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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责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1]。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2]。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3]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4]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5]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6]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7]。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8]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9]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10]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11]。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12]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13]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14]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15]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16]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17]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18]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19]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技。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0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统辖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20]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0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21]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22]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不，创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至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23]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24]。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25]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26]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27]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28]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什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则，人类就要毁灭。他们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赫鲁晓夫说过，“毫无疑问，一场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话，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期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他说，“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29]
他还说：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30]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31]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32]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33]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34]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这也是乱说。
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35]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36]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六0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37]
我们赞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但是，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散布对于谈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线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我们认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所主张的这条路线，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所规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的。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0页。
[2] 《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8页。
[3]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4页。
[4] 考茨基：《民族问题》。
[5]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6]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7] 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912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1910一1913）》第2卷。
[8]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9] 《社会党国际1919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10]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11]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12] 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13]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912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1910-1913）》第2卷。
[14] 考茨基：《再论裁军》。
[15]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16]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17] 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18] 《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7页。
[19]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4页。
[20]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页。
[21]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22]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23]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版，第27页。
[24]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4-75页。
[25]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26]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8页。
[27]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5页。
[28] 《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5页。
[29]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页。
[30]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页。
[31]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8页。
[32]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33]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34]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35]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3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37] 见196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