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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ир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世界形势与共产国际
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时间：1932年
Zveza 翻译
I. 对世界形势的概述
1．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开启了新的时代，迎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总危机。然而，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革命的评价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处于持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状态。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背景之下，工人运动潮起潮落，经济行情的衰退也伴随着短暂的、表面的上升。托洛茨基和列宁就多次重复过：“资本主义至死都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革命的评价并不是说每时每刻都有直接的革命形势。但是，它在任何一个时刻的缺失也并不会让时代的革命性质失效。
暂时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危机之中发展的，某场特定的暂时性经济危机，哪怕它影响到了全世界（1920—1921；1930—1932），也并不会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战后的上升也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危机这个基础之上发展的，而且这种上升是短暂的、表面的，所以既不能说资本主义实现了有机的恢复，也不能说它达成了无条件的稳定。
尽管循环交替周而复始，尽管世界生产在“稳定”年代当中总体上超过了战前水准，但资本主义并没有达到有机的平衡，而是被历史危机推向最终的灭亡。
2．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危机说明，资本主义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不再能够利用一切科技思想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全部生产力量和庞大的生产设备。哪怕在战后周期里最繁荣的上升阶段，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陷入长期失业，大批生产设备负荷不足。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它不仅不再引领各国向前发展，甚至都不能在大多数国家维持它们过去就已经达到的那种生活水平。
世界经济轴心在战后转移到了美国一边，这就把欧洲的生产力赶进了死胡同，并且说明：战后的世界经济发生了如此的形变，而美国的崛起正是以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衰落为代价的。这种形变也相应地改变了战后周期作为生产力发展表现形式的特征。虽然美国崛起的这个周期近似于战前周期，但它在欧洲的特点是抽搐和痉挛。英国的一些主要工业部门自战争以来一直处于长期萧条当中，而法国工业周期的阶段上升则主要是因为它寄生在被战争蹂躏的德国身上吸食了汁液。
和战前的情况不同，当前周期的上升阶段是表面的、转瞬即逝的，可以说是萎靡的复兴，而危机阶段则是长久的、深刻的。
战后的民族国家边界成倍扩张，极大发展的军国主义使得国家间和阶级间的矛盾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则在它们的束缚当中抽搐跳动。社会生产力已经超越了国界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人类必须要在二者当中做出抉择：要么退化衰落，要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全部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历史性总危机的经济表现，同时也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为不断深化的革命形势提供了经济基础。
3．德国无产阶级在1921年—1923年遭遇失败，使得资本主义迎来了局部的稳定时期。然而，已经过去的这个“稳定”时期却是以阶级矛盾的强烈爆发而著称的：英国大罢工、维也纳起义、中国革命、印度1930年的事件，还有西班牙的革命。
在过去的十年里，能够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一切先决条件都不止一次地发展成熟过；无产阶级不止一次地接近夺取政权（德国、中国）。但是，尽管整个时代充满革命的因素，共产党却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产阶级遭受失败，并且给了资产阶级新的喘息时机。
4．资本主义在击退了第一波革命攻势之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让美国能够打着“帮欧洲保证口粮”这样的幌子，全面地剥削欧洲。对于欧洲的阶级“安抚”，美国则是戴着和平主义的假面办事，并且扶植欧洲的改良主义来做它直接的政治支柱。第二国际那半腐烂的尸体在美国黄金的催化下死而复生了，而改良主义的幻想也在工人阶级当中复活了。
和平主义反映出，阶级力量的对比从无产阶级一方转向资产阶级一方，同时它也影响了各共产党的状况。在工人运动内部，民主派占了上风；在共产党内部，右派和中派占了上风。共产国际的左翼正遭到削弱和排挤。
1923年—1927年的政治失败决定了无产阶级今后在经济斗争中也会遭遇失败。1928年和1929年的标志是资产阶级全面进攻，而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战斗。当1930—1932年的经济危机到来时，世界工人运动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被削弱了。
5．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工人运动，同时也开始消解一些国家（德国、奥地利、英国）之中群众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
危机加速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分化。资本主义发生了公然的退化，并且重新回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上（英国等国）。失业率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闻的程度。欧洲工人贵族的作用和影响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的普遍衰退而削弱，如今则更是走向了终结。在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正逐渐变得均等。各国的信贷危机使得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苏联的存在正在动摇资本主义制度。
但世界经济危机也在经济上削弱了苏联（因为它无法利用危机获得贷款），迫使它以极低的价格向国外出售商品。外汇的混乱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地区化日益加深。在中小企业破产的背景下，资本进一步集中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手中，但同时资产阶级的阶级自信心也在下降。
帝国主义者狂热地找寻用资本主义办法解决危机的出路，因此他们正在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针对苏联的战争。这场危机在客观上使整个世界局势革命化了，为革命性的危机创造了一些先决条件，但它至今（32年4月）还没有让工人运动摆脱消极被动的状态。危机之前工人阶级遭遇了失败，包括苏联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失败、各个共产党的危机、近年来变得极其猛烈的资产阶级进攻，而且无产阶级缺乏一个能够领导它进行斗争并带领它取得胜利的团结一致的先锋队——这一切条件都帮助社会民主党人维持了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消极被动，并且引导破产小资产阶级和在国家危机中（德国、奥地利、英国）受苦最重的那一部分工人，让他们的不满情绪倒向法西斯分子和保守派。因此，过去的这个危机阶段总体上是加强了世界反动派的力量，有利于它的主观代表——资本主义代议制中的保守党派以及法西斯分子，同时在一些国家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制度的危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阶级国家形式。资本主义的向上发展让它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提供一些经济和政治让步，但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迫使它又夺走工人阶级通过若干代工人斗争几十年才赢得的这些成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倒退也会引起社会政治领域的倒退。但事实证明，如果不剥夺工人的政治成果，即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所谓“自由”，就不可能剥夺他们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危机一方面是从顶层开始的——垄断资本寻求更加有力的新统治形式（法西斯），对它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则是从底层开始的——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也对它进行打击。作为垄断资本最富侵略性的集团所组成的党派，法西斯分子通过熟练的蛊惑手段把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绝望工人中的落后成分引向他们的路线。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正试图通过建立法西斯专政来极度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从而实现新的经济平衡。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平衡，经济平衡就无法维持（反之亦然）。
托洛茨基同志在第四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就确定了这个问题，并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一次——这个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时代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走向尽头的阶段，“是走向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步。”可见，世界经济危机已经把这个二选一的抉择提上了欧洲战败国（德国、奥地利）的日程表。
II．共产国际
6．共产国际已经被中派变成了苏联官僚机构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工具。它的外国分部被降级成了苏联的边防警卫。（“唉，不顶用的警卫！”——列夫·达维多维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隆重宣布“革命形势”到来，并且在革命处于退潮时期、工人已成疲惫之师的德国组织街垒战斗，用“左”的喧嚣叫喊掩盖自己的叛变，掩盖它在印度事件、英国海军罢工和中国战争中的沉默，从而掩盖和隐瞒最主要的帝国主义集团——英国和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
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主人，尤其是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利益受到影响，在德国那套大吹大擂的空话和盲动的“左”倾冒险就会变成公然背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就会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向《凯洛格公约》[1]看齐，看国联和美国的脸色办事，并且遵循李维诺夫的方针，嘴上念着和平主义的空话、疯狂签订条约，就用这些办法取代马克思和列宁的策略。在战术层面装出“左”的样子，在战略层面背叛出卖、推行机会主义——这就是近年来共产国际领导层“总路线”的内容。
这条路线的起点是1928—1929年现任领导层与右派之间的机构决裂，而理论上的辩护理由则是至今还没遭受审判、重新涂上了极“左”色彩的“第三时期”理论。
7．对于持列宁主义观点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曾确定的基本立场，中派进行了修正。
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基于对世界局势的冷静研究和实际分析。”中派抛弃了这个立场，并且在革命斗争自战后以来最大的低潮期（1929—1931）鼓吹革命形势。中派大肆宣扬“红色日”和“街垒战”（1929年4月），无休止地号召总罢工和示威而不考虑一些国家的情况，同时在其他国家公然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从而摧毁了共产国际最强大的各个分部，导致各共产党衰弱波动，同时疏远了群众，使得他们对党的呼吁无动于衷。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斗争的形式和手段，以及进攻和防守的问题，都和不能随心所欲加以创造的特定条件紧密相连。”而中派则照着自己的心意，在资本发起进攻、无产阶级完全处于守势的时刻宣布说，这是发起进攻战的时期（斯大林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这么说的）；而台尔曼甚至还说（1931年春天），“共产党人会自己（！）创造出一个革命形势。”结果事实证明，中派不仅没有能力组织无产阶级发起进攻战，甚至也没法搞好防御战，他们修正列宁主义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最后造成了一系列极为重大的失败。
8．中派藐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即共产党员有责任“通过影响工会、向其他与工人群众联系的政党加强压力，为了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发起战斗”。他们主要把赌注押在没参加组织的工人身上——还宣称说这些人好像比参加了组织的工人更革命——还有失业者身上。结果，中派放弃了罢工斗争这根杠杆，让党在企业当中的影响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在资产阶级发起进攻的时刻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抵抗。
9．“在阶级斗争中强行把工人分割成两个独立部分，这样的理论和做法对目前的革命时期极其有害。”（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派违背了这个警告，开始在有统一工会运动的国家（德国、英国、美国）建立并行的工会，并且在改良主义者掌握的【无法辨识】国家【无法辨识】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让他们【无法辨识】各处的共产党员当作分裂分子。
中派把共产党对工会的领导变成了官僚式的监护，破坏了工会民主，把宗派主义的策略强加给工会，要求每个工会会员百分百地接受“总路线”。结果，中派在工会当中引起了“独立”和“非政治化”的恶性反应，在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红色工会分裂之后，又使得法国的红色工会陷入新的分裂。
10．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道：“在无产阶级日益陷入困境、阶级冲突日益尖锐的时代，共产党要接近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以便要求它们面对着无产阶级群众公开做出回答：它们和它们有权有势的机关是否准备同共产党一起，为反对无产阶级赤贫化、为满足他们的最低要求、为争取哪怕是一小块面包而进行斗争。”中派抛弃了这项决议，取而代之的则是“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这样宗派主义的极“左”口号。这样一来，中派就完全放弃了统一战线这个策略，尽管这个策略是为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而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无法辨认】2）“通过持续不断的实际说明来‘揭露工贼’”（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3）在争取到工人阶级的【无法辨认】之后，或者革命党【无法辨认】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日程的阶段，把大多数无产阶级争取到自己这边并脱离【无法辨认】。
中派提出“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这个口号，也就是只和已经在追随共产党员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这实际上就是放弃同仍然追随自家领袖和组织的数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工团主义工人建立统一战线，并且在真真正正“为了一小块面包”而斗争的时刻主动弃权。中派拒绝采用统一战线策略，这就是把工人推向了改良派和工团派的怀抱，为无产阶级预备了新的失败。
11．中派在“第三时期”开始大肆宣扬“社会法西斯主义”，这让工人阶级迷失了方向，破坏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信任，让他们不再认为“共产国际严谨认真地批判社会改良主义，以此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在社会改良主义这条背叛道路上的所作所为”。
中派把危机影响下不断增长的法西斯反革命浪潮说成是革命高潮、“群众的左转激进化”和革命的发展壮大。但虽然他们很晚才承认法西斯主义日益增长的危险，这也让他们不得不意识到，“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当中……不可能自断去路，阻碍同改良派达成实际协议。”（列·托）共产党必须主动组织反法西斯工人的联合阵线，领导这个阵线，从而暴露出社会民主党领袖没有能力与法西斯主义斗争到底的事实，使他们彻底垮台。结果，社民党推举自己当上了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者，这就中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和工人退出社民党的进程。
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和加剧为政治危机创造了强大的客观前提。但是，共产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准备好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客观情况增强了群众对共产党的向往，但整个共产国际领导层内充满官僚主义、缺少革命路线、走上了热月式的深刻蜕化过程，这一切驱使革命工人远离共产党，造成巨量的人员流失，导致共产国际的各个分部进一步崩溃。
【第12小节无法辨认】
13．西班牙共产党与西班牙工人阶级在革命前夕进行的群众斗争毫无关联。即便是在革命发生的时候，它也依然和群众相隔绝。
尽管如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第二天，共产党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并不是争取群众、把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提出了“立刻推翻政府”的口号，群众当然是不能理解的。然后领导层向右转，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打折扣的专政”。
西班牙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而西共还是那个与群众隔绝的小派系，它的政治路线让托洛茨基同志不得不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舆论界发出警告：“在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下，西班牙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受到直接的威胁。”
14.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削弱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加剧了它主要的社会支柱——改良主义所受到的侵蚀。“工人政府”崩溃、工党和独立工党内出现脱党和分裂现象、工会领导和工党总体上“左倾化”——这一切都表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革命化。就其本身来说，这会为共产主义运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但是，正如上次议会选举所反映的那样，共产党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派别，因为坚持它宗派主义的“阶级反对阶级”（从极“左”的含义来理解）政策而与群众隔绝。成员以百万计的少数派工会运动已经化为乌有，工党则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通过左转手段掌握住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而在工人阶级的其余部分，尚未成形的骚动则被资产阶级利用，引向了保守派的轨道。这样一来，在共产党事实上缺席的情况下，群众对这两个“工人政府”的试验失望了，从而让保守派暂时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
英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之后还是坚持它的宗派路线，这加强了改良派的力量，造成了脱党和分裂，把党内最好的代表排斥在外，并且不可避免地让它在工人中已经微不足道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了。
15．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个德国垄断资本的极右翼、沙文主义和恐怖主义政党，在过去两年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社会基础是大农场主、富农以及最富侵略性的重工业和金融资本圈子。小资产阶级曾在1923年追随共产党，在危机前夕追随社民党和其他“魏玛联盟”的政党，他们对这些政党的政策失望了，于是在危机的鞭打下投入法西斯阵营，暂时成了它的社会支柱，并把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拉到它的后面。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第一线的德国，这个被凡尔赛条约束缚的德国，正在危机的压力下窒息。法西斯的夺权斗争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为代价，企图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德国延续生命。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胜意味着“法西斯的坦克会碾过德国无产者的头颅和脊梁”（列·托），也就是说，这会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
在这个阶段，假如经济危机缓和，法西斯的危险就会消散。但危机的加深助长了它，并且让法西斯分子武装夺权甚至是通过议会手段上台的危险都变得迫在眉睫，而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引起内战。当然，假如工人阶级打败法西斯，就能为德国无产阶级开辟出一条直接摆脱危机的革命道路。
不能排除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遏止希特勒的组织”（列·托），这不仅是奥地利的情况，也有可能在德国发生。
然而，法西斯分子的成败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共和整个共产国际的路线（或者说它现在的路线就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目前的领导下，德共没有能力完成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在法西斯的威胁之下，德共的党员数量增加了，但其中工人的数量在过去两年里缩减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二。党的工人核心出现了急剧的转变，从大型企业变成了小型企业。由于没能在企业中建立有力的无产阶级基础，共产党试图在危机时刻弥补它失去的东西，依靠无产阶级当中更不坚定、影响力更小的部分——也就是没参加组织的工人和失业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并且借用法西斯分子的“人民革命”口号【无法辨认】。这一切都帮助了社民党，让它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形式为不满的社民党工人创造了一条排解苦闷的出路【无法辨认】加强了社民党而削弱了德共。
中派所不明白的是，在法西斯的首要威胁之下，由德共和社民党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术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在这样的时刻把主要火力集中在社民党身上，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法西斯分子。共产党的领导层“犯下了罪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评价），因为他们参加了31年8月9日的普鲁士公投[2]。这一步是直接帮助了法西斯。德共参加公投的举动切断了“工人开始涌向共产党”这个潮流，帮助社民党掌握住远离共产党的那些工人，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工人眼中唯一的反法西斯政党，并且决定了德共在总统选举中的败北。在符腾堡和安哈尔特（1932年4月）举行的公投也是同样的罪行，这些公投由德共倡议、由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协助，结果给法西斯分子带来了胜利、给共产党人带来了失败，使得德共在31年【原文如此，应为32年】4月24日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中大败亏输。
此时的德国正因为极其深刻的危机和社会对立前所未闻的尖锐化而动摇，而德共领导层的这一切行动却延缓了共产党的发展，限制了它的影响力。
16．在列宁的领导下，共产国际、联共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路线是唯一的革命路线，它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这就是他们应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中派领导层放弃了这一革命立场。1931—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野蛮进攻时，共产国际不只是没有用“放开中国！”这样的口号来回应——它的回应是死一般的沉默。上海战役[3]期间，第17次全联盟党代会正在莫斯科召开，但它却对中国的事件只字未提。
五个主要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观点当中竟找不出一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话。它的口号——“放开中国的苏区”（日本人进攻的并不是这些地方）和“放开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机构”——听起来就是在直白地嘲弄这个有四亿人口的民族所遭受的巨大悲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共产党向运输业工人发出的一切呼吁——也就是“不要运输日本货物，进行罢工”——听起来都是假仁假义而且注定会失败，特别是在中东铁路已经自愿地运送了日本军队这个背景下。这些呼吁，连同整个反战运动，实际上都可耻地失败了，中派的报刊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共产国际》第4期，1932年）
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本身也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共产国际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引向了冒进主义的策略，在国内最【无法辨认】的地区推行“苏维埃政权”，按俄罗斯的样板（“全盘”）和俄式的“过火”（《真理报》，1932年1月20日）实行农业强制集体化，而在关键时刻，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遭到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杀戮，还被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强制冒进政策杀戮。
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重大失利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反动和反革命胜利的时期。尽管如此，曾在革命高潮时期宣称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中派领导层却在反动形势下拒绝采用革命民主的口号，反而走上了建立苏维埃的路线。在落后中国的最落后地区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政策的冒进盲动在共产国际对日本共产党——这个资本主义最先进国家之一的共产党做出的指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日共中央委员会所做的纲要和主张（1931年4月）完全正确——“就其性质而言，行将到来的日本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又带有很大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共产国际》1932年第8—9号社论却宣布说，它不同意这些见解，并且加以谴责，又代之以比德国那个“人民革命”口号还要更狡猾的立场。社论说：“我们有理由把行将到来的日本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化趋势（文件原文如此）发展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向日本侵略集团投降的行为将会把日本共产党中的革命布尔什维分子驱逐出共产国际。
中派分子败坏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声誉。他们改换方针，从无产阶级运动转向农民运动，由此便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转而采取了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立场。
17．如果说经济危机在英国和德国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并加剧了反动，那么在法国，危机的影响无疑会有所不同。战后的法国工人阶级与德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不同，既没有经历失败，也没有遭遇失业。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所有支队当中最强大、最血气方刚、休养得最好的一支，背后也有着丰厚的革命传统。正如上次议会选举所显示的那样，法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某种复兴，然而，实现它的并不是法共，而是激进社会党人。
法共的策略是把无耻的机会主义同极“左”的盲动倾向相结合（当斗争是为了工人的一小块面包时拒绝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涉及到议会里的区区几个席位时却又采取“统一战线”策略，同社会党人达成协议——参见《真理报》，1932年5月22日），如果法共不改变这样极其有害的策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就会同法共擦肩而过，就会被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民主党瘫痪，而那时法国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也就不会得以壮大。
III．任务
18．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环节。因此，通过撤换中派领导层、公开谴责中派的战略战术路线以及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彻底消除共产国际及其所有分部内的官僚制度来复兴共产国际，这是开展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基本前提，能够把世界无产阶级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并且让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必须向国际无产阶级揭露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指出他们在党和工会建设领域的政策具有机会主义的性质——在为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和过渡性质的口号斗争时如此，在议会内外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如此，在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虚假利益而利用兄弟共产党时如此，在各个理论领域也是如此。反对派必须揭露中派领导层“没有能力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做好准备和保证”这个事实。列宁主义反对派只有积极地“在技术层面武装起来”、组织成一个有能力的国际派别，才能完成这些任务。
1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把无产阶级在1918年—1921年之后这个阶段的斗争策略确定为“从突击过渡到围攻”。
共产国际在“围攻”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日复一日地耐心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培育干部，遵循的战略路线则是“依靠群众的斗争和日常生活，先争取群众，然后以此赢得政权”。这只有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路线为基础才能行得通，也就是要在下一次革命的危机到来之前把工人统一战线策略这种争取群众的方法放在中心位置，而到那时共产党只有在事情发展到相应程度时才会自行采取行动。
在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必须把工人统一战线策略作为动员工人群众支持其政策的出发点。反对派提出复兴共产国际的总纲领，对中派进行批评和揭露，这就能让它有可能争取党和工会以及它们的领导机关。
必须要重建被中派废除的军火库，重拾列宁主义的过渡性口号，其中首先就是欧洲合众国这个口号。当然，过渡性的口号在资本主义之下是行不通的，但它们是动员群众的一种手段。群众会在宣传下以自己的切身经验确信，欧洲合众国只能是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工业国有化、废除海关和边界以及其他过渡性要求只能通过无产阶级胜利革命的力量来实现。
20．西班牙共产党在提出过渡性口号、帮助群众根据切身经验铲除妥协幻想时，必须把“系统地为一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才能将它们贯彻到底。西共应该把主要火力对准社民党，把它看作现阶段主要的危险。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注意力必须放在争取建立一个团结西班牙大多数工人的全国性劳动联盟上，坚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进行友善但又坚决而明确的批评”。
在西班牙，宣传是首要的任务，而在群众已经做好准备的地区，组织工人委员会的任务也同样紧迫。
21．英国共产党必须立刻消除对“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宗派性理解，法国共产党也必须马上摆脱它无耻的机会主义态度。
工人统一战线策略对两国的共产党都是最为重要的。它有助于共产党把自己的工作与工人阶级中正在进行的过程结合起来，要实现它不能“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而要按照共产国际列宁主义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来执行，这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为它找到新的方向、实现力量的重新部署。共产国际的所有分部必须立刻收回中派的极“左”口号，也就是“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
22．德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终止“人民革命”这个口号，结束现阶段冒进盲动的“红色公投”策略，因为它实际上是靠与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来实行的，这就是说它和黑色百人团的反动派结成了统一战线，对付社民党。德共有责任向社民党提议共同组织反法西斯斗争，当然同时也要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对付科尔尼洛夫匪帮时所做的那样，揭露社民党领袖的叛卖本质，从而在这场斗争中赢得领导权。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确保击败法西斯主义，让德共能在某个阶段将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防御性斗争转变成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权的群众行动，促进无产阶级革命。
这个策略大体上也适用于奥地利共产党，因为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在四月（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现阶段德国的主要危险是法西斯主义。因此，德共现在必须把主要火力对准法西斯分子而非社民党，同时也要不断地揭露社民党领袖的真面目。
德共有责任在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开展一切工作，让无产阶级为总罢工做好准备，让社民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普遍武装起来，粉碎“科尔尼洛夫匪帮和西欧式的法西斯分子”（列·托）。
23．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以下基础上同国民党的反动独裁政权进行斗争：1）提出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以这些口号构成详细的纲领；2）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总体战略方针，要彻底解决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确保革命发展成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唯一的方法。为这个基本的战略口号而斗争，就需要最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民主专政”这个由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它违背了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3）为维护中国的统一而斗争；4）为与苏联建立防御性同盟而斗争。
必须拒绝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日本的革命性质的半孟什维克态度，回归不断革命论的革命共产主义态度，肯定地指出“现在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列宁），还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还有农村贫农与无产阶级结合的程度以外，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并不需要任何条件。”（列宁）
IV．前景
世界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家间和阶级间的矛盾，客观上让整个局势革命化了。尽管全世界的反动加剧，但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产生社会爆发，并使情况转向革命一边。
帝国主义现在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它被历史性的危机腐蚀得面目全非。资本主义垄断不仅没有消除市场混乱和巨量的生产过剩，相反，当前的经济危机再次证实，垄断千方百计地加深和扩大了这些乱象。欧洲生产机构的力量决定了欧洲的总体革命形势，以及情况迅速转向直接的革命形势一边，因为它是依靠世界霸权成长起来的，而分裂的欧洲在战争期间无可挽回地把这种霸权输给了美国。
这就是“强大革命动荡的必然性所在，它要么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要么以欧洲的彻底衰落告终”（列·托）。
当下经济危机的深化孕育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其中首先就是美国和英国（欧洲）的战争——以及新的市场再分配。资本主义“走投无路”，它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必然灭亡，这不可避免地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办法，用市场再分配的方式摆脱危机。但是，即便无产阶级不能阻止战争，战争也必然会极大地加速革命进程，欧洲和东方将会由此迎来新的革命时期。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会停止。只要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成为领导者，斗争就会具有革命的性质，并且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斗争。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在目前的危机之下立刻爆发革命的前景。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在目前的危机之下炸毁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就必然会出现新的工业复兴，这是迟早的事。不过这样的工业复兴并不会推迟革命的前景，相反，它会促进整个局势的预备工作和革命化。即便是相对的工业复兴也意味着扩大销售额、开动关停的企业、提高工资、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以及加强无产阶级的生产作用、力量和阶级自信心。在历经萧条之后，工业复兴会使工人这个阶级得到发展，让它在群众中更加醒目、更有组织。无产阶级渴望为自己在危机期间经历和遭受的一切苦难进行报复，这种心态会有助于经济斗争发展成政治斗争，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接近。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纲领写道：“帝国主义者对苏联开战，这不仅仅是可能发生，而是必然会发生。”全球经济危机让这个时代的所有矛盾更加尖锐，它加速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前景，也加速了共产国际和联共中派领导层的政策。
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联系减弱；由于全盘集体化的中派政策而与联盟内部的农民断绝了关系；国家的原料基地，尤其是粮库，受到了巨大破坏；以冒进盲动的速度推行工业化和持续不断的烦扰导致工人阶级的身体疲乏不堪；冒进的工业建设计划导致巨量资本积压；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出现增长——所有这些动摇国家防卫能力的因素都被帝国主义者考虑在内，使战争变得特别危险。
只有撤换中派领导层、让共产国际和联共的全部政策急转向布/列的纲领一边，才能预防苏联失败，让苏维埃联盟在政治上和物质技术上有能力进行防卫，即使不能显著延缓战争，也能减少战争后果对苏联的威胁，让“把这场战争变为西方和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最大。
世界资本主义会试图以武力打开苏联的国内市场并且重新分配其余的市场，以此来寻求摆脱灾难性危机的出路。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最大的革命机会。
“无产阶级的战斗积极性必然会增长起来，撕裂中派官僚专制脚下的土地。”（列·托）欧洲农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破产，以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使得资本主义西方最薄弱的环节有火山爆发——也就是国内战争的危险。
以上就是世界发展前景当中最为重要的总结。
注释：
[1]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或称《非战公约》，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由于该公约本身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下，所以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译注
[2] 普鲁士邦在1930 年国会选举后被认为是德国民主制的堡垒，因此包括纳粹党在内的多个极右翼政党同共产党联盟，要求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解散普鲁士邦的议会。最终公投失败，因为只有37.1%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大量共产党投票人并未参加投票），而最低的通过率是50%；但纳粹党在普鲁士邦对竞争对手的暴力和骚乱行为成为了攻击这个民主制最后堡垒的借口。——译注
[3] 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军事进攻，中方称“一·二八”事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