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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革命之间 1907-1916年

（第9、11章）
[苏] 茨维特科夫-普罗斯维契斯基
（А.К.Цветков-Просвещенский）

焦桐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九、保险运动和伤病互助会
　　十一、工人运动的高涨。七月事件。战争的爆发


九、保险运动和伤病互助会



　　我从牢监里出来不久，就参加了当时在彼得堡所发生的保险运动，从1913年秋季起就担任什图德尔工厂伤病互助会的秘书工作。俄国没有真正保护工人利益、不受厂主侵犯的工厂法。虽有几种“法令”和“条例”，但实质上都是保护厂主的利益、防止工人侵犯的，而不是保护工人的利益、防止厂主侵犯的。
　　在工作时间方面非常紊乱，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小工厂里，厂主能随便强迫工人工作。真的，在大工厂里，根据工业章程，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半，而在星期六和节日前的一天不能超过10小时，但额外的工作使这种制度也等于零。
　　关于手工业作坊中职工们的工作时间，在上述的工业章程中说，手工业作坊虽不属于工厂检查之列，但它的工作，每一昼夜亦不能超过12小时，同时在这个时间以内，还必须给工人一点休息时间。季节性的生产，工作时间达14小时。
　　1906年11月15日和1907年9月12日的法令规定店员和其他工商人员的工作时间，每日由12小时到14小时。
　　至于说到工人和职员残废后享受救济金的权利问题，那么那时的法令只是说到少数的工厂企业。同时也只是临时发一次很少的救济金。关于工人灾祸保险的固定法令，—般说来，当时是没有的。
　　“工人问题”在群众性的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1912年国家杜马提出了工人保险法案，或所谓“工人疾病保险”法案。社会民主党当时激烈地批评了这个法案，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当然它的草案是被否决了。工人保险法案在杜马通过后，于1912年6月23日由政府采纳。
　　根据这个法案，俄国第一次成立了伤病互助会。但不是对全体工人群众都尽义务的。例如小厂的工人就不一定享受到这种保险。工人在20人以上30人以下的企业，也只有用蒸汽锅炉、电力发动机或其他发动机工作的企业，才能参加伤病互助会。
　　因此，当时在俄国的约1,300万雇佣工人和职员中，根据那时的统计，约1,000万无产者是与义务保险不相干的。
　　这个法令规定，仿效德国的榜样成立伤病互助会。互助费须由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同时每扣工人的3个戈比，厂主也须添加2个戈比。
　　设立伤病互助会的企业，工人须在200人以上，同时比较小的企业须联合成立总的伤病互助会。
　　业务管理由厂主和工人负责，在伤病互助会理事会中，工人的代表应多一票。政府不得不在法令中定出这么一条，是因为由工人方面扣除的会费比厂主交的会费多些。
　　厂主的代表，通常由对厂主忠实可靠的人担任，有时是警察。工人的代表在工人的大会上选举，但这个大会，依法不是由全体工人参加，而只是由工人和职员的代表参加，并且这些代表不能超过100人。厂主们也可参加大会。而且工人们每有三票，他们就有两票。大会主席由厂主或他的代表担任。有时厂主想表示一下他的“诚实”，放弃了这种“权利”，这时主席就由大会选举，但这确实是少有的。在伤病互助会理事会中也是这种情形。救济金是发给会里生病、受伤、生育和死亡的会员。
　　各省为对伤病互助会进行总的管理和领导，依法成立了省的保险委员会，委员为省长1人、官吏7人、地方自治会的代表2人、市社局的代表1人、厂主的代表2人、工人代表只有2人。
　　保险总会为最高机关，其委员是：工商部长1人，官员15人，彼得堡市杜马代表1人，彼得堡地方自治会代表1人、厂主代表5人，工人代表也只有5人。
　　起初，在极“左的”革命分子中间发出了必须抵制这种法令的呼声。布尔什维克立刻站在明确的立场上。我们党认为这个法令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同时认为必须积极参加保险运动和利用它来达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的目的。
　　1912年12月在克拉科夫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和党工作人员的会议上，通过了下列的关于保险运动的决议：
　　“必须对政府和资本家强迫工人不经工人大会通过而暗中选出参加伤病互助会的全权代表的企图，进行员坚决的和齐心协力的斗争。
　　工人应该到处以事后呈报的方法来争取举行集会，以便预先推定合乎他们愿望的全权代表候选人。
　　工人应该举行革命性的群众大会，以抗议那些随保险法的施行而来的暴行和侮辱。
　　在一切场合下，都必须预先从最孚众望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当中拟定全权代表候选人的工人名单，并且在举行任何集会都办不到的地方也要齐心一致地通过这个名单。
　　会议认为抵制全权代表的选举是不适宜的和有害的。资本家目前主要是在致力于不使工人建立工厂中的某些无产阶级的细胞组织（工人伤病互助会就是这种应当建立的细胞组织）。抵制行动在目前会使工人分散，并只会对资本家的上述计谋有利。
　　一切有关实施保险问题的鼓动，必须与关于沙皇机关全部实际情况的说明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同时要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和革命要求”。[1]
　　尽管在1912年6月23日早已通过了保险法，但彼得堡的第一个伤病互助会只是到了1913年3月31日才在涅夫斯基关外的硬脂厂开始成立。该厂的行政方面和工商部的代表也出席了互助会的成立大会。接到了工商部部长和国会若干委员的贺电。工商部工业司司长李特维诺夫—法林斯基、保险法的倡议者在成立大会上致了祝词，他在祝词中说：“伤病互助会成立后，俄国工人生活的新纪元开始了，工人伤病时可怕的物质困难情形，从今是大大减轻了。”
　　一个工人起来回答了李特维诺夫—法林斯基，他说，工人不希望这个法令带来救济，他们参加伤病互助会只是想为自己的未来展开斗争。
　　演说完毕后，行政上邀请工人吃饭，当然，工人们是拒绝了。
　　彼得堡的另一个伤病互助会是于1913年秋季在什图德尔锯木厂成立的。这个厂的工人们提议我做他们的秘书。
　　当我到工厂时，他们把我领到办公大楼二层楼上为伤病互助会准备的房子里。不久就召集互助会劳资双方的理事们开会。
　　理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由工人选举的3个人是波格丹诺夫、安得留申和舒米洛夫，由厂主委派（人们叫他们为委任官）的两个人是厂长格罗奇尼柯夫和会计主任艾伯尔林。理事会开会了。在会上除讨论其他组织问题题外，还决定请我担任秘书的职务。厂主的代表们提议由他们的走狗来担任，反对我为候选人，但因理事会的工人代表坚决主张提我，于是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放弃了表决权。这样，我就被确定为秘书。
　　第二天我开始经管账目，整理会议记录和清点该厂工人和厂主交来的会费。
　　在什图德尔工厂的工人只有800出头，所以用不着请专门的会计，而是由我一个人兼管银钱出纳事宜。几乎在每次会议上解决理事会劳资双方代表之间的各种问题时，都会发生激烈的争论。资方代表常常因为自己力量薄弱退出了伤病互助会理事会的会议。有一次，按期取款时，我对厂主说过，他派到理事会的代表对我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什图德尔答应我以后“劝告”他的忠实的奴仆，但他们的行为并不见改正。
　　在彼得堡的其他工厂也逐渐成立了伤病互助会。但随着互助会的成立，厂主与工人之间因争夺伤病互助会的权力而发生的斗争也激烈起来了。关于秘书一职，即关于互助会的实际领导人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理事会的工人们利用白己在理事会占多数的情况，决定聘请自己的人做秘书，厂主的代表则通常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为这件事的斗争常常闹到决裂的地步。
　　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杂志“保险问题”写道：“职员应该合于什么要求并且到哪里去找适当的职员呢？首先，伤病互助会的职员，就自己的信仰说，应该是站在阶级的观点（因书报检查和保守秘密关系，杂志不能提出党性——著者注。）上的，应好好地研究工人运动问题的。很明显，单使互助会的秘书懂得一些簿记和保险法是不够的。厂主和工厂检查员也是知道保险法的，但是工人们并不能依靠这些先生们去办自己的事。
　　伤病互助会的职员首先必须是政治上成熟和对工人事业绝对忠实的人。他不仅应成为保险家，而且每每就是工人的活动家。”[2]
　　由于社会革命党抵制伤病互助会，所以各政党之间为在互助会里扩大影响的斗争，主要是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政府关于工人保险的这种小恩小惠的法令，孟什维克已经心满意足了。孟什维克一方面企图保证自己在某些伤病互助会中的领导，另方面却不像我们党这样地提出革命的任务，而是要在那里同厂主进行“有效的”合作。他们为了在工人的保险问题上实现自己的妥协政策，就拼命使伤病互助会的秘书成为他们自己的同志，但他们只在彼得堡很少的工厂中达到了这个目的。真的，在初期，孟什维克得到了这种优先权，因为他们队伍当中有不少知识分子是对这种工作有必要的知识的。但不久，秘书工作开始由搞文化教育运动和职工运动的人们来担任了，于是孟什维克就日益不能使他们的人再担任伤病互助会的秘书了。尤其是我们早先组织的办事员工会已从自自己的队伍中提拔出许多伤病互助会的工作人员。
　　伤病互助会是工厂中的工人支部，吸引了许多进步的工人。凡布尔什维克担任秘书的地方，都进行了党的工作。党组织通过伤病互助会与工厂中最进步和最可靠的工人建立了联系，逐步地吸收他们加入了党。
　　工人需要弄明白各政党之间现存的分歧，因之非常重要的是要秘书能向工人解释他们所不了解的问题。当然，这就提高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
　　政府开办伤病互助会的目的，是想软化工人和调和他们与厂主之间的利益，仍不久就看出，结果完全相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保险运动逐渐表现出群众性的，乃至于革命的性质。
　　有一次，在一个激烈的会议上，厂主的代表们——会计艾伯尔林和厂长格罗奇尼柯夫——因为对疾病救济金的数目和发放的手续问题表示不同意而赌气地站起来走了，声明他们以后再也不参加理事会的会议了。显然，我们很高兴他们走，因为只要工人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就够法定人数。我们将来就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同厂主的奴才们作无益的争辩。但这次会议以后，在工厂的大门口，甚至在工厂里面常常出现形迹可疑的人，这些人不论他们伪装得怎样好，但一看就知道是干哪能一“行”的，用不着特别费脑子去想。
　　工人们常常到伤病互助会办公室“谈谈”。但我们发现有人注意我们后，为了避免警察的袭击起见，就劝同志们没有特别要事暂时不要多到伤病互助会来。
　　行政上因不知道我的详细情况，坚决要我把我的名字、父名和住址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这种要求的真正目的。当然，我拒绝了他们。事后调查清楚，我的这些情况是警察分局需要知道的，因此警察分局最后决定派副局长到伤病互助会的会址来亲自问我。
　　当警察局副局长进伤病互助会的办公室时，我正拿着一个名单给工人们发放伤病救济金。他客气地要我为他挤出几分钟时间来告诉他一些他所要了解的情况。我回答他说，我现在正在忙着，没有空和他谈话，同时我马上指出，我认为他在法定的办公时间来伤病互助会办公室是违反了警规，干涉伤病互助会的内政。
　　但警察局分局长更加坚决地要我停止发钱，要我把他要问的情况先告诉他。我为避免麻烦，说出了我的名字、父名和住址。
　　这一幕让工人们看到了，他们回到车间里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我们的同志们。这件事过去没有好久，马上就来了几个最积极的工人，他们说这是会计艾伯尔林捣的鬼。我明白，如果对这件事不搞出个结果来，那末以后警察可能更加无理地进行干涉。所以我就提议工人们停止工作，大家都到工厂账房间找艾伯尔林出来讲活，同时警告厂主如再有这种现象发生，一定要采取更坚决的手段。对这个问题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后，我的提议通过了。
　　午饭休息前半个钟头，约有800个工人停止工作，一齐到工厂账房间跟前。从群众中可听到这样忿怒的叫声：“艾伯尔林给我们出来，艾伯尔林！”
　　为了进行谈判，工人们推出了一个专门的代表团，代表团要求艾伯尔林出来向全体工人讲一讲他捣乱的道理。
　　——用独轮车推他走，丢到护城河里去。你忘记1905年从厂里推你走的事了！[3]——工人发出这样的吼声。
　　艾伯尔林听到账房跟前的闹声和指名骂他的声音，吓得不敢到院子里来。少顷，厂主什图德尔亲自出来了。他愁眉苦脸地要求工人们饶恕他。代表们向什图德尔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要求他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纠纷，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厂里以后不发生类似的告密行为。工人们声明：“我们聘请了我们的秘书，我们就要用我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保护他，直至罢工为止，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以后秘书被逮捕了，那末一切责任都要艾伯尔林自负。”
　　什图德尔回答说，他没有叫他的管理人员告密的意思，但假如有过这种事情的活，那末今后他可保证决不再犯。
　　——至于逮捕秘书的可能性，那末我认为这是不会的——什图德尔在结束时说。
　　这样提出保证后，工人们就开始散了。
　　翌日，我见到管理人员时，大家对我殷勤起来了。艾伯尔林非常客气，所有为伤病互助会要求的事，都无条件地照办了。
　　有一次，会员大会开会前，那个副警察局长又到伤病互助会办公室里来了，他要求我不要在大会上讲话，只照着正式的报告读一下。我们决定对警察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在报纸上呼吁。人家推我把这件事的通讯送到“保险问题”杂志。这个通讯发表了。
　　杂志编辑部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警察局副局长”。文章中说：“该区分局长干涉彼得堡什图德尔厂伤病互助会的工作。由下面所载的通讯知道，上述的警察局分局长曾两次跑到伤病互助会理事会的办公室调查互助会秘书的身份，最后并且说，在今天的大会上，如伤病互助会的秘书不在那里讲话而只是照理事会的报告读一下，才能允许他出席大会。”[4]其次文章中又说，警察依据1912年6月23日的法令，甚至可以勒令大会散会、但他没有任何权力监视理事会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保证我们经常不受警察方面的专横暴戾。已经使我造成一种很难再指望长期的自由自在的情况了。但这是在当时所不应多想的，因为我猜不到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又会请我尝铁窗风味，同时尝铁窗风味的时间又有多久。
　　那时正是社会政治生活非常活跃和到处需要党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所以我不可能把自己的活动仅限于参加保险运动和工厂伤病互助会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也是重要的。我又开始到纳尔维区的文化教育协会“教育社”和办事员工会工作了。
　　我邀请几个在斯巴斯克监狱一道住过的难友、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参加教育社的工作。他们也拉我参加学生的工作，因为那时在学生中正为教育部长卡索的反动行为发生风湖。这位大亨，在部长任内，以对中小学的若干反动措施而闻名，他解聘了高等学校的许多进步的教授，其中包括一些大学者在内，而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分子来代替他们。
　　1913年秋季，彼得堡医学院的学生因反对卡索的反动措施和大学生要穿军服、佩短剑的规定而发生了罢课。学生当中的民主分子为表示抗议，宣布罢课，拒绝穿军服。但在医学院读书的资产阶级子女，或当时所谓的“白衫党”都洋洋得意，夸耀他们穿的新制服和腰间佩的短剑。学生们把“白衫党”从自己的队伍中逐出，撕掉了他们的肩章、抢走了短剑，因此常常为这件事打架。
　　有一次，我偶然参加了学生的一个晚会。参加这个晚会的有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和伯斯图什夫斯克高级女校的学生。在这个晚会上，在舞蹈的许多节目中还插着朗诵和合唱，同时朗诵的诗和合唱的曲子是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最流行的：“我坐在湿牢的铁窗旁边”、“听罢”、“晚钟”、“船夫曲”、“指给我这幢房子”等等。晚会正在大厅里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来了10—12个医学院的穿着崭新的礼服、佩着肩章，腰间挎着短剑的“白衫党”。我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要出什么事了……果然原先坐着的人们，连女学生们在内，马上都从座位上跳起来一齐喊“白衫党滚出去！”大家集合起来把这些不速之客推出了大厅。吵声由近而远，一会儿吵到楼梯上，其后又从楼梯上闹到院里去了。人们在他们背后用套鞋和泥块打他们。可以想得到，这次事件以后，他们的时髦服装和肩章大概是变成什么样子了。
　　有一次在星期天，我偶尔到了瓦西里耶夫斯克岛上的剧场，那里已由市长批准邀请前“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有名的什里塞尔狱的囚犯尼·阿·莫洛索夫做科学讲演（题目我忘记了）。我到的时候，剧场里已挤满了人，多半是男女学生。大家都兴奋地等候讲演人。大家一看见莫洛索夫登上讲台，全场不由得欢声雷动，掌声四起，致使莫洛索夫很久很久不能讲一句话。他默默地站着，会心地微笑着。但两个警察分局长看到群众对莫洛索夫的这种暴风雨似的热烈欢迎后，立刻跑到台上把莫洛索夫从台上拖走了。以后他就再没有露面。开会的青年们恨透警察的蛮横，大家很久不肯解散。
　　这几次事件使我感到青年学生是起来了。当然，学生群众的思想是反对专制，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但他们的“革命”斗争限于召开晚会来朗诵热爱自由的诗歌，参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秘密讲演会，组织示威来反对政府的反动措施等。当然总的说来，学生运动是带着进步性的，但同真正用来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法，还有很远的距离。



十一、工人运动的高涨。七月事件。战争的爆发



　　与1913年相比较，1914年的革命运动已向前远远地迈进了一步。1914年1月9日彼得堡约有14万人罢工。那天的罢工运动也席卷了俄国的其他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如里加、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华沙等等。莫斯科有5万人罢工。
　　2月23日（3月8日）无产阶级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布尔什维克的杂志《女工》、《真理之路》以及职工会的杂志都出了特刊，内容几乎完全是纪念这个节日的。
　　女工克拉弗基雅·尼古拉耶娃（渥里纳雅）在《真理之路》上的一篇文章《我的庆祝》中写道：
　　“妇女节在俄国。这几个字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它在俄国女工的心坎里激起多么光辉的希望。我每逢想到俄国女工和俄国妇女开始慢慢地摆脱可耻的奴隶制的沉重枷锁而稳步地但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向光明的未来迈进，即向她们能够表现出朝气蓬勃的、鲜明的自由妇女形象的未来迈进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热烈的爱和无限的喜悦。
　　俄国女工也决定同她们西方的同志们一道纪念自己的‘妇女节’了，所以这一天将是她们的力量、她们的斗争以及她们努力前进、争取摆脱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奴役的主要标志。在这一天，俄国女工自己要用最简明扼要的话说出她是怎样生活的。她回忆起自己不好修饰、不大愉快的童年，回忆起自己从几岁起就懂得了劳动和穷困。她讲到她为了刹那间的狂乐而被无情的人们——木偶所糟踏所侮辱了的美妙的少女的幻想。”[5]
　　这一天，在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秘密会议，许多女工都出席了这些大会。
　　过了一个时期，在彼得堡和里加先后发生了惊人的事件，这些事件又使工人群众感到痛心疾首。橡胶工厂不合卫生的工作环境和他们所采用的各种次等的原料，使大批的工人中毒。在3—4天以内病倒了数百女工，因而不得不把女工们送进医院。
　　这种情形，在棉织、麻织工厂，在小奥赫汀斯克织布工厂，在“新阿瓦斯”厂和巴兰诺夫斯克等厂也有。在里加的“普罗沃德尼克”工厂也发生了这种事情。
　　在彼得堡开始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工人群众唱着革命歌向市中心挺进。示威游行的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些人受了伤。
　　资产阶级的报纸煽动侦探局逮捕革命工人，宣称中毒事件是由某些革命委员会制造出来的。
　　社会民主党党团向国家杜马质问这件事。
　　各工厂厂主会议以宣布联合关闭工厂答复罢工运动，因此受到关厂威胁的工人竟达7万人之多，主要是金属加工工厂的工人。最大的一个工会——五金工人工会被封闭。各厂的零售商店停止卖给工人日用品。
　　自由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无产阶级更加不满和革命运动的高涨，一方面又想利用工人来加强它的影响和统治，所以它便羞羞答答地装作保护工人的模样。俄帝国技术协会拨了约6万卢布来救济失业工人。不久，彼得堡市杜马也为同一目的拨款10万卢布。[6]
　　《真理报》在这个时候写道：“工人问题又严重地影响到俄国生活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的报纸、国家杜马、部长会议、市杜马、黑色百人团，进步党都忙着讨论工人问题，至于工厂主们和警察更不用说了。上述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按照各自的心意来为公众谋福利。厂主协会把几万工人赶到街头，而警察则自然而然地‘分散示威游行的群众’和‘警卫’工厂。民族党和黑色百人团拼命散播恶毒的诽谤，企图使工人群众陷于混乱与失望。定出了与罢工斗争的新办法。……自由主义的报纸惊惶失措地谈论这么一个事实：‘工人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不仅是加强，而且随着他们力量的加强，骚乱也随之而变本加厉起来了，过激分子的影响大大地增长了。’因此，我们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的最大机关报就登载并号召工厂主们不论何人都应当‘注意这个事件的意义’。”
　　因中毒事件而在工人当中引起的罢工，只是遵照《真理之路》报的号召才停止的，《真理之路》报代表了彼得堡委员会的观点。
　　彼得堡罢工运动的新的高涨一开始就与五一纪念节联系着。从早晨起，全市已有25万余人罢工，全俄国有50万4千多产业工人罢工。继彼得堡之后而来的五一罢工运动，广泛地笼罩了南高加索（86,000人）、里加（44,000人）、莫斯科（40,000人）、列维尔（16,000人）、哈尔科夫（15,000人）、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的罢工都与政治示威游行相辅而行。在许多年代的反动过去之后，梯弗里斯和巴库亦卷入革命运动。
　　五一罢工示威游行使统治阶级极度不安，普里什科维奇在杜马的演说中公开宣称，国内的局势又很像1905年革命的前夕。
　　5月底，在南高加索的巴库油田爆发了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有5万工人。罢工工人向石油工业家代表大会的理事会提出了60个政治经济性质的要求：如增加工资，改善饮食和住宿条件，建立工人住宅区，实行8小时工作制，完全取消额外工作，以及正式承认五一节和实行普及教育等等。
　　上述这些要求证明了巴库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可是石油工业家对这些要求还是断然拒绝，强迫工人马上停止罢工。但罢工还是没有停止。于是企业主们便向工人宣布全体解雇。事件带有威胁的性质。司法当局支持石油工业家，开始将被开除的工人从房子里成批地赶走，而油厂当局则将工人所有的东西一律从工房搬走，捣毁了炉灶。房子里断了电，为了断绝工人及其家属的饮水，连自来水管也一律关闭了。与此同时，又加强了警察的高压政策。罢工的工人大批被捕。石油工业工人的工会被查封，工会的积极工作者被逮捕。为援助当地的警卫部队、调来了哥萨克骑兵。罢工在紧张的气氛中继续下去。

　　6月20日在城内发生了工人的大示威游行，参加者20,000人。调来增援警察的哥萨克骑兵冲入示威游行的队伍，用马鞭鞭打工人。全城宣布戒严。
　　全俄国的劳动人民都极注意油田所爆发的事件，表示自己与巴库工人团结一致、表示同情。为罢工工人进行募捐。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手段来镇压巴库无产阶级的罢工。遵照尼古拉二世的特旨，命内政部次长德茹考夫斯基将军和警察厅厅长为全权代表赶赴出事地点相机行事。对工人的新的压迫开始了。
　　在布尔什维克的《劳动真理报》（该报是在《真理之路》封闭后出版的）上登出了许多决议，在这许多决议中，全俄国的无产阶级一致抗议对巴库罢工工人的残酷惩罚。形势紧张万分，大家都感到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7月3日，在彼得堡，普梯罗夫厂的工人提前下工，召开了群众大会。警察马上出现，要求立刻散会；但工人拒绝，于是警察关起工厂的大门开始用皮鞭鞭打工人，其后又开枪射击。打伤的几十个人被拖到警察分局用冷水浇醒。普梯罗夫厂夜班的工人为表示抗议，拒绝工作。
　　关于枪杀普梯罗夫厂的工人的消息，当天晚上就像闪电一样很快地传遍了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微起了大家的公愤。彼得堡的工人区很久没有这种紧张状态了。到深夜里，在马路上还看到慷慨激昂的工人群众在谈论沙皇政府的公然挑衅。
　　翌日，7月4日，在《劳动真理报》上登出了在普梯罗夫厂发生惨剧的消息：
　　“枪杀普梯罗夫厂群众大会上的工人。据初步统针，死者2人，伤者50人。
　　昨日放工前两小时，透车间、炮塔间和其他车间的工人停工到工厂的院子当中开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工人总计12,000人。演说的工人们详细叙述了巴库罢工工人的情形，号召普梯罗夫厂的工友们援助罢工工人。但快散会的时候，原先从早晨就藏在工厂里的大队骑马的警察和徒步的警察在工厂的院子中出现了。
　　警察开始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在镇压中使用了马鞭。指挥警察大队的军官要求群众迅速散会，但就在这个关头却把工厂的几道大门全部关闭，无路可走了。
　　工人们张惶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开枪了。向工人连发了两排子弹。
　　这两排子弹打死了2个工人，打伤了50个工人。部分工人忿而抓起石子自卫。
　　在工厂外面和大街上，也有殴打工人的事情发生。逮捕了65人。这些人被当局派大队军警押到纳尔维的警察分局。”
　　从7月4日的早晨起，在彼得堡巳约有10万工人罢工。罢工者唱着革命歌曲由这个工厂跑到那个工厂，由这个作坊跑到那个作坊，使许多还来不及参加罢工的工人也停工了。
　　彼得堡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彼得堡无产阶级书”，其中说：
　　“沙皇政府的卑鄙愚弄手段达到极点。全俄国的工人阶级都已起来为人类的生存而斗争。到处都用马鞭和枪弹、监狱和流放来回答工人的要求……一群醉熏熏的警察匪徒枪杀普梯罗夫厂的工人，只不过是执行沙皇政府的意志。彼得堡的工人阶级以自发的愤慨心情来回答政府企图对先进工人重演连纳惨案的行动。我们应该向这群压迫人民的匪徒表明，工人阶级是准备还击他们的，工人阶级再也不允许他们血腥屠杀了……让抗议和愤怒的呼声响彻全彼得堡，响彻全俄国吧！我们支持已经勇敢地展开的抗议罢工，我们号召你们，同志们举行3天的罢工来表示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团结，来表示自己对整个沙皇君主专制制度的愤怒。……
　　3天群众性的政治抗议罢工万岁！！！打倒沙皇刽子手和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光荣和荣誉属于牺牲的同志们！！！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万岁！！！社会主义万岁！！！”[7]
　　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极为愤慨。很快就表明，运动并“不限于”3天的罢工。在7月4日的下半天，所有最大的工人区域都参加了罢工。工人继续与警察发生冲突。最大的冲突发生在莫斯科区和维堡区，那里的警察向工人射击，工人用石子击退了警察的进攻。
　　7月4日这一天，人心惶惶不安。夜里一点钟，我回到在列瓦绍渥车站住的地方。第二天天一亮我又回到彼得堡。我在离芬兰车站不远的地方买了一份《劳动真理报》，如饥似渴地翻阅了一下。几乎整幅报纸都是讲最近发生的事件。在第一版上端用黑框子围着几个大号字：“枪杀工人的事昨大还在继续进行着”。在社论中说：“愤懑不平正笼罩着彼得堡的工人区域。工人们在普梯罗夫厂的大院子里流的鲜血使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振作起来。原先为对巴库罢工工人表示同情的一小时的罢工，以闪电般的速度转变为抗击反动派的总罢工，因为反动派竟敢命令他们的警察枪杀参加和平的群众大会的人们。现在，在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已决定要举行3天的罢工了；这些决议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精神，充满了激愤之词。在街道上冲突频起，工人们被迫用一切方法来拯救自己的生命，以防警察大队的进攻。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已有几个同志被打死和几十个同志受伤。黑色百人团的报纸似乎己预感到这次事变，因此它在前一天提出问题道：‘火药袋里的火药不是潮湿的吧？’他们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正如彼得堡无产阶级记忆犹新的1905年的‘不要吝惜子弹’的命令是一样的。现在，他们又在彼得堡大街上毫不吝惜地使用子弹了。但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己经以汹涌澎湃的罢工来证明，在无产阶级的‘火药袋里’团结、鼓舞以及决心为美好的未来舍身奋斗的火药是不会潮湿的。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又使那些企图把本阶级的幸福和权力建筑在民主的阶级的容忍上面的人们之希望化为泡影了。”
　　我来到了“斯考洛哈德”工厂。在市中心大街上到处都看到有一小群人在谈论事变。
　　“斯考洛哈德”厂与五金工厂比较起来是最落后的工厂，在这一天它还没有参加罢工。我们小组使它停工的一切努力终未得到结果。但是本区己罢工的其他工厂的工人，特别是邻厂列奇金厂的工人们，却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他们包围了工厂，提议斯考洛哈德厂的工人们停工。尽管工厂行政当局拼命反对，但工厂的几道大门打开了，结果厂里的6000工人群众洪水似地到街上汇合起来了。当斯考洛哈德厂的工人们跑到厂外时，其他工厂的工人们都聚集在工厂的大门两旁。
　　快到中午的时候，城里的工人示威游行业已开始。与警察宪兵的冲突越发频繁。第二天本是星期日，但街道上的风波并未平息。在工人区，正在加紧准备一次团结一致的示威游行来回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普恩卡莱于7月7日到彼德堡的“友好访问俄国人民”。
　　除彼得堡以外，罢工运动广泛地扩展到莫斯科区、里加、哈尔科夫、梯弗里斯、以及俄国的其他许多城市。在莫斯科，电车停止行驶。黑色百人团的报纸狂暴地喊叫革命已经逼进，要求警察宪兵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对付工人。
　　从7月7日早晨起，彼得堡的无产者已有15万以上参加了罢工。所有的工厂差不多都停工了。
　　传闻政府打算把1905年因镇压革命而闻名的谢米诺夫团调来帮助警察和哥萨克骑兵，但是谢米诺夫团的士兵们拒绝了。其他兵团，政府是不敢调动的，因为怕他们与罢工工人联合起来。这些传说更加鼓励了工人。
　　当彼得堡大街上工人举行示威游行以及同警察冲突的时候，俄国和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却在幕后谈判和准备战争。7月7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普恩卡莱的彼得堡之行，就是为迅速开战准备“社会舆论”。黑色百人团和资产阶级的报纸日益公然无耻地挑拨民族的情感。但政府当局所不放心的，是怕“法国来宾”看到了彼得堡的风潮，恐怕他怀疑俄国的军事实力。国家社员主席罗将考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这个时期的情形时税：“首都的风潮非常厉害，以致不得不派强大的武装保护总统穿过圣城。”为使工人的示威游行不能在市中心举行，整个涅瓦大街和与它相连的各马路上都接连不断地布满了哥萨克骑兵、警察和士兵。他们为欢迎“贵宾”，从“俄国人民协会”、贵族、侦探和便衣警察中拉夫似地驱赶各色各样的人装作“人民”的代表。其后便开始了盛大的午宴和晚宴，在这些宴会上，在高呼“上帝，保佑沙皇”的声中举杯庆祝“两国人民的友好同盟”和“对共同敌人”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在涅瓦河上停泊着来彼得堡作“友好访问”的法国军舰，上面飘扬着五光十色的旗帜。
　　但在这个时候，首都的街道上还继续举行工人的示威游行。市内的电车停驶。罢工最齐心一致的是维堡区，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组织示威游行，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进来。
　　由于工人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结果在彼得堡的其他地方也与警察和哥萨克骑兵发生了冲突。在最近几天以内，医院里收容了许多被枪弹击伤和被战刀砍伤的工人。
　　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公布了彼得堡市长对工人采用“最激烈的手段”的宣言。但罢工和示威游行还是同从前一样热烈。工人对警察和哥萨克骑兵的抵抗日益坚决了。
　　在彼得堡的街上，工人们开始利用抛锚的电车、木桶和电线竿子构筑障碍物。他们向瓦西里耶夫斯克岛的大街推进，向谢斯特罗列茨克铁路推进，使那里的火车不能行驶，向沙姆普索尼耶夫斯基大街和维堡方面的其他街道推进。
　　沙皇政府决定采取一切手段来扑灭革命运动。向工人区域调集了许多队警察和哥萨克骑兵。逮捕进步工人的事相继发生。
　　7月8日上午10时，实力雄厚的警察宪兵大队包围了“真理报“的印刷厂和该报的编辑部，并加以捣毁。所有在编辑部内的党的领导同志均被当场逮捕。
　　彼得堡和巴库的罢工运动，以及沙皇政府对罢工者的残杀，激怒了俄国其他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在莫斯科有63个以上的企业罢工，其中有梅第奇斯基车厢制造厂、“波罗姆列伊”工厂、五金工厂等等；在7月8、9两日内，电车工人亦参加了罢工。电车一条长线似地停在莫斯科的许多街道上。
　　在里加，俄国波罗的海车辆制造厂、里哈尔德·波列工厂、罗森克兰茨厂、“沙拉曼德尔厂”、“黄麻织造厂”以及其他许多工厂都举行了罢工。工人在城里的马路上举行示威游行。
　　在哈尔科夫、梯弗里斯、敖德萨、阿斯特拉汗与列维尔也举行了罢工。一言以蔽之，在俄国大大小小的工业中心地点，巴库事件和彼得堡事件：都引起了工人群众的共鸣。
　　沙皇政府已不相信用警察的力量可以对付彼得堡的工人革命运动了，它对这件事已失掉了信心。7月10日，它把骑兵召至彼得堡，决定宣布首都进入非常紧急的警备状态。一切工人报纸连孟什维克的报纸在内都被查封。工人组织、工会及文化教育协会继续被捣毁。
　　厂主协会又决定宣布同盟歇业，但由于国外事件酝酿成熟、政府便匆忙地解决了这次“冲突”。工厂主们不得不邀请工人们复工。
　　工人情绪高涨。大家都很满意1906年以来无论从革命运动的规模或热情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胜利。工人们说，下一次该是拿起武器最后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了。而且在事实上，不论就对专制制度的憎恶而言，抑或就无产阶级群众的纪律性和革命性而言，都已非常之大，以致我们当中谁也不怀疑不久一定要来一次决定性的革命事件。然而战争开始了，沙皇制度又得以把它的寿命苟延到1917年。
　　从奥匈帝国一开始向塞尔维亚宣战并在它们的边境上发出了第一声炮声时起，黑色百人团资产阶级报纸便马上改变口吻，高呼沙文主义。遵照当局的命令，并在沙文主义鼓动的影响下，在彼得堡的各大中心马路上开始进行招兵，多半是从“俄国人民协会”的会员、小店员、侦探、便衣警察、贵族、资产阶级的儿女当中招募，从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普通的居民当中招募。当时这种分子很多。这一群三教九流的社会渣滓，在手里拿着三色的旗帜和沙皇的肖象在街上游行，高呼“乌啦！”“打倒德国人！”高唱着“上帝，保佑沙皇”的歌曲。他们在街上碰到行人，一定要叫他们脱帽面对沙皇的象，谁要是不服从，他们便殴打谁。
　　以前还对沙皇政府耍反对派手腕的自由资产阶级，现在是完全效忠于专制制度的三色旗帜了。黑色百人团散发的各种“紧急号外”不胜枚举，这更加使沙文主义者的情感火上加油。
　　在这些日子当中，有一次我坐电车到芬兰车站。在铸造厂大街上有一群人拿着沙皇的肖象和国旗走着。电车开得慢了。我站在电车前头看着这些野蛮猖狂的乌合之众。
　　“脱帽”——突然从这些乌合之众中气势汹汹地叫着。
　　站在电车前头的人们，除我和另外两个人以外都听从地脱了帽子。这时又听到这群人指着我们说：“把他们拖到这里来，拖到这里来，我们就在这里惩治他们一下！”同时有十几个粮食商人、“俄国人民协会”会员向我们这方面伸出粗大的拳头。幸亏电车走快了，我们没有被这群野兽毒打一顿。
　　但是在工人区域中，凡是没有沙文主义情绪的标志的地方，黑色百人团就不敢插手。在那里，人们又怀疑又愤恨地注视围绕着战争所掀起的喧嚣，预感到战争必然会给劳动人民带来如何的不幸。沙文主义者中无论是谁要想带头到工人当中去鼓动，那末这些人多半是会饱尝几拳，抱头鼠窜而归的。
　　尽管地下工作的环境特别困难，彼得堡委员会在这个时期还是发出了“告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传单。其中说：
　　“同志们：血腥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着。资本家们的贪婪的竞争、武力和掠夺的政策、各王朝之间的报复，以及在日益高涨的国际工人运动面前害怕丧失特权的恐怖心理，推动了各国的政府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工人在彼得堡大街上流的血还未洗净。昨天还被宣布为‘内敌’并派野蛮的哥萨克骑兵和忠实的警察来对付的全体工人的彼得堡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全体劳动人民的俄国，今天却又号召它们保卫祖国了。士兵和工人们！他们是号召你们为哥萨克骑兵的马鞭送死、为枪杀饥饿的农民和工人的祖国送死，为在监狱里折磨自己的优秀子女的祖国送死。不，你们必须这样宣布，我们不愿意战争……
　　世界工人的团结万岁！……打倒战争！打倒沙皇政府！革命万岁！……”[8]
　　7月18日俄国开始总动员，同时宣布彼得堡进入军事状态。在房屋的墙壁上贴满了五光十色的号召参军的命令。警察局变成了招兵站，并且通夜工作着。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动员在疯狂地进行着。在集合地点的周围聚集着入伍者的家人和妻子，他们流着眼泪，咒骂沙皇和一切扩大血腥事件的祸首们。
　　由于彼得堡的动员，又掀起了罢工运动，参加罢工的工人，据官方统计，有27,000人。罢工的人们喊着“打倒战争！”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
　　同时在市中心加紧了沙文主义的宣传，结果事情演变到屠杀的地步。在彼得堡捣毁了德国的大使馆，而在莫斯科，则捣毁了德国的许多工商企业。
　　全城开始传来了最可怕的消息。据说，在某一个地方，由于几个高级军官的叛变，我军遭受惨重的失败，结果德国海军已向喀琅施塔得挺进，而喀琅施塔得也将在今明两天内被德军占领。尽管报纸担保所有这些谣言都是德国谍报人员放的空气，但彼得堡的老百姓还是惊惶不安！资产阶级开始从彼得堡运走他们的财宝。
　　一切觉悟的工人都在研究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当人们开始说战争不可避免时，进步的工人有这样一种信念，以为其他国家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不许发生战争的。所以当我们大家最初突然听到第二国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后又是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投到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方面时，我们大家的失望和疑惑是不难想象的。
　　流血事件的规模越来起大。在战场上已经发出大炮的不断轰鸣。这样，在第二国际社会党积极参加下，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下，劳动人民群众是替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贪婪无厌的野心互相敌对，互相撕杀的。



[1] “苏联共产党（布）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第一册，工人出版社1954年版，第52-53页。

[2] “保险问题”，1913年第2期。

[3] 1905年艾伯尔林被工人们用手推车从厂里推出来，本想把他丢到护城河里，只因他—再哀求，才把他丢到河岸上。

[4] “保险问题”1913年第5期。

[5] 《真理之路》，1914年2月22日

[6] 可是工人并未领到这些钱。预算委员会在讨论拨款问题时认为“没有这种需要”，所以决定停止发放救济金。

[7] “1907—1917年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传单”，俄文版第二卷，第108页。

[8] “1907—1917年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传单”，俄文版第2卷，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