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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1]，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2]。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3]。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4]。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5]。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6]，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7]。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8]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9]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10]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11]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12]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13]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14]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15]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16]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17]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18]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19]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20]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21]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22]。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23]”。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覆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24]，“有害于和平”[25]。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26]。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27]。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28]。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29]。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30]。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31]，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32]，“侵略”[33]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34]，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35]。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36]，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37]”。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38]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39]。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创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回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回避了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更说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40]，“只是浪费时间”[41]，“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42]。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43]，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44]。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45]，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46]。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47]。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48]。
五、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49]。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50]。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51]。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52]。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53]，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54]。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55]。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注：
[1] 赫鲁晓夫1963年8月30日在南斯拉夫维累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2] 赫鲁晓夫1963年8月21日在南斯拉夫拉科维查工厂的讲话
[3] 赫鲁晓夫1963年8月28日在布里俄尼岛答记者问，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
[4] 《争取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1963年第十一期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5] 陶里亚蒂：《让讨论回到它实际的限度内》，1963年1月10日意共《团结报》
[6] 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7] 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8] 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9] 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10] 托多罗维奇：《两条战线的斗争》。见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1954年3月号。
[11] 1961年12月8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七百五十第纳尔合一美元，三百零三第纳尔约合一元人民币。
[12] 1961年12月6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13] 卡德尔：1959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词。
[14] 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5]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1954年第4期。
[16]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1962年第5期。南斯拉夫农林秘书相当于农林部长。
[17] 南斯拉夫《指数》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18]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19] 1958年2月1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公开信。
[20] 巴卡里奇：1959年4月7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1] 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资拨款》。见《集体经济年鉴》，1959年4月——11月号，贝尔格莱德印行。
[22] 1954年4月23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23] 1954年5月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24] 1958年9月4日南斯拉夫《自由之家报》
[25] 1958年9月9日南斯拉夫《斯拉夫信使报》
[26] 1960年6月2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27] 1962年2月1日南斯拉夫《外交公报》
[28] 1961年1月13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29] 1963年5月5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30] 1961年8月1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31] 1959年9月12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32] 1960年12月26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33] 1959年9月3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34] 《古巴的叛逆》，1962年11月贝尔格莱德出版
[35] 1963年1月1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36] 1962年9月13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37] 1962年11月13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38] 赫鲁晓夫1963年8月24日在南斯拉夫斯普利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39] 卡德尔：《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新宪法》，1962年9月29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40] 铁托1962年12月12日在贝尔格莱德车站上的讲话
[41] 铁托1958年4月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2] 铁托1962年12月12日在贝尔格莱德车站上的讲话
[43] 铁托2958年2月28日同《纽约时报》评论员的谈话。
[44] 铁托给肯尼迪的贺电，1961年1月21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45] 赫鲁晓夫1960年5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46] 赫鲁晓夫1962年10月27日给肯尼迪的信。
[47] 铁托1958年4月19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的报告
[48] 赫鲁晓夫1960年7月2日在奥苏协会上的讲话。
[49] 科·波波维奇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1957年2月27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50] 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51]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52] 铁托答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皮尔逊问，1962年8月12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53] 赫鲁晓夫1960年7月8日在维也纳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54] 赫鲁晓夫1961年10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
[55] 赫鲁晓夫1963年8月28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答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