科，1964年）。——原注

^[33] 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Матвея Фёдорович Шкирятов，1883年8月3日——1954年1月18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一战时被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军事局成员，图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全俄革命委员会成员。1921—195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52年任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4年逝世。

^[34]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35]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36]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同于当时的国家元首。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

^[37] 俄国农村中对长辈或首领的尊称。——英译注

^[38]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柏林，1930年），第217页。——原注

^[39]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柏林，1930年），第226页。——原注

^[40] 以上引语见《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北京，1959年9月），第36卷，第615—620页。——中译注

^[41]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42] 斯大林的借口是：她违反了医生的命令，让列宁口述了信件。中央全会曾委托斯大林员责监督列宁的医疗情况。——英译注

^[43] 列宁被斯大林和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继续进行的激烈斗争搅得心烦意乱。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进入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方式，并谴责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的粗暴态度。——英译注

^[44] 基斯洛沃德斯克已变成领导人的官方休养地，政府在那里有一座疗养院。——英译注

^[45] 格里高利·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Григорий Еремеевич Евдокимов，1884年10月？日——1936年8月25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早年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22—1925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1923—1925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9月—1926年1月8日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第一副书记。他是“新反对派”主要成员。1926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6年以后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1月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局。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46]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死于哈尔滨。

^[47]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北京，1958年6月），第7卷，第324页。——中译注；季诺维也夫的计划甚至在讨论之前就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对，托洛茨基反对“三人执政”的意图，见伏罗希洛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注

^[48] 以高尔基名字命名的苏联一城市。——中译注

^[49] 叶莉扎维塔·雅科夫列夫娜·德拉布金娜（Елизавета Яковлевна Драбкина，1901—1974），苏联作家。她是老布尔什维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的女儿。

^[50]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朗斯基（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ронский，1894年11月30日——1985年8月15日），苏联记者、文学评论家。1911年起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加入最高纲领派。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8—1930年、1931—1934年任《消息报》主编。1938年被捕。1954年获释并平反。

^[51] 《时代与我们》，1976年第6期。——原注

^[52] 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扎诺夫（Бори́с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ажа́нов，1900年8月9日——1982年12月30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3—1926年担任斯大林的的秘书。1926—1928年任《金融商报》编辑、最高体育委员会委员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雇员。1928年叛逃到伊朗，随后移居法国，出版回忆录。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支持芬兰。1982年逝世。

^[53] 《新大陆》，1976年第8、9期。——原注

^[54] 《新大陆》第8 , 9期，第296页。——原注

^[55] 即克格勃的前身。——中译注

^[56] 列夫·扎哈洛维奇·梅赫利斯（Лев Захарович Мехлис，1889年1月1日——1953年2月13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7年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工人”。1911年入伍。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6年期间担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长。1930—1937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37—1940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主要政治局局长，在此期间指挥了张鼓峰战役。1937—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1年任监察人民委员。1940—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再次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46—1950年任监察部长。1949—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1950年因中风退休。1953年逝世。

^[57] 《新大陆》第8、9期，第298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