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4 走出帐篷



　　1973年夏天，两位老朋友在英国中部一所美丽的18世纪老宅里共度了一个周末。E.P.汤普森和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956年。那一年里的戏剧性事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波兰大规模的反苏抗议——令这两位批评苏联及其在东欧和西欧的附庸党派的“异议”共产党员声名大著。
　　在1956年之后的时间里，汤普森和科拉科夫斯基都创作出一系列政治参与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启发了有时被称作“旧新左派”的那些成员，这些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在散漫但却坦率的运动中去寻找介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个词语当时尚未被玷污。汤普森和科拉科夫斯基都读过对方的作品，1968年科拉科夫斯基流亡到英国后，他们就彼此认识了。等到1973年汤普森夫妇在伍斯特郡郊外山上的家中招待科拉科夫斯基时，很明显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了。[1]
　　我们注意到，在英国旧新左派失败之后崛起的新新左派更倾向于学生政治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并对保罗·萨特和路易斯·阿尔都塞这样的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充满热情，而汤普森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政治活动。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信念依然强大，但在1973年时他却不知该如何将它们付诸实践。在第3章结尾我们提到，第一代新左派的失败和《英国人的独特性》的孤立主义论调是如何加速了1960年代后半期的汤普森退出政治活动的。我们注意到，汤普森接下来十年中的两次重要政治介入——1967和1968年与雷蒙·威廉斯等老同志们一起写作《五一宣言》，和1970年参加反对华威大学监视学生和员工的行为的活动——都很短暂，并且都以痛苦失败告终。1960年代后半期，汤普森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华威大学社会历史学讲师的工作上，但1971年他离开了这一机构，声称学院生活对学识没有益处。[2]汤普森继续开研讨课，并指导遗留的博士学位论文，但1960年代末在华威围绕着他的那个年轻学者圈已然消散了。
　　虽然满心失望，但汤普森依然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声援了1970年代早期对抗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的保守党政府的工人运动。[3]相比之下，科拉科夫斯基已经不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在一些右翼出版物——如有美国中情局资助的《文汇》（Encounter）——上发表了一系列对西方和东方左翼的攻击。[4]多萝茜回忆道，在1973年那个周末的交谈中，两位老同志的政治轨迹上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了。[5]
　　E. P.汤普森从来不是一个逃避争论的人。1973年末，《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便出现在了我们在第3章中谈到过的《社会主义年鉴》上。[6]汤普森的这封信长达99页，既引用了华兹华斯和奥登，也引用了马克思和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意在控诉这位老朋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拒斥。他反对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的悲观态度，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不能被简化为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们所犯下的罪行。
　　1974年的《社会主义年鉴》开篇就登载了科拉科夫斯基的简短回应。[7]这篇名为《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的文章被萨维尔和米利班德形容成“一份悲剧性的文件”，它几乎找不到与汤普森之间的共同基础：

　　我希望能向你解释，为什么多年来我从未期望去改善、清理或纠正共产主义理想。唉，可怜的理想。爱德华，我早已知晓这一点。我这个脑袋再也笑不出来了。[8]

　　汤普森从未提笔回应《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但在1974年底两位老战友确实有过一次交锋。那是在牛津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科拉科夫斯基已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9]汤普森在1978年时将《公开信》收入到《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当中；不过当1995年这本书再版时，这篇文章又被撤下了。而另一边，科拉科夫斯基则从未考虑过将《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收入文集。

走出阴影


　　2006年，圣奥古斯丁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以《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为标题文章的科拉科夫斯基文集，汤普森和科拉科夫斯基之间的辩论得以再现于纸媒，并再次获得一定的关注。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共产主义、宗教以及“我们文明中的各种令人不快的困境”，[10]其中包含有汤普森《公开信》中的几页文字，意图是提醒读者《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的原初语境，但做法并不得当。
　　托尼·朱特（Tony Judt）在写给《纽约书评》的一篇雄心勃勃的文章中深入挖掘了科拉科夫斯基—汤普森之争，并试图将其与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左翼政治之本质与未来的更为广泛的讨论联系起来。[11]诺顿出版社再版了科拉科夫斯基曾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版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这本影响很大的长篇巨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充满敌意的叙述。朱特将这本书连同《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一起推荐给他的读者们。[12]
　　朱特在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是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最为重要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肯定不会被取代”。朱特重申了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浪漫主义幻想”和“毫无保留的历史决定论”的混合物，佐以一点点伪基督教天启主义的味道。[13]这种杂酿很容易扰乱知识分子心智的平衡。朱特列举了大量实例，讲述科拉科夫斯基如何在波兰开始他的知识分子学徒生涯，又如何在1956年后的十年中遭受这个国家的政治与知识分子体制的压迫。朱特向他的读者们保证，科拉科夫斯基有着对马克思教义之后果的第一手经验，也因此比享有特权、受到保护的西方知识分子更加能够鉴定其缺陷。
　　通读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可以看出，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接触的的确确影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并不是以朱特所想象的方式。尽管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但科拉科夫斯基从未放弃冷战前十年中从教条的斯大林主义者那里学到的思维习惯。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科拉科夫斯基就已成为共产党最积极的天主教批评者，而天主教则是波兰左翼的宿敌。在批判天主教传统的过程中，年轻的科拉科夫斯基不经意间已经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的经典方法。在一篇篇文章中，他将复杂的观点提炼、化简成为一些粗糙的公式，将它们与不可靠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赋予这些观点一种目的论的特质，从而断绝了将来修正或恢复它们的可能。在知识史的伪装下，这位年轻的斯大林主义者追求着最为残酷的政治论战。[14]
　　在《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中同样可以发现这一过程。马克思著述极多，风格非常多样，所涉范围从政治新闻到诗歌，到历史，再到“纯粹的”经济学。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是政治和知识上探索的记录，而非一套教条。然而科拉科夫斯基却能够将马克思简化成一些陈腐的公式：

　　共产主义的整个理论可以用“废除私有财产”这个词来概括，这一观点并不是斯大林发明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始终坚信，人类社会若不实现统一，就不会得到“解放”。然而除了专制制度之外，没有什么已知的办法可以实现社会的统一。[15]

　　科拉科夫斯基看待马克思论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可能的地点的方式，能够很好地体现出他在方法上的贫困。在引用了一些文本后，他声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几乎是必然地在西方“先进”国家中爆发。然而1871年巴黎公社被摧毁后，马克思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进行了认真的重新评估。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马克思对俄国和其他“不发达”的国家表现出越来越浓的兴趣。但科拉科夫斯基选择忽略这些，唯恐它们干扰自己将马克思的“预言”归结为失败，提出《资本论》的作者永远不可能预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说法。（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无法预见十月革命的看法，与他企图让马克思为这场革命的堕落和斯大林的破坏负责的想法放在一起是很矛盾的。）
　　比对马克思作品的误用更糟糕的是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方法的理解。他笔下的马克思是一个二流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疯狂先知的混合体。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或者被看作一种修辞上的矫揉造作，或者被拿来证明马克思有着狂热的伪黑格尔式的推测“命运”的野心。科拉科夫斯基没有能力领略到，正是辩证法透露了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使得马克思的概念变得精微和语境化，并保有不断改进的可能。马克思没有时间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静态分类，就像他没有时间去研究所有预言中固有的教条主义一样。马克思所有的概念，甚至像“无产阶级”或“资本”这样的基本概念，都是辩证的抽象，是无限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实的一部分。[16]然而科拉科夫斯基坚持僵化地对待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那些概念，把它们当作冷冰冰的分析哲学家或埋首数目字的社会学家给出的定义。
　　朱特的文章忽略了科拉科夫斯基在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方面暴露出的弱点。事实上，他重复了科拉科夫斯基最为暧昧的观点，强调“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追随他的理论家们都未能意料或预期到”发生在西欧之外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同时又将列宁这个最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描绘成一个粗鲁的宿命论者，这种宿命论坚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17]

《公开信》的形成


　　在赞扬了科拉科夫斯基之后，朱特攻击了汤普森的《公开信》。在他看来，这篇“傲慢而道貌岸然”的文字再现了汤普森“自负的英国本土至上主义中最糟糕的一面”：

　　在对他虔诚的进步听众们稍加示意之后，汤普森便用一种自大的、煽动性的语调，将修辞的矛头指向被流放者科拉科夫斯基，警告他的变节行为……汤普森在他安逸的英国中产阶级栖身地对科拉科夫斯基发问：你怎么敢这样背叛我们，用你在波兰共产党的麻烦的经历来阻拦我们对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看法？[18]

　　朱特称科拉科夫斯基对汤普森的回应是“政治论争史上做得最完美的知识辩驳”。没有人在读过它之后“还会再次认真对待汤普森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者，卡西诺战役的老兵，国际志愿劳工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在战后的波斯尼亚的荒野上修建了一条铁路——被看作是一个“不受现实世界影响”的“懒惰”的人，他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令他能够无须研究历史或经济学就掌握二者”，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问题”。[19]在朱特看来，汤普森甚至都没有兴趣认真地与科拉科夫斯基辩论，他更感兴趣的是粉饰苏联及其不加批判的支持者们，而非处理这位新左派波兰批评家的原则立场问题。
　　简要叙述一下《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的形成，或许有助于揭示朱特对这篇文章及其作者看法的不公正。约翰·萨维尔和拉尔夫·米利班德都非常希望汤普森为1973年的《社会主义年鉴》写一些东西。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见，汤普森与这份杂志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63年它成立的时候，他那篇《英国人的独特性》还令1964年的《社会主义年鉴》销售一空。在萨维尔1972年9月写给汤普森的一封信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杂志的编辑们对汤普森的敬意：

　　无须我多言你也应该知道，你要在《年鉴》上发表一篇文章的消息将会立刻令所有人瞩目；它会像你之前的文章（《英国人的独特性》）那样被广泛引用。[20]

　　1972年初，在编辑们的鼓励下，汤普森宣布有意写一篇关于“女性解放”的文章。但到了5月，他却对这一问题没太大热情了：

　　我必须收回写一篇关于女性解放的文章的提议，眼下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热情来研究它了。我在左翼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敌人了，这还没算上整个女性群体，除了她们当中已经被我冒犯了的特殊成员们。[21]

　　此外，汤普森在信中还预示了《公开信》的核心论点：

　　我早有打算写一篇文章讨论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一篇从概念上区分作为一套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麻烦在于，它和当下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是脱节的。[22]

　　在第3章中我们看到，萨维尔的合作编辑米利班德是如何鼓励汤普森为首期《社会主义年鉴》写一篇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章。[23]这篇文章在1963年流产了，尽管它的一些主题很可能潜藏在《英国人的独特性》临近结尾处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沉思当中。
　　汤普森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脱节的”，这折射出他与所谓第二代新左派的疏离，以及他长期以来对许多知识分子英雄的敌对情绪。在写于1963年争夺《新左派评论》时期的长篇内部文献《我们如今身在何方？》中，汤普森就曾批评过诸如让·保罗·萨特这样的大陆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崇的“第三世界主义”。在《公开信》中，这些批评将得到重申和扩展，因为其间汤普森遇上了科拉科夫斯基对“1968一代”的谴责。《公开信》中最令人难忘的段落之一，是汤普森生动地表达自己与接受着萨特和阿尔都塞这些思想家影响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疏远：

　　我飞不起来……我像一只留在地面上的最后的大鸨，把脖子伸向空中，拍打着翅膀，在不断被侵蚀、不断被削弱的语汇的土壤上等待着我这一物种的灭绝。在我周围，那些年轻的身披轻羽的近亲们正在设法进行基因突变。他们变成了小鹰，并且随着一阵强风盘旋着飞向了巴黎、罗马、加利福尼亚。[24]

　　在1972年末，汤普森曾考虑撰文批评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的核心人物汤姆·奈恩，但在新年的时候，由于得知科拉科夫斯基正忙于组织将于4月在雷丁大学召开的名为“重估社会主义理念”的会议，对此深感失望的汤普森便将这位老盟友换作自己的主题。他在5月写给萨维尔的信中将雷丁大学当代欧洲研究院（它与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合作主办这次会议）的人描绘成“一群可怕的人”，将其院长罗伯特·塞尔西说成是一个“北约教授”。[25]
　　汤普森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者的那种热情和透彻来写《公开信》。他在1973年3月15日写信告诉萨维尔：“为了科拉科夫斯基的问题，昨天我洗劫了伯明翰大学图书馆。”[26]《公开信》的长篇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汤普森坚持认真评价科拉科夫斯基的思想，并仔细地系统阐释自己的想法。这一次，汤普森的勤奋又让他的编辑们感到不安了。1973年5月1日，约翰·萨维尔写信向老伙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维克托·基尔南抱怨道：

　　编辑工作比往常更叫人如坐针毡了……当我告诉你爱德华·汤普森正在写一封给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公开信，而到目前为止他“才”写了前两万字……你就能理解我们开头说的问题了。[27]

解读《公开信》


　　《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的开头很奇怪，是汤普森向这位老朋友和老同志“介绍”自己。他先是告诉科拉科夫斯基“你不认识我，但我很了解你”，然后又自称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放肆的客人”。[28]这种浓重的自嘲式的幽默是《公开信》的一大特色，也将是四年半之后的《理论的贫困》的一大特色。汤普森解释道，他和科拉科夫斯基在政治上有关联——“我是……你母亲兄弟的继子。”[29]他形象地说道——因为他们都属于“1956年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的声音”。[30]但汤普森也承认，这种联系已不像过去那般重要：

　　这起不了多少作用。在意识形态分裂的那一刻生成的知识的碎屑如今已遍布于全球的政治当中。[31]

　　这些句子预示着《公开信》的一个关注点，同时也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汤普森奇怪的开篇方式。对于汤普森而言，科拉科夫斯基既是一位朋友，也是一个陌生人，既是一位勇敢的同志，也是一个拒绝了1956年政治的人。直到1973年，汤普森一直在努力抓住遥远的“英雄的十年”的政治，而这份政治的介入在1956年的时候似乎因为科拉科夫斯基这样的人得到了确认和复兴。汤普森这封99页的信并非杂乱无章地、忧心忡忡地请求科拉科夫斯基回到左翼；它试图重申一些核心的信念，它们在汤普森那儿是与1956年的伟大起义以及1936到1946年的“英雄的十年”联系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对自己退出政治期间科拉科夫斯基的政治主张感到“不太确定”。[32]汤普森在描述科拉科夫斯基逐渐远离左翼政治时，或许也暗藏了对自己的描绘：

　　从你1968年被强制流放到“西方”后，我便对你的身份认同不太确定。你发表的声明很少，我只得从片段中寻找：《社会主义年鉴》上的一篇文章，《代达罗斯》学刊上的一篇文章，《文汇》上的一篇访谈，一次会议的记录——这些片段在否定中相交汇。对于单个的否定——对共产主义正统的蔑视，对阿尔都塞明确说“不”，对未经检验的社会主义口号的坦率反对——我或许会部分地或全部地赞同。但我不会同意这些特定的否定汇聚而成的那种普遍的失败感和消极感，因为它缺乏限定。[33]

　　汤普森的确“部分地或全部地赞同”科拉科夫斯基针对当前左派的许多评判，尤其是对“新新左派”。《公开信》前20页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用条理不清的文字记述1963年汤普森与安德森的冲突，和一系列对“激进主义文化”的嘲讽，后者在汤普森看来已经毁掉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西方左派，凭借的是它的“歇斯底里的光环”、“自我放纵的情感主义”，以及“迷你裙、‘毛式中山装’和军装皮夹克”。[34]
　　在宣泄完怒气后，汤普森突然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细致思考。[35]他先后讨论了作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和仅仅是“文化—市场”折衷论中的一个要素的马克思主义，最后才确立了“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在选择“传统”这个术语时，我采用的是它在英国文学批评当中确立起来的意义。作为哲学家，你可能会更喜欢“学派”这个词。但在我看来，相比于在一个学派内部，我们更容易想象在一种共同传统的内部存在着多重的冲突的声音。[36]

　　汤普森指出，他的定义显然可以追溯到他在第一期《社会主义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而这一定义虽然“允许很大程度的折衷主义”，但却并非“无原则的自我消解”。在一段有启发性的文字中，汤普森描述了他认为自己占据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独特分支：

　　在英国，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意味着在一种由马克思建立，经威廉·莫里斯的独立见解的补充而丰富，并在近期由V.戈登·柴尔德、莫里斯·多布、多纳·托尔、乔治·汤普森通过专业化的方式加以扩展的传统中工作；也意味着将和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维克托·基尔南这样的学者以及（其他会被提到的）这本年鉴的编辑们成为志同道合的人。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为自己在这一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37]

　　汤普森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一种传统，表明他至少在1973年时没有屈服于马克思学的争论，这种争论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消耗了部分最优秀的左翼的心智。在当时，许多思想和倾向所树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本质主义的定义，都需要不停地捍卫其边界，并与其他对立的思想和倾向发生冲突。阿尔都塞就是一个例子。他花了巨大的精力去区分马克思的“科学的”和“非科学的”部分，并与法国共产党内和其他地方的反对他的判断的人做斗争。然而像他这样的有天赋的思想家本可以——并且最终也确实是——在其他地方更好地发挥他的能量。
　　《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的其他部分都没有汤普森（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时的那种简洁和启发性。文章的最后70页给出的是各种令人困惑且非常不完善的论点，以及一个虽雄辩却不足以掩饰其与前文缺乏关联的“结论”。汤普森不再认同科拉科夫斯基关于第二代新左派本质的看法，并强烈抗议科拉科夫斯基对“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有失公允的严厉态度。
　　令汤普森感到不满的还有科拉科夫斯基称马克思的著作特点是“世俗的末世论”[38]和“反历史的观点”。[39]在一段有趣但未能充分展开的文字中，汤普森思考了马克思和埃德蒙·胡塞尔之间的区别，从中也能够见证汤普森阅读范围之广。而科拉科夫斯基恰恰以他惯常的粗疏将二人一同当作“反历史的”思想的实践者。通过使用那种将被用于《理论的贫困》以反对阿尔都塞的语言，汤普森将现象学的奠基人刻画成一个与这个世界的真实知识发生了令人绝望的悲剧性脱节的思想家。真实知识是可以由经验研究带来的，逻辑和思想的实验无法替代历史的研究。[40]
　　在转向本文的对话者时，汤普森引用了年轻的新左派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1958年时指出的科拉科夫斯基的一个特点。麦金太尔认为科拉科夫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他在波兰受到了残酷的压迫，但如果来到西方，他将仅仅会“随波逐流”。[41]科拉科夫斯基相信“历史的非道德性”，并坚持认为人类行动不会改变这种非道德性，这些观点令他在波兰成了异教徒；但在西方，他会默认现状。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见，汤普森恰恰将这种态度与战后西方的许多“北约主义”知识分子联系起来。
　　在《公开信》中，汤普森一方面觉得麦金太尔1958年的批评有些过于严厉，另一方面则认为波兰人在组织雷丁大学关于“社会主义理念”的会议中扮演的角色仿佛“应验了15年前的预测”。[42]汤普森“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雷丁的会议，但如果受邀的话，他将“不得不给出个人的拒绝”：

　　（如果我被邀请写东西的话），我将会拒绝，理由和我拒绝为《文汇》写东西一样。在那种社交聚会中我会觉得尴尬……我无法克服一辈子的习惯……就像一个18世纪的贵格会教徒不会在权贵面前行脱帽礼，也不会宣誓效忠一样，我不会去西班牙度假，也不会去参加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罗马会议。我将自我囚禁，不会向北约主义教会缴纳任何的什一税。[43]

　　在信的结尾，汤普森敦促他的老朋友反思自己的政治轨迹：

　　你呼唤，或者看似呼唤我们加入一场在实践和知识上都很艰巨的共同斗争中。我不认为那种斗争结束过，它每时每刻都伴随着我们。我们还有可能相聚一堂，开怀畅饮吗？等到“1956年”的共同愿望实现的那一刻，我们还能举杯同贺吗？[44]

编辑们的麻烦


　　1973年年中的时候，汤普森终于将《公开信》寄给了萨维尔和米利班德，然而刚刚松了一口气的编辑们又因为文中对第二代新左派的敌意紧张了起来。米利班德和萨维尔给汤普森写了几封信，回顾了双方关于《英国人的独特性》初稿所做的沟通，并敦促汤普森弱化对新新左派的批评，特别是对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的《新左派评论》团队的批评。米利班德尤其对汤普森的某些口角式的文字感到忧虑：

　　你写的是给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公开信。尽管你说你和他的经历非常不同，但你却非常冒险地将他被哥穆尔卡等人抛弃与你被安德森等人抛弃进行了类比……我认为这很不妥，它不该属于这篇文章、这个故事……爱德华，他们是同志，不是叛徒、变节者、脱逃者之类的……这样有失公允，你太夸大其词了〔着重号为原文所有〕。[45]

　　米利班德还暗示，汤普森在一种顾影自怜中夸大了自己在英国左翼中的孤立：

　　你真的是“属于一种非主流的、沉默无声的异类政治传统”吗？我很怀疑。但我更加反对的是你说“如果这封信得以付梓，那仅仅是因为编辑们顾念旧友之情”。[46]

　　汤普森回复了一封八页长的信，在信中他描述了第一代新左派的解体，佩里·安德森为巩固对《新左派评论》的控制和瓦解新左派理事会而进行的“政变”，以及自己为何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远离政治参与。[47]汤普森想要解释清楚他对科拉科夫斯基的批评与对第二代新左派的批评之间的联系：

　　我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不仅要检验《新左派评论》二号，更要激进地反对它。我不可能在一个未经界定的立场上与科拉科夫斯基争论，而若要界定我的立场，则必须同时将我同《新左派评论》二号区分开来。[48]

　　在《理论的贫困即其他文章》中，汤普森将会用更为自嘲式的语言引用《公开信》中的旁白。但他也明确表示，这篇文章是他寻找出路的尝试，为的是走出自第一代新左派解体和《英国人的独特性》发表以来这些年中所感受到的政治幻灭与孤立感：

　　或许我应当为这封信中的某些内容，为我以个人沉思的形式所写下的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争论（很多人对它感到担忧）说声抱歉……但我不会过多地道歉。孤立感是真实的，这是我走出帐篷的方式，而我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写作。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左派”一直处于一种过热的偏执状态，人们不能仅仅是对它表示一种简单的支持。[49]

例外论的问题


　　汤普森在1973年面临的并不仅仅是维持或恢复自身热情的问题。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汤普森在1960年代中期是如何退入一种英国例外论的修辞当中，以及如何将学术置于政治活动之上的。串联起他的学术和政治，将启发他的英国激进传统与国际事件联系到一起的“回路”，被切断了。
　　汤普森的“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意在承认科拉科夫斯基对第二代新左派的批评，但拒绝接受其整体的反马克思主义。汤普森认为与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相关的是那些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教条”或一种“方法”的观念，而不是“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因此，汤普森的《公开信》试图将自己的信仰与他认为不完美的马克思主义（“新”新左派的和1956年便在拒斥的斯大林主义的），以及科拉科夫斯基和其他1973年4月汇聚于雷丁大学的北约教授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汤普森一直在努力寻找途径来强调他在“英雄的十年”中吸收的理念，而在他此时所处的时期中，左翼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代新左派中的许多老战友在《在鲸腹外》痛斥过的现状面前，或者变得漠然，或者沉默无声。通过将安德森这样的对手和自己定位在一种相同的传统之中，同时又主张这一传统既基于共识又基于异议，汤普森试图开启自己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左派之间的对话。在《英国人的独特性》被粗暴拒绝后的第八年，他想要找到走出自己的“帐篷”的道路。

“一次攻击左翼的练习”？


　　汤普森对新新左派和时髦的大陆马克思主义者——如萨特和阿尔都塞——的批评令他更加孤立。二十多年后，乔纳森·李（Jonathan Ree）在《历史工作坊杂志》的文章中回忆起他的朋友和同志们对《公开信》的反应：

　　他们觉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已经过时，而E.P.汤普森是一个执迷往昔、特立独行的人。礼貌点说，《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让我们感到无聊。[50]

　　甚至一些过去的盟友也因为《公开信》而变得疏远。拉尔夫·米利班德对这篇文章语气的担忧起初被其部分论点展现出的热情所抵消。但到1975年，米利班德的忧虑一直在增加。他在一封写给萨维尔的信中指出，汤普森对新新左派实在太过苛刻了：

　　爱德华……和我完全不在一个政治频率上。当然，他是很“激进”，但写科拉科夫斯基的文章，至少到了最终版的时候，总不必展现出他对新左派的反对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吧……我发现他越来越暴躁、任性，喜欢发表权威专断的言论……他和我无法用相同的政治语言交谈或写作。[51]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米利班德对《公开信》以及汤普森本人的批评？托尼·朱特的看法是，汤普森的文章是为了迎合那些满怀崇拜之情的新左派读者。这一说法显然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最好考虑一下文本本身的矛盾和1970年代汤普森那不断恶化的政治前景。
　　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英国人的独特性》的历史洞见和富有启发性的思考，都被不必要的讽刺对手和有时看起来像英国崇拜论式的英国例外论修辞所玷污乃至遮蔽。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公开信》，并且也将困扰不久之后的《理论的贫困》。
　　汤普森修辞上的不节制掩盖了他以“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作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点的精妙之处，并且也限制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力。[52]
　　尽管汤普森的修辞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走极端，但这也恰恰表现出他思想的“硬核”中一个真正的矛盾。至少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汤普森便在努力调和自己所投身的以英国历史和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和这个日益忽略宪章派和威廉·莫里斯的遗产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汤普森在《公开信》中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在试图解决他和第二代新左派在政治上实际存在的分歧。我们可以用拉卡托斯的术语将这一新定义称为对汤普森思想中起保护作用的“软核”的一次补充。然而，汤普森进行重新定义时的优雅，并不能掩盖他对日益陌生的左翼和英国的深深不安。他对第二代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的嘲讽或许既不明智也缺少眼光，但它们确实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随着1970年代的继续，汤普森那以“英雄的十年”中的人民阵线为榜样的陈旧的“人民联盟”设想，看起来更加不适用于正日益被阶级、性别、种族、宗派矛盾所分裂的英国。女性和黑人这样的边缘群体开始同时质疑右翼和传统左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著名演讲《工党前进的步伐停止了吗？》（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批评那些公共部门中的经济主义的工人斗争，它们导致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争斗，并使得工人阶级社区被剥夺了公共服务，遭受了严重的苦难。[53]
　　发生在爱尔兰的战争分裂了左翼，并且挑战了非暴力政治斗争的传统。“极左”的托洛茨基派和毛派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官方”共产主义的挑战同样严重分裂了左翼，并且屡屡导致工会会议上剑拔弩张的场面。丹尼斯·德沃金对这些在1970年代包围着汤普森政治图景的问题作了如下总结：

　　汤普森所想象的社会主义改革依赖于工人和他们的中产阶级同情者之间正日益弱化的联合。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现的政治和文化的反抗形式——学生运动、反主流文化、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反种族主义政治——在他看来都不是合适的替代者……汤普森将工人阶级视作英雄，它们有着真正的激进文化，能够抵抗意识形态并体现民主传统……汤普森的政治分析不承认当今的工人们，他们喜欢保守党多过工党，陶醉在商品消费中，对他们的移民邻居抱有种族主义的仇恨。[54]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汤普森与左翼之间的问题如何随着1970年代的继续变得越来越糟糕，并促使他先是修改，继而放弃了对《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出的“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复杂的介入。

解释的或修辞的力量？


　　让我们把《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的不足放在一边，回到我们讨论过的托尼·朱特对该文本的解读（误读）。很明显，朱特曲解了《公开信》的含义。试图将这篇文字解读成一个懒散的、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替斯大林主义以及1960年代末左翼政治中的“过分行径”做辩护，目的是为了给崇拜自己的新左派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公开信》的作者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位长期批判者，他既想与当代英国左翼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对话，又希望与之保持距离。朱特在一家销量很大的出版物上谈论一篇晦涩的且基本绝版的文章，却没有为读者们精确地总结汤普森与科拉科夫斯基的论争，更不用说精确叙述二人冲突的具体情境了。
　　善意的人可能会说，朱特在动笔之前没有（重）读过《公开信》。不过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在写《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时可就没有这条理由了。科拉科夫斯基熟悉汤普森的著述至少已有十年之久，甚至在《公开信》发表之前就已经读到了它。尽管如此，科拉科夫斯基还是没有正面回应汤普森的主旨。和朱特一样，科拉科夫斯基忽略了汤普森试图找到一个原初的、精细的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努力，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和对新左派的戏仿。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的注释中，汤普森才会合情合理地指责科拉科夫斯基的文章“没有正面回应我”。[55]
　　另一种解释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朱特和科拉科夫斯基为何会如此惊人地对汤普森不公。他们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过于简单化，无法容纳汤普森或其他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思想中的精微之处。无论它带有什么样的缺陷，“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多元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概念都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顽固的历史决定论”或“浪漫幻想”。科拉科夫斯基和朱特不得不用一个虚弱的稻草人来替换它，以免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解释”被破坏。
　　朱特文章的最后部分凸显了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乏。在“先发制人”的战争和野蛮的新自由主义纷纷假借“全球化”之名而现身的21世纪的世界里，朱特担心“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翻新版的道德诉求有可能增长”。[56]鉴于“没有其他人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东西”，“重新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成为“国际抗议运动中的共同通货”。[57]对朱特而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科拉科夫斯基谴责的那种教条的重演：它对革命性变革的“幻想”并不比华盛顿盛行的新保守主义教条更好。朱特坚称，科拉科夫斯基对汤普森及其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回复，对于那些想要迎击马克思主义热潮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读来受益良多”。
　　然而我们可以认为，科拉科夫斯基极端简化论的马克思主义定义在今天甚至比在1970年代初更加缺乏解释价值。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前卫星政党的衰落，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变得更加分散和多样。朱特的文章提到马克思主义因拉丁美洲急剧上升的社会冲突而在当地流行，但即使是在最左倾的拉丁美洲国家中，也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取得了霸权。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最受欢迎的左翼意识形态似乎是融合的产物，即格瓦拉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元素混合某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以及——至少在玻利维亚是这样——某些本土传统信仰。把乌戈·查韦斯拥护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当作列宁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或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副产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无论有着怎样的缺陷，相较于科拉科夫斯基和朱特漫画式的讥讽，汤普森的“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能够更好地包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托尼·朱特认为科拉科夫斯基让我们不用再去读E.P.汤普森了。实际上，科拉科夫斯基在《我对所有事物的正确看法》中提到的汤普森在讲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历史方面的不足，应当会激励我们去重新审视《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提出的“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替代性的定义。



[1] Dorothy Thompso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22/05/05.

[2] Dorothy Thompso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22/05/05.

[3] 汤普森在1970年代初继续声援工会运动和左翼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的文章《先生，写在烛光下》，这篇文章在保守党媒体的诽谤声中捍卫了罢工浪潮（E.P.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Merlin, London，1980，pp.39—49）。

[4] 汤普森总结了一部分口头攻击，见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p.98—100。

[5] Dorothy Thompso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22/05/05.

[6] Socialist Register 1973，ed.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Merlin, London，1973，pp.1—99.

[7] Leszek Kolakowski，‘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Socialist Register 1974，pp.1—24.

[8] ‘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p.24.萨维尔和米利班德的评判见这一期《社会主义年鉴》开头的按语。

[9] 对这场争论的描述见Radical Philosophy，10，Spring 1975，pp.43—44。特里·伊格尔顿也曾有文章回忆此事，见‘The Poetry of EP Thompson’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5，2，1979，pp.143—144。

[10] Leszek Kolakowski, 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 ed.Zbigniew Janowski, St.Augustine’s Press, South Bend, Indiana，2004.

[11] Tony Judt，‘Goodbye to All That？’，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53，14，21/9/06.

[12]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three volumes），Clarendon Press, Oxford，1978.

[13] Tony Judt，‘Goodbye to All That？’

[14] 科拉科夫斯基的早期生涯纵览，见Stanley Pierson, Leaving Marxism：Studies in the Dissolution of an Ide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2001，pp.128—132。皮尔森讨论了年轻的科拉科夫斯基与天主教的论战文章，指出这些文章在语言上有着高度对抗性，并且总体上依赖对天主教和基督教本质主义化的定义，这些定义源自对大量神学文献的选择性解读。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中，科拉科夫斯基的方法都是既经院式的又庸俗化约论的。经院式表现为将观念的历史理解为文本的历史，而非某种具有社会学维度的事物；化约论表现为文本没有被按照一种或系统或公正的方式来探究。

[15] Leszek Kolakowski, 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 St.Augustine’s Press, South Bend, Indiana，2005，p.42.

[16] 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优秀叙述，见Bertell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1993。我们在第三部分细致思考马克思学的某些问题的时候将详细讨论它。

[17] 关于列宁的唯意志论——他拒绝像卡尔·考茨基和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那样坚称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可参见列宁的《四月提纲》，online at the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7/apr/04.htm, accessed 13/02/08。

[18] Judt，‘Goodbye to all That？’

[19] Ibid.

[20] John Saville, letter to EP Thompson 20/9/72，Saville papers.

[21]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9/5/72，Saville papers.

[22] Ibid.

[23] E.P.Thompson,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17/10/63，Saville papers.

[24]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109.

[25]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15/3/73，Saville papers.

[26] Ibid.

[27] John Saville, letter to Victor Kiernan 1/5/73，Saville papers.

[28]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93.

[29] Ibid.

[30] Ibid.

[31] Ibid.

[32]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98.

[33] Ibid.

[34] Ibid.，p.99.

[35]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116.

[36] Ibid.

[37]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116.

[38] Ibid.，p.132.

[39] Ibid.，p.139.

[40]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p.139—140.

[41] Ibid.，pp.184—185.

[42] Ibid.，p.185.

[43]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p.181—182.

[44] Ibid.，p.187.

[45]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EP Thompson 15/6/73，Saville papers.

[46] Ibid.

[47]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20/5/73，Saville papers.

[48]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20/5/73，Saville papers.

[49]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ii.

[50] Jonathan Ree，‘EP Thompson and the Drama of Authority’，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7，Spring 1999，p.215.

[51]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15/7/75，Saville papers.

[52] 关于《公开信》的英国中心论，更强有力的论点见David A Wilson，‘Old and New Left’，Radical Philosophy，10，Spring 1975，pp.29—31。

[53] Eric Hobsbawm et al.，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New Left Books, London，1981.

[54]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1997，pp.216—217.罗伯特·格雷同样指出这一点，他写道，汤普森“将我们带向作为抵抗的文化，带向大众传统的完整性……汤普森或许回避了这些传统的一些尖锐问题，而它们很可能会被诸如女性主义和黑人政治提出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核心形象受限于性别、种族以及……宗教”（‘History, Marxism and Theory’，in EP Thompson：Critical Perspectives, ed.Harvey J 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1990，p.172）。在彼得·莱恩博的记忆中，汤普森非常明显地缺席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莱恩博和其他许多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参加了很多女性主义会议，但汤普森没有（Peter Linebaugh, email to the author，31/01/05）。

[55]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400.

[56] Tony Judt，‘Goodbye to All That？’

[5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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