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第四章 对农民开战



　　三十年代初期是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重工业和电机工业。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几乎都没有按计划完成，更不用说斯大林“迅速工业化”的一九二九年计划。但是工业生产还是相当地扩大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衰退相比，这还是个给人以特别印象的成就。但是借助政治术语来说，主要的戏是在农村演出的：这些年正是斯大林式的农业集体化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的年代。
　　1920年，经济学家、合作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A·V·查雅诺夫[1]用笔名伊万·科莱姆涅夫，在莫斯科出版了一部书，题目是《我的兄弟阿列克塞到农民乌托邦的国家去旅行》。那一年农村和城市的关系不断紧张，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他描述了这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查雅诺夫预言农村最终将征服城市，而第一步农民将获得平等的投票权，并用议会手段取得控制权。到1932年，俄国的权力就会牢牢地掌握在农民党手里了，他们将颁布许多政令号召逐步摧毁城市。1937年，城市人民起义抗议乡村的统治，但是起义被击败了。在此基础上，随着城市被乡村所包围，城市开始逐渐地解体。到1984年，俄国就会变成一个完全由村庄和耕地组成的国家了！[2]
　　结果证明，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发展有几分象科莱姆涅夫——查雅诺夫的想象。现在有大量的文章，论述集体化过程中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我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详细地论及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再次重复已经熟悉的问题，我仅想在这里指出，集体化和爆发一场新的反对宗教和教会运动之间，有一定的联系。[3]
　　在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经过了一个平静时期以后，1928年又出现了激烈的反宗教运动，到那年秋季，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反对教会的恐怖浪潮出现了。俄国东正教会并非唯一被反对的目标，无一例外，所有的宗教组织和团体都受到了迫害。于是迅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猛烈冲击，就与用武力根除“宗教迷信”的企图合流了。在1928年到1929年间，修道院全部被封闭，其中有许多这类修道院[4]在当时起着模范农业合作社作用，成千上万的修道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29年年终，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反宗教会议，几天之后，全俄第二次军队无神论者大会又接踵而来。随后就是反宗教恐怖的急剧升级，但焦点却从城市转向农村。很明显，宗教被认为是集体化的主要障碍。因此，在任何村子里，进行集体化的决定中，通常都同时包括关闭当地教堂一项。圣像照例是要没收的，并且要同其他用于宗教崇拜的物品一起烧掉。许多并不很富有的农民，试图阻止毁掉他们的教堂，但是他们自己却被逮捕、流放了。在集体化运动中，成千上万遭殃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他们信仰宗教。
　　1930年初，反对教会的恐怖运动达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迫于压力，科学院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决定取消对几乎全部与“宗教崇拜”有关的国家历史文物的保护。在诸如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萨马拉和维亚特卡这些古老的俄国城市中，教堂和修道院都被拆毁了，其中有一部分建筑遗产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莫斯科遭受的破坏更是骇人听闻，甚至克里姆林宫内的教堂都遭到破坏，而不顾卢那察尔斯基和叶努基泽[5]的强烈抗议。第一个重大的破坏行动就是拆毁初多夫修道院。这个时期最后被推倒的建筑物是两所小教堂，一所是森林中的“救世主教堂”，一所是“康斯坦丁与叶莲娜教堂”，这样做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个教堂对任何人都没有妨碍。
　　I·A·萨茨曾是卢那察尔斯基的秘书，他参加了卢那察尔斯基死后在他寓所的文件分类整理的紧急工作，这一工作是在党中央档案馆主席的监督下进行的。萨茨言称曾经找到过政治局的一项经斯大林签署的决议摘要，其中说：“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关于在克里姆林宫发生捣毁事件的信，从內容上到形式上都是错误的，是与党员称号不相符合的。”红场上的伊沃斯基门和教堂均被拆毁，尼柯尔斯卡娅大街（现名为10月25日大街）街角上的教堂也同此下场。所有的建筑师都表示反对，可是当时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卡冈诺维奇却说：“我的审美观要求游行的队列可以从莫斯科的六个区同时涌入红场。”[6]
　　许多教堂公墓也被破坏了，特别是那些贵族的古老墓地，那里有许多墓碑是珍贵的艺术作品。
　　阿古尔斯基[7]写道：“反宗教恐怖活动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1930年1月，教皇庇护六世[8]呼吁全体基督徒把3月16日作为俄国受迫害的教徒的祈祷日。不仅大多数基督教会响应了这一呼吁，有许多犹太教团体由于听到犹太教被迫害的消息而震惊，特别是在听到二十五名犹太教士在明斯克被捕的报道之后，他们也参加了这一宗教活动。国外的抗议运动已经达到了开始威胁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程度，当时要求和苏联断绝关系的呼声由四面八方涌来。”[9]
　　无疑正是这种广泛的抗议运动，使斯大林停止了反宗教的恐怖活动，并且对错误多少做了一些表示，他对某些地方上的“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斯大林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写道：

　　“至于那些从拆下教堂的钟着手组织劳动组合的所谓‘革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把钟拆下，——这该是多么革命呵！”[10]

　　3月15日，在教皇号召进行的世界范围祷告的前一天，报纸上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在集体农庄运动中违背党的路线的行为》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要点之一就是承认：教堂是因为行政命令而封闭的，但这是地方当局的错误，这些“过火行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决议恫吓要对任何侵犯宗教信仰的人进行严厉的处罚。这一切，无疑是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的退让。反宗教恐怖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却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修复那些夷为废墟的教堂，也没有允许大批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教徒回来。后来知道，在1930年，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教堂被关闭，同时大量神父被划为“富农”而流放。
　　1930年到1931年实行的“非富农化”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有准确的说法了，甚至从苏联的文学作品中也能看到这一点。肖洛霍夫[11]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引人注目的情节是与现实生活相吻合的，它表明了富有的哥萨克家庭是怎样遭到放逐的。在潘菲洛夫[12]的小说《布鲁斯基》中，有许多再现古代野蛮主义的可怕情节。六十年代，扎里京也选了集体化作为主题，但却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描写的。以下一段故事，出自A·M写的一篇未发表的小说，作者曾参加过集体化运动。1930年，他是派往农村“帮助”进行集体化的特别工作队的一个成员，他还参与了把富裕的农民，以及一些拒绝参加集体化的贫农赶出家园，强制送往俄罗斯东部[13]的活动。他写道：

　　“门开了，工作队冲进了屋子。领头的是负责这次行动的国家安全总局的军官，他手里握着左轮手枪。
　　“‘举起手来！’
　　“摩甘诺夫几乎不能辨认出这个身躯虚弱的‘阶级敌人’，他光着脚，穿着白色的长袍和黑色的内衣，长久没刮的脸上，支楞着乱蓬蓬的胡子，眼睛吓得睁开老大，朝四下张望着。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畏缩恐怖的表情，粗糙、褐黑色的手在颤抖，在他裸露的胸前，一个小十字架挂在磨旧了的链子上，由于年代久了，十字架已变成了黑色。[14]
　　“‘上帝保佑，发发慈悲吧！’
　　“满身寒气的不速之客，从敞开着的门走进了热气腾腾的小茅屋。消衣富农工作队的队员们已在每个窗前站好，人人声色俱厉。他们以为会发生什么可怕的搏斗，因而早就准备好为了他们的事业，为了苏维埃，为了社会主义而投入战斗。但是富农分子特连捷夫根本没想抵抗。他不住地眨眼，划着十字，不停地把一只脚抬起来，然后又把另一只脚抬起，好象踩着烫脚的东西。突然他开始抽噎，整个身体由于剧烈的喘息而颤抖着。他踡缩成一个奇怪的姿势，哆嗦着，闪闪发光的小泪珠一个接一个地从他那粗糙、饱经风霜的脸上淌了下来。他的那位已经一把年纪的妻子，从高高的木榻上跳了下来，开始嚎啕大哭，孩子们也跟着哭喊起来，躺在炉边上的一头小牛病得不轻，也在那里乱舔。摩甘诺夫环视了一下周围，心中不禁一震：这个茅屋只有一间房子和一个俄式大炉子。在屋角上挂着的圣像下面，有两把简易木凳和一个用木板架成的桌子。没有梳妆台，也没有床和椅子。在木架上有些简易的木碗，由于使用多年已经破旧不堪，还有几把老式的木勺。炉子边上有些炉叉和水桶，左边靠墙放着一只老式的大木箱子。
　　“阶级敌人！
　　“当局的代表通知特连捷夫，他已被逮捕，并要立即被流放。所有财产都将被没收。他的家庭不久也会跟去，但他们将去何处却不得而知。而他只能带走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件换洗的内衣。
　　“特连捷夫颤抖地哭着说：‘你们凭什么叫我富农？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他没有得到回答。他们野蛮地砸开锁，打开箱子和食品柜，拽出了一些鞋袜、麻布和吃的东西。
　　“‘为什么？我做了什么？’
　　“‘没有什么，你是个富农，是个富农分子，你反对集体农庄，你不想加入集体农庄，每一件事情你都捣乱。这些还不够吗？’说着，他们就动手登记他的财产了。”[15]

　　从最近公布的数字看，1930年共计有十一万五千富农家庭被流放到国家的边远地区，1931年有二十六万五千八百户。一两年时间内被流放的家庭总数近三十八万一千户之多。[16]那时候，农民家庭一般都较大，大约每家平均不少于六、七口人。因此，即使基于官方的数字，大约也要有二百五十万人被流放。政府的官方材料也通报过，到1932年对富农和“富农分子”的流放工作还在继续。除了被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的家庭以外，还有许多家庭被转移到本地区的其他居民点居住。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所有这些统计数字是打了相当的折扣。
　　把几百万人流放到边远的地区，并不一定意味着肉体消灭。虽然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在最初的两三年间，然而还是有许多流放者设法活了下来。在战后允许他们自由迁徙时，他们的儿孙大都在城里找到了工作。1951年到1954年，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维斯姆斯基区一所学校里教历史。我们学校里有一些学生住在设备完善、生活方便的工人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属于一家大型的白金和钻石矿。另一些学生则住在从俄国中部流放到这里的富农的特别居住地。在矿上工作的乌拉尔本地居民，住在宽敞的住房里，有带围挡的院子，甚至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养马房，这在那些日子里是一种最特殊的特权。在特别居住地，人们住的则是狭小、东倒西歪的预制结构房子，而且每家只分有半套住房。这地方没有集体农庄——他们只在自留地上种些土豆和少量的蔬菜。在这个居住区居住的居民，很少能在矿上工作，因此住在那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则在乌拉尔的各个城市工作。
　　为数更多的农民，在骇人听闻的饥荒中死去了。饥荒发生在1932年到1933年间的冬季，这场灾难或多或少是人为造成的。它主要发生在乌克兰的南部地区，虽然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中亚和哈萨克也受了影响。大家可以在《苏联人口》一书里找到乌克兰的人口调查材料，按照书中的说法，乌克兰1926年有人口三千一百二十万，但到1939年只有二千八百一十万了。十三年间人口的实际下降数达到三百一十万。[17]而在同一时期内，苏联的白俄罗斯人增加了一百三十万，几乎增长了百分之三十（1939年9月17日数字）。从1926年到1939年哈萨克人口数量也下降了八十六万人。维吾尔人、阿尔泰人、雅库茨人、通古斯人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口数量也下降了。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口的数量，实际上没有增长。
　　一个苏联普查人口的专家写道，“1933年到1934年的饥荒期间，夭折的儿童数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特別是新生婴儿。1970年人口调查时，有一千二百四十万人生于1929年至1931年间，而只有八百四十万出生在1932年到1934年间。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别不是由于控制生育的人为努力。再者，集体化运动在1929年到1931年间正处在高潮，但是与前三年相比，出生率只有微弱的下降。如果记得这样的事实，即1933年的饥荒是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来临的，而计划生育的方法那时在俄国的农村，实际上还不为人所知，那么无疑，实际情况是1932年到1934年出生的孩子至少有三百万死于饥荒”。[18]
　　1933年到1938年的六年中，中央统计局手册对于俄国人口都重复着同一数字：一亿六千五百七十万（和1933年1月1日的数字相同）。1939年的人口调查得出的数字是一亿七千零四十万，这就是说这六年的人口增长，每年不足一百万。斯大林在一次超额完成计划的康拜因驾驶员会议上说：“在我国，现在大家都说：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加就比过去快得多了。死亡率减低，出生率增大，因而净增数字就大得多。当然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现在我们每年净增人口约300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19]在引述了上面的统计数字后我们已经无需对此加以评论了。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20]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作过如下描述：

　　“三十年代初，在作家当中时兴了一阵访问集体农庄，收集农村新生活道路素材的风气。我也愿意同大家一样去做，于是也抱着写一本书的念头动身去采访。但是我所看到的景象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到处是非人道的，无法设想的苦难，如此可怕的贫困，似乎只有在抽象概念里才存在，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的理智所能理解的限度。我病倒了，并且整整一年不能写作。”[21]

　　三十年代初，有一种特殊的镇压措施，就是在苏联的一部分人口中推行国内护照制度。在沙俄时期，这种护照制度是为了方便警察监视，限制国内的自由迁徙而设立的。它使普通群众的生活大大复杂化了，其程度之甚，致使所有十九世纪末叶的革命者，都把废除国内护照制度，并保证行动的绝对自由，作为一项最坚决的奋斗目标。
　　因此，很自然，十月革命以后，护照制度被废除了，这是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民主措施之一。1928年至1930年出版的《苏联小百科全书》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护照制度是‘警察国家’里实行警察镇压和税收政策的最重要工具。革命前的俄国实行护照制度。护照制度对劳动群众尤其难以忍受，这一制度同时也证明它限制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内部变革。但是变革却逐步迫使政府放宽限制，而最终全部废除了护照制度。在苏维埃法律之下不存在护照制度。……”[22]

　　发给苏联公民的护照只为到国外旅行之用。
　　集体化开始时，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主要依靠强制手段，突然而来的“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运动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骤然下降，紧接而来的就是遍及南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和哈萨克农业区的饥荒。几百万饥饿的农民，潮水一般涌入城市和饥荒不那么严重的地区。小城镇的居民企图到大城市去。每一个火车站上都挤满了饥饿的农民。几年以前，在内战期间和内战后，成千上万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寻找食物，数以百万计的人暂时移居到了乡村。但是，十年之后，这一过程颠倒过来了，农民用移居到城市的办法逃避饥饿，相对来说，城市里能较为方便地搞到食物。1933年春，莫斯科瓦赫唐诺夫剧院[23]在乌拉尔巡回演出。其中一位演员，后来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次旅行，他写道：“沿路所到之处，在车站上我们都看到了成千上万饥饿的农民。他们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从村里走出来，也只能找到一块发了霉的面包。他们有气无力地坐在车站的墙角下面，在车站上睡觉，然后就慢慢死去，每天早晨，车站的警卫都要叫人来，在尸体上盖块帆布，然后放在马车上拉走。”[24]
　　由于不能对付这种成百万农民失去控制的迁移，斯大林政权决定恢复护照制度，颁发护照的对象仅限于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把农民和集体农庄庄员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迁移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限制。
　　当强迫集体化在俄国开始发动的时候，流放中的反对派著名人物，便竭力反对斯大林分子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的声明和信件有许多得以在党报上发表，但只是被当作偏见和诽谤的例子。例如1930年初，《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一名重要的托洛茨基分子拉科夫斯基[25]关于集体化的批评性评论，文章说：

　　“在集体农民所有制的谎言背后，在民主选举产生经理的谎言背后，一个强制性的体制正在建立，使得国营农场里一切现存的东西都相形见绌。事情的真相，就是集体化的农民将不再是为自己劳动。而唯一能够生根、开花、结果的东西，就是新生的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集体农庄把各个阶层的农民（只排除真正的富农），统统聚集到一个屋顶之下，到头来势必把自己置于官僚主义铁索的重重束缚之中。集体化的农民将会什么都缺少，然后又会有大批的补偿以官方保护人的面目出现，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这又一次证明了，官僚社会主义不断地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者。因此，御用文人许诺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垂手可得了，但那除了是个官僚主义的王国而外，别的什么也不是。……
　　“一旦贫苦农民和农虫的庄员，发觉自己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他们就会大规模地涌入城市，使农村失去了劳动力。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府，到那时会不会颁布一条法令，强迫乡村的穷人依附他们的集体农庄，而我们的赤卫队则负责把所有在街上的逃亡者抓起来，遣送回乡呢？”[26]

　　1930年初，《布尔什维克》杂志的读者会认为拉科夫斯基的尖刻预言是十分荒谬的，那样的事绝不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结果时不过两三年，其大部就变成了事实。苏维埃国家确实用护照制度，把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拴在集体农庄里，还命令赤卫队把饥饿的农民赶出城市和火车站。
　　还有一点应该在这里说明的是，受到新的护照制度危害的并不仅仅是农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里，许多居民也没有领到护照，特别是那些数以千计或许数以万计的前资本家、上流社会人物，还有其他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他们都被迫迁移到小的省城，在那里受雇于地方机构，充当下级办事人员。
　　至此需要说几句有关斯大林个人历史的问题。斯大林一生中的悲剧性事件之一，就发生于三十年代初——他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27]自杀了。根据某些传记作者的说法，他以其自己的方式无限忠诚于她，而且她的死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斯大林的性格在1932年之前已经完全形成了。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是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28]，她于1907年去世，身后留下了一个不满一岁的儿子，名叫雅科夫。有一张当时的照片保存了下来，上面是没有蓄须的斯大林与亡妻的家人一起站在棺木旁边[29]。
　　斯大林安葬了第一个妻子之后，就又投身到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世界中去了，他先是在巴库，后来又到圣彼得堡。他离开格鲁吉亚多年未归，儿子就由他的祖母斯瓦尼泽的大家庭抚养。这个家庭里，几乎所有的成年人后来都进过斯大林的集中营，其中有的人，例如历史学家兼政府干部亚历山大·斯瓦尼泽[30]，是按斯大林的手令枪毙的。
　　斯大林在1903年，认识了第二个妻子的父亲谢尔盖·阿利卢耶夫[31]，当时斯大林到梯弗利斯安排巴库的地下印刷所。几年以后，命运又把他带到巴库，那一次斯大林可能见到了他六岁的女儿娜嘉。以后不久阿利卢耶夫便搬到了圣彼得堡。1912年到1917年间，他的公寓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接头地点。1917年7月事件以后，列宁曾有几天在此藏身，因为那时已下达了追捕列宁的通缉令，他被迫在地下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斯大林于1917年也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在1914年被重新命名），并且保持着他与阿利卢耶夫一家的友谊，他为他们十六岁的漂亮女儿所倾倒，而她对来她家访问的职业革命家们也极其热情。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一年以后入了党，此后不久，她就和斯大林结了婚。她曾陪伴他到察里津前线，回到莫斯科以后，她开始在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
　　她在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曾发生过一件稀奇的事情，这一件事是当时道德风貌的极好说明。在列宁的倡导下，1921年秋开始进行第一次党内清洗。通过1920年至1921年的政治危机暴露出有许多党组织很靠不住。列宁认为，为了改善党的质量，有必要缩小党的组织。有提案提出，开除那些抱着个人野心入党的人，还要清除那些当时所谓的“非无产阶级的成分”。要清除的人是“压仓物”，即只是形式上的党员而不参加党的工作的人。列宁在就如何领导这次清洗发出的指示中，提议首先要听取党外工人对某些党员的意见。所以清党的会议对非党工人代表是公开的。其次，列宁提出清洗要自上而下进行，“对任何人都不例外”。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用以负责清洗那些在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工作的党员。该委员会核准要把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开除出党，她当时仍在人民委员会的机构中工作，并刚刚给斯大林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当时她的丈夫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同时还负责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她被列为“压仓物”，即一个不执行党的任务的人。
　　斯大林对此决定有何反应，无人知道。列宁得知这件事之后，用电话口授了一封信给中央清党委员会首脑彼得·扎卢茨基[32]和阿朗·索尔茨[33]，信是这样的：

　　“扎卢茨基和索尔茨同志：
　　“我刚刚得到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被开除出党的消息。我曾经亲自观察过她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也就是在非常接近我的地方的工作。同时我觉得有必要指出，早在十月革命以前，我就已经认识了阿利卢耶夫全家，包括父亲、母亲及两个女儿。当季诺维也夫和我处境危险，必须隐蔽的时候，正是这一家人为我提供了隐蔽之处。他们四个人都受到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完全信任。他们不仅为我们两个人提供了藏身之地，还进行了全面的秘密活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无法逃过克伦斯基[34]的侦探。很有可能委员会鉴于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年轻而忽略了以上情况。同时我也不了解委员会是否在审查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情况的时候，有机会得到有关她父亲的情况，她父亲曾在革命前很久就为党多方工作，我听说他在沙皇统治时期为不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中央负责清党的委员会讲清楚这些经过。

　　“1921年12月20 日，晚8时，列宁。”[35]


　　在列宁的干预之后，虽然还有许多保留意见，但阿利卢耶娃的党籍还是被恢复了。列宁逝世以后，阿利卢耶娃开始在《革命和文化》杂志社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她进了工业学院学习。
　　我之所以叙述这些情况，是因为现在流行着许多有关阿利卢耶娃及其与斯大林关系的传奇。十年以前，我有一次去看一个熟人，他让我看了一本俄文书，名为《斯大林——苏维埃独裁者生平》。书是于1930年在爱沙尼亚出版的，当时的爱沙尼亚还是个独立国家，那里曾是几家流亡者开办的出版社的大本营。只要读一读该书的第一部分，人们就可以看出，那位有髙加索人姓氏的作者，仅仅引用了一些苏联在斯大林五十诞辰之际发表的有关材料，除此之外就简直是杜撰了。举例来说，他断言斯大林象东方暴君那样把他的妻子关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套公寓里，住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圈子里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面。
　　实际上，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党内是个为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她与阿贝尔·叶努基泽，还有阿廖沙·查帕里泽[36]两家都有深交。她与斯瓦尼泽一家关系也很亲密，和仅比她小七岁的雅科夫·斯大林也是很有感情的。她对雅科夫和他父亲之间经常的争吵，感到极为不安，并且为雅科夫自杀未遂一事大为震惊。按照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说法，雅科夫完全是个忠诚的儿子，但是拒绝把他的父亲当作偶像来崇拜。雅科夫曾对斯维特兰娜说：“父亲说的都是各种命题和纲领。”斯大林讨厌雅科夫，并且用冷漠，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他。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斯大林对雅科夫突然企图自杀的反应时写道：“幸好只受了伤，……可是父亲却找到了嘲笑他的理由，说：‘哈哈，没打准啊！’他是喜欢讽刺人的。而妈妈则受了极大的震动。”[37]
　　可能是雅科夫的举动使阿利卢耶娃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她和斯大林的生活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经常吵架，有一次她甚至带着孩子们到列宁格勒住了几个月，[38]但她还是回来了，于是家里又恢复了一时的平静。很显然是阿利卢耶娃在1929年，把她在工业学院的同学尼基塔·赫鲁晓夫介绍给斯大林的，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年轻的党的工作者，1921年他被任命作莫斯科党的工作。
　　当阿利卢耶娃的兄弟帕维尔，因为要办一些与军事有关的工作需要出国时，他问她希望给她带回什么礼物，她要了一支小的女用手枪。[39]帕维尔作为师里的技师参加过内战，以后又任红军摩托化、装甲和坦克处的政治委员。[40]关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有几种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只是在细节上有出入而已。下边的说法是一个曾经和叶努基泽一家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告诉我的。
　　1932年11月7日或8日，有一些布尔什维克在克里姆林官举行家庭聚会，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娜杰日达也出席了，但斯大林迟到了。当他终于到达时，她说了一些半开玩笑的话，这些话使斯大林十分生气，当时他已经喝醉了。他粗暴地回答了她。斯大林有时也吸香烟，而不抽烟斗，[41]这次由于对妻子发怒，就把燃着的香烟向娜杰日达的脸上拋去。烟掉进了她衣服的领口。她拿出烟，跳了起来，但斯大林却很快转过身离开了屋子。娜杰日达几乎立即跟出去了。后来才知道，斯大林回到了别墅，而娜杰日达则回到她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庆祝活动不欢而散，但几小时后发生的事情却更糟。叶努基泽和奥尔忠尼启则[42]接到从娜杰日达住所打来的电话，要他们立即前往。娜杰日达开枪自杀了。在她的身边有一支小小的手枪和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信当然无人敢动。他们立即往别墅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他差不多也立即赶到了。发生的事情显然使他极为震惊，但他却始终沉默不语。
　　不言而喻，报纸上没有提到阿利卢耶娃的自杀。苏联的报纸报道了斯大林妻子因病逝世的消息，还发表了伪造的病情公告。斯大林家里的所有服务人员都被撤换掉了。
　　即使是这样，自杀的说法还是不胫而走。那时，党的最高层的状况与1937年相比，是有很大的不同。1937年，很少有人知道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的真情，甚至连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都相信他死于心脏病的官方说法。1932年到1933年，开始有谣言说，斯大林因为他的妻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而开枪打死了她，有些人倾向于相信这种讲法。不管怎么说，有过布琼尼[43]出于嫉妒，杀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而又把事情完全掩盖起来的先例。
　　自杀的谣传传到外部世界，主要是通过反对派的圈子传出去的。那时正值鲍里斯·苏瓦林[44]在写《斯大林生平》一书。苏瓦林是俄国血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曾在第三国际筹划过设立指导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曾见过列宁。法国共产党成立时，他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由于他积极支持托洛茨基，早在1924年就被开除出党了。以后有几年他继续追随托洛茨基，并在法国加入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团体。但是后来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失望了，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虽然他仍然是个作家兼记者。他的《斯大林生平》一书，1935年在法国问世。这本书，属于著作界对斯大林的政治生涯进行分析的最早尝试之一。该书在法国几经再版，还被译成了其他西方语言，但是战后却一直没有再印，直到1977年，才又在巴黎出了新版。全书叙述截止到三十年代中期。苏瓦林在1977年新版的序言中写道：“著者确信，无权对1935年和1940年出版的书做改动和修正。……由于年事渐高，也就无法再去考察现在的大批可利用的材料，或是继续写完《斯大林生平》。”但是序言很长，此外苏瓦林还增加了内容更为详尽的一章结论，在这一章里，他评论了最近发表的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版物，而且还对他早年的著作作了若干修正。在这些修正中，有一些是关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命运的论述。
　　苏瓦林注意到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的两本书的问世，一本是《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另一本是《仅仅一年》，他写道：“……她相信她的母亲娜杰日达是自杀，但是她却只重复了克里姆林宫所说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所有的人全都撒谎。虽然自杀一说在当时是可信的（我的书里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时到今天，这种说法在克里姆林宫的圈子里，也已经非官方地否定了，同时，权威的见证人也否定了它。”[45]
　　但是，苏瓦林既没有讲出“克里姆林宫的圈子”今天的观点根据何在，也没有讲出“权威见证人”姓甚名谁。因此，上边所说关于她自杀的讲法，看来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通观克里姆林宫1932年时的情况，以官方名义宣布阿利卢耶娃病故，用以在苏联公众面前隐瞒她自杀的真相，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假使确实是斯大林杀死了他的妻子的话，那就无法做到掩人耳目了。在他周围，对他心怀妒嫉的人太多了，更不用说他以前的反对派对手了，他们那时还没有被捕，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和党的最高层人物保持着接触。那时阿利卢耶娃的父毎还在世，他们也不会对女儿的被杀表示逆来顺受，她的兄弟姐妹们也不会保持沉默的。
　　当然，人们可能要批评我完全相信口头证据，而实际上我也确实这样做了。要把握过去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事情，困难就在于事情发生的当时，往往连最少的文字凭据都没有留下。一般说来，根本就没有文字记载，哪怕是在最秘密的苏联档案中也是一样。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只能靠他们的直觉，依靠他们对证据可靠与否的判断能力了。举例来说，当阿利卢耶娃的哥哥帕维尔·阿利卢耶夫[46]去世的时候，据称死因是心脏病发作。斯维特兰娜把这当作事实写在她的书中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把作者的舅舅描述为一个职业军人，他作为苏联政府的军事代表，曾在德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妹妹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国外，后来回国，住在莫斯科。

　　“……最后…段时间，即在1938年他去世前不久这段时间，他常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家里来，也是久久地在我的房里或瓦西里[47]房里坐着，等候我父亲回来……帕维尔舅舅不止一次找过父亲，坚持要保那些被卷进这一巨浪中的他的军队里的熟人……1938年秋天帕维尔舅舅去索契休假，这对他的心脏病是有害的。当他从索契休假归来，回到装甲兵局工作时，已经找不到和他在一起共事的人了……司令部被捕的人是如此之多，就象被一把扫帚全扫了出去了似的……帕维尔舅舅心脏病犯了，他因心脏骤停，死在办公室里。”[48]

　　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死，实际上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就过去了。但是，当幸存下来的囚犯在“二十大”之后回到家里，渐渐摆脱了恐惧心理后，就开始谈论起过去的事情，因此我经常听到关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及她的哥哥帕维尔被谋杀的说法。1938年的时候，内务部就已经掌握了十分先进的暗杀技术。有一些人；出于某些考虑不便逮捕，结果就因为突然的“心脏病发作”而从人间消失的。看来帕维尔·阿利卢耶夫也是这样死的，他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五岁。
　　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一个侄子告诉我说，帕维尔一听说他妹妹的死讯，就立即赶回莫斯科，他应邀去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感到问心有愧，好象要在刚刚惨死的妻子的哥哥面前开脱自己：“我做了她所希望的一切事情，她愿意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要什么就买什么，她还能缺少什么呢？看吧——！”斯大林拉开一个桌子的抽屉，里面装满了十元、二十元和三十元一张的卢布。我个人认为，上述这件事是可信的。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也写到斯大林从许多兼职中，轻而易举地积蓄起大量的工资，他把这些钱就塞在一个抽屉里，甚至连封条都懒得去拆。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由国家提供的。这就也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虽然她写的是战后的事。
　　缺乏可靠的材料来源，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实，就容易把事情搞错或曲解，而且也为故意伪造开了方便之门。不久以前，在西方出版了一本书，据称是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49]的日记。其中有不少真实的情节，起码初看上去象是真的。这本“回忆录”中，有几页谈到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之死。当我读到外国使节和代表询问外交人民委员部，他们是否应该向斯大林表示吊唁这一段时，我认为当时可能确有其事。对斯大林在葬礼上行为的描写也还算可信：当斯大林走近棺材同死者告别时，突然把棺材推了一下，就转身离开屋子，而且再也没有去墓地参加葬礼。但是，当这本“回忆录”的作者讲到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葬于新处女公墓，而不是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因此整个莫斯科都十分震惊时，他就露了马脚。因为把她葬于新处女公墓毫不奇怪，事情正相反，假使她的墓是在克里姆林宫墙内，那才令人觉得奇怪呢。一个人要在死后得到葬于克里姆林宫墙的荣誉，除非生前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这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形成惯例，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种特权从没有扩大到家庭成员。因此，斯大林或他周围的任何人根本不会把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葬于克里姆林宫墙里的，李维诺夫当然应该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不会在日记中对此表示惊奇。以上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了解情况的读者，是可以较为容易地辨别那些伪造的回忆录的真伪。
　　不幸的是，求助于杜撰的不只是骗子，有些真正的作者也这样做。在苏联出版的著作中，能够发现多少谎言和被歪曲了的事实啊！关于列宁，或是内战，或是革命的地下活动时期的那些回忆录，无不如此。娜杰日达的父亲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也写了题为《我们走过的道路》的回忆录，他后来不曾被捕，1945年在七十九岁时去世。他的书于1946年出版，1956年再版。他讲述的仅仅是1890年到1907年这段时间内的事情，但也包括了许多虑构的东西。在记述巴库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时，阿利卢耶夫根本没有提到叶努基泽（他是党组织的创建人，在建立著名的地下印刷所时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对其他在三十年代被杀害的外高加索地区的主要革命者，他也都只字未提。在一切可能之处，他都夸大了他的女婿斯大林——“柯巴”或索索·朱加什维利的作用。从1932年到四十年代，象阿利卢耶夫这种人的行为和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没有被征服、拒绝投降的人（其人数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到了那时已经死的死，失去自由的失去自由了。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谈三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事情。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不仅建立了二十三万个集体农庄，而且使工业获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但在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是1920年至1921年以来最坏的一段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恶化了，货币体系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存在粮食和最普通消费品的严重短缺现象。普遍的不满情绪反映到党内，也波及到了党的机关，在那里，怀疑逐渐开始变成一个还没有组织起来，但已很广泛的反斯大林的对立情绪。
　　与索尔仁尼琴最近的某些断言相反，当时西方报纸大事报道了苏联所经历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批评性的报道发展成为全面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苏联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的消息，影响了西方共产党的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扩大影响。得益的是极端主义集团和右翼党派。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取得了政权。对苏联共产党的严厉批判也见诸于社会党人的报刊，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流亡者的刊物。
　　1928年到1929年，孟什维克仍然同情右翼反对派的纲领。孟什维克的达维德·达林[50]写道：“右倾反对派的王牌是其经济政策，它反对回到战时共产主义，反对国家征收粮食的新制度，反对强迫集体化，以及反对消灭所谓‘富农’的斗争，简言之，就是反对由斯大林的政治局正在进行的对农民的全面掠夺——一场一个月比一个月更残酷的对农民的掠夺。他们的斗争正在引起注意，对右派的同情，在社会各阶层和不同成分中逐渐增加，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这种情绪，在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在富人和穷人中间也是如此。右派政策的最强有力方面，是他们决心反对复活乌托邦，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恐怖。在这方面，再一次表明他们比斯大林派站得高，而且他们的要求，即使还不够完善，却肯定是向形成社会民主纲领的方向迈进的，……只有在这里——在右倾反对派的影响下，才可能形成工人的可观的核心力量，对于这些人来说，反对乌托邦就是指明了向社会民主前进的道路。”[51]
　　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登出的类似声明，反倒成了攻击反对派的武器，因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社会民主党”一词已经变成卑鄙、罪恶、背叛的同义语。斯大林把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统统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由于一些原因，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左翼甚至比其右翼领导更危险，或者比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更危险。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迫切需要的是言归于好，以利共同对不断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作斗争。但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使得和解成为不可能，因而疏远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却继续扩大着其群众基础。
　　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一个中心问题，即三十年代初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把斯大林撤换掉？有没有可能代替他的选择对象？
　　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境，在国外他仍然相信，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一旦崩溃，左倾反对派就可以在苏联掌权。1929年底，他写道：“建国已十二周年的苏维埃共和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特殊的状况之中，显著的成就与严重的困难伴随在一起，两种现象同时都在增长。这就是形势的基本特点，而且又是它主要之谜。……第十三个年头将是矛盾尖锐化的一年，党已窒息，力量丧失殆尽，可能在它还没有察觉之时已被取而代之……集权的机器只能暴露自己不过是架机器而已。无产阶级的核心需要领导，而只有久经斗争锤炼的共产党左派，才能够担负这个领导。”[52]
　　几个月之后，托洛茨基还声称，左倾反对派的地位正在得到加强：“同官方报纸上的谎言正相反，左倾反对派在思想上正在变得更强大，它的队伍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充。在过去的一年里，它的收获是巨大的。”[53]
　　但是这不过是幻想，一种纯属一厢情愿的事情。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之后，左倾反对派便迅速地瓦解了，它的一些基本骨干力量都投隆了。大多数最著名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都“承认”了错误，通过了低三下四的坦白手续之后，他们又从特别监狱或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1932年到1933年间，当从前的左倾反对派稍有企图恢复活动的迹象时，斯大林只需下命令，再判处几人流放或开除几人出党，就足以对付了，这样便完全打破了左倾反对派企图死灰复燃的一切梦幻。托洛茨基固然有能力在国外组织一小部分追随者，还可以出版几份报纸、杂志，但是他在苏联的支持者却丧失了力量。其实这也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镇压和逮捕的结果。当斯大林自己在二十年代后期，突然采取一些极左的政策时，许多前托洛茨基分子在一开始也迷惑不解，随之很快便产生了一种心理，觉得又有可能重新回到党内，甚至还可能变成积极分子。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身居重要的经济工作岗位。而这时，托洛茨基却正严厉地批评斯大林政府所采取的许多“冒险主义的”，不负责任的措施。他呼吁停止全面地集体化，建议代之以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挑选一些村子，建立农庄的方法，这样就可以使这一制度适应农村有限的资源。他提议停止“消灭富农”的运动，而实行以前强制限制富农剥削他人劳动的政策。他坚持认为，斯大林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不现实的计划必须修改。托洛茨基无疑是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些建议对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看来很清楚，托洛茨基对在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真相太不了解。举例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1928年至1931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破坏分子”的审判中，会有任何不实之处。他认为对“沙赫特分子”的审判是正确的，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对所谓“工业党”[54]的指控，他甚至认为，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的领导人，如拉姆金[55]、拉里契夫、加里尼柯夫[56]和其他一些人，判决得太宽了，所以持反对态度。托洛茨基在《反对派简讯》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对破坏分子的审判给我们哪些教益？》文中谴责斯大林和他的拥护者把“外国资本家和俄国逃亡买办的雇佣特务”提拔到国家经济和计划委员会这样高级的岗位上。他写道：“基里连科对工业党的控告，同时也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控告，难道这一点还不清楚吗？这些斯大林主义的头面人物，由于反对真正的布尔什维列宁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世界资本家的工具。”[57]
　　托洛茨基完全相信神话似的“劳苦农民党”确实存在，这个党据说是由经济学家N·康德拉季耶夫[58]和A·查雅诺夫负责领导。“工业党”案件之后几个月，在莫斯科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表演——对孟什维克“联合局”的审讯。托洛茨基又一次相信了骗子基里连科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而不相信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提出的令人信服的论据。他绝对相信达维德·梁赞诺夫[59]有“罪”。梁赞诺夫被解除了职务并被开除出党，理由是说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仓库里保存了 “联合局”档案。在法庭上没有出示这一 “地下档案”的任何样本，但是托洛茨基还是写道，这一项被指控的罪行是“无可争议地确认了的”。[60]他虽然强烈反对枪毙布柳姆金[61]——以前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又是契卡的工作人员，曾在国外秘密访问过托洛茨基——但是当所谓的柳亭[62]集团被粉碎的时候，托洛茨基除了在一旁幸灾乐祸以外，什么也没有做——-正是柳亭曾领导了在莫斯科克拉斯诺普列辛斯基区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攻击。在严厉谴责斯大林的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托洛茨基甚至还写道：“当然，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困难超过了领导的意愿。问题的根子，就在于不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特别是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63]
　　但是，当托洛茨基最后不得不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工业的可观成就和十月革命政权基本稳定的时候，他说：“这证明他们可以做到出人意外的坚韧不拔，这对我们中间最乐观的分子来说，是岀乎预料之外的。”但即使如此，他也仍坚持认为：“除非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全世界范围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经济的支持，否则无法进一步往下发展”。[64]
　　在前面我已经提到了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政策。但是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同时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危险之后，共产党终于吸取了教训，虽说至此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1934年开始，首先在法国，然后在西班牙，接着在第三国际其他的支部，开展了一场与社会党人，包括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人物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但是，托洛茨基那时正倾其全力要建立第四国际，他在社会党问题上继续采取宗派主义的路线。在日内瓦出版的《第四国际与战争》一书中他写道：

　　“我们将利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方法来捍卫民主，使其不受法西斯主义的侵害。与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我们不会把这一重任交给他人。既然在和平时期，我们尚且反对‘民主’政府而毫不与之妥协，那么到了战时，到了资本主义的卑鄙、罪恶全都以其最狰狞、最杀气腾腾的面目出现的关头，我们如何述能够相信他们的行动有丝毫的责任感呢？
　　“现在大国之间的对抗，并非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争夺。因为在两个阵营中既有法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又有波拿巴主义的和‘民主的’国家，那么争夺就势必要演变成国际战争……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无产阶级历史任务之间的鸿沟，现在要比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夜更为明显。反对群众的爱国迷信的斗争，首先意味着从组织方面、政党方面、纲领方面、旗帜方面反对第二国际，并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65]

　　但是，如果前左倾反对派不能取代斯大林的领导地位的话，那么右派就更不可能了。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从政治上和心理上都崩溃了。布哈林分子最担心的事情，在三十年代初都变成了现实，他们的一线生机，被党报上的一次猛攻给扼杀了。
　　但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地位就无可争议了。党内的情绪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家所遭受的灾难，以及普通人民群众不满的影响。许多在党的机构里工作的人，思想上都很混乱，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因为他们在区、市、地区党委一级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措施时首当其冲。那些年，党和国家机器是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象托洛茨基那样，用“热月党人专政”来形容，就过分简单化了。这架机器里，老一辈的党的工作者占压倒多数，由于地下斗争、革命和内战的磨炼，他们已变得十分坚强。他们并不是斯大林操纵的这架行政机器上顺从的齿轮轮牙，他们当中，当然也有官僚分子，也有丝毫没有理想的精疲力竭的堕落人物，这些人只关心自己如何升官发财。但是有许多人只是受了斯大林的骗，而其他一些人，即使是受了骗，却仍然相信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保持着相当的革命干劲。现在，因为他们开始思考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斯大林其人的怀疑也就开始产生了。他们虽然正在失去对斯大林的信任，但是也不存在转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方面去的可能。这些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心目中，还没有一个有足够权威或名望的领袖。但是，在1932年年底前后，政治局在讨论国内及外交政策的时候，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两个界线分明的集团：温和派与极端派，或是如他们当时所称的“鸽派”和“鹰派”。政治局里的投票情况变化多端，这要看讨论什么议题，但是设想温和派中包括基洛夫[66]、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和加里宁，我们这样说也不会担犯太大错误的风险。在这期间，无论政治局内的分歧，还是党内下层中的不满，都没有达到公开或直接对抗的地步，那时也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反对派纲领，当然斯大林也不会坐等其出现的。
　　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早十年，即在1923到1924年掌权的话，三十年代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制造的残忍的绞肉机——就可以避免。但是我们不应把托洛茨基理想化。
　　我已经提到过维克多·塞尔日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的相互地位的看法。作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塞尔日大大夸大了托洛茨基在党内的潜在作用。埃里希·沃伦贝格在为塞尔日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对塞尔日的许多论点做了批判，他写道：

　　“塞尔日设想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政治上的代替者。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人、一个革命家和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绝对优于这个毁灭了党的全部列宁主义老干部的残酷的格鲁吉亚暴君。但是我们知道，托洛茨基于1924年曾精心炮制了一个政治纲领，提出取消新经济政策，主张实行集体化——为了不出大毛病，要尽可能地谨慎从事，并且最好‘分期分批’地小规模进行。然而，斯大林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开始也只‘仅仅’注意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他所设想的集体化进度也非常缓慢。但是这些温和的措施，却意外地遇到了绝大部分农民的反对，这使得城乡之间的关系变得麻烦起来。列宁曾认为城乡关系是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而斯大林对农民反抗作出了很粗暴的反应。他说：‘我们不能容忍在军事危险的同时（那时是有日本人进攻的威胁），乡村用手枪逼着我们的脑袋。[67]他命令在百分之四十的农民中间实行集体化，并使用严厉的行政手段来将其付诸实现。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农民的不宣而战，由于枪杀、大规模流放和集中营关押，结果造成无数生命的牺牲，财产和牲畜的损失。背弃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后果，就是使社会主义社会丧失了列宁指出过的那些特点。
　　“但问题的逻辑是一样的：由于托洛茨基的政策是逐步取消新经济政策，那么他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人们不能想象这位创建了红军的人会对农民和耐普曼投降”。[68]

　　许多党的活动家并没有支持托洛茨基，因为他们对列宁在遗嘱中，提到他的过分严厉的工作方法非常熟悉，对他爱使用命令和法令的手段也很熟悉。三十年代初，托洛茨基意识到，不仅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支持者反对他，而且那些他认为是他最信得过的追随者，那些能够独立站在苏联工人阶级前列的“经过战斗洗礼的共产主义左派”也反对他。他悲愤交集地写道：

　　“革命是一所严厉的学校。它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毫不怜悯那些骨干力量。整个一代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耗干了。只有很少的人活了下来，但是在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器顶层的大多数人，精神上已经崩溃了。……在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的投降，已使成千上万的人学会了投降术。
　　“政治的传宗接代是巨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每一个阶级和政党，都会以它自己的特殊方式面对这个问题。列宁常常嘲讽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甚至说革命者过了五十岁以后就应该送他回他们的祖宗那儿去。但是这个冷酷的笑话，却包含着一个严肃的政治思想。每一代革命者都有一个发展的顶点，在这点上，他们将变成他们自己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人们很快就会被政治搞得精疲力竭……当然例外总还是有的，否则就不会有思想意识的延续了。
　　“今天，我们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年轻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反对模仿者的斗争的目的。模仿者可能仍然在表面有力量，但从思想上说，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69]

　　托洛茨基不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无疑，列宁的话从形式上和本质上都被他歪曲了。托洛茨基偏偏好使用华丽词藻，对于生活在流放之中的他来说，这些华丽词藻只不过是些空话，但斯大林却经常读托洛茨基的书和文章，有时还很认真地对待他的观点。斯大林在1928年到1930年间，有许多政策毕竟包含了不少托洛茨基的思想，虽然是以非常粗糙的形式出现的。如果我们把上面所引的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以后，以极端愤怒的心情所写的东西，与斯大林1936年到1939年的实际所为拿来做一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斯大林几乎把所有党的老战士都“送回祖宗那儿去”了，包括左倾和右倾反对派，甚至连同那些与一切反对派作斗争的人。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整整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到四、五十岁。斯大林在这里是不是也听从了托洛茨基的意见呢？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斯大林是独自作出决定的。消灭党的整整一代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尽”或“气息奄奄”了，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具有力量，斯大林担心这种力量会转而反对他。因此斯大林决定把他们都送回老家去，而将来在党的青年一代工作者中寻找支持，他们从没有进过革命的学校，但却走进了斯大林主义的伪造术学校。



[1]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查雅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аянов，1888年1月17日——1937年10月3日），苏联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科幻小说家。1917年曾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21—1923年任苏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0年因卷入“劳动农民党”案件被捕。1932年被判处5年徒刑。1917年3月再次被捕，10月遇害。1987年平反。

[2] 1975年11月27日的巴黎流亡者报纸《俄罗斯思想》曾提及查亚诺夫这本书。查雅诺夫死得很惨。他被指控参加了所谓“劳苦农民党”（这个党根本就不存在），1929年被捕，经秘密审判后处死，苏共二十大以后，查雅诺夫的妻子O·E·古列维奇向苏联检察院陈请为她的丈夫平反。一位检察官回答她说：“犯罪事实确实不存在，但是我们不能为他平反，因为中央没有指示我们重新审理1929年到1931年的案件。”——原注

[3] 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在他的长文《斯大林主义的再认识》中，探讨了集体化运动中这方面问题。我下面的论述有很大一部分参考了他的材料。他的这篇文章1973年写于莫斯科。阿古尔斯基现居住在以色列。——原注

[4] 俄国有些修道院的修女等从事手工业劳动，有的修道院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农场，以出卖牛奶、奶制品为生。——中译注

[5] 叶努基泽是列宁时代的老干部，曾被流放西伯利亚，是斯大林的夫人娜·阿利卢耶娃的教父，后因反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政策而被镇压。——中译注
　　阿维尔·萨夫隆诺维奇·叶努基泽（Авель Сафронович Енукидзе，1877年5月7日——1937年10月30日），1894年起开始组织学生运动。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9年平反。1960年恢复党籍。

[6] 摘自I·A·萨茨《回忆散记》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7] 米哈伊尔·萨莫伊洛维奇·阿古尔斯基（Михаи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Агурский，1933年？月？日——1991年8月21日），苏联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出身于革命家庭。20世纪50年代末期参加工作。196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工作。1970年起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75年移居以色列，曾担任以色列工党中央委员。1991年回国访问，反对“八一九”政变，8月21日因受政变刺激，在莫斯科突发心脏病逝世。

[8] 实为庇护十一世，作者这里写错了。
　　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1857年5月31日——1939年2月10日），原名安布罗吉奥·达米亚诺·阿希尔·拉提（Ambrogio Damiano Achille Ratti）。1867年起进入修道院。1911—1918年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1918—1921年任梵蒂冈宗座巡阅使。1921—1922年任米兰总主教。1922—1939年任梵蒂冈教皇。1929年同意大利签订条约，承认法西斯党在意大利的统治，以换取梵蒂冈成为主权国家。1937年公开反对纳粹德国。30年代积极参与反共活动。1939年2月10日逝世。

[9] 米·阿古尔斯基:《斯大林主义的再认识》第10页。——原注

[10]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98页。——原注

[11]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苏联作家。代表作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2]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潘菲洛夫（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Панфёров，1896年10月2日——1960年9月10日），苏联作家。1920—1924年期间是“拉普”领导人。1924—1931年任《农民杂志》编辑。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1—1954年任《十月》杂志主编。1941—195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4年被解职。1960年逝世。

[13] 俄罗斯东部即西伯利亚。——中译注

[14] 这里指的是银制十字架。——中译注

[15] A·M：《赞美我主》，未发表手稿。——原注

[16] 《苏共历史问题》第5卷（1975）第140页，这篇文章所给出的数字要高于那些在1933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报告的数字。——原注

[17] 见戈祖洛夫与乔治安茨合著的《苏联人口》（莫斯料，1969年）。——原注

[18] M·马克苏多夫：《1918年至1958年苏联的人口损失》。——原注

[19] 《真理报》1925年12月4日，中译文引自《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3页。——中译注

[20] 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年1月29日——1960年5月30日），苏联诗人、作家、翻译家。1913年开始从事写作。1958年凭借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

[21] 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22] 《苏联小百科全书》（莫斯科，1928—1930）第6卷，第342—343页。——原注

[23] 莫斯科出名的话剧院。——中译注

[24] 尤·叶尔甘：《粉饰的艺术》（纽约1952年）第46页。——原注

[25]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26]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7期，第18—19页。——原注

[27] 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1901年9月9日——1932年11月9日），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1918年同斯大林结婚。1921年加入俄共（布）。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同情反对派。1932年自杀身亡。

[28] 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斯瓦尼泽（Екатерина Семёновна Сванидзе，1885年？月？日——1907年11月22日），斯大林的第一任妻子，1907年因斑疹伤寒逝世。

[29] 该照片由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党员普罗科非亚·查帕里泽（化名阿廖沙）的女儿保存。查帕里泽后在巴库任政委，照片是他的女儿从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的母亲手中得到的。——原注

[30] 尼古拉·萨姆索诺维奇·斯瓦尼泽（Николай Самсо́нович Свани́дзе，1895—1937），1917年加入俄共（布），积极参加高加索革命运动。190年任苏呼米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5年期间在外高加索联邦工作。1925年以后曾在外高加索联邦担任供应人民委员。1932年以后在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31]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Серг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Аллилуев，1866年10月7日——1945年7月27日），斯大林的岳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成员。1907年移居彼得堡，为布尔什维克提供秘密集会场所。七月事件后曾为列宁提供躲藏地。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开展地下工作。此后在电气化领域工作。1945年逝世。

[32] 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Пётр Антонович Залуцкий，1887年2月？日——1937年1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1917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进入红军。1919—1920年任库尔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及主席团成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28—1932年任下伏尔加河国民经济区域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62年平反。

[33] 阿朗·亚历山大罗维奇·索尔茨（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льц，1872年3月10日——1945年4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战争。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5—1937年任苏联副总检察长、最高法院法学院主席。1937年公开抨击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职。1938—1945年被关押在精神病院。1945年逝世。

[34]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35] 《列宁全集》第51卷，第82—83页（中文版《列宁全集》未收录此信，此处译文为中译者所译。——中译注）。——原注

[36] 普罗科菲·阿普雷森诺维奇·查帕里泽（Прокофий Апрасионович Джапаридзе，1880年1月15日——1918年9月2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领导了巴库大罢工。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1—7月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4—7月任巴库公社内政专员。1918年6—7月任巴库公社食品专员。巴库公社被颠覆后被捕，后被米高扬救出。1918年9月20日同邵武勉等26名巴库公社委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英国干涉军杀害。

[37] 见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译注

[38]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曾言及此事，但是并未提到历时“几个月”。——中译注

[39] 参见《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24页、第61页。——中译注

[40] 同上。

[41] 斯大林总是抽烟斗，有时也吸一种俄国人喜欢的香烟，烟不长，上面有一段硬纸做的长烟嘴。——中译注

[42]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43]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1919年加入俄共（布）。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44] 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

[45] 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巴黎，1977年）第605页。——原注

[46]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阿利卢耶夫（Павел Сергеевич Аллилуев，1894年？月？日——1938年11月2日），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兄弟。曾参加内战，发起成立了红军总装甲局，曾担任红军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因心脏病逝世，但有人怀疑他是被格别乌毒杀的。

[47] 瓦西里·伊索福维奇·斯大林（Василий Иосифович Сталин，1921年3月24日——1962年3月19日），斯大林的二儿子。1938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8—1952年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1953年被转入预备役，同年被捕。1955年被判处8年徒刑。1961年假释出狱，被流放到喀山。1962年死于喀山。

[48] 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译注

[49]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50] 达维德·尤里耶维奇·达林（Давид Юльевич Далин，1889年5月24日——1962年2月21日），生于白俄罗斯罗加乔夫（Рогачёв）。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因参加反抗沙皇专制的学生运动，而在1910年被捕。随后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委员。在1917年8月的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同年年底的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流亡德国，担任孟什维克流亡组织的领导。纳粹德国上台后流亡波兰，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流亡美国，进入《新社论》（New Leader）编辑部工作。1962年在纽约逝世。

[51] 《社会主义通报》（柏林），1929年第22期，第6—7页。——原注

[52] 《反对派简讯》1929年第7期，第4页。——原注

[53] 《反对派简讯》1930年第10期，第4页。——原注

[54] 工业党、农业党、孟什维克联合局，是于1930年苏联政治保卫总局破获的三个“反革命组织”，苏官方称这三个组织受外国间谍机关的指使，企图在苏联制造混乱和破坏，从而促成外国主子预定的1930年武装干涉。工业党主要参加者据称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农业党据称是由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富农反革命组织”；联合局全称为孟什维克联合局，据称由原孟什维克分子组成。工业党的首领为拉姆金等五人，于1930年底判为死刑，后改为十年徒刑。拉姆金本人在监狱中发明了一种新型锅炉，获释后获列宁奖金。农民党首领为查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一般认为这三起案件是错案。——中译注

[55] 列昂尼德·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金（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мзин，1887年10月14日——1948年6月28日），苏联工程师。20年代曾在苏联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任职。1930年因“工业党”案件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36年获大赦出狱。1943年获斯大林奖一等奖。1948年逝世。1991年平反。

[56]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加里尼柯夫（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алинников，1878年10月25日——1939年？月？日（或1942年3月？日/1937年？月？日）），苏联科学家。1920—1922年任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校长。此后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空军学院、全苏工程师协会任职。1930年因“工业党”案件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其后的情况不明。后获平反。

[57] 《反对派简讯》1931年第17—18期，第21页。——原注

[58]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ондратьев，1892年3月4日——1938年9月17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7年曾任临时政府粮食部长助理、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1919年退出政治活动。1920—1928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市场研究所主任。1920—1923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农业经济学和政治学系主任。在此期间提出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1930年被捕，被指控是反苏组织“劳动农民党”首领。1932年被判处8年徒刑。1938年遇害。1963年部分平反。1987年完全平反。

[59] 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1870年2月26日——1938年1月21日），1887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1年领导了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斗争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反对列宁。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开除国籍，先后流亡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此期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同时先后与“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合作，曾在维也纳《真理报》任职。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战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同时在托洛茨基主编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担任编辑部成员。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区联派”，后跟随“区联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谈判。1921年“工会”讨论失败后淡出政治活动。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参与创办莫斯科天文馆。他虽未参加反对派组织，但为各反对派提供了物质援助。1931年因被指控与孟什维克有联系而被捕并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89年恢复党籍。

[60] 《反对派简讯》1931年第20期，第7页。五年过后，在《简讯》上发表的一项文件的注释中，托洛茨基写道：“《简讯》的出版人必须承认，在审判孟什维克的时候，我们大大低估了斯大林统治下的司法机关的卑鄙，而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特征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过于认真地相信了前孟什维克的供词。”见同上刊物1939年第51期第15页。

[61] 雅科夫·格里格列维奇·布柳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 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

[62] 马尔蒂米安·尼基希奇·柳亭（Мартемьян Никитич Рютин，1890年2月1日——1937年1月10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时入伍。1917年任哈尔滨苏维埃主席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哈尔滨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兼伊尔库茨克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伊尔库茨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伊尔库茨克委员会主席，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3—1924年任联共（布）达吉斯坦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7年期间支持斯大林，大肆迫害左翼反对派。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以后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0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1年获释。1932年秘密组织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柳亭集团），同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63] 《反对派简讯》第10期（1930年）第2页。——原注

[64] 《反对派简讯》第29—30期（1932年）第3页和其它地方。——原注

[65] 托洛茨基：《第四国际与战争》（日内瓦，1934年），第12、16页。——原注

[66]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1904年底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为弗拉基高加索苏维埃委员，期间靠近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10月被选为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捷列克苏维埃委员。1919—1920年任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红军独立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5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政府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全权代表。同年又受命率苏俄代表团在里加与波兰签订和平条约。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6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

[67] 此处原作者引用斯大林的话未注出处。——中译注

[68] 塞尔日：《革命者的回忆1901—1941年》第12—13页。——原注

[69]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柏林，1932），第110—11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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