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四章 麦克唐纳的领导（1922—1931年）
(一）
1922—1931年是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工党的年代。“领导”这个概念具有某些新颖的含义，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麦克唐纳是与其所有前任党主席都不同的一位领袖（包括战前他自己在内）。从1922年起，他不仅被称为议会党团的主席，而且还被称为该党的“主席和领袖”。使用这种称呼表明，他也是反对党领袖，并有担任首相的可能。工党议会党团在下院中被认为是正式的反对党，这一权利的确立，意味着该党主要发言人的威望和重要性有了提高，他已成了未来的政府权力的分配者。同样，总的说来，议会党团与工会相比，已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麦克唐纳被议会党团晋升以取代在职的克莱尼斯是明显的成功。如果没有1922年的大选彻底改变了议会党团的性质的话，这种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不是由工会提名的工党议员的人数增加了。如上所述，新来者中有许多是独立工党成员，不少人还是民主监督协会式的前自由党人。对他们说来，甚至对那些富有战斗精神的克莱德河畔的独立工党党员说来，麦克唐纳长期来一直戴着主要的反战派这顶殉道者的花冠。由于麦克唐纳在国内政策上非常温和的调门，克莱德河畔的人们不久就对他们的选择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因为作为“领袖”的麦克唐纳，已经从工会主义者的坚定忠诚中得到了好处，这些工会主义者给予他的信任，就象在工业罢工中他们在工会会员中所能得到的信任一样。韩德逊和克莱尼斯他们本人就树立了这样的范例，他们两人都承认麦克唐纳卓越的议会活动能力，并毫无怨言地为他服务。
麦克唐纳充分意识到自己任务的性质，并完全意识到他的处境与早期议会党团历届主席截然不同。他在致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把他的作用和反对党的前保守党或自由党领袖的作用作了个比较：
我真正的困难在于：以十分微薄的收入，去干我所从事的工作，这是以往任何没有大量金钱的人所未曾干过的。而我的前任都继承了高官要职和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机构；我却是白手起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1]
[1]麦克唐纳1929年1月15日致O.G·维拉德的信，见M·S·文卡落拉曼尼在《政治研究》1961年第8期第237页的引文。
与此同时，议会外党团组织结构一直在变化着。在加强党的纪律和服从上级领导方面，确实有一定形式的变化。于1919年复刊为日报，并且一直是左翼报刊的《先驱报》，由于财政上的缘故，于1922年受工党和职工大会的控制，并且左翼的乔治·兰斯伯雷也不再担任编辑了。而在经济上受莫斯科资助的共产党则以一个有高度纪律的左派团体出现了，并坚持要求加入工党。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它的成员便企图渗透并控制地方工党组织。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以严密的纪律来回敬这种压力。根据1922年到1925年工党历次会议的决议，共产党人虽然仍可以工会代表身分出席年会，但个人不得成为工党的党员，并不得选为议会候选人。尽管如此，到1925年，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已设法“攫取”了相当多的地方党团组织，特别是伦敦地区一些仍然相当脆弱的地方党团组织，并且到1927年夏天，全国执行委员会不得不摒弃的地方党团组织共达二十三个，其中伦敦地区就占十五个。共产党把这些背叛的党团组织加以组织后，成立了一个叫“全国左派运动”的团体，这个团体是在工党之外，与此同时，全国执行委员会迅速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以取代那些被开除的地方党团组织。
然而，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则大大冲淡了这种形式上的纪律加强。其中之一是主要工会领导人日益增加的趋势，这是由于工作上的压力，需要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方面的活动，而忽视了工党。如上所述，当时一个大工会的书记当上议员是罕有的，同时，总理事会成员和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是势不两立的。而且，至少有一个很大的工会（由欧内斯特·贝文在原来码头工人工会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一个新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也开始把下院看作只不过是便于过剩官员退休的场所。[1]对议会政治持这种态度，不仅使工会对工党所作的贡献的质量，而且对双方在劳工运动中实际协作的程度，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1]阿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的生平与时代》，1960年第1卷，第204页。
另一个离心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即独立工党是从其原来作为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调和者的地位逐步演变而来的。工党并没有由于地方组织作用的扩大而失去大量的党员，但它的性质却变了。在那些对党的领袖的保守性感到不耐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工党几乎成了一帮“脱党分子”。当然这种特点在战争年代已开始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发展起来了，但是，在战后个别党员选择了地方工党，显然可以看出，那些特意选择加入独立工党的人，正是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或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不是韩德逊—韦伯方案所规定的政策。由于此时原有的英国社会党已不复存在，甚至连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不是共产党员，也只好加入独立工党。这些左翼社会主义者领导都来自克莱德河畔地区，其中最为杰出的要算是詹姆斯·马克斯通了。但是直至1924年，由于麦克唐纳与独立工党的发展原来就有联系，再加想起他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马克斯通及其同伙攻击他们议会领袖的任何趋势就此削弱了，特别是当他们在选拔麦克唐纳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以后不久，更是如此。
1923年底，新的保守党首相史坦莱·鲍尔温就关税改革问题，突然解散议会，接着举行了一次大选。工党对此感到意外，但仍设法提出了较1922年稍多的候选人，并在转而对保守党不利的选举中（因关税改革在英国仍然普遍不得人心），以它在大部分选区中处于较大的反对党地位而大大获益。因此，尽管自由党经过重新联合而大大改善了处境，并获得一百五十八席，工党仍遥遥领先，总共获得一百九十一席。工党在一些甚至到1922年力量还非常薄弱的地区也取得了新胜利，单在伦敦就获得十五席。独立工党提名的议员有三十九人，而在1922年只有三十二人。工党地方组织提名的议员从十九人增加到三十九人。两者总数为七十八人。开始可与工会代表总数相比，而工会代表总数仅仅从八十五人增加到一百零一人。
保守党拥有二百五十八席，仍为下院中最大的党，但他们不再拥有过半的多数了。大选主要是对选民所拒绝的关税改革问题进行斗争，因此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各个政党之间组成一个政府，显然是这些政党的责任，自由党决定支持工党政府。这样，英王就于1924年1月，授命麦克唐纳组阁。
（二）
麦克唐纳在挑选内阁成员时，立刻表现出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而对党内同僚就考虑得很少。他自任外交大臣，至于枢密院长、大法官和海军大臣等官职，他跳出工党范围，分别拉进了前自由党大臣霍尔丹勋爵、前保守党议员帕穆尔勋爵和保守党人切姆斯福特勋爵去担任。斯诺登进了财政部，克莱尼斯当上掌玺大臣兼下院副议长。麦克唐纳竭力把韩德逊完全排斥在内阁之外，表面上的理由是内阁不会持久，韩德逊由于在大选中象以往一样遭到失败，他要更好地投身于筹建党的机构以应付下届竞选。但是韩德逊没有接受这种排斥，并坚持要有一个高级的内阁职位，结果他获得了内政部的职位。新独立工党左翼只有克莱德河畔地区的约翰·惠特利当了卫生大臣；而布拉德福地区的温和派弗雷德·乔伊特（独立工党中间派左翼老一辈的成员）当上了公共工程部部长。总的看来，工会代表数目相当少，但是，它确实很少有适合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候选人。新政府当然要依赖自由党人的支持，因而，不会有推行任何社会主义纲领的可能性。但值得怀疑的是，作为财政大臣的斯诺登是否真正想做那些绝大多数正统的自由党人不可能赞同的事。斯诺登的预算方案，从自由党的观点来看是无可指责的，他削减了向富人和穷人征收的税额。工党内所谓经济老手中，很少有人认识到需要制定一项发展政策和兴办公共工程来应付普遍的失业现象。而对绝大多数人说来，他们已经看出，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别无其他补救办法。他们也非常理解，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
然而，工党政府在国内稍有成就的一件事，就是惠特利的住宅法。这项措施（当然是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才获得通过的），使政府为地方当局营造住宅提供援助。根据此项法案，大量住宅开始建造，因而刺激了经济，然而大部分效果直到保守党重新执政的十年的后期才显示出来。有趣的是，在少数派政府中以擅于保护社会立法这一困难艺术出名的大臣，则是新独立工党左翼在内阁中的代表。
但是，政府最大的成就是在对外政策上。当然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更加不受议会的约束而独立行动。麦克唐纳不久就证明，他亲自出任外交大臣的决定是正确的。面对着法、德敌对的问题（这种敌对在法国占领鲁尔时达到顶峰），麦克唐纳这时对法国总理彭加勒表示了友好的亲近态度。这是一个机灵而惊人的行动。因为根据麦克唐纳对战争和凡尔赛条约所表现的态度看来，人们认为他会采取一条非常反法的路线。彭加勒作了友好的反应。当彭加勒政府下台，赫里欧上台时，英法之间的和谐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道威斯计划”。根据此项计划，由美国提供一项贷款来承担德国的赔款。这次会议之所以成功无疑应归功于麦克唐纳的外交手腕，虽然其中也包含着工党政府接受了关于赔偿的原则。
麦克唐纳原来对国际联盟的态度似乎是有些矛盾的，因为他对国联起源于凡尔赛条约这一事实，感到不满意。但是，他不厌其烦地出席了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并支持韩德逊和帕穆尔与出席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共同努力起草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条约草案。这个草案后来称为日内瓦协议。从工党政府所承担的维护欧洲和平的义务来看，它是否会批准这个协议，或许是值得怀疑的。韩德逊和帕穆尔当然赞成这个协议，但麦克唐纳似乎不那么热心。然而由于工党政府下台，否决此协议的责任就留给了保守党。
在外交事务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即英俄关系问题。工党政府以无条件承认苏联政府作出了开端，但事实证明，要在财务和商务协议条款上取得一致是相当困难的。苏联使节和英国外交部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已经中断，而只是由于一群工党议员的调停才重新开始。这就给予保守党一个机会，说政府屈服于左翼的压力，接着便开展了强烈的反苏宣传，这对自由党产生了影响。
正是这件事导致了政府垮台，尽管引起议会危机的实际事件是一件平常的内政事件。一个较小的共产主义刊物的代理编辑J·R·坎贝尔发表了一篇文章，鼓动士兵在工业争端中不要“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同胞”。检察长帕特里克·黑斯廷斯爵士判决这篇文章有煽动叛乱的言论，于是检举了他。然而，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并收回了检举。保守党人觉察到左翼干预了审判过程，在10月间举行的议会上对这个问题挑起了一场辩论。虽然，黑斯廷斯有力地答复了保守党的各种指责，但麦克唐纳的答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过于注重外交政策问题，同时，在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投票击败了政府。麦克唐纳决定解散议会，举行一次新的大选。
1924年的大选是保守党的一个显著的胜利。与1923年相比，保守党多获得了一百五十五席。但工党也仅失去四十席（相当于其原有席位的五分之一强）。自由党首当其冲，失去了一百一十八席，减少到仅有四十席，比工党一百五十一席的四分之一多不了几席。人们普遍认为，在选举周内发生的季诺维也夫恐吓信件一事大大地影响了选举的投票。不过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由党为什么遭到比工党更为惨重的失败就难以理解了。事实上，保守党因暂时放弃关税改革方案而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件事使他们从以前投自由党票的人那里获得了不少票。因此，工党的选票虽然增加了五十万张，但仍比不上保守党的成就。
总的看来，第一届工党政府是干得出色的，后来在选举中政权重新落到其主要对手的手里，乃是少数派经过一段时期掌权后所预料中的事。但是麦克唐纳承担了过多的工作，又在策略上犯了一、两个错误，特别是在处理坎贝尔案件和季诺维也夫信件上犯了错误。他还表现出对于批评，尤其是来自独立工党的批评，抱着非常敌意的态度。他和他的大臣们都不能很好地与职工大会保持有效的联系，全国联合委员会这个机构几乎从未发挥过作用。因此，大选刚结束，麦克唐纳和议会党团在整个运动中就大大失去信誉。
（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政治的主动权开始转到工会领导方面，他们仍然没有放弃“直接行动”的希望。总理事会已经显示出增强战斗性的迹象，部分的原因是一些较为温和的成员纷纷辞职，转而加入工党政府。1925年，保守党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通过使国家恢复金本位制的做法，间接地助长了这种趋势，从而导致煤炭出口贸易发生危机，矿主要求大大削减矿工工资。矿工们呼吁总理事会帮助，总理事会就答应让运输工人发动一次禁运以声援煤矿工人运动。政府面对着这种威胁，在7月里作了让步，同意把矿工的工资补发到1926年5月1日为止，而由一个皇家委员会对工业问题进行调查。政府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作了让步，但并不打算再次这样做。因此，政府利用进行调解的这几个月时间作好准备，以防止1926年职工大会提出新的挑战。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工业冲突，议会党团几乎无能为力。麦克唐纳知道，如果他敢于对利用罢工来达到一般政治目的这一做法提出批评，他的意见只会被工会的积极分子愤怒地置之不理。矿工们无疑成了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照其他工会领导的看法，他们自己的作用仅仅表现为使矿工们保持其职位的一种同情行为而已，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讲，利用工业压力达到政治目的这一决定，与其说是自觉的，不如说是不自觉的。
1926年5月间进行的为时九天的总罢工，无需在这里详述。这次罢工当然是失败了。总理事会和政府不一样，实际上没有作斗争的准备，它虽然在有关工业部门中几乎完成了撤出工人的工作，但在发布命令方面却犯了许多策略性的错误。例如，撤出印刷工人，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允许政府以无线电垄断新闻，而且，总理事会在一个必然受到大量舆论支持的强硬的政府面前，无法实现其要求。情况越来越清楚，政府不会让步，必要的供应仍然畅通无阻，这时总理事会领导就束手无策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进退维谷，因而急于寻找一切借口，下令复工。结果这次罢工以彻底失败告终，矿工提出的争端———他们原来的目标-—完全没有得到解决。矿工们感到已被出卖，坚持罢工达数月之久，直到最后不得已而屈服于矿主的条件。但是，这次总罢工对其余劳工运动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就是使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这样大规模的工业行动，简直可以说是一次未遂的革命。工会及其领袖实际上不想越过政府通常的合法途径，他们没有重新再来一次。反而开始再一次把议会党团当作其政治斗争中的代理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议会党团至多只不过是为捍卫工会而进行了一场后卫战。保守党相当愚蠢地利用他们的胜利，通过了一项劳资争议法，该法案追溯了既往法律宣称总罢工是非法的，并把缴付政治捐款的制度强加在愿意向工党缴付政治捐款的工会会员身上。在1946年废除此法之前，由于工会会员对这种做法普遍漠不关心，党的经费大为减少。
由于工会领导放弃了往日的战斗性，人们早就料到共产党会从普通群众中得到支持者了。然而，事实上共产党的成功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它在1926年的后几个月中支持矿工事业而暂时获得了数千名新党员。1928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使下，突然改变其执行的政策，使得它在全国左翼运动中大大失去了来之不易的成就，以及通过其他宣传机构对工党成员施加的影响。新政策是一种十足的宗派主义，包括放弃用以渗入工党的“联合阵线”的策略，结果终于指责工党领导人及其成员为“社会法西斯分子”。自然这一政策立即使共产党在工党内的影响降低得微不足道，并在随后四年中，弄得共产党领袖完全不能利用工党的错误和起落情况。
然而，独立工党向麦克唐纳领导提出的挑战，完全是两回事。由于独立工党在工党内部有大量成员和历史悠久的领导——三分之二以上的议会党团成员为独立工党党员——因而独立工党的所作所为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直接意义。1927年，独立工党在《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发表了新的政策声明。提出的一个主要建议是要工党政府实行“最低生活工资”，即一种最低限度的工资，以刺激消费，恢复国民经济。独立工党在制定这个纲领的过程中，曾采纳了霍布森提出的建议，霍布森是当时最有才干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说来是凯恩斯以前的凯恩斯主义者。此纲领并无特别过激之处，但由于当时独立工党是在马克斯通和其他同样不愿让步的一些人领导之下，因此，新纲领几乎丝毫不能为工党所采纳。在1927年的工党会议上，新纲领不仅被具有顽固的正统经济观念的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所反对，而且也遭到许多工会领导人的反对，他们感到新纲领或多或少要影响他们一派的利益。
正是在1927年会议上，独立工党明确表示不赞成麦克唐纳，拒绝提名他出任工党司库（从1912年起他一直担任此职）。翌年，工党会议通过了《工党与国家》这一相当含糊的政策声明，这决不是前进，在某些方面则是1918年韩德逊和韦伯早期发表的《工党与新社会秩序》这一声明的倒退。此后独立工党政策和工党政策之间的分歧似乎是无法统一的。接着便在独立工党提名的议员应该支持独立工党的政策还是支持工党的政策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斗争。
直到1929年保守党内阁的任期届满，即将举行新的大选时，这种冲突尚未解决。民众对当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对严重失业情况的不满情绪对工党有利。在新议会中，工党议员总共拥有二百八十八席，使工党第一次成为多数党，尽管它还不是绝对多数。在二百八十八席中，由选区工党组织提名的议员，总数有极大增加，从1924年的二十五席增加到一百二十八席。这部分是由于“劳资纠纷法案”通过以后，工会变弱了，部分是由于有些候选人不同意独立工党的宗派态度而脱离了独立工党。此外，工党在任何一次大选中的起落，结果似乎都会使地方工党组织获得特别明显的利益。因为工党的候选人和工会候选人不一样，他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需要努力争夺的或不那么有利的选区上。工会提名的议员，第一次减少到工党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下，在二百八十八席中仅占一百一十五席。独立工党提名的占三十六席，其中几乎有一半是在苏格兰，合作党获得九席。从工党总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伦敦地区再次获得了显著的进展，兰开夏棉纺业贸易的不景气，使它获得了三十九席，而在1924年仅得十八席。全体选民的意见清楚地表明，允许工党另行组阁。
（四）
麦克唐纳的内阁中包括曾在1924年任职的大部分阁员，虽然麦克唐纳在议事程序具体工作方面以前一直信赖的霍尔丹已于1928年去世了。在与托马斯（铁路工人工会领袖）、斯诺登和韩德逊磋商的基础上，组成了新内阁。韩德逊坚持要进入外交部，麦克唐纳有点勉强地同意了，他曾经非正式地考虑要让更为圆通的托马斯担任此职。斯诺登回到了财政部，托马斯出任掌玺大臣。与独立工党的政策一致的惠特利和乔伊特均被解职，而兰斯伯雷作为左翼代表仍留任。一个新奇的重要事件是，委任托马斯（在三人委员会的协助下）去草拟处理失业问题的计划。这三个助手是：兰斯伯雷（主管工程部），托马斯·约翰斯顿（苏格兰的政务次官），和奥斯瓦德·莫斯利（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麦克唐纳意识到他本人及其同僚在经济事务上的弱点，于是在1930年成立了一个经济谘询委员会，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工业家和其他人等当他的经济问题的顾间。不幸的是，专家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斯诺登又宁愿听从他的财政部官员的意见。与此同时，失业数字持续上升，到1930年秋，已超过二百万。大臣中唯有莫斯利要求采取行动，甚至不惜牺牲他的所属部门，他建议由国家控制对外贸易，扩大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他就辞去了内阁职务，由克莱门特·艾德礼接任。
在1924年时，麦克唐纳的主要兴趣是在外交方面。虽然韩德逊是外交大臣，但首相自己却控制着有关海军裁军谈判和有关英美关系的其他重要事务的权力。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期满，但是不容易达成一项新的协议。麦克唐纳上台以后立即削减了英国海军建设计划，然后亲自出访美国讨论新条约的条款。从而于1930年1月在伦敦召开五国会议，结果虽然法国和意大利都不同意削减兵力，但是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同意削减。麦克唐纳对印度自治事态的发展也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并对总督宣言负责，该宣言声称“自治领地位”是英国在印度的政策目标。1930年西蒙调查委员会提出报告后，于当年秋天召开了一次关于印度前途的圆桌会议，但是主要由于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会议，不得不于1931年初休会。然而，麦克唐纳并不气馁，筹备于秋天复会，他预料印度国大党代表届时将会出席。
在其他对外政策事务方面，由韩德逊负责。在政务次官休·道尔顿的怂思下，他做了一件特殊的事，即把《工党与国家》这一文件的抄本分发给外交部的常任官员。他的主要政绩有：继与俄国恢复外交关系后，签订了一项商务条约；撤除来因兰的占领军，并恢复了为召开全面裁军会议的准备工作；签署常设国际法庭法令的非强制性条款，并接受对国际争端中的强制仲裁；彻底改变对埃及的政策，不过由于在确定苏丹地位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未能签订英埃条约。韩德逊的工作为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取得有效的国际协议打下了基础。但经济萧条的袭击打乱了各国之间达成协议的意愿，这是他的不幸，也是其他人的不幸。
与此同时，政府在国内政策方面简直是没有多少成就。立法纲领不是由于下院中自由党的反对，就是由于上院中保守党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如果工党政府能制订出一项合理的计划，尽力解决失业这个重大的问题，那么不管这个计划在议会中通过了也好，否决了也好，工党还不至于受到什么危害。但事实上，内阁甚至也没有商定出什么有力的措施。自然，这更加剧了工党内部的分歧。在1930年的年会上，莫斯利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内阁拒绝了他的备忘录；而一项支持他的政策的决议只是勉强地被否决了。在议会党团内部也有麻烦问题，一些人站在莫斯利一边，另一些人则站在独立工党一边。莫斯利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新党，并争取到四名其他工党议员，结果他们被开除出去。同一时候独立工党试图强迫其议员服从本党的政策决定，而不要服从工党的政策决定。1930年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独立工党领袖们就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一直拖到1931年内阁下台。
1931年夏发生了导致内阁垮台的国际金融危机。5月，维也纳的安斯特尔特信用银行倒闭，连累英国失去信用，伦敦黄金不断外流，因为许多外国银行在伦敦都有短期投资。
8月，政府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放弃金本位制，要么在巴黎和纽约获得新的贷款；但是纽约银行家只有在他们确信英国政府正在采取足以恢复其传统信用的紧缩措施后，才肯予以帮助。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削减文职人员的薪俸和军队的饷银，以及削减失业津贴。内阁中一个有实力的少数派不同意削减失业津贴；但唯一的办法似乎是关税收入了，而这又是行不通的，因为自由党不会接受。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内阁又面临着严重的分裂，于是决定与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时也与职工大会总理事会进行磋商。在8月20日那天，这两个组织奉召听取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报告时，即与它们进行了磋商。会议讨论了几个问题后就宣告休会，以便这两个组织分别考虑它们的态度。总理事会派出了一个包括职工大会书记西特林以及新的大联合组织，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书记贝文在内的小型代表团，向斯诺登说明他们不能同意这种削减。照西德尼·韦伯对他的妻子的说法：“总理事会是一群猪。他们不会同意任何削减。”[1]麦克唐纳开始谈论组织联合内阁的可能性，尽管他的内阁成员持有异议。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次日清晨，他奉英王之命：组织一个得到自由党和保守党支持的新内阁。近中午时，他向感到惊讶的工党同僚们宣布了他的决定。没有进行讨论，未参加新内图的大臣全部匆匆离去。傍晚，战时委员会（道尔顿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称呼的）在运输大厦（新的党和职工大会总部）工党书记室里举行会议，团结党内力量来反对麦克唐纳的新内阁。出席会议者除了工党书记韩德逊以外，还有曾在内阁任职的兰斯伯雷，以及西特林和贝文，工党助理书记米德尔顿和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偶尔又是贝文俱乐部成员的弗朗西斯·赫斯特。贝文说：“这就象总罢工一样，我准备为之献出一切！”随后，这个集团请来了《每日先驱报》的一位代表，以“决定未来领袖的方针”[2]。该报的政策是受工党和职工大会共同控制的。工党历史上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麦克唐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党的挖制权再一次转到议会外的党团组织和职工大会手中。
[1]1931年8月22日日记，M·I·科尔编：《比阿特丽斯·韦伯目记，1924-1932年》，1966年版，第981页。
[2]休·道尔顿：《昨天的回忆》，1953年版，第274页。
（五）
麦克唐纳曾统治工党达九年之久。九年中他对工党党员所拥有的权力，是以前没有一个人曾经拥有过的。他赢得了议会党团极大的忠诚，却丝毫不能使工会主义者对他有一点忠诚。但是1931年危机的最后谈判对这种忠诚的压力太大了。
麦克唐纳与他的工党之间的斗争中谁是与谁非问题，从那时起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麦克唐纳是工党的“叛徒”，还是国家的“救星”？我们至少也许能承认他是正人君子。他对于经济几乎一窍不通，只得依靠一个不可靠的人，斯诺登。麦克唐纳把前两年的时间都花在对外事务和外交活动上，对国内事务也好，对于劳工运动的普通群众也好，一般说来他确实没有多少接触。结果，他夸大了财政危机的严重性，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他原想使议会党团的半数与他一起进入所谓“国民”内阁，但计算一下支持他的人数，总共只有他的新内阁同僚斯诺登与托马斯、他的儿子马尔科姆和其他四人。
据说，在这次危机中，工会领导的行动表现为狭隘的利己主义，他们决定即使在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绝不让工会会员作出任何牺牲。当然，工会领导的确要谋取他们一派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最有才干的人，尤其是贝文和西特林，对经济问题比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懂得多，他们了解整个危机是何等的荒唐。贝文过去是麦克唐纳的经济谘询委员会成员，他认真地注意各种争论，特别是凯恩斯和G·D·H·柯尔所作的论述。每当他不同意麦克唐纳的看法时，总是果断的。但是抽象的经济理论问题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理解。由于工会领导的坚定以及麦克唐纳和他的议会部属之间缺乏接触，眼前的危机过去后，情况必定是一方面麦克唐纳虽然留任内阁首相，但实际上得不到人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微弱的支离破碎的工党，和整个工会运动在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领导之下，结成一个激烈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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