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七章 倾轧与衰落（1950—1960）
(一)
五十年代工党的主要特点是：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公开的倾轧，党在选民中的威望下降，这两个特点当然是互相联系的，虽然也许不象一些人可能想象到的那样紧密相关。因为据我们所知，工党党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漫长的成长年代内就已经有很多公开的争论了。
在这十年中，议会党团的领袖不能再象四十年代时那样控制着党。当然，艾德礼直到1955年退休为止，仍保持着作为过去的首相，并且还可能是将来的首相的巨大威望。但是他已经上了年纪，到1953年1月他就整整七十岁了。1951年欧内斯特·贝文去世后，他就失去在党内权力的强大靠山。另一方面，持不同政见的左派在安奈林·比万的领导下，得到选区各党组织内的积极分子的很大支持。结果工党在野时的重要权力中心全国执行委员会就成了冲突的战场。根据党章来说，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在行政方面，而不是在政策方面的，但实际上从未严格区分。
最初，年会中的根本大权，确实似乎仍旧掌握在主要的工会领袖手里，其中最重要的是贝文的继承者阿瑟·迪金，他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书记。在1955年决定继承党的领导的，主要是迪金和他在矿工工会的同事威尔·劳瑟，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的同事汤姆·威廉逊这些人，但是迪金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前就去世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运输工人工会书记的职位落到了左翼激进分子——弗兰克·卡曾斯的手中，这件事大大削弱了党的右翼工会领袖集团的力量。贝文和迪金当初都是左右候选人选择的要人，卡曾斯直至那时还只不过是个反对党人。然而，到1960年这个反对党竟然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甚至党的领袖本人想要发起做点有关决定党的命运的事情——最突出的是修改党章的第四条——结果也只能达到一个保留面子的妥协，让人感到独断独行的领导一时是行不通的。
（二）
1950年2月的大选，工党在整个下院取得的多数领先票只有六票，这就在议会中造成了几乎不可能组阁的局面，要想进行任何有争议的立法都根本谈不到了。而日常行政的需要也只能靠工党的大臣和议员们非常紧张地工作才能维持———因为不管他们多么繁忙或有病，他们都不得不去参加下院所有的重大表决，以避免政府过早垮台。使保守党非常激怒的是，政府竞让钢铁工业国有化于1951年2月生效。这件事根据1949年通过列入法令汇编的法案就能生效了。
然而，政府的许多困难是由自己队伍中的麻烦引起的。几位高级成员正受着疾病的折磨，其中贝文和克里普斯两人就是由于健康原因而被迫辞职的，此后不久就去世了。克里普斯于1950年10月辞去财政部职务，由四十四岁的盖茨克尔接替。盖茨克尔在担任下级官员时就崭露头角，显示出他是一个有本领的行政人员。贝文于1951年2月辞去外交部职务，由赫伯特·莫里森接替。首相本人在1951年的复活节进了医院，由于没有老一辈的领袖们来稳定局势，内阁几乎立即开始出现倾轧。为了进行朝鲜战争，政府势必需要支出重整军备的浩大费用，盖茨克尔在他的预算案中决定国家保健事业部门一律收取装假牙和配眼镜的费用。这就引起当时的劳工大臣比万、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和供应大臣约翰·弗里曼于1951年4月辞职。
同时，政府仍不断失去它在国内的威望。其中一个原因是莫里森在同波斯的争执问题上处理不当，弄得波斯政府把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职员赶走。英国也许没什么更强硬的政策可以采取，尤其是在缺乏一支机动的打击力量的情况下。但无论如何奠里森在处理外交政策方面，还是在向国内解释政策的技巧上，都不象贝文那样有经验。就选民来说，更重要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引起经济上通货膨胀的紧张状况和因此造成的原料及运输费用的上涨。官方物价指数1950年2月是一百一十三，1951年10月急剧上升到一百二十九。
就在这个时候，艾德礼举行了一次新的选举，也许这对改善工党的地位希望不大，但至少是期望想法子保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不用说，在1950年大选两党结果十分相近，接着不久又举行这次选举，人们都认为这是两大政党间的重新较量，所以自由党人和其他小党派或独立派人土的候选人获选希望很少。因而，候选人的数目比1950年要少得多。竞选的主要问题是生活费用与战争威胁。保守党集中于前一问题，工党集中于后者。照保守党发言人说。工党政府造成英镑的急剧贬值；安东尼·艾登就此问题作了电视广播，他引用了一张图表，后来工党根据技术上的理由强烈批驳了这张图表。工党方面坚持说、保守党在波斯问题上的态度暴露出他们是"战争贩子"。《每日镜报》那时正支持工党，在选举日的报纸第一版上责问道："谁的手指按在扳机上？"
尽管工党处境不利，它仍取得了英国大选中空前的最高票数，这是工党和任何其他政党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成绩。总计约一千四百万票。保守党虽然比工党少二十五万票左右，但保守党还是赢得了多数席位。这是由于上文提到过的选举制本来的偏向造成的。新议会中保守党占三百二十一席，工党占二百九十五席，自由党六席，爱尔兰独立派人士占三席。这样保守党总共就有十七席的多数——这是个微弱的多数，可是比起工党在1950年的多数来还多一倍半。内阁的换班是由于全国选民票数只有百分之一点一的变动引起的--但是这个变动幅度在全国各地是如此相同得出奇，由此对选民的相似可以得出比较肯定的概念。必须记住，如果在象1950年2月到1951年10月这么短的时期内举行选举，选举情况中的地区差异往往总是不明显的。
总的说来，有这样的成绩工党应该相当满意了。这对于一个为了进行组织整顿而给行政事务差点拖垮的在野党来说，毕竟不错了，尤其是经过这次选举，对手只得到这么微弱的多数，以及这么微小的权限。然而，危险的是满意容易引起自满情绪；接下来几年工夫里，工党对争取未来选举的胜利就根本不注意了。相反，原来工党在执政时期内部就已经存在的争论，竟左右了党的活动，消耗了党员许多精力。结果弄得党的组织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都遭到了损害。
（三）
1952年3月，所谓比万派的少数派与议会党团的领导之间的冲突在下院辩论重整军备问题时公开化了。艾德礼和他的同事决定提出修改内阁的防务议案，但不反对议案本身。可是有五十七个工党议员竟投票反对这一提议。这些人是一个集团，后来被称为"五十七人大杂烩"，因为它包罗不同动机的人——不仅有已从内阁辞职的比万和他的同事们，也有老的“左派”集团的残余分子，其中当然也包括和平主义者。这个反叛行动并没有象它表面看来那么严重，因为在1946年暂停生效的议事规则仍然没有恢复实行，所以这并没有正式违反党纪。然而，结果就在那个月内议会党团通过决议，使议事规则恢复生效。这意味着议会少数派不能在议会内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今后的斗争只能在议会外进行。任何人投票反对议会党团的决议就要冒被开除的危险，从最近几次大选中独立派候选人的命运看来，这就势必意味着在下一次竞选中失去他的席位。
比方在议会党团中的支持者，大多数是选区各党组织提名的人，而不是工会提名的人，其中许多人是自由职业者，特别是新闻记者。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例如迈克尔·富特、汤姆·德莱伯格和理查德·克罗斯曼都是活跃的政治专栏作家，有大量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设法赢得支持的机会。他们有《论坛报》这个自己的政治机关报，基本上也能利用《新政治家》。这两份周刊都不是工会会员们普遍阅读的，但选区党组织的党员群众倒都爱读。然而比万派的最大资产还是比万本人的坚强性格以及他那非凡的演说才能。
第一次重大的议会外斗争发生在党的1952年年会上。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七个选区党组织的议席中，六个被比万派占去，而且莫里森和道尔顿都落选了。这种情况使工会领导干事大为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阿瑟·迪金以职工大会的兄弟代表身分发表讲话，他趁这个机会要求解散《论坛报》集团，并威胁说，如该组织继续存在，他就要搞起一个敌对的组织来。这番话显然对艾德礼起了作用，因为在议会党团当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要求马上取缔所有集团组织，除了党内得到正式承认的组织以外，[1]这个决议以一百八十八票对五十一票通过。五十三名议员因缺席或弃权没有投票。然而，当下月举行议会党团机构的选举时，在竞争党的副领袖的职务中，比万得八十二票，莫里森得一百九十四票，这是意味深长的。但是比万仍是他的集团中唯一选入议会委员会或"影子内阁"的人。
[1]《泰晤士报》，1952年10月24日。
这时艾德礼差不多七十岁了，已显出疲劳。必须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但从许多方而来说，都是明显的接班人的莫里森，那时正受屈辱被全国执行委员会抛弃。右翼工会领袖迪金、劳瑟和在年会中能保证搞到三分之一票数的威廉逊提出，如果莫里森能够同1943年一直担任司库职位、现在正生病的格林伍德对抗，他们就会在1953年的年会上支持莫里森担任司库。莫里森起先答应了，但等到年会开了会时，他看出舆论力量有利于格林伍德，这个受到尊敬的人担任的职位毕竞基本上也只是个闲差事。于是莫里森退缩了。接受了一个折衷办法，就是在执行委员会担任一个副领袖的相当职位。这样，莫里森继承党的领袖的机会并没有失去，然而无疑受到了这一步棋的影响。
就在这个当口，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德国重整军备问题，它引起了党的分裂，并且给予比万派以最大的机会。丘吉尔政府在美国人的说服下接受了这一原则，但要反对党同意这问题自然有更多困难。艾德礼和莫里森力主接受，工党议会党团经过讨论后举行投票，结果以很小差额的赞成票：一百一十三票对一百零四票通过。当1954年4月，比万辞去"影子内阁"职位时，这争端更加充分地公开化了。比万的辞职表面上是对党的远东政策不清，实际上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党的年会上领导一场运动，以推翻关于德国重整军备问题的决议，这一举动很可能在不久就要举行的下次大选中对工党不利。因此，哈罗德·威尔逊虽然名义上是个比万派，却决定接受比万在影子内阁中空出的职位，事实上，这个位置正是他在前次议会党团选举中以第二位票数而落选的。
1954年，党的年会上两派争执的有两个主要间题。一个是由于当时格林伍德去世而引起的司库职位，继承人问题，另一个是德国的重整军备。莫里森作为党的副领袖参加了执行委员会，已不能染指司库职位。工会领袖因此推荐盖茨克尔作为他们的敌人比万的对手。盖茨克尔由于早期在矿工中当过工人教育会讲师，最近又当上燃料大臣，深受矿工们的尊敬。他这时还得到了阿瑟·迪金和其他右翼工会领袖的支持。结果，他以四百多万票对比万的两百万票获胜。然而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要将比万打成少数派是不很容易的。德国重整军备是一件使党的基层党员群众深为激动的问题，它带给了左派在正常情况下休想得到的大量支持。同时这次在大选前不久举行的议决事项，明显地将对党有所约束，因此这对艾德礼和莫里森的领导地位是场生死攸关的考验。结果拥护这套领导班子的在六百万票的总数中只比对方多二十五万票。这次议决结果全靠林业工人工会的代表以及跟随他们的一些小型工会的代表在最后一分钟转变过来才见分晓。
这两项议决结果对那些不喜欢采用工会集团投票方式的人来说是很伤感情的，对比万派和比万本人就更不用说了。比万决定继续进行这场改造党的运动，尤其想在工会里得到个立足点。在年会结束以前《论坛报》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他感到可以无拘束地谈论已通过的决议，就是在这一次会上，他提到盖茨克尔——当然不会是直言不讳地——说他"好象一台毫无生气的计算机"。然而实在说，盖茨克尔的演说才能正在不断增进，在党的年会的讲台上，他表现得从容自如，毫不费力。
下次大选日期愈来愈近，党内团结的需要也愈来愈大。然而在1955年初，比万又一次公开显示他不服从议会党团的领导。这次所牵涉到的问题，制造与使用氢弹的问题，完全有理由说是受良心责备而不服从，这一点也是事实。英国政府制造氢弹的决定是在1955年的防务白皮书中宣布的。比万与他的追随者认为如果对氢弹的使用没有明确的限制，就不应接受这个决定。因此比万集团对于赞同白皮书议案的反对党正式修正案表示不满，并决定在表决时弃权。这样就共有六十二个工党议员拒绝参加表决。这个姿态使党的领袖颇觉丢脸，但从技术上讲并不违反议事规则，因为出于良心的原因弃权是允许的。但比万因为在辩论中打断艾德礼的讲话和向他提问，加深了他的罪过，影子内阁就因此在莫里森的压力下决定撤回比万出席议会的命令。这个决定在议会党团里以一百四十一票对一百一十二票的多数勉强批准。
莫里森和主要的工会领袖急于将比万从党内开除出去从而干脆解决他，这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阿瑟·迪金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议会成员中积极暗中活动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许多议员和其他一些人尽管不同意比万的见解，但觉得开除他将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最后，艾德礼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并以十四票对十三票通过。它使比万在对本人的行为认错后保留党员资格。如果艾德礼早些采取主动，这件事就不会这样引起强烈争论了。艾德礼总是运用在最后关头伺机而动的策略，照莫里森的说法，在他"应该出来领导时，他却心不在焉"[1]。然而，这正是艾德礼维持自已地位这么多年的一贯方法。
[1]莫里森：《自传》，第206页。
全国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召开两星期后，丘吉尔辞去首相职位，由艾登继任。新首相几乎立刻决定大选，大选在5月份进行。这是保守党人的一次极好时机，不仅因为工党内部发生论争，而且因为经济进入恢复时期，使财政大臣巴特勒能够削减一些税收。巴特勒的预算案与盖茨克尔担任大臣时期没有多大差别，形容他们两人所实行的那种谨慎而没有争论的政策的词"巴盖式"，就是这样杜撰出来的。虽然这个词经常用于责骂，但这政策总的说来似乎是得人心的，它剥夺了工党批评的有力武器。同时，工党由于它与工会有关而受损害。因为发生过许多次罢工，每一次都影响到广大群众，所以工会在1955年初夏是不得人心的。一次报纸罢工几乎持续了一个月，跟着就是在大选期间的码头工人罢工，铁路工人也扬言要罢工：这后两起争执不是出于与雇主的直接矛盾，而是工会内部的对抗所引起的。
这次选举基本上平静无事。两党都倾全力于要求召开确保和平的高级会议，而工党的国有化建议丝毫也得不到热情支持，这一国有化建议再次包括钢铁和公路运输业，并且加上"部分化学和机械制造业"。选民是冷淡的，会议通常是小型的，这有一部分（也只是一部分）是由于使用电视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而工党的宣传机构特别显得不灵。内部争吵削弱了党的效率，选区的专职选举代理人数从1951年的二百九十六名下跌到二百二十七名，这一点就很重要。而保守党方面似乎同以前一样很有效率。结果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多数有所增加，1951年比其他所有政党合计票数多十七票，现在多五十八票。这是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一个政府能设法作到在大选中增加了它的多数。工党的得票比率从百分之四十八点八降为百分之四十六点四，比保守党的票数少百分之三以上。从工党转向保守党的票数大约占百分之一点八，但这次在全国各部分有点不平衡：苏格兰的变动要小得多，也许是由于那里的失业，在较繁荣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变动要大得多。在东英吉利实际上还稍微转向工党，这显然是由于全国农业工人协会在农场工人中开展工作。保守党人现在有三百四十四个议员席位，而工党得二百七十七席，自由党仍得六席，新芬党得两席。
由于选民普遍的冷淡，甚至保守党的票数比起1951年来也下跌约四十万票，而工党票数竟下跌了一百五十万票以上。这样工党领袖便自然得出结论，说它的失败是由于工党选民的弃权，和党内的分歧与组织的软弱。全国执行委员会立即指派一个以哈罗德·威尔逊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调查党的组织情况并向195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下属大会汇报。这个委员会发现有许多困难工党管不了。例如志愿工作人员少了，这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充分就业、加班和已婚妇女的就业。但在党的专职人员的工作方面和在使用党的基金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报告建议创立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特别小组委员会以监督组织工作；建议对双方票数接近的选区今后予以特殊帮助；并且建议从组织上给地方机关以较大的权力。现存组织结构的穷困也在报告的说明中谈到："我们建议采取必要措施使地区工作人员有钱购买汽车从事组织工作。"[1]
[1]《工党年度报告》，1955年，第69页。
（四）
所有这些问题当然应当在1951年选举后的年月里加以注意，然而为什么没有引起注意，除了党内的争论外，其原因是主要领导人日趋年迈，他们接触不到新时代必然出现的事物。1955年失败后不久，人们就开始认识到这个事实，不仅艾德礼，而且还有他的许多同事们都放弃了他们掌握已久的权威地位，以便为年轻人让路。
艾德礼这么长时期牢牢掌握住党的领导权这个事实，鼓励了其他人和他一起留在"影子内阁"里。艾德礼的动机曾经引起一些推测。有人认为他个人或许希望比自己大八岁的温斯顿·丘吉尔掌权的时间更长些，也有人认为他认识到把权力移交给莫里森会引起什么困难，一方面莫里森或许会扩大同比万派之间的裂痕，另一方面他也不可能确保获得选区党组织的支持。但是无论如何，艾德礼过了1955年大选，简直就再也撑不了多久。
当新的议会开会时，一贯热心鼓励年轻党员的道尔顿断定自己辞职的时机已经成熟，还有上了年纪的同事也应尽量辞职。他显然希望为他以前的门徒休·盖茨克尔开辟通往领导地位的道路。他因此写信给艾德礼，通知他自己由于年龄的原因要求退职。并指出"影子内阁"中至少有九名成员已超过六十五岁了。他劝告艾德礼"为了党内团结"保留职务，但同时对其余的同事施加压力要他们引退。事实上他们中有四个人也这样做了——其中包括伊曼纽尔·辛威尔和总督导员威廉·怀特利。莫里森仍留任，但他已经六十七岁了，道尔顿的话对莫里森将来有没有能力担任高级职务布下了一种怀疑的气氛。
与此同时，盖茨克尔日益显露其作为党的议会发言人的才能。正是由于这一点，加之认为莫里森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工会的议员们就转而支持盖茨克尔。因此当艾德礼终于在1955年底辞退领导职务时，大家都一致赞成盖茨克尔，他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党的领袖。票数是：盖茨克尔一百五十七票；比万七十票；莫里森四十票。莫里森对这个结果大吃一惊，他拒绝当副领袖；老牌中间派詹姆斯·格里菲思被选上代替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比万也在竞选副领袖，他获得一百一十一票，格里菲思是一百四十一票。由于格里菲思年纪更大些，这清楚地暗示，如果比万希望有朝一日担任副领袖，他是做得到的，除非再一次发生派别斗争。
盖茨克尔一向被认为是比艾德礼更右倾的，可以想象他一当选，就会是爆发一次新的派别斗争的信号。但从1956年年会看来，资格较老的工会右翼选举集团自动开始破裂。比万又一次竞选司库，这次由于有了矿工与铁路工人工会以及选区党组织的支持而获胜。左翼激进分子弗兰克·卡曾斯当选为年会中最大的单一选举单位——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书记，这完全表明党的右翼的混乱局面。
不久以后，发生了政府在苏伊士运河的灾难性的行动，这加强了工党领导下的团结，至少是暂时恢复了早日重新掌权的前景。议会内外热烈争论政府的政策，尤其是盖茨克尔和比万在一起工作得很出色，他们两人都作了有力的战斗性演说。全国劳工理事会突然在"要法律不要战争"的口号下再次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它得到各党派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在短时间内很象是三十年代情况的重现。
1957年初，骚动开始有些平息下来后，事情变得很清楚，苏伊士事件促使工党团结起来，并加强了党在各选区的力量。盖茨克尔这时认为能够给予比万一心向往的“影子内阁外交大臣”的职位；补缺选举的结果表明保守党政府是不得人心的，这对于工党和自由党同样有利。政府威望降低的原因是由于战争失败引起的石油涨价和其他一些暂时后果，而并不是由于国内公众普遍反对苏伊士战争。恰恰相反，公众的主战情绪很强烈，连经常支持工党的人中间也明显流露出这种情绪。
然而，安东尼·艾登爵士的垮台，换上了一个真正难以对付的对手哈罗德·麦克米伦担任首相职务，这是工党的不幸。麦克米伦既有才智，又有毅力，并且出色地使两者结合起来，他设法把他的党从苏伊士事件的后果中解救出来，并同时教育他的党吸取教训。他在国内政策方面保持稳健的"巴盖式"路线，他甚至以牺牲他的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的代价来避免与各工会对抗，他能够使国家日益繁荣来为他的政府赢得好评。
工党面临着这些不利的政治情况，竭尽全力为下一次大选作准备。毫无疑问，它已从1955年的失败中汲取许多教训。由于比万支持党内多数人关于保持氢弹的立场，他说英国决不能"两手空空地进入会议室"[1]，因此，内部的纠纷消失了。比万和威尔逊两人同时进入"影子内阁"，党内少数反对派就此失去领导人。通称"争取社会主义胜利"集团这个组织的存在并无多大影响。党的选举组织逐步得到改进，有更多的选举代理人得到任用，双方选票接近的选区得到特别关注。一项新的政策谨慎地制定出来了，这项政策集中提出需要由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强调这种发展将对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适当的基金。政策中提出一个改善养老金的细致计划，也提出一套包括进一步鼓励发展综合学校的更加有效的教育制度。除了保守党人已废除国有化的钢铁和公路运输将重新国有化外，其他工业目前将不列入国有化，但是工党保留在必要时有扩大公有制或国家监督的权利。
[1]《工党年度报告》，1957年，第181页。
1959年中麦克米伦在改善东西方关系和为最高级会议铺平道路方面获得声望。消费的激增也增加了政府的信誉，保守党和其他机构，包括钢铁联合会在内，发起了一个长期政治广告运动，在全国为保守党树立了一个有利的形象。1959年9月，在这一个近代史上最晴朗的夏天行将结束时，议会宣布解散，即将举行的大选结果如何似乎已经拿得稳了。
然而工党仍然可以筹划一场有力和有效的竞选运动。盖茨克尔亲自在全国作了一次成功的周游，他的精力和诚恳的态度给许多选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场电视宣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选举中，工党的电视广播比保守党搞得好。由工党书记摩根·菲利普斯主持的总部新闻发布会是出乎意外的成功，在报纸上大事宣扬。竞选中途工党似乎逐渐与保守党拉平。但是在这时候，工党发言人公布了各种各样不增加税收的诺言，这些话可能被解释为对选民的贿赂。他们的对手轻而易举地利用了这一点。竞选运动以舆论显然重新转向支持保守党人而告终。
选举的结果，保守党多得的票数大为增加。这对于一个执政已八年之久的政党是少有的成就。新的下院包括保守党三百六十五席，工党二百五十八席，自由党六席以及独立派人士一席。工党的选票比率由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三点八；自由党却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原因是该党提出更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在许多竞选场合他们的选票增加了。工党仅在有一些工业失业现象的苏格兰、兰开夏和柴郡这些地方，获得了比1955年更好的地位。
（五）
连续三次大选失利，而且失利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大，这就是工党在五十年代的命运。在1959年失败后，工党应进行一次空前彻底的自我检查，这是很自然的。有其"阶级"基础并与工会有密切联系的工党在新的英国是否已经过时？自由党的复兴是否表示左翼需要组织一个新的联盟？在选举过后几周举行的一次党的简短会议上，盖茨克尔本人在讲话中把问题缩小为需要修改党章中规定的党的宗旨。他竭力主张放弃党章中现有的第四条，即要求"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的公有"。然而，在党内经过激烈的争沦后，他被迫接受一项折衷办法，以便让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保留现有条款，以及增加对原则的新阐述提出建议。
但是对工党防务政策的争吵更为激烈，很快就掩盖住这场关于修改党章的争执。鼓吹单方面放弃原子武器的核裁军运动，在党内已赢得了许多新成员的支持，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人中。当盖茨克尔在1960年夏与工党和职工大会领袖商量起草一项新的防务政策声明时，他发觉自己面对着左翼的强烈反对，反对的不仅是主张核裁军的人，而且还包括各色各样的许多反对者，有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和共产党同情者，也有在盖茨克尔反对党章第四条以后，主要希望改变工党领导的更带投机性的集团。这个新联盟成功地引导了工会的集团投票，因而特别有力，因为，在工会中通常的左翼少数派之外，弗兰克·卡曾斯也把他的运输工人工会扭转过来反对现行的防务政策了。在9月的职工大会和10月的工党年会上，斗争达到高峰。在职工大会上通过了正式的防务政策声明。但也通过了一个运输工人工会提出的有抵触的决议——这是机械工人工会领袖卡伦努力调解而产生的一种诙谐的局面。随后在斯卡巴勒召开的工党会议上，盖茨克尔少了两个人的支持，一个是刚去世不久的贝文，一个是当时正患重病的摩根·菲利普斯，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拼命为维护防务政策而斗争。经过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盖茨克尔和他的最有才能的同僚显然已赢得区党组织里大部分尚未表态的人的赞成票，声明以几票之差通不过，而一项赞成单方面裁军的决议，倒靠了在辩论前已经确定的工会集团投票，以更少的几票优势勉强通过了。
这时，工党出现了一个根本史无前例的情况，不仅是工党议会领袖对重大问题的政策在党的会议上通不过，而且表决也引起了工党年会多数派和仍然赞成核防务的议会党团多数派之间产生裂痕。在剩下的最有才能的议会发言人和大部分选区党组织的支持下，盖茨克尔宣称，他将"战斗、战斗、再战斗"，争取把这个决议翻过来。盖茨克尔这样公然反抗一项重要的会议决议，尽管它是勉强通过的，他是否仍能继续长期当议会党团的领袖，尚不得而知。这种情况当然违反了党的根本传统，很可能在今后给他带来困难和窘境。在11月新议会的开幕式上，盖茨克尔以一百六十六票对哈罗德·威尔逊的八十一票，再次当选。威尔逊主张的是一种与工党年会多数派妥协的政策。盖茨克尔的支持者乔治·布朗被选为副领袖，以接替比万。此时，两派人以互相指责为快。
这样，在1960年的最后儿个月中，工党处于一种三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虚弱状态：党的领导仍有争执，党对重大问题的政策同样悬而未决，党的章程受到很大责难，党的威信在降低。自由党的挑战正在隐约出现，尽管目前还不能给议会的局势带来任何影响。看来工党不能再一败涂地了。不是彻底垮台，就是复兴，两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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