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累斯顿的警察总署,多年来一直没有一个特殊的邦情报处,其职责是对国防军进行心怀恶意的侦查。不仅是铁路或公路上的部队调动受到侦查,而且连最偶然的小事也在被侦探之列。在这种侦探工作上,官方或非官方的铁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组织者,都同特派的警察官员(他们和萨克森境内外的部队有联系)合作。
就这样,举凡调动中的部队力量、武器类型、调动的性质和目的,以及特殊训练科目等等,都受到了侦视;他们暗中监视单独旅行的军官,侦探不论是穿军服或是穿便衣的国防军人员。他们检查火车票,注意其目的地,并且检查行李。他们注意军队信鸽的飞行,记下它们的飞行时间。火车时间表的更动也受到审查,以断定这些更动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防军。军官的餐厅乃至俱乐部都受到侦查。军营日以继夜地被监视。就连停在军队总部门前的民用汽车,也被记下牌照号码,然后对车主的姓名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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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7月7日至8月8日的议会休会期间,萨克森和共和国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地步。蔡格纳博士发动了一个反对鲁尔抵抗的挑衅性运动,并且——这使法国人大为快意——猛烈谴责国防军。当时确实交换了一系列外交照会。萨克森邦的首脑进一步加剧了他自己的政府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理库诺博士的政府之间的敌意……
蔡格纳博士竭尽咒骂国防军之能事,觉得无论骂多少次也不为过。这些使法国人大为快意的谴责……造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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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我犯下了一桩罪行……我奉托洛茨基的指示,同代表国防军的塞克特将军缔结了一项协定,他答应以金钱援助托派组织,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在这方面有义务为国防军做若干谍报性质的工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我们的外交路线在当时同德国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处于破产状态,考虑到德国对英、法和波兰等国所怀的复仇情绪,德国和苏俄在最近的将来绝不可能发生冲突……1923年以后,同塞克特缔结的协定主要在莫斯科、有时也在柏林执行……
维辛斯基
[14]:……我想更精确地弄清楚一个问题。据你说,你开始想到利用德国国防军,是在1921到1922年间的冬天。
克列斯廷斯基:为托派的罪恶目的利用德国国防军的计划,出现在1922年的春季。
维辛斯基:是否在1921年以前,你们的托派组织就已经同塞克特保持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当时存在着一种我不想在公开审判时说明的联系〔这也许指的是1920年俄波战争〕……这不是一种托派性质的联系。
维辛斯基:如果你希望这样,我们在公开审判时将不触及这方面的任何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也许是现在就可以谈一谈的。首先,柯普是什么人?
克列斯廷斯基:大致说来,柯普是一个老孟什维克……
维辛斯基:据你说,这一个柯普在1920年7月同塞克特建立了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是塞克特同柯普挂上了钩……
维辛斯基:……柯普在1920年担任红十字会代表的时候,就同塞克特将军建立了联系。是这样吗?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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