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五章 暴动的准备
在1923年攸关大局的7、8两个月内，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莫斯科，像往常一样，他们以电话和书信交换意见。暂时负责共产国际事务的库西宁[1]和拉狄克，按照政治局的秘密指示，执行了向德国共产党人泼冷水的政策。在夏季，库诺罢工加强了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理解德国形势方面的分歧。季诺维也夫以及支持他的布哈林，建议走上街头举行反法西斯示威。俄国政治局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消息传到了布兰德勒耳中，正是这一存在意见分歧的事实鼓励了他，使他敢于力排众议，坚决执行他自己的谨慎政策。
在来自德国的消息影响下和德国左派不断施加的压力下，季诺维也夫越来越不敢肯定政治局在德国问题上作出的决定是否理由充足，是否充分把握住了德国的形势。在俄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他向布哈林、库西宁和皮亚特尼茨基[2]展开游说，试图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也支持改变政策。（库西宁是一个芬兰人，他并非俄国政治局委员，但在共产国际中，他却是事实上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在决定重要政策方面具有同——譬如说——拉狄克或布哈林一样大的影响。）然而，德国的任何进展都会有利于俄国党争中的季诺维也夫，因为他担任着共产国际主席，德国的进展会把摇摆不定的党内上层集团吸引到他的身边。于是，斯大林采取了行动。在一封写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坚决反对给予德国战斗者以任何鼓励。
“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目前阶段）丢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单独夺取政权呢？在我看来，问题就在于此。当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俄国具有下列条件：（1）和平，（2）把土地给予农民，（3）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德国共产党人目前并没有任何这类条件。当然，他们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做邻邦，而我们当时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目前能给予他们什么帮助呢？假如在今天的德国，政府——好比说——崩溃了，共产党夺取到政权，他们最后也得稀里哗啦地垮台。这还是‘最好的’结局。弄得不好，他们很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难抬起头来。整个的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希望‘教育群众’，而在于资产阶级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肯定会把他的所谓上课——游行示威——化为一场总决战（而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们方面），从而把他们消灭。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没有睡觉，然而，让他们先动手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会把全体工人阶级都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不是保加利亚。）而且，根据一切情报，法西斯势力在德国是薄弱的。依我看，对德国人必须加以遏制，而不应该给予鼓励。”
[3]
毋庸置疑，斯大林的这封信准确地说明了政治局的官方路线——在施特莱斯曼转向英国以前的路线。
保加利亚不是德国
斯大林提到的保加利亚危机，表明巴尔干的形势在政治局看来是如何不同于德国。在1923年5月的洛桑会议上，寇松成功地削弱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和苏联之间的联系。这一灵活的外交杰作结束了俄国对近东的进一步渗入，土耳其政治局面的这种变化反映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保加利亚的形势上。
当时，保加利亚政府首脑是农民党领袖亚历山大·斯坦波利斯基[4]。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曾在德国攻读农艺学。1915年，当他在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中担任议员时，由于反对斐迪南国王[5]的亲德态度而被判无期徒刑。保加利亚在世界大战中失败后，斯坦波利斯基成为首相，同协约国在1919年签订纳伊条约。他是在保加利亚的恐怖主义传统中出生和长大的，因此用铁腕统治着这个国家，冷酷地歧视城市居民。他公开宣布：“索非亚，那个所多玛，那个蛾摩拉，[6]毁灭掉也罢，我是不会为他哭泣的。”他组织了一支奥伦治农民近卫军，以便保护他的绿色专政而镇压暴动。共产党像其他所有工人组织一样处于半合法状态，但斯坦波利斯基却同苏俄保持着亲热的关系。遵循着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1922年11月制订的路线，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7]领导下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加剧不安定的地区同政府之间的冲突。
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1882年出生于索非亚附近，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后来成了工厂工人。这家人一共有六个孩子，他们都参加了本国的革命运动。他的一个哥哥康斯坦丁，在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牺牲；另一个哥哥尼古拉在敖德萨地区参加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结果被逮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在那里死去。第三个兄弟托多尔于1925年死在保加利亚的一所监狱中。他的两个姊妹也同样活跃；在有必要时，连他的老母亲都出现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
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者，一个被土耳其统治了五百年的国家中的人们，同俄国恐怖主义者的关系相当密切。在两个世纪交替时期，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所谓“宽广派”或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者，以及“紧密派”或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者。1903年，也就是发生全面分裂的那一年，季米特洛夫建立了一个印刷工人工会；从1904到1923年，他一直是保加利亚工会联合会的总书记，在这项职位上，他经常到各地旅行，彻底考察了国情。他也在其他巴尔干国家旅行，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并且从远处帮助组织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移民美国。从1913年起，他也是索非亚市议会、区议会和国民议会的议员。
党的分裂反映到工会中，托洛茨基、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和卡尔·列金都曾去保加利亚斡旋，想使两派恢复团结，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打动季米特洛夫。他决心对宽广派集团寸步不让。改良派向工会国际呼吁，后者于1913年在布达佩斯同保加利亚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但是并未获得任何结果。
1919年，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对这个经过很好锻炼、其背景和发展情况同它本身十分相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尊重，在早期建立国际的工作中，他们给了保加利亚人一个几乎和布尔什维克完全平等的地位。从一开始起，在被派到其他国家充当代理人和使节的许多保加利亚人当中，季米特洛夫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他身材高大，外貌英俊而心肠冷酷，被认为是一个第一流的组织家，而在政治理论问题上则毫无可取之处。[8]
1923年6月9日，斯坦波利斯基内阁为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为这次政变点火的是马其顿的恐怖主义者，但领导政变的却是亚历山大·赞科夫[9]教授，他在某些英国顾问用心良苦的鼓励之下，组成了一个包括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现役军官联盟（这个组织特别为国王鲍里斯三世[10]所支持，鲍里斯三世一向以他的亲德和反布尔什维克态度闻名）在内的“民主协约”集团。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党继续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赞科夫和斯坦波利斯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任何不同于这种袖手旁观的立场都会被认为是“冒险暴动主义”。数以千计的斯坦波利斯基分子被捕，他本人也在三天的搜捕后被暗杀；发生了一系列骚动以及反抗的农民和新政府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共产党日益受到迫害，季米特洛夫不得不转入地下。
透过表面现象可以显然看出，保加利亚政治景象的变化是同土耳其政局密切相关的，俄国政治局感到英国安全地带愈来愈收紧的压力，在对待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问题上，立刻扔掉了反对“冒险暴动主义”的一切原则。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朋友被召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一次六月会议上，一方面，拉狄克向德国正直的民族主义群众发出感动人心的呼吁，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却由于他们的机会主义错误而受到严厉批评。同一个拉狄克，一方面反对在柏林举行反法西斯示威，另一方面却大力反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瓦西里·柯拉洛夫的消极态度。据他说，保加利亚党低估了农民的力量，曾经主张在巴尔干联邦范围内让马其顿自治，因此要为严重的失败负责。
“我们认为〔拉狄克说〕，保加利亚的政变是我们党的一次严重失败。我们当然希望这不是一次使党永难再起的失败，但它肯定是共产党曾经遭遇过的最大一次失败。……保加利亚党并没有努力去理解这次失败，反而企图为他粉饰。我们面前放着一堆保加利亚党的呼吁书；它们是整个失败中最令人难过的一面。我们这里有6月9日的呼吁书、15日的呼吁书以及长长一系列文章。我们看到党在维护下面这种立场：两个资产阶级集团正在斗争；我们工人阶级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希望并要求获得出版自由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好处。”
[11]
没有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商量，俄共政治局便命令保共准备一次军事反击。由红军情报处选出的一批军事顾问，化装成各种人物被派往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党得到一大笔资金，以便组织初秋暴动。据拉狄克——这项保加利亚计划的发起人之一——看来，斗争的目标不应该是成立一个保加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而应该是让农民党重新执政。在同赞科夫政权进行过一场血腥的战斗以后，在保共帮助下重新执政的农民党将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这个政府将被迫对苏俄采取友好态度，从而遏制住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和近东的影响。对俄国政治局来说，保加利亚暴动并不是一个新的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浪潮的开始，而是对俄国在巴尔干势力的一种支持。
8月中旬，季米特洛夫向莫斯科报告，说他预见到在9月底有可能采取明确行动；他的这份报告和柏林出乎意料的库诺罢工消息同时传到莫斯科。在审阅关于德国各地日益扩大的骚乱和罢工运动的报告时，政治局拿它们同有关保加利亚政变筹备情况的报告作了对比。
莫斯科的秘密会议
柏林共产党总部只听到了俄国党内危机和保加利亚即将行动的微弱回声，它的注意力已经完全放在德国的当前形势上，几乎忘却了其他一切问题。布兰德勒害怕俄国政治局内的尖锐分歧一旦在德国党内公开后，会妨碍他执行自己的政策，因而把拉狄克送给他的全部情报都小心地隐瞒起来，只让他自己的一些亲信知道。左派对托洛茨基不感兴趣，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主要是左派的最大对头卡尔·拉狄克的一个密友。
在1923年夏天，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其中有施略普尼柯夫——来到柏林，同柏林反对派举行了秘密会晤。他们以最阴暗的语调报告了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情况。这些俄国反对派认为有必要作好分裂准备；在俄国政治局的领导下，德国不可能有任何革命行动。左派并不想在发生普遍危机的当时分裂党，但是拟订了共产国际内部各个左派集团密切合作的计划。波波夫[12]在这方面的阐述是十分正确的。[13]
关于俄德两国左派之间的秘密会晤，布兰德勒集团自然得到了消息。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俄国政治局，要求把柏林党领导人、组织这种秘密接触的马斯洛夫立即排除掉。没有了马斯洛夫，就比较容易控制柏林党组织。
在莫斯科，由于施特莱斯曼正在同英国进行谈判，所以斯大林转而支持德国共产党改变政策。这时，每一个俄国领袖都争先恐后地鼓吹德国革命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都是如此。只有拉狄克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根据政治局的一项决定，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邀请德国领袖们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主要是研究军事战略而非政治战略的会议，在9月间和10月的头一周举行——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托洛茨基危机正好发生在同一时间。除俄国外，只有法国、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和德国五个党参加会议，而且代表们大都是原来就在共产国际总部的工作人员。这并不是一次为宣传目的而召开的会议；在密室中，俄共政治局同德共代表团辩论了暴动计划的各种细节。
当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时，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发现莫斯科到处都贴着欢迎德国革命的标语。市中心飘扬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旗帜上写着这样一类口号：“俄国青年们，向德国学习——德国的十月革命就要来临了！”在每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都可以看到克拉拉·蔡特金、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相片。所有的工厂都开会讨论：“我们如何能帮助德国革命？”
布兰德勒在8月底先到，以后，他领着的一班人也相继到来。可是，布兰德勒这伙人却不得不等待好几个星期，因为俄国人正在忙于应付他们自己党内的危机。在库西宁和拉狄克的支持下，布兰德勒利用这段时间为成立一个针对马斯洛夫的调查委员会作了准备。只是在布兰德勒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以后，才把左派领袖也召到莫斯科来，这部分是为了让左派领袖参加辩论，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了让拉狄克有可能在会后把我和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
布兰德勒来俄国的时候，曾以为他的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他准备好的建议内容，全是旨在进一步利用经济危机展开共产主义宣传，同社会民主党左派结成统一战线，特别是在萨克森和图林根——这种政策发展到最高峰，甚至有可能让共产党人加入联合内阁担任部长。
可是，布兰德勒一到以后，拉狄克便把政治局已经改变立场的情况告诉了他。布兰德勒感到自己陷入了窘境；在他最亲信的一小群朋友中，他讨论了是否有可能公开反抗这种“愚蠢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问题。可是，在他本国，党所以能被遏制在布兰德勒的温和政策上，只是由于布兰德勒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一旦党知道他已经不再有这座靠山，他就不会有继续控制住党的希望。如果他敢于公开反抗，他将会被他自己的朋友驱逐；他的中央委员会是由一些不坚定的人组成的，这些人虽然和左派作斗争，却受到左派的很大影响。他们经常批评布兰德勒，阻挠他企图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盟的计划。布兰德勒明白，如果他敢于反对俄国人的建议，他的追随者就会马上把他扔开，另外组织一个新的集团。
因此，布兰德勒决定妥协。他“一般地”接受俄国人的路线。他并不反对把德国的形势说成是“革命的”。与此相反，由于他一贯的性格和野心的驱使，他甚至对德国形势作了歪曲的和不精确的描绘，以此来进一步渲染俄国人所分析的那种政治局面，同时有意识地把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地追随他的人说得比别人更革命。他的行为与其说像一个全党领袖，不如说像他那一个小集团的头目，他把这两个邦的状况吹得天花乱坠，以致使俄国人产生了共产党已经在那里居于支配地位的印象。
据布兰德勒说，萨克森和图林根已经完全为红色百人团所控制，而且，红色百人团都已武装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譬如说，在发表于《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布兰德勒描写图林根工人住在分散的工业村里，就像一种高加索的原始部落一样。他暗示图林根工人的每一家炉灶后面都藏着步枪。只要党一声令下，他们在一分钟内便能组成一支支军队。他说，萨克森的工业几乎已经全部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消费者团体网，这些团体由各阶层居民组成，已经有效地组织起全邦的经济生活。这套想入非非的说法得到了野心勃勃的图林根组织工作者瓦尔特·乌布利希[14]的热烈支持。
这些报告今天在我的脑海中还栩栩如生。究竟是俄国政治局对他的这套歪曲，信以为真了呢，还是故意装做相信布兰德勒所说的一切？左派被迫采取比不上布兰德勒那样“革命”的态度，用比较清醒的分析来修正他所描绘的图画。我今天回想起来，连季诺维也夫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布兰德勒那套有声有色的吹嘘迷惑了，不了解德国详细情况的托洛茨基自然更不必说。作为一个德国的工会活动家和共产党人，作为一个具有革命锐气又注意脚踏实地的人，布兰德勒在俄国人当中是具有一定地位的。
总而言之，俄国政治局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德国存在着一个武装核心，只要从外界进行有力干预，就能使这个核心发展壮大。由于暴动已经被明确批准，所以是否存在愿意战斗的武装核心的问题就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当时，是不会有人提出在没有有组织的武装队伍愿意打前阵的情况下举行暴动的。
关于鲁尔的形势，大家看法一致。“红色百人团的口号只是在鲁尔区有效，在那里，这个口号已经如此化为现实，以致红色百人团正在如雨后春笋般飞快地发展起来。”[15]
布兰德勒集团关于国防军中日益呈现出严重分裂迹象的报告，就国防军和共产党机器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把这种联系说成是国防军反对派已经愿意让共产党领导时，他们对现实情况又作了一次歪曲。事实是，国防军中的亲俄各集团丝毫也不想接受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同俄国的共产党政治家联系，主要是为了在反法战争中同俄国结成军事联盟，或者至少是得到俄国的政治支持。国防军并不想让自己被改造成德国红军；它对共产党人许下一些含糊的诺言，保证党的地位在一个军人统治的德国会有所改变，成为联系苏维埃政府的传送带等等，其目的只是想以这种方法来利用共产党。而且，国防军中的这种亲俄政策还受到另一个更强大的集团的反对，这个集团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建立一个不为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诡辩家所扰乱的军事独裁政权。可是，在九月会议上，布兰德勒的报告却暗示一部分国防军将愿意在共产党的指挥下作战，另一部分国防军则将保持中立。他们并且认为，在以俄德两国结成反凡尔赛条约同盟为交换条件的情况下，这部分中立的国防军也将接受共产党的更大影响。
此外，他们还认真考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事变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军官会站到共产党方面来。出身于保守家庭的汉斯·冯·亨蒂希[16]，是布兰德勒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军之间的一个主要联系人。通过他的兄弟，一个在希特勒执政后仍然继续供职的外交官，亨蒂希能弄到有价值的内部情报。作为图林根共产党军事机器的组织者，他被授以购买武器的重任。同俄国专家斯柯布列夫斯基[17]等人一道，他拟定了暴动计划。亨蒂希兄弟两人代表保守分子的两个不同典型，但他们都通过德国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受到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
像往常一样，共产党宣传总是以“德国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崩溃”的字眼来描绘经济形势。可是，在九月变动以前，俄国党内的主要思想流派却倾向于认为欧洲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复兴。就在共产党加入萨克森政府的那天，共产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表示了下列看法：
“德国经济稳定化的第一阶段开始于8月15日。通过群众运动，工人已经争取到把他们的工资调整得适应于上涨的物价。……由于总罢工的威胁而实行的滑准工资制，使得继续推行马克膨胀政策成为多余。因此，8月底便出现了一系列发行一种新的稳定通货的计划。
社会民主党工人抱着等待态度，他们期待着稳定。”
[18]
9月11日，德法谈判已经开始的确实消息传到莫斯科。这起了决定性作用。季诺维也夫得以立刻使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同时推动德国和保加利亚的暴动。他仍然为拉狄克和瓦尔加所反对，但是得到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支持。国际主义者托洛茨基相信，欧洲的变化也一定会反映在俄国党内生活的有利变化上。
他们送信给季米特洛夫，要他在9月底发动起事，为德国提出的日期则是10月初。但是，当他们要求布兰德勒定出具体发动日期时，这一建议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即使是在政策改变以后，布兰德勒还曾这样希望，他得到的将是一般性的指示而不是明确的命令，而利用这类指示的含糊用语，他依旧可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季诺维也夫是不愿意违背德国代表团的意愿硬向他们发出具体命令的，这既是由于违反当时共产国际的惯例，也是由于他本人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的态度。
于是，开始了一场学究式的讨论，引进德国事件的一种最奇特的前奏曲。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否事先规定出举行革命起义的日期，尤其重要的是，目前就德国而言能否确定这样一个日期。正在俄国党内进行政治斗争的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至11月7日或9日达到高潮的日程表。他并未过分强调这些历史性日期，但也指出了这种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在动员群众方面的价值。布兰德勒对托洛茨基的建议感到十分恐慌，以他要立即离开莫斯科要挟政治局。当然，他没有说他反对整个行动：他再三声明定出日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随意确定的日期将给党、将给他自己同左派的关系带来灾难性后果。力求妥协的季诺维也夫找出一条解决办法。他郑重询问布兰德勒是否“在原则上”反对起义。这一点布兰德勒当然否认。在原则上，他是“赞成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关于确定日期的建议被否定，但并非“出于原则理由”，而是因为起义日期应该让德国共产党人本身去决定。但是，由于大家希望很快就要发动的保加利亚起义将大大推动德国革命，因此作出了这样一项决定：暴动应该在今后四至八星期内举行。
在这桩公案完结以后，又开始了另一场纠缠不清的讨论。德国同志是不是应该组织“苏维埃”呢？左右两派都一致同意，应该把在库诺罢工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工厂委员会发展成中枢组织。两派抱这种态度各有其不同的理由，但暂时说来，他们在字面上总算取得了一致。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主张选出苏维埃，因为它的活动范围要比已经存在的工厂委员会更广泛。拉狄克激烈反对这一建议，从他的立场来考虑，他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将由于其性质本身而使他不得不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执行到超出他所愿意的程度。最后作出的决定是支持工厂委员会，这便使他和布兰德勒得到了多得多的避免受束缚的机会。
在此期间，季米特洛夫和柯拉洛夫已经离开索非亚，在保加利亚西北部建立起秘密总部，他们所以选中这一地区，是因为在这里更便于同莫斯科联系。他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农民和工人小队分发武器，并且同红军总参谋部的专家共同制订出行动计划。按照共产国际编造的神话，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出现了叛徒，使得政府事先得到警告，得以作好应变准备。可是，事实却是保加利亚人不愿意被并入苏维埃势力范围，而且，保加利亚党没有能够很快地从统一战线政策转到武装行动上来。在被政府军击溃以后，大约有一千名游击队慢慢退进南斯拉夫。尽管暴动未能成功，对季米特洛夫来说，这仍然是帮助他日后在共产国际中飞黄腾达的重要的一步。[19]
在莫斯科，保加利亚的失败消息加深了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悲观主义，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却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挫折，会由于德国革命的有利发展而好转。这时，会议的讨论转到技术性的准备工作上；在小组委员会里，拟订了德国暴动的总战略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经过短时间大力展开宣传的预备阶段以后，共产党将加入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邦政府。在这两个政府中，共产党人将集中全部精力来武装工人；他们的任务将是组织一支以各工厂和工业村红色百人团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军队。经过这一短促的预备阶段之后，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红色政府将宣布总起义，立即以武装力量支援其他地区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萨克森的红军将进军柏林，图林根人则向反革命中心慕尼黑挺进，而在他们的进军途中，中德的红军将会把一切希望推翻政府的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新政府并不全由共产党领袖组成，而将包括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主义者和信奉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军官。它的对内政策只限于把重工业立即社会化；国家将不对小企业主和农民进行干预，以免引起他们的反感。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和上西里西亚大地主的土地将被没收，在贫农中进行分配。
德国红军的建军计划
会议决定，为了执行这一计划，要在技术上和军事上作好最周密的准备。政治方面的问题似乎都退居次要地位了，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建立起红色战斗组织，以便粉碎部分国防军和反革命集团预料会进行的抵抗。就执行这一任务而言，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甚至它的政治局都被认为过于庞大了。一个七人委员会将独揽大权，有资格委任人选去指挥经过选举产生的各区委员会的领导；基金被交给布兰德勒支配，皮克和埃贝莱因做他的助手。
在实际的军事力量中，红色百人团将得到党的军事工作部和红军情报处的支援。由于红色百人团处于半合法地位，并且只有初步联络关系，因此，它们的干部被认为不适合于担任指挥工作。另一方面，德国党的秘密军事小组人数虽少，却是一群颇有训练的突击队，其领导人员都具有一定的军事经验，他们不是在帝国军队中服过役，就是在俄国受过短期训练。不过，在1923年以前，外国共产党人在俄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还是时断时续和效率不高的，因此，会议作出的主要决定是派遣几百名红军军官去领导德国党的这些秘密军事小组。这些军官有许多都不是俄国人，而是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或者其他参加过俄国内战、后来加入红军的外国共产党人；会议感觉到他们作为中欧人，更适合于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些军官完全通过俄国的门路渗入德国；他们接受任务后，便化装成各式各样的人混到目的地，然后只向他们的俄国上司——俄国大使馆内国际联络科的工作人员报告情况。[20]1923年9月派进德国的这批多民族共产党人，同十三年后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十分相似，事实上，这就是国际纵队的一种流了产的形式。
最后，还有一批俄国军事情报人员。他们同德国党的军事工作部保持联系，但并不和它混在一起，他们直接受莫斯科红军参谋部的指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国防军中的反对派军官联系。瓦尔特·克里维茨基[21]就是这个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他被派到柏林，在那里给德国党组织了三种特工机构。关于自己的使命，他是这样写的：
“当法国占领鲁尔的消息传到我们的部门以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五六名军官便被立刻派赴德国……
我们立即在德国共产党内创立了三种类型的组织；一种是党的情报处，它在红军第四厅的指导下工作；另一种是作为未来德国红军核心的军事组织；最后一种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武工队’，其作用是打击国防军和警察的士气。”
[22]
以这个军官团为中心，在计划中便建立起一支正规部队的骨干组织，它不仅拥有总参谋部，而且拥有炮兵军官、机枪手、信号兵队等等。军事机器的特殊委员会接到任务，负责在存货充足的德国黑市上购买一切能弄到手的军火。这些武器囤积在各区的秘密总部中，将在政变前几天分发出去。人数较多的各个德国共产党人小组将接受四至五星期的基本军事训练，训练项目中包括进行好几天长途夜行军和游击战的演习。在这种演习计划中，通讯部门——包括一个自行车和摩托车联络线、许多报务员和信鸽——将发挥作用，把若干基干小组迅速变成一支集团军。
任何国防军军官愿意参加草创中的红军，这种表示都会被最慎重地考虑。他将被立即派到实际战斗中去，并担任较高级的指挥职位，但他的周围有可靠的同志进行监视。如果一个国防军军官表示愿意出力，除去有肯定的证据表明他是奸细以外，他都会在经过俄国专家的讯问后被纳入本区指挥部；而且，这一事实将对国防军中他的同志们宣布。计划中难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德国国防军的问题。军队将怎样反应呢？军官们是否又会主动带头，纠集起各种非法的军事组织，把它们联合成一支粉碎工人军事组织的队伍呢？在柏林，国防军在最初阶段将会拥有一切有利条件。计划所以把萨克森和图林根作为发动斗争的起点，部分就是因为在这两个邦没有强大的国防军分遣队。在这里可以迅速组织起一支群众性军队，看来是一望而知和毋庸讨论的。柏林，德意志共和国的象征，为勃兰登堡驻军所包围，被看成是最难占领的地点之一，但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地点。决定对全国各地的一切党组织发出严格命令，要它们等待萨克森的发动信号。
托洛茨基完全同意和衷心支持德国革命的军事准备。他提供了不少技术性的意见；他对许多次要的细节都感到兴趣。他好几次同布兰德勒讨论了即将到来的这场斗争的复杂军事问题；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托洛茨基认为布兰德勒正是适合于领导暴动的人。在这几个星期中，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良好的、几乎是亲热的关系，他们都不喜欢季诺维也夫——布兰德勒在共产国际中的对头和托洛茨基在俄国的敌手。
左派领袖坚信所有这一切军事准备都毫无价值。他们知道党的军事机器是一种半瓶子醋的组织，许多脱离党的真正生活的党员都以此为藏身之所，而这些人一到紧急关头就会暴露他们的弱点。而且，左派领袖还认为，在库诺罢工之后，有利时机业已过去工人们现在感觉到，同英国的妥协会帮助德国经济走出困境。即使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要加剧冲突，重点也应该放在政治行动上，应该强调的是扩大工厂委员会的活动，加强由共产党解决危机的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工作。我肯定，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联合政府决不会推动柏林或鲁尔，除非在成立联合政府以后，继之以——譬如说——工人委员会占领工厂，在一切工业中心公开组织武装，举行武装示威，最后建立平行政府工厂委员会的地区性或全国性委员会，宣布它们从此要统治全德国的愿望。国防军只能够通过革命工人组织的这种阵势被粉碎，而党的各种秘密机构则只能对之起辅助作用。脱离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展开，这些军事小组所能造成的，不过是很容易被当局镇压下去的孤立骚动而已。
在讨论过程中，布兰德勒一直在考虑一个可行的反计划。他心中明白，左派领袖比任何俄国观察家都更能看穿他的邪门外道，他的政策只有在消除左派领袖的批评后才能实现。因此，布兰德勒接受共产国际计划时提出一项条件，即我和马斯洛夫这两个著名的左派必须被留在莫斯科。围绕着这个问题，在俄国政治局的一个小组会内发生冲突。托洛茨基愿意接受布兰德勒的条件；据库西宁说，[23]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后，季诺维也夫才给他的妥协性建议拼凑起一个微弱多数，按照这一建议，将放我回德国而把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根据德国共产党党章，是不能违背柏林党组织的意愿而硬把马斯洛夫留下的，该组织派他来仅仅是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这时正在叫嚷着要他回去。扣留他的最方便办法是，要他向一个调查委员会解释他个人历史上某些不清楚的问题，同时答应在调查完毕后立即让他返回柏林。对于这样一种安排是很少有办法推脱的，因为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这类性质的怀疑，必须交由国际监察委员会审理。
在布兰德勒的坚持下，又决定了另一个奇怪的安排。政治局选定瓦西里·施密特[24]——工会主席托姆斯基的一位密友——担任我的个人顾问，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将同反革命进行的斗争中帮助我。施密特的出面，目的在于保证柏林党组织服从军事纪律；在我们发生分歧的一切场合，他都可以用俄国政治局的名义把我压下去。他是革命暴动时期共产国际派到德国的四名代表之一；另外三个人是拉狄克（他领导着其余代表）、奥古斯特·古拉尔斯基—克莱恩和阿列克谢·斯柯布列夫斯基“将军”。
布兰德勒在10月9日（也许是10日）离开莫斯科。我在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看见托洛茨基正在向布兰德勒道别，他从克里姆林宫内自己的住处，一直把布兰德勒送到三一门——这是一种极其有礼貌的特殊表示。他们在那里站下来，在秋日午后的明亮阳光中，矮胖的布兰德勒穿着没有熨过的便服，风度翩翩的托洛茨基穿的是一套合身的红军军装。在谈过最后几句话以后，托洛茨基按照一般俄国习惯，亲切地吻了布兰德勒的两颊。由于对他们都很了解，我可以看出托洛茨基这时的确感动了；他感到，他在发生翻天覆地事件的前夕正在为德国革命的领袖祝福。我以一种年轻人的蔑视观望了这场深情的告别。我怀着最恶劣的心情穿过大门，坚信我们正在奔向灾难。
施密特和我利用假护照，通过埃特古伦一起进入东普鲁士。我感觉到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德国的边防军都好像得到了通知，知道有一位俄国要人将从那里匿名经过，应该对他加以特殊照顾。
在旅途中，我们当然讨论到德国的形势。施密特是一个纯朴可亲的人，一个俄国工会活动家和优秀组织家，但是在一切外交政策问题上却都天真到了极点。他对德国的事情并不特别感兴趣，从来也没有研究过这个国家，他所知道的只是他在最近一些报告中谈到的东西。他特别向我问起工会状况。当我向他作了一般的党内报告，搬着指头数起工会中共有多少反对派的时候，他不禁摇起头来。“不好，太不好了，”他说，“工会可不应该分裂。”他还以同样令人心软的天真态度打听德国的其他情况，甚至包括地理，但最使我吃惊的问题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柏林—肖恩堡的霍普特大街上有一家小牛奶店，这座店铺的里间就是党的各种秘密机关之一，在这里，柏林党组织的书记汉斯·菲弗尔[25]（绰号“卡片科维奇”，因为他爱摆弄卡片）坐在他的文件夹旁边，忙着繁琐的日常工作。我把施密特在这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以后，他在柏林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然，他出席了柏林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但他的德语水平有限，只能勉强听懂会议内容。[26]
全党总动员
我在10月中旬到达柏林后，发现党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德共政治局并没有等待莫斯科会议的决定送来后再行动。早在9月中旬，已经有一大批俄国顾问和技术专家抵达德国——在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斯柯布列夫斯基将军。[27]当时，总指挥部表面上由德国党的七名中央委员组成，他们被授以领导革命的全权，可是，斯柯布列夫斯基却是总指挥部的一个幕后成员。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是汉斯·奇本贝格尔[28]，在军警和帝制派组织中进行破坏工作的负责人。
党的政治活动同军事活动是严格分离的。凡是适合于参加军事组织的党员，都被本地党支部抽调出来，被赋与各种特殊任务。为了保护党的工作人员不致在暴动爆发前被捕，党命令上万名干部离开家住进地下军营，只许隔些日子回家探望一次。一部分红色百人团突击队住在集体宿舍里；暗藏的军火纷纷转移到各地的秘密武库，从那里可以很快地分发出去。军事工作部搜罗了一切被认为有重要意义的地区的军用地图，在上面标出了预备夺取的建筑物。制订了对警察和国防军兵营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此外，总指挥部还规定了柏林、萨克森和图林根红色百人团的集合地点，从而使计划达到周密完备的地步。
当然，这种准备工作并不是在全德各地都同样紧张。可是在工业中心和共产党组织的据点，它们的确开展得如火如荼，把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吸收了进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一个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要求对帝制派、希特勒分子、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共同采取军事防御。从1923年夏季以来，德国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巴伐利亚早晚就要发生帝制派或法西斯分子的暴动。这一事实增加了人民对共产党准备军事抵抗的同情。鲁尔占领、通货膨胀和这种每天担心巴伐利亚发生法西斯政变的心理，大大冲淡了人们对已经存在四年的宪法程序的记忆。群众要求建立一个军事组织，以便同敌人的军事专业技术相对抗。
对这些准备工作，一般党员都衷心拥护，给予了它们以热情支持。在德国共产党人中间，要求行动的愿望还从没有过像现在这样普遍；在以前，当每一次要求他们投入军事行动时，下层党员总要呈现分裂状态。譬如说，在1921年3月，就有相当一部分最优秀的德国共产党人反对过“冒险主义”政策。在1923年以前，由于害怕同由军事专家领导而又残酷的反革命最后摊牌，德国工人运动中最优秀和最有觉悟的分子都不敢轻举妄动。可是到1923年9、10月间，情况却完全改变了。俄国政治局正式保证支持德国暴动，被人们热情地认为起有决定性作用。来到德国的许多俄国同志、取之不尽的基金（大部分是美元）、内行的准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信心十足，相信这次一定会获得俄国的援助。
连恩斯特·托尔格勒[29]这样一个标准的白领工人，一个谨小慎微的保守分子典型，都抛下自己的亲人，离开他在柏林中产阶级郊区卡尔霍斯特的住家，在一个公共宿舍里睡了好几个星期，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看到托尔格勒这一类人对待“暴动主义”的态度的变化，我感到大吃一惊。这些清醒的德国工人已经被一种革命的狂热感情迷住了。
总指挥部总是担心他们的准备工作会被国家的武装干预突然打断，其实在通货膨胀达到高峰的当时，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左派要求大力支持全国各地自发举行的示威和罢工时，党的领导却回答时，我们首先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以便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例如汉斯·菲弗尔就曾这样说：“同志们，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宣布总罢工。因为那样一来，资产阶级就会发现我们的计划，在我们发动以前把我们消灭。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使自发性运动缓和下来。让我们遏制我们在工厂中的组织和失业者团体，从而使政府相信危险已经过去。然后——在他们麻痹下来，误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再让我们在一天晚上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发动决定性的打击，逮捕政府成员，进攻国防军军营，敲起最后决战的丧钟。”我把这种战略称之为“密谋革命”，这种革命是由一小撮人去进行的，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出其不意地拿到劳动群众面前。
布兰德勒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第一项决定就是把他的总部从柏林迁移到萨克森的总部德累斯顿。他向党解释说，这个步骤是为号召萨克森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所必需的，但实际上，党中央委员会撤出柏林的目的却在于使布兰德勒能方便地执行自己的政策，把共产党的行动限制在地方实验的范围之内，避免它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起义。
这时，党内已经不再有任何人反对加入萨克森政府了。现在，党已经接受“共产党入阁主义”，认为它有助于为军事组织建起一座堡垒，在柏林支部中，只有很少几个组织干部不相信这些俄国计划会行之有效。左派的头面人物恩斯特·台尔曼，在1923年9月以前本来是一直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却态度大变，对暴动战略产生了一种新的热情。
俄国政治局的顾问小组正确地估计了敌方力量，据他们推测，萨克森革命者必然要与之冲突的国防军部队，将不会超过十万国防军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些部队会从地下的黑色国防军那里获得多少支持，将取决于全国骚动趋向于何种结局。如果工人的部队首先发动，得以迅速控制住各个重要地点，民族主义力量的许多潜在支持者就会慑于声势，不敢出头，甚至会被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因此，共产党部长的任务就是要武装五万至六万名萨克森工人，布兰德勒则保证把装备这些人的武器迅速分发出去。
[1]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2] 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29日——1938年7月29日），本名约瑟夫·奥伦诺维奇·塔尔西斯（Иосиф Орионович Таршис），生于沙皇俄国科夫诺省（今立陶宛）维尔克米尔一个犹太木匠家庭。曾当过裁缝学徒，后子承父业，当了木匠，参加了地下工会运动。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后逃脱，流亡德国。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在二大上支持列宁。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同年返回俄国，在敖德萨积极参加革命。1906年1月再次被捕，半年后获释。1908年再次流亡国外。1913年回国从事工会运动，1914年6月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莫斯科，入选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十月革命后，1919—1920年担任铁路工会主席，1920年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担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部长，1922—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7月遇害。1956年平反。
[3] 《工人政治报》，莱比锡，1929年2月9日；转引自托洛茨基：《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纽约1936年版，第322—323页。这封信是由布兰德勒反对派在1929年刚被开除后发表的，用以回答对他们的这样一种指控，即：在1923年，他们曾不听俄国政治局的忠告，有意识地破坏德国革命。1927年，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在向党提出的正式报告中引证过这封信。当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替自己辩护，因为人们要他为1923年10月德国的失败负责。
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中，对这封信是略而不提的；譬如说，波波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都说斯大林集团对德国共产党人是给予鼓励的。 ——原注
[4] 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 Стоименов 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年3月1日——1923年6月14日），保加利亚全国农民联盟（Български земеделски народен съюз）领袖，1919年10月6日出任保加利亚首相，1923年6月9日被军事政变推翻，被俘后经残酷折磨被处死。
[5] 斐迪南一世（Фердинанд I，1861年2月26日——1948年9月10日），原名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列奥波德·玛丽亚·冯·萨克森－科堡－哥达（Ferdinand Maximilian Karl Leopold Maria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1887－1908年任保加利亚亲王，1908年保加利亚脱离土耳其后，于1908－1918年任保加利亚沙皇。一战爆发后加入同盟国。一战战败后，于1918年10月3日退位，流亡德国，从事科学研究。1948年死于德国。
[6] 据《圣经》，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城市，由于居民作恶多端而被天上降下的硫磺与火毁灭，见《创世纪》第19章。 ——原注
[7] 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米哈伊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1900年当选为索非亚印刷工会书记。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04年7月出席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1904年8月在全国工会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工人理事会理事。8月23日被选为索非亚地方工人理事会书记。1905年8月被选为索非亚党组织书记。1905—1923年任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1909—1919年任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13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5年参与成立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党的领导成员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21年被选为巴尔干工会财务委员会委员、赤色工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理事会理事。1922年当选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3年参与领导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23年12月当选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书记。1924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和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9年被指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领导人。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被引渡回俄国。1934年4月29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任保加利亚总理。1948—194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49年7月2日在莫斯科逝世。
[8] 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的经历，是共产国际历史最富于启发性的方面之一，许多困难问题都可以透过他的经历找到答案。在二十年代，他成为共产国际在巴尔干半岛（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经常关心的一个主要地区）的主要组织者，从南斯拉夫到维也纳和柏林，他的总部定期迁移。在这些年代中，他树立了自己的声望，最后成为很少几个执掌大权的非俄国人之一（库西宁是另一个），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权力几乎和政治局委员相等。
在纳粹政权刚建立时，1933年3月9日，他在柏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被捕。他同他的保加利亚助手布拉哥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涅夫、德国人恩斯特·托尔格勒和荷兰人马里努斯·凡·代·勒贝一起，被控以纵火焚烧议会罪。戈林和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舌战，是在全世界轰动一时的事件。纳粹和斯大林两方面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而在各种想入非非的谎言和真真假假的一面之词使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当时是很难弄清楚真相的。可是，在高潮中，一件赤裸裸的事实却戳穿了精心编造的表面文章：经过纳粹法庭三个月的审讯，季米特洛夫最后被引渡给俄国。
当审判正在进行时，我在巴黎遇到了两个重要的证人——威廉·皮克和玛丽亚·雷泽。皮克当时很希望同我和马斯洛夫谈一谈，雷泽则是共产党议会议员和托尔格勒的密友。（她后来回到德国，成了纳粹的同情者，但这并无损于她所谈情况的可靠性；当时，她几乎每天都和托尔格勒的律师联系，从他那里打听到全部详细情况。）他们两人在各不相谋的情况下向我透露了相同的内幕消息，即季米特洛夫在走上法庭勇敢地发表他那长篇大论的演说以前，已经知道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盖世太保之间的秘密安排，知道他自己过庭后将获得自由。另两个保加利亚人也在商定的释放者之列，但是托尔格勒和凡·代·勒贝却未包括在内。皮克和雷泽对这件事都非常关心，可是出发点各有不同。皮克知道托尔格勒已经被政治局抛弃，害怕他也许会看破真相，在法庭上揭露两国政治警察之间的秘密交易。所以，当我看到他时，皮克正在忙着给一个将要到达伦敦的德国地下活动者准备安身之处，这个人将带来一项惊人的消息，说托尔格勒是出卖反法西斯事业的叛徒。玛丽亚·雷泽的反应当然是十分不同的；她后来写了一本小册子宣布同共产主义决裂，但对这桩事只含糊地影射了几句，因为她还希望挽救托尔格勒的生命，不愿意得罪盖世太保。皮克的信使果然到伦敦去了，用故意让人听见的方式散布了他的所谓秘密消息，但由于托尔格勒始终没有泄露季米特洛夫赖以得救的幕后安排，他们也就让这项对他的指责慢慢平息下去。凡·代·勒贝结果被处决，另外四名被告宣判无罪。“托尔格勒声色不动地谛听了并没有带来自由前景的无罪判决，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涅夫既没有表示轻松也没有表示高兴，只是安静地坐了下来。”见道格拉斯·里德：《德国议会纵火案》，伦敦1934年版，第331页。当保加利亚拒绝接纳它的三个本国国民时，俄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公民，于是，一架飞机把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涅夫送到他们新的祖国。
季米特洛夫在这样凯旋返回莫斯科以后，便成了第一号反法西斯殉道者，在共产国际中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分居领导地位。在决定人民阵线政策的1935年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受到的欢呼几乎和斯大林本人一样热烈。在俄国战胜纳粹以后，他回到了保加利亚故国，从那时以来一直以最高明的恐怖主义传统方法进行着统治，但他的未来并不只限于巴尔干半岛的这一隅。他一直同德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所有的自由德国衍生组织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假如有朝一日能成立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欧洲合众国，这个国家的主要官员之一也许就是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 ——原注
布拉哥伊·西蒙诺内·波波夫（Благой Симеонов Попов，1902年11月28日——1968年9月28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青团。192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3年任索非亚地下共青团副主席，参加了九月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并担任共青团维丁区委书记。1924年流亡国外。1929年秘密回国，并担任保共中央委员兼共青团中央政治书记。1930—1931年任保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年9—10月任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流亡德国，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德国代表。1933年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5年被指控为“左倾宗派主义”。1937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54年获释后回国，在外交部工作。1964年退休。
巴西尔·康斯坦丁诺夫·塔涅夫（Вас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Танев，1897年11月21日——1941年10月9日），出身于革命者家庭。早年服役于保加利亚海军。1918年12月参加了“娜杰日达”巡洋舰水兵起义。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1—1923年任鞋匠工会中央委员。1923年任普罗夫迪夫党委委员，同年参加了九月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南斯拉夫。1924年回国。1924—1925年任普罗夫迪夫区委书记。1925年任保共哈斯科沃军事组织副主席，同年在四月事件中被捕并被判处12年徒刑。1926年获特赦后流亡南斯拉夫，同年年底移居苏联。1931年秘密回国。1931—1932年任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3月赴柏林工作，不久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35—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被指控为“左倾宗派主义”。1937年被捕。1938年获释后加入格别乌，在图瓦人民共和国工作。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红军。1941年10月9日在与德国空军交战中被击落，壮烈牺牲。
马里努斯·凡·代·勒贝（Marinus van der Lubbe，1909年1月13日——1934年1月10日），荷兰共产主义者。1925年进厂做工，因事故导致视力严重下降，同年参加了荷兰共产党青年组织，多次被捕。1930年参加荷兰国际共产主义者团体（GIC），倾向于委员会共产主义。1933年2月赴柏林，2月27日在国会纵火，当场被捕，在狱中被纳粹残酷折磨。1933年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1934年1月10日遇害。1967年部分平反。2007年完全平反。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战犯，1922年参加纳粹党，并任冲锋队领导。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1927年回国，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纳粹党上台后，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受刑前戈林服毒自杀。
玛丽亚·雷泽（Maria Reese，1889年1月5日——1958年10月9日），德国作家、记者。出身于天主教教师家庭。一战中为法国战俘工作。1917年被捕并被判处五个月监禁，丧失教职。1919年加入社民党。1920—1924年任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1928—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9年退出社民党，参加了德共。1930—1932年任柏林《红色统一战线》杂志编辑。纳粹党上台后，于1933年2月流亡瑞典，一个月后在纳粹的干预下被驱逐出境，流亡苏联。国会纵火案审理期间赴法国，1933年10月退党，同年年底流亡萨尔盆地。1934年参加了德国托派组织“国际共产党人”。1935年回国，抛弃共产主义，转而支持纳粹，从事反共产国际活动。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短暂被监禁。二战结束后被法国特勤局逮捕，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道格拉斯·兰斯洛特·里德（Douglas Lancelot Reed，1895年3月11日——1976年8月26日），英国记者、作家。一战中入伍。1921年进入《泰晤士报》工作。1928—1938年任《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期间报道了国会纵火案和吞并奥地利的活动，反对希特勒，对英国国内的绥靖政策持反对态度，拥护奥托·斯特拉瑟的民族革命论。二战期间公开鼓吹反犹主义。二战结束后狂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仇视共产主义。晚年流亡南非，支持罗得西亚独立运动。1976年死于南非。
[9] 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 Цолов Цанков，1879年6月29日——1959年7月27日），1910年出任索菲亚大学教授，1923年月6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的农民党政权，并出任总理，建立法西斯政权，镇压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后投靠纳粹德国，1944年出任德国控制的保加利亚傀儡政府总理。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并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10] 鲍里斯三世（Борис III，1894年1月30日——1943年8月28日），原名鲍里斯·克莱门特·罗伯特·玛丽亚·皮乌斯·斯坦尼斯拉夫·萨克森－科堡－哥达（Boris Clement Robert Maria Pius Stanislaw Sachsen-Coburg-Gotha），1918－1943年任保加利亚沙皇。
[11] 卡尔·拉狄克：《保加利亚的失败》，载于《共产国际》，第27期，汉堡，1923年，第115—120页。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这里有2月9日的呼吁书，15日的呼吁书……”；但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原注
[1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波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пов，1890年12月24日——1938年2月10日），1906年加入孟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192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哈尔科夫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26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辑兼哈尔科夫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1925—192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1928—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29—1933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33—1937年任乌共（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所长。1937年2—5月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29年，1933—1936年任乌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1937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5—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13] 参看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92页。 ——原注
[14]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
[15]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为时已晚？》，第19页。 ——原注
[16] 汉斯·冯·亨蒂希（Hans von Hentig，1887年6月9日——1974年7月6日），犯罪心理学家。一战期间曾在西线和巴尔干作战。战后成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1923年曾协助德共组织起义。1925年流亡苏联。1935年流亡美国，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助教。此后曾在科罗拉多大学、俄勒冈大学、爱荷华大学、堪萨斯城大学等多家大学任教。二战后返回西德，在波恩大学任教。
[17] 沃尔德马尔·洛泽（Woldemar Rose，1897年3月11日——1939年1月20日），化名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斯柯布列夫斯基（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коблевский），也曾用过“戈列夫”（Горев）这个化名。出身于里加一个德裔工人家庭。一战期间参加了俄军中的拉脱维亚步兵团，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18年参加俄共（布），内战期间先后担任旅长、师长，并因作战英勇而荣获红旗勋章。1923年潜入德国，协助德共进行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1924年3月被德国警察逮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1927年被苏联政府用德国间谍交换回国。回国后继续在红军中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18] 巴甫洛夫斯基〔瓦尔加〕：《在德国发生决战以前》，汉堡1923年版，第42、47页。 ——原注
[19] 共产国际从未否认过它在1923年保加利亚暴动中的作用。恰恰相反，在斯大林主义的光荣革命史中，很有几页是用以记述在巴尔干的这一行动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9月23日爆发了保加利亚工农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建立工农政府的起义。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季米特洛夫起了首要作用。”见斯合拉·布拉戈耶娃：《季米特洛夫：一个革命家的生平》，莫斯科1934年版，第50页。
斯合拉·季米特洛娃·布拉戈耶娃（Стела Димитрова Благоева，1887年10月3日——1954年2月16日），保加利亚革命家迪米塔尔·布拉戈耶夫的女儿。1915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19—1924年任布拉戈耶夫的私人秘书。1925年被捕。1926年获释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45年回国。1946—1949年任大国民议会议员。1948—1950年任保共中央候补委员。1949—1954年任驻苏联大使。1950—1954年任保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4年在莫斯科逝世。
在1933年11月23日的议会纵火案审判中，季米特洛夫吹嘘过他在保加利亚事件中的作用。“我为英勇的九月起义而骄傲。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和我的党当时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没有能够成功地组织和领导好这次由无产阶级带头发动的历史性群众起义。”同上，第51页。 ——原注
[20] “共产国际的核心是很少为人所知和从来不被宣扬的‘国际联络科’，这个机构按他的俄文开首字母简称为‘OMS’。在进行大清洗以前，领导OMS的是〔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期间受过散发违法革命宣传品的实际锻炼。……作为OMS的领导人，他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财政部长和人事室主任。”见克里维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内幕——一个前苏俄西欧情报处领导人对俄国秘密政策的揭露》，纽约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1939年版，第51—52页。
柏林国际联络科最重要的负责人之一，米罗夫—阿布拉莫夫在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曾把当时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雅戈达给他的大量金钱转送给托洛茨基。事实上，米罗夫—阿布拉莫夫并不是托派；作为一个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者，他知道的东西未免过多了。 ——原注
[21] 瓦尔特·赫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Вальтер Германович 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Samuel Ginsberg），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进入工农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开始后，克里维茨基与好友伊格纳斯·瑞斯先后逃亡国外，并在巴黎接触过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1938年流亡美国。披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1941年神秘死亡。
[22]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内幕》，第38—39页。克里维茨基对恐怖组织特别感兴趣，并对他们怀有一定敬意。这和他几乎轻视所有合法的共产党组织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他说，这些小组全是由具有狂热信仰的优秀战士组成的。
“我还记得一个这样的小组一次集会的情景，这是9月的一天晚上，共产党暴动前不久，地点在埃森市内。我记得他们是怎样聚集到一块来接受命令的，他们的态度非常安静，几乎近于庄严。他们的指挥员简短地宣布：‘我们今晚动手，’
于是，他们沉着地掏出手枪，对它们作了最后一次检查，以后便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出。第二天，埃森报纸就登出了发现一名警官被暗杀、凶手不知何人的消息。接连好几个星期，这些小组在德国各地神出鬼没，把一些警官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其他敌人干净利落地收拾掉。”（同上，第43页。） ——原注
[23] 《对“德国革命”的歪曲描绘》，《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一书中的一章。英国共产党编，1925年伦敦版，第350—351页。 ——原注
[24]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密特（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25] 汉斯·菲弗尔（Hans Pfeiffer，1895年4月24日——1968年4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时曾接受无政府主义，1914年前回到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因病免于服役，在柏林积极同明岑贝格周围的青年团体联系，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擅长组织建设，1919年起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书记，负责组织工作。1923年1月入选中央局，1923年4月同左派决裂。1924—1925年被监禁，后反对左派，在柏林负责组织工作，随后去了莫斯科和布拉格。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被判三年监禁。后回厂工作。战后参加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未担任重要职务。
[26] 瓦西里·施密特生于1886年，190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主要致力于组织圣彼得堡的五金工人。从1918到1928年，他担任劳动人民委员和全俄工会理事会书记；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担任过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由于同托姆斯基有联系，他被免去工会负责工作，降为农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由于继续同右派集团互通声气，他被免去一切职位，从事经济工作。1938年，维辛斯基在审判布哈林时提到他，说他曾帮助托姆斯基进行反对派的阴谋活动。不过，他并没有在审判时或以后露过面，多半是在清洗中被处决了。 ——原注
[27] 同两个德共党员马尔吉斯和费利克斯·诺伊曼一道，他是1925年2—4月在莱比锡开庭的所谓“契卡审判案”的被告之一。在筹备1923年的暴动时，“德国契卡”曾计划暗杀冯·塞克特将军和乌戈·施蒂内斯等人。
海因茨·诺伊曼（他并不是费利克斯的亲属，但也和这类暗杀计划有牵连）曾带着孩子气的骄傲告诉我，他有许多天早晨曾如何观察过惯常在动物园散步的塞克特，想找出最合适的埋伏地点。甚至像塞克特这样一个至死都鼓吹同红军合作的人，竟然也变成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暗杀目标，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德国活动的俄国特工人员都很有政治头脑，他们当中肯定有人反对同国防军合作，而塞克特则被认为是最能给予共产党政变以有效抵抗的一个军官。柏林支部也许受到了组织一次挑衅行动的鼓励，因为在秘密机构成员中，以恐怖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爱用的一种方法。不过，费利克斯·诺伊曼组织的恐怖团，只真正暗杀过一个人，即加入过党的一个理发师、“叛徒”约翰·劳施。
1925年，红军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共产党暴动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所以，审判与其说是一次严肃的审问，倒不如说是一场闹剧。法庭和报纸串通把问题搅得稀里糊涂，故意强调德国契卡方面那些使整个事件显得很可笑的不重要的细节。斯柯布列夫斯基被控以这样的罪名：为了购买炸药、达姆弹、毒菌、炸弹和其他军火，他收到过二十万美元。
这次审判是很少几件客观证据之一，表明一批重要的俄国军事专家曾在1923年被派到德国。在这次审判中，一般德国公民把大部分证据都当作平庸的闹剧，可是事实上，就连某些看来最荒唐的细节也都是非常真实的。海因茨·诺伊曼曾和我讲过他同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朋友们试验霍乱菌的故事。他们拿感染过细菌的白菜叶喂兔子，可是，由于他们在技术上不内行，细菌全死去了，结果，兔子吃了菜叶竟长得很肥。写给敌对者的恐吓信确实署名“红猫团”；这种荒唐作风在深受“无产阶级迷信”影响的毛孩子中是很流行的。参看阿尔图·布兰特博士：《契卡审判》，柏林1925年版。
马尔吉斯和费利克斯·诺伊曼被判长期徒刑。马尔吉斯变成了党的殉道者，但是诺伊曼由于供出了某些组织细节，被共产党机器斥责为奸细和叛徒。他获释出狱后，便永远隐姓埋名。斯柯布列夫斯基被判处死刑，但始终没有执行。在审判德国契卡的同时，莫斯科也举行了一次审判，被告中有两个大学生卡尔·金德曼和特奥多尔·伏尔施特，以后，俄国用这两个人换回了斯柯布列夫斯基。
这两个年轻人曾经同另外一个大学生、爱沙尼亚人马克斯·冯·迪特玛一道，带着写给卢那察尔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的介绍信去俄国，写这些介绍信的有律师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奥斯卡·柯恩、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在一封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金德曼承认他们曾策划暗杀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本人。据起诉书宣称，三名被告（以及一个叫鲍曼的第四名被告，这个人在审判时没有出庭）都是保民团团员。当时才二十三岁的海因茨·诺伊曼，在审判时以一个熟悉保民团和德国其他法西斯组织的专家资格出庭作证。
在这次莫斯科审判后，金德曼度过了一段惊险生活。在他同伏尔施特作为斯柯布列夫斯基的交换品回国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在莫斯科的经历的书，题为《在莫斯科停尸所中的两年：莫斯科大学生阴谋案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方法》，柏林1931年版。1938年，他作为纳粹间谍去东京，1945年10月29日在那里被美国占领军当局逮捕。 ——原注
鲁道夫·马尔吉斯（Rudolf Margies，1884年2月25日——1937年5月31日），早年担任木匠。1904年加入社民党和德国文员协会，多次被捕。一战中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参加独立党。1920年加入德共。1922年因开枪击毙一名警察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后获大赦。1923年在德共军事政治机关（M机关）和德国契卡工作。1925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29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名誉主席团成员。1930年获大赦。1931年流亡苏联，参加了联共（布）。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7年遇害。
阿尔图·布兰特（Arthur Brandt，1893年6月21日——1989年1月24日），德国律师。1925年在德国契卡审判中为德共辩护，审判后参加社民党。国会纵火案后流亡英国。1938年流亡美国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54年返回西德，推动平反国会纵火案。1970年退休后移居瑞士。
卡尔·金德曼（Karl Kindermann，1903年2月15日——1983年10月17日），德国古典文献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24年赴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后被格别乌逮捕并被判处死刑。1926年获释后回国。1933年起为纳粹党服务，参加反共活动。1940—1945年任盖世太保驻日本代表。二战结束后被美军逮捕。1947年获释后返回西德工作。195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特奥多尔·伏尔施特（Theodor Wolscht，1901年9月23日——1945年4月20日），德国学生。早年参加了技术应变组织，破坏工人罢工。1924年赴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26年获释后回国。其后的情况不详。
马克西姆·纳波利诺维奇·冯·迪特玛（Максим Наполинович фон Диттмар，1902年4月17日——1926年3月23日），德裔爱沙尼亚间谍。1924年赴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格别乌逮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1926年死于狱中。
[28] 汉斯·奇本贝格尔（Hans Kippenberger，1889年1月15日——1937年10月3日），当过银行职员，也曾为多家外国报纸当过通信员。一战期间曾当过军官，多次负伤。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起担任党的地下军事机关领导人，在1923年汉堡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莫斯科，1924年返回德国参加地下工作，组织德共的军事机关。1928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活动。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29] 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1893年4月25日——1963年1月1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0年加入社民党。一战中入伍，退役后参加了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4－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7－1929年任德共国会党团副主席。1929－1933年任德共国会党团主席。“国会纵火案”后向纳粹当局自首，试图摆脱德共嫌疑，后无罪释放，1935年获释，同年被开除出党。二战后试图返回德共，但被拒绝。后定居汉诺威，返回了社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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