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二章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 布哈林的“新”新经济政策
· 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吗？
·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关于我个人的插曲


　　斯大林虽然在准备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把大多数地方支部都争取了过来，这一胜利并没有使党就承认他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当时，他以一个新集团代言人的面目出现，这个集团要给党换上一个新的领导机构和一套新的政策。组成这个集团的有李可夫、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1]、奥尔忠尼启则等这些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基洛夫、罗明纳兹[2]和日丹诺夫[3]等这类有代表性的青年领袖，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除斯大林以外，就是尼古拉·布哈林。如果斯大林不曾把布哈林拉入他的集团，没有同布哈林在政策问题上达成妥协，他就不能够把右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对右派来说，斯大林则主要是一个组织家，是能够实行一种新的缓和政策的人。

布哈林的“新”新经济政策


　　促使布哈林也同斯大林结成联盟（即使只是暂时的）原因，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早些时候这样做的动机部分相同——害怕托洛茨基会变成俄国的波拿巴。此外，他还害怕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使得工农之间难以达成平衡。他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提出另一种解释，建议创造一种宽和的、国家不干预农民经济的气氛。

　　像1925年时所有的俄国领袖一样，布哈林也认为俄国通过一次欧洲革命走出困境的道路已被堵塞，因此，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来临。俄国的政策必须按照新的世界背景重新加以规定，而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便是农民的敌对情绪。新经济政策已经打破战时共产主义的束缚，但是市场并没有开始自发地起作用。革命破坏了工业和农村之间的旧联系，新的联系一时又不容易建立起来。“在俄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去过一个商人——不论是合作社的营业员或私商。只有铁路沿线才有一些商业活动。直到最近为止，情况都是这样。”[4]

　　在国家商业机关同农民已经建立关系、并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继续维持这种关系的地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日益悬殊的差距加剧了农村的不满和反抗。一系列农民暴动在1924年的格鲁吉亚起事中达到高潮，这次起事比一年前流产的汉堡暴动更接近于内战规模。尽管1925年收成较好，党和农民之间的紧张状态仍有增无已。乡村中经常发生骚乱，许多党组织工作者和收税员被暗杀。其任务在于向党报告农民不满程度的所谓“农村通讯员”，时常只能间接地——通过他们本身的突然死亡[5]——报告情况。

　　从列宁认为俄国工农之间必须合作的观点出发，布哈林把它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主张使农民经济成为俄国经济进步的真正中心。按照他的建议，国营经济将只限于在世界大战和内战后需要重建的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商业则将在自由经济的条件下被给予最大限度的活动自由。这样，就能较快地生产出农村中迫切需要的商品，国营工业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有所缓和。由于工业品的供应改善，农民就会志愿地而不是被迫地把他们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来。“发财吧！”布哈林对农民说。[6]

　　只要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法，肥沃的俄国土地就能绰绰有余地养活数倍于它目前的人口。布哈林希望通过农民阶级上层的个人积极性来推进这种现代化。贫农和中农将通过合作社获得帮助，但是——布哈林强调说——不允许合作化妨碍个人农场的发展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将主要通过组织消费合作社来提高，这种合作社可以同农民的生产合作社直接交易，从而战胜新耐普曼抬高物价的投机活动。

　　布哈林的建议受到俄国许多社会阶层的欢迎。那些在内战中幸免于死并被容纳进苏维埃机关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经济学家、技师等，也就是所谓的“旧专家”，对国营经济公开表示不满。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曾抱怨过孟什维主义的“死灰复燃”。他说，在大学生和工程师中间，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正在复活。工程师们在要求提高待遇时，把他们自己比作野牛——对这种稀有的野兽，连沙皇政府都知道要小心保护。对稀有的野兽尚且如此，为什么对稀有的技术人员就不好好照顾呢？他们讨厌“旧专家”这个名词，要求在苏维埃社会中同工人居于同等地位。这个集团的代言人之一乌斯特里亚洛夫[7]教授，对布哈林的“新”新经济政策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要恢复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重工业为国家所有这一点和国外的生产不同。他的一篇题为《路标转换》的文章曾轰动一时。季诺维也夫在《时代哲学》一文中，对这种资本主义复辟论作了这样的答复：“工人阶级曾经在十月革命中为平等的理想战斗和流血，现在是把这种理想化为现实的时候了。”由于乌斯特里亚洛夫把布哈林的主张说得过于露骨，斯大林和布哈林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他加以驳斥。

　　布哈林的“新”新经济政策是一套广泛得多的新理论的国内部分，这种理论对国际革命失败和资本主义世界稳定以后的形势作了重新估价。资本主义不仅已经从战后的衰落中恢复过来，达到战前水平，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业合理化、劳动分工和经营管理的新形式，加上更高阶段的垄断卡特尔化，使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绝对的”加强，预示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繁荣时期。这种转变是走向一个全新局面的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正在逐步为垄断组织的更高形式所代替。这种新的垄断形式打破国家界限，构成了世界性的组织；从一国的规模来看——布哈林认为——它将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几乎同国家机器熔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布哈林指出——希法亭以及其他某些理论家的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即资本主义将能够通过垄断把相互竞争的各国和平地联系在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与此相反，国家经济组织同经济垄断组织的熔合最终将使相互竞争的国家经济之间加剧冲突。资本主义社会同非资本主义的俄国之间的矛盾、殖民地的动荡不安、工业国中的阶级斗争等等——这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下去，使得和平发展最终成为不可能。但是在此以前，俄国同资本主义世界暂时休战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却应该成为制定俄国内外政策的出发点。[8]

　　布哈林对当时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同这一时期最激烈反对他的集团——“工人反对派”竟不谋而合。不过，他们的结论虽然一致，出发的前提却各不相同。工人反对派担心富农的发展会同时加剧乡村和城市中的阶级分化。如果实行布哈林的政策，富农就会靠牺牲贫农而大发其财，使贫农被迫流入城市，变成廉价劳动力。农村人口过剩，城市却无力吸收它的剩余人口；要摆脱困境，只要依靠外援。

　　“认为我们有可能通过赋税挤出足够的资金来发展我国已经被摧残殆尽的工业，那只能是以空虚的幻想来安慰我们自己。自夸我们能‘一文钱两文钱地’积累起这笔资本，只能是在旧幻想之上再加上新幻想……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通过向国外借款和发行国内公债，通过为取得贷款而作出比目前政府愿意承担的损失和牺牲还要大的让步，来取得必要的资金。为了建设我们的工业而向国际资本作出巨大的物质牺牲，比起我们在今后几年中也许会沦落于其中的处境来，是两个祸害中较轻的一个。”[9]

　　以上就是梅德维捷夫[10]在1924年写到巴库——工人反对派的中心之一——去的一封信中说的话。翌年巴库派出一个携带着该市苏维埃旗帜的代表团来柏林，并且授予我巴库苏维埃名誉委员的称号。就像俄德两国左派共产党人之间的一切联系一样，这种公开表示反抗的仪式使政治局更为不安。

　　正如这封巴库信件所显示的那样，日积月累的不满甚至使工厂工人——从理论上讲，他们是新国家的核心和主要支柱——都同党越来越疏远了。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居人口少数和处于孤立地位的工人阶级，对革命的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同国家机器疏远了，对国家党变得漠不关心。由于人们日益不满，党在工厂中增加了压力，这又反过来使工人对党更加离心离德。经常要工人对党或党的许多分支组织之一捐献金钱，被视为对工人收入的额外征税，特别引起了不满。实行计件工资制、更严格地规定“生存定额”、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待遇日益悬殊等等，标志着一个在今后十年中导致工资差别大过其他任何工业国的过程。偶尔爆发的反对这些状况的自然罢工，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

　　试行新经营方法的新的国营托拉斯，力图用加紧控制工人的办法来摆脱一切困难。在这一时期，工厂经理组织了一个团体，“红色经理俱乐部”，宣传进一步加强领导权限。当时，工业方法盛行，而他们所以成立这个昙花一现的组织，就是要试图引导当时的工业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化。

　　工人的压力集团——工会——已经丧失其独立于国家管理机构之外的组织地位。工会领袖及其助手几乎全是党员；据莫洛托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1924年和1925年，共产党员在区域工会委员会中的比例分别为95%和97%。不过，对工厂委员会的掌握却较为困难，委员中有半数以上是非党员，因为据莫洛托夫报告的这两年数字来看，党员只分别占46%和42%。[11]党所受到的孤立比以前增加了两三倍；它玩弄着手腕，而对国家漠不关心的工人阶级则沉默地、愠怒而带敌意地在一旁观望。

　　工人对农民以及工人同“新”新经济政策鼓吹者之间的矛盾，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关于农民地位问题的论战中反映了出来。抛开其世界意义的经济范围不谈，布哈林的建议是对斯大林争取控制权的派别支持。在他支持布哈林的农民政策时，斯大林表示了党官僚竭力要击败工人阶级统治新国家愿望的企图；最好是让党本身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相互冲突的各集团之间的仲裁人。季诺维也夫认识到，布哈林大力鼓吹的复返于农民经济，将使得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失去容身之所；为了保卫已经在崩溃着的国际，他参与了一场关于“农民问题”的烦琐冗长的争论。季诺维也夫指出，加强农民上层和商人的经济地位，势必要使这些阶级的政治影响也相应增长。工人将被压倒，失去革命带给他们的一切有利地位。

　　正如在以前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一样，斯大林煽动性地故意把争论弄得尖锐化。他指责季诺维也夫实际上是要恢复战时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恢复以恐怖手段控制农民的局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抗议对他们的观点的这种歪曲，可是徒劳无益；他们的纲领基础本来是这样的：贫农和工人之间的联盟应该继续保持，工人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对二者都有利。在过去几年中，季诺维也夫曾竭力寻求一种实现这一政策的政治途径——例如成立农民国际。他援引了列宁就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所说的话：

　　“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12]

　　在加剧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争论之后，斯大林又代表党官僚出面充当两派之间的客观仲裁人。他曾经利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他反对托洛茨基的矛头，现在，他又利用这两个人由此而丧失人心的处境来攻击他们本身。斯大林承认自己粗暴，但他指出，正是他本人保护了托洛茨基，使季诺维也夫打算开除托洛茨基的计划未能得逞。现在，他又不得不在这些革命无赖面前保护布哈林了。“你们要求处罚布哈林。请放心吧，我们是绝不会满足你们这些要求的。”[13]

　　斯大林所以如此热烈地维护布哈林，部分是由于在斗争的第一阶段，列宁夫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也是反对他的人。克鲁普斯卡娅——当时我很熟悉她——是一个娴淑女子的典范。列宁生前，她是他的忠实助手，但从不干涉党内事务，因此她本人在党内也没有实权。在列宁临终前几年，当上层领导人剧烈争夺继承地位的时候，列宁对她所谈的知心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因此，如果说有什么人知道列宁真正希望哪一个领袖来继承他的话，那只有克鲁普斯卡娅。各个派别都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列宁唯一的真正继承者，因此也都急切地注视着羞怯的克鲁普斯卡娅，希望从她嘴里打听出秘密。在1925年10月，克鲁普斯卡娅曾经是反对派政纲上的四个签名者之一，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索柯里尼科夫站在一起。可是，到两个月后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她那胆怯的声音便被斯大林少壮集团的大合唱压下去了。她说，历史表明，伟大革命家的理想时常在他们去世后遭到歪曲，虽然他们的名字已被神化，他们的革命学说却被抛到了一边。这样小心翼翼地反对一下党的一般趋势，再加上谨慎地鼓励一番在代表会议上被击败的季诺维也夫，便是她所能做到的一切了。

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吗？


　　经过三次延期，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终于在1925年12月于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围绕着两个主要问题：一，使工业同农业和小商业协调；二，改组党的领导集团。波波夫在他的官方历史中写道：“这次大会是在我党许多年来的代表大会都未曾有过的紧张气氛中召开的。”[14]莫斯科的人心万分激动，既反映了全国的也反映了代表大会的紧张状态。从辽阔国土的四面八方，代表们像潮水一样涌来，异口同声地报告全国各地的形势都令人悲观。

　　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他所关心的是维持党在工业管理方面的垄断，以此作为它垄断政权的基础。他把列宁的话加以发挥，使党的旧术语适应于新环境；在代表大会上，他把国营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按类型来说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15]国营企业被认为是经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成分”。[16]因此，国营企业生产数字的任何增长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业统计成了极权主义宣传的一部分。这种把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等同看待的说法，是斯大林建立他那套独创的和影响深远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前提，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第一次充分说明了民族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国家和一党垄断的原则。

　　季诺维也夫答复说，难道社会主义所意味着的仅仅是工业国有化吗？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一切标准，根据第一国际成立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准则来看，难道社会主义不是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改变吗？国有工业同私人工业一样具有剥削性，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只有在制约着工人和党、工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许多因素被改变以后，才能够废除剥削。单是在今天的俄国，再没有任何东西比社会主义更难以实现的了。如果把一切苏维埃制度的过渡状态、把我们的贫困和苦难都称做社会主义，那样一来，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它的吸引力和理论基础。

　　斯大林的驳斥是：现在，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已经确立了某种均势。一个“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世界”间的和平合作时期已经开始，两个世界之间现在已经有可能建立和平联系。资本主义已经摆脱它在战争刚结束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混乱状态；衰落的年代结束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正在发展”。[17]不过，这种政权的中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只是以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才换得它的稳定的。

　　“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18]

　　斯大林尽可能地利用了人们普遍要求共产国际改变政策的情绪。

　　“夺取政权的问题，不论是今天或明天，都不在日程之上……我们必须探索无产阶级运动的新形式、群众运动的新形式、工会统一的形式。”[19]

　　不过，在认为共产国际革命已经毫无前景的同时，斯大林并没有放弃德国会对西方进行“革命”民族战争的可能性。

　　“道威斯计划加强了剥削，孕育着不可避免的革命……德国必须付出一千三百亿金马克，而它也决不会接受目前的边界和殖民地的丧失。如果认为正在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

　　斯大林在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来修饰这一论点，他列举了俄德两国历史上陈年古代的各种和约，证明它们都没有能生效。德国所以在他的演说中占据这样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当时正在就1926年两国签订的柏林条约进行谈判。

　　斯大林警告说，欧洲有发生一场新战争的危险，这场战争不会是别的，而只会是“西方列强”对苏联的另一次干涉。

　　“洛迦诺公约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洛迦诺公约是一个为新战争配置力量而不是为了和平的条约……英国保守党人既想用维持‘现状’的办法来对付德国，又想利用德国来对付苏联。他们不是太贪得无厌了吗？”[20]

　　不过，关于苏联在亚洲的政策，斯大林提出的主张是非常谨慎的。真理和正义“完全在”[21]中国革命方面，但是某些西方人所说的俄国因此就要对日本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那却是完全看错了。与此相反，“我国只有同日本接近”来反对美国“才有好处”。[22]

　　“现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然而是互相对立的吸引中心：各资产阶级政府倾向于英美，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倾向于苏联。”[23]

　　欧洲还没有完全成为英美的殖民地，欧洲各国还在剥削着它们自己的殖民地。可是，形势却正在朝着完全屈服于美国的局面发展，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指望欧洲工人阶级的左倾”。

　　对于欧洲的这种左倾，应该以俄国的混合经济来配合。共产党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农身上，放在热心于改善自己的处境、从而也会改善全国农业的农民身上；党应该“使贫农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心理”。

　　“贫农……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应当使他们学习同富农作斗争，但不是用请求国家政治保卫局帮助的方法进行斗争，而是用政治斗争的方法，用有组织的斗争方法进行斗争。”[24]

　　反对派夸大了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分子——耐普曼在农村中的作用，他们在这些分子面前张皇失措。列宁格勒要求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要求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因而就是要在我国宣布国内战争”。[25]

　　这样一种国内战争——斯大林继续说——将破坏我们迄今已经完成的全部建设工作，将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背道而驰，违反必须把农民经济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设体系中的列宁主义的一般立场。通过这样地鼓吹温和政策和大力反对极端主义，斯大林得以把党内外和国内外一切希望在国外保持和平、在国内循序渐进的分子都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人们在幻想乌斯特里亚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专家会因为政策改变而兴高采烈——幻想我们是不禁止的。但是，他以及他那一类人如果不“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效力”，[26]那就会大倒其楣。

　　斯大林接着说，列宁格勒反对派拾托洛茨基以及在他以前的工人反对派的牙慧，说什么党正在丧失它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性。这种哀叫党正在蜕化的悲号——斯大林叫嚷道——是吓不倒任何人的。“我们党没有蜕化，并且一定不会蜕化。它不是由那种会使它蜕化的材料组成的。”[27]党刚刚印行了一版《列宁选集》，如果党的干部读一读这些著作，单是这一点就将使他们不会蜕化。“哀叫党正在蜕化的悲号是吓不倒任何人的。不管有人怎样叫嚣……”[28]

　　反对派曾建议党根本改变它的阶级基础，把俄国工人全部组织在党内，从而把党从蜕化的道路上拉回来。反对派指出，俄国党从来也不是西方所理解的那种工人的群众性政党，特别不是西方的模范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体现的那种组织。反对派建议在短期内把俄国工人的90%吸收入党——这个计划被斯大林称为痴人说梦。斯大林以雇用二十人和二十人以上的工厂为产业单位，举出下列数字：

　产业工人总数产业工人党员人数 %
1924年7月1日以前5,500,000390,000 7
1925年7月1日以前6,500,000534,000 8
1925年10月1日以前7,000,000570,000 8

　　把这七百万产业工人的90%都吸收入党，就会把党淹没；布尔什维克优秀分子就会失去他们的中心地位。（这正是工人反对派的目的，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遏制党的蜕化，资产阶级化和官僚主义化。） 同时，斯大林指出，在这8%的产业工人党员中，只有5%是在大工厂中工作，而且，就连这个数字也是通过把共产党员调进大工厂人为地凑成的。

　　按照1925年11月1日、也就是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的统计，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为一百零二万五千人，其中，只有58.6%是工人成分，余下的党员有23.8%是农民、17.6%是职员。因此，斯大林重申，使党无产阶级化而不丧失政权是不可能的。

　　他然后比较了有关俄国农民的数字：

农民总数　农民党员人数　 %　
　（18—60岁）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53,000,000136,000 0.26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54,000,000202,000 0.37

　　斯大林举出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为的是强调农民在党内所占比例的微不足道，强调国家党完全脱离了俄国人口中的农民基础。[29]

　　在结论中，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对于党不再是一种危险了；它已经被完全粉碎。党在击败列宁格勒反对派过程中，也将表现出同样成熟和自主的力量。比照幕后的秘密操纵来看，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一声明是非常有趣的。

　　季诺维也夫代表列宁格勒反对派，为他自己和加米涅夫提出了一份少数派报告；从工会问题曾经使党发生分裂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还从来不曾出现过少数派作报告的事。1923年以来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只是在政治局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的。促成这种团结的，是对托洛茨基的力量和野心的共同恐惧，但是党员们却以为这是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三人集团”被说成像一个人，几乎就同宗教上神秘的三位一体论一样。因为受人崇敬的俄国领袖仍然是列宁，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学生安全地领导俄国，但是，他们只有在保持团结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出于这种恐惧而创造出来的领导人团结一致的神话，是一直政治权变的产物；政治局对外发言时就像一个人一样，至于它是怎样通过辩论作出决定的，则不准对党员有丝毫暗示。因此，完全抛开季诺维也夫报告的内容不谈，单是他提出少数派报告这一事实本身，便使代表们产生了不安的心情。当时的处境是困难的，即使是一个团结的、永不会犯错误的领导，要想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容易事，如果领导人之间一旦分裂，如果列宁的继承人之间竟开始内讧，那岂不是……

　　季诺维也夫首先说明，政治局内部发生分歧是在一年半以前，也就是说，在列宁刚去世后就发生了。他接着廓请了斯大林所强调的那些旨在迷人耳目的枝节问题。他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使代表大会多数派和少数派分裂的，并不是富农问题，也不是俄国的工业化问题。在怎样对待农民才算适宜的问题上，两派之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但不满意根本性的分歧。反对派更加强调有必要帮助贫农重新立定足跟，在购买农具方面给予他们以国家援助，支持他们组织合作社的愿望；因为工人的国家党如果不给予这种帮助，贫农就会越过越穷。但是——季诺维也夫特别声明——少数派并没有建议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那套方法，从而在农村中重新发动内战，也没有建议以暴力把落后的农民经济社会主义化。他向这些诬蔑展开了猛烈斗争，指出斯大林提出这些东西来只是为了模糊问题。步托洛茨基的后尘，季诺维也夫也要求党更多地致力于把俄国工业化的中心任务。托洛茨基的纲领曾被称为“超工业化”，斯大林害怕强调工业化会危及他正在向农民上层寻求的支持。

　　然后，季诺维也夫谈到了主要问题，把代表大会分成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集团的问题。中心问题是党和工人中间、国有工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单是国有化并不足以表明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只是几个有关因素之一，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工人和企业管理机构间关系的变化。一种国有化的或部分国有化的工业，可以大致原封不动地并入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去。决定国有化经济性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工人阶级能不能在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中居于关键地位。如果在阶级结构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单是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而只等于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的剥削仍在继续，甚至可能更厉害。

　　季诺维也夫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第一次使这个问题——国有工业的性质这一现代问题——成为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在维护这种立场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科夫必须与之作斗争的不仅有斯大林（他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一国建成的论点，作为他夺取独裁权力的理论前提），也有对斯大林并不热心（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布哈林。布哈林的补充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将像“蜗牛那样慢步前进”。（后来，在社会主义已被官方宣布以后，布哈林的这句话竟被用来证明他是反革命！）

　　季诺维也夫说，如果俄国的生产方式仍然具有剥削性，那么，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也就要随着改变。像俄国国家的性质、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工人党的作用等问题，基本上都是以国有化工业是否等于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为转移的。在一种剥削无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下，是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委托党来专政。但是，当时的俄国又确实存在着一种斯大林正在加强的专政，因此，如果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就是某种别的专政。

　　苏俄经济学家拉林猛烈抨击了这种推理方式：

　　“反对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想法，具有许多重要的实践意义。假如由于我们的技术落后——也就是说，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把一切都押在国际革命上，那岂不是比1923年反对派的想法还要糟得多吗？”

　　拉林也强调说，对这个中心问题——俄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回答决定着党的一切政策。

　　季诺维也夫为了向工人阶级呼吁，把“新反对派”同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新经济政策代表大会）上的工会反对派联系起来。当时，布哈林（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时常自相矛盾）同列宁的意见分歧，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斗争中重新表现出来，而那次斗争所围绕的中心，也是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季诺维也夫援引了列宁说明俄国五种经济形式的一段话：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那末过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是指大多数的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30]

　　向外国资本主义让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方面。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据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如果同时发生了若干比较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话。

　　季诺维也夫觉得列宁的这段话给予他的支持还不够有力，于是又引用了他的《论合作制》一文为自己撑腰：

　　“你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注意制度两个字——季诺维也夫插入这样一句〕就不能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但你们没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是为了确定我们现在的立场同我在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的立场之间的历史上的联系。那时我就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制度；我很重视确定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31]

　　季诺维也夫强调说，因此，工人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任务同工人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剥削的政策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继承性的联系”的。必须探求出使俄国工人不致为俄国国有工业所剥削的新道路。必须让工人阶级有可能组织起来反对国家剥削者。它的独立已经丧失，必须把这种独立争取回来。

　　两派都连篇累牍地引证列宁的话来维护自己的观点。在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的1921年以后，列宁有好几次谈到苏维埃经济的性质，但是这些话从来也没有发展成对俄国新倾向的一种完整连贯的分析。引证这些偶然地、几乎是随便发表的言论，完全是一种学究作风，因为这些话并没有被列宁透彻说明，人们自然可以对它们作各式各样的解释。

　　如果斯大林的中央接受季诺维也夫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解释，那么，它所主张的独揽大权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这一理论就会被动摇。如果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独揽大权的国家党就是工人政党，专政国家也就同工人国家是一个东西了。

　　季诺维也夫在结束发言时，概括地提出了反对派要求立即实现的下列各点：

　　（1）同“红色教授”们的修正主义理论作斗争。
　　（2）同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修正列宁主义的做法作斗争……
　　（5）发扬党内民主。
　　（6）停止对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攻击。
　　（7）向已经被开除或疏远的一切反对派集团和流派表示，俄国党和共产国际愿意同它们合作。〔场内哗然，喊声：“重说一遍！”“重说一遍！”〕
　　（8）保卫提名和选举党的工作人员时所遵循的原则。
　　（9）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重新估价设置总书记一职的问题。

　　随着这一纲领的提出，反对派便从学究式地解释和引证列宁著作的空谈上，一转而为直接攻击给予斯大林以无限权力的方案。一旦真正的问题这样摊开以后，争论的激烈程度和势不两立的情绪就一步深似一步。斯大林在为这场斗争作准备时，曾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得到除党以外的两支最重要的苏维埃力量——军队和工会领导机关的支持。可是，尽管他进行了周密的操纵，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还是在危乎其危的情况下才夺得大权的，这反映在两个军队最高代表的分裂上。

　　继托洛茨基之后担任军队首脑的伏龙芝[32]，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去世了；他曾经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过斯大林，许多代表都相信他遭到了一种新方式的暗害。伏龙芝的身体很不好，于是党命令他去做一次手术，医治一下他的消化系统；他在手术台上的死亡是对反对派的一个最重大的打击。[33]在他死后，斯大林委派伏罗希洛夫继任他的职务，但斯大林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把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拉舍维奇排除，仍然得让他在军事人民委员会坐第二把交椅。这样，党的领导集团的分裂在军队的最高指挥部中也反映了出来，这一事实更加重了普遍的不安。

　　“反对派〔伏罗希洛夫说〕打算完全改变政治局和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但是反对派并不理解书记处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书记处并没有决定党的政策。……我根本不懂你们在政治局的集体领导问题上说的那些废话。我们连政治局的指导也不需要。整个中央委员会将领导我们的党。”

　　反对派进行了大力挣扎。

　　“加米涅夫：……我们反对创造一种‘领袖’论；我们反对硬推出一个‘领袖’来。我们反对总书记集政治和组织权力于一身，站在整个党之上。我们主张制订出这样一种党章，它将把各个机构的全部权力都交给政治局政治局由党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组成，同时指定书记处负责从技术上执行该局的决定。〔鼓掌〕……目前，书记处兼具政治和组织工作两方面的职责，事实上成了政治决策机构，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对党是有利的或正常的。

　　……我现在已经看出，斯大林同志并不能胜任统一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的工作。〔喊声：这是说谎！胡说八道！你想的可好！现在摊牌了！代表们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欢呼。喊声：看看吧，党就是这样统一的，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一定要统一！〕

　　叶夫多基莫夫[34]〔从座位上喊道〕：俄国共产党万岁！乌拉！乌拉！〔代表们再次起立，高呼：乌拉！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万岁！〔代表们高呼：乌拉！〕党高于一切！〔鼓掌声和高呼乌拉声。〕

　　许多同志：斯大林同志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喊声：乌拉！〕”

　　由于支持布哈林的政策而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托姆斯基，继加米涅夫之后起立发言，他在驳斥加米涅夫的同时，对斯大林发出了一个间接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警告：

　　“加米涅夫想把目前的状况说成这样，好像斯大林正在走向专制统治，好像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也都支持他的这一企图，这种说法是同样可笑的。政治局内部现在实行着真正的集体领导，专制领导制度是绝不会被接受的。这种制度不能够也绝不会存在。”

　　据代表大会的议事录记载，托姆斯基的话博得了“暴风雨般的长时间鼓掌”，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明白了一点：尽管它已经获得多数，斗争还没有结束。他为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周密的准备。他组织了讨论——给反对派脸上抹黑的运动：在一百五十个要求发言的人当中，大多数人都只充当了单调地显示力量的工具，他们重复地攻击反对派的相同论点，重新肯定、重新申述和重新说明一切。斯大林使托洛茨基不得不保持沉默，并且把布哈林争取了过来。他安排了一次力量检阅，他的拥护者中包括所有苏维埃机关的重要代表，这给那些带着动摇情绪来开会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这些周密的准备都取得了成果：他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地位被肯定下来。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甚至在他自己的拥护者当中也存在着不满情绪的事实给了他一个警告，使斯大林了解到：在他进一步采取行动以前，还需要另一个进行多方面活动的准备时期。因此，在致闭幕词时，他又披上了一件民主的长袍，以一个真正的民主派和另一个民主派谈心的姿态向欧洲工人阶级讲话。他说，全体工人阶级的团结要比党内的一些章则更为宝贵，工人阶级的团结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最高的价值。

　　“到我们这里来的外国工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是以朋友或兄弟的身份来的，而且真正是欧洲工人阶级派来的监督代表。他们在我国各处自由旅行，我们请他们参观我们的工厂和机关，我们在让他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把他们当作我们要对之进行教育的好奇的学究，而是向他们汇报我们的成就和缺点。苏联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财产，他们有权对它进行干预。因此，我们希望在一旦发生资本主义干涉的时候，欧洲工人阶级就会出面保卫苏联，我们也相信他们会这样做。到我们这里来过的已经有一千五百五十个代表团，还有十六个代表团不久也要来。”[35]

　　党代表大会在459票对65票和41票弃权的情况下接受了斯大林—布哈林政纲。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关于我个人的插曲


　　我就是被邀请到莫斯科来的欧洲工人阶级“监督代表”之一，可是不应该忘记，邀我来实际是为了把我这个人弄出德国。当时我住在路克斯饭店里，处于一种被软禁的状态。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作为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正式选出的主席团委员，我有权列席和参加任何一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欧洲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德国党内经常有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光临，他们参加党的一切集会，出席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一切会议。这些来自世界组织的非正式的代表没有投票权，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所表示的意见本身就足以影响政治的和组织方面的决定。在德国，甚至对于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技术性组织工作和财政问题的细枝末节，他们都研究到了。[36]

　　不过，俄国党对它自己却从来也没有应用过这条章程。俄国政治局只有在举行一些特殊会议、议程只限于和俄国内部无关的问题时，才偶尔邀请俄国共产党人参加。如果在外国人面前辩论俄国问题，则总是一种做样子的讨论，它们是事先安排好的专门为解释和维护某种特殊观点而展开的说教。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全党比较大的会议，特别是党代表大会，却一直容许大批外国共产党人列席。这是一种没有害处的礼貌表示，因为关于重大问题的真正决定，总是在大会召开前的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早已作出了。不过这一次，俄国的政治领袖们却没有能在政治局内部达成妥协，不得不在代表大会的公开讲坛上为他们的立场进行斗争。

　　我要求得到一张大会旁听证，并且写信给斯大林书记处三番五次地提出这一要求。我有权列席代表大会和参加辩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不仅是一个拥有上述特权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而且是德共柏林支部派来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德国问题”——在这一次，也就是对我和马斯洛夫展开的诬蔑运动——是共产国际报告的一部分。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把我召到莫斯科来的表面理由，正是需要我亲自参加讨论，以便澄清在德国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斯大林不敢冒险让我参加代表大会，表明了他的没有把握；我在大会上将没有投票权，但是我的出席也许会使列宁格勒反对派多得到几票。不过，斯大林对欧洲工人阶级“监督代表”的欢迎，这一次可是应用到了克拉拉·蔡特金身上，她向代表大会所致的贺辞是：“你们正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向前迈进，你们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的、不可粉碎的钢铁般的队伍，你们一定会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我虽然不能亲身参加代表大会，却能从两方面得到详尽的消息。富有特征性的是，斯大林虽然对我大肆诬蔑，并且剥夺我在代表大会的公开讲坛上作答复的机会，他却又力图把我争取过去。他派了许多私人说客来见我，匈牙利党的领袖库恩·贝拉也是其中之一，他那不同于别人的粗鲁而直率的态度，倒是改变了一下我周围的气氛，几乎使我有耳目一新之感。在此以前，库恩一直是给季诺维也夫捧场的，他称赞季诺维也夫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组织者”，现在，他已经转到斯大林的阵营中。在莫斯科，流传着几十个关于他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的新主子拉拢共产国际干部的轶事。在代表大会举行期间，他对我作了几次礼节性的访问，向我谈一些最新的消息；在快要举行反对季诺维也夫的决定性投票以前，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建议所围绕的中心，是马斯洛夫在莱比锡法庭受审时的表现问题——代表大会有一项还没有通过的决议，对他的表现作了指责。

　　“事情很好办，路特；我们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你可以回德国去，依旧在德国党内担任原来的职务。我们不需要你对俄国问题发表长篇政治声明。我们所要的只是一两行反对马斯洛夫的话。不要嚷，没有人要你重复党对他的指责。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和就事论事地表示态度。你只要集中谈一个问题，你不同意马斯洛夫在法庭上的行径，认为他不该对资产阶级听众谈论党内事务。这种表示并不会使你受任何政治义务的束缚，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只要你肯这样做，斯大林和我就会同德共中央把一切都安排好，到时候你便会看到事情办得是多么出色了。”

　　这种既威胁又利诱的办法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方面，他们答应给我一份党内的美缺；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党内恐怖和国家强制措施双管齐下，他们使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不安全，这样，党内的那份美缺也就会显得越来越诱人了。

　　在我9月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共产国际书记处按照惯例收去了我的护照，这样我便无法回国。我一再要求让我回柏林。对我的一再拒绝是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因为我并没有被免职。这种强制措施在当时还是很少采取的。但是，他们虽然不愿意我在柏林，却也不愿意我留在莫斯科；于是，便有许多医生接二连三地来检查我的健康状况，异口同声地建议我到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去住一段时期。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书记处花费很长时间讨论了这些建议，最后给我送来一份盖着鲜艳夺目的共产国际大印的通知书，以共产国际纪律的名义命令我立即到高加索去休养（这份奇怪的文件一直保存在我手里，直到1933年3月我在柏林的住所被盖世太保袭击时为止）。

　　除去库恩以及像他这一类人以外，还有一个来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表伴随着我，这是一个叫鲍格里宾斯基[37]同志的人，他以各种借口每天早晚来看我，向我报告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并且探听我对反对派的政纲和前途的看法，而在日间，他则同传达室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一起监视我的行动和来访者。这种安排又一次使我认识到多数派地位是不稳定的，它意识到俄国工人对党专政的深刻不满，因此才疑神疑鬼，处处设防。鲍格里宾斯基对托洛茨基特别感兴趣，当时，托洛茨基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大会，但是没有参加辩论。两个集团都害怕他——他们曾经联合起来反对他——现在，两方面都希望把他争取过去；在动摇不定的地方代表当中，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鲍格里宾斯基每天评论说，托洛茨基今天脸色好，或者脸色不好；他同这个人或那个人讲了话。“我今天在走廊里看见了托洛茨基。他在同一些代表讲话。我听到了一点谈话内容。他没有谈到重大问题。他没有表示支持反对派，在这方面连一点暗示也没有。这可太棒啦！那些列宁格勒来的家伙们可要挨一通好打了！”

　　鲍格里宾斯基才三十来岁，是一个典型的新官僚。他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希望国家官吏能得到更多的特权。在他看来，斯大林体现了一种以俄国内外部稳定为基础的正确政策。他对那些妨碍实行新方针的老一代的憎恨是真实而强烈的，因为除去他们的政策不正确而外，他们还妨碍了像他这样的晚生后辈升上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

　　从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奠定的基础出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便逐渐变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宗教，一切反对它的异端邪说都不容许存在。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以后写道：

　　“……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是‘新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因为‘新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都是从这个错误产生的，……在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作用、对富农斗争的方法、中农的作用和比重等等问题方面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反对派的基本错误、从不相信可能用我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产生的。……

　　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38]



[1]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2] 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Ломинадзе，1897年6月6日——1935年1月？日），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库塔伊西党委书记。1918—1919年任第比利斯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年以少共国际代表的身份进入共产国际主席团。1927年4月接替罗易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负责人，参与了八七会议，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1928年回国。1929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年同司尔佐夫等人参与建立反对派组织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2年再度组建反对派组织。1933—1935年任联共（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书记。1935年自杀身亡，死后被开除出党。

[3]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6月加入红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团委员会成员，参与在乌拉尔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担任沙德林斯克苏维埃主席。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沙德林斯克县苏维埃农业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担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2月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1935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5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任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9年3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6月任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7月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4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 李可夫，转引自弗里德里希·波洛克：《1917—1927年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莱比锡1929年版，第143页。——原注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1894年5月22日——1970年12月16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923年起支持马克思主义。1924年参与创办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同科尔施合作，并与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合作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美国。1950年返回西德。

[5] 《宣誓》——歌颂斯大林为列宁继承人的1946年的一部苏联影片——的一开头，就是一个斯大林格勒的工人在1924年下乡为党做工作时被富农暗杀的场面。——原注

[6] 基佐也曾向法国农民提出过这一口号。在《共产党宣言》的头一段，他就被马克思作为欧洲反动势力的象征之一提了出来。1885年，在一次经济萧条刚结束之后，俾斯麦也曾说过同基佐的想法类似的话：“我多么希望德国有若干个百万富翁啊！”——原注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出身于新教家庭。法国大革命后流亡瑞士，倾向于自由主义。1805年回国。路易十八第一次复辟期间，于1814—1815年任内政部秘书。拿破仑复辟后辞职。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后，于1815—1816年任司法部秘书。1819—1820年任内政部国务秘书。1830年1—7月任复辟王朝国会议员。1830年参加七月革命，七月王朝建立后，于同年8—11月任临时政府内政大臣。1830—1948年任卡尔瓦多斯（Calvados）市议员。1832—1834年、1834—1836年、1836—1837年任公共教育大臣。1833年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183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0—1848年任外交大臣。1847—1848年任首相。七月王朝被推翻后流亡英国。1849年回国后脱离政治活动。

[7]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乌斯特里亚洛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1890年11月25日——1937年9月14日），1913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他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支持高尔察克。此后流亡中国等地。1921年发表《路标转换》一文，鼓吹同苏俄和解，实际上企图调和民族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被视为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驱。1935年回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

[8] 布哈林是老布尔什维克学派的少数几个大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已大都被禁，很多都没有英译本。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一整套理论，即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了一个政治和经济职能相熔合的过程，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提了几句；今天，结合从那时以来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国家政权的发展情形来看，他的理论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布哈林的主要经济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汉堡1922年版），对若干同今天有关的问题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说明。从1929年起，布哈林便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俄国新政权的真实性质。他于1938年受审时，在他能够冲破国家检察长维辛斯基精心编织的讯问之网的范围以内，布哈林说明了一种同俄国的敌人——当时主要是德日两国——妥协，以便摧毁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垄断权力的理论。他供认自己甚至打算把苏联的部分领土，具体地说，把乌克兰、沿海各州和白俄罗斯割让给德国、日本和英国（对后者是间接割让），如果那样做能够削弱斯大林独裁权力的话。“从心理上讲，我们，一度鼓吹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们，开始对我们那些庞大的、飞跃发展着的工厂感到不满了，我们起先对它们只是耸耸肩膀，然后是讽刺挖苦，最后便怒火中烧，咬牙切齿，觉得它们好像是一些贪婪的巨怪，把所有的东西都吞食个精光，剥夺了广大群众的消费资料，象征着某种危险……”见《反苏维埃“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判记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381页。——原注

[9] 转引自莫里斯·多布：《革命以来俄国的经济发展》，第298页。——原注

[10]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梅德维捷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885年3月15日——1937年9月10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发起成立阿钦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回到彼得格勒。内战期间曾任全俄革命法庭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领导人。1923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1926年以后又退出反对派活动。20年代后期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78年平反。

[11] 《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1月5日，在纳粹国家党统治德国时期，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1936年的工厂委员会选举，反映了对党的大力抵抗，因此，工厂委员会很快就被放弃，不再被视为一种操纵媒介了。1946年的英国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在工会又一次被并进了政府组织的时候，工厂代表委员会获得了重要地位。“一种显而易见和令人伤心的情况是：工人并不愿意追随他们那些屁股老贴着椅子的领袖；他们宁愿服从大街上的工厂代表。”见《经济学家》，伦敦，1947年1月18日。——原注

[12] 季诺维也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引自列宁的论文《论粮食税》。〔参看《〈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3页。《〈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和《论粮食税》是两篇文章，原注有误。〕 ——译者注

[13] 苏瓦林：《斯大林》，第378页。苏瓦林的这本斯大林传是比较详细地谈到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唯一著作。——原注

[14]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49页。——原注

[15]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页。——译者注

[16] 同上，第251—252页。 ——译者注

[17] 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9页）相应部分，译文是“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与此句稍有不同。 ——译者注

[18] 参阅上引书，第223页。 ——译者注

[19] 上引书相应部分文字上和这里颇有出入。此处采按原文翻译，以下引文如未注明直接引自《斯大林全集》，情况同此，不再加注。 ——译者注

[20] 除中间一句外，译文均用上引书第227页。——译者注

[21] 同上，第243页。 ——译者注

[22] 同上，第243页。 ——译者注

[23] 参阅上引书，第233页。 ——译者注

[24] 参阅上引书，第275—276页。 ——译者注

[25] 同上，第278页。 ——译者注

[26] 同上，第283页。 ——译者注

[27] 同上，第282页。 ——译者注

[28] 参阅上引书，第283页。 ——译者注

[29] 在1926年，俄国只有两座人口超过一百万的数字和一座人口超过五十万的数字。当时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的人口和相应的最大党支部的党员人数，如下表所示：

　　人口党员数
　　（1926）（1927）
1莫斯科2,025,947 91,647
2列宁格勒1,614,008 82,245
3基辅513,78910,838
4巴库452,78918,976
5敖德萨420,8889,250
6哈尔科夫417,18616,179
7塔什干323,6137,865
8罗斯托夫308,28410,183
9第比利斯292,9739,098
10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233,001 9,735
11下诺夫哥罗德230,428 9,796
12萨拉托夫215,369 7,173
13图拉152,6777,011
14斯大林格勒148,370 5,648
15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36,404 5,319
16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111,443 5,669
17彼尔姆84,8158,885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534页。）——原注

[30]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0—321页。 ——译者注

[31] 参看《论合作制》。《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7页。 ——译者注

[32]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尔克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

[33] 当时，鲍里斯·皮尔尼亚克在莫斯科的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它的神秘的标题是《永不黯淡的明月》，副标题是《一位司令官被暗杀的故事》。小说的内容如下：一个国家被三个人统治着，在他们当中，一个是军事领袖，两个是政治领袖。其中的一个政治家强迫军事领袖动一次手术，虽然医生和他本人都表示反对，因为他心里有许多奇异而可怕的预感。而斯大林下令没收这一期杂志并对杂志编辑采取行动的时候，这篇小说引起的轰动达到高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那几个月里，我正在莫斯科，从许多同志那里听到了他们对伏龙芝的死亡感到的怀疑。参看苏瓦林：《斯大林》，第371页；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8页。——原注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尔尼亚克（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Пильня́к，1894年10月11日——1938年4月21日），苏联作家。1909年起开始出版作品。20年代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关系密切。1925年因在小说中指控斯大林用医疗手段谋害伏龙芝而受到批判。1929年短暂担任全俄作家协会主席，后因出版小说《红木》。30年代期间秘密向左翼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4] 叶菲姆·格奥尔基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Ефим Георгиевич Евдокимов，1891年1月20日——1940年2月2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19年加入契卡。曾主导了“沙赫特案件”。1934—1937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3—9月任联共（布）亚速海—黑海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9月—1938年5月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8年5—11月任副水务运输人民委员。1938年11月被捕。1940年遇害。1956年平反。

[35] 《斯大林全集》有关部分未见此段。“代表和参观者”的数目是五百五十个而不是一千五百五十个（见第7卷，第237页）。 ——译者注

[36] 不过，只有由选举产生的主席团委员才拥有这些特权；在这一时期，德国党拒绝了多次向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即邀请共产国际的技术专家参加德共政治局的会议。有两个这样的专家格罗尔曼和伊德松，他们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干部，1924年在柏林住了好几个月，竭力想干涉德共中央的政治生活，但始终未能得逞。——原注

[37] 马特维·萨莫伊洛维奇·鲍格里宾斯基（Матве́й Само́йлович Погреби́нский，1895年？月？日——1937年4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5年入伍。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0年加入契卡。1920—1921年任塞米巴拉金斯克契卡革命法庭主席。1925—1929年任格别乌驻苏联人民委员会行政和组织局组织部部长。1926—1928年任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劳动公社主席。1928年赴意大利劝说高尔基回国。1929—1930年任格别乌驻莫斯科军区副代表。1931—1933年任格别乌驻巴什基尔全权代表。1933—1934年任格别乌驻高尔基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高尔基内务局局长。1937年自杀身亡。

[38] 斯大林：《列宁主义》。重点是我加的。（参看《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4—75、87—88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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