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3年3月）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3年3月

一．引言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表了许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错误言论。对这些错误言论，我们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过去我们没有、也并不准备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从来主张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从来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来主张在兄弟党之间发生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通过双边的、多边的会谈或者兄弟党会议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从来认为，任何一个党不能够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更不用说，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诬蔑和攻击了。我们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主张团结的。我们没有料到，陶里亚蒂等同志这次竟然利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为此，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他们又接连地发表了几篇文章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的文章“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1]；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2]；说我们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3]；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4]，等等。陶里亚蒂等同志执意地要把公开的争论继续下去。那末，好吧，就继续争论下去吧。
　　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连续不断的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再说吧！
　　总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协商、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主人向仆人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挑战，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这场论战将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真正无产阶级思潮，即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混在工人队伍内的资产阶级思潮，即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从世界上有工人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总是力求在思想上侵蚀工人阶级，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各国人民引入歧途。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思潮有时候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那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右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同这种从右方面来的、或者从“左”方面来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不回避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挑战，随时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粉碎他们的进攻，正确地给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争取胜利的斗争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斗争，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大论战有两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发展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第二次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保卫了列宁主义，阐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被压迫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同这次论战交织在一起，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现在出现的第三次大论战，首先是由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挑起的。
　　铁托集团老早就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冬天，铁托集团利用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反共浪潮，一方面进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方面配合帝国主义的阴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颠复活动。他们的这类宣传和破坏活动，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变中达到了高峰。当时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铁托集团竭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匈牙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5]，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6]。各国共产党人对铁托集团这种叛变性的进攻，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发表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篇论文。针对着铁托集团这次进攻，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七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有名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谴责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7]。铁托集团拒绝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发表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来同莫斯科宣言相对抗。这个纲领受到国际共产党人一致的批判。但是，随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起，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讲了一些接近铁托式的语言，后来，这些人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的语言越来越同铁托一样了，并且尽量美化美帝国主义者。他们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的一些兄弟党身上，对这些兄弟党进行了放肆的攻击。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对兄弟党之间发生的许多分歧的问题，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严厉地谴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对于这次会议上兄弟党所达成的协议是很高兴的，并且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中严格地遵守这些协议，保卫这些协议。可是不久，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竟然又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别的兄弟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们一面攻击兄弟党，一面大捧特捧铁托集团，硬要与铁托集团同流合污。
　　事变的发展，说明了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因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必然是带国际性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论战像过去一样，也必然发展成为国际规模的论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赢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政党。第二次大论战，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和以伟大的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系列国家的胜利，赢得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目前这一次大论战，是处在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时代，是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伟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的时代，是处在欧美伟大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时代。现代修正主义者发动这次论战，是妄图一笔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妄图取消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妄图挽救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灭亡的命运。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勾销不了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取消不了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可耻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世界工人运动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回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修正。他们的这种修正，是适应现在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或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企图剥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起码的阶级斗争的原则抛弃得一干二净，他们所要保留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名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谈论国际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用资产阶级的纯粹虚伪的“超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制造一大套毫无事实根据的、完全属于主观主义的臆想和“假设”，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探索。他们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句话，他们用了许多连自己也难于懂得、难于相信的呓语，去愚弄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几年来，国际上的许多事变不断地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他们的政策的破产。但是，当他们的“理论”和政策每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出丑的时候，他们总是像列宁所说的，“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8]，并且不择手段，不计各种后果，把他们斗争的锋芒集中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上，集中到事先劝告他们不要那样幻想、不要那样盲动的国际兄弟的身上。他们想用向内部出气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妄图孤立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妄图孤立一切保卫革命原则的国际兄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去对付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呢？对原则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发生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弄清问题。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反对把分歧在敌人面前公开。但是，既然有些人硬要把争论公开化，那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公开地回答他们的这种挑战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人们并不难懂得，这些攻击是怎样来的，怎样发生的。策划和进行这种攻击的人，究竟把自己置于何地，究竟是和谁在一起，这也是了然如画的。
　　凡是读过近几年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的言论的，都会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攻击，并不是偶然的。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陶里亚蒂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贯串着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线索。按照这条线索，不论在国际问题上，或者在意大利国内问题上，他们都同社会民主党、现代修正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语言。人们如果仔细地看看意共的提纲和意共的其他文件，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许多提法、许多观点，都不怎么新鲜，而基本上是老修正主义者有过的东西，也是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者一直宣扬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意共的提纲及其他有关文件，从而看清楚陶里亚蒂等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多么辽远。

三．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

　　陶里亚蒂同志的新概念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其他一些同志把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作为提出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他们的估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国际问题上，也在意大利问题上，形成了自己一些颇为得意的新概念。
　　一、“应当在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世界斗争范围内，为实现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合作政策而斗争，这个政策要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9]
　　二、“特别在欧洲，有必要主动采取统一的措施，来为欧洲经济合作，甚至不同社会结构国家间的合作打下基础，这种合作要能够在联合国的经济政治机构范围内，促进贸易，消除或者减少关税障碍，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进步而进行共同的干预。”^[10]
　　三、“应当要求开展旨在克服欧洲和世界分成若干集团这一状态的有步骤的行动，打破维持这种分裂状态的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障碍”^[11]。“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12]。
　　四、在现代军事技术的条件下，“战争变成在质上同以前有区别的东西。在战争性质的这种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需要作一些新的考虑”^[13]。
　　五、“在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首要特征将是没有战争的世界”^[14]。
　　六、“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15]，“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16]。
　　七、“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一种推动力是与经济进步、生产力新的扩张相联系的。”^[17]
　　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的含义，可以不同于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中进行内战和第一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岁月里的那种含义。”^[18]
　　九、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这方面，“议会机构可以承担起首要的职能”^[19]。
　　十、在意大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够做到“全体人民进入对国家的领导”^[20]。在意大利，民主力量“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21]。
　　十一、“国有化”、“规划化”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22]。
　　十二、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现在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这不失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标志”^[23]。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他们脑海里所构成的当代世界的图画。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和文章里，也用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来作掩饰，用了不少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提法来作掩饰，但是，总掩盖不了他们这些新概念所表达的实质。这就是，他们企图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用“结构改革”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所谓“共同干预”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
　　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所要表明的意思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我们很难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同铁托集团在他们获得可耻大名的纲领中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荒谬观点，究竟有多少差别。
　　毫无疑问，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一种最严重的挑战，是企图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这里，使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恩格斯把他同杜林论战的一书，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现在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杜林的后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又要实行一次新的“变革”呢？

　　连自己也很难相信的一付改造世界的药方

　　怎样才“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24]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够使国际国内对抗性的社会力量合而为一呢？陶里亚蒂等同志的下面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来建设一个能满足人们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25]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段话难道不就是说，只要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不需要经过人民的革命，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资本主义就可能不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可能不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可能不再为追逐利润或者超额利润而在国内外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他们都能够为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同一切人“和平合作”，同一切国家“和平合作”？
　　这是陶里亚蒂同志设想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药方。但是，这种包治百病的药方连在意大利的实际运动中还没有证明它是灵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轻信这样的药方呢？
　　人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应当记得，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竞赛。社会主义苏联成立以来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处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状态。我们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所实行的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意、不需要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多次说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在全世界树立榜样。他说，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26]。在一九二一年，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国家开始过渡到和平建设轨道的时候，列宁就把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27]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力量给予国际局势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列宁并没有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可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苏联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制度的改革，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政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的面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不错，陶里亚蒂等同志也并不那么相信自己的药方，所以，他们在提纲里接着说：“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并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
　　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从社会发展规律去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他们只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对世界形势的认识错误，或者“理解”错误；并且认为，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有这种认识错误，这种“理解”错误，“便产生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28]。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怎么可以把帝国主义力求保持自己的统治，国际形势不稳定性这类的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认识问题，而不看作为资本帝国主义规律起作用的问题呢？怎么可以假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一旦“认识正确”，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人物一旦变成“明智派”，而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革命，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就能够根本改变呢？

　　对世界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时候，必须掌握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材料的总和，必须认识以下一些主要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一个垄断集团和另一个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显然，只有认识这些矛盾，分析这些矛盾和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指出当前具体矛盾的焦点是什么，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正确地估计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而使自己的政策放在可靠的理论阵地上。可惜，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上恰恰没有严肃地正视这些矛盾，因而必然使他们的纲领根本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里也提到许多矛盾，但是奇怪的是，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陶里亚蒂同志，恰恰回避这些主要的矛盾。
　　意共十大提纲在讲到欧洲共同市场的时候，对国际形势罗列了这样一些矛盾：

　　“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强的同时，这样一种趋向也加强了，即不仅在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并且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其中的一个联盟（即欧洲共同市场）促成了西欧市场的扩大，这就刺激了若干国家（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大垄断资本集团领导下的、与北大西洋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相结合的经济一体化，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下列各方面引起了新的矛盾，即某些工业发达地区的进展与其他地区的持久的、甚至相对加剧的落后和衰落之间的矛盾；工业生产上升的速度与到处陷入严重困难和危机的农业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消费水平高的较广的富裕地区与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极低的最广大的贫困地区之间的矛盾；大量财富消耗于扩军、非生产性开支和无止境的奢侈与人民群众生活和进步所必需的各种问题（住宅、学校、社会保险等等）无法得到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这里列了一大堆的所谓矛盾，或者所谓“新矛盾”，但是，偏偏没有提到阶级的矛盾，没有提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等等。他们把“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的矛盾，说成是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业不发达地区的矛盾，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矛盾。
　　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承认有大垄断资本集团，还承认有国家集团，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非阶级的、超阶级的矛盾。他们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以及“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从老修正主义者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那里抄袭来的，是列宁所认为的“超等废话”。
　　大家知道，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提出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29]的重要论点。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是跳跃式的，原来走在后面的国家跳到前面去了，而原来走在前面的国家落到后面去了。资本主义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在起作用。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直宣扬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处在这个绝对规律之外，但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西德、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多年来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美国经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到一九六○年降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一九六一年又降为百分之四十三。
　　尽管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落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它仍然没有完全失掉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美国力求保持和扩展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和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是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力求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的并且日益尖锐化的现实的矛盾。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这种矛盾以外，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必然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引起它们争夺市场、争夺投资场所、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的尖锐化。这里交错着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也交错着帝国主义战败国和战胜国的斗争。刚果事件，最近围绕欧洲共同市场问题的争吵，美国限制日本商品进口引起的争吵，就是这类斗争的突出的例子。
　　意共十大提纲虽然指出了，“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不平衡和跳跃的发展过程，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开始消失”，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并没有从这种新现象，看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矛盾的扩大，矛盾的加深；没有看出这种新现象会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垄断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在地区上大大缩小了；此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成立，动摇了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斗争，不是比过去缓和了，而是比过去更加激烈了。
　　现在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世界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形势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加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平运动的力量，这种联合的力量，无疑义地大大超过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走狗的力量。这就是说，整个世界力量的对比，优势是在社会主义和革命人民的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方面；优势是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力量方面。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不估量到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规律，也并没有排斥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自己的利益，分裂成不同集团，而进行各种冲突的可能性。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界限，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的各种矛盾，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力量，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纲领恰恰是有着这类的看法。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

　　陶里亚蒂等同志身在资本主义世界，而心却放在虚无缥缈的幻梦之中。
　　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人，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世界全局出发，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并且着重分析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以便为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正确的出路。但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不着边际地、无关痛痒地说些关于这类矛盾的空话，而在实际上掩盖这些矛盾，企图把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引向迷途。
　　陶里亚蒂同志和铁托一样，都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说成是什么“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30]，并且认为只要“改变这一局势”，就能够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合作的”新世界^[31]。这样，世界两大社会体系的矛盾就会随之消失。
　　陶里亚蒂同志这类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尽管他天天在希望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人物“明智”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绝不会按照陶里亚蒂同志的希望，自己解除武装，自己改变社会制度。这种想法，在实质上，只能是要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或者取消自己的防御力量，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帝国主义者从来所希望的所谓向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和平演变”，或者“自行演变”。
　　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是世界上的一种基本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尖锐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看成是两个军事集团的矛盾，而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呢？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
　　必须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它的社会性质来说，它们不需要、不可能、不应当、也不允许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它们有自己的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苏两国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也进行国际贸易，但是，它们用不着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而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武装冲突。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只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在那里，资本帝国主义的规律就会继续起作用。帝国主义者在国内总是要压迫和剥削人民，对外总是要侵略、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帝国主义者总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当作它们发财致富的源泉。这些帝国主义的“文明”豺狼，一向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作“肥肉”而去争夺、去吞噬。它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地镇压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的人民斗争和起义。不论资本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老殖民主义政策，还是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极其激烈的，也是无法掩盖的。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争夺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军火利润的斗争，也总是经常地进行着。这种斗争，虽然有时稍为缓和，有时达成某种妥协，有时甚至形成什么“国家集团的联盟”，但是，这种缓和，这种妥协，这种联盟，总是孕育着它们相互之间的更尖锐、更激烈、更大范围的矛盾和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在反苏的名义下，它首先向着英、法、德、日、意等国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实行侵略、吞并或控制；同时，还在反苏的名义下，利用第二次大战后的条件，把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都放在美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控制下面。这种控制，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
　　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所追求的这个大帝国，不但直接奴役西德、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要直接奴役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战时的同盟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
　　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所企图建立的这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的实际行动，首先是在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同时也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复、破坏和侵略活动。
　　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次著名谈话。他揭穿了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反苏叫嚣的烟幕，对于世界形势作了如下的概括说明：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32]

　　十六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这样用最清楚的语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如何设法建立它的世界大帝国；同时用最清楚的语言，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去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应当怎样力求人类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说明，美帝国主义者为一方，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在两方之间，是一个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所包括的范围，是除了美国以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叫嚣，一方面，表明它确实在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梦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这种叫嚣，又是一种烟幕，用以掩盖它对中间地带进行侵略和奴役的现实目的。
　　美帝国主义者这种野心勃勃地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的侵略和奴役政策，首先要遇到中间地带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反动政策，实际上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引火物，燃起了这些地区十几年来连绵不断的革命烈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火进一步地动摇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这种烈火正在蔓延，而且必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蔓延。
　　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也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对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加剧美帝国主义者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切身利害，在这种斗争中，帝国主义的一方对帝国主义的另一方是毫不留情的，它们之中的一方总想扼死竞争的另一方。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采取极端反动的镇压和欺骗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义不容辞地、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政策。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的矛盾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策的矛盾，也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事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也可以说，是世界矛盾的焦点。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
　　十六年来的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在哪里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改变了没有？

　　十六年来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
　　第一，欧洲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同苏联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个国家，共拥有十亿人口。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
　　第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影响大大地扩大了。
　　第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人民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广大地区摧毁了并且在继续摧毁着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的阵地。英勇的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活跃和新的发展。
　　第五，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更加加剧。法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已经开始敢于同美国分庭抗礼；英国同美国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第二次大战中的战败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已经重新起来，正在不同程度上图谋摆脱美国的统治。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它们又重新成为战争危险的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前，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竞争者。现在，西德又以主要竞争者的姿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同美帝国主义者狭路相逢了。日本和美国的竞争也日益激化。
　　第六，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更加加剧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内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更加加剧了。
　　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只要各国人民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走狗是能够被打败的，各国人民一定能够争得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这些变化同时又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愈加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愈广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愈开展，那末，就愈有可能束缚帝国主义者的手脚，使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愈有可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保卫住世界和平。
　　这些变化同时还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刻、愈尖锐，在它们相互之间正在发展着新的斗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者为着推行侵略政策，除了宣传反苏以外，近年来特别大肆宣传反华。美帝国主义者进行反华宣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企图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为了进行各种破坏我国、威胁我国的罪恶活动。同时，人们还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利用反华宣传去达到它的另一个重要的实际目的，这就是要控制和奴役日本、南朝鲜和整个东南亚。所谓“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等等，都是美国控制和奴役这些地带一系列国家的手段。
　　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支持印度反动派，支持尼赫鲁政府，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把从前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现在还是英联邦成员之一的印度，变为美国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把原来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变为美元帝国王冠上的宝石。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首先需要在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制造一种口实，制造一种烟幕，这就是“反华”，反对所谓“中国的侵略”，虽然它们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什么“中国的侵略”。美帝国主义者把尼赫鲁政府这次反华军事行动，看作是它控制印度的大好机会。在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利用“反华”的名义，大摇大摆地窜进印度，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扩大它在印度的势力。
　　美帝国主义者这次大规模地窜进印度，这是美国反动派在印度实行新殖民主义计划的重大步骤，是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为攫取市场和势力范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明争暗斗的一个重大事件。美帝国主义者这个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促进印度人民的新觉醒，同时也必然促使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矛盾的发展。
　　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小，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除了继续出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的许多地区之外，还出现在资本主义老发源地的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的角逐，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地触及到西欧的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地争夺西欧这类工业发达的地区。由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六国组成的欧洲共同市场，以英国为首的由七国组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美国积极策动的“大西洋共同体”，表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西欧市场争夺的尖锐化越来越显著了。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向四面八方开展意大利的贸易”^[33]，实际上就是反映了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争夺市场的要求。
　　除了在西欧以外，最近美国限制日本棉制品进口引起的公开争吵，表明美国和日本相互争夺市场的斗争日趋表面化了。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说，“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34]，“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35]。还有人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呻吟”，殖民制度只有残余了。在他们看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严重任务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仍然处在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下。这些年来，一系列的国家独立了，可是它们的经济仍然受着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在有些国家中，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但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新殖民主义者又闯进来了，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地区很多民族的生存。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像我们中国这样已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且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也还有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斗争任务。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者侵占着，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不承认地球上存在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至今还被无理剥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依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第一位的、最迫切的任务。
　　十六年来世界的变化，继续证明：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长时期以来，一直受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压迫。欧美的殖民主义者从这些广大地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喂肥了自己。他们拿这些地区人民的血和汗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的肥料”^[36]，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极端贫困化，并且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陷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但是，物极必反。这些外来的压迫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他们长期进行的奴役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把这些地区的人民从沉眠不醒的状态中唤醒过来，逼得他们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为保存自己的民族，而不断地进行斗争，直到进行武装反抗和武装起义。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抗，不断地遭受过残酷的镇压，遭受过多少次的失败。但是，失败了，他们又总是再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同志曾经概括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这种侵略如何走向它的反面。在一九四九年，伟大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37]中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解放斗争具有现实的意义。伟大的十月革命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结起来，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新道路。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一个胜利的伟大范例。

　　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继中国革命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宏大的。经验反复证明，这些地区的斗争即使可能遇到某些挫折，但是，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是抵挡不了这种斗争洪流的。
　　现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正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包围之中。这种斗争对于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支援。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把资本主义国家本国的农民斗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支伟大的直接同盟军。
　　人们知道，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曾经提出这样的希望：“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38]列宁曾经痛斥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回避了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列宁痛斥他们说：“记得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这次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而是躲躲闪闪，就像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一样。”^[39]列宁在谈到农民同盟军问题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的时候，说：“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像不久以前那样的帝国主义屠杀，才能普遍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野蛮的矛盾”^[40]。斯大林也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41]。
　　人们还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马克思在一八七○年曾经针对着当时的情况，这样设想过：“在爱尔兰问题上进行了多年的工作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42]。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正当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著名论文，其中说过：“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43]。
　　列宁继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论点，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他认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在我们的时代是正确的。^[44]他曾经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45]。
　　斯大林继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论点。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
　　列宁主义“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46]。
　　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这一篇论文中，斯大林论述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4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明确地指出了欧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争取胜利的两个基本的条件。就外部条件来说，他们认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将是对于资本主义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
　　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大力地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斗争中的两支伟大同盟军的问题，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体地、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保证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总是引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热烈同情和歌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本人，都没有亲眼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像现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没有亲眼看到一连串的胜利，但是，他们根据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经验所揭示的规律，却愈来愈被生活所证实。第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上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关系的原理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更加证明这种原理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更加丰富了这种原理。
　　这样的形势，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当代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转移。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是不可压制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去领导它，就必然脱离人民，无从取得人民的信任。在这些地区的反帝斗争，无产阶级有着极其广泛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地区的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都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高举反帝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善于组织自己的同盟者，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揭穿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各种欺骗，把斗争引向正确的方向，使斗争逐步地得到胜利，使各种斗争的胜利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如果不是这样，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也是不巩固的，胜利的果实就有可能落到反动派的手里，而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被出卖的事例，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必须站在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最前线。这种支援，在实际上，同时就是帮助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事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想摆脱资本压迫的灾难，想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灾难，如果不取得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自己的支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倾听这些地区革命人民的呼声、研究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革命感情、配合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在他们的面前倚老卖老，摆老资格，摆老爷架子，指手画脚，像法国多列士同志那样傲慢自大地轻视他们，说他们“年轻、缺乏经验”^[48]；更没有权利以社会沙文主义的态度，诽谤、咒骂、恐吓、阻挠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应当了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工人政党，如果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采取不正确的立场、方针和政策，那末，它们对于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极重要的力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应当热烈同情、积极支援，而绝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容许采取制止、阻挠、欺骗和拆台的态度。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把支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有人认为，这种支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负担”。这是很错误的观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必须了解，支援是双方面的，是相互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反过来，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也支援和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很对：“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促进这个胜利，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49]
　　有人认为，目前反对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现实手段，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赛。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什么人民革命斗争，什么揭露帝国主义，等等，都不过是“最廉价的斗争方法”，“是巫师庸医的做法”。他们像富有的慈善家老爷一样地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说：你们不要“逞强”，不要激起“火星”，不要去追求“壮丽地死”。你们不要“对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没有信心”，等着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把资本主义彻底比输了，到那时候，你们自然什么都会有了，帝国主义也自然倒下去了。很奇怪，这些人总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这种态度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违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完全违背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也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利益。总之，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一个大好形势。这个形势，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是非常有利的，只有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是不利的。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区别国际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重要标志，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几点简要的结论

　　在这里，可以把以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论点，再总述一下：
　　第一，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镇压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国际宪兵，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在战后，美帝国主义肆意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不但奴役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控制战时的同盟国，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把这些国家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美帝国主义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它的狂妄野心也使它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益陷于孤立，它的力量实际上正在不断削弱，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美国人民、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能够在斗争中把美帝国主义打败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情况是不妙的，各国人民的力量在上升中。
　　第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至西欧，为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新的分化和新的结合。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它们的实际利益说来，比较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更为迫切，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看不到这点，就等于否认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矛盾的尖锐化，就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的具体政策；这样，共产党人也就不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社会主义阵营是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正义事业的最坚强的堡垒。这个堡垒的继续巩固、继续强大，将使帝国主义者更加不敢轻易触犯它。因为它们知道，触犯这个堡垒，对它们来说，是极大的冒险，不仅要尝到很大的苦头，而且直接关系到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
　　第四，有人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简单地只看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五，有人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认为只要取消他们所说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49a]，或者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50]，这种矛盾就可以在实际上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融合为一。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六，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力求加强自己在本国的统治地位和对外的竞争地位，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的这种地位。同时，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地加强军事机器，不仅是为了掠夺其他民族，排斥它们的国外竞争者，而且是为了在国内加紧压迫人民。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更加赤裸裸地表现为少数垄断寡头对雇佣奴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暴虐专政。认为那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过渡为社会主义，那里的劳动人民能够或者正在参加国家领导，因此认为“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51]。这不是十足的主观主义的呓语，又是什么呢？
　　历史并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而是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绝望中寻找出路。他们异想天开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所谓“中苏冲突”上面。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评论家老早就说出了他们的这个想法。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最近对中国共产党的荒唐攻击和诬蔑，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兴高采烈，他们起劲地耍弄挑拨离间的把戏。但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未免过低估计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力量，未免过低估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伟大力量，未免过高估计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能起的作用。历史事实终归要使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倒霉的总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错误，就是他们的提纲、报告和总结发言在国际形势问题上根本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根本离开了阶级分析。
　　列宁曾经嘲笑民粹派说：“他们的全部哲学不外乎长吁短叹地说，斗争和剥削是有的，但剥削是‘可能’没有的，假如……假如没有剥削者的话。”列宁说他们“一辈子都满足于这种‘假如’和‘假若’”^[52]。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不能像民粹派那样吧！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提纲和报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恰恰是放在这类“假如”或“假若”的设计上面。因此，他们得出的新概念只能是一堆非常糊涂的概念。

四．战争与和平

　　问题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几年来，有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喃喃不休地作了多少演说，盈篇累牍地写了多少文章，在市场上抛出了多少大书小书，但是，却不愿意认真地研究一下战争的根源在哪里，有什么不同性质的战争，什么是消灭战争的道路。
　　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要求在一天早晨废除国家。现在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在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要求在一天早晨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自负地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是“人类意识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贡献”，而“教条主义者”的罪恶之一，就是不懂得接受他们的这个科学礼物。
　　看来，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正在大力推销这种礼物。他们说，要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唯一的战略是他们自己所解释的“和平共处战略”，而他们的这种所谓“和平共处战略”的内容，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拥护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在目前和平时期，就拥有四十多万人的压迫人民的常备军队，有约十万人的警察和近八万人的宪兵这类武装队伍，还有美国的拥有导弹的军事基地。在这样的国家中，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和平与和平共处”，究竟包含一些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要求意大利政府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那当然是对的。除此以外，你们是否还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众同垄断资产阶级实行“和平与和平共处”呢？你们所说的这种“和平与和平共处”，是否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者会自动撤除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是否意味着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下武器、解散军队呢？如果做不到这些，那末，在意大利怎样实现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和平与和平共处”呢？推而广之，又怎样能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呢？
　　当然，如果能够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不是很好么？我们为什么不举手赞成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问题显然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说过：“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53]。
　　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又一次说明了这个理想。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54]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说过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是为永久和平而战；说过“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55]。
　　毛泽东同志在这本书上说，战争是“由于阶级的出现”^[56]产生的。同时，他说：“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57]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点，是完全符合列宁反复说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点的。
　　在一九○五年，那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年，列宁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58]
　　在一九一五年，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列宁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酷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59]*
　　列宁，他作为一个高度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最大的力量研究了战争的问题，做了大量的严密的科学分析。他痛斥考茨基那一类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许多谬论，给人类指出了消灭战争的正确的道路。
　　可是，现在有些人，自命为“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信口开河，却一点也不愿意考虑列宁是用怎样的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的，不愿意考虑列宁所得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任何科学结论。尽管如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别人背弃了列宁，只有他们才是“列宁的化身”。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过时了吗？

　　也许有些人会说，无须你们饶舌，我们也很熟悉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论点；但是，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列宁这些论点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
　　把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当成过时的东西，这是铁托集团首先公开提出的。他们认为，自从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列宁所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用以考察各种战争、判断不同战争性质的理论基础，已经不适用了。照他们看来，战争从此已经不是这一个阶级或者那一个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战争已经没有什么阶级的内容，已经没有什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别。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性质已经改变的说法，实际上是铁托集团早已有过的说法。
　　显然，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不会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否认“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原理，而解除自己的武装，放弃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镇压，不会因此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也不会因此放弃他们相互间为争夺超额利润而引起的冲突。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是力求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施加影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仿佛帝国主义者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争行动，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帝国主义者为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武装冲突，这些都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比如，美帝国主义者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策动的战争，这些也都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
　　究竟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所进行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武装冲突，算不算是战争？如果这不算是战争，那又算是什么？如果算是战争，那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制度和它的政策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陶里亚蒂和某些意共同志认为，“能够避免地方性的小战争”^[60]；又认为，“即使社会主义尚未在各处得到胜利，在人类社会中，战争也会成为不可能。”^[61]这大概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们的学说本身”“作一些新的考虑”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陶里亚蒂等同志这些话，是在一九六○年十一月间说的。我们姑且把一九六○年以前发生的事件搁起不说吧。在一九六○年这一年，世界各地就发生了
　　下面这些不同类型的军事冲突和武装干涉，其中多数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地方性的小战争”：
　　这一年是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的第六年。
　　这一年，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吴庭艳继续残酷压迫南越人民，激起南越人民更大的武装反抗。
　　一月至二月，在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同叙利亚发生了武装冲突。
　　二月五日，美国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在拉丁美洲多米尼加登陆，武装干涉该国内政。
　　五月一日，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上空，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
　　七月十日，比利时武装干涉刚果；十三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到刚果，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
　　八月，美国支持老挝沙湾拿吉集团挑起内战。
　　或许一九六○年发生的事件不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范围之内，那末，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世界事件是否就能够证实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预言呢？
　　可以考察一下事实：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间才被迫实现停火。这个战争到这个时候，已经持续七年多之久了。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进行的反人民的“特种战争”，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着。
　　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服务的“联合国军”（其中主要是印度的军队）还在镇压刚果人民。一九六一年初，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美、比帝国主义者唆使其走狗杀害。从一九六一年九月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军”向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控制下的加丹加省进行了三次武装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葡萄牙殖民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军队，对要求民族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这一血腥罪行，仍在继续进行中。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美国雇佣军武装入侵古巴，在七十二小时内，在吉隆滩被英勇的古巴军民全部消灭。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英国军队在科威特登陆。十九日，法国军队袭击突尼斯的比塞大港。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美国出动军舰、飞机，再次武装干涉多米尼加。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荷兰殖民者的海军在西伊里安附近海面袭击印度尼西亚的海军。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西伊里安展开了抗击荷兰殖民者的游击斗争。
　　一九六二年五月，美国阴谋扩大老挝内战，并企图直接出兵干涉。十七日，美国军队进驻泰国；二十四日，英国宣布派遣一中队空军进入泰国。美英这些军事行动，直接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经过老挝人民的坚决斗争，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的共同努力，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及其“议定书”。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武装船只轰击古巴首都哈瓦那滨海住宅区。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也门发生军事政变的时候，美国指使沙特阿拉伯出兵干涉。
　　一九六二年，印度尼赫鲁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不断地武装入侵中国地区；十月二十日，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采取海盗行为，对古巴进行震动世界的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
　　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古巴人民保卫自己祖国主权的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两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残酷剥削、横暴镇压和武装干涉，继续激起了许多国家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武装反抗，其中包括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的文莱人民的反英武装起义。
　　事实反复地证明了列宁所说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这个真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真理。现在和将来的事实依然会证实列宁所说的这些真理。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既然按照他们政策的需要，不断地在各种地区挑起战争，那末，谁也不可能阻止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压迫的战争。
　　或许，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认为我们前面列举的许多战争都不算是战争。他们仅仅承认，只有在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所发生的战争才算是战争。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新观点。
　　列宁老早就批评过认为“在欧洲以外的战争不算是战争”的这类荒谬观点。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一篇演讲中这样嘲笑地说：“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像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62]
　　现在，实际上就有列宁所批评的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个圈子没有战争，就是天下太平了。至于在其他地方，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是否在摧残和屠杀人民，是否在进行军事干涉和武装冲突，是否在挑起战争，都不算是什么一回事。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这些地方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星星之火”，会闯下大祸，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去研究这些地方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们具有什么性质，而笼统地武断斥责这些战争。能够说这种观点是列宁主义的吗？
　　还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一说到战争，就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仿佛除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以外，就没有其他战争可言了。这个说法也是铁托集团首先发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竟然也同铁托集团唱一个调子。这些人根本不愿意看一看现实生活，也不愿意想一想历史。
　　如果这些人的脑子还不那么健忘的话，就会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可是居然发生了世界大战。
　　当然，如果这些人的脑子不那么健忘的话，也还可以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苏战争发生以前，这次大战将近两年时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进行的。这两年的大战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苏联成为这次大战中反法西斯强盗的主力军，但是，也不能把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的大战看成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参加这次反法西斯阵线的，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外，还有英、美、法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许多被压迫被侵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可见，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所引起的，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利害冲突所引起的，都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
　　大战的发生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进行向外扩张的战争，世界大战绝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世界形势继续不断地发生了新的很大的变化。陶里亚蒂等同志说，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这话并没有说错。实际上，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指出了的。列宁根据对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估计，这样说过：“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63]但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当世界力量对比愈来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时候，当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已经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是不是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固有矛盾所引起的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已经自行消失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不再梦想和准备侵犯社会主义国家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不再侵略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已经不会再为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生死的斗争了呢？是不是说垄断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残暴地折磨、镇压本国的人民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不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规律，去观察战争与和平问题，就永远不能了解这些问题。
　　老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认为，“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就“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原因之一”^[64]。列宁对考茨基和其他老机会主义者这类不从社会制度、剥削制度去观察战争根源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曾经给以尖锐的批判。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65]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这样。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能用历史的、阶级的眼光去说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笼统地谈和平，笼统地谈战争，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人企图使人相信，实现了全面彻底裁军，压迫者手里没有武器，人民的解放就会“无比地容易”。我们认为这是乱说一通，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末倒置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字眼来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66]。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和平”，所谓“和平共处战略”，实际上是把争取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统治人物的“明智”上面，而不是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他们用各种办法束缚各国人民斗争的手脚，企图麻痹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企图使各国人民放弃革命行动，从而削弱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助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反动气焰，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历史唯物论，还是唯武器论？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原子武器出现以后，社会规律已经不起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陶里亚蒂同志的看法也是这样。关于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主要分歧，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论述。下面，我们准备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适当地、也足够地估计到新武器、新军事技术对军队组织和战争的作用。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67]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都不是唯武器论者。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过，“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又说，“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比白卫分子多，都比‘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多”^[68]。
　　为着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引列宁的一段话。他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69]
　　充分估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提出的一个根本原理。可是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常常忘记了这个原理。当原子武器在第二次大战末期出现的时候，有些人的头脑就开始糊涂起来了，认为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毛泽东同志在那时说过：“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70]。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英国贵族蒙巴顿，他发表过谈话说，“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71]。
　　当然，毛泽东同志对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是充分估计到的。他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72]。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且主张销毁核武器。同时，我们也一贯认为，无论如何，原子武器终究不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能最后解决战争的胜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灭亡，不能阻止各国无产阶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胜利。
　　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间，斯大林这样说过：“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家所想像的那样厉害。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垄断原子弹秘密会造成威胁，但是对付这点至少有两种办法：（一）对原子弹的垄断不会继续很久；（二）原子弹的使用将被禁止。”^[73]斯大林的这段话，是很有预见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喧嚷一种所谓军事理论，认为空军优势、突然袭击，就可以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破产。核武器出现以后，一些帝国主义者又在喧嚷这种理论，进行核讹诈，认为使用核武器，就可以迅速解决战争胜负。可以肯定，他们的这种理论，也一定要遭到破产。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像铁托集团那样，却替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效劳，大肆吹嘘这种理论，用以恐吓各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政策表现了它奴役世界的恶毒野心，同时表现了它自己的恐惧。
　　必须知道，首先动用核武器，对帝国主义者是有致命的后果的。
　　一、帝国主义者如果首先使用核武器，进攻其他国家，必然使它们自己在全世界陷于极端的孤立。因为这种进攻是对人类正义的最大罪行，是同全人类为敌。
　　二、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使本国人民处在对核武器的恐惧之中。帝国主义者坚持核讹诈政策，必将逐步地激起本国人民的觉悟，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参加美国向日本第一次投掷原子弹的一个空军人员，由于战后全世界人民谴责原子轰炸，曾企图自杀，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本身说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是如何不得人心。
　　三、帝国主义者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争夺地盘，扩大市场，抢劫其他国家的财富，奴役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但是，核武器的破坏力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考虑，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结果，同他们追求的实际利益是相矛盾、相抵触的。
　　四、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垄断。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核武器。你有导弹，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导弹。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前面所说的，是帝国主义者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必然引起的后果的一些问题。我们历来认为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其重要根据之一，也在这里。
　　同时，还必须知道，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疯狂地扩充核军备的政策，也增加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这就是：
　　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被迫承受空前沉重的军事开支的负担，本国国民经济越来越走向畸形的军事化，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它的扩军备战政策，越来越遭到人民的反对。
　　二、帝国主义者进行军备竞赛，特别是进行核军备竞赛，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曾说：“军国主义支配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可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自己毁灭的萌芽。”^[74]
　　现在更可以这样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扩充核军备的政策，正在支配着并且吞噬着北美和西欧，可是这种政策，这种新的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帝国主义制度自己毁灭的萌芽。
　　可见，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实行扩充核军备政策，结果只能使它们自己反对自己。如果它们敢于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必将是使它们自己毁灭自己。
　　结论是什么呢？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人类毁灭”的说法相反，结论只能是：
　　第一，将是人类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消灭人类；
　　第二，将是吃人的帝国主义制度被人类所消灭，而不是人类被帝国主义制度所消灭。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由于核武器的产生，“人类的命运今天是不确定的”^[75]。他们认为，在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在核战争的威胁下，谈论选择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按照这种说法，那末，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哪里去了呢？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真理，又到哪里去了呢？这种说法难道不是真正的“宿命论”、“怀疑论”和“悲观论”吗？
　　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这样说过：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76]

　　真理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这几年来，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他们大肆歪曲、谴责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硬把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把帝国主义制度和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论调。如果这些人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就会知道，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新制度，这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提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说过：“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77]。难道恩格斯所说的封建制度的废墟就是“人类的废墟”吗？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也说过，无产阶级要“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制度。”^[78]难道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废墟就是“人类的废墟”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的旧制度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这是用无理取闹的手段代替严肃的争论。能够说，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和谐的调子”吗？能够说，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用能容许的语气进行论争”吗？其实，陶里亚蒂同志本人在意大利法西斯制度复灭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应当在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在反动暴政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意大利”^[79]。
　　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可能采用罪恶滔天的手段，使各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牺牲，经历重大的苦难。但是，这种考虑是为着唤起人民的觉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找出正确的解放斗争的道路，找出人类在帝国主义威胁下摆脱苦难、获得和平的道路，找出有效地制止核战争的道路。
　　谁都知道，甚至连美帝国主义者也知道，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发动对外侵略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侵犯，而绝不是为了侵犯别的国家。如果侵略者把战争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身上，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首先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防御战争。
　　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也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争。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核优势，也根本不会、不允许、不需要利用核武器去进攻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核讹诈政策，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对核武器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方针、政策，就是这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方针、政策。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核武器问题上，故意歪曲我们的态度、方针、政策，制造一些卑鄙无聊的诽谤和谎言，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应当指出，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是很危险的，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离奇的提法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的社会制度性质，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这是从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论点。这个论点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所说的“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论点。
　　在任何国家中，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没有革命的要求，谁也不能够从外面把革命强加给他们；如果那里没有革命危机、没有成熟的革命条件，谁也不能够在那里制造革命。当然，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要求革命、自己起来革命，那末，谁也不能够阻止他们革命，像谁也不能够阻止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南越的革命一样。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实行和平共处，就是意味着“排除外国为了‘输出’反革命或革命来进行干涉的可能性”^[80]。请问：所谓“外国输出革命”，这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输出革命呢？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从来就是这么说的。难道一个共产党人可以这样说吗？至于说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从来都是对外输出反革命的。谁能够说，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输出过反革命呢？人们能够忘记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伟大的十月革命吗？人们能够忘记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中国革命吗？谁能够否认直到现在美帝国主义者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呢？谁能够否认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干涉古巴的革命呢？美帝国主义者作为国际宪兵，现在不正是在世界各地方大力输出反革命吗？不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力图干涉各国内政吗？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区别社会制度性质不同的国家，不了解“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而在谈论和平共处的时候，避开帝国主义者一直输出反革命这样的事实，笼统地把所谓“输出反革命”和“输出革命”相提并论，这种离奇的提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论点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列宁的观点。
　　我们在前面引述过，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坚决谴责战争”，“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但是，列宁从来都是认为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拥护正义的战争，没有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现在有人竟然不知羞耻地把自己比做列宁，说列宁、以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同他们一样反对战争的。他们阉割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谁都知道，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他主张，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就应当把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的第二天，在列宁的主持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名的《和平法令》。这个法令向国际无产阶级，特别向英、法、德三国觉悟的工人们呼吁，“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这个法令指出，苏维埃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81]。列宁提出的这个法令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件。可是，现在有人竟然敢于歪曲这个文件，割裂这个文件，把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压迫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故意地篡改为“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些人把列宁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歪曲列宁主义，歪曲历史，还要振振有词地说别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学说的实质”，这不是一种奇谈与怪论吗？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咒骂，就是因为我们反对一切曲解列宁主义的奇谈与怪论，坚持恢复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的原来面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这是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的。有人恶意地把这条路线说成是：“按照这种‘理论’，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是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过破坏、通过千百万人的流血和死亡。”这些人把保卫世界和平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并且认为，要和平就是要各国人民向帝国主义者屈膝，要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取消自己的解放斗争。他们只是乞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恩赐”世界和平，而不是依靠世界上各种爱好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去争取世界和平。他们的这种“理论”，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是反列宁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及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我们在《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说明。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有以下一段话：

　　“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现在，在这里，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论点，再简要地重说一下：
　　第一，我们一直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十几年来，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更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更有利于人民民主的斗争，更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孤立的。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那末，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避免核战争是可能的，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
　　第二，世界各国人民要保卫住世界和平，制止新的世界大战，制止核战争，必须互相支持，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反对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进行平等贸易。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干涉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有人认为，和平共处将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跟着变革，和平共处是“世界范围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82]；还有人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是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最先进的斗争形式”^[83]。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问题、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根本歪曲了列宁所说的和平共处政策。
　　第四，我们一向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者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实行必要的妥协。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84]
　　第五，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尖锐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调和的。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必然发生或大或小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冲突。这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利害所驱使的，是它们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因为实际利益而彼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这种说法等于说帝国主义已经脱胎换骨，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第六，既然资本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那末，谁也不可能保证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不会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侵略的战争，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另一方面，谁也不可能制止已经觉悟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进行反抗的革命战争。
　　第七，列宁所肯定和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个原理现在依然有效。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根本不同。这种情况决定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方面说来，它们进行战争或者要求和平，都是为了追求或者保持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继续，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从来否认这一点，正如列宁所说的，“‘战争是和平时期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策的继续’的这一思想始终是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85]。
　　第八，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将要到来，消灭一切战争的时代将要到来。我们正在为此而斗争。但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只能是在人类消灭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以后，而不可能是在这个制度消灭以前。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86]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们基本的论点就是这样。
　　我们的论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大量现象进行分析，对世界各国相互间极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对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新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这些论点不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经受了反复的考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无法驳倒这些论点，因此，他们只好依靠肆意歪曲、制造谎言等办法，企图打倒真理。
　　但是，真理怎么会被打倒呢？那些妄图打倒真理的人，迟早总要被真理所打倒。这样说不是更正确一些吗？
　　现在，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自以为世界历史是按照他们的指挥棒运转的，而不是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发展的。说到这一点，使我们回忆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过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的一段话：

　　“能感觉的钢琴，有这样的一个神经错乱的瞬间：以为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钢琴；而宇宙间的全部谐调，都是在它自己内部进行的。”^[87]

　　让那些以为自己就是一切、而一切都包含在自己的主观里的历史唯心论者好好地想想这段话吧！

五．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陶里亚蒂等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基本路线”，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88]；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论点，“作为目前形势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89]。
　　看来，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仅要把“意大利道路”，加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还要强加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提出的所谓“意大利道路”当成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而不能有旁的道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是很自负不凡的。
　　为着把问题弄清楚，我们不妨把他们提出的“意大利道路”、“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介绍如下：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最根本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90]。他们说，“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91]
　　二、“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92]这是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间说的，在意共十大的报告中，他又重申这是“具有纲领性”的意见。
　　三、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93]。
　　四、意大利宪法，“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准许和规定了若干结构改革”^[94]。“争取赋予意大利民主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斗争在宪法中有了广阔的发展场所。”^[95]
　　五、“我们可以谈论充分利用合法途径、甚至利用议会以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96]“必须赋予议会以充分的权力，使它不仅具有立法任务，而且具有它所应有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职权”，^[97]“要把议会权力确实地扩大到经济方面”^[98]。
　　六、“建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民主制度是同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而且是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99]
　　七、“摧毁这个最落后和最累赘的意大利社会结构，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能够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得政权以后”^[100]。
　　八、意大利的国有化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101]，可以“代表人民群众”^[102]，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103]。通过国有化，就能够“粉碎和废除巨大的生产力量的垄断所有制，并且把垄断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104]。
　　九、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105]，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106]。
　　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107]。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充分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自主来参加计划政策方针的制定和计划政策的实施”^[108]，能够使计划政策“成为满足人们和全国集体的需要的工具”^[109]。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就是：政治方面，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议会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新的阶级强行进入国家的领导”^[110]。至于什么是“新的阶级”，他们的说法总是含糊不清的。经济方面，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划化”、“国家干预”，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换句话说，就是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经过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他们的这类思想，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111]。可惜，这类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很古老很陈旧的东西，是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无情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如果说陶里亚蒂等同志有什么“积极贡献”的话，决不是什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发展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们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发展”，实际上也是铁托集团老早提出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铁托集团的“经验”作了“研究和深入了解”之后接受过来的。

　　同列宁主义做一个比较

　　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被推翻以前，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建立的时候，能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争论的最根本问题。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熟知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部伟大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保卫了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实际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所谓“改变国家内部均势”等等，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批判过的考茨基的观点。陶里亚蒂同志说：

　　“中国同志要吓唬我们，他们向我们提到考茨基，我们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112]是不是我们在吓唬陶里亚蒂等同志呢？是不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呢？我们也“请他们允许我们提醒”：好好地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吧。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愿意理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列宁说：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113]。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为着保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14]。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为它扫除发展的障碍。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者是资产阶级，为了使它们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的生产关系，为了巩固和发展它们的生产关系，都必须使它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都必须掌握国家政权。
　　剥削阶级进行革命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三大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它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的甚至已经是相当成熟了。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却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道理是很明白的：新的私有制能够在旧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却永远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
　　可以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同列宁主义相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能够逐步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可以不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究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呢？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缺乏实际感”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缺乏实际感”呢？
　　让我们来了解了解意大利的实际吧。
　　意大利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据统计，在和平时期，这个国家里，有官吏几十万人，常备军队四十多万人，宪兵近八万人，警察约十万人，有各级法庭一千二百多个，监狱近一千所。秘密的镇压机器和武装人员都没有包括在内。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驻军。
　　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中津津乐道意大利的什么民主、宪法、议会等等，却对意大利现有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不做阶级分析。这些暴力工具究竟保护谁、镇压谁？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镇压垄断资产阶级呢？还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呢？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谈论国家制度的时候，都不应当回避这个问题，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再看看意大利的这些暴力工具究竟是在干什么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
　　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年的三年中，意大利政府在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就打死、打伤三千多人，逮捕九万多人。
　　一九六○年七月，塔姆布罗尼政府在镇压意大利劳动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中，打死十一人，打伤和逮捕各一千多人。
　　在一九六二年范范尼的所谓“中左”政府成立以后，五月在切加诺，七月在都灵，八月在巴里，十月在米兰，十一月在罗马，连续发生政府镇压群众罢工和示威的事件，仅在罗马事件中，就打伤数十人，逮捕约六百人。
　　尽管这里举的是一些例子，但是，所谓“意大利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不是充分暴露出来了吗？难道在一个具有为镇压人民而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强大国家机器的意大利，在那里，所谓“意大利民主”，能够说不是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吗？
　　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吹嘘的“意大利民主”制度下，难道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能够参加制定意大利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吗？如果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是能够参加的，那末，你们能不能对现在意大利政府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负责呢？能不能对意大利政府让美国在意大利建立军事基地、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行为负责呢？当然，你们会说，你们不能对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对内对外反动政策负责。可是，你们既然自称能够参加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又不能丝毫改变现在意大利政府这些最根本的政策呢？
　　对于民主的阶级性质不加任何区别，而笼统地吹嘘“民主”，这是第二国际英雄们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唱烂了的调子。而现在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把这些烂调子当作自己的“新创作”，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
　　陶里亚蒂同志或许想把自己同社会民主党人划一条小小的界线。他认为，就“抽象的道理”来说，可以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也可以承认意大利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要“把道理说得具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认为，就“具体的道理”来说，
　　“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就能够“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和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使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115]。把陶里亚蒂同志这些暧昧的话翻译成人们能够看懂的话，就是：用不着意大利的人民革命，就可以使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步发生“质的改变”。
　　陶里亚蒂同志的“具体道理”反对他的“抽象道理”。他在说“抽象道理”的时候，接近了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当他说到“具体道理”的时候，就又远远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算是“教条主义”吧！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具体道理”来估量一番，那末，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小小界线就看不见了。
　　当现在有些人竭力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的时候，当现代修正主义者假借列宁的名义猖狂地进攻列宁主义的时候，我们想提醒人们读一读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下面两段话：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这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更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商品经济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没有别的阶级，只有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所发展、扩大、团结、巩固起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116]

　　请看，列宁在这里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根据十月革命的全部经验，得出了这样明确、这样肯定的结论。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不可能使政权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这种最深刻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这些话的时候到现在，世界上一切陆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经验，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阐明的这些具体真理吗？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吗？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不是在重申各国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当然，各国工人阶级是经过和平的方式还是经过非和平的方式，“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117]。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不是从意大利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现有的意大利宪法出发，认为意大利用不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新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扩大”。这就难怪，他们的所谓“具体道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真理，是多么的不同。

　　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意共十大提纲这样写着：“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和目前的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118]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说法，意大利的宪法简直是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一、共和国宪法“是意大利大多数人民自由缔结的团结公约”^[119]。
　　二、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标记的根本改革”^[120]。
　　三、共和国宪法“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121]。
　　四、共和国宪法“宣布国家政权‘以劳动为基础’”^[122]，它“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123]。
　　五、共和国宪法承认了“劳动者享有进入国家领导的权利”^[124]。
　　六、共和国宪法“肯定必须进行为革新我国社会、并推动它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造”^[125]。
　　七、共和国宪法已经解决了“在民主法制的范围里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126]。
　　八、意大利人民“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127]。
　　九、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128]。
　　十、“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129]。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大利现有的宪法是有一些美妙的词句的。但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资产阶级宪法所写的某些美妙词句，当作真实的生活呢？
　　意大利现行宪法一共有一百三十九条。但是归根到底，最能够表达这个宪法的阶级本质的，还是第四十二条关于“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这一个规定。从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个规定就是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在宪法中有了这个规定，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企图掩盖意大利宪法的这个实质，把这个宪法说得天花乱坠，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意大利宪法“带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标志”，它“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承认劳动者的若干新权利”^[130]。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谈到这种所谓“原则”和“新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意大利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比较一下，再做出论断呢？
　　应当知道，“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宪法都有的一条，并不是意大利宪法所特有的东西。“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口号，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朕即国家”的革命口号。而在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这个条文就成为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空洞词句了。
　　应当知道，并不是只有意大利宪法有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这类的条文。但是，有的宪法在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之后，接着就做了限制或取消这类权利的规定。正像马克思评一八四八年法兰西宪法所说的：

　　“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131]。有的宪法虽然没有在每条之后都接着做出这种限制或取消的规定，而资产阶级政府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他们的这种目的。意大利的宪法属于前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宪法，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132]的宪法。

　　列宁说过：“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133]意大利现在的宪法正是包含着“虚假的”和“不是虚假的”这种两重性。所谓“不是虚假的”，就是公开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那类实质的东西；所谓“虚假的”，就是那些用以欺骗人民的美妙词句。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政治的前途以至于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因为进步力量与保守反动力量之间将发生严重的冲突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前者要以我们宪法的一部分为依据，而后者却要利用宪法的另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进行抵抗的武器。所以，如果局限于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一切都写在宪法上了；让我们实现宪法上的那些规定，到那时人民的一切愿望就会实现了。’那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公民的觉悟、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制止反动派任何阴谋的能力来保卫自由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都不可能拯救自由。如果劳动群众中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力量不善于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民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善于粉碎反动势力的反抗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的章则本身也不可能保障我们有这种进步。”

　　或许，在一九四八年说的这段话里，陶里亚蒂同志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承认意大利政治的前途和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承认意大利宪法有保守反动力量可以利用的和进步力量可以利用的这种两重性。当时他认为，对于意大利宪法的迷信，“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
　　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间，陶里亚蒂同志在一篇演讲中又说：“很清楚，我国的宪法包含着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种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的纲领的要点”^[134]。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已经把意大利宪法当作“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了。
　　这样，一九五五年的陶里亚蒂起来反对了一九四八年的陶里亚蒂。
　　从此以后，陶里亚蒂同志就急转直下，简直是把意大利宪法完全神化了。
　　一九六○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宪法范围内行动，而且对一切问我们执政时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们请他们看看宪法。我们在我们的《纲领声明》中写过，我们现在重说一遍：可以‘在完全符合宪法法制的情况下实现必要的结构改革，以便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保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不受经济和金融寡头损害，把这些寡头排除在政权之外和使劳动阶级进入政权’。”就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要在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依靠资产阶级宪法，去“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
　　一九六二年，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又重申他们这种意见是“坚定不移的”。他们说：“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135]；是要“遵循宪法来要求和强制进行国家的变革，在国家内部夺得新的实力地位，以及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136]；是要形成“能够在合乎宪法法制的条件下实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政治集团”^[137]。他们还说：“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进行广泛的、协调的行动，这种行动旨在把国家推上一条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民主道路”^[138]。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是要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而根本忘记了：即使意大利宪法有一些词句美丽的条文，但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条件下，在垄断资产阶级拥有全副武装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宪法宣布为废纸。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虚假性，同时也应当利用资产阶级宪法的某些可以利用的条文，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在普通的情况下，如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宪法进行可能的合法的斗争，这是错误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左”倾幼稚病。但是，号召共产党员，号召人民去迷信资产阶级宪法，宣传资产阶级宪法能够给人民以社会主义，并且把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资产阶级宪法说成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139]，这就不简单是什么“幼稚病”，而已经是如列宁所说的，在精神上做了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当代的“议会迷”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也承认实现社会主义要有斗争，要经过斗争。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把议会的作用放在首要的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叙述意大利今天的宪法是如何产生的时候，说：“这是由于共产党人在一九四六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议会的道路”^[140]。
　　陶里亚蒂同志就是这样把“议会的道路”，作为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多年来，陶里亚蒂等同志反复地强调：

　　“今天，已经普遍提出有可能采取民主法制形式、甚至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141]。“这个论点就是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那个论点”^[142]。
　　“可以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143]。

　　这里，我们愿意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讨论：利用议会形式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从来认为参加议会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利用的一种合法斗争手段。在应当利用议会斗争的时候拒绝利用，而玩弄革命的儿戏，玩弄革命的空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坚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阐述的全部理论。有人故意曲解我们的观点，说我们一概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否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说我们认为各国人民革命可以在一天早上到来，或者如陶里亚蒂同志今年一月十日答复我们的文章中所说的我们要意共同志“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伟大时刻”。采用这种歪曲对方论点的办法来讨论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成了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得意的伎俩。
　　现在要问：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我们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分歧何在呢？
　　首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包括意大利现在的议会在内，都有它的阶级性，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的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144]。资产阶级的“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就愈能操纵资产阶级议会”^[145]。
　　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但是反对散布“议会迷”的幻想。也正如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政党“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146]。
　　又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讲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脓疮，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欺骗性。资产阶级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在他们的议会中容纳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正是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欺骗、腐化以至收买某些工人代表，某些工人领袖。因此，在进行议会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且随时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
　　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陶里亚蒂等同志根本抛弃了列宁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议会看成是超阶级的东西，毫无根据地夸大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把议会看成是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意大利的议会，完全着迷了。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有了什么“公正的选举法”，“在议会中形成符合人民意志的多数”^[147]，就会“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革”？，“改变当前生产关系，从而也改变大财产制度”^[148]。
　　事情真能够是那样吗？
　　不。事情只能够是这样：在保留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同盟者要在通常情况下，按照资产阶级选举法，取得议会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议会中都占有议席，有的党还占有相当多的议席。但是，资产阶级总是采取种种手段，或者是宣布选举无效，或者是解散议会，或者是修改选举法和宪法，或者是宣布共产党非法，不允许共产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个相当时间内，获得选票最多，在议会中也是第一大党，但是，当垄断资产阶级采取修改选举法，以至修改宪法的手段以后，就剥夺了法国共产党大量的议席。
　　只是依靠选票，能不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呢？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都不是依靠选票的。资产阶级宣扬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统治阶级，也都不是依靠选票的。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更不可能是依靠选票。正如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所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149]
　　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人政党”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御用的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暂时多数的议席，并组织政府。像英国工党就是这样，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若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英国工党一九二四年以来曾经三次执政，但是，帝国主义的英国照旧是帝国主义的英国，英国的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照旧是无权状态。我们要问：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
　　意共十大提纲说：必须赋予议会以立法、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充分权力。我们不知道意共的一些领导人所渴望的这种议会的权力，究竟将由谁来赋予？是由资产阶级赋予，还是由陶里亚蒂等同志赋予？事实是：资产阶级议会的权力，是资产阶级赋予的。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不管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有多大，议会总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资产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
　　共产党人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光指望通过投票，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并等待着被赋予领导国家的权力，这同考茨基的议会道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考茨基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150]。列宁批评考茨基的道路说：“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151]。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谈到利用合法途径和议会途径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这会是像我们当时所说的纯粹机会主义。”^[152]
　　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东西，到了现在就成为既正确又可能的东西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过去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现在忽然成为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陶里亚蒂同志的话，实际上承认了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同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走的路是一样的。
　　但是，当别人说他们走的就是议会道路的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却又改口说：“我要纠正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说——仿佛是无可怀疑的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意味着议会道路，仅此而已。这是不真实的。”^[153]他又说：“把这个斗争降低为议会竞选和等待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那将不只是幼稚，而且是幻想。”^[154]陶里亚蒂同志争辩说，他们不仅是主张“必须有一个起作用的议会”^[155]，而且还主张必须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56]。
　　很好，要求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是应当高兴的。同时，应当承认，现在意大利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意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可惜，陶里亚蒂同志只是从议会这个框框来看待群众运动。陶里亚蒂同志认为，开展群众运动，“在全国提出要求，然后可以由一个人民力量得到充分强大的代表权的议会来满足这些要求。”^[157]
　　群众提要求，议会来满足，——这就是陶里亚蒂同志的群众运动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原理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同样，在议会的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把运动的现在利益同将来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的运动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和最终结局联系起来。如果忘记了和违背了这个原理，就会陷入伯恩斯坦主义的泥坑，而在实际上接受“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试问，陶里亚蒂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公式，同伯恩斯坦的公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

　　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哥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答复中国《人民日报》社论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我们所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坚定不移的一点，就是承认：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今天也已经有可能和有必要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制定的办法，就能够改变意大利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财产制度”。
　　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制定的“结构改革论”在经济方面的办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实现“某些国有化的要求、规划化的要求、国家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的要求等等”^[158]；就是：“通过规划化、甚至若干生产部门的全部国有化等等来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159]。
　　也许陶里亚蒂等同志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权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谁也无权干预，我们也不想干预。但是，既然他们要别人也跟着他们想，跟着他们说，我们也就不能不继续就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先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说起吧。
　　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哪种国家没有干预过经济生活呢？当这些阶级处在上升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采取某一种形式；当这些阶级处在没落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又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同样性质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度里也会有不同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奴隶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也不说封建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单来说说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政策，如争夺殖民地的政策，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或者自由贸易的政策，或者保护关税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老早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类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所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现在的意大利才出现的新鲜东西。
　　或许，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不是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老早就实行过的政策，而主要是他们所说的“国有化”。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国有化”的问题吧。
　　实际上，从奴隶社会起，各种性质的国家都有它们不同的“国有化经济”。奴隶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封建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资产阶级国家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有了它的国有化经济。所以，问题是要弄清楚国有化的性质，弄清楚它是什么阶级的国有化。
　　像陶里亚蒂同志这样老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下面这些话：

　　“无论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没有托拉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式代表的国家总是不得不负起对于生产的领导责任的。这种转化为国有财产的必要性，首先是表现在大规模交通工具方面：表现在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160]

　　对这一段话，恩格斯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工具真正发展到超出股份公司管理范围，而其国有化已成为经济上必不可免措施的场合，国有化——即令它是由现代国家实行——才是经济上的进步，才是在社会本身掌握一切生产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一步。可是近来，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愿的奴仆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会主义。如果说国家烟草专卖制算是社会主义的话，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一定是应该算作社会主义创始人了。比利时政府为了极平常的政治上财政上的计较，自动去建造主要的铁路；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转归国家所有，目的只是要使铁路更便于战时利用，为的是把铁路官员训练成一群忠顺投票拥护政府的猪仔，而主要是为了要造成一种不依赖于国会的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上贸易公司，皇家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队，或是甚至三十年代在弗利德里赫•威廉第三统治时由一聪明才子认真建议过的……妓院国有制，也都应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161]

　　随后，恩格斯又着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国有财产”的性质问题。他说：

　　“但是，无论转入股份公司与托拉斯手中，无论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不会使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消灭下去。关于股份公司与托拉斯，这点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现代国家，那末它也不过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个组织，用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外部条件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侵害罢了。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合资本家。它把生产力愈多地拿到自己手中，它转化为总合资本家的程度也愈加完备，它所剥削的公民人数也愈加众多。工人仍然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非但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反而要达到极点，达到顶点。可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有制不会解决冲突，但它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162] ^[163]

　　恩格斯这几段话，是在垄断资本开始出现的时代写的，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开始变为垄断的时代写的。恩格斯所写的道理，到了垄断资本占完全支配地位的时候是否已经失效了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已经变革甚至消灭了“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由资本主义国有化或其他形式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呢？也许在别的国家不能这样说，而在意大利可以这样说吧？
　　在这里，我们只好来探讨一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意大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资本的集中产生垄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垄断前进了一步，而且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前进了一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各国都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战争中谋取高额利润，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垄断资本。战后，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在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为了集中资本的力量，攫取最高利润，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扩大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意大利早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一九一四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工业企业贷款银行团，给大银行和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本组织进一步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中，意大利政府以危机前的价格大量收购陷于破产的银行和企业的股票，把许多银行和企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组织工业复兴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作为法西斯政权基础的意大利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起来。目前，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同私人垄断资本合营的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比重。
　　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能不能像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意大利，国有化企业，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164]，可以是“代表人民群众”^[165]的，而且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166]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
　　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要方式是：
　　第一，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交纳的税款，来承担资本家投资的风险，保证垄断集团可靠地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垄断组织工业复兴公司系统，为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就一律由国家保本付息，年利一般高达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八，在企业盈利时还能再分得红利。
　　第二，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来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获得大量利润。
　　例如，意大利政府一九五五年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采购、订货等费用，就占了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通过国家收购企业和卖还企业这两种相互交替的形式，在一定的时候，把亏本和破产的企业，或者把国有化以后有利于某些垄断集团的企业转到国家手里；在一定时候把赢利的企业转到私人垄断资本集团手里。
　　例如，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季诺•隆哥的统计，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五五年，意大利历届政府为收购破产银行和企业的股票，共用去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相当于一九五五年意大利资产在五千万里拉以上的全部股份公司名义资本的二分之一以上。又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工业复兴公司从建立到一九五八年止，就先后把价值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的赢利企业的股票，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组织。
　　第四，利用国家权力加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剧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
　　例如，控制着意大利国家经济命脉的十家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期间，名义资本总额增加到十五倍。其中，菲亚特公司增加到二十五倍，意大利水泥公司增加到四十倍。意大利十家最大的公司，在意大利的股份公司总数中只占百分之零点零四，但是，它们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私人股份资本占意大利的私人股份资本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同时，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破产数字不断上升。
　　第五，通过“国家”的形式和外交手段，在国际上进行剧烈的争夺市场的斗争，并且作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有利的工具。
　　例如，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仅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就在阿联、伊朗、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苏丹、约旦、印度、南斯拉夫、奥地利、瑞士等国，取得了勘探和开采石油，或者销售石油，或者修建油管和炼油厂的权利，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夺得了阵地。
　　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大量利润的互相配合的两种形式。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绝不是像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那样，能够“限制和摧毁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167]，能够改变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意大利的一些人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今天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五十年前的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些人把意大利现在的资本主义叫做“新资本主义”。他们硬说在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新阶段”，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原理都没有用处了。照他们看来，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似乎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即利用“规划化”、“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等办法，并且通过“国际结盟”，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意大利，拥护和传播这种“理论”的，首先是天主教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者。陶里亚蒂等同志实际上也就是从这种“理论”中为他们的“结构改革论”找到了一种新的根据。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168]
　　陶里亚蒂同志的意见是：第一，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这样；第二，在资本主义的意大利，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为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必要并且能够对于国民经济采取某种调节的政策。我们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一些话，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在垄断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是为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调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而恰恰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
　　列宁说得很好：“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169]。
　　可是，某些意共同志认为，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实现什么“计划化”，就可以解决意大利历史上形成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170]。怎样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陶里亚蒂同志说：“列宁说过，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从这一客观的需要中，必须产生一种自觉的运动。”^[171]
　　我们都知道，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这一切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172]。在别的地方，列宁也还说过同类的话。列宁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173]。而陶里亚蒂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和他的所谓“自觉的运动”，恰恰像改良主义者一样，都是用暧昧的语言，来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且力图粉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

　　记住伟大列宁的教训

　　从前面叙述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是在国家与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彻头彻尾的总修正。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就公开地举起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总修正的旗帜。在这一年六月间意共中央全会上，他说：

　　“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是列宁，在阐述这个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刊编者注）的时候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工人阶级来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观点，而是他们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所主张的观点；这个观点特别被列宁发展了。这个观点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肯定说，不仅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而且也可能利用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陶里亚蒂同志在这里装作好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但是，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请看这些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已经极其显明地提出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74]。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175]。
　　在总结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以后，马克思提出了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列宁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176]。
　　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将不会像以前的革命那样，简单地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至于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推论，而是严格地根据历史的经验^[177]。在一八五二年以前，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178]

　　由此可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这是两个问题，而马克思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先后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陶里亚蒂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才主张的。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陶里亚蒂同志也像考茨基一样，“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179]。认为可以保留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种现成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同志不妨看一看列宁是怎样一再批判考茨基的。列宁说：“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对国家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就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让他们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它。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议论，考茨基背弃马克思主义和投降资产阶级的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明显的。”^[180]
　　当陶里亚蒂同志吹嘘他们的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的时候，必须知道，所谓“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正是考茨基首先发明的。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说：“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些斗争就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可见考茨基老早就已经企图用“结构改革论”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陶里亚蒂同志不过是继承考茨基的衣钵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两人的论点，那末，就可以看出，陶里亚蒂同志比考茨基还跳得更远。因为考茨基承认

　　“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而陶里亚蒂同志却恰恰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他们能够取得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意大利要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按照意大利那部十分奇妙的宪法，建立一个“新民主制度”，同时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或者又叫做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领导力量集团”^[181]。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是这个“新的历史集团”？，而不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至于这个“新的历史集团”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谁也不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时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182]，有时又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本身就是“领导力量集团”。这样的集团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还是各个阶级的联盟组织？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别的阶级领导？这些也都只有天知道！归根到底，他们这类异想天开、使人难以捉摸的提法，无非是为了避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根本思想。
　　陶里亚蒂同志所想的是，第一，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第二，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而他就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地阐明巴黎公社的经验，始终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说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列宁不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巴黎公社的经验分开，而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成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列宁认为苏维埃是“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183]，认为巴黎公社在粉碎旧国家机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184]。
　　陶里亚蒂同志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对立起来，并且也直接地否认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还否认了十月革命以后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意大利道路”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道路对立起来。
　　陶里亚蒂同志说：“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185]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一九五六年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大纲说：“用在苏联获得了胜利的那种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内已经表明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实质也在这里。
　　陶里亚蒂同志在提到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政权的斗争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的”^[186]。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的，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我们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在打碎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一个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同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87]陶里亚蒂同志为了辩护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或者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修改”，而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同十月革命的经验说成是“丝毫不相符合”的两件事，这种歪曲对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188]。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纲领，充满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平”的赞美，根本没有什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容；只有阶级的“和平”，丝毫没有什么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在革命的实践中，它是不断发展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由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绝不是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所得出的根本原理。抛弃和修改了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我们也愿意向陶里亚蒂同志“敬奉”一点忠言：不要自己高傲地声称不干俄国十月革命干过的事情，而是应当谦逊些，记住伟大列宁在一九二○年所提到的这个教训：“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189]。
　　拥护或者反对列宁所提出而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这就是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根本分歧。

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历史的分析

　　最近一个时候，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又忽然大嚷大叫，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他们一会儿说这是“低估帝国主义，涣散人心”，一会儿又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轻视”；一会儿说这是“假革命”，一会儿又说这是“因为害怕”。他们喧嚷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更卖气力，力求“后来居上”，表示自己并不“落后”。他们的说法矛盾百出，几乎语无伦次，无非是企图打倒这一个论点。但是，他们的一切说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总是不敢稍为认真地接触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
　　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首先发动了这个攻击。他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190]又说：“如果它是纸老虎，为什么为打倒它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和进行这么大的斗争呢？”^[191]在这里，陶里亚蒂同志如果是一个在小学里读书的小学生，他在回答语文课中一般词汇的释义的试题时说，纸老虎就是用纸糊的老虎，那倒满可以及格的。但是，用庸俗的观点是不能研究理论问题的。自命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192]的陶里亚蒂同志，在回答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的时候，却搬出这样一个小学生的答案来，这岂不是荒唐又荒唐，可笑又可笑吗？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从来就是十分清楚的。他说：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193]

　　不愿倾听真理的人比聋子还要聋。谁个说过，用肩膀推一下，帝国主义就倒了？谁个说过，为打倒它不需要花费力气和不需要进行斗争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再引述毛泽东同志讲过的另外一段话。他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194]

　　毛泽东同志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三大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两重性，而且说明了它们在面临人民决死斗争的时候的两重性。显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分析。

　　革命派与改革派的分水岭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革命者，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内，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人，只能是懦夫，只能是改良主义者，或者是投降主义者，而不可能是革命者。
　　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家之所以敢于藐视反动派，敢于藐视反动的统治阶级，敢于藐视敌人，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用新的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必要性，新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人民的面前。只要有了变革的需要，变革便是不可抵抗的，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变革迟早总是要出现的。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5]社会变革的需要唤起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当历史条件还没有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勉强提出革命的任务，勉强进行革命；但是，当历史条件已经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革命家，这样的人民先锋队，他们敢于贬斥反动的统治阶级，把它们看成纸老虎。他们在活动中，总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至于革命在什么时候爆发，在爆发以后革命或者迅速胜利，或者要拖延一个很长时间才取得胜利，或者要经过许多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才最后取得胜利，等等，则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具体历史因素。但是，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他们也还是敢于藐视敌人，坚信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向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前途。他一方面认为不适当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反革命力量，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了夸大反革命力量，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潜在力量，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估计。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对各国人民是很有利的。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有些人竟然集中力量肆意攻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观点，夸大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帮助帝国主义吓唬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相反的，他们是在那里壮敌人的威风，企图灭人民的志气。
　　列宁说：“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196]为什么革命家应当是强者，而且必然是强者呢？因为革命家代表了社会新兴的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们有强大的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反动派只能是弱者，而且必然是弱者，因为他们是脱离人民的，不管他们暂时在表面上多么强大，他们总归是要失败的。“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197]
　　为什么列宁一再地把帝国主义比做“泥足巨人”，比做“稻草人”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他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信新生的社会力量总归要战胜腐朽的社会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总归要战胜反人民的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些企图驳倒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的人，你们应当首先驳倒列宁的论点。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驳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等论点呢？这不是表示你们在真理面前的怯懦，又是表示什么呢？
　　对于每一个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不论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的说法，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都是很正确的譬喻。这种譬喻是根据社会规律得出的，是为着通俗地说明问题的本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有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从来常用譬喻来说明问题，有许多譬喻甚至是非常深刻而确切地说明了问题。有人表面上曾经被迫地表示同意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而仅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纠缠不清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大喊大叫呢？这除了他们思想上的极端贫困以外，当然还有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何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革命，一直在前进着。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重重矛盾，就像一座火山，一直在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宝座。帝国主义各国加剧进行军备竞赛，并且竭力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的轨道上。这些都是在把帝国主义引导到绝境。帝国主义的各种智囊团，曾经为他们的老板们现在和将来的命运，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计策，但是，都无法使帝国主义在绝境中找到可靠的出路。在这样的国际局势面前，有一些人，虽然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却昏头昏脑，以某种“世纪末”的感伤代替了清醒的理智。他们不想引导各国人民去摆脱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种种灾难，也不相信各国人民有摆脱这些灾难、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能力。
　　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关心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命运，倒不如说他们是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他们现在这样炫耀和夸大敌人的力量，替帝国主义摇旗呐喊，目的只在于不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而并不在于他们想反对什么冒险主义，他们最多只是用“反对冒险主义”作借口，来达到他们反对革命的目的。
　　列宁在一九○六年论俄国杜马（沙皇议会的名称）里面的自由派政党的时候，说过：“杜马内的自由派政党只是很不充分地、很怯懦地支持人民的意愿，它们对缓和和削弱正在进行着的革命斗争的问题比对消灭人民的敌人的问题更要关心。”^[198]
　　现在，我们在工人运动队伍里面正是遇到了列宁所说的这样的自由派，即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样的自由派，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缓和和削弱正在广泛发展着的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不是消灭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的敌人。要求这样的人理解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原理，当然是很困难的。

　　伟大的范例

　　某些英雄们，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以后，又把“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这些英雄们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种提法是“两面态度”，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英雄们在表面上似乎还承认战略和战术是有区别的，似乎还承认战术必须为达到战略的目标服务，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恰恰是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把战略的概念和战术的概念完全混淆在一起。他们不是把战术服从于战略，而是把战略服从于战术。他们沉溺于日常的斗争，并且在具体斗争中，或者是一味迁就，犯投降主义的错误；或者是轻举妄动，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归根到底，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取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略原则，取消国际共产党人的战略目标。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历史上，一切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明，同样，在历史上，一切成功的革命家之所以成为成功的革命家，不仅因为他们敢于藐视敌人，而且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局部问题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能够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一般说来，革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能够这样做，就不能指导革命顺利的发展，就可能犯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损失，甚至使革命遭受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毕生斗争中，一直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他们总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范例。
　　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用以下的一段话来结束的：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199]

　　这里所说的，一直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原则和总战略目标。但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非常审慎地估计到各国共产党人所处的不同条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千篇一律的死板的公式，要勉强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各国共产党人需要根据本国的条件，规定本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战略任务和策略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他们把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反对那种提出立即“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是他们当时的具体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从外面用武力发动德国革命，认为这是“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外国的德国工人“一个一个地”回国，以便他们投入国内的群众革命斗争。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具体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同那些“左”倾冒险人物根本不同。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力求从可靠的阵地出发。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年春天，对当时的形势，曾经一度估计，一次新的革命正要来临。但是到了夏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革命快要再起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有些人不顾客观可能的条件，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企图凭空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他们告诉工人们说，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反对这种冒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儿戏（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200]
　　在巴黎公社起义前几个月，即在一八七○年九月间，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机的起义。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起义以后，在那时候，马克思便以高度热情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的冲天英雄气概。他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这样说：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宽大’。”^[201]

　　请看，马克思就是这样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的！马克思正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目标来估价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的斗争是“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尽管巴黎公社在起义以后犯了一些错误，没有立即向反革命的凡尔赛进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尽管巴黎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所举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永远是光辉灿烂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钉在万年臭柱上，不论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202]
　　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恩格斯说：“公社的高度国际主义性质使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一切表现的勇敢挑战。全世界无产阶级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203]
　　可是，现在我们的陶里亚蒂同志，却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普遍意义的巴黎公社的高度评价，已经再不值得一提。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巴黎的工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需要长期的休息，以便养精蓄锐。而布朗基主义者不顾当时条件，主张举行新的起义，这种冒险主义的企图遭到了恩格斯的尖锐批评。
　　在欧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他们严厉地责备了革命空谈，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严厉地、甚至更加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占得统治的机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根本失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他们只要合法斗争，而没有决心同时采用不合法的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时候，同样，在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原则，同时，又根据每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审慎地采取灵活的战术和策略。
　　当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的第一部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束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问题。他说：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204]

　　列宁提出的这个战略原则，一直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同俄国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总方向。
　　列宁始终坚持这样的战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战略原则，他不调和地同俄国的民粹派进行斗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同经济主义者进行斗争，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斗争。
　　一九○二年，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围绕着无产阶级的战略原则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到党纲里面去，并且要求在党纲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敢于领导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完整地提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的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极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把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些战略思想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如此等等。
　　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列宁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无产阶级的行动。例如，无产阶级政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参加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抵制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这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那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实行必要的妥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拒绝妥协；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合法的斗争，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不合法的斗争，怎么样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灵活地结合起来；在什么时候应当进攻，在什么时候应当退却、迂回前进，等等。这些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都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明。列宁说得很对： “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205]列宁在说到各种斗争形式的时候，还说，各国共产党人在每个国家中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每个民族的特点和特性。在斗争中不考虑自己民族的特点，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列宁的思想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具体策略，一切战术，都是为着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调动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人民的敌人，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以便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总战略目标。这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206]。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下面的一段话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207]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全局的问题，即战略问题，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具体问题，即战术问题，也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
　　为什么在全局上，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腐朽的，是没有前途的，是可以被打倒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敢进行革命斗争，就会丧失革命的信心，就会把人民引入迷途。为什么在具体的斗争中，在战术上决不可以轻视敌人而必须重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还掌握着统治的机器，还有全副的武装，他们在人民中还有欺骗的作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推翻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就必须经历严重的曲折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宝座是不会自行倒塌下来的。
　　任何革命党派，如果放弃推翻旧制度的战略目标，不相信敌人可以打倒，不相信自己可以胜利，他们就不会去进行革命的斗争；如果只提出革命的目标，不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谨慎地对付敌人，不去一步一步地积累和扩大革命的力量，而只是把革命当成空谈，或者盲目地乱撞一顿，革命也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说来，事情更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的同时，如果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善于同敌人作斗争，那么，即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处于劣势，也总归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208]。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力求每次具体斗争的胜利，就有可能加速革命胜利的到来，而不会延缓或推迟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争取具体斗争的胜利，这就能够使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自身的经验相信敌人是可以打倒的，相信我们藐视敌人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有这一类的话：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革命人民要推翻反动派，道理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个一个的、许许多多的具体斗争，力争具体斗争的胜利，才能最后达到打倒反动派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209]这里说的是军事斗争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也适用于政治斗争。在历史上，一切革命派，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他们领导的力量总是比较弱小的。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如果他们在战略上没有“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气概，就只能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不能有所作为，就不能最后取得多数。反过来说，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上，不懂得组织群众，不懂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不懂得利用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不会运用“以多胜少”、“以十当一”的斗争方法，不会在具体斗争中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那就不可能取得每一个具体斗争的胜利，不可能积小胜为大胜，而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浪费革命的力量。

　　一面镜子

　　总之，在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十分关切解放劳动人民的最终目的，必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和信念，不能因为迷恋于眼前的、微小的利益和胜利，而忘记了最终目的，不能因为敌人表面上的暂时的强大，而丧失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同时，也要重视经常的、即使看来是不怎么显著的微小斗争，必须在每一次具体的斗争中，做好妥当的准备，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讲究斗争的艺术，使每一次具体斗争尽可能地能够取得胜利，以便不断地教育和鼓舞群众。应当充分地估计到，许多具体的斗争，包括微小的斗争，汇集起来，发展起来，会成为动摇旧制度的力量。
　　由此看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一致的，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待问题的辩证法。有些人，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说成是“经院哲学”，说成是“两面态度”，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哲学”究竟是什么？他们的“一面态度”究竟是什么？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中，对于那些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210]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又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211]

　　请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仔细地读一读列宁的这两段话吧！这两段话是真正可以作为某些人的政治镜子的。

七．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意大利共产党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大党。在法西斯统治的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个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了本国人民英勇地进行反法西斯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人民武装部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把这个法西斯的魔王判处了死刑。
　　意大利共产党的战斗业绩，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做了不少工作。合法斗争的条件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在合法斗争中缺乏革命警惕性和坚定性，那末，也可能在另一方面产生消极作用。关于这一点，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论列宁，都是经常向无产阶级提出警戒的。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修正主义被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呢？这是：第一，鉴于历史上有过许多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斗争的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二，因为世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滋长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条件；第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许多论点看来，可以直率地说，在意大利党内，也存在着这种危险。最近法国共产党的某些同志，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攻击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论点，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差不多都是一个版本。不仅如此。最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同时出现了一些人，正如列宁所形容过的，他们“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212]。这是一种怪现象。但是，只要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就会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现代修正主义不只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铁托集团就是首先举起修正主义的旗子，使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一步一步地变质。铁托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早已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帮手，而且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步一步地把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为像帝国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化的经济”。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米留可夫是对的。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213]

　　列宁这一段话说得这样好，就像是对于几十年后的铁托集团的预言一样。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修正主义？这正如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214]
　　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重申了莫斯科宣言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重要论点，同时谴责了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声明完全正确地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215]
　　莫斯科声明还说：“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216]
　　在这个庄严的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其中有意大利党的代表，有法国党的代表，有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但是，签字的墨迹未干，有些党的负责人就忽然同铁托集团称兄道弟起来了。
　　陶里亚蒂同志公然宣称，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说什么“咒骂‘铁托集团’绝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相反却会使我们退后许多步”^[217]。有人还说什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和团结方面迈出了脚步”，“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铁托集团的立场和他们的立场是“吻合和相近”的。他们言行不一，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当作官样文章。他们为了替自己作辩护，不择手段地糟蹋莫斯科声明，不承认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认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218]。在最近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致词中坚持莫斯科声明而谴责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竟然受到十分无礼的对待。而参加大会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却受到了狂热的欢迎。难道这就叫做“一贯遵守共同的、一致商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吗？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在精心策划下的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行动。
　　上述种种，使铁托集团陡然“身价十倍”。有些人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把铁托集团推崇为他们的“思想中心”，企图用铁托集团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用铁托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代替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有人不是经常说要“对对表”吗？现在有两种表：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一种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究竟要对的是哪一种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呢？
　　有人不仅不允许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且不允许我们提到第二国际时代的老修正主义，而他们自己却连篇累牍地、洋洋得意地重弹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恩格斯曾经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谈到蒲鲁东主义的时候，这样说过：“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知道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社会上继续存在着产生这种观点的条件，这种观点或者它的倾向总会一再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219]。我们现在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自然也必须研究他们的前辈人物，研究历史的教训，研究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如何回到他们的前辈人物那里去的。这难道不应当吗？为什么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历史比拟”呢？这样做，难道是触犯了什么忌讳吗？
　　既然这些人重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用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老修正主义者的手法、老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来攻击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人，那末，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禁止我们用列宁对老修正主义者的批评来回答他们。
　　列宁说：

　　“伯恩斯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翻来复去地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斯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终极目的’的‘运动’，推崇单纯防御性的策略，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斯坦派也曾大骂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雅各宾主义’，大骂不懂‘工人的自动性’的‘著作家’以及其他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终极目的，明白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一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翼间的这一分歧。初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提出过，而且是应当提出来的，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220]

　　我们引的列宁这段话，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伯恩斯坦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可以用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说，时代已经变了，条件已经不同了，重复马克思、列宁他们说过的根本原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反对我们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说明问题，把这种引证叫做“教条主义”。
　　借口摆脱“教条”的束缚，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很方便的手法。列宁老早就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采用的这种手法，他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221]
　　大家知道，列宁生活和斗争的时代，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写了许多杰出的著作，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大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方针、新的任务。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地、反复地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过的东西，例如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最根本意义的伟大著作中，更是不厌其详地作了许多的引证。列宁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说：

　　“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222]

　　由此可见，当马克思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列宁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现在，当列宁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引证列宁的话。因为这样做，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引证，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罪过”。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引证？如何引证？引证得对不对？有人故意避开我们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所要证明的主题，甚至连我们引用了一些什么话也不敢公之于众，而只是简单地攻击我们“一段一段的引证”^[223]。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竟然这样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到只保留一些僵硬公式的地步，并赋予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传教师的权利来负责传布教条”^[224]。他们使用这样自以为得意的刻薄语言来攻击我们，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思想感情，就是：他们一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立刻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些反对别人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的人，实际上是充当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充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教师”。
　　有些人强烈地攻击我们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可是他们自己却偏偏在实际上唠唠叨叨地重复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铁托的语言，他们的许多根本论点都是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铁托那里抄袭过来的。还有这样的人，大肆攻击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却特别喜欢圣经中的教条。他们的头脑里只装满了圣经之类的东西，而丝毫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
　　列宁经常反复地说到马克思、恩格斯这句话，“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当现在有些人宣传我们是“教条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直率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有丰富经验的。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就曾经出色地进行过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到现在一直注意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躺在书本上面，而是要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研究实际斗争的各种经验，而提出自己行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注意列宁所说的这个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25]毛泽东同志批评我们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226]。
　　在一九四二年《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227]

　　现在那些卖气力大喊大叫反对教条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教条主义究竟是什么，更说不上怎样反对教条主义。他们口口声声说，时代变化了，情况变化了，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是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根本认识不清时代变化的本质，情况变化的本质，根本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问题，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时而陷入投降主义，时而陷入冒险主义。迁就眼前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特点。因此，他们没有原则性的政策，常常不分敌我友的界限，甚至颠倒敌我友，把敌人当作亲人，把亲人当作敌人。
　　列宁说：“庸人从来不依据坚定的世界观和完整的党的策略原则行事。他们总是随波逐流，任凭感情支配。”^[228]现在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在我们党内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著名的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中，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根据实践经验来考察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呢？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呢？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229]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主观虚构的，而是总结了整个人类历史斗争的经验，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从伯恩斯坦起，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什么新变化，什么新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已经过时。但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变，都不断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种普遍真理不但适用于西方，而且适用于东方；不但为伟大的十月革命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也为世界各国已经胜利的革命所证实；不但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历来的工人运动所证实，而且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所证实。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说过，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全世界的每一历史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230]。
　　列宁在一九二二年《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还说过：“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停滞和腐败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231]
　　几十年来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些论断。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宣言提出的共同规律的第一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232]。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恰恰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否认了莫斯科宣言所肯定的这条最根本的规律。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根本原理的人，也必然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的世界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233]。
　　莫斯科宣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234]

　　现在有些人，完全蔑视莫斯科宣言中这个极其重要的论点，而把他们自己放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十分厌恶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叫做“两面态度”，叫做“经院哲学”。他们也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235]”。很清楚，这些人向唯物辩证法进攻，目的就是为了抛售他们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货色。
　　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不但同修正主义是对立的，而且同教条主义也是对立的。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同时，所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脱离了革命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死板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气勃勃，它的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断从新的革命实践中吸取新的经验，而不断地丰富自己。
　　列宁经常说到马克思主义是把最高限度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他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236]

　　列宁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又要反对脱离革命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反对教条主义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论述，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论到认识问题的时候，这样说过：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237]

　　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教条主义是从另一方面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脱离实际，臆想某些抽象的空洞的公式，或者生吞活剥地搬运外国的经验，硬加在群众的头上，从而限制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他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是死啃着一种斗争形式，不懂得任何国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都有着无限复杂的形式，不懂得同时应当采用各种必要的形式来互相补充，不懂得在情况变化的时候需要用新的形式代替旧的形式，或者利用旧的形式，充实以新的内容。因此，他们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可能争取的同盟者，而陷于宗派主义的错误；也往往轻举妄动，陷于冒险主义的错误。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如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末，它就不能掌握革命实际运动的规律，它在理论上必然是暮气沉沉的，在策略上必然是错误百出的。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把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导到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他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38]

　　原则性和灵活性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没有这种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战胜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的地位，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原则的政策。列宁主义所以能够继续战胜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且在新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就是因为列宁，接着是斯大林，他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坚持了原则的政策。
　　什么是原则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提出和制定的所有政策，都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能随风倒，而抛弃根本利益；不能只是迁就眼前事变，不能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而把原则当作商品去作买卖。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思想上、政治上把自己同其他一切阶级和它们的政党区别开来，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相区别。在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同反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者相区别。
　　有些人昨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革命的根本原则，今天却糟蹋这些革命原则。有些人刚刚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声明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39]这个论断，而不久却把铁托这些叛徒当作最亲密的兄弟。有些人同意声明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240]这个论断，而不久就认为人类命运取决于美苏两国首脑的“合作”、“信任”和“协议”。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不久就抛弃了这些准则，在自己的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随心所欲地公开谴责另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决不允许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分歧扩大到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上去，而自己却随意撕毁兄弟国家之间订立的许许多多经济技术合同，甚至在实际上断绝同另一个兄弟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论断，不久又大肆宣传说“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如此等等。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原则性呢？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原则的政策呢？
　　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原则的政策的时候，还必须有灵活性。在革命的斗争中，否认随机应变，否认迂回前进，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灵活性是实行原则政策的灵活性，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灵活性，实际上是抛弃原则政策。
　　在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这不是机会主义。相反，如果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条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必要的灵活性，适合时机地行动，而使革命斗争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那就可能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妥协问题，是灵活性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这样看待妥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拒绝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即有原则的妥协；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实行变节的妥协，即无原则的妥协。列宁说得很好：“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各种空谈的死对头。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分子的革命宣言时，恩格斯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不作任何妥协’的胡吹的声明是一句空话。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种种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实行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241]
　　一个真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么能够笼统地反对一切妥协呢？今年《红旗》第一期的《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篇社论，曾经说过：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又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人们知道，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在整个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历史中，托洛茨基扮演了一个十分可耻的脚色。托洛茨基在一切主要的问题上反对列宁，反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毫无原则性，时而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时而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他先是盲目地主张采取冒险主义的政策；后来他在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时候又违背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向德方发表叛徒式的声明，通知德方，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停止战争，复员军队。这样就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德国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
　　这就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有人把古巴事件同布列斯特和约事件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硬拉在一起，作历史类比，把自己比作“列宁”，把反对牺牲别国主权的人叫做“托洛茨基”，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列宁当时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大力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在谈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242]事变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见，说明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一种革命的妥协。
　　古巴事件呢？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事件中，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领袖誓死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显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原则性，他们既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古巴事件中，有人先犯冒险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要古巴人民接受牺牲自己祖国主权的屈辱条件。这些人拿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来掩盖自己，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
　　关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曾经作了如下的阐述。他说：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243]

　　这就是我们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伟大的号召，永远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必须遵守的准则。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把维护这种团结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民日报》今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已经重申了我们的立场。这篇社论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上的坚定不移的态度。
　　有些人在自己发动了并且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的荒唐攻击之后，忽然又唱起“团结”的调子来了。但是，他们的所谓“团结”，是只许自己骂人，不许别人讲理。他们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是只许自己任意攻击别人，不许别人给以必要的回答。他们一面讲团结，一面继续破坏团结；一面讲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公开攻击。他们还以威胁的口吻说，被他们攻击的人如果不封起自己的嘴巴，“那末就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加强这种斗争”。这些人对铁托集团倒是真正讲团结的。他们要的是同铁托集团的团结，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的是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或者是在某些人指挥棒的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不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样，他们所说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分裂的代名词。他们企图用团结做幌子，来掩盖他们进行分裂的实际活动。修正主义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修正主义思潮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了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从伯恩斯坦起，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潮曾经多次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喧嚷一时。但是，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无敌的。所有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个一个地在真理面前倒下去了，一个一个地被群众抛弃了。伯恩斯坦失败了，考茨基失败了，普列汉诺夫失败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布哈林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白劳德失败了，等等。现在有些人在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虽然也神气十足，气焰嚣张，但是，可以断定，如果他们老是不听劝告，老是执迷不悟的话，他们的下场决不会比那些老修正主义者、老机会主义者好一些。
　　有些人采用许多不老实的手段，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在起劲地闹分裂，但是，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是要求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是反对分裂的。某些人的分裂行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行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行动，是违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的，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们那种假团结、真分裂的手法，在人们的眼里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在历史上，一切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主义者，从来都是没有好结局的。我们曾经劝告那些闹分裂的人要“悬崖勒马”，可是有人还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劝告。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达“悬崖”，也不准备“勒马”。看来，他们还很有兴趣把分裂活动继续闹下去。他们既然一定要闹，他们就闹下去吧。群众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历史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真理。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文章，我们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
　　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分歧的道路是存在着的。这个道路就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道路。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莫斯科宣言所作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引述如下：

　　“会议参加者交换意见以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相互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244]

　　我们还愿意把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基本准则的几段话引述如下：

　　“在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日益加强每个共产党的队伍的团结，加强所有国家共产党人巨大队伍的团结，要求它们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义务。
　　“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最近几年来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经验和结果，特别是两次最大的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场的有效形式。”^[245]

　　在一年多以前发生了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攻击的事件以后，我们就多次呼吁，要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原则和办法，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多次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的公开的片面的攻击，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是无助于团结的。我们一直主张，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特别是首先发动攻击的党应当采取主动，停止公开论战，回到内部协商的轨道上来。我们现在的主张依然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就向有关的兄弟党提出，我们衷心支持一些兄弟党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认为，考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适宜的。我们当时就提出，要举行兄弟党会议，并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
　　我们当时就希望，从那时起，彼此间有争执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能够采取有利于和缓关系、恢复团结的步骤，即使是微小的步骤也好，以便改善气氛，为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和取得成就准备条件。
　　我们当时就建议，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停止公开攻击。
　　我们当时就认为，某些兄弟党之间根据需要，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交换意见，这对于兄弟党会议取得成就也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向有关兄弟党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解决兄弟党之间分歧的规定的。我们曾经多次地说明过这些意见。现在，我们再一次地说明这些意见。
　　最近，有的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如果是诚意的话，是言行一致的话，这当然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历来所希望的。
　　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必须团结起来，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
　　让我们高呼：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1] 见意共《团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2] 同上。

^[3] 见《团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路易吉•隆哥《政权问题》。

^[4] 同上。

^[5] 参看南斯拉夫《战斗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的演说。

^[6] 同上。

^[7]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十一页。

^[8]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五一页。

^[9]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陶里亚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

^[14] 同[9]。

^[15] 同[13]。

^[16] 陶里亚蒂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今天有可能避免战争》。

^[17] 同[13]。

^[18] 同[9]。

^[19] 同[9]。

^[20] 同[13]。

^[21] 同[9]。

^[22] 同[13]。

^[23] 同[13]。

^[24] 同[9]。

^[25] 同[9]。

^[26]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三七九页。

^[27]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二七页。

^[28] 同[9]。

^[29]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二一页。

^[30] 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1] 同上。

^[32]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一一九一——一一九二页。

^[33] 同[9]。

^[34] [13]。

^[35] [16]。

^[36] 《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一三七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八页。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四五四页。

^[39]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三一页。

^[40]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一二九页。

^[41]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页。

^[42]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五三——二五四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四页。

^[44] 参看《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四一二——四一三页。

^[45]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三八页。

^[46]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二页。

^[47] 《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页。

^[49a] 多列士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法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48]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四七页。

^[49] 同[13]。

^[50] 同[9]。

^[51] 同[13]。

^[5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一八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六七页。

^[5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四六六页。

^[5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页。

^[5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四页。

^[57] 同[55]。

^[58]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五三○——五三一页。

^[59]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七九页。
　　这段译文略有订正。这篇文章中，其他引用经典著作的地方，有的译文也略有订正。

^[60] 见一九六二年一月意共中央新闻宣传部编辑出版的《意共代表团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若干发言》一书。

^[61] 同上。

^[62]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三六九——三七○页。

^[63]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一七四页。

^[64] 见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

^[65]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七七页。

^[66] 《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六九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页。

^[68]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五六页。

^[69] 《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一七页。

^[70]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三三页。

^[71] 参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的注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三六页。

^[72]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九二页。

^[73] 《答〈星期日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先生问》。《苏联对外政策（一九四六年）》，莫斯科一九五二年俄文版，第七○页。

^[74]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七五页。

^[75]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

^[76] 见《红旗》一九六○年第八期，第一一——一二页。

^[77] 《反杜林论》，第二八○页。

^[78]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二三一页。

^[79] 转引自一九五○年五月意大利共产党出版的《意大利共产党》一书。

^[80]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81]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六卷，第二二九、二二八页。

^[82] 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一九六○年第八期，托多尔•日夫科夫：《和平——当代的关键问题》。

^[83] 见《团结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人的没有根据的论战》一文。

^[84]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页。

^[85]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九四页。

^[86]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二二页。

^[87] 《列宁全集》第一四卷，第二六页。

^[88]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89] 陶里亚蒂一九六二年四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90] 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91] 同上。

^[92]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93]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94]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95] 同上。

^[96] 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三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97] 同[94]。

^[98] 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提纲》。

^[99] 同[94]。

^[100] 同[93]。

^[101] 见意共《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安•培森蒂：《是结构还是上层建筑？》。

^[102] 同上。

^[103] 　见《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安•培森蒂：《国家干预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

^[104] 同[93]。

^[105] 同[89]。

^[106] 同[92]。

^[107] 同[92]。

^[108] 同[94]。

^[109] 同[94]。

^[110] 同[94]。

^[111] 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112] 同上。

^[113]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七卷，第七八页。

^[114]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七一页。

^[115] 　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16]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四一页。

^[117]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四页。

^[118] 同[94]。

^[119] 同[93]。

^[120] 同[96]。

^[121] 同[94]。

^[122] 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争取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

^[123] 同[94]。

^[124] 同[93]。

^[125] 同[122]。

^[126] 同[122]。

^[127] 同[94]。

^[128] 同[93]。

^[129] 同[93]。

^[130] 同[94]。

^[131]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八八页。

^[132]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三○九页。

^[133] 见苏共《真理报》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134]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党人争取自由、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

^[135] 同[94]。

^[136] 同[94]。

^[137] 同[94]。

^[138] 同[94]。

^[139] 同[93]。

^[140] 同[96]。

^[141] 同[122]。

^[142] 同[122]。

^[143] 同[133]。

^[144]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一○页。

^[145]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二八页。

^[146]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三二一页。

^[147] 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148] 同[98]。

^[149]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四○页。

^[150] 见《新时代》一九一二年第四十六期考茨基《新策略》一文。

^[151]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七六页。

^[152] 同[96]。

^[153] 同[90]。

^[154] 同[106]。

^[155] 同[90]。

^[156] 同[90]。

^[157] 同[90]。

^[158] 同[89]。

^[159] 同[94]。

^[1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四七页。

^[161] 同上。

^[162] 同上。

^[1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四八页。

^[164] 同[101]。

^[165] 同[101]。

^[166] 同[103]。

^[167] 同[94]。

^[168] 同[106]。

^[169]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二九—四三○页。

^[170] 同[94]。

^[171] 同[106]。
[3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

^[172] 《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二一一页。

^[173]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三○页。

^[1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八九页。

^[175]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八九页。

^[176]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三页。

^[177] 参看《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六页。

^[178]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一九页。

^[179]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六六页。

^[180]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四二页。

^[181] 参看《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182] 同上。

^[183]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四七页。

^[184]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四三页。

^[185] 见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86] 同[88]。

^[18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六页。

^[188] 同[94]。

^[189]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二页。

^[190] 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1] 见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192] 同上。

^[193]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四页。

^[194] 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九○页。

^[195]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八页。

^[196]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三页。

^[197]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页。

^[19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Ⅱ）》。《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四五三页。

^[1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四页。

^[200] 《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五七页。

^[201]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二八七页。

^[202] 《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八二页。

^[203] 《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俄文第二版，第二九一页。

^[204]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七——二七八页。

^[205]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七七页。

^[20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四五页。

^[207]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六七——一二六八页。

^[208]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七页。

^[20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二二二页。

^[210] 《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三一页。

^[211] 《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三一——四三二页。

^[212]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八页。

^[213]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一○页。

^[214]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一页。

^[215]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四○页。

^[216] 同上。

^[217] 见《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论‘铁托集团’》一文。

^[218] 法共中央全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的决议。

^[2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五二九、五三 ○页。

^[22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二——九三页。

^[221] 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一七二页。

^[222] 《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七三——三七四页。

^[223] 　见法共《新法兰西》周刊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一文。

^[224] 　见《人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纪律》一文。

^[225] 《“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四四页。

^[226]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八页。

^[22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二二页。

^[228] 《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一一卷，第三七七页。　

^[229]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一九卷，第一页。

^[230] 《列宁全集》第一八卷，第五八四页。

^[231] 《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二○四页。

^[232]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九页。

^[233]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二二页。

^[234]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页。

^[235]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一五页。

^[236] 《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一三卷，第一九——二○页。

^[237] 同[226]。

^[238]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页。

^[239] 同[215]。

^[240]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八页。

^[241] 《论妥协》。《列宁全集》第三○卷，第四五○页。

^[24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六页。

^[243] 《论党》，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年版，第一二二页。

^[244]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六页。

^[245]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四一——四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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